1970年8月20日前几天,庐山北面十几公里的九江机场日夜轰鸣,飞机频繁起降。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将在庐山召开,这是建国后党中央第三次在庐山开会,据庐山人说中央再也不会在庐山开会了,一在庐山开会就出事。但当时,上山的25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恐怕大多数没想到会卷进一场严肃的路线斗争。毛主席是8月18日乘专列从杭州到庐山的,会前有几天时间,他在庐山三所看书。
8月20日下午,周恩来坐专机从杭州飞到九江机场,傍晚上山,他是最后一个上庐山的中央领导人。第二天,周总理就全会议程书面报告毛主席和林彪。22日下午毛主席在驻地牯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全会日程和分组等事宜。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记载,在谈到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时,除毛泽东外,其他4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意思是并不一定由国家主席亲自出马。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在这个会上,林彪没多说,他表示同意周恩来等3人的意见。
在上庐山开会前,1970年3月初,积极筹备四届人大的周恩来给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的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随信附着宪法修改草案的提要。关于宪法草案中设不设国家主席一章,有两种意见,一种同意设,一种不同意设,这两种意见是不是都可以提交庐山会议讨论,按照我们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不就行了。
问题似乎没那么简单。从国家主席的历史看,建国后,由一届政协会议选举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毛泽东,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作为国家主席,会见外宾不断,迎来送往的事务性工作太多太乱,毛泽东提出退居二线,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于是,1959年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主席,一个党的主席毛主席,一个国家主席刘主席。到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选举结果仍同二届人大一样。按说5年一届人大,到1969年就应该召开四届人大了,可惜这时是个非常时期,连任两届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没有经过人大就被罢免了,国家主席一直空缺。虽说这时与国外交往不多,但一个泱泱大国,总或多或少同外国有国事来往,没个国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顺,外交上很不方便。所以在筹备四届人大起草宪法时,周恩来等都同意重新请毛主席出任国家主席。在表明这个态度时,他们恐怕都没想到“设国家主席”成了反党纲领,如果知道这是一个反党纲领,那他们一开始就不会众口一声。
但是,毛主席是不是那么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呢?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毛主席并没有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他自己不当是肯定了的。据“林办”秘书提供的“毛办”秘书给“林办”秘书的电话记录看,是这样的。林彪提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办”秘书说,他已经向毛主席转达了林彪的建议,毛主席对林彪说,我不当(国家主席),你不当(国家主席),让董老当。董必武是三届人大选举的国家副主席,升任国家主席也顺理成章。另一种意见是汪东兴回忆毛主席坚决不同意当国家主席,也不同意设国家主席。3月7日,毛主席在看了周恩来关于宪法中设国家主席的信后,要汪东兴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一节,并表示坚决不当国家主席。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大家讨论同意。周恩来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没到场,叶群前来听会,周恩来特意委托叶群转达毛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讨论的结果。3月16日,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到毛主席处,毛主席批阅,再次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3月1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在讨论四届人大问题的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4月11日晚上11点半,林彪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室挂电话,传达林彪的3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选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4月12日,毛主席看到电话记录,立即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此后,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第三次、第四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这个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应该说,在设国家主席这一问题上,政治局常委会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康生在会上说明了中央党政机关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反映上来的讨论结果,广大群众都热切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就不要。最后到底怎么样,请毛主席定。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似乎不应该有错。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看出“设国家主席”是一场路线斗争.
