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两位太子或死或废的谜案

　　到现在为止，我讲的仍然是高宗与武后联合执政的事。武则天在当了大周皇帝以后，曾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是说：“朕辅先帝(高宗)逾三十年，忧劳天下。”(《新唐书·武后传》)
　　她这里说的“逾三十年”，只是个大略数字。如果从永徽二年(651年)武则天从感业寺归来起算，到高宗驾崩，是三十一年多；如果从永徽六年(655年)当皇后起算，是二十七年多；如果从显庆五年(660年)正式辅政起算，则是二十三年不到。

　　武则天对最高权力的获取，不是在一夜之间就拿到的，而是在这二十多年中悄悄渐进的。有人把她参政后的时间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高宗日日临朝，而武后只是偶尔为之；第二段是两人临朝必同进同出，此为“二圣”时期；第三阶段是从上元元年(674年)起，武后日日临朝，而高宗倒是有一搭没一搭了。

　　有人做过形象的比喻，说高宗手里的权力，是像沙漏一样，一点一滴“滑落”到武后手中的。不错，说得妙！

　　高宗到后来就很苦了，跟韩国夫人母女犯了“生活作风错误”之后，在武则天的严密管制下，连别的女人也碰不得了。武则天以老婆多了有害健康为由，对六宫制度进行改革，把妃嫔编制大大压缩，一品妃为二人，名称改做“襄德”，二品嫔为四人，名称叫“劝义”。看看这官名吧，哪还有女人味儿？可以想见，高宗额外的性生活大概基本被取消。

　　其余的，就是打杂、伺候起居的宫女了。皇帝的后宫规模，比一般王公大臣都不如。

　　老婆管得死，倒还可以忍受。而权力的日益丧失，则是关乎国本的问题。

　　这期间，高宗是有所警觉的，也爆发过不满，“废后”事件就是一例。但当他有所“觉悟”时，已被武后死死钳制住了，动弹不得。宰相班子几次换血，“后党”充斥，北门学士也已羽翼丰满。所有的亲信大臣旋起旋落，都不敢发一言，唯一一个敢于掺和的(上官仪)，也白白掉了脑袋。而且，自己的身体也不争气，朝政不让老婆处理，谁又能行？

　　在这个情况下，他想到了太子，对太子寄予了厚望——我是软蛋了，但儿子一定得强一点儿，将来总能做主，不至于大唐老是阴盛阳衰，潜藏着难以估量的危机。

　　我们先来看高宗的儿辈。高宗共有八个皇子，武则天从感业寺回宫之前，就已经有了四个，即燕王李忠、原悼王李孝、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武则天回宫后，又为高宗生了四个，即李弘、李贤(一说为韩国夫人所生)、李哲(原名李显)、李旦。这以后，其他妃嫔生的就没有了，因为武则天回来后受到高宗专宠，就再也轮不到其他妃嫔生孩子了。

　　皇长子李忠早因长子身份而被立为太子，在武则天当了皇后之后，被迫让贤。武后亲生的大儿子李弘，顺理成章接任了太子。

　　武则天既然有意总揽大唐的最高权力，当然要考虑为自己的亲生儿子扫清潜在对手，于是几个庶子的命运就很有些凄惨。

　　李忠的结局在前面已略有交代。他不当太子后，以梁王身份远徙房州(今湖北房县)，因精神压力太大而得了迫害妄想症。显庆五年(660年)七月，一个服侍李忠的妇阿刘从房州赶到东都，举报了李忠的种种异常行为，其中甚至有谋逆迹象。高宗在愤怒之下，将他废为庶人，据公开的诏书讲，似乎这还是武后含泪为他求了情，才从宽发落的，否则脑袋就掉了。

　　此后，李忠以白丁身份被软禁于黔州(今贵州彭水)，就关在他的大伯、前朝废太子李承乾的旧宅里。到了麟德元年(664年)，终难逃一死，被诬陷牵连进上官仪“谋反案”，在囚所被赐死，死时年仅二十二岁。

　　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先后被流放到边远州府安置，其中李素节是萧淑妃生的，更是被处终身监禁。

　　可是，即便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在太子这个位置上也是连连出变故，好像总也坐不稳的样子。

　　武则天也因此背上了“与子争权”、“废杀亲子”的恶名。

　　读史读到“杀亲子”，很容易让人拍案大骇——

　　早年她已涉嫌杀了一个襁褓中的亲生女儿，现在如何又能忍心杀成年的亲子？虎狼之毒，亦不为此。武则天，其心真的如铁了吗？

　　关于“杀子”的传闻，来源于太子李弘之死。

　　李弘这人，从记载上来看是个很不错的接班人。他早年就熟习政务，有主见，能“持正谏诤”(敢说真话)，且体恤民情。咸亨三年(672年)冬，因夏季旱灾引起饥荒，关中百姓多有饿死。李弘看见兵卒的粮食里掺杂着榆树皮和草籽，大为怜悯，马上吩咐把自己仓库里的粮食发给士兵们吃。同时上奏父皇，请将近畿闲地分给饥民耕种，以渡过难关。

