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留下的悬念：陈云为什么不讲话

    陈云，中共中央副主席，是中共第五号人物，自然也是中共中央七大常委之一。这次会前，毛泽东曾布置中央常委都要在会上讲一讲。会议期间，毛泽东也曾亲自请陈云讲话，陈云都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①为由，谢绝了。毛泽东问他哪一年可以讲，他说过半年以后。②

　　其实，毛泽东是很希望陈云讲一讲的。为什么呢？

　　陈云，在中共党内虽然排名第五，但论经济工作，可算是第一号人物，大家公认的经济专家。建国之初，开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物价飞涨、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打仗是一百分，搞政治八十分，管经济只能是零分。全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被一些看不见的手操纵着市场，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并且断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为了驯服这匹“脱缰的野马”，陈云被派往上海坐镇，同上海的投机商斗法，很短的时间内，便大获全胜，控制了通货膨胀，稳定了市场，安定了人心。毛泽东大喜，没想到陈云竟有这样“回天”的本领，为陈云写了一个“能”字，并高度评价这次以上海为重点、涉及全国范围的经济斗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七千人大会，又是在国家经济工作最困难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目的，也主要是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现在的毛泽东是“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对于经济工作，他最佩服的人是陈云。所以七千人大会怎能缺少陈云的声音呢？偏偏就是陈云不肯讲话。

　　陈云为什么不讲？他所说的理由是真的吗？根据陈云在大会前的情况以及大会闭幕后，仅隔14天（并非他说的半年），就在西楼会议开口讲话的情况分析，陈云所说“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不是他真正的理由，而是一种婉转的拒绝。

　　实际情况是：陈云对工业已经调查清楚了。1960年9月，陈云考察了天津、河北的工业和农业，10月，又到河南、安徽、江苏、上海考察了工业和农业，实地调查了河南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洛阳拖拉机厂、轴承厂及矿山机械厂、柴油机厂等。有关煤炭、机械问题，陈云曾找煤炭和机械部门的同志座谈，了解详细情况。陈云的调查，既不是走马看花式的，也不是外行隔靴搔痒式的，而完全是一个行家的算帐式的调查，因此，他的调查所得，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钢铁问题，他更是花了不少心思，不但找冶金部和地方的有关人士座谈过，还到一些矿山亲自调查过，甚至不顾体弱多病（医生曾嘱咐他走路不能超过百米），两次下到矿井，去调查采掘情况。在七大常委中，真正下矿井进行深入调查的，恐怕不多，但陈云去了，可见其调查工作的仔细和深入。1961年6、7月间，陈云又到家乡上海青浦县做农村调查，亲自开座谈会，亲自到农家走访，亲自到地头察看庄稼的长势，看农民养猪、养鸡，了解农民的副业、自留地等情况，他蹲在这个调查点上，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因此可以判定，当时的陈云不论对工业，还是对农村，都作了大量详细的调查研究，对全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对怎样才能迅速克服困难、恢复国民经济，肯定有着一套自己的想法。

　　既然陈云对毛泽东讲的理由是不存在的，那他为什么不肯讲话呢？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对毛泽东讲，在大会上讲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电话采访了陈云的秘书周太和。周太和说，他当时不在陈云身边，正在外地做调查工作，这个问题他当时不清楚，事后也没有问过陈云同志。

　　真是太遗憾了。既然周太和不在陈云身边，一定有其他的秘书知道情况。但周太和说，其他的秘书不是他的文字秘书，也说不清楚。

　　这真成了七千人大会上的又一个谜。按照常规，陈云是七大常委之一，对于经济工作又最有发言权，毛泽东亲自请他讲话，他就是不肯开口，的确有些蹊跷。一般说来，没有毛泽东请不动的人，但陈云破了例。个中原因，到底为何？带着好奇心，翻开那个年代的历史，慢慢细品，或许多少也品出一点味道来。私下以为，陈云不肯讲话，是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与毛泽东有着不同的观点。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再有两到三年经济就可以恢复，为了鼓劲，并提出制定10年规划，写进刘 少奇的书面报告，由大会讨论通过。从陈云十几天后在西楼会议的讲话来看，陈云则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全国农业的恢复不是2到3年，而是至少5年。陈云认为，不应忙于制定10年规划，可以作一个5年恢复、5年发展的计划等等。陈云与毛泽东的想法既然不一样，讲出来的调子与大会也就不合拍，因此，陈云的话也就不那么好讲了。

