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拉着林彪，接二连三的在中央大动手术，先是打了彭德怀，继而又推出顶峰论等个人崇拜的做法，直至打倒刘少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和林彪的蜜月到达顶峰阶段，在这个期间，毛泽东对于林彪基本是完全信任的，不仅听任林彪整垮罗瑞卿，也决定不再保贺龙，林彪本人在军队内部的两个大钉子全被彻底的拔出，诬告贺龙是吴法宪亲自出面的，以毛泽东的为人不会看不到幕后的指使人是谁，然而毛泽东终于决定抛弃贺龙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天平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和林彪相提并论。值得留心的是包括杨余傅事件在内都是在十二中全会开幕之前结束的，虽说十一中全会是给刘邓定了调子，然而还没有彻底的从组织上打垮他们，即使在十一中全会那么高的调门之下，还有朱德、董必武等人对刘少奇所犯的错误不以为然。特别是后来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出来后以及二月逆流出现，让毛泽东相信刘邓是不那么容易搞垮的，他自己不就对叶群说过，你转告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等等的话，以后把二月逆流说成林彪搞的主要是为江青等人开脱，也是毛自己开脱自己，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让人相信的，那就是二月逆流出现后，林彪不遗余力的支持毛泽东对三老四帅进行打击，毛林同盟这时是比较坚固的。

一直以来，给林彪翻案的人认为林彪对于毛泽东提拔他到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上本心是不愿意的，证明就是林彪的那一番自我谦虚的回答：“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能力和我的工作是不相称的，意料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诸同志，依靠文革小组的同志，以毛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盘石，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一切请示主席，一切按主席说的办，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有时候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的思路怎么办？那就是要朝朝夕夕的不坚持错误，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革命最伟大的天才，我们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思之再三，既然中央和主席都决定了，我就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随时也准备交班给别的同志。”（摘自《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讲话内容》）在这里，我们看到日后的林彪既没有大事不干扰也没有不坚持错误，更没有修正错误和错了赶快改。林彪这种照本宣科的自谦只能是官样文章的翻版，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决定确立林彪为第二号人物，林彪作为党内常委中资历比较浅的一位一下子被提升到唯一的党的副主席的位置，没有一个谦虚的表态那是不现实的。

还有人提出林彪没有一开始就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而是到了八月六日才从疗养地赶回北京的，似乎林彪并不热心这次决定他政治生涯的大会。实际呢？只要我们看一看，这次会议的前后安排和进程就会发现这些翻案者的错误所在。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在颐年堂会议上，毛泽东已经狠批刘少奇的工作组问题，八月一日，刘少奇为工作组一事承担责任，讲话时，毛泽东多次插话打断刘少奇，八月二日，刘少奇在自己树立的点北京建工学院检讨自己的错误，八月三日，刘少奇在和大区书记以及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时承认自己跟不上形势，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等，八月四日，刘少奇对建工学院工作组讲话时表示了自己实行的总退却意图。八月五日，毛泽东写出著名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对刘少奇完全抛弃。然而，这时林彪居然在大连疗养，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林彪没有回来参加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年的庐山会议，那时候，彭德怀发难上书，毛泽东为了从组织上和路线上搞掉彭，调了林彪上山，林上来之后不负众望，出手又狠又准。然则，彭德怀的势力怎么也不能和刘少奇相提并论，毛泽东为了对付刘少奇，一方面采取先撤藩篱，再剪枝叶，最后直捣腹心的策略，就是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的五月十九日，刘少奇在接见胡志明时还天真的认为中国党内最大的赫鲁晓夫已经揪出来了，那就是彭真。而前一天林彪大谈政变经，难怪党史专家谢春涛说：“知情的（决定打倒刘少奇）只有林彪、江青等少数人。”（参见《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主编谢春涛等，1999年9月第1版，1185页）另一方面，毛泽东就是采取蒙混的办法，像谢春涛说的那样，把刘少奇结结实实的蒙在鼓里。

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重新整合党内亲毛势力的大斗争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内容，文革之所以开幕也就是针对刘少奇等一批人，像这样的被林彪称之为“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的空前大斗争，林彪作为毛泽东一手培养的接班人和同盟军，如果袖手旁观，可以理解吗？林彪置身事外，有可能吗？毛泽东会让他置身事外吗？会让他轻松的躲开吗？答案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是不现实的。

那么，林彪为什么一直在大连呢？难道真的是疗养吗？


林彪在大连期间见了什么人，谈了一些什么话，目前还没有一定的史料给予披露，然而，林彪在毛泽东、刘少奇进行总摊牌之前不仅不在北京，反而远在大连疗养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的讲话之后，曾经在内部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反*革命政变，调兵遣将。”（参见《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谢春涛主编，该书1186页）也就是说，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也做了最坏的一手准备，通过林彪把军队严密的控制起来，以防万一。换言之，毛泽东考虑过可能出现像林彪说的那样的“苦跌打”现象，否则，林彪奢谈政变经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在毛泽东眼里，刘少奇虽然“只要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打倒你”（毛泽东原话，参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刘源等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但是，刘少奇毕竟是历史上形成的接班人，刘少奇系统在中央多年，可以说是盘根错节，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搞了很多的独立王国出来，特别是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合作，使得毛泽东一度在北京无人听话。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尽管战略上藐视刘少奇，可是，战术上却不得不重视起见。林彪这张王牌显然是要派到关键的用处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坚决支持，军队的干部战士也坚决支持。”（参见《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到九月之间讲话记录稿》15页，以及《风雨福禄居》，徐彬著，第十章）林彪用极其肯定的口吻告诉这些人军队已经在我们手中了，这次林彪回来是吴法宪亲自陪同的。稍后，毛泽东决定把林彪的这个讲话发到全会上去，立刻在全会引起了不小的波动。