　　这在皇权时代，可以说是一位够资格当明君的好苗子了。

　　就连太子李弘的名字，也是大有来历的。南北朝时期，因社会动荡过于剧烈，令世人普遍有浮生若梦之感，民间一直流传着“终世之说”，即末日来临说，余风一直延续到初唐。道教民众中则有“老君当治”、“李弘当出”的谶语，是说太上老君将转世为人主，化名李弘，拯救众生。草莽中假借李弘之名起事造反的事，也屡有发生。

　　高宗和武后把头胎儿子取名为李弘，毫无疑问是“应谶意”，对这个孩子寄托甚厚。

　　但是据《新唐书》记载，上元二年(675年)，李弘在合璧宫被鸩杀，时年二十四岁，“天下莫不痛之”。而且，在两处地方明明白白写着，是天后怒而毒死李弘。

　　这就是扑朔迷离的“合璧宫命案”。

　　武则天为什么发怒？

　　《新唐书》说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武则天“方图临朝”，“将骋志”，然而太子李弘不知怎么的，在奏请的时候触犯了武后，结果惨遭鸩杀。另一个原因更有传奇性，是说萧淑妃的两个女儿义阳、宣城公主，因母亲之故得罪，被幽禁在掖廷(宫女宿舍)，年近四十还未嫁。李弘听说后，起了恻隐之心，请求把她们嫁出去。武后闻言大怒，把两位公主嫁给了两名当班卫士，李弘也由此“失爱”。

　　从宋代起，就有人说这事情是《新唐书》在摆乌龙！首先，《新唐书》作者并无鸩杀李弘的证据材料，只是推测因果。而说武则天在上元年间就想临朝称制(摄政)，那是胡扯。

　　至于太子请嫁两公主之事，两《唐书》都说有，但是《新唐书》演义得太出格了，起码有两条不确：一是两公主的年龄，具体是多大，没有任何记载，但李弘请嫁那年，高宗不过才四十三岁，女儿岂能有四十！《资治通鉴》对这个漏洞也有所察觉，略作了修饰，改为“年逾三十不嫁”，但就这样也很勉强。二是据《唐会要》载，义阳公主的老公权毅、宣城公主的老公王勖，都不是卫士。

　　也有人进一步质疑，说是“请嫁公主”这事可能根本就没有。萧淑妃被害后，她的儿子素节，按说身份比女儿更易使武后猜忌，但也仅是撵出京师，去当了申州(今河南桐柏县)刺史。那么，有什么必要将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幽禁在掖庭？

　　还有就是《旧唐书·泽王上金传》里，有“义阳、宣城二公主缘母萧氏获谴，从夫外官”一句，这说明两公主早就嫁了。另外《册府元龟》根本就没载请嫁公主事，这就令人更起疑了。

　　还有，《新唐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六载，武则天后来曾经上表高宗，请求为义阳、宣城二公主的老公升官。不管这是不是作秀，起码能证明，太子即使请嫁公主，也不至招来杀身之祸。

　　所以司马光考证来考证去，最后还是说：“按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鸩之，疑以传疑。”什么意思？这是说，把传闻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的了。

　　那么，太子李弘到底是怎么死的？想要搞清楚，也不难。

　　他是得肺结核死的！

　　白纸黑字，记载无误，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旧唐书·孝敬皇帝传》里载有一篇高宗皇帝的悼念文，明明白白说太子李弘“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

　　这是什么意思？

　　“琰圭”是古代一种上尖下方的玉器。“自琰圭在手”，是指李弘当太子。“沉瘵婴身”是说他得了一种“瘵”病。

　　瘵，痨病也，就是肺结核。直至距今六七十年前，青霉素尚未普及的时候，这还是一种很难治的传染病。巴金的小说《寒夜》、费穆的电影《小城之春》中的男主人公，都是肺结核缠身的病秧子。相信看过这两部作品的人，印象都会很深。

　　李弘深受高宗喜爱，四岁就当了太子，看来这病在他童年时就已染上。他爸爸高宗，因为在爷爷太宗死的时候，操劳过度，也染有“风瘵”。父子俩都有这病，并不奇怪。

　　到太子弘十九岁的时候，据他自己讲“比日以来，风虚更积”(《旧唐书·邢文伟传》)，也就是病情更加严重了。

　　古人不懂现代科学，面对太子弘的病况，谁都束手无策。高宗和武后便想让他结婚，以新婚来“冲喜”——这种愚昧的习俗，直到民国时期都还很普遍。这才有前面提到过的，选中了司卫少卿杨思俭之女为太子妃。这女子杨氏，在辈分上实际比李弘大一辈，是武后的表妹。

