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情况下，和赵三多一起传习梅花拳的其他拳师（可能是赵三多的同辈师兄弟）便出来劝说赵三多不要举事，他们说：“我们的祖师从明末清初传到现在，已有十六七代了，文的看书，给人治病，武的练拳，强壮身体，从没有过叛乱的事。事闹不成，就不能出头露面了。”（23）从历史上来看，梅花拳的确是没有做过反叛的事情，嘉庆年间别一派冯克善参加八卦教起义的时候，他的师傅唐恒乐便不认他这个，并协助官军进行了镇压。

在同行的压力下，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取“干枝梅花义合拳”全称的后称谐音），以表示自己的活动与梅花拳无关。由此，梨园屯一带的反教会斗争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898年的九月，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秋天。当时在威县赵家庄教堂的耶稣会传教士伊索勒在日记中的描述：“九月十一日（10月25日），上午十点钟，有人来将义和拳暴动的消息告诉我，这些暴动者的标志是头裹手巾，脚穿长靴，武器是快枪和长矛，他们的旗帜是镶有黑边的黄幡，上面写着‘顺清灭洋’的字样。他们打算在新年的头一天发动普遍的起义，从此时到那时，到处招兵买马，操练武艺。他们同官吏妥协，只进攻基督徒。”（24）

当时据称是受到山东衙门将派出官兵捉拿拳民的传言影响（传言发布者及其动机未为可知，不过在此之前阎书勤的哥哥和“十八魁”的另一成员被捕，加之一队士兵在搜查沙柳寨的时候曾拿走一些牛肉），于是姚洛奇等人便传贴聚众，准备联合起来和教会拼闹。但是，赵三多开始并没有下定决心把事情搞大，但这时他不但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就连他自己也被这种激进的力量所挟制。因为就在九月十一日这天夜里，姚洛奇和“十八魁”等人将赵三多家的房子烧毁，强行拉他出山。这种做法，和梁山泊众多好汉被迫入伙的故事很是接近。

在随后的几天里，在直隶和山东交界的冠县、丘县和曲周县等地拳众随后逐渐汇集，并开始征召人马并调集粮草马匹，虽然他们这次的首要目标是攻击教会和教民，但仍旧有着旧式农民起义的深刻烙印。在此期间，拳民们小规模的攻击了几处教民家和小教堂。他们当时的目标似乎尚未确定，有人说是要前往狱中营救被关押的“十八魁”成员，也有说是准备南下进攻小卢教堂，因为这个教堂和赵家庄教堂一样，都是当地规模很大的教堂。

得知拳民们的行动后，临清知州、冠县、丘县和威县的三县县令率领大队马队、营勇前去弹压。不过，在人情汹汹的情况下，官员们还是主张对拳民极力劝谕，并派出了三县团总（民团与拳民有特殊的关系）及绅董前去劝导，并希望能想当年春天一样解决问题。

但是，这次劝导活动多了一些波折。尽管赵三多当时被说服，并“向姚洛奇和拳众们当场叩头，亦请解散”，但在解散途中，一些拳众在经过红桃园村的时候，因为和教民发生言语冲突，姚洛奇等人重新聚集拳众并于11月3日对红桃园教堂进行攻击并杀死教民两人，教堂也被烧毁。第二天，他们路过威县第三口村的时候，又焚烧了该村新建的教堂和教民房屋。官兵闻讯后，随即对他们进行了追击，并很快将他们击溃，打死其中的4人，姚洛奇等19人被抓获，其余拳众纷纷逃散。姚洛奇被抓之后，在第二天便被斩首，头颅悬挂在红桃园村示众。

赵三多当时也在姚洛奇的拳众中，在战斗中他率领少数徒众逃走，从此成为官军抓捕的对象，再无回头之路。在此之后，赵三多开始在各地梅花拳众的掩护下，过着各处教拳传徒的流亡生涯，他的主要活动范围在直隶中部一带；阎书勤、高元祥和“十八魁”等人也仍旧在直隶和山东交界处活动，其影响渐及鲁西北一带。至于朱九斌和刘化龙等人，他们更是潜入保定、北京等地活动。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非常想知道赵三多和阎书勤等人的最后结局，在这里可以先作交代。1900年义和团蜂起并得到朝廷的承认后，梨园屯一带的拳众重新活跃起来，赵三多也从北方南返。尽管在此之前，当地也有人打着赵三多的牌子间或进行反教活动，但大都不成气候。1900年六月上旬，阎书勤、高元祥等人卷土重来，他们烧红了冠县十八村及附近的教堂，重新控制了梨园屯一带。随后，他们开始进攻南面的小卢教堂，但教堂的神父和教民们已经提前逃散到武城县的十二里庄和威县的赵家庄教堂等避难，于是拳众们乘胜追击，向十二里庄教堂进军。在进军途中，这些人不断焚烧沿途的教堂并对教民进行抢掠甚至杀害，但在进攻十二里庄教堂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成功，因为教堂也组织了教民进行抵抗，而且武器更为先进。（25）

在退回梨园屯后，阎书勤等人被知府洪用舟调遣的官兵包围，“十八魁”的力量遭到重大打击，有二十八人被击毙，阎书勤等人被生俘，随后在临清被处死。在此之后，教民开始对拳民进行报复，光冠县十八村便有十一名拳民被打死。由于不堪教民无休止的报复，在梨园屯之战中侥幸逃脱的高元祥纠集赵三多的大项得胜再次对梨园屯发动报复性反击，但这次官兵很快再度出击，并击毙项得胜，擒获高元祥并将之处死。在此之后，教民与拳民之间的报复仍未停止，双方死亡人数多达几十人。直到八国联军侵华，朝廷彻底屈服后，这里的局势才告平静。

在外队和本国兵勇的热兵器面前，拳民无奈的咽下了这口怨气。赵三多在1900年曾参与了攻打威县魏庄教堂的行动，但这次行动由于参与的拳众鱼目混珠、战术拙劣而遭到惨败，他们不但没有攻下教堂，反受到教民的追击而溃逃。由此，赵三多便陷入了沉寂，特别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赵三多见大势已去，随后更是销声匿迹。令人惊奇的是，在1902年的景廷宾起义中，赵三多再次出现，不过，这次他们打出的口号已经换成“官逼民反，扫清灭洋”了。很显然，在袁世凯的新军面前，景廷宾的起义只能算是中国旧式农民起义的最后一次，景廷宾最后被凌迟处死，而赵三多也因被人告发而饿死狱中，头颅被砍下来挂在威县的西门城墙上，与之并排的，是景廷宾的头颅。这几乎就是冷兵器时代农民起义历史的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