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开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召开一个七千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规模之大，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至今也是没有过的。况且是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决不是一件轻易决定的事情。一般说来，极其特殊的现象，其背后必定有极不普通的原因。那么，七千人大会的背后是些什么情况呢？

　　关于会议的远因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这个运动的失败，既是“牵动、影响随后二十年间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链环’”，又是召开七千人大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想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化，他生最大的梦想，是“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贫苦的中国人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

　　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毛泽东的这些话，向人们坦示了他的心迹，他的愉快与不愉快是和中国的强大、人民的幸福与否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他总是想把各项建设事业搞得快一点，总是想用最快的速度扭转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的被动局面，尤其在中国经济连续七年取得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毛泽东失去了冷静，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国从人口来说，是世界第一大国；从国土面积来说，是世界第三大国；从人均资源来说，是一个量少的国家；从经济实力判断，又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用毛泽东的话说，还是“一张白纸”。面对人口这么众多，这么原始、落后的一个农业大国，试图通过发动全国人民靠日夜苦干，花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摘掉中国贫穷落后的帽子，就可以使主要工业品产量超英赶美，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认为事在人为。中国人民既然能够推倒三座大山，既然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那么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中国的繁荣与富强。于是，一个由领袖发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的“大跃进”运动，很短的时间内，便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

　　在农业生产中，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农民不分男女老少纷纷走出家门，掀起了兴修水利、深翻土地、改良土壤、改变耕作方法，昼夜苦干的热潮，凡是认为能够使农作物增产的措施都被推广起来。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到处建立各种各样的工厂，尤其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一时间，全国上下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工地”。人们敢想敢干、大干苦干的精神无疑是值得热情称赞和充分肯定的，当时兴修的水利、改良的土壤、兴建的工厂，至今不少仍在造福子孙。问题是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不问客观条件，仅凭满腔热情，做了很多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事情，尤其为了实现“跃进”的高指标，竞放卫星，浮夸风甚嚣尘上，各种“喜讯”不断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出现在新闻广播里，出现在毛泽东及党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一时间，亩产千斤县、万斤田的奇迹到处都是，似乎粮食多的无处放；钢、铁、煤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是不断翻番，令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兴奋。中国人民终于告别了饥饿，解决了温饱，且大大地有了富裕，这是一种怎样让人欢欣鼓舞的情景啊！

　　据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将超英赶美的时间不断缩短。1958年初还说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不久，超过英国由15年缩短为10年，由10年又缩短为7年，再由7年缩短为5年，由5年又缩短为2至3年。仿佛中国的经济正在火箭式飞升！

　　在开展“大跃进”运动的同时，还伴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亿万农民就将所有的土地、牲畜、农具统统交公，加入人民公社，甚至有的地方把农民的房子、铁锅及生活用品也归了公，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农村又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大大伤害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事情怎能长久，仅仅一两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形势不但没有出现人们预想的结果，反而变得严峻起来，或者说来了个南辕北辙。最让人难以承受的是，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曾几何时还在发愁粮食多了怎么办，现在人们的吃饭、穿衣、生产却发生了严重困难。那么多的粮食哪里去了呢，或者，根本就不曾有过？！毛泽东吃惊不小！

    事实就是如此，这几年的农业生产，尽管干部群众出了不少力、流了不少汗，由于在农村迅速实现公社化，大搞“一平二调”、大搞劳民伤财的所谓“大办”工厂，加上乱改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等等，粮、棉、油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大幅减产。工业生产，由于摊子铺得太大，乱上项目；又以钢为纲，破坏了综合平衡，严重影响了其他产品的生产；还废除了不少规章制度，造成企业管理混乱，致使轻、重工业都受到严重破坏，不少产品产量直线下降。

　　惩罚是毫不留情乃至十分残酷的。被惊醒的人们开始思考：他们付出了如此艰辛的努力，收获的却是难以承受的困难局面。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国共产党自从遵义会议以来，第一次遭遇如此巨大的挫折。在挫折面前，不少人感到内疚、困惑与不安。

　　问题是，仅凭这种挫折感解决不了现实的困难，当务之急，是带领全国人民迅速摆脱困境，恢复国民经济。那么，如何走出谷底，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也同样困扰、纠缠着人们，成了挥之不去的问题。

　　大的挫折过后，必有经验教训的总结。七千人大会也就呼之欲出了！

　　会议的近因之一—在调整中困难重重，如何克服？

　　实践已经表明：“大跃进”是一场失败的运动。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觉“大跃进”问题的呢？其实，也就是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谈话后不久，便开始察觉“大跃进”出了问题，混淆了两个界限，刮了“共产风”。于是他先后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进行纠“左”。告诫各级干部要划清两个界限，要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但不能取消，还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为了尽快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夏，毛泽东又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纠“左”。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料到如不坚决纠正“左”的错误，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当彭德怀等对“大跃进”提出比较直率的批评时，因为一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以及赫鲁晓夫的背景，他便很难接受了，不但没有接受，还给彭德怀等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打成了“反党集团”。彭德怀因此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而且“左”的错误不但没有纠正，反而重新泛滥起来。这次庐山会议，因此成了毛泽东再一次失足的地方。

　　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灾难深重的一年。当时的人们深有感触地说：1958年刮了皮肉，1960年刮了骨头。“大跃进”的“左”，在1960年达到了最高峰。

　　也就在1960年8月，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进”的态势再也难以为继，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纠偏方针，后被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著名的八字纠偏方针。但是，由于人们对经济形势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八字方针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

　　不久，“信阳事件”爆发，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真正感到形势十分严峻。“信阳事件”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1998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就在毛泽东获知信阳情况的当天，他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十万火急的方式请周恩来抓紧制定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亲自审阅修改。11月3日，中央的紧急指示信下发全国，重申反对“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等。将过度集中的权限下放给个人一些，农民开始有了小的经营权和自主权。

　　这个文件的下达，是中央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开始。1960年底，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大力纠“左”，1961年初又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深入纠“左”。

　　毛泽东反思的结果认为，我们之所以做了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是因为脱离了实际。他提出1961年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试图开始进行全面调整，但“真正的调整，是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1961年初，决策者还是没有认识到1960年因为保“钢”，使全国的生产情况更加不平衡，还想在钢的问题上超英赶美，因而1961年钢的产量还是定在了1800万吨，同1960年基本持平，其他如煤炭、木材、粮食的指标也相对较高。