　　哪知道，咸亨二年(671年)揭出了此女被武敏之给玷污过，于是大婚泡了汤。婚事拖了两年，父母又为李弘物色到了左金吾卫将军裴居道之女。这年李弘恰是二十二岁。

　　裴氏女出身于河东名门，彬彬有礼。高宗甚为喜欢，对近侍说道：“东宫内政，吾无忧矣！”(《旧唐书·高宗纪》)咸亨四年(673年)十月，太子李弘终于成婚。

　　可是迷信治不了病。小日子过了一年多，到上元二年(675年)，李弘来到东都，住在合璧宫，病情猛然开始恶化。四月二十五日，死在倚云殿。

　　高宗对此悲痛欲绝，大病了一场，破例追赠李弘为“孝敬皇帝”，从而使李弘成为唐代第一位死后谥为皇帝的太子。

　　在高宗发布的悼念诏书《皇太子谥孝敬皇帝制》中，有一个细节，是高宗在探望李弘病情时，曾明确告诉儿子：“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也就是等李弘病稍好，就要禅位于他，高宗自己要去当太上皇了。

　　而李弘由于“天资仁厚，孝心纯确”，听了这消息的反应是，“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因为思想压力过大，想得太多，结果病情加剧，一命呜呼。

　　当然，这仅仅是官方的说法。但李弘自幼多病，长大了之后更严重，这是有他自述为凭的。而说他被武后鸩杀，凭据何在？没有。道听途说而已。

　　比较可信的《旧唐书》上只是说：“上元二年，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年二十四。”这只是一个陈述。“寻薨”，也就是很快就死了，没说什么“鸩杀”。《旧唐书》成书时，大唐早已往事如烟，著者没有必要为武后忌讳什么。在一般情况下，没说，就是没发生过。

　　那么宋人欧阳修老先生，是从哪里挖到的“武后怒而鸩杀李弘”的猛料呢？

　　据与他同时代的司马光考证，此说有两个来源，一是根据唐人柳芳编著的《唐历》上的一句话，即李弘“不以寿终”而来。但是，不以寿终，是短命的意思，怎能拿来做鸩杀的依据？二是根据李泌和唐肃宗的一段对话而来。

　　这又是一个有趣故事了，涉及一首“黄瓜歌”。在《新唐书》里，有这样一个记载，说是李泌对饱受皇嗣问题困扰的唐肃宗说到前朝事，讲了一个故事——

　　高宗时，李弘仁孝，而“(武)后方图临朝，鸩杀之”。李弘死后，李贤代立为太子，每日恐惧，不敢多言，就做了一首歌，叫《黄台瓜》。歌词曰：

　　种瓜黄台下，

　　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

　　再摘令瓜稀。

　　三摘犹尚可，

　　四摘抱蔓归。

　　李贤叫乐工在宫中唱这首曲子，以期感悟父母双亲：可不要一再残害儿子们了。

　　李泌讲完了这个故事后，正色告诫唐肃宗说：你现在已经一摘了，可不要再摘了！肃宗“愕然曰：公安得是言？”——您怎么说这样的话？

　　以皇子比瓜，不可一摘再摘，免得最后闹个没有接班人。这典故十分动人，歌词也写得好。可是，唐肃宗和李泌是什么时候人？

　　唐肃宗李亨，是大名鼎鼎的唐玄宗的第三子。“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在马嵬驿兵变后西逃入蜀，李亨就在灵武即位，他是唐朝第一个在京师以外登基再进入长安的皇帝。他登基之日，正是安史叛军攻陷两京之后，后来他病死于长安之时，“安史之乱”仍未荡平，在位共六年。

　　李泌则是个江湖异人，曾在衡山学道，后入朝为官，当到了宰相高位，算是肃宗的朋友兼军师。他对平叛战争极富战略眼光，出过不少好主意。

　　算一算，两人上面的那段对话，发生于李弘死后八十年！

　　于是有人怀疑，这《黄台瓜》词作得这么好，酷似曹植《七步诗》，比喻、格调都像，怎么未见当时有记载？会不会是李泌自己编出来的？

　　就在上面的那段对话后，《资治通鉴》中还记了肃宗的一句话，是说：“你把歌词录下来，我要写给大臣们看。”

