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薛田资的自述和当地的口碑材料，可以确信他在吸收教民过程中曾经与附近的曹庄庄长曹作胜发生过矛盾。在1896年的圣诞节，有五位曹庄的村民来磨盘张庄教堂听道，并向薛田资表达了入教的愿望，随后薛田资便派出一个中国教师前往曹庄，这几个曹庄的村民急忙将村前的戏棚改为祈祷处，后来这里变成了教堂兼学校。不久，以这五个人为基础的二十几户人家都登记入教，这几乎占到了曹庄一半的人口。

最开始，曹作胜也想加入教会，但薛田资听说有人告他偷盗并杀死邻村的母牛，入教是为了寻求教会的保护，于是薛田资便拒绝了曹作胜的请求。由于入教的村民拒绝负担村中迎神赛会的费用，而且戏棚也变成了教堂，这更是加剧了以曹作胜为代表的乡村传统势力与教民的冲突。作为庄长，曹作胜感到自己的面子受损，加上之前曾被薛田资拒绝入会，于是他便煽动村民们断绝与教民的来往，由此教民和村民形成对立。但是，占据村中一半人口的入会村民经常在一起聚齐祈祷，这和传统涣散的村民结构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曹作胜便考虑引入外部力量，这便是与大刀会的联手了。由此，薛田资在案件发生后一直指责是曹作胜勾结大刀会所犯下的罪行。

薛田资在自己后来的回忆录里经常对不信教的村民们横加非议，但当时人的对教会的评价并不高，据时人记载：“大凡教会初开，群情未附，谨厚之士观望者居多。惟失业无赖之人，畏罪漏网之匪，希图小利，冀免刑诛，则首自入教，妄求庇护”。（8）

当时人说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教会最初在中国发展教民的时候，首先吸引的是一些弱势的群体，因为教会可以施舍一定的金钱和粮食，起到维持生存的慈善作用；另外就是教会可以通过干涉词讼，对那些遇到麻烦的人提供保护伞，譬如大刀会指责教会收留了盗匪岳二米的部下（而这些盗匪本就是一些赤贫者），后来庞三杰加入教会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由此，教会打破了传统的乡村秩序而形成另外一种势力，这种势力甚至可以凌驾与地方官府之上，一些教民在和村民发生矛盾的时候，常常通过传教士介入诉讼，传教士又向官府施加压力，如此一来，往往是教民一方获得胜诉。如果地方官不肯屈服的话，传教士则有可能通过主教向北京的公使们向总理衙门施压，总理衙门稍有抗拒，这些公使们便动辄恫吓要自行保护教会的利益。由此，总理衙门不胜其扰，只得责令地方官府尽可能的就地解决这些民教争端，地方官也不得不“袒教而抑民”，这样民众在民教冲突中便失去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而只能在赤手空拳、毫无防护的状态下与教会和一些无赖教民进行抗争，这种冤抑一旦爆发出来，必然是难以控制的。

在这些外国教会中，德国的圣言会是名声最糟糕的一个。圣言会本是因为躲避俾斯麦对天主教司祭的处罚而设立在荷兰的一个海外传教组织，它是由神父扬森在1875年发起成立的。1880年，扬森将安治泰送到中国传教，安治泰是个有心计并且野心勃勃的人，在赴任途中他在上海与德国总领事见面，目的是谋求德国政府的保护。1881年，圣言会和意大利的方济会达成协议，并获得山东南部作为他们的第一个海外宣教区。

方济会在中国传教的历史悠久，但当他们试图进入山东南部传教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其后便知难而退。也许是方济会想看圣言会的笑话，这才会把这个地区让圣言会去开拓。所幸的是，在这个地区的阳谷县有个坡里庄，这里早在十八世纪便有一百多虔诚的，这是在雍正和乾隆禁教之后，方济会通过澳门的传教士数年一次前来秘密传教的结果。由此，安治泰随后便来到阳谷县坡里庄，以此为据点开始在山东南部传教。

安治泰是精力充沛而意志坚定的人，几乎就是一个“狂热”的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他和另几位传教士遇到种种困难和危险，1884年安治泰还因在曹州筹备教堂被受到攻击，身负重伤。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取得了相当的进展。1885年末，山东南部（曹州府、兖州府、沂州府、济宁府）便以坡里庄为中心升级为拥有十二个教区的独立代牧区，安治泰于次年升为主教。

尽管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安治泰感到不满的是，坡里庄教堂交通不便，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试图进入山东南部的中心地兖州，也就是孔子故乡曲阜的所在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圣地，而安治泰则是有意要打进中国文化的大本营。在他给扬森会长的一封信中，安治泰把兖州比喻成“撒旦的城堡”，并宣称“拿不下兖州城，我所取得的成就都没有意思，也不能持久。”（9）

由此，安治泰处心积虑的要进入兖州城，并在1887年引发了“兖州教案”。这一年7月，安治泰试图进入兖州城，当地士绅和民众闻讯后将城门封闭，禁止他进入并宣称要“杀尽所有洋人”，由此安治泰的“兖州计划”直到1896年才得以实现，安治泰花了十年的时间方进入兖州城。

在当地士绅的眼中，天主教“弃伦灭理，禽兽不如”，“好行强横，唯利是图”，倘若这些传教士“稍有知识，自当匿迹销声，安分在海口通商，不许入我内地，我等绅民亦不与彼鬼仇杀。乃现有洋鬼，窜入东鲁，引诱愚民，欲买地建堂，肆其淫凶，荼毒我民。独不思我鲁为圣人之地，秉礼之邦，家读孔孟之书，人多英雄之选，岂肯任从愚民受其蛊惑，害我桑梓，将何颜立天地间，见天下士哉！”（10）

对于安治泰的行为，总理衙门也很是气愤，他们致信给法国公使称兖州府是中国儒教的发源地，对中国人来说，兖州和基督教的圣地一样重要，安治泰的做法实在是欺人太甚。这时，由于中法战争的缘故，法国失去了对圣言会的护教权，安治泰便转而寻求德国的保护，这与此时德国的全球政策正好一拍即合。

在德国公使的庇护下，圣言会的传教士在山东南部一带屡生事端，安治泰被总理衙门认为是“最难打交道的传教士”，而他手下的韩理神父、薛田资神父更是包搅词讼的能手。为了扩大圣言会的势力，这些传教士在发展的时候不分良莠，不仅使一些行为不端的人入了教，甚至有些犯案的人为了逃避惩处也被收入教中。这些不良教民的加入，更是加剧了圣言会名声的堕落，他们经常无事生非，借故讹索，欺压平民，这不能不引起地方士绅和民众的愤怒，此正所谓是“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洩其愤，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11）

1895年的时候，安治泰再次来到兖州城，当时因考课而集中的生员、童生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罢考前往衙门抗议，禁止安治泰进城。随后德国公使便向总理衙门施压，要求派遣官员前去护送安治泰进城。山东巡抚李秉衡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认为只有属员才有义务去迎接上司入城，如果官员去迎接传教士，这既不符合官场之道，也会引发民众更大的愤怒。对于这个合理的答复，德国公使却乘机指责李秉衡仇视外国和传教士，并暗示清廷更换山东巡抚。

由此可见，安治泰和圣言会在山东的肆意妄为，和德国的外交政策是分不开的，而这才是“巨野教案”的核心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