从以上林彪的讲话片断，我们应该可以做这样一个设想，那就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之所以不急于调动林彪回来，主要是林彪负有另外的使命，疗养不过是借口罢了，早在罗瑞卿倒台之前，罗还亲自飞往大连向疗养的林彪汇报军委的工作，林彪本人也曾经在疗养地多次接见过部队的领导人，而这次疗养极有可能是林彪在外边联络部队的声气，作出一些利于毛泽东反击的军事部署，当然，这些部署都是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性质的，惟其如此，毛泽东才大胆放手在会议上直接对准刘少奇开火，并且写出了檄文一类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八月八日，林彪终于在会议上露面，而当天就通过了久议不绝的数易其稿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终于通过了，这里面点出了刘邓的错误所在，等于宣告了刘邓政治生命开始走向终结，而毛泽东在等到林彪回来之后才最终拍板决定把这个后来直接导致十年浩劫的文件整理并且推出来的背景也是显然和所谓的“军队的干部战士也坚决支持。”有着极大的关系。

毛泽东一向视军队为根本，以后林彪吹捧毛泽东是亲手缔造人民军队，毛泽东还表示过：“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文革起来后，军队的态度和风向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把林彪安排在外地的深意也在于此。所以说，不能以林彪没有赶回来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前期会议就确定林彪对反对刘邓并不热心，这是十分武断的。

还有一个论点就是为林彪翻案者的武器，那就是根据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一书中的记载说林彪不想当接班人，毛泽东硬是要林彪做，林彪还把毛泽东的批示撕碎扔进痰盂中，还是叶群拣出来贴好保存的。然而，目前只有官伟勋一个人的书中作出如此的介绍，其他的披露的资料中并没有如此的记述，按照王年一等人的观点，这是孤证，也是不足为取的。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林彪和邓小平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是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大力推荐的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对他有过高度评价，邓小平主导书记处不仅是毛泽东信任所致，也是毛泽东利用他分权刘少奇的一个手法。（具体可以参见我的旧作《建国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之兴废》系列）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赏识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也还是有所流露的，当然，不过分打击邓也有分化刘邓的意图所在，不过，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那种严厉的政治气氛中居然以全票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成为全会绝无仅有的获得全票资格的常委。所以，在最初按照得票多少排名时，邓小平是排在第四位的。而且，在这次全会上，除了谢富治对邓小平在会议期间做过批判之外，其他人并没有说邓的不对和是非，包括毛泽东在内。根据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一的王力回忆：“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对我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参见《王力反思录》和邓榕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我们知道，七月十六日正是准备召开十一中全会之前的集中批判工作组一事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竟然还把当时已经被认为在派遣工作组上犯了错误的邓小平作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可谓用心不一般，特别是毛泽东说邓出来“至少是常委”，由此可见，应该是中央副主席一类的职务，而后，当林彪死后，邓的二次复出也正是那个著名的“三副一正”。

还有一点是邓小平自己的回忆，邓小平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让我和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参看《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十一中全会上也没有作出打倒邓小平的决定。甚至都没有交待狠批。作为副统帅和亲密战友的林彪当然知道毛泽东的心思。然而，就在十一中全会结束不久，林彪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亲自披挂上阵，严厉的批判邓小平，林彪说：“一条是和四野争功，毛选上有一条是四野的功劳，邓小平硬说是二野的。第二条是红七军临阵脱逃。”（冯治军所著《邓小平与毛泽东》，皇福国际有限公司香港2001年十二月版，第331页）据与会者回忆，邓小平面对林彪的指责，没有丝毫的动容，“他看着天花板抽烟”（引言同上）其人对林彪的蔑视于此可见。

关于邓小平在红七军时的所谓临阵脱逃，实际上毛泽东后来曾经专门让秘书徐业夫在半夜时找到邓小平向他了解红七军时邓去上海汇报工作的事情，毛泽东还通过汪东兴传话给邓，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参见《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而且，根据邓榕后来列举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的临阵脱逃是不存在的，至少在毛泽东眼中是不能和什么叛变等联系到一起的，这也就是邓小平后来被毛泽东说到的“他历史上没有变节行为”的意思。可是，林彪并不放过邓小平，到了1966年十月，邓小平不得不屈从压力，写出了检查。然则在次年的五月，毛泽东还是再次表态要保一下邓。那么，林彪何以这么卖力气甚至是逆毛泽东意图行事呢？道理很简单，邓和林是同代人，年龄相仿（只差了三岁），资历相仿，又都是毛泽东属意的接班人人选，二人之间很是一种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刘少奇，林彪反而没有比之打击邓小平更多的卖力气，甚至还私下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的透”（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这表明，林彪打击邓小平反映出林彪对第二号人物和接班人位置的十分在意。

不过，从林彪极力打击邓的侧面也可以看出，林彪的本意或者说他的欲望基本上是界定在接班人的位置上的。我们这里之所以回顾一下林彪和邓小平的复杂关系也旨在说明一点，林彪惟其对于第二号人物当仁不让才会有后来的反复要求设立国家主席一事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