　　到了3月广州会议，虽然知道一二月份的生产情况很不理想，但还是坚持要保1800万吨钢，没有提出应该退下来。

　　到了5月北京会议，国家库存的粮食越来越少，城市粮食供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工业生产速度也大幅下降，再保1800万吨钢已不可能，如果再坚持下去，就会出乱子，就会出现“溃退”了。这样钢的指标才下调到1400万吨，其他指标也相应下调。不过，人们仍然存有幻想。

    到了8、9月间的庐山会议，无论中央怎样努力，受原料、燃料的限制，全国工业生产形势仍呈下滑趋势，1400万吨钢也无论如何扛不下去了。

　　这时的中央开始真正懂得，要想调整，就必须退够，否则不可能进行调整。在庐山会议上，钢的指标才第一次下调到850万吨，其他产品的指标也相应下调。应该说，这时的中央政策，才真正落了地，才有了进行全面调整的基础。

　　到1961年底，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形势开始显露出好转的苗头，但是，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局势依然十分严峻，轻工业从1960年起，重工业从1961年起急剧下降，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40%多；人民日用百货严重短缺，商店的货架上基本全是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

　　为扭转这样困难的局面，在调整上述各项生产指标的同时，中央还做出了一系列大的调整动作。

　　在农业方面，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规模太大，仍然存在着队与队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影响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于是主持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将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改为以大队（当时称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并将公社和大队的规模调小，变成公社以乡为单位，大队以自然村为单位。不久，又发现群众对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意见很大，因此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基本废除供给制，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倾向。1961年9月，毛泽东经过反复调查了解，认为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还是影响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将分配权下放到小队，解决了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渐渐地，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村形势开始好转。

　　在工业方面，中央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改变了企业经营混乱无序的状况，使企业渐渐进入有章可循的运行轨道。手工业、商业、教育、科技等不少行业都进行了调整，制定了条例。与此同时，为了解决粮食危机问题，中央还做出一个令人惊叹的大动作，即大量精简城镇人口，1961年，共精简城镇人口1000万，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但当时却办到了。

　　各行各业的条例有了，各项工作渐渐地开始走向正轨。但中央感到全党各级干部面对如此大起大落、令人尴尬的局面，多少有些懊恼气馁情绪，用中央的话说就是人们的气不够壮！怎么办呢？为了克服气不够壮的畏难情绪，使大家重新鼓起对未来的希望，中央决定制定一个两年计划加一个7年计划。

　　为什么要制定一个7年计划，而不是5年或10年计划呢？原来，中央设想196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如果在20周年的时候，能够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就大有希望了。第二个5年计划在1962年结束，从1963年起到1969年是7年，所以就决定制订一个7年计划。用邓小平的话说：把7年计划搞好，大家的气就可以壮起来了。3年调整壮不了气，7年计划总可以把气壮起来了嘛。按照一个目标来办事，看到一个兴旺的气象，就不会灰溜溜的了。

　　制定计划，就可以鼓舞大家的士气？对此，邓小平进行了解释。他说：谈到有希望的问题，我感觉有这样一点，就是总要有个奋斗目标。毛主席的方法，过去他多次跟我们讲，我们在座的同志不晓得听过多少次了，就是要不断革命，一个任务完成了，要提出新的任务，要不然，灰溜溜的。打了一仗以后，要提出第二仗的任务，办完一件工作，也要提出新的任务。不断地引导前进，不断地引向胜利，不断地引到发展。这一个时期，都在低指标里面搞过来搞过去，圈到那个圈子里面出不来的，连低指标都发生问题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奋斗目标。

　　为了制定7年计划，为了燃起大家的希望，中央书记处迅速行动起来，连续召开各部门会议，听取他们对“7年计划”的安排与设想，然而在落实各项生产指标时，却遇到了问题：中央的指示不那么灵了，地方开始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向中央讲策略、讲条件等等。邓小平感到这个问题大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调整工作的进行，甚至影响党的前途。

　　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几次讲话，比较清楚地反映了中央的感受。1961年12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要讲理想、讲全局，要向他们提出有没有志气的问题。这样的小天地，分散状况，等于全党没有志气了，没前途，翻不了身。口里讲有志气，假的，不愿吃点亏，斗争目标是中央。向中央讲策略，搞后手，好像中央是个大财主，集中目标攻击，这日子能过呀？现在有点被困难吓倒了，没有希望。同一天，邓小平在听了农业部长廖鲁言汇报农业工作会议的情况后，又说：现在思想状况讲原则都通，讲具体就斤斤计较，缺乏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对前途没有信心，最近召开的几个会议，农业会议和工业会议都一样，都给我这种感觉。我希望这种感觉是错误的，工业会议上一讲到木材和煤炭就上不去，农业上，一说到粮食征购就上不去了，不但明年上不去，长远也上不去。问题是不谈这些，就没有希望，不仅明年没希望，就是长远也没希望。讲觉悟，讲志气，讲整体，讲全局观念，我们党过去总的是好的，几年来，特别是今年，突出暴露这个问题。

    在这个会议上，邓小平还说：我感觉国家和地方，整体和局部，全局和部分，集中地表现在中央和地方，现在是矛盾的，还相当突出，不能回避。大家口口声声都说拥护中央，这不算数。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停滞多少年。矛盾怎样解决呢？解决的办法是：集中统一，全党讲全局观点，核心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改，也比各自为政强。现在是各有各的打算，讲的数字不真实，困难也不真实，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希望，中央各种会议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等于没有开。他还说，只要中央和省的高级干部搞通了，再把县委搞通了，问题就解决了。现在不是工人、农民的问题，也不是普通党员的问题，弄虚作假，说假话，怕当老实人，主要是干部，包括省，也包括中央的部。

　　邓小平的话，掷地有声，讲得既严肃又厉害。在他看来，目前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相当突出，很多县以上的干部，缺乏理想和大局观念，致使小天地太多，分散情况严重，这是当前的突出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的经济就没有办法。因而，他情绪上也比较激动。邓小平自己说，我好久没有讲这么厉害的话了。调整很费力，如果天天斤斤计较在细小的枝节上，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可以看出，经济形势的困难，人民群众的埋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都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觉得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这样的心绪，一方面使他们克服了盲目的作风，变得谨慎务实了；一方面也使他们失去了往日的朝气，产生了畏难情绪。其表现形式是：对中央上调的产品、下派的生产指标总是讨价还价，向中央讲困难多，要救济多，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

