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胶州湾进行军事占领的同时，德国又使用外交手段向清廷施加压力。11月20日，德国公使海靖照会总理衙门，向清政府提出6项要求：

一、罢免山东巡抚李秉衡，永不叙用；
二、安治泰正在济宁修造教堂，中国应许赔银盖造，并赐立匾额，须有保护教堂教士之意；
三、在山东德国教士被戕劫之案，所有盗犯应拿获惩办，教士所受之损失，应全行赔偿；
四、中国应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等事件；
五、由两国出资设立德华公司，铺设山东全省铁路，并允许采掘铁路沿线煤矿；
六、全额赔偿德国占领胶州湾的费用。（19）

德国的无理要求可谓是前所未有的，这明显是对中国内政极为赤裸裸的干涉。在双方的会商中，德国不断加大砝码，并在12月16日再次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这支新的舰队由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率领，临出发前，威廉二世特意训诫老弟说：“如果有谁企图伤害我们，侮辱我们的权力，那么，你们应该按上帝的意志挥着拳头前进，在你们年轻的额头上扎上桂冠，全德国将无人嫉妒你们。”（20）

既然德国要施展“老拳”政策，清廷岂能招架得住。德皇威廉二世是个为人傲慢、性格冲动、举止野蛮的人，他因出生的时候发生臀位生产，导致他的左臂萎缩，形象不佳。因为他的怪异性格，当时还有人怀疑他的脑部是否也曾受到损伤。不过，在很多照片中，威廉二世总是用右手遮盖或者左手拿着剑柄或者手套来掩盖他的身体缺陷。事实上，威廉二世根本就不想去理会清廷的感受，他在对德国首相的一封亲笔信中说道：“我对中国人一点也不在乎，我们要坚定不移的采取行动。我们早该迈着坚毅的步伐大步跨入山东，我相信一切都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21）

在谈判过程中，清廷与在军事上一样，一退再退，最终全部同意了德国的六条要求。不过，德国的用意显然不在这六条要求，而在于取得胶州湾的租借权。12月24日，海靖奉命向总理衙门提出胶州湾“租借方案”，亮出了他们的真实目的。在未达到目的的情况下，海靖不断捏造事实，寻衅滋事，要求查办山东各级官员，其中也不乏威胁恫吓，以逼迫清廷就范。

1898年1月4日，海靖威胁清廷并声称胶州湾“此时不过暂行租用”，“仍顾两国交情”；若不同意，“兵船再到即可再占地方”。海靖还称：“现奉本国严论谕：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墨之兵，且应尽兵力所至任意侵占；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费，否则，尽德兵力，索赔数百万；三、此事未定，中国不能借用洋款，各银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22）

在海靖的威逼利诱之下，清廷基本接受了德国的要求，将原本已经调任四川总督的前山东巡抚李秉衡开缺并连降两级，今后不得再任地方大员；兖沂道锡良调任，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曹州府知府邵承照革职留任，巨野、单县、成武等五个县的知县全部被撤职。同时，清廷答应赔偿教会的全部损失并在济宁、曹州及巨野张庄三处各建一座教堂，另在巨野、菏泽、郓城、单县、成武、曹县和鱼台各建一处传教士住所，费用全部由清廷承担。

　　对德国来说，教会的事不重要，重要的是租借胶州湾。1898年3月6日，《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包括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租借期间，租界均归德国管辖，中国无权治理；德国获得胶济铁路的铺设权丙炔获得铁道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发权；山东省内如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办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均应由德国商人优先承办。由此，山东省便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在此过程中，清廷的表现极为软弱，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力量的对比。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清廷意识到国内军队与世界军事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特别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之后，中国的海防已经是门户洞开，任何海上强国都可以任意的敲开这个昔日“天朝上国”的大门。至于那些由湘淮旧军改编而来的防军和练军，他们在甲午战争中的拙劣表现已经证明他们决不是国防的中坚力量。清廷在甲午战争后也意识到非强军无以存国，这也就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的缘由。但是，袁世凯编练的七千新建陆军，这支部队的作战力虽然远远超过那些旧式军队（可能具备和列强军队一战的实力），但毕竟兵力极为有限，而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正是列强们张牙舞爪的猖狂时期（我们的历史书把这个时期称为帝国主义时期，颇为恰切），清廷的反应速度未免过慢。更可悲的是，清廷也许还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现有的那些军事力量不但对付不了列强的军队，恐怕连农民的乱都难以对付。

德国迫使清廷查办地方官员的作为，对后来民教冲突的进一步加剧起到了极为恶劣的推动作用。“巨野教案”后，地方上的官员意识到，如果他们对传教士、教民和教会势力保护不周的话，这极有可能会丧失自己的仕途。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说的，自从“巨野教案”后，地方官对他们充满了恐惧，因为李秉衡和其他一批官员的教训告诉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教会和教民的利益。由此，在后来的民教冲突中，官方有意偏袒教民一方也就毫不奇怪了。但是，这种不恰当的官方行为往往会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民众在失去官方保护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抗教会势力，这也使得这种斗争更加的激烈化，也更加的无序化。当然，德国在获得胶州湾后，他们也很快便失去了对圣言会和安治泰的兴趣。

1890年，马汉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出版后，“海权论”甚嚣海外，海军以“赤裸裸的武力”保护世界市场已经成为当时列强的共识，而德国借“巨野事件”占领胶州湾，就是其中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不可否认的是，德国的强盗做法引发了中国随后的一系列危机，进而导致英国强行租借新界和威海卫、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法国租借广州湾，各国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陷入了被“瓜分豆剖”的重大危机，由此也引发了1898年那场激烈而短暂的戊戌变法。变法不是本书要讲述的重点，但变法的失败却为庚子年的乱象增加了相当的变数，这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