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造塔焚香”的仪式。据赵家庄的传教士范迪吉称：“（义和拳）这些人联成一气，逗留在被他们蹂躏的土地上，五十、八十、一百甚至二三百，结伙成群，造塔焚香，享受着抢掠来的果实”。（27）梅花拳本分为武场和文场，他们出去亮拳的时候，也要先叩头焚香，并供奉关公、关平、周仓等。就这点而言，几乎可以说是后来的义和拳基本组织“坛”的雏形。据后来的口述材料称，梅花拳似乎还有咒语，但这与1900年义和拳的“神降”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四是分散的组织缺陷。赵三多领导的义和拳本身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他完全依靠自己多年的威望来维持。但是，这种威望在突发的事件下往往会失去效力，正如他后来自己也被姚洛奇等人所挟制，不得不破釜沉舟投入反教运动中。在赵三多的义和拳徒众中，其成员组成是极为复杂的，如姚洛奇等人的激进分子，还有阎书勤等人“十八魁”，这些内部组织虽然都汇集在赵三多的义和拳旗帜下，但都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并不是一个完整团结的组织，而这点和1900年义和拳各组织的分散性基本相同，这也是义和拳缺乏战斗力的重要原因。

五是为日后义和拳在鲁西北和直隶的发展提供了散布的途径。在激进分子姚洛奇被杀之后，梨园屯的义和拳众领袖如赵三多、阎书勤等人纷纷躲避逃匿，如赵三多向北进入直隶的中部甚至到达沧州，而阎书勤也将活动防卫扩展到鲁西北一带。在这个过程中，以赵三多为代表的义和拳也将他们的一些观念和仪式不断加以传播，正如赵三多的谋士郭栋臣所称，在1899年的四月间，赵三多联系直隶各地的梅花拳师父在正定府大佛寺相聚，据会上反应赵三多似乎在直隶各地受到欢迎，有人还鼓动他与静海等县吃符念咒的铁布衫等秘密组织联合，以图东山再起。（28）

不过，现在似乎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赵三多的义和拳和日后突然勃兴的义和拳有直接关系，因为1900年义和拳中的“刀枪不入”观念、“降神附体”仪式和画符念咒行为是梅花拳所没有的，而作为梅花拳（包括赵三多后来的义和拳）重要组成部分的拳术，在1900年义和拳中反降到一个次要的地位。因此，我们绝不能将赵三多的义和拳与1900年义和拳混同起来，也不能说1900年义和拳是直接起源于赵三多的义和拳（或者梅花拳），最多只能说他们具有同样的文化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梅花拳改名义和拳之后，山东巡抚张汝梅在给清廷的奏折中称：“直隶、山东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今年复沿用义和名目。远近传讹，以义和为义民，遂指为新立之会，实则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并非故与洋教为难”。（29）在这里，张汝梅有意回避了曾被清廷禁止的“义和拳”这一名称，而称赵三多的义和拳为“义和”乡团，这也是义和团名称的首次出现。

固然，山东的地方政府在旷日持久的梨园屯教案中认识到下层民众的巨大能量，也试图以怀柔政策并通过地方团练的方式来将他们纳入到可控制范围，但张汝梅在奏折上所声称的“义和”乡团显然是子虚乌有之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义和团”这一名称却由此成为后来历史所通用的代名词，这显然是对赵三多所领导的义和拳的一个误解。事实上，从赵三多的义和拳到后来历史上真正的义和拳，虽然雏形已经基本显现，但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突破，那就是后来的义和拳独有的“降神附体”仪式，这才使得华北的各种反洋教力量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几至于不可收拾，而这也是下一章的内容，“神助义和拳”的粉墨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