1970年8月23日下午4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院开幕,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有3项,一个是讨论和修改将在四届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另一个是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再一个是讨论战备问题。本来只有前两项议程,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庐山毛泽东的办公室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毛泽东建议增加一项内容,谈一谈当前的形势。他说除了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毛泽东说据他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当时康生强调说修改宪法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一次会了,全国人民也正在讨论修改草案。毛泽东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经毛泽东一再说,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都表示同意,康生也同意了。毛泽东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修改宪法的问题由康生讲。康生推脱说,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说了吧。毛泽东说,那你们两个商量好了。
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里,毛泽东问常委,你们还有什么说的?林彪表示要讲点意见。周恩来和康生都说,那好吧,你先讲。毛主席也同意,你们三人讲吧。
于是,林彪首先作了长篇发言。他手里有个讲稿,但他没有按讲稿念。林彪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来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林彪还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一个主题林彪翻来覆去讲了一个半小时。
林彪讲完后,康生表了个态,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提出,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那么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么宪法中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写了。
这时,毛泽东越听越坐不住,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林彪讲完应该是周恩来讲国民经济计划,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用很不高兴的语气对周恩来说,你讲吧。周恩来一看这种情况,表示不讲了,反正材料都印发了。康生也说不讲了,一脸不高兴的毛泽东宣布散会。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委员和各组召集人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等问题。吴法宪在会上建议要播放林彪讲话的录音,说这个很重要,要好好学习。江青、张春桥等没有表态,周恩来根据大家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决定24日上午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分小组讨论。8月24日上午,林彪的录音在庐山人民剧院播放了两遍。除毛主席和林彪没参加外,所有的与会人员都到场了。参加庐山会议的中央委员们大都没想到更多的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之前那些曲曲折折的事情。出席庐山会议的吴德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播放林彪录音时,有人提议要将这个讲话稿打印成文件,发给每位代表。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同意。
会后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还特意交代讲话稿要经林彪审定后发。汪东兴将毛泽东的指示电话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下午分组讨论林彪讲话。在林彪讲完话后,陈伯达给汪东兴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的几条语录,让他打印5份,发给常委。这是陈伯达和叶群连夜搞出来的。各组讨论会后情况汇总,有几个人的发言中引用了陈伯达摘编的称天才语录。这时,称天才的语录已经印刷好了,汪东兴打电话请示周恩来,说还没有印发,怎么办?周恩来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
庐山会议编组是按大区混编的,由华北、华东、西北、西南、中南等几个组分别讨论。华北组的会议由李雪峰作为召集人。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回忆,参加华北组讨论的,除了北京军区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几位外,他和郑维山、尤太忠、郑三生都出席了。分组讨论时,陈伯达被分配在华北组参加讨论。他到场时,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请陈伯达先讲。陈伯达也不客气,张口就说。他的福建话很多人听不懂,但陈先瑞听懂了,所以记得。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陈伯达也重复了吴法宪的话,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陈伯达边比划边说,有人不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在发言中陈伯达还讲了一通天才论。说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否定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
参加华北组讨论的汪东兴也说宪法要设国家主席这一章,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汪东兴表示了拥护林彪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热烈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节,说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8341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以后,汪东兴在回忆时说,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汪东兴说,我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也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如果说陈伯达的煽动性发言还让人半信半疑,在毛泽东身边深得毛泽东信任的汪东兴一说,华北组马上一边倒了。大家都激动起来,一些同志纷纷表示,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信,表示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华北组除召集人李雪峰外,参加华北组会议的还有几个省市的领队作为副组长,北京的吴德、天津的解学恭、山西的陈永贵、内蒙古的吴涛,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代表军队方面也是副组长。以后郑维山回忆说,听了陈伯达的话,尤其是听汪东兴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大家都很气愤,华北组的成员一个接一个表态,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旗帜鲜明呢?
那时,中央委员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起草“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发生过一场争论。稿子中有一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和过去的提法不一样,过去只说林副主席直接指挥,没说过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张春桥主张不改,争论得很厉害。这时毛主席住在杭州,因白内障视物不清,没有出席会议。
陈伯达在雾里,张春桥心里明白,但他不直说。如果他说穿,那陈伯达有什么争论的?再借他三个胆子他也不敢。陈伯达以为稿子就是张春桥这个文人加上的新鲜提法,他早对张春桥狐假虎威的态度极不满,正找不到茬口发泄。张春桥有老人家撑腰,也不退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会议情况写了封信交给汪东兴,要他转报毛主席。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让汪东兴删掉“毛主席和”这几个字,画个圈批回去,恢复了过去的提法。
8月13日下午,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吴法宪同张春桥也争了起来。张春桥提出把宪法的序言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删掉。吴法宪当场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