　　第二，陈云是一个不太愿意讲违心话的人。从他的经历和性格来看，非到不讲不能过关的时候，才讲些违心话，大多数情况下，他采取的办法是沉默。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不少人随声附和跟着发热，陈云也热，但没有狂热，基本保持了沉默。邓小平回忆那一段历史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 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①

    第三，还是心有余悸。从个人而言，他担心弄得不好，当了秋后算帐派，引起毛泽东不快，万一如庐山会议一样，大会改变了方向，这也是难以预料的。

　　说起“秋后算帐”派的事情，则需要从“反冒进”讲起。

　　1955年，上至毛泽东，下至周恩来，由于经验不足，都对经济形势比较乐观，为提早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曾提出以反对右倾保守为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结果，1956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了这一问题，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

　　毛泽东同周恩来、陈云比起来，对经济工作更是缺少经验。周恩来、陈云等发现了经济建设冒进的情况，立刻刹车，但毛泽东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来。当时的他虽然没有反对，但当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开始批评周、陈搞“反冒进”，说一反就泄了气，泄了6亿人民的气。毛泽东还上纲上线说，这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①。毛泽东很欣赏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这“许多同志”是何许人呢？后来毛泽东自己揭了这个谜底，他主要就是针对陈云来讲的。言外之意，陈云做经济工作不行了—这是1958年1月南宁会议的事情。

　　在这之前，全国的经济工作是由陈云负责的；在这之后，毛泽东亲自统揽了经济工作的大权。也就是说，毛泽东从二线回到了领导经济工作的一线。

　　为了加快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毛泽东加大了反“反冒进”的力度。1958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反冒进”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50米远”。②陈云听了，如坐针毡，革了一辈子的命，谁愿意与右派为伍？无奈，陈云发言检讨了自己“反冒进”的“错误”，并表示，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陈云再次检讨了自己在“反冒进”中的“错误”。

　　1958年4月的汉口会议，不知道毛泽东是有预感还是别的什么，他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③

　　毛泽东的这番话意味深长。陈云当时没有参加会议，事后他得知此事，除了震惊，恐怕就是担忧了。

　　毛泽东通过批评“反冒进”，终于为“大跃进”扫清了思想障碍，各地纷纷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柴薪，为经济上的冒进加热、升温，从而形成了“大跃进”的高潮。

　　“大跃进”的后果，今天已经十分清楚，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是极其巨大的！

　　1958年秋，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存在的问题，头脑有些清醒了，并着手纠“左”。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让人家“秋后算账”。但当彭德怀批评“大跃进”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时，毛泽东又很难接受了，刚刚有些清醒的头脑，再次昏胀起来，不但停止了纠“左”，还定了彭德怀的罪，继续反右。这些风云变幻，陈云自然历历在目。时间虽然到了1962年，眼下的情景已同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毛泽东接受意见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应该说，陈云还是吃不透、拿不准。

　　再者，陈云同毛泽东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党内多年形成的历史习惯，是将毛泽东看作真理的化身，只要是他说了话，一般只能执行，很难回转。

　　陈云在“反冒进”问题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一直比较谨慎，一直是在毛泽东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小心的矫正。比如，“大跃进”正热的时候，经济学家薛暮桥曾私下对陈云说，希望他找毛泽东谈谈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④1959年初， 陈云说服国家计委将钢的产量降为1600万吨，讨论的结果，国家计委只同意将钢降为1800万吨。不久，毛泽东请陈云和主管财经工作的几位副总理吃饭时，陈云向毛泽东进言：1800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他倾向降到1600万吨。当时的毛泽东，不知是没有思想准备，还是不同意陈云的意见，他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①毛泽东的这一席话，给陈云的印象是，他不仅不同意陈云的意见，而且还把降低指标同总路线联系起来了。陈云在心里叫苦。孰料，毛泽东回头却提议中央开会，讨论生产计划等问题。毛泽东的意图，是希望陈云在会上把他的想法给大家讲一讲，说服头脑还在发热的同志把指标降下来，降到1600万吨。而陈云呢，以为毛泽东是因为不满意他的想法，才提出开会。所以，这个会上，陈云不仅没有讲自己的想法，还作了自我批评。这件阴差阳错的事情令毛泽东十分恼火，后来为这事曾多次抱怨。

