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三回合

　　第三次冲突始于1887年。当年春天，来自东昌府并负责该地的传教士费若瑟在梨园屯置买了砖瓦木料，准备改建该教堂。开工数日后，梨园屯的村长左见勋、监生刘长安等六人带着村民数百人冲进工地，将建筑用的材料抢走并就地盖起瓦房3间作为寺庙，供奉玉皇神像。教民见村民人多势众，只得各自避匿。

此事发生两年后，新任方济会山东主教的马天恩向法国公使李梅申诉此事。于是在1889年12月，法国公使李梅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并附上1869年的分单和1873年的断案结论，要求将地基和物料归还教会。总理衙门随后将此事转给山东巡抚张曜，张曜又将此事转给冠县知县何式箴处理。

何式箴是汉军旗人，进士出身，他为人传统，精力充沛，在当地名声很好。他在接到上级指示后，便亲自到梨园屯查验处理。他认为教会所控属实，于是判令村民停止建庙，并将刘长安的监生资格革去。但是，教民与村民的协议在何式箴的第一次在任期间（后来何县令再次就任冠县知县）仍未达成一致，继任的知县无力解决此案，何式箴只好重回冠县，会同处理此事。

　　  经过冠县一位年长的士绅潘光美居中调解，双方达成以下协议：教民同意将教堂所占地基归与村民为庙，刘长安等人答应另购地基来修建教堂。另外，何式箴与新任知县各捐白银一百两来资助新教堂的建造，希望双方言归于好，各自安心度日。从这个判决来看，村民夺回了原玉皇庙的地基，而教民虽然得到两位知县的资助，但并没有实现他们的正义。由此看来，这个协议应当视为村民的胜利。

事情结束后，何式箴颇为感慨的说：“此等案件，人众心齐，法既不能遍加，理亦难以周谕。此案刘长安等肇衅理曲，本应仍照前断勒令拆还教堂，惟念该民教等居同里闬，若令嫌衅滋深，难保不别酿祸患。既经乡耆调停，两造悔悟请和，莫如就此完结，以期民教得以互释前嫌，永远相安”。（9）

在何式箴的眼中，只要彼此相安无事，问题就算是结束了（何况他还自掏腰包拿出一百两银子资助教堂）。从中国民情出发，这应该算是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法，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4、第四回合

　　在前次的协议中，魏起鹏与何式箴曾询问教民是否知会传教士，教民王三歪称已和传教士商议妥当，因此两位知县便认定传教士已经认可此事。但事实上，王三歪并没有告诉传教士，这个协议完全是他在自作主张（刁民！）。

就在1890年总理衙门将山东巡抚的咨文知会法国公使后，便引起了教会的抗议。因为当时的主教马天恩对此事并不知情，并且不同意更换新址而坚持要在原庙基上修建教堂。由此，法国公使李梅照会总理衙门，声称此案未能公平了局，并多次催促山东政府“妥速完结”。

1892年初，山东巡抚福润上任后，因为不胜其扰，于是便指示东昌府提集复审，并越过冠县县署直接改判为：“将庙宇让与教民，改建教堂。并恐民心不服，由该县何令捐银二百两，京钱一千串，听民另购地基，建盖新庙，设立义学。俟新庙工竣，再拆毁旧庙，移置神像，取结完案”。（10）

由此，玉皇庙的地基又被判回了教会，而村民需要另选地址建造新庙，费用则是由知县何式箴“捐银二百两，京钱一千串”。由此看来，何式箴在这个玉皇庙之争中损失不小。

当这个裁定下来后，教民似乎企图报仇，于是又扬言：“必须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干休”。如此一来，民、教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当年4月底，村民请来临清州的道士魏合意前来主持住庙，并将咸丰同治年间举办团练时的武器枪械等移存庙内，打算以武力组织将庙宇交还教民。在这种情况之下，教民们惊慌失措，吓得纷纷逃避。

福润得知此事后，立刻命令地方官前去弹压。于是当年5月，济东道张上达和冠县知县何式箴派人将道士魏合意拘捕，随后又约集东昌府知府李清和、临清州知州陶锡祺，府县各官将十八村附近的绅耆都请来，让他们“晓以利害，剀切开导，将滋事村民全行解散”。

这一次惊动了这么多官员，动静不可谓不大。在此情况下，梨园屯的士绅屈服了，他们将1887年乱时建立的玉皇庙正殿三间拆毁，仍将庙基交还教民。对此，主教马天恩和法国公使李梅都十分满意，马天恩还曾向济东道张上达赠送匾额表示感谢，但张上达显然还没有到接受匾额的无耻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