　　似乎肃宗对这首歌一无所知！

《新唐书》如果是以这个《黄台瓜》作为武后毒死李弘的证据，那基本可以断定是一条假料了。

　　李弘死后，备极哀荣。高宗在《孝敬皇帝睿德记》里称他具有“九德”：至德、至孝、至仁、至明、至俭、至正、至博、至直、至睦、至通。当然这是溢美之词，但都还沾点儿边。

　　既然追谥了皇帝名号，这位没登过基的皇帝，就要有相应的陵墓，命名为恭陵。原本打算葬在长安昭陵附近，但武则天考虑节约民力，就安葬在了洛阳，成了唐代在洛阳少有的帝王陵之一。选址就在洛州的缑氏县(今河南偃师)的景山，至今仍有遗址。

　　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陪葬甚厚，这大概是寄托了高宗和武后的哀伤。民间传说道，由于陪葬的珠宝既多又好，唯恐被盗，所以，派兵卒从洛河取沙，堆成了一座山，表面再用泥封固，若有盗墓者必被流沙活埋。

　　陵工由武则天亲自主持，先调蒲州刺史李仲寂监工，限期四个月完工。一座皇陵，历朝修几十年的都有，四个月期限，等于要民工的命。其间民工不堪劳役，发生过骚乱，投乱石击伤监督官员，烧营而逃。后来起用司农卿韦弘机来监工，才如期完成。

　　太子妃后来被追号“哀皇后”，死后也葬在恭陵附近，因此现在当地人把这里称为“太子坟”和“娘娘坟”。陵前神道十分开阔，翁仲、天马、望柱两两相对，气势不凡。神道一侧，有高宗亲撰的《孝敬皇帝睿德记》石碑，高约六米。

　　历经千年，恭陵至今完好无损。而娘娘坟却在当代遭了厄运。1998年1月末，太子妃墓被一伙盗墓贼用炸药炸开，盗走国宝级珍贵瓷器等六十余件。此事惊动了国务院，所幸案件很快破获，国宝追回，十一名盗墓贼也在恭陵前被就地正法。

　　李弘死后无子，那么就“兄终及弟”，由他二弟李贤继为太子。李贤此时已封雍王，任幽州(今北京一带)都督，时年二十二岁。

　　这个李贤，是个很有性格的皇子，后人把《黄台瓜》歌词编派到他身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小时天资聪颖，阅读典籍和诗赋能过目成诵，成年后“容止端雅”，似乎是个素质极高的公子型人物。

　　他的幽州都督只是遥领，自小没离开过京都，从十八岁起，高宗就有意让他也学习处理政务。现在顶哥哥的班做太子，也还不算突兀。

　　高宗在李弘病逝的前后，病况加重，感觉撑不下去了，一度想让天后摄政，可是这个想法，遭到宰相郝处俊的激烈反对，因而作罢。现在，高宗当然对李贤寄予了厚望，马上就让他监国。

　　新太子的属官，也配备得非常强，先后有郝处俊、高智周、薛元超、张大安、李义琰、戴至德等，都是位居宰辅、德高望重之人。

　　李贤在好学方面，酷似哥哥，但要比哥哥更聪明。此外他天性活泼、不拘礼法，又不似他哥哥那样胆小谨慎。这种性格，在男孩子来讲是求之不得的，可是李贤上升到太子这个敏感位置，性格还是不变，结果就种下了他日后悲剧的种子。

　　刚开始时，苗头还不错。李贤本人表现很好，众大臣也很捧场，都说他处事审明、礼敬大臣。高宗、武后都很满意，次年，高宗还对他优诏褒扬，说李贤自监国以来，留心政务，工作做得到位，听政之余还能诵习经典，思考问题。

　　“家国所寄，深副所怀！”这就是高宗对新太子的评语。

　　李贤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引人瞩目的成就，就是召集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及一班学士，注了《后汉书》。著作完成后，呈给天皇天后御览，二老很高兴，对学者们“赐物品三万段”以示嘉奖。这里顺便提一句，这个注释本子，到今天仍为史家所重视。

　　可惜事情并没有善始善终。后来发生了两个情况，导致李贤与母后的关系骤然紧张。

　　一个是，李贤兢兢业业的时间没保持多久，就开始放纵自己。经常在长安四郊飞鹰走马，整日游猎。又在东宫和倡优、奴仆们吹吹打打，当音乐发烧友。

　　生活作风上就更不检点了，纵欲无度，热衷于泡妞。更要命的是他还颇好男风，宠爱一名娈童赵道生，动不动就赏给金帛。

　　我们现在来研究这个时尚青年，其实他很有特点。李贤的年纪不过二十二三岁，有叛逆性格是难免的。他好学和好玩的这两面，是汇聚在一个矛盾体中，并不为怪。

　　但是他身为太子，不走正道，对政局和对他自己的影响就太大了。他一胡来，周围的大臣就比较难办。太子属官多为正人，内心都不大赞成武后专权，对李贤的太子地位十分在乎。可是太子这个鸟样子，让他们既失望，又恐惧。他们看在眼里，却不敢劝谏，因为一旦写出谏议报告来，太子的名声就完了，李家的这颗“黄瓜”恐怕又要被摘去。