　　中央认为，地方开始出现了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首先为本地区、本部门着想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间出现了“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换句话说，中央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实际情况是，越在困难时刻，越是需要中央的集中指挥，安排生产和调配物资。而要顺利调整，就必须统一思想、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因而成为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最初主题。

　　会议的近因之二—中央要不要做自我批评？许多问题需要回答

　　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极端困难形势面前，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与认识，有些问题需要由中央做出回答，以解除人们心中的困惑；一些重大失误，则需要中央老老实实地向人民承认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这些都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关系到调整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以至全党能否团结一致迅速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大问题。

　　比如，1961年各地在讨论《农业六十条》时，在传达5月北京会议时，几级干部都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究竟“三面红旗”对不对？这个问题提得相当突出。邓小平说：我们什么时候总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

　　与此同时，人们还关切地问：这几年到底是个什么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浮夸？为什么造假？希望有个水落石出。

　　还有人问：缺点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为什么有相当普遍的人不敢讲话？对于“共产风”，中央一再纠正，为什么纠正不了？

　　甚至有人针对“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是产生困难原因的说法提出质疑，问“天灾”和“人祸”到底哪一个是主要原因？

　　有人说：“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如何搞社会主义？在我们来讲，并没有解决。中央同志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处在初中程度。康生同志说，他是红领巾。我们连幼儿园也够不上。”社会主义并不能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过去是否强调主观能动性多了？

　　还有不少人在具体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不解：比例究竟是否失调？说失调是不是反对总路线？计划问题，中央一直都是两条腿走路，现在的指标又在一股风似的减，是否都要如此。究竟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如此等等。

　　这些问题既关系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又涉及党犯错误的原因、性质以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到底应该怎么搞，这都需要中央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

　　在人们向党提出种种困惑的同时，人民心中还产生了埋怨情绪。不少人认为“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中央是有责任的，越是高级干部，这样的想法越多。而几年来，只是地方在做自我批评，尤其是县以下处分了很多人，这是人们气不壮的原因之一。中央和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毛泽东说：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所以，在邓小平等提出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解决粮食征购问题时，毛泽东立刻表示同意，并提出扩大到县委书记来参加会议，要在这个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把问题讲清楚，中央做自我批评，向全党交心。有关这个决策过程，在有关会议的直接起因时还要详细谈到，这里不再赘述。

　　会议的近因之三—应对国际的压力和挑战

自1958年中苏交恶以来，中间经历了不少曲折。1960年下半年，中国的困难形势严重暴露出来，毛泽东等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在国内问题上。这时的苏联因为U—2飞机事件，同美国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势如水火”。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苏关系出现了缓和，1960年11月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就是苏中双方相互妥协、求同存异的产物。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参加。公正地说，周恩来是带着强调团结，强调反帝的态度前往的，决不是去挑衅的。但此时的赫鲁晓夫受“猪湾事件”⑤胜利的鼓舞，正是他个人权力达到颠峰、忘乎所以的时候。他认为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的领头人美国很有办法，另一方面又可以指挥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推行“和平共处”的国际路线。所以在苏共二十二次大会上，他决定“利用中国国内的局势，动摇毛泽东的地位。因为苏联人从秘密渠道得到情报说：中共内部对苏方针有分歧，毛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在增长。”在大会上向中国发难。

　　周恩来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正面临着苏联的压力，就是说我们国内的情况有困难，修正主义利用这个，想把我们压下去。”

　　赫鲁晓夫自己也说：“实际上，我们对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

　　赫鲁晓夫的举动，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提前回国。

　　赫鲁晓夫的挑衅行为，无疑也更加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比较少见的。他以率刘 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到机场热烈迎接周恩来的举动，向赫鲁晓夫表明中共领袖是团结一致的，以及中共对赫鲁晓夫的决不屈服态度。为了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不被赫鲁晓夫利用、看扁，毛泽东和中央决心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迅速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

　　七千人大会会期28天，主要讨论国内问题。按通常情况，苏共二十二大刚刚开过，中苏关系再度紧张起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一定要由周恩来讲一讲国际问题。此前，中央的小型工作会议，曾用很长的时间谈苏共的二十二大，谈国际形势。七千人大会召开前，毛泽东也曾提出让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讲苏共二十二大的情况，但后来周恩来没有向大会作这样的报告，整个大会都是专心致志地讨论国内工作。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央是把对赫鲁晓夫的怒火强行压下，一心一意要把中国的事情处理好。如果中国同志团结一致，克服了困难，搞好了经济，不但可以顶住来自国际的压力，还可以战胜各种挑战。这也是毛泽东下决心要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原因之一。

　　会议的直接起因—粮食征购发生了问题

　　中央决定制定7年计划，是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但对眼下,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尤其是火烧眉毛的粮食问题，必须即刻解决，容不得半点拖沓。

　　3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因为粮食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中央才下大决心精减城市人口，虽然减掉了1000万人，国家手中的粮食还是很难满足城市的最低需求。加上国家手中的外汇不多，又无力去国际上购买很多粮食。以当时的国际环境，即使手中握有外汇，也担心一些国家不会卖粮食给中国。

　　因此，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不得不挖了库存。1961年9月8日，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说：“国家周转库存比去年更加薄弱。从国外进口粮食的计划已经打满，而又没有充分把握。城市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在1961年，城市已发生几起请愿事件，万一因为城市断粮，市民骚动起来，比农村的乱子还大，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中央心急如焚。

　　中央着急是一回事，而从各省市上调粮食供应津、京、沪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相反，中央感觉自1960年河南、山东、甘肃问题爆发以来，省以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吃多点，农业恢复快点。对于城市，想得少了。或者说，强调自己的困难多了，全局意识差了，用李先念的话说，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相当普遍。因而中央在落实粮食征购、上调指标时深感困难重重。

　　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70亿斤。9月庐山会议时，中央通过和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可是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问题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十分紧急！