    诸如以上种种顾虑，可能就是陈云在七千人大会没有讲话的原因。今天当笔者对此文进行修改时，《陈云传》出版了，发现陈云对自己为什么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话，也当成一件大事铭记在心，专门做了解释。事隔26年后，他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②读了陈云的回忆，笔者欣喜地看到，上面关于陈云不讲话的前两条判断，同陈云的回忆基本吻合。至于第三条原因，陈云自己没有讲，是不是就不存在呢？作为研究，应该是可以探讨的，所以仍然保留下来，以供读者参考。

　　七千人大会于2月7日闭幕，事隔14天后刘 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会上陈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对七千人大会的一些观点和决策进行了大胆修正。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然后提出克服困难的六条重要措施。陈云的讲话，引起大家强烈的共鸣，全场疯狂地鼓掌！陈云也很兴奋，脸孔通红。③大家认为这次真是讲透了，知道了应该干什么，怎样去干，心里有底了。

　　那么，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为什么在“西楼会议”上又讲了呢？

　　分析起来，大体有四条原因：

　　一是“西楼会议”的范围比较小，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也就是说，讲话的场合比较合适。有些意见在大会上讲不方便，但可以在小范围的会议上讲一讲！二是毛泽东在大会讲话时，谈到了自己在经济工作上不如陈云，陈云“懂得较多”。虽然这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的，实际上是向全党宣布在经济工作方面陈云懂得最多，包括刘 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谁也不如陈云内行。陈云因此受到一些鼓舞。三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的精神，或许陈云感到那个务实的、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毛泽东又回来了。2月8日，陈云在陕西组的讲话证明了这一点。他针对有人担心在北京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回去以后恐怕就不行了，乐观地说：“从这次大会开始，今后批评的门是大开着的，并且是越开越大的。”④四是严峻的经济形势。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又发现了1962年的国家预算，表面上收支平衡，实际上有着50亿元的赤字，使中央领导人感到震惊。出于一种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几个因素相叠在一起，就有了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大胆一讲，也就有了那一篇倍受欢迎的精彩演说。那一刻，也成为陈云人生辉煌的又一个瞬间！

　　当然，毛泽东对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讲话确有不满意的地方，认为他把形势看得黑暗了。后来多次不点名的批评陈云说农业要5到8年才能恢复。后来的实践也表明，经济恢复的时间，确实比陈云估计的要快一点，但陈云提出的一些措施，对经济的恢复则是十分有效的。

　　有人说，只有七千人大会，没有“西楼会议”，国民经济不可能很快走出困境。这也是对“西楼会议”及陈云讲话的一种充分肯定。这里想再补充一句，没有七千人大会，也不会有“西楼会议”。有了七千人大会的民主精神，反分散主义的举措，又有“西楼会议”确定的宏观调控措施，这样，国民经济才得以顺利调整落实。由此说来这是两个相辅相成十分重要的会议。

　　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表现，功不可没。

  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

    谭震林，湖南攸县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野战军仅次于陈毅、粟裕的第三号人物，深受毛泽东喜爱。1954年起，谭主管全国农业工作。他个性鲜明，快人快语，爱放炮，人称谭老板。

　　“大跃进”时期，分管农业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不但没有向头脑发热的毛泽东提供比较符合中国农业实际情况的降温措施，相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冲锋陷阵，被人称为“大跃进”年代的“风云人物”。这次大会，谭震林专门写了书面检查在大会下发。①大会讨论时，谭震林的名字也常常出现在简报上，但不是表扬，而是批评。谭震林因此成为这次大会的一个“人物”。