　　只有司仪郎韦承庆不管那些，上书给太子力谏。李贤这时候玩得正疯，根本不听。

　　一班乐户、奴仆见主子这般潇洒，都挖空心思捧着他玩，“亲左右，承颜色”，一派乌烟瘴气。东宫的有些低级属官也投其所好，刘讷言就是其中一个，专门撰写了《俳谐集》，也就是搞笑文章来讨好太子。

　　这样一来，李贤成了又一个李承乾。江山还没开始坐呢，就迫不及待地玩，实在是悬啊！

　　韦承庆上书，是在仪凤四年(679年)五月。这个月份，是风流太子李贤的多事之秋。韦承庆的这个上书，其实并没有什么背景，是他个人的性情与责任感使然。韦承庆过去就是李贤的幕僚，为人恭谨，现在的职务太子司议郎又是专掌规谏的，他站出来说话，是理所当然的。他劝告李贤“居处服玩必循节俭，畋猎游娱不为纵逞”，这也让人无话可说。

　　就这样，李贤的另一面被揭出来了。然而，事情如果到此为止，问题还不大。

　　此时高宗和武则天都巡幸在东都，武则天大致知道了情况，就命北门学士写了《孝子传》和《少阳正范》，赐给太子阅读，还写信对李贤提出严厉批评。

　　李贤对母亲的干涉大为不满。他本来就觉得母亲对后辈过于严苛，这么劈头盖脸的批评，他更接受不了，于是干脆不理不睬，母子关系就此开始恶化。

　　这个事情，我以为武则天没做错什么。她是一个高度政治化了的女人，对待子女也不免从政治出发。平时不溺爱、不放纵，只希望在他们中出一个像太宗那样的经天纬地之才。这大概是她最大的心结。儿子们如果对此不理解，当然要生出怨恨来。

　　武则天和儿子之间的代沟，和今天应试教育下的代沟实在是太相似了。

　　但是不知为什么，台湾的史家雷家骥先生却要指责武则天没有妥善处理好这件事，说她不该如此刺激李贤，使其不安。这大概是雷先生过于宅心仁厚了，用了新时代的观念来评价这件事。不过，新时代在教子这方面也不见得新。

　　儒家教子，历来严厉，余韵至今犹在。眼下“望子成龙”的家长，家家皆有也，具有自由开明思想的家长反倒是凤毛麟角，因此我认为武则天此举不应受到责备。

　　就在李贤与母亲有了嫌隙时，各种不利于武则天的舆论又深深影响到李贤，令他对母亲的和冷酷越发不满。这些流言，据说一个是大臣们传说李弘死得可疑，一个是有大臣认为高宗已完全被武后控制，失去了自主权。

　　此外，在太子属官中，有一个典膳丞高政，是长孙无忌的外甥，他向李贤讲了不少长孙一系当年如何被整肃的事，对李贤的震动很大。

　　最后，还有一个最致命的流言，就是宫女中有人传说：李贤并非武后所生，而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生的！

　　这还了得！李贤听了，更感到疑惧。他联想到母亲的种种严苛手段，对此深信不疑，认定了这位非血缘的母亲将来一定会对自己下狠手。

　　那么李贤究竟是不是武则天所生？这，又是一个千古之谜。

　　我们来看，李弘生于永徽三年(652年)七月以后，李贤生于永徽五年(654年)十二月，两人出生相隔两年，这中间还有过一个早夭的公主(就是传说为武则天闷死的那个)。这三个孩子，一年生一个，在武则天当时那个年龄上，不是不可能的。

　　而且，那时武则天刚从感业寺回来，正受专宠，还轮不到韩国夫人钻空子。因此，李贤的身世，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台湾的历史学家雷家骥先生就是持这种观点。

　　另外也有持怀疑态度的一派，他们分析如下：据《旧唐书·高宗纪上》记载，永徽五年(654年)十二月十七日，武则天生李贤于去昭陵的路上，是早产。这一派认定，武则天是在永徽四年(655年)年初生的李弘，此后又生一女，再生李贤，就等于是在两年跨度里生了三个孩子，似乎太过密集。他们推测，这个数九寒天在拜谒昭陵的路上所生的早产儿，很可能并没活下来。极有可能是与高宗有私通关系的韩国夫人，把自己刚生的儿子拿来顶了缸。