　　此外，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还没有落实下来。1961年国家用3亿5000万美金（合人民币14亿元）进口粮食，几乎将所有外汇全部用来购买粮食了。按这种情况进口粮食，就不能进口其他急需的工业物资，如机械设备、化肥、有色金属、橡胶等等。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还要靠进口粮食吃饭，怎么发展？永远也翻不了身。有鉴于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计划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也是一个大跃进。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表示无论如何很难完成。怎么办？为此，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题。

    无奈，1961年11月10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

　　会上，邓小平直通通地说粮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今年的数字无非60亿，搞得好70亿，主要是30天的工作，这30天抓住，就抓到了，这30天抓不到，就乌呼哀哉。

　　邓小平的话，如重锤一般，砸在了每一位与会者的心上。

　　他接着说：总想减，不努力完成任务，说不过去。这是这两年的一个思想状态，整风要首先整这一条。庐山会议确定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不能讲价钱。这个年度的任务，一句话，大家努力完成。

　　邓小平讲完1961年的情况，没等各中央局书记喘口气，连珠炮似的又讲到了1962年的任务。他说：1962年是个很大的政策问题。无非是120亿斤（指中央上调的数字）、150亿斤、180亿斤三个方案，120亿斤的方案，就得大量进口没有一点回旋余地，日子很难过，工业上不去，不能调整；如果是150亿斤，大体上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也有点调剂余地。

　　邓小平讲完，刘 少奇望着大家说：这三个数，怎样下决心？

　　下边是一片沉默。

　　各中央局书记其实也在心里叫苦，他们处在一个两难境地。论心情跟中央是一致的，若从本地区考虑，下面和他们也是斤斤计较，在中央把任务接了下来，回去怎么办？他们也要落实到省里。若是不接受，邓小平已经把话讲得这么重，不接受也很难过关。怎么办？

　　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首先打破了沉默，他说：从华东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今年的上调任务，除福建外，都保证完成。在粮食问题上，我深感进口粮食不是办法。

　　讲到这里，柯庆施又把话锋一转：但是现在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现在的问题是讲征购就抵触。

　　笔者相信，中央领导听了柯的这句话，心中的弦肯定绷了起来，第一炮就要卡壳。不过柯庆施接着讲的是：他赞成150亿斤，但是华东上调的数字太大，一下子完成那么多不可能。

　　看来柯庆施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他虽然赞成150亿斤，但却要求减少华东的上调数字，实际上这球又踢给了中央。但从中央来讲，不管怎么说，柯庆施总算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所以他们还是舒了一口气。

　　柯庆施开了头，其他中央局第一书记除宋任穷外，均按柯庆施的口径，表示今年的任务无论如何也要完成，明年拥护150亿斤，但又不敢打保票。一致强调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现在的问题是讲征购就抵触，表示回去以后还要做工作。

　　这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有困难，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明年一月开也可以，也可以考虑跟工作会议结合一块开，打通思想。

　　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这次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虽然在接受上调任务时，表现得有些畏难情绪，但毕竟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负责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如释重负，他高兴地说：讨论得很好。首先一条还是现在到明年六月怎么过的问题，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

　　会议的末尾，邓小平表示，下来向毛主席汇报一下情况，听听毛主席的意见，就算定下来了。

　　过了两天，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他突出的感觉是：空气有些沉闷，人们的气不壮。毛泽东认为大家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有道理。那么这个思想如何打通呢，毛泽东的反应是，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就这样，1962年初，中央要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在毛泽东那里定下来了。

　　会议之后，由杨尚昆负责大会通知的起草工作。在起草通知时，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的争议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认为“七十条”消减了他们的权力，这对贯彻“七十条”是个困难问题。为此他建议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也来参加大会。杨尚昆同意了，并写进了通知。

　　11月15日，杨尚昆报告邓小平，说通知写好了，其中增加了重要厂矿党委一项，是我们讨论增加的，请审阅。邓小平同意了这个建议，接着送毛泽东、周恩来、彭真传阅，他们也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分别画了圈，通过了。③这样原本六千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七千多人的规模。厂长、党委书记们由此有了和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共聚一堂，商讨国家大事的难得机会。

    11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正式下发。通知说：

　　中央决定，1962年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一次有中央局、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要讨论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和端正工作作风问题；还要讨论我国经济建设的形势和规划。

　　从1958年以来，我们在各个工作战线上，都取得了很多成绩。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同时，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也是不能忽视的。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问题，造成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是暂时的，但是严重的。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情况，部分地区已经有了显著的好转，但是困难还没有渡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间，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例如：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这些观点、作风，又妨碍着困难的克服。中央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总结经验，统一认识，鼓足干劲，加强纪律性，全党团结一致，一心一德，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使当前的困难得到较快的克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顺利发展。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局书记以外，省委和自治区党委各四人（第一书记和工业、农业、财贸书记），地委三人（第一书记和工业、财贸书记），县委二人（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或者其他书记），中等城市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工业书记），重要厂矿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厂长）。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地县两级党委的出席人数，由自治区党委酌情确定。厂矿党委出席人员的名单，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拟定后另行通知。各地区出席会议的名单，望在１２月１０日前报来。所有出席会议的同志，都于１９６２年１月８日前到达北京。

　　                                    1961年11月16日

　　很显然，七千人大会是由于“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形势，中央在进行调整工作时又遇到了困难，干部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粮食问题又是火烧眉毛般的危急，再加上赫鲁晓夫的压力，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决定召开的。对此，邓小平在布置起草大会通知时，说得更加明白。他说：通知问题，要出题目……在困难情况下，小天地（太多），全局与局部有消极倾向，征购也拿不上来，全党主要领导同志，县委以上同志，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发扬什么，克服什么，为此开会，他们就知道我们搞什么，就是搞集中统一，反分散，当老实人不吃亏。为了很快改变局面，迎接新的较快发展的长远规划，需要全党一心一德一盘棋，鼓足干劲。他们一看就知道，推动征购。

　　说简单点，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是为了推动粮食征购，而实际情况是远近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产生结果。大会的初始阶段，中央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在与会地方同志提出异议之后，大会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大会不但没有在粮食征购问题上大做文章，相反，决定把工业发展的速度再调低一些，把进口粮食的时间再延长一些，减少了征购任务。这使地方同志欢喜不已，认为中央的这一举动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是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真正贯彻落实的表现！

    在筹备和保障大会顺利举行?

