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玛窦时期相比，这时的来华传教士大都报着西方优等文化的心态，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早已从《马可波罗游记》里的强盛之邦变成了一个穷国和弱国，不再有昔日的辉煌了。正如基普林在《白种人的世界责任》一书中所说的，当时的传教活动并不是对中国的同情，而是传教事业和西方文化渗透的需要。欧美列强对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很感兴趣，而传教士的雄心更大，他们志在改变中国，并企图用基督教义来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27）

但是，西方传教士的目标是很难达到的。首先，基督教的教义很难吸引中国人。《圣经》里称耶稣无父有母，其母玛利亚又是未婚而孕，国人对这种神话除了觉得荒谬外，基本很难接受。而且，正如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所说，中国从历史上来说就是一个无宗教的民族，群众百姓随拜随信，神佛道杂然相处，多个耶稣上帝也不为多，但若要全听全信，则断无可能。毕竟，中国人受上千年的儒家文化熏陶影响，很难抛弃中国的传统。

如果仅仅是信仰的问题，倒也还不至于构成激烈冲突。在士大夫眼中，基督教不过是些异端邪说罢了，大可不管不问。但问题是，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宗教，它特别强调社会组织和交流。对于教民来说，宗教就是生活，他们从生到死，出生、教育、婚姻等社会活动都被纳入到教会的圈子中进行，这种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就很容易引起冲突了。

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中，社会交往活动都是在家族和村落的组织下进行的，如今教会进来后，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一部分教民便开始脱离了传统的社会圈子，他们不再参加清明祭祖，不再为迎神赛会集资，不再参加龙王庙的求雨仪式，甚至不再参加村里的公共活动。这些教民在教会的组织下，定期的聚集在一起做礼拜，这在其他人的眼中，教民们行为古怪，不敬祖先，离经叛道，完全成为群体外的“异端”。特别在教民人数少的村庄里，教民更是受到歧视，他们甚至不准使用村里公用的井水。

但是，教民有一个优势便是他们的组织性，这是传统乡村中的村民所不具备的。正因为这种组织性，即使教民们在村庄里处于人数上的劣势，但他们在与村民的对抗中也并不一定处于劣势。在当时的民、教冲突（特别是在诉讼)中，由于有传教士的介入和帮助，教民的胜算反而更大。当时的军机大臣赵舒翘曾说：“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其奉教安分者，固属不少，而倚教士为护符，欺压乡里者，亦复所在皆是。往往以钱财细故，动辄涉讼；甚且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方官亦明知审断未平，不得不含糊了事；小民受其鱼肉，积不能平。此等情形，各国主教焉能得知。无非听教民一面之词，动谓民曲教直。于是，小民之冤无处申诉，酿而为义和拳会矣”。（28）

在十九世纪末，教案的问题越来越激烈，譬如泰安府的一份禀报中便提到：“去岁（1899年）拳民抢教，牵连数府，到处响应，其事虽出于拳民之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之太横，以平素本不安分之人，一入教中，便思寻仇报复，父兄亦可控告，邻里视同寇仇，欠债不还，转思反控，差徭不应，派累平民，每遇词讼，诚如宪谕，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甚至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该教民并不递诉状，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差役之需索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曲直未判，真伪未分，而良民已受无穷之累。且有因调处教案而讹索多端，复令平民作乐放炮，叩求设席，以求了结。”(29)

事实上，因民、教冲突引发的教案并不仅见于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譬如1870年的天津教案，当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而恰在这时，因为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教会育婴堂中收养的多名孤儿患病而死。于是乎，谣言遍天津，什么洋人“迷拐童男童女，剖心挖眼，以为配药点银之用”，(30)“将人以毒药养成千里眼，及照像机器，扒心熬油，铸蜡烛点灯，以照金矿”等等。(31)这些谣言有鼻子有眼，不由得你不信。本来嘛，那些洋人长得鹰鼻深目，行为举止古里古怪，看起来就不像好人，成为谣言的受害者也就很自然了。

后来，有个偷拐儿童的匪徒武兰珍被一名被当地人扭送到官府，他在口供中捏造教民王三及教堂是合作伙伴，这下是弄得民情激愤、士绅哄然、书院停课，给官府和教堂产生了很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知县将人犯武兰珍带到望海楼天主堂对质，却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教堂内也无人认识这个武兰珍。但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得知后赶来，数千人将教堂围了各水泄不通，诸多人等不肯散去，以至于引起了极大混乱。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知后，在要求总督崇厚派兵解救教堂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便亲自前往教堂，不料其在与知县刘杰理论的时候竟然怒而开枪，结果将知县的随从打死。群情激愤之下，丰大业及其秘书被乱拳打死，连带天主教堂里的10名修女、2名神父，还有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都死于非命，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全部焚毁。由于这些参与者中尚有不少蓄有异志的秘密社团，这就使得这个事件更加的扑朔迷离。

