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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 刘筠
　　汉武天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
　　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
　　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
　　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
　　
　　 论：历来对“西昆体”这个诗派，基本是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说这种诗体没有实际意义，是贵族的消遣而已。一说到贵族，我就会想起易小姐，一想起易小姐，我就会想到“哈根达丝”，想起“哈根达丝”，我最后就会想到王家卫。因为我曾经帮死党给一个MM写情书时，就完整的且一字不露的引用了他《阿飞正传》里的经典台词：“十六号，4月16号。1960年4月16号下午三点前的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朋友，这是事实，你改变不了，因为过去了，我明天会再来”。情书送出以后的效果自是很不理想，我的死党受此打击以至今仍然单身，这又是我所造的一份孽了。
　　
　　 我在絮叨寇准先生诗的时候就提及过宋初的三个诗派，即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晚唐体诗的诗人们并没有给自己的门派贯以“雅号”，晚唐体这一名称是方回先生取的，如果说晚唐体是“在野派”的话，那么白体和昆体就都是“在朝派”。方回先生大约举了十来个著名的白体诗人，但他漏掉了最大、最雄伟、最厉害的一位白体派诗人，那就是宋太宗。昆体兴起在真宗的景德年间，后来变成主流，风靡一时，直到欧阳修的崛起。这里又有一个误区就是昆体的兴起正是针对白体浅陋，所以很多人的影响中昆体和白体势同冰炭，是互相攻击对立的，其实昆体的几个主要人物，年轻时都是学白体出身的，白体的盟主王禹偁对当时年轻的杨亿、丁谓等人也都是赞赏有加的，且私交都不错。而且昆体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象杨亿和刘筠等就和丁谓、王钦若等关系闹得很僵，杨亿和王钦若两人决不会同时出现在办公室，杨先生先到，王先生就找借口很晚才来，又或是根本就不来。（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67）。区别在于杨亿和刘筠都是刚直之士，丁谓当权后，曾要求本诗的作者刘筠起草罢免李迪的文件，刘筠不同意，丁谓就要晏殊来写，刘筠便夺门而出，在枢密院的南门正好遇上了晏先生，晏先生一见刘筠，就连忙把脸撇过去，歪着头急急的朝前小跑，连揖都不作。（宋史本传）
　　
　　 真宗景德、大中祥符年间，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人怂恿真宗大搞不科学的迷信活动，迎天书，呈祥瑞，一时间一国君臣痴若狂，刘筠此诗便是针对此事。此诗一、二句先以汉武帝的天台起兴，有的注本解释天台为通天台，应该不对，通天台是建于元封二年，此时的瓠子口已经基本堵住了。这里的天台应该是武帝所健柏梁台、通天台、神明台等的一个概称，说台很高，直切银河。第二句突出天台的意境，虚无缥缈，迷离空灵。第三句借仙女麻姑的典用来更加仙气飘飘的气氛，也点名武帝筑台的目的，很明显也很人性化，第四句非常妙，一下子就把已经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武帝拉回了地下，元光三年，黄河在瓠子口决口，20多年的时间力，多次治理都没有很好的效果，弄得武帝亲自跑到瓠子口去唱歌：“啊哟喂！呵！瓠子决口怎么办呀！鱼儿鱼儿好多呀！”（史记 河渠书 节选）。刘筠用瓠子决口的典非常形象的说明武帝的求仙的破产，这一句看似非常突然，其实连读下来非常妥贴。五、六句紧随着转折意思而来，夏作九鼎，至秦而沉沦，武帝元鼎元年竟在汾河边发现，武帝于是去泰山封禅。（史记 封禅书）这两句用的是李贺“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之意，即说虽有宝鼎在手，但武帝仍然求仙不已，到头来全会象秦始皇建石桥求仙一样“石桥沉波”。这两句于诗意转折之后再荡开更广阔的空间，最后由司马相如作《大人赋》一典结束，期望真宗能够醒悟。方回分析这两句诗说是在指责“谏者不切”，固然不错，但应还包括了刘筠自身的一种惆怅之意，表明自己和相如一样，都是文学侍臣，所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刘筠此诗既可算昆体的一个代表作，又是昆体中的名篇，此诗有明显的昆体风格，但没有昆体明显的弊病，语言平易，用典工整，可见昆体也并不是“贵族”的消遣之作和无病呻吟。
　　
　　 诗歌本身的“体”与“用”这两端那一端为大，在宋朝的诗学中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谓“体”，就是说诗歌的本质，所谓“用”，就是说诗歌的“作用”， （周裕锴 宋代诗学通论），古罗马时代的大师贺拉斯早就说过“诗歌是甜美而有用的”，宋之前的诗歌，儒家虽很注重诗“有用”这一方面，象汉儒们笺注诗经，基本都是本着教化的心理去解释，但诗人们注重的基本都是在“甜美”这一方面，而且“诗有用，如何为用，又该如何用”这些理论上都没有达到宋的高度，这个话题留以后的诗中再慢慢絮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