    1961年11月16日，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下发的当天，刘 少奇乘火车赴广东省从化疗养。1961年，刘 少奇63岁，这一年对他来讲，是很不平静的一年。这年3月，他曾在北京主持“三北会议”（有中共中央西北局、东北局、华北局负责人及其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后到广州和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会议”（有中南局、西南局、华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合并开会；4—5月间，他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调查研究40多天。他的调查决不是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来了，象征性地到农民家里看看，开几个座谈会就走，而是实实在在地蹲在村里。尤其叫人感动的是，他住在了王家湾生产队养猪场的一间破旧空房里。堂堂一个国家主席，为了不给农民添麻烦，住在脏兮兮的猪场进行社会调查，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期间，他走村串户，察看农民的生活现状，了解发生困难的原因，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对他日后的思想认识产生巨大的影响。从湖南回来，5—6月间，同毛泽东一起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0多天，7—8月间又到东北林区调查研究。之后又上庐山，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一年来的上上下下，使这个63岁的老人颇感疲劳，精力不济，因此在11月到广东从化疗养。

　　11底，毛泽东也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杭州等地巡视。这一年是毛泽东自中共八大以来比较谦虚谨慎的一年，也是他进行调查研究比较多的年份之一。上半年，他通过调查，主持制定了《农业六十条》；下半年，又提出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5月，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取消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给制；9月，在庐山会议上又同意将工业高指标全线下调，1961年的钢产量调到850万吨，才真正落了地，得以使各项调整工作顺利进行。本来，再过20天，即12月20日，中央就要在北京召开有省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工作会议，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可是毛泽东还是抽出时间外出走一走，也许是他还有些问题没搞清楚，需要考察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吧，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

　　刘 少奇走了，毛泽东南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邓小平来负责。具体的后勤工作安排，则由杨尚昆负责。这么多人来开会，吃喝拉撒睡不是一个小事情。为此，中央办公厅专门成立了大会筹备处。

　　大会的筹备工作，首要问题是大会报告的起草工作，这是一个重头戏。最初的七千人大会没有任何议程，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的一个报告，通过总结经验，统一大家的思想，反对分散主义，推动征购。所以报告写些什么不写什么，就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了，起草报告也就成了一个最重要的工作。这个工作在刘 少奇不在的情况下，主要由邓小平主持，具体负责组织起草工作的是陈伯达。

　　其次是筹备大会的具体工作。这项工作分为会议组、警卫组、生活组。会议组由叶子龙负责，警卫组由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负责；生活组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殷玉昆负责。这三人一时被大家戏称为“三巨头”。
　　会议组，主要负责落实参加大会的人员名单，大会的预算、接送、招待，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搜集大会讨论的意见，组织撰写简报，向领导汇报大会的情况等。

　　警卫组，主要是负责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

　　生活组，是负责安排落实大会人员住宿的宾馆，一日三餐等。也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属于生活组来安排。
　　为了弄清筹备会议的情况，我根据杨尚昆的日记寻找负责筹备会议的人员，遗憾的是，绝大多数都已经故去了，几经周折，才找到了会议组的李润民同志。李润民，今年78岁，身体还好，只是耳朵有点背，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了，很多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当我们打开话匣子之后，他还是颇有感慨地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说：

　　我一生负责筹备多少次会议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七千人大会。那时候，我们从未筹备过那么大规模的会议，最多如党的八大，也就是几百人的会，这一下子要筹备七千人的大会，没干过呀。再说何止是七千人呢，省委书记以上的领导都要带一个秘书吧，地委书记也得带个人，要不他召开会议谁去招呼？另外怎么也得带点工作人员吧，大的省份一来就是几百人，最少的西藏也有六七十人呢，不带点工作人员怎么行？所以就不止是七千人了，弄不好得有万把人吧！这么大的会议规模在中央来说，管招待的，管简报的，管保安的都得住在会上，这些人怎么安排，也得统计在内呀！所以实际上决不止是七千人的规模了。

　　40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召开过如此大规模的会议！

　　李润民接着说：

　　而我们的会议组呢，那时还只是一个科，有五六个人。另外召开七千人大会是临时决定的，从决定召开大会到会议正式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就意味着我们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筹备，这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当时是需要怎样的忙吧。夜里12点以前就没有睡过觉，有时候过了12点也睡不了觉。仅仅是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就忙得我们晕头转向。各个省有多少同志参加，正式人员多少，随行人员多少，男同志多少，女同志多少，都得一一登记准确。那时候又不像现在，有传真，有电脑，有手机，操作起来很方便，甚至你吃着饭、走着路都可以通过手机办不少事情，那时候就靠手拨电话进行联系。关于与会人员的名单，当时近的地方如天津、北京是直接送来的，远一点的地方都是通过电报的形式，把名单报上来，机要室的译电员再一一翻译出来，然后送到我们手上，我们再进行统计，工序很多。

    另外，光我们统计了还不能算数，得抓紧报到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那里，让中央领导过目，点头同意。除了上报中央领导，我们还必须留出时间给北京市委，因为他们要按这个名单，落实与会人员的食宿；同时还需要给交通部门留出时间，让他们按人数、按地点调配车辆。这还不算完，然后还必须追着北京市委了解安排落实的情况，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各个代表团的住处，以便日后联络。

　　当各省的名单确定之后，我们还得一一落实他们什么时候到京，是乘飞机来，还是乘火车、汽车来，我们得派什么人去接，不然参加会的人来了，到哪儿去，住在哪儿都不知道就麻烦了！

　　在杨尚昆的日记里，我曾看到李润民多次向杨尚昆汇报会议名单的有关记录。这是他担任的主要工作，所以印象比较深。其实会议组的工作还有很多，还要抽调各路人马，组成一个庞大的简报组，七千人大会的特色之一，就是简报多。对负责写简报的人员如何一一落实，并进行培训等等，因为没有找到这一方面的有关人员，也就不得而知了，只能想象其工作的庞杂。

