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娈童赵道生在审讯中的招供，又给这事雪上加霜。他招认：是太子让他带人去杀的明崇俨。

　　所有情节，全部对上了榫！可怜李贤枉读了好多诗书，搞到这地步，已是逃无可逃了。

　　明崇俨究竟是不是被太子唆使赵道生所杀？史无明载。这也许是事实，也许是薛元超等人按武后意图用了酷刑，逼迫赵道生做了“自诬服”。这个疑点，永远也搞不清了。

　　但这个罪，对太子来说并不太严重，不过就是唆使杀人罪。

　　比较严重的是——几百领甲胄缘何而来？

　　如果藏盔甲是事实，那武则天就不是小题大做。按照唐律，严禁个人与单位私藏武器，甲胄也在禁止之列。包括府兵，平时都不能存有武器，武器全部存于兵器库，出征打仗时再发给。冷兵器时代，谁要是藏个大刀长矛什么的，犹如现在民间私藏飞机大炮，那是相当危险的。《擅兴律》规定，百姓私藏盔甲一领，判徒刑一年半；若私藏三领，就处死——再爱民的皇朝，也怕草民造反啊。

　　这次在东宫一下搜出几百领盔甲，李贤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清的。

　　历朝历代，确实可能有对政敌栽赃罗织谋逆罪的，但大不了是唆使法司人员在被查抄者家中偷偷塞入龙袍、印玺、文告这类小玩意儿。而现在的这几百领盔甲，用一队兵卒搬也得搬一阵子，现场栽赃如何能掩人耳目？

　　当然，藏盔甲不等于就是谋逆，但说你谋逆，你是无法辩解的。以此废你为庶人，也属天经地义。

　　高宗平素很喜欢李贤，现在看看事闹大了，心又软了，想宽恕李贤。但武后坚决不同意，她说：“为人子而怀谋逆，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

　　于是李贤被定罪，于八月二十日被废为庶人，并派遣兵将把他押送回京师，幽禁在一处“别院”。

　　李贤的那些狐群狗党，一个也没跑得了，全部伏诛。盔甲在东都洛水的天津桥南公开焚毁，以示士民。

　　这个风流公子哥儿，就此在政治舞台上谢幕，旋起旋落，颇令人叹息。

　　武则天对李贤的这个处理，被后世有些史家激烈抨击，说是“居心狠忍”。从人伦之常来看，当然可以这样说，但此事涉及的是古代的“政治正确”，武则天这样做，不仅在那个时代有她的法理依据，而且与今日很时髦的“程序正义”也很吻合。况且，接班人不合格就搞掉，这种事情还罕见吗？当代人似不应大惊小怪。抓住这个做文章，来苛责武则天的，我看是有点儿故作天真了。

　　这大概是人之常情吧：一般人在仕途上因无背景而受阻，就要大骂裙带关系误国，可是真正遇见大义灭亲的，又要大骂人家蛇蝎心肠。评价标准上的这个矛盾，有时是不易察觉的。

　　东宫的相关官员们也受到不等的处分。刘讷言的《俳谐集》在这次查抄中被搜出，高宗翻阅过后，大怒，说：“以《六经》教人，犹恐不能教化，以此鄙说呈进，岂是辅佐之义？”这个不尽责的刘老师，因此被打发到振州(今海南三亚)反省去了。

　　高政，也就是给李贤痛说长孙家史的那个，他不光是长孙无忌的外甥，还是高士廉的孙子。高宗念及这双重的亲戚关系，就饶了他，把他交给他父亲高真行去教育。这高真行担任负责保卫宫禁的左卫将军，很受信任。现在家中出了这么个逆子，真是又恨又怕，竟然和几个亲族一起，动用家法把高政给杀死了！

　　负责注释《后汉书》的左庶子张大安，以阿附太子罪被贬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刺史。

　　对李贤一案之所以处理得这么重的原因，在后世也有一个说法，是说张大安等在注《后汉书》时，有抨击母后临朝、外戚专权的议论，引起武则天的猜忌。李贤属官中，唯有张大安被处理得较重，从这一点看，也可能有这方面原因。

　　其他的东宫属官，可能是由于罪责不大，皆免罪，各复本职。薛元超等长出一口气，唯有李义琰心情不好，因自责而泫然泣下。他深悔未能引导太子走正道，又没能瞒得住武后，以致李贤垮台，武后专权的局面仍将继续下去。以后他每见高宗，便伤心哽咽、不发一言，但高宗对他的暗示一点儿也没领会，只是奇怪这人怎么患了抑郁症？

　　李贤被废的次日，三弟英王李哲(即李显)被册立为新太子，第三个瓜又结出来了。为庆贺大唐有了新的接班人，高宗宣布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这件事的处理，本不为过，但是在武后专权的背景下，有的大臣就不免要嘀嘀咕咕。高层的事确实令人担忧：高宗看样子撑不了多久，太子的黄瓜又一再被摘，武后的权势越来越大，这该如何收场？如何是个了结？大家说什么的都有。

　　武后知道了有这舆论，但也毫无办法——防人之口，就像堵黄河，没有哪个统治者能办到。她只有采取缓和措施，上表请求免去庶子李上金、李素节原来的罪，分别给了刺史做。又请给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的老公授官，以此来冲淡紧张气氛。

　　后来在永淳二年(683年)，也就是高宗去世的那年，李贤又被迁徙至遥远的巴州(今四川巴中)幽禁。那一带，我年轻时曾经去过，是在万山丛中，有强烈的与世隔绝感。

　　走的时候，太子妃和三个儿子也随行，一家人行装简陋，衣衫破旧，仆人们的装束就更狼狈了。以至于新太子李哲心里也不忍，上表请求，每年春秋由官府发一点儿衣服给他们一家，以示照顾。

