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灾荒过后的游民社会

华北平原（特别是直隶-鲁西北地区）的土壤多由河淤地和风移黄土组成，降雨量少，五六月份经常出现干旱，这里夏季炎热而冬天严寒多风。由于气候和土质原因，这里主要种植小麦、玉米、高粱、大豆、花生、甘薯、糜谷、棉花等作物。和山东沿海地区有着丰富而稳定的降雨不同的是，鲁西北及往北一带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但老天似乎并不友善，因为降雨过多或过少都会引起洪涝或者干旱的灾害。这一地区人口稠密，农业是这里维持生计的主要途径，当地的手工业和商业都不发达，生存环境极为脆弱。

黄河改道后，当地的生态环境更是进一步恶化。光绪初年，从1876年到1879年的连续四年间，华北的山东、直隶、河南、山西和陕西五省发生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大旱灾。这次大旱还波及苏北、皖北及甘肃等地，死亡人数高达1000多万，其时间之长、地区之广、饥民之众、死亡人数之多，历史上为之罕见。这次大旱，当时被称为“丁戊奇荒”（因灾情最严重的1877年和1878年按旧历天干地支纪年法分属丁丑、戊寅年，故取前两字）。

在“丁戊奇荒”中，山东旱情发生最早，受灾也极为严重。在当时的记载中，“道殣相望”、“赤地千里”、“草木皆枯”的惨状令人怵目惊心，灾区几成人间地狱。据当时《申报》报道，青州府除1875年8月以前有几处得雨外，此后再无一处有雨，由此小麦难以播种，农田失收，进而导致粮食短缺，粮价上涨，百姓无以为生，只能外出逃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山东境内淫雨连绵，水量激增，当年8月（旧历六月下旬），黄河在历城南岸的杨史道口等处决口。据当时奉旨查看山东赈务的溥良在奏报中这样描述道：“大河以北、济阳以东所有灾区，皆上年六月下旬、七月初旬济阳桑家渡及东阿高王庄决口为之”； “大河以南、章丘以东所有灾区，皆六月下旬历城杨史道口决口为之。其水挟小清河而行，纵横泛滥。各州县平地水深四五尺至丈余不等，广自十余里至七八十里不等，长自二十余里至七八十里不等。且溜势甚猛，涸退又迟，即地势稍高之处，禾稼皆漂没一空，庐舍亦坍塌殆尽，其民有淹毙者，有疫毙者，有饿毙者，有陷入淤泥而毙者。其幸而未毙者，则自秋徂冬，绵历数月，大都先淘柳叶以杂糠核而食，继采麦苗屑棉子以杂糠核而食。且立春前后，田野犹多冰凌，春麦犹未能补种。即东风解冻，可以补种春麦，而麦种亦复难得，麦秋仍无可望。父老每一言及，辄为泪下。此等苦状，以齐东、高苑、博兴为多，齐东一县又与各县灾区四面毗连，其民尤为困敝”(21)。

当时的《茌平县志》也这样记载了这场大洪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河漫溢，漂没田庐、人畜，流亡不可胜计……六月二十四日，黄河漫溢于东阿香山之南，茌平适当其冲……庐室财产漂没殆尽，人多巢居”。从“巢居”二字，可以想象当时的洪灾有多可怕。（22）

祸不单行的是，在1898年的大水之后，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突然一反以涝为主的态势，随后又普遍发生了严重的连续干旱。据史料记载，山东在1899年有平原、寿张、济宁等14县遭受旱灾，1900年又有临清、高唐、茌平、寿张等27县发生旱灾。而当时直隶的行情则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23)在顺义、柏乡等县的县志中，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尽萎，大饥”的记载，可谓是“畿辅荒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其可谓是灾害旷日持久，民心哀怨浮动，如此悲惨情景，读之催人泪下。

除了以上几个最为严重的灾荒外，黄河中下游为主的华北地区在黄河改道后的几十年中也灾害连连。历次大灾，由于灾情严重，地区广泛，饥民动辄几十万或上百万，这些人或成饿殍，或四出逃荒乞食，每每形成数量庞大的流民群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晚清华北社会的游民现象和那种不离乡土、故土难迁的传统农民已有较大的区别。

陈振江先生在《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一文中曾提出，当时华北游民的名目大体上有：散兵游勇、乞丐、和尚、道士、、算命的、卖艺的、耍把戏的、巫婆、神汉、术士、讼棍、娼妓、商贩、车夫、船工、苦力等等不下数十种，为数极多。（24）

在家园被毁后，流民们往往选择流往附近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济南、开封乃至南下到扬州、苏州、常州等江南地区乞讨就食。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中记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那场大水中，灾民们“全活无术，纷纷逃亡，仅流入河南开封者已近6万人”。（25）这一部分人，大都会因灾情缓解而重返故里，重建家园，但也有部分本就是没有土地或土地甚少的农民、或者有门技术的手工业者，他们可能会留在乞食的城市充当苦力或靠手艺谋生。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天灾频频，许多返回家园重操旧业的游民，往往会因为下一次灾荒而再次成为游民并前往曾经乞食的城市。由此，游民在部分华北地区不仅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当地的文化。

由于清廷对东北的放开，很多在家乡呆不下去的灾民也会选择出关逃荒，这也就是近代史上的“闯关东”。“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因满人入关后为了私己之利并颁布禁关令，从顺治开始便修建千余公里的“柳条边”（篱笆墙），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鸦片战争后，清廷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加之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华北地区又发生连续的灾害，后来清廷也就开禁放垦，也算是给了受灾流民一条生路。据记载，在光绪十六年（1888年），直隶便有“饥民千百成群遮道乞食者，有丁壮出关谋生而老幼去乡四出”，其中“闯关东”又以山东和直隶的农民居多。（26）

毫无疑问，灾荒也同样会导致胆大的流民结伙抢掠，甚至聚众起事，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由于流民太多，政府与社会的赈济又不到位，流民们为了生存，发生抢掠之事也是在所难免，由此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譬如直隶遵化一带的饥民，“其凶悍者结伙成群，专抢囤积，名曰‘分粮’，而明火抢劫之案层见迭出”。(27)事实上，后来山东、直隶义和拳民向京津进军，其中就不乏被水旱灾荒所迫的灾民。近代以来，华北屡遭战火蹂躏；而在战争结束后，兵勇多被就地遣散，这些散兵游勇受过军事训练，见多识广，因而极易充当游民的组织者和首领，并在聚众起事及后来的反洋教斗争中大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