　　有关七千人大会的安全保卫和生活住宿问题，我经人介绍，找到了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文奇同志。张老很负责任，他不但认真回忆那段历史，还为此专门跑了档案部门核对材料。他说：七千人大会之前，凡是党中央开会，或者是人大、政协开会，都是由中央方面牵头。只有七千人大会连带当时的另外两个会议是由北京市牵头做保卫和生活保障工作的。至于为什么交给北京市搞，当时没有说。现在分析，可能是因为会议人数太多，具体的吃、喝、住、行都在北京市，若由中央牵头，一是中央不了解北京市的具体情况，二是困难时期，操办起来难度很大，所以干脆就让北京市牵头吧。

　　北京市接受这样一个任务，一定不轻松。张文奇说：

　　操办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会议，即使是现在交通和通讯技术相当发达的情况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何况当时的条件很差呢，所以北京市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比如我们警卫组，接受任务后，立刻进行分工，有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有负责会议代表外出活动安全的，有负责安全检查的，有负责交通的。单说安全检查，它既包括对人，也包括对物的检查。比如人，要事先进行审查，政治上是否可靠。如北京饭店有一位厨师，厨艺非常好，但觉得政治上有问题，就只好不用。再比如物，所有的房间、设备、电梯、汽车都要进行安全检查；吃饭，所有吃的东西从哪儿来的，谁运来的，放在什么地方都要一一核对清楚，叫做采购、运输、制作一条龙，也叫过五关吧。也就是说从人到物到活动，一层一层地都要做工作，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再说交通方面，因为县委书记、各大厂矿党委书记、厂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来过北京，为使他们出行方便安全，北京市对不少模糊不清的交通标志牌都进行了更换。

　　总的来说，在大会召开之前，我们进行了方方面面的安全检查和准备工作，把该做的工作都认认真真地做了，叫做防患于未然吧！

　　的确，他们为了会议的召开和顺利进行，付出很多辛苦。虽然他们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历史也不应忘记他们。

　　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又处在困难时期，北京市一下子要安排招持一万多人，宾馆情况怎么样，他们是怎么解决吃住问题的呢？张文奇说：

　　北京市一下子要来这么多人，真的有点招架不了。这么多的人一起开会，不要说北京市，就是中央也没有经验。准备的时间又非常短，也就是一个月的样子，当时紧张的不得了。你就说宾馆吧，哪有那么多的服务员啊！像友谊宾馆一下子要安排1600多人住宿，服务员缺很多呀！怎么办呢？从上海借了181人，在北京市内借了128人，然后再培训上岗，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会议人数多，安排的驻地就有11个地点：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北纬路旅馆、民族饭店、友谊宾馆、西颐宾馆、西苑大旅社（今西苑饭店）、虎坊公寓（主要住的是工作人员），还有军队系统代表住的宾馆：三座门招待所、西直门总政招待所、翠微路招待所。大小会场282个，因为各中央局、各省委、各地委开会，都要有会场，像中央局开会，还需要有能容纳近千人的大会场。有的饭店有大礼堂，有的没有，没有的就要为他们找会场。所有这些地方都要安排好，都要提前进行安全检查。

　　安排住宿，忙坏了北京市委，当年的与会者，却留下了美好印象。湖南的一个县委书记30多年后回忆说：
　　196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州里来了个电话通知，说要梁敏政同志和我安排收拾一下，准备去北京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赶到州里，各县市委书记和副书记陆续报到了。第二天，州委书记齐寿良同志和州长石帮智同志带领我们乘车前往省会长沙，与其他地区的同志汇合在省委接待室，然后乘专列开赴北京。列车运行一天一夜，到达了北京站，几十辆大客车将我们转载到西郊友谊宾馆。友谊宾馆原是专门接待苏联专家的地方，建设风格很独特，服务设施也是堪称一流的。我们自建国前参加革命起，大多数都没有到过北京，更谈不上见过这么豪华的宾馆，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服务员领着我们龙山、桑植、永顺三县六名代表走向一个大套间，大家雄纠纠、气昂昂地紧跟在后面，走在打头的王建阁同志大大咧咧地刚迈步进入房间客厅的门，就摔了一个仰八叉。“他娘的，滑溜溜的，像溜冰一样！”大家楞了几秒钟，便捧腹大笑起来。原来是地上打了腊，很光滑的。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后来者便小心翼翼地拖着小步进门，那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神态，逗得服务员也忍俊不禁。

河南鲁山县委书记杨国殿2002年在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回忆，他们住在西颐宾馆，两个人一个房间，住得很宽敞，也对住宿条件表示满意。那么这次大会吃得怎么样呢？张文奇说：

　　当时的经济比较困难，会议吃饭也是一件大事。

　　吃饭是10人一桌，大锅菜。不管你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一样。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

　　像我们安全保卫组为了保证会议供电，保证食品安全，有时把供电局的工程师、负责人，还有供应食品的人找来开会，每到吃饭前就赶紧散会，不然没有办法管人家的饭。有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饭。就这样，特别严呀。

　　做保卫工作的，每个驻地警卫组也就一两个人属于在编人员，大会管吃管住，不在编的，大会不管饭。结果弄得内部同志也有意见，同做一样的工作，为什么你在编，我就不在编，就不能在会上吃饭呢。实在是编制有限呀，前门饭店来来回回的那么多车辆，就3个警察可以在会上吃饭，剩下的统统自己解决。大会规定的工作组就这么多人，超过是不行的！

　　每次吃饭，桌子上都吃的光光的，四菜一汤。为了节约，都是大锅菜，大家连菜带汤一起吃。就这样各个饭店都叫苦，要达到中央规定的标准，做不出来，还得往里贴钱，所以炖菜多，不过县委书记高兴，比他们在家里吃得好。

　　河南鲁山县委书记杨国殿回忆说：

　　毛主席说的两干一稀是，早晨是稀饭，有时也有干的；中午四菜一汤，晚上稍差一点，也属四菜一汤吧。但比我们在家里吃的好多了，可以吃上米饭、馒头，尽管我们是县委书记，在家里也填不饱肚子。当然我们是重灾区。你问能不能吃饱？能够吃饱，但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论副食还是主食，都是光光的。开了近一个月的会，只是在春节那一天，中午吃顿饺子，每张桌子一瓶酒。其他没有了。你说平时能吃到肉吗？能够吃到一点，但不是很多。