　　昨日鲜衣怒马，望之若仙；今日鹑衣百结，不及匹夫。政治，真是不大好玩啊！

　　在李弘暴卒和李贤被废的前后，舆论之所以汹汹，是有直接诱因的。李弘病危之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武则天曾经把“三瓜”周王李哲(后改封英王)的妃子赵氏幽禁致死。这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予以确定的事，没有疑义。

　　赵氏之死是无辜的，她本人并没犯什么大错儿，主要是受她母亲牵连。赵氏姑娘的来头很大，祖父赵绰是唐开国功臣，父亲赵瑰是左千牛将军、皇帝的贴身侍卫，母亲就更厉害了，是高祖李渊的第七女——常乐长公主，论辈分，这位老公主是高宗的姑姑，而赵氏姑娘则是高宗的表妹。

　　周王李哲娶了赵氏，是与表姑母结婚，差了一辈。但这在当时，不成其为障碍。

　　据说，两人是很有一段姻缘的。赵氏姑娘小时常随母亲来宫中走动，与李哲是青梅竹马之交。成年后，二人又常在一起参加庆典、筵宴与游乐，有时还在一起读书，渐渐地就互生爱慕。太子李弘看在眼里，有心撮合，就在父亲面前为他们做了“大媒”。

　　高宗对这姑娘当然了解，非常满意，当即向武后提起，做主敲定了李哲的这门婚事。

　　但是，武后的感觉又不同了。因为常乐长公主素为高宗所敬重，两人关系很密切，武则天对此十分忌惮。只是此番亲事高宗本人看好，武后不便反对。

　　她不能容忍高宗和自己儿子身边有如此亲密的异己力量，马上就采取了反制措施。

　　武则天处理这事的手段非常狠毒。在周王婚后三天，周王妃按例去向婆婆请安。当时武后还没起床，周王妃并不知道，就直接进了内寝。武后借故怒斥周王妃“失仪”。周王妃吓蒙了，下意识地辩解了两句，武后便大怒，以忤逆为名将她软禁在内侍省，不准出屋，每天只给点儿米粮充饥。

　　几天后，卫士发现周王妃住的地方烟囱不冒烟了，就开门进去看，原来人已死了多日，连尸体都腐烂了。之后，武后下令把周王妃匆匆埋了，埋到了什么地方也不见记载。

　　周王妃的父亲赵瑰受女儿之累，被贬为寿州(今安徽寿县)刺史，常乐长公主也被勒令随行。这股危险的势力，就这样被武则天果断地击垮。

　　周王妃被人发现死亡，是在四月七日。十八天后，太子李弘死于合璧宫。两件事隔得实在太近，无怪乎要引起诸多关于太子被害的流言。

　　武则天的这种狠，一方面是缘于她的性格，“驯师子骢”的那股劲儿始终还在；另一方面，也是她在皇权下出于自我保护的反映。你不狠，人家就要狠，史上的教训已经有成千上万。虽然她在这方面理应受到指责，但也应把这个问题放到背景下去看待。

　　疑神疑鬼，凡是柄政者都在所不免！

　　而在政治高压之下，有的臣僚为了避祸，也有过度反应。前面提到的那个李贤党羽高政，高宗并不想处理他，只是把他交给家长教育，但高政的长辈们却慌了神儿。高政一回到家，他父亲高真行就用佩刀刺中他的喉管，高政的大伯、户部侍郎高审行又把佩刀刺入他的腹部。高政痛得哀号不止，堂兄高璇便用佩刀砍下他的头，然后把尸首拋到路上。高宗闻之，大为不悦，认为做得太过，于是贬高真行为睦州(今浙江淳安县)刺史，贬高审行为渝州(今重庆市)刺史。

　　亲生骨肉，如何下得了手去？只能说，极端的足以泯灭人性！

　　一场惨烈的风波过去，“第三瓜”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实在令人悬心。

　　这个新太子李哲，也是一位性情中人，比二哥李贤还要喜好玩乐。他和李贤原本都没受过当太子的教育，养成放逸享乐的性格是必然的。而且，据说他在做亲王的时候，性格中还有十分“勇烈”的一面。

　　如何把这个公子哥儿扶起来，高宗、武后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他们之所以没有因李贤案惩罚原来的宰相兼东宫班子，而是让他们继续留任，就是想用一班老成之臣来辅佐新太子。高宗夫妇到东都去，留李哲监国，就专门指令薛元超辅佐。高宗还殷切叮嘱道：“吾子未娴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不讲！”(《旧唐书·薛收传》)

　　所幸，李哲因为有了哥哥的教训，也有前妻(周王妃)被废的教训，对母后还比较恭顺，在当太子期间，与武则天的关系也还算融洽。关于他未来的命运，要在后面再来交代了。

　　一年后，当年激烈反对天后摄政的中书令兼左庶子郝处俊被罢相，中书侍郎兼右庶子李义琰也因故受到高宗谴责，托病致仕。当初郝处俊对高宗说：高祖太宗之天下，只该“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中书侍郎兼右庶子李义琰也曾大力附和(《旧唐书·高宗纪》)，一时形成强大舆论，致使武后摄政之议流产。

　　那么，出来混，现在就该来还了。

　　武则天仍然不断在做排除异己的工作，但客观地讲，她这时还不能说就有了“篡位”野心。她现在所做的，仍然是想让自己的一个儿子能够立得住，并且和她一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