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20日前几天，庐山北面十几公里的九江机场日夜轰鸣，飞机频繁起降。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将在庐山召开，这是建国后党中央第三次在庐山开会，据庐山人说中央再也不会在庐山开会了，一在庐山开会就出事。但当时，上山的25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恐怕大多数没想到会卷进一场严肃的路线斗争。毛主席是8月18日乘专列从杭州到庐山的，会前有几天时间，他在庐山三所看书。

8月20日下午，周恩来坐专机从杭州飞到九江机场，傍晚上山，他是最后一个上庐山的中央领导人。第二天，周总理就全会议程书面报告毛主席和林彪。22日下午毛主席在驻地牯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全会日程和分组等事宜。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记载，在谈到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时，除毛泽东外，其他4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意思是并不一定由国家主席亲自出马。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在这个会上，林彪没多说，他表示同意周恩来等3人的意见。

在上庐山开会前，1970年3月初，积极筹备四届人大的周恩来给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的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随信附着宪法修改草案的提要。关于宪法草案中设不设国家主席一章，有两种意见，一种同意设，一种不同意设，这两种意见是不是都可以提交庐山会议讨论，按照我们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不就行了。

问题似乎没那么简单。从国家主席的历史看，建国后，由一届政协会议选举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毛泽东，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作为国家主席，会见外宾不断，迎来送往的事务性工作太多太乱，毛泽东提出退居二线，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于是，1959年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主席，一个党的主席毛主席，一个国家主席刘主席。到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选举结果仍同二届人大一样。按说5年一届人大，到1969年就应该召开四届人大了，可惜这时是个非常时期，连任两届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没有经过人大就被罢免了，国家主席一直空缺。虽说这时与国外交往不多，但一个泱泱大国，总或多或少同外国有国事来往，没个国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顺，外交上很不方便。所以在筹备四届人大起草宪法时，周恩来等都同意重新请毛主席出任国家主席。在表明这个态度时，他们恐怕都没想到“设国家主席”成了反党纲领，如果知道这是一个反党纲领，那他们一开始就不会众口一声。

但是，毛主席是不是那么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呢？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毛主席并没有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他自己不当是肯定了的。据“林办”秘书提供的“毛办”秘书给“林办”秘书的电话记录看，是这样的。林彪提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办”秘书说，他已经向毛主席转达了林彪的建议，毛主席对林彪说，我不当（国家主席），你不当（国家主席），让董老当。董必武是三届人大选举的国家副主席，升任国家主席也顺理成章。另一种意见是汪东兴回忆毛主席坚决不同意当国家主席，也不同意设国家主席。3月7日，毛主席在看了周恩来关于宪法中设国家主席的信后，要汪东兴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一节，并表示坚决不当国家主席。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大家讨论同意。周恩来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没到场，叶群前来听会，周恩来特意委托叶群转达毛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讨论的结果。3月16日，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到毛主席处，毛主席批阅，再次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3月1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在讨论四届人大问题的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4月11日晚上11点半，林彪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室挂电话，传达林彪的3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选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4月12日，毛主席看到电话记录，立即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此后，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第三次、第四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这个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应该说，在设国家主席这一问题上，政治局常委会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康生在会上说明了中央党政机关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反映上来的讨论结果，广大群众都热切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就不要。最后到底怎么样，请毛主席定。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似乎不应该有错。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看出“设国家主席”是一场路线斗争.

1970年8月23日下午4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院开幕，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有3项，一个是讨论和修改将在四届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另一个是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再一个是讨论战备问题。本来只有前两项议程，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庐山毛泽东的办公室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毛泽东建议增加一项内容，谈一谈当前的形势。他说除了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毛泽东说据他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当时康生强调说修改宪法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一次会了，全国人民也正在讨论修改草案。毛泽东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经毛泽东一再说，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都表示同意，康生也同意了。毛泽东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修改宪法的问题由康生讲。康生推脱说，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说了吧。毛泽东说，那你们两个商量好了。

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里，毛泽东问常委，你们还有什么说的？林彪表示要讲点意见。周恩来和康生都说，那好吧，你先讲。毛主席也同意，你们三人讲吧。