　　他们提出的证据是，李贤降生仅一个月，高宗就给他封王，如此匆忙地要确立这个孩子的地位，似乎是有什么隐情。至于武则天，出于对巩固自己在后宫地位的考虑，也不会反对这么干——多一个儿子，就多一分权力保障。但是当李贤成年后，武则天就越来越不放心这位冒牌的儿子了，对立他为太子，曾经显得很勉强。

　　这后一种说法，推测多于论证，我们权且当个故事听吧。

　　就在这流言四布的敏感时刻，又出了一件事，使太子问题这个火药桶，在瞬间被引爆！

　　事情缘于一个装神弄鬼的正谏大夫明崇俨。他是皇帝侍从，专掌讽谕的，可是他不好好给皇上提意见，老爱玩相面术、预测学。古代士大夫对这种旁门左道不屑为之，一旦有人会这个，就很显眼。天皇喜欢听他胡侃，因为能解闷儿，天后也很敬重他。

　　不知这人是出于什么动机，借着相面，对诸皇子做了一番品评。他说：“太子福薄，不堪继体；唯英王(李显)貌类太宗，相王(李旦)貌当大贵，两子中择立一人，方可无虞。”

　　武后对他虽然很信赖，对太子也有些失望，但并未把这话当真。据后世史家分析，明崇俨敢于这么胡说八道，可能是打探到了武后对太子有所不满。他这么说了，也没受什么斥责，说明他的观点与武后的态度暗合。

　　但是，有人却把这话当了真。李贤知道后，当然把这个明崇俨恨之入骨。

　　调露元年(679年)五月，明崇俨从东都到京师去办事，走在半途，夜遇刺客，被杀死。皇帝的座上宾，竟然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了，天皇、天后不禁大怒，下令追查凶手。逮起来不少嫌疑人，但始终没找到真凶。

　　当时就有人猜测，是太子李贤恼怒明崇俨多嘴，暗中派人杀了他。武后也有些怀疑是太子干的，但拿不到证据。

　　事情拖到第二年春，太子李贤随二圣去游少室山，一家三口看起来仿佛其乐融融。可是，一回到东都，武则天就开始摘瓜了！她派人向天皇告发了太子李贤的诸种“阴事”。

　　捅出来的具体是什么事，不载，无非是声色犬马之类。尤其李贤与娈童赵道生欢狎之事，使高宗大为震怒，于是案发，太子及其同党被拘。武后便命宰相薛元超、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与法司官员同审。

　　组成这么高级别的特别审判庭，意味着武则天要起大狱了！

　　果然，法司在东宫马坊里搜出了惊人的物证——“甲胄数百领”！

　　藏这几百套甲胄干什么？难道李贤要谋反？

这时候，娈童赵道生在审讯中的招供，又给这事雪上加霜。他招认：是太子让他带人去杀的明崇俨。

　　所有情节，全部对上了榫！可怜李贤枉读了好多诗书，搞到这地步，已是逃无可逃了。

　　明崇俨究竟是不是被太子唆使赵道生所杀？史无明载。这也许是事实，也许是薛元超等人按武后意图用了酷刑，逼迫赵道生做了“自诬服”。这个疑点，永远也搞不清了。

　　但这个罪，对太子来说并不太严重，不过就是唆使杀人罪。

　　比较严重的是——几百领甲胄缘何而来？

　　如果藏盔甲是事实，那武则天就不是小题大做。按照唐律，严禁个人与单位私藏武器，甲胄也在禁止之列。包括府兵，平时都不能存有武器，武器全部存于兵器库，出征打仗时再发给。冷兵器时代，谁要是藏个大刀长矛什么的，犹如现在民间私藏飞机大炮，那是相当危险的。《擅兴律》规定，百姓私藏盔甲一领，判徒刑一年半；若私藏三领，就处死——再爱民的皇朝，也怕草民造反啊。

　　这次在东宫一下搜出几百领盔甲，李贤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清的。

　　历朝历代，确实可能有对政敌栽赃罗织谋逆罪的，但大不了是唆使法司人员在被查抄者家中偷偷塞入龙袍、印玺、文告这类小玩意儿。而现在的这几百领盔甲，用一队兵卒搬也得搬一阵子，现场栽赃如何能掩人耳目？

　　当然，藏盔甲不等于就是谋逆，但说你谋逆，你是无法辩解的。以此废你为庶人，也属天经地义。

　　高宗平素很喜欢李贤，现在看看事闹大了，心又软了，想宽恕李贤。但武后坚决不同意，她说：“为人子而怀谋逆，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