　　说起谭震林，“大跃进”期间，确实表现得非常活跃。他在南方、在北方先后召开几省、市的分片农业大协作会议，召开小麦、水稻、棉花等主要农作物的专业会议，召开水利、农业机械等现场会议，大做促进工作；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宣传要“大跃进”。他还马不停蹄地到处视察，比较典型的一次，仅用10天时间就跑了30个县，一天3个县。想想当年的交通状况、乘车条件，就可以想像他是怎样不辞劳苦，又是怎样走马观花了。他一路看下来，各地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使他产生了不仅调高的指标可以达到，而且能够大大超过的错觉，“大跃进”的信心也因此更足了。他在中共安徽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说：“我来安徽，主要是看形势……我就看到了这个跃进的形势……汕头、醴陵和湖北的几个县是搞亩产1500斤的，你们来个全县平均2000斤盖过他。这不是自满，这是打擂台。”接着他又鼓劲说：“第一个‘卫星’放出去，第二个也就出来了。我看麦子亩产5000斤的‘卫星’可能出在你们安徽的阜阳。会不会出现亩产万斤，我看有可能。”②一种美好的想象，最终被现实击得粉碎。七千人大会上，杭州地区的同志愤愤地说：谭震林“乱批评人，乱压人。逼着我们在杭州搞亩产万斤田，搞一个亩产万斤的专区，完全脱离实际。”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曾经响彻全国的离奇口号，也是谭震林的文章中第一次引用的。③他还宣传和推广了“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对有些地方提出的“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等错误提法表示赞成。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他自己的“罪状”有两条：一是大炼钢铁，二是人民公社，他无发明权，有推广权，主要责任在他，赞成的也分点成。其中特别提到谭震林，他说：“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放的不准，心血来潮，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④

　　从这时起，谭震林才开始清醒一些，此后的他开始做自我批评，也逐渐地谨慎起来。他说：“中央书记处分工我管农业，我没有管好。虽然‘大跃进’了，可是过了五关，斩了六将，最后走了一个麦城。”“去年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任的，过去做过的一律不算，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都是应该的。我毫不推脱这个责任”，“‘五风’主要来自上面，来自中央各部门，来自中央作具体工作的同志，我就是其中之一”。⑤他在七千人大会的检讨，从四个方面回顾了自己的错误，强调说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

　　然而大会在讨论时，人们针对谭震林仍然提了不少意见。大体说来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认为，谭震林能够进行自我批评，这是很好的，对大家有启发教育作用。但又强调，谭检查的不够。说这个检查晚了，在去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和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应当检查，另外检讨的也不深刻。一是错误属于什么性质，没有深挖。这种错误是属于离开了毛主席思想，离开了总路线的错误，是离开了正确的轨道，有“左”倾的毛病。二是对错误的危害没有检查，对错误所产生的后果没有痛心之感。三是对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挖得不深。主要是骄傲自满了，官做大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四是检查中没有说清楚自己应负什么责任。五是农业今后如何办，没有提出几条办法。

　　有些人还提出应把他定为路线性的错误。还有人尖锐地说，谭是我们党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官僚主义者。主席思想受干扰，主要是由于他的影响。他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说是路线性的？很显然，人们对谭震林的检查一方面表示欢迎，一方面又表示不满意。

　　当时的谭震林一定压力很大。他作为分管农业工作的负责人，有些责任是不能推脱的，但要把他定为路线性的错误，显然是言重了。

　　谭震林的一生，毫无疑问是很传奇的一生。他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但也犯过错误。“大跃进”期间，因为他错炮连连而走了麦城；“文革”期间，也因为他炮轰陈伯达、江青，被称颂为英雄。这就是真实的谭震林！

　　对“大跃进”的错误，过去的时间越久，谭震林想的越多，越是内疚。21年后的1983年，在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他还在反思，而且念念不忘，他说道：“我们党在农村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特别是1958年所犯的错误，我是负有责任的。”⑥毛泽东走了，谭老板还活着，但他对“大跃进”的错误，并没有推诿。这也是谭震林的性格，是他的高尚之处！

　　和谭震林一样，曾希圣是七千人大会上另一个惹人注意的人物。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时，批评有的省委书记不让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知情人心里明白，这些摸不得的“老虎”中，就包括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很快，在大会“出气”阶段，便传来了曾希圣被免职（当时叫调离）的消息。