　　七千人大会的特点是规模大、时间长，还对外保密，那么当时的保卫工作如何呢。关于对外保密的情况，张文奇说：

　　因为七千人大会对外是不宣传的，所以是一个内部会议。这么多人，时间又这么长，外国人还是感兴趣的。北京饭店是各个工作组的大本营，大区书记都住在北京饭店，大会的工作班子也住在北京饭店。另外北京饭店还有加纳、叙利亚、马里、阿尔及利亚4家外国使馆。

　　那时不大了解外国人如何搞情报，说人家拿一个大头针在电话线上一扎，就可以窃听。北京饭店呢，又是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地方，他们吃饭、会客、理发……进进出出的不少人，你也不能因为开会，就不让人家来吃饭、理发吧。所以安全保卫工作比较艰巨。为了防止外国人搞窃听，我们还专门请了一些这一方面的技术专家，看一看会不会泄密。最后没有发生泄密的情况，据说还是有反映，外国知道这么多人在开会，但干什么他们不知道。友谊宾馆还有30多个外国专家，附近还有苏联的一所中学。但都没有出现什么泄密事件。

　　关于国内的情况，张文奇说：

　　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群众埋怨我们这个党，因为浮肿、饥饿，心情不舒畅，所以保卫工作既要防止敌人的破坏，又要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好的方面是那时还没有现代化，没有搞什么恐怖活动的，虽然有不满情绪，矛盾也不像现在这样突出，老百姓还是听话的，北京市一动员，群众的积极性就很高。

　　所以保卫工作的特点是，当时并不担心敌人来搞什么破坏，主要是怕一些设备出问题。因为我们各方面的基础设施都不行，比如北京饭店，说是两路供电，其实线路的质量很差，其他饭店都是一路供电，惟恐哪一处线路短路，造成停电，影响会议的正常进行。再如吃饭，怕吃不好中毒，或者闹病什么的，使会议代表心里不高兴。要说七千人大会的保卫工作很紧张，是紧张极了，不过那个紧张，主要是紧张这些问题。

　　你每时每刻都要了解各个驻地的线路情况，供电问题，还有锅炉问题。像人民大会堂，下面很好看，但上面都是木质结构的，每次开会都有几个人在上面看着，怕被电烤热木头烧着了。这种情况一直到国庆35周年才得到改善，换成了钢的结构。

　　整个大会期间，没有发生断电情况，也没有用过蜡烛。在其他方面也没有出现什么事故，非常顺利。这次会议完了之后，公安部召开全国警卫工作会议时，就让北京市公安局代大会起草文件，要把北京的经验揉进去，要求全国都要向北京一样。所以中央也是满意的。

　　这次大会有七千多人，每次集会，都要动用很多车辆，与会者乘的是公共汽车，还是大客车。有那么多车吗？张文奇说：

　　大会组织的比较好，开大会时的用车高峰一次是800多辆。当时的北京有两家汽车运输公司，一个是首都汽车运输公司，一个是友谊汽车运输公司。大会的车主要租的是首汽的。

　　从乘车情况来说，省委书记以下都是坐大车，中央局以上的领导坐小车，个别身体不好的同志、领导找谈话赶不上坐大车的派小车。

    开大会时，没有用过开道车。那时开会不像现在都是事先定好的，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兴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那怎么才能做到既准时又安全地把上万人送到会场呢？我们编了一个顺口溜：时（间）不够分路（走）；（道）路不够分时（走）；路、时都不够，断一条路，也就是说让社会车辆暂时停一下，先把与会人员放过去。

　　为了交通安全，交通部门事先都把抽调来的车辆，包括在京的车，那些司机进行培训，

    怎么走，走哪条线，要注意哪些事情等等，一一交代清楚。这样做起来就比较有章法了。

　　大会结束后，停在大会堂前的车，中央要求20分钟之内必须疏散完毕，结果最长的时间我们才用了18分钟，也就是说没有超过18分钟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事先总是同与会人员说好，原地上下车，这便于散会后找车。白天打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南局，西北局之类的字，各饭店派人接送，晚上打带灯的牌子。这是因为大多数代表没有来过北京，容易找不到车子。凡事都想在前面，工作做得很细致，因此也就完成的比较好。

　　北京市的交通工作曾两次受到表扬，一次是纠正违章时敬礼，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一次就是七千人大会受到周总理的表扬。开大会时基本没有影响社会车辆，也没有因为车辆调配不好耽误了什么事情，更没有影响会议的进行，除了几次小车刮蹭，没有出现大的交通事故。你们知道，那时候汽车的质量是很差的，但从未因此出现抛锚的情况。

　　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七千人大会的筹备工作，虽然时间短、任务重，但是大家以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安排得井然有序，非常到位。会议时间虽长、又处在困难时期，但是大家同心协力，克服了一切困难，以保障七千人大会的顺利进行，以当时极端匮乏的物质条件，不能说不是个奇迹。

    刘 少奇 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报告经过

    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另一项筹备工作，就是为大会起草一个报告。

　　七千人大会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就是程序简单，没有很多的议题，中心问题就是讨论通过一个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就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或者说是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再详细点说，即：“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所谓总结经验，是对建国12年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4年的工作 ，进行总结，正确的错误的都要总结，说清楚这几年哪些是做对了，哪些是做错了，发生错误以及出现困难的原因。再有就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领导。所谓统一认识，主要是对过去的工作统一认识，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统一认识。报告还讲了党的问题，其实也主要是针对反对分散主义，要加强全局观念等问题来谈的。

　　报告肩负着这样一个任务，其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报告是什么时候决定起草的呢？报告中心要讲些什么问题呢？起草过程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参加起草工作的吴冷西在《同家英共事的日子里》有比较详尽的记述，但可能因为年代久远，记忆模糊，吴冷西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内容上，均有不少错讹之处。

　　比如，吴冷西回忆：1961年11月5日，刘 少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要为大会准备一个报告，少奇同志指定由陈伯达牵头，我和家英、胡绳⑤参加。11月6日，邓小平即来钓鱼台八楼召开会议，提出报告的框架为四部分：（一）形势和任务；（二）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三）改进党风；（四）基本经验教训。会议还进行了分工，其分工是：吴冷西负责第一、二部分，由梅行、杨波、马洪、廖季立、张沛协助；田家英负责第三部分，由赵汉、潘静远协助；胡绳负责第四部分。