于是，林彪首先作了长篇发言。他手里有个讲稿，但他没有按讲稿念。林彪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来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林彪还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一个主题林彪翻来覆去讲了一个半小时。

林彪讲完后，康生表了个态，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提出，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那么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么宪法中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写了。

这时，毛泽东越听越坐不住，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林彪讲完应该是周恩来讲国民经济计划，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用很不高兴的语气对周恩来说，你讲吧。周恩来一看这种情况，表示不讲了，反正材料都印发了。康生也说不讲了，一脸不高兴的毛泽东宣布散会。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委员和各组召集人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等问题。吴法宪在会上建议要播放林彪讲话的录音，说这个很重要，要好好学习。江青、张春桥等没有表态，周恩来根据大家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决定24日上午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分小组讨论。8月24日上午，林彪的录音在庐山人民剧院播放了两遍。除毛主席和林彪没参加外，所有的与会人员都到场了。参加庐山会议的中央委员们大都没想到更多的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之前那些曲曲折折的事情。出席庐山会议的吴德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播放林彪录音时，有人提议要将这个讲话稿打印成文件，发给每位代表。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同意。

会后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还特意交代讲话稿要经林彪审定后发。汪东兴将毛泽东的指示电话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下午分组讨论林彪讲话。在林彪讲完话后，陈伯达给汪东兴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的几条语录，让他打印5份，发给常委。这是陈伯达和叶群连夜搞出来的。各组讨论会后情况汇总，有几个人的发言中引用了陈伯达摘编的称天才语录。这时，称天才的语录已经印刷好了，汪东兴打电话请示周恩来，说还没有印发，怎么办？周恩来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

庐山会议编组是按大区混编的，由华北、华东、西北、西南、中南等几个组分别讨论。华北组的会议由李雪峰作为召集人。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回忆，参加华北组讨论的，除了北京军区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几位外，他和郑维山、尤太忠、郑三生都出席了。分组讨论时，陈伯达被分配在华北组参加讨论。他到场时，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请陈伯达先讲。陈伯达也不客气，张口就说。他的福建话很多人听不懂，但陈先瑞听懂了，所以记得。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陈伯达也重复了吴法宪的话，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陈伯达边比划边说，有人不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在发言中陈伯达还讲了一通天才论。说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否定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

参加华北组讨论的汪东兴也说宪法要设国家主席这一章，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汪东兴表示了拥护林彪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热烈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节，说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8341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以后，汪东兴在回忆时说，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汪东兴说，我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也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如果说陈伯达的煽动性发言还让人半信半疑，在毛泽东身边深得毛泽东信任的汪东兴一说，华北组马上一边倒了。大家都激动起来，一些同志纷纷表示，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信，表示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华北组除召集人李雪峰外，参加华北组会议的还有几个省市的领队作为副组长，北京的吴德、天津的解学恭、山西的陈永贵、内蒙古的吴涛，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代表军队方面也是副组长。以后郑维山回忆说，听了陈伯达的话，尤其是听汪东兴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大家都很气愤，华北组的成员一个接一个表态，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旗帜鲜明呢？

那时，中央委员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起草“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发生过一场争论。稿子中有一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和过去的提法不一样，过去只说林副主席直接指挥，没说过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张春桥主张不改，争论得很厉害。这时毛主席住在杭州，因白内障视物不清，没有出席会议。

陈伯达在雾里，张春桥心里明白，但他不直说。如果他说穿，那陈伯达有什么争论的？再借他三个胆子他也不敢。陈伯达以为稿子就是张春桥这个文人加上的新鲜提法，他早对张春桥狐假虎威的态度极不满，正找不到茬口发泄。张春桥有老人家撑腰，也不退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会议情况写了封信交给汪东兴，要他转报毛主席。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让汪东兴删掉“毛主席和”这几个字，画个圈批回去，恢复了过去的提法。