事件发生后，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外舰也前来天津梭巡示威，局势很是紧张。当时声望正隆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受命处理这事，最终结果是处死18人，充军流放25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还亲自前往法国道歉。所幸的是，在事件交涉中，法国因在随后的普法战争中一败涂地，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纠缠此事，天津教案这才宣告平息。但曾国藩却由此落得骂名，成为其晚年的一件憾事。

从1856年到1899年的43年间，中国共发生重大教案700多件，天津教案便是其中最典型也是影响最大的，类似的小教案还有很多。究其原因，终归是中外双方的互不了解，加之外国人根据条约在中国享有一些特殊权利，譬如领事裁判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而得到领事的保护，就连传教士的寓所和教堂，中国方面也无权管辖，即使中国犯人逃到那里，官府不能去逮捕。就连官府赔给教民的损失，也是由传教士发放。有了这一系列的特权，部分外国传教士为所欲为，任意包庇不法之徒、干涉词讼，也就是不奇怪了。

更荒唐的是，外国传教士除了种种特权以外，他们竟然还要求清廷给予相当品位，如总理衙门在 1896年3月颁布了一个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的条例，其中规定：“总主教或主教，品位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大司铎与司道同级；司铎与府厅州县同级；教案发生时，主教司铎转请护教国公使或领事官，同总署或地方官交涉办理，也可以直接向地方官商办”。如此一来，传教士居然可以与清朝官员平起平坐了，传教士中的部分奸猾之徒得此何以不猖狂呢？（32）

至于那些入会的教民，除了极少数自明末清初便开始信仰天主教的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并非是出于信仰，而是因为生活艰难、企图获得物质援助而信教受洗，譬如后来当地人说的：“有很多穷人参加，他们并不是真信教，而是生活没出路，为穷困饥寒所逼。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或用教堂两吊钱”；当地官员也证明说：“天主教民衣不蔽体，食无隔宿，储床灶于一掾，贫困如此。”（33）

贫困的教民入会倒也还问题不大，麻烦的是一些不法之徒为了寻求保护而加入教会。这类人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参加反清组织如白莲教等，在官方的追捕下而加入教会求得庇护，有的甚至整个家族、整个村庄的人全部投入教会，这在后面也会提到。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是一些市井无赖、流氓恶棍，这些人“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耳，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之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徭，凡鱼肉乡里之事，恣其所为”。(34)这类人往往是是挑起民教冲突的主凶，人数虽然不多，但为恶极大。一旦教会中有这样的一两个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名声，譬如美国长老会1886年在山东发展了新教民113人，同一年却有128人被开除教籍。（35）

较之其他地区，山东的情况更为特殊一点。天主教很早便在山东传教，当时天主教会在临、东昌等地发展教民，即使在雍正朝禁教以后，山东有些地方也还残留了一些世代信仰天主教的教民家庭，譬如阳谷县的坡里村就一直保留下来天主教的组织，“当傅约瑟神父乘着手推车吱吱嘎嘎地来到坡里村时，那里一千居民（都是农民）中还有158个基督徒（后来这里成为圣言会的据点）”。（36）

在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各修会及新教各差会纷至沓来，在山东展开传教活动。1888年的时候，山东共有16356人，大小圣堂120座，中西神甫20位。（37）天主教各修会除了以前来过中国的以外，又有一些新建立的修会来到山东，其中最讨厌的“麻烦制造者”是德国的圣言会，因为他们不但屡屡制造教案，而且为后来德国侵占胶州湾直接提供了借口，其对山东本就激烈的民、教冲突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主流，而其他的传统风俗习惯及佛、道、神巫等宗教和文化相互掺杂，由此形成了一个弱势平衡。外国教会的贸然闯入，打破了这样一种弱势平衡，其引发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正如传教士自己说的：“所有的中国人，只要他违背了他们国家的传统宗教习惯，特别是祖先崇拜，（他）即将被认为是对祖国的背叛和对祖宗的忘恩负义。”(38)

  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冲击，加之民教之间的私人喜好及恩怨、因天灾人祸引发的贫富差距及赤贫化等方面因素，特别是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引发的外国侵略及其带来的民族危机，这种冲击的后果和一系列的惩罚往往会落在教民与教会的身上，因而在十九世纪末的种种教案层出不穷，在适当的条件下，星星野火也就成了燎原之势，以至于难以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