    曾希圣，1904年生，和邓小平同龄；湖南人，和毛泽东同乡。1924年的黄埔生，曾参加北伐战争，可谓资格老矣！他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遭到全面“围剿”之际，信仰共产主义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当时年仅23岁。此后曾希圣先在河南、山东、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到中央苏区领导电台侦察工作。曾希圣脑子快，善于钻研，在当时红军条件极其简陋、人才又很缺乏的情况下，硬靠自己的钻劲破译了国民党军大量的军事情报。红军创造的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粉碎的国民党军一次次“围剿”；红军四渡赤水，巧避敌军锋芒跳出重围的一个个战争奇迹的背后，也有着曾希圣的一份功劳。只是多少年来，这些很少被人提及而已。曾希圣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赞扬他领导的二局（情报局）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周恩来则赞扬曾希圣是我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可见曾希圣在战争年代具有独特的一份贡献。

　　战争年代人称曾希圣“曾胡子”；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好了，他渐渐“发福”，人称“曾胖子”。曾希圣个性很强，但从这些绰号来看，倒也看不出他很强的个性来。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说，战争年代也有人说他是“老虎脾气，菩萨心肠”①。这里暂不说菩萨心肠，老虎脾气看来是有的。在安徽，有人甚至称他为“曾霸王”。可见工作作风强硬，比较霸气。战争胜利了，和平年代，官做大了，脾气也大，对人民的疾苦恐怕就不那么敏感了。水静同一篇文章还说，她曾向曾希圣反映，她的家乡安徽无为县饿死人的问题，但他听不进去。这真是百姓的悲剧，也是曾希圣个人的悲剧了。

　　1940年起，曾希圣到华中工作，曾就任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大概因为他在华中的时间较长，对安徽的情况比较了解，自1951年起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10月，山东发生严重饥荒，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被中央免职，曾希圣再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又同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实属罕见，可见中央对他十分看重与信赖。他身边的朋友开玩笑说：“你现在不但是大忙人，也是大红人呀！”②

　　这样一位大红人，怎么会突然在七千人大会期间被免职？至今，没有详细的文字材料可证，也很少看见有人回忆这一段历史。从一些零星散见的文字资料来看，一般认为是因为他搞“责任田”的缘故。细细研读七千人大会的文件，仿佛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虽然有一些细节问题还搞不大清楚，但基本的面貌似可厘清。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七千人大会时，全国被定为重灾省的，有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省。安徽没有包括在内。在1月底中央准备结束会议的时候，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的几封来信，猛然搅动了看似平静的一池水面。几封信几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

　　就安徽来说，使人感到安徽省委汇报的死亡数字不真实，曾希圣在安徽是一个人说了算，大家都是看他的眼色和脸色说话做事。不少人对曾希圣有意见，但没有人敢讲。他们是抱了很大的希望，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把安徽的问题讲出来，看来现在没有法子讲了，因此很失望。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几封信是使毛泽东做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几大常委分别到各省听取讨论情况，被安排到安徽组参加会议的，是刘 少奇。

　　1月30日晚上，刘 少奇来到安徽同志的住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全体会议（大组，以省为单位；小组，以地委为单位）。用刘 少奇自己的话说，他来到安徽组的目的，是想搞清楚安徽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怎么样？

　　曾希圣呢，他对毛泽东在大会上讲的“要摸老虎屁股”的话并没有在意，更没有意识到这些“老虎”所指，其中就有自己。当他得知刘 少奇要来参加安徽组的会议，还请彭真捎话给刘，请刘给安徽的同志鼓鼓劲。

　　刘 少奇来到安徽组，就对曾希圣说，你不是请彭真让我给大家鼓鼓劲吗？假如相当多的人肚子里还有气没有出完，越鼓，气就越多，不会有干劲的。要鼓干劲，首先是出气的问题，充分发扬民主的问题。刘 少奇这样认识问题，应该说是正确的。

　　刘 少奇针对安徽这几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农业减产，工业现在也减产，明年还要减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又发出和他在大会讲话时一样的“天问”：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我在报告中讲了四条缺点错误，安徽有多少条？是多一条两条，还是减一条两条？错误的性质，我在报告中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安徽是不是这样？错误的责任，总的来说是中央负责，省、地、县是个什么责任？①刘 少奇的这几问，直逼问题的核心，所有与会者震动极大，“气氛十分紧张”②！刘 少奇认为，安徽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所以他号召大家围绕这几个问题进行讨论，换句话说，是揭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