8月13日下午，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吴法宪同张春桥也争了起来。张春桥提出把宪法的序言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删掉。吴法宪当场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华北组的人哪里知道这些背景？包括老帅陈毅也一样。陈毅在“文革”初特别敢讲，越不让他讲他越讲，他觉得自己讲的都是真心话，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后来他“认错”了，也积极想改正。他说以前我错了，这回我非跟上不可。陈毅第一个发言拥护设国家主席。包括钱学森都表示拥护，没有谁不拥护。总参军务部部长苏静“文革”初支左到了国务院，此时作为国务院国家计委主任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分配在华北组参加讨论，他也表态拥护。吴德在1970年以前，一直被当作叛徒嫌疑暗中审查，不仅中央的重要决定不告诉他，就是北京市里的一些会议也不让他参加。这次九届二中全会让他作为领队带北京市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上庐山，他很激动，却没想到庐山会有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吴德因为整一份很急的材料，没有参加第一次华北组会议，会后北京的吴忠把会议发言告诉了他，说陈伯达和汪东兴都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这种事在那个时候是相当敏感的，吴德忙问，谁反对毛主席？吴忠说他们没点名，不知道是谁。晚上吴德和李雪峰在会场碰到汪东兴，吴德问，谁反对毛主席，是什么人？汪东兴说有人，枪杆子，笔杆子。吴德还是不明白，又问李雪峰，李雪峰也摇头说不知道。以后，事情明朗化，吴德才听说反对毛主席的是张春桥。

当年随周恩来一起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有一天傍晚散步，他偶然听见王洪文在大声喊，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张佐良很奇怪，现在也不是文革初期红卫兵时候了，怎么还喊这样的口号？难道有谁反对毛主席吗？大部分中央委员的心情那时恐怕都和庐山的天气一样，雾团重重。

按照惯例，分组开会后各组都要搞出简报。8月24日讨论后，晚上11点多，在华北组负责简报的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把他参与整理好的简报拿来送审。简报的内容主要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解学恭拿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吴德说，我没有参加会，对发言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了。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一个吧。这样，吴德也在简报上签了个“吴”字。

简报送到中央办公厅，很快就印好发了。这就是九届二中全会的第六号简报，也就是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后来被定为反革命简报。

简报写道，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党内竟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对此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4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简报还提出，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这一章的建议。参加华北组讨论的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说不管是小组会上，还是简报上都没有提出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8月25日上午，华北组继续开会。这时各组也都看到了印发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整个会议的气氛被煽起来，各组都要求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这时华北组的发言都集中到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军队的中央委员们更是激动。陈毅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工人中的几个中央委员说，他们也要表态。吴德问这个态你们怎么表？假如问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啊。当天，吴德和陈一夫商量后，由陈一夫执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反映聂元梓到处串连，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请示总理以后的会议怎么开下去。25日下午，李雪峰接到通知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华北组的会议由吴德主持。河北省4名劳模先后发言，口径一致，对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提出质疑，认为宪法起草小组和委员会有问题，还点了康生的名。

他们讲完不久，谁也没想到事情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李雪峰回来了，对吴德说会议立刻停止。吴德觉得意外，问为什么停止？李雪峰只是简单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然后对大家宣布会议结束。散会路上吴德再一次问李雪峰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议停止了？李雪峰说毛主席主持各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毛主席批评了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并提出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刻停止。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三条：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立即收回会议第六号简报，没有发的不要发了；责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

8月25日晚上，吴德正在看电影，周恩来派人把他叫去，说他的那封信已经在政治局传阅了，要他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同志开个会，批评聂元梓，解决她串连问题。吴德把批评聂元梓的会议情况，手写了一份简报，交给周恩来。吴德还向周恩来汇报了河北省几个同志发言批评宪法起草委员会。周恩来说你为什么不在会上反驳。吴德说他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言。周恩来说，不是很好讲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主任是毛主席，副主任是林彪，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周恩来批评吴德为什么不讲？吴德问，那小组会如何再开下去，周恩来让他照原计划继续开，这说明周恩来也不是很了解内幕。从庐山回到北京不久，周恩来把吴德找去，叫他把写给他的信和那份批评聂元梓的简报处理掉，这是后话。

就在8月25日中午，江青带着十分惊慌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到毛主席那里讲了很长时间。中午吃饭时，有人通知汪东兴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问，看到六号简报了吗？汪东兴说在来的路上刚看到。汪东兴事先没看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毛主席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来过了，他们说这个简报影响很大。毛主席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听了汪东兴的辩解后，毛主席仍很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毛主席与汪东兴的谈话进行到下午2点，毛主席让汪东兴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3点到牯岭毛主席办公处开会。

