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游民与华北地区民间武术结社组织的结合。在冷兵器时代，武术在华北地区仍旧得到推崇，特别是对那些处于生存劣势的游民和无产者来说，他们在乞食和谋生中经常会受到各种凌辱和不确定的风险，练拳自卫并结成团伙以提高生存保障也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了。华北地区如直隶、山东、河南及其苏北地区在数百年间便流行各种拳会和刀会等武术结社团体，诸如八卦拳、铁布衫、金钟罩、虎尾鞭、梅花拳等名目繁多的刀会和拳会，这些许多传习武术的拳师也大多是些无固定职业的游民，譬如云游僧人、秘密教门的首领等等。由此，它们的主要成员也大都是游民和无产者。据《京津拳匪纪略》卷上中称，早在嘉庆年间，苏皖鲁豫交界之区便“多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虎尾鞭、义和团、八卦教名目”；而义和团时期直隶总督裕禄也奏称“义和拳会，始自山东，其传习拳棒者，皆系无籍游民”。(28)

由战乱和连年灾荒导致的社会动荡，使得习练拳技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平民百姓练习拳技主要用于自我防卫，而富豪大家则需要习武之人或者组织人员来看家护院，防匪防盗。由此，华北各地区由地主富绅私自举办的团练（“私团”）比比皆是，当时人称“刀会、拳会与团练相表里，犯法则匪，安分则良民”，这实质上是为后来义和拳的兴起奠定了组织基础。(29)

鲁西南地区的大刀会便是这样一种“私团”性质的组织，不过这里暂时按下不提，先说说鸦片战争后山东地区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特别是鲁西北和鲁西南两个地区的变化。作为山东的内陆地区，鲁西北和鲁西南在近代以后便逐渐被边缘化，而胶东半岛和济南昌邑一带则成为山东经济政治的重心地区，这和鸦片战争后沿海开口通商、国内兵灾频繁、黄河改道和大运河的衰败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相比而言，鲁西南比鲁西北地区要稍微好一点，因为这里还可以通过大运河与富庶的江南地区相联系并能够接受其经济圈的辐射效应，本地产的花生、丝绸等也可以经大运河运到镇江或者上海去。鲁西南地区本是黄河改道的受益地区，但这一带地处安徽、河南和江苏的交界地带，在历史上便有着严重的盗匪问题，加之该地区贩卖私盐和种植鸦片现象十分普遍，当地既有富豪大家，也有大量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苦农民，贫富差距极大，群体对立严重。由于社会安全问题的长期困扰，这里的人对教育和功名并不热心。由此，尽管这里的人口密度居山东之首，但其举人比例却是山东最低的地区，有功名的士绅很少而尚武的风气却十分浓厚，民风之强悍，几乎可以和当地历史的梁山好汉习气相对应。

贫富差距的扩大既为盗匪活动提供了攻击对象，同时又为之提供了庇护所，而该地区地形的复杂又为盗匪摆脱地方官府的追查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地方官府的治理能力低下，鲁西南地区的绝大多数村庄都在富豪大家的引导下筑有坚固的围墙，并建立了众多的武装自保组织。这些独立的武装组织多为当地的豪绅和宗族势力所控制，具有相当严密的组织性，下一章要提到的大刀会最初便是这样一种组织，其最开始也是为防范盗匪而成立的。

鲁西北地区稍有不同，这里多为平原地带，受黄河改道的影响很大。黄河改道后，途径这里的大运河因淤积了太多的泥沙，最终使得清廷逐渐放弃疏浚并由此废弃漕运而改行海运。很显然，这对当地的商业、特别是对临清、东昌府（现在的聊城）等运河两岸城市的打击是致命的。更要命是，黄河改道后引发的频频灾荒更是使得这一地区的日益贫困化甚至是赤贫化。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曾指出，因为天灾人祸，鲁西北地区的粮食平均产量最低，举人数在山东全省排在倒数第三（高于鲁西南地区），这里虽然不存在严重的盗匪问题，但原因却是这里普遍的赤贫化，基本没有大的富豪士绅。由此，当地官府对基层村社的的控制力也不甚严密。

由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的区域分析中可以发现，士绅势力强大的地区如鲁西南，官府尚可以通过士绅的传统途径来控制那些私自设立的武装团练和事态的发展，但在鲁西北这样的士绅力量薄弱、传统乡村社会正在衰败解体的地区，其事态的发展往往超出了当地官府和士绅的控制范围，由此引发能量巨大的义和拳运动也就在预料之中了。正如海外学者杜赞奇指出的，“在19世纪末期的华北乡村，用于地方治安的保甲制和国家赋税的里甲制基本上名存实亡。或者说，它们已经失去了创造者所理想的统治功能”。（30）　

地处边界、盗匪横行、兵灾连连、黄河改道、运河衰败、灾荒频频、游民四出、贫富差距拉大或者普遍赤贫化，加上鸦片战争后沿海地区和周边大城市的近代化，这一切都使得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逐渐被边缘化，传统的乡村社会处于不断的衰败之中，昔日严整的乡村社会共同体因不断瓦解而变得极不稳定而松散，而政府控制力量的薄弱使得这一地区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引发难以控制的事态，而十九世纪后期该地区教会势力扩展便成为了义和拳勃兴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