　　于是李贤被定罪，于八月二十日被废为庶人，并派遣兵将把他押送回京师，幽禁在一处“别院”。

　　李贤的那些狐群狗党，一个也没跑得了，全部伏诛。盔甲在东都洛水的天津桥南公开焚毁，以示士民。

　　这个风流公子哥儿，就此在政治舞台上谢幕，旋起旋落，颇令人叹息。

　　武则天对李贤的这个处理，被后世有些史家激烈抨击，说是“居心狠忍”。从人伦之常来看，当然可以这样说，但此事涉及的是古代的“政治正确”，武则天这样做，不仅在那个时代有她的法理依据，而且与今日很时髦的“程序正义”也很吻合。况且，接班人不合格就搞掉，这种事情还罕见吗？当代人似不应大惊小怪。抓住这个做文章，来苛责武则天的，我看是有点儿故作天真了。

　　这大概是人之常情吧：一般人在仕途上因无背景而受阻，就要大骂裙带关系误国，可是真正遇见大义灭亲的，又要大骂人家蛇蝎心肠。评价标准上的这个矛盾，有时是不易察觉的。

　　东宫的相关官员们也受到不等的处分。刘讷言的《俳谐集》在这次查抄中被搜出，高宗翻阅过后，大怒，说：“以《六经》教人，犹恐不能教化，以此鄙说呈进，岂是辅佐之义？”这个不尽责的刘老师，因此被打发到振州(今海南三亚)反省去了。

　　高政，也就是给李贤痛说长孙家史的那个，他不光是长孙无忌的外甥，还是高士廉的孙子。高宗念及这双重的亲戚关系，就饶了他，把他交给他父亲高真行去教育。这高真行担任负责保卫宫禁的左卫将军，很受信任。现在家中出了这么个逆子，真是又恨又怕，竟然和几个亲族一起，动用家法把高政给杀死了！

　　负责注释《后汉书》的左庶子张大安，以阿附太子罪被贬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刺史。

　　对李贤一案之所以处理得这么重的原因，在后世也有一个说法，是说张大安等在注《后汉书》时，有抨击母后临朝、外戚专权的议论，引起武则天的猜忌。李贤属官中，唯有张大安被处理得较重，从这一点看，也可能有这方面原因。

　　其他的东宫属官，可能是由于罪责不大，皆免罪，各复本职。薛元超等长出一口气，唯有李义琰心情不好，因自责而泫然泣下。他深悔未能引导太子走正道，又没能瞒得住武后，以致李贤垮台，武后专权的局面仍将继续下去。以后他每见高宗，便伤心哽咽、不发一言，但高宗对他的暗示一点儿也没领会，只是奇怪这人怎么患了抑郁症？

　　李贤被废的次日，三弟英王李哲(即李显)被册立为新太子，第三个瓜又结出来了。为庆贺大唐有了新的接班人，高宗宣布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这件事的处理，本不为过，但是在武后专权的背景下，有的大臣就不免要嘀嘀咕咕。高层的事确实令人担忧：高宗看样子撑不了多久，太子的黄瓜又一再被摘，武后的权势越来越大，这该如何收场？如何是个了结？大家说什么的都有。

　　武后知道了有这舆论，但也毫无办法——防人之口，就像堵黄河，没有哪个统治者能办到。她只有采取缓和措施，上表请求免去庶子李上金、李素节原来的罪，分别给了刺史做。又请给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的老公授官，以此来冲淡紧张气氛。

　　后来在永淳二年(683年)，也就是高宗去世的那年，李贤又被迁徙至遥远的巴州(今四川巴中)幽禁。那一带，我年轻时曾经去过，是在万山丛中，有强烈的与世隔绝感。

　　走的时候，太子妃和三个儿子也随行，一家人行装简陋，衣衫破旧，仆人们的装束就更狼狈了。以至于新太子李哲心里也不忍，上表请求，每年春秋由官府发一点儿衣服给他们一家，以示照顾。

　　昨日鲜衣怒马，望之若仙；今日鹑衣百结，不及匹夫。政治，真是不大好玩啊！

　　在李弘暴卒和李贤被废的前后，舆论之所以汹汹，是有直接诱因的。李弘病危之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武则天曾经把“三瓜”周王李哲(后改封英王)的妃子赵氏幽禁致死。这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予以确定的事，没有疑义。

　　赵氏之死是无辜的，她本人并没犯什么大错儿，主要是受她母亲牵连。赵氏姑娘的来头很大，祖父赵绰是唐开国功臣，父亲赵瑰是左千牛将军、皇帝的贴身侍卫，母亲就更厉害了，是高祖李渊的第七女——常乐长公主，论辈分，这位老公主是高宗的姑姑，而赵氏姑娘则是高宗的表妹。