许世友来参加会时，毛主席在院子里，与许世友握手时，毛主席说，你觉得我的手凉不凉？许世友说，凉。毛主席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国家主席呀？会前，毛主席逐一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谈话。这个临时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毛主席主持，他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收回第六号简报。毛主席还说，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毛主席还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提出应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这时，各组反映，在中南组的叶群、李作鹏，在西南组的吴法宪，在西北组的邱会作都要求收回他们发言的记录，叶群还专门跑到简报组，撕毁了她的的发言记录。毛主席笑着说，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毛主席批评后，陈伯达一时慌了手脚，检讨时把责任都推到陈毅身上。苏静打抱不平，发言说我们明明是听你陈伯达传达后才表态拥护的，陈毅也是受了你的骗，站起来支持怎么就变成他的了？事态变成了这样，陈毅这回是不敢说话了，看着苏静替他辩护。苏静并不知道要打倒陈伯达，也没有谁事先跟他通气，只是余秋里和李先念跟苏静讲现在庐山上比较复杂，你们不要乱走，一乱走串门子就成问题，搞不好就……因为苏静是国务院所属的中央委员，所以才被管国务院工作的余秋里和李先念提了个善意的醒。苏静听了陈伯达的说法，觉得陈伯达这样做不合适，可耻，好汉做事好汉当嘛，干吗看风使舵？苏静没想到批对了。在华北组会议上，有的代表发言不同。代表民航的一位中央委员没批陈伯达，以后单位还专门批他为什么不批陈伯达？不过还好，没把他打倒。不管批与不批，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不知不觉的。苏静说当时大家都想不通，他也想不通，下庐山后好长时间也搞不懂，但毛主席已经说华北组简报是反革命简报了，谁也不敢再说什么。周恩来说，整个华北组会议，毛主席虽然没有来，但洞察一切。

8月3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是否会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

1971年8月，毛主席在武昌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23、24、25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7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到马列主义。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简报时，毛主席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中央要讨论。在谈到解决措施时，毛主席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抛石头、挖墙角、掺沙子。看到38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24军、21军、38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38军整得苦。毛主席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这是抛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角。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有，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毛泽东3天后离开庐山，到了江西南昌。毛泽东在石家庄接见了李雪峰和刘子厚。当天中午，陈先瑞接到李雪峰的电话，让他和郑维山下午5点到丰台，毛主席要见他们。郑维山当时正在内蒙古前指，赶不回来，陈先瑞就和纪登奎、吴德去了。专列到北京时，毛泽东和吴德、纪登奎、陈先瑞、吴忠谈了话，还是《我的一点意见》的内容，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吴德当时听了毛泽东的话，意识到陈伯达后面还有人，不光是黄吴李邱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他想到了林彪。陈先瑞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军区分片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和部队学习会议公报的情况，毛主席肯定了军区分片传达的作法，又询问了部队情况。9月12日，毛泽东专列回到北京，还是在丰台，毛泽东与吴德等人谈话，说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没有完，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他后面还有人。还说到庐山会议的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吴德听了赶快检讨，说他也在简报上签了名，犯了政治错误。毛泽东挥挥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后面还说吴忠有忠。
一反寻常，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直到9月10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布，照例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讨论。至于庐山上的斗争，只字未提。自8月25日小组会后，大会秘书处通知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之后几天，华北组再没有开会。会议闭幕，华北组召集人李雪峰传达中央指示，在中央没有下达正式文件前，会议情况不准露出去，回去只讲会议公报，会议精神先向主要领导同志吹吹风。陈先瑞说，我们虽在庐山，但对这场斗争并不知道详情，只是觉得事情没有完。以后，陈先瑞才知道毛主席对庐山设不设国家主席爆发的斗争，并不想局限在对陈伯达的批判上，而是采取各种办法削弱林彪在军队的势力。这些办法，就是毛主席自己说的“抛石头”、“挖墙角”、“掺沙子”。

