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似是而非的义和拳

从性质上来看，梅花拳是传统的拳棒组织，它并无反洋教的倾向，正因为如此，赵三多才在其他同门拳师的要求下，将自己的梅花拳主动改名为“义和拳”，以表示划清界限，避免因为自己和徒众的行为危及其他同门拳师。

赵三多改梅花拳为“义和拳”，既有取其原名“干枝梅花义合拳”后称的用意，也有一种乡间普遍渴求的“公理公义”文化的体现。所谓“义和”，可以解释为一种“义气和合”的文化。“义”有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是“侠义”，体现在联结师徒兄弟的义气相助；第二层是“仁义”，和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结合；第三层是“正义”，体现的是一种亘古不变的哲学概念。“义气和合”的文化，便是在上述三层含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与团结，使之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目标的团体，由此，义和拳也就不再是梅花拳那样简单的拳棒组织了。

可以想象，赵三多、阎书勤等人乃至1900年前后那些拳民最终能够蜂拥在义和拳的旗帜下，可见他们对这种“义气和合”的文化是相当的认同。在教民和教会的眼中，他们可能是一群毫不相容的本地暴徒，但义和拳民自己决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肩负着乡间的公理和正义，他们的行为具有正当的合法和合理性。换句话说，他们焚烧甚至打杀传教士和教民的行为，他们并不认为是犯罪。

在义和拳民的眼中，教会代表的是一种和中国传统文化、风俗及秩序完全不相容甚至是侵略性的异质文化和力量，而教民在他们的眼中都是些异己分子，他们给当地带来了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这种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决定了他们无法与西方的教会和皈依的教民相容。这种二元的冲突，在下层民众尚未开化的十九世纪末是非常正常而自然的事情，在后来的神拳更是将之推到“神鬼”之战的极致。

不过，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虽然赵三多的徒众自称是义和拳，但他们和席卷1900年的义和拳是两回事，两者虽然在名称、组织甚至抗争口号上有类似之处，但不能说1900年的义和拳是起源于赵三多的义和拳，把他们等同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事实上，试图从组织下来探究义和拳的起源是徒劳的。在此之前，有许多专家和学者都为义和拳的起源而殚精竭虑，争论不休，但他们的争论忽视了义和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1900年的义和拳并不是起源于一个点，而是多点同时的无序爆发，这和寻找河流的源头是完全两回事。就同一时间而言，我们无法说一条大河是因为它的发源重要还是他中下游的支流重要。

正因为如此，去追踪1900年义和拳的发源点或者某个组织意义并不大。与其去争论义和拳是起源于白莲教、八卦教或者大刀会、梅花拳之类，倒不如从义和拳发源的文化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仪式特点着手。事实上，1900年义和拳的爆发是突然的，他的特点是突发性、多点爆发和无组织性，非要去将它与某个秘密结社组织相联系只能是盲人摸象，只及一点而非全部。

如果从义和拳发源的文化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仪式特点入手的话，反倒可以清晰的看出1900年义和拳的一个发展脉络。事实上，义和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综合的过程，比如它从大刀会中借用了金钟罩武术的“刀枪不入”观念，而金钟罩武术和“刀枪不入”的观念在华北农村的武术练习者中间本就是一种沿袭已久的文化，它与后来高潮时期的义和拳相结合，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情。

从上文可以知道，赵三多的义和拳为1900年高潮时期的义和拳提供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元素或者雏形：

一是它的名称，后来的义和拳直接采用了赵三多他们同样的名称，这也说明了他们对“义气和合”文化的认同，这种文化不仅在华北地区，在整个中国也是被认同的。事实上，“义和”的提法决不是赵三多首创，在此之前，以“义和”命名的组织也曾零星的出现过，譬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对付捻军，威县组建了三支团防，其中就有一支名叫“义和团”。（26）而在更早的，还有1774年王伦起义中曾提及一个组织叫义和拳，1813年八卦教起义时也有一个组织叫义和门拳棒。为此，后来吴桥知县劳乃宣还在《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还称义和拳起源于白莲教及八卦教等邪教，但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劳乃宣似乎有诬陷的用意）。

二是为后来的义和拳提供了标准的口号，这即为“扶清灭洋”。关于这个口号的起源，本是法国传教士伊索勒将之翻译成“顺清灭洋”（或者“从清灭洋”），而一位美国的传教士则将它翻译成“举清灭洋”。总而言之，赵三多的义和拳似乎要表达的一个意思，便是不打算和清廷及当地官府作对，而把矛头指向了洋人、教会及其教民。就这点而言，清廷显然无法容忍拳民们的这种支持，他们很快调集了大量的兵马来对付赵三多的拳众，并将之打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或许是不欢迎外国传教士的，但他们首要的任务是要保证当地的稳定，对于义和拳“扶清灭洋”的动机和结果，除了在1900年夏天的形势所迫之下，他们从来就没有对此予以认同。换句话说，义和拳自始至终都是清廷的怀疑和打击对象而非依靠对象，尽管作为中国人，他们在感情上可能对义和拳有所同情和理解。对于这一点，研究者和读者都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