　　周王李哲娶了赵氏，是与表姑母结婚，差了一辈。但这在当时，不成其为障碍。

　　据说，两人是很有一段姻缘的。赵氏姑娘小时常随母亲来宫中走动，与李哲是青梅竹马之交。成年后，二人又常在一起参加庆典、筵宴与游乐，有时还在一起读书，渐渐地就互生爱慕。太子李弘看在眼里，有心撮合，就在父亲面前为他们做了“大媒”。

　　高宗对这姑娘当然了解，非常满意，当即向武后提起，做主敲定了李哲的这门婚事。

　　但是，武后的感觉又不同了。因为常乐长公主素为高宗所敬重，两人关系很密切，武则天对此十分忌惮。只是此番亲事高宗本人看好，武后不便反对。

　　她不能容忍高宗和自己儿子身边有如此亲密的异己力量，马上就采取了反制措施。

　　武则天处理这事的手段非常狠毒。在周王婚后三天，周王妃按例去向婆婆请安。当时武后还没起床，周王妃并不知道，就直接进了内寝。武后借故怒斥周王妃“失仪”。周王妃吓蒙了，下意识地辩解了两句，武后便大怒，以忤逆为名将她软禁在内侍省，不准出屋，每天只给点儿米粮充饥。

　　几天后，卫士发现周王妃住的地方烟囱不冒烟了，就开门进去看，原来人已死了多日，连尸体都腐烂了。之后，武后下令把周王妃匆匆埋了，埋到了什么地方也不见记载。

　　周王妃的父亲赵瑰受女儿之累，被贬为寿州(今安徽寿县)刺史，常乐长公主也被勒令随行。这股危险的势力，就这样被武则天果断地击垮。

　　周王妃被人发现死亡，是在四月七日。十八天后，太子李弘死于合璧宫。两件事隔得实在太近，无怪乎要引起诸多关于太子被害的流言。

　　武则天的这种狠，一方面是缘于她的性格，“驯师子骢”的那股劲儿始终还在；另一方面，也是她在皇权下出于自我保护的反映。你不狠，人家就要狠，史上的教训已经有成千上万。虽然她在这方面理应受到指责，但也应把这个问题放到背景下去看待。

　　疑神疑鬼，凡是柄政者都在所不免！

　　而在政治高压之下，有的臣僚为了避祸，也有过度反应。前面提到的那个李贤党羽高政，高宗并不想处理他，只是把他交给家长教育，但高政的长辈们却慌了神儿。高政一回到家，他父亲高真行就用佩刀刺中他的喉管，高政的大伯、户部侍郎高审行又把佩刀刺入他的腹部。高政痛得哀号不止，堂兄高璇便用佩刀砍下他的头，然后把尸首拋到路上。高宗闻之，大为不悦，认为做得太过，于是贬高真行为睦州(今浙江淳安县)刺史，贬高审行为渝州(今重庆市)刺史。

　　亲生骨肉，如何下得了手去？只能说，极端的足以泯灭人性！

　　一场惨烈的风波过去，“第三瓜”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实在令人悬心。

　　这个新太子李哲，也是一位性情中人，比二哥李贤还要喜好玩乐。他和李贤原本都没受过当太子的教育，养成放逸享乐的性格是必然的。而且，据说他在做亲王的时候，性格中还有十分“勇烈”的一面。

　　如何把这个公子哥儿扶起来，高宗、武后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他们之所以没有因李贤案惩罚原来的宰相兼东宫班子，而是让他们继续留任，就是想用一班老成之臣来辅佐新太子。高宗夫妇到东都去，留李哲监国，就专门指令薛元超辅佐。高宗还殷切叮嘱道：“吾子未娴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不讲！”(《旧唐书·薛收传》)

　　所幸，李哲因为有了哥哥的教训，也有前妻(周王妃)被废的教训，对母后还比较恭顺，在当太子期间，与武则天的关系也还算融洽。关于他未来的命运，要在后面再来交代了。

　　一年后，当年激烈反对天后摄政的中书令兼左庶子郝处俊被罢相，中书侍郎兼右庶子李义琰也因故受到高宗谴责，托病致仕。当初郝处俊对高宗说：高祖太宗之天下，只该“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中书侍郎兼右庶子李义琰也曾大力附和(《旧唐书·高宗纪》)，一时形成强大舆论，致使武后摄政之议流产。

　　那么，出来混，现在就该来还了。

　　武则天仍然不断在做排除异己的工作，但客观地讲，她这时还不能说就有了“篡位”野心。她现在所做的，仍然是想让自己的一个儿子能够立得住，并且和她一条心。

为了达到自己权利的巅峰
武则天也有很多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