1970年12月华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央参加，被毛主席批评为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的军委座谈会也并入华北会议。会议分小会、中会、大会三种形式，小会是北京军区、北京、天津、河北省负责人，中会是省、市、军以上干部，大会是全体人员。会议由李德生和纪登奎主持，会上根据毛主席批示，批判了陈伯达，也严厉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同时对刘子厚和陈先瑞的严重错误也进行了批判。会议要求李雪峰、吴德、解学恭、郑维山检讨。吴德逃过了这一关，周恩来知道情况后还批评吴德没参加会为什么要在简报上签名，要他不用检讨，在大会上作一个发言，揭批陈伯达。汪东兴也过了关，他与毛主席谈话后，认识到犯错误了，考虑写检查。周总理说，你争取第一个写个检查吧。毛泽东看了汪东兴的书面检讨，专门和他谈了话，说这个检讨可以发到全会上，经周恩来批改后印发了。以后，回北京汪东兴也在机关作了几次检讨，事情就过去了。

江青自以为在庐山上“有功”，时常出现在会议上，多次讲话，有一次竟一连点了军区十几个人的名，每个人名前都冠以“王八蛋”。她把会议转向批“华北山头主义”，说北京军区是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搞政变夺权，谋害毛主席。当时谁也不知道江青的老底，以为她讲的有所代表，不是个人意见。陈先瑞说，搞得会议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有两位军职干部和两位师职干部被吓得心脏病发作，被送进了医院。

江青在会上点了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召集人李雪峰的名，说他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一个阴谋。李雪峰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时，陈伯达曾与他一起去了河北。陈伯达在唐山的讲话，使很多人受到迫害，一些人死亡。陈伯达问题株连到李雪峰和郑维山，刚开始批判时李雪峰认为，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明明简报是综合大家的发言，怎么就成了他的问题了？但问题越搞越大，李雪峰也不由不紧张起来，叫秘书回石家庄去烧有关的文件和档案，但还没来得及处理就叫尾随的人将这些材料全部没收，并抄了李雪峰的家。周恩来叫吴德等人去帮助李雪峰。吴德认为李雪峰和陈伯达没有特殊关系，李雪峰虽然到北京市工作还不到70天，但吴德知道他与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有对立情绪。但这个时候，谁也保不了李雪峰了，毛主席让李雪峰自己在会上检讨，李雪峰就把自己大骂了一顿，说我两面三刀、狼心狗肺……全是四六句，让整简报的人都没办法整。

到了1971年春节，历时一个多月的华北会议才宣布散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结论性讲话。李雪峰、郑维山作了检讨。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命令不是大会宣布的，是在同北京军区主要领导谈话时宣布的，免去李雪峰、郑维山的职务，还开除了李雪峰党籍，关到安徽的农场去了。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分任第一和第二政治委员。

1970年12月16日，毛主席在38军党委上送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在华北会议上，陈先瑞虽然没有被免职，但作为郑维山的同伙，也受到面对面的批判。多年他一直在思考38军的报告和毛主席批示这个问题。陈先瑞觉得陈伯达在北京军区的影响很小，毛主席对他的活动为什么估计如此之高，作出如此严厉的批评？显然包含着对军队、特别是对北京军区领导干部的不信任。陈先瑞认为，这是庐山会议上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引起了毛主席对北京军区的注视和不信任。多少年后，陈先瑞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反映大家意见建议宪法设国家主席之职，历史证明没有“反革命之罪”。“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这除了中央阻止他之外，北京军区是挡不住的。陈伯达到华北各地是“解决”地方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们没有请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太上皇”一说也不是事实。

从根本上说中央文革当时是全国各地的“太上皇”。军区没有与陈伯达狼狈为奸，不存在“没有很好打通思想”的问题。38军的报告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是正确的。说“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在北京军区这不是事实。说“陈伯达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保定问题”极其复杂，驻军与省军区各支一派，这两派尖锐对立，武斗不断。驻军支持的一派坚决反对省革委会一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当时却是中央所信任的。所以“保定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陈伯达。但是，毛主席看到38军的报告，认为找到了“石头”。

九届二中全会已经过去30多年了，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虽有正确的一面，但列举的种种“罪行”，有许多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李雪峰、郑维山工作上虽有缺点、错误，但与陈伯达是一般工作关系，说他们参与陈伯达的“反党活动”是没有根据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先后为郑维山和李雪峰彻底平反，并恢复了李雪峰的党籍。同时为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平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