　　在吴冷西这段叙述中，至少有三处错误。

　　第一，七千人大会是1961年11月12日才决定召开的，11月5日、6日，刘、邓不可能分别召开会议，因为那时还不存在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问题。

　　第二，刘 少奇指定由陈伯达牵头，田家英、吴冷西、胡绳参加，但根据胡绳的日记记载，胡绳是1962年1月1日才加入进来的。

　　第三，吴冷西说，11月6日，邓小平就定下来报告的框架是四部分，实际上，一直到12月21日，邓小平还说报告想讲三个问题，并不存在第四部分“基本经验教训”的问题；在1962年1月11日下发大会的报告稿中，也没有“关于基本经验教训”的内容。关于基本经验教训部分，实际情况是大会召开以后成立的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在讨论修改报告时才加写的。在大会之前起草的报告，既然没有“基本经验教训”的内容，胡绳又是1月1日才加入进来，所以说由胡绳负责起草第四部分“关于基本经验教训”的问题，也就很难成立了。

　　类似可以商榷的内容，还有一些。如吴冷西在回忆中提到，刘、邓在同起草班子谈到报告在分析产生困难的原因时，曾提出“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这个观点无疑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在其他场合刘、邓的讲话中，从未发现类似这样的内容，起草出来的报告也看不出有这样一种观点。报告在谈到产生困难的原因时这样说：“在这几年里，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再加上1959、1960、1961连续三年全国广大地区的严重自然灾害，就使我们遭到了许多困难。”“1959、1960年农业上的严重减产以及农村所发生的许多困难情况，一方面，是受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对于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的一种惩罚。”从这个情况似可以得出结论，吴冷西的回忆有待商榷。

　　还有，吴冷西回忆：“12月21日，小平主持讨论第一稿，富春、先念、一波、谭震林、安子文等参加。会上讨论的意见主要是对第一、二、四这三部分的，认为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15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值得考虑”等等。

　　这里仅对一点提出质疑，即15年超英的问题。实际上在1962年1月11日下发的报告中，还是保留了这一提法。报告说：“这次会议，是一个为实现再经过10年左右时间在主要工业品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而奋斗的会议，是为实现党关于10年长远规划的目标而奋斗的会议。”报告还说：“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11月提出了15年左右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任务，就是说，从1949年起，我们要在20多年的时间内，完成或接近完成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一百几十年中做过的事。这个要求是我们经过努力可能实现的。”

　　此外，这个时候的报告，也没有起草出第一稿。有关这些情况下边还要谈到。

　　吴冷西讲得很具体，有月有日，还有刘、邓讲话的具体内容。但确实有不少内容同原始记录很难对上。下边根据现存的一些档案材料、胡绳的日记，及包括吴冷西等当事人的回忆将报告的起草情况记述如下：

    1961年11月12日，邓小平等在毛泽东处决定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简称七千人大会）之后，13日，邓小平就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了这个决定。邓小平介绍了毛泽东提议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的情况，还谈到了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中央、大区同志都讲话。搞思想一致，解决小天地太多的问题。邓小平强调：集中统一问题，我们党从来没有这样分散，不讲真话，这两年搞成这样子，各人搞各人的小天地，目光如豆，要把这种空气转过来。然后邓小平说，请伯达把这几年的中央文件指示究竟有哪些不对，开个帐单子，所谓这几年，是指从1958年北戴河会议决议以来。他还说：伯达的任务是查文件，搞清楚了。将，归你点；人，归你调。

　　从邓小平传达的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来看，毛泽东在提议召开大会时，没有谈到中央要起草一个报告，只说他准备讲话，大区同志讲，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同时提出让陈伯达把从1958年夏北戴河会议以来的中央文件清理一下。但从毛泽东的讲话内容来看，大会要总结经验，中央要承担责任，要加强集中统一的基本精神是有了。

　　我在研究中发现，自邓小平11月13日中央书记处讲话之后，在文字档案中，很少看到有关筹备七千人大会的情况。一个月后，12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主持讨论中央书记处给毛泽东并中央常委的报告时，谈到的一些情况，对我们了解七千人大会报告的准备情况多少有些帮助。

　　邓小平说：这个报告（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及一些编选的文件是根据主席指示搞的，以便对工作会议有所交代。这几年工作中有一些错误、缺点，其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委。为了检查，主席要伯达检查这几年中央文件，起草这个书记处的报告，并编了一批文件，总的说来，毛主席历次反映我们根本路线、政策的议论，是正确的，但我们有若干具体政策措施，与指导思想相违背。

　　这个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讨论时，对这个报告提了一些意见。邓小平说：这个报告对缺点、错误是否概括为四点：

　　一是许多具体问题、具体政策违背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违背了总路线，现在需要调查研究，搞一套具体政策。

　　二是计划偏高、多变，打破了一切程序。

　　三是几个大办，而且限期完成，把实事求是作风，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搞掉了。

　　四是体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乱。

　　他还说，报告前面要加上中央总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关于上述四条，我们要负责的，影响到下面出毛病。

　　这时，周恩来说：不先这样说，下面看了报告，当面不说，背后不服。

　　在会议快结束时，邓小平说：七千人大会的讲话提纲，要在下月1、2日交中央小型工作会议通过，讲话中要着重讲党的问题，也是带总结性质的，大致一万四五千字，书记处责任也加进去。

　　从这个情况来看，在毛泽东提议召开有县委书记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之后，首先做的工作是清理中央文件和起草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关于七千人大会的报告怎么写，写些什么其实还在酝酿当中。

　　从下面的一些材料，对报告的内容及起草情况就越来越清晰了。

　　11月12日，毛泽东提出召开七千人大会，11月底他离开北京，沿京沪线南下，沿途考察了天津及华东几个省市，12月18日回到北京；刘 少奇11月16日南下广东从化疗养，12月19日回到北京。这里有一个插曲，当时刘 少奇在党内的地位非同一般。不少人向毛泽东建议编辑出版他建国后的著作，毛泽东总以还不成熟为由，没有进行。但毛泽东一直主张编辑出版刘 少奇的选集，尽管刘 少奇也不断地拒绝，但还是成立了《刘少奇选集》编辑组。这个编辑组见刘 少奇到从化疗养，也赶往从化，想在那里把文稿与刘 少奇本人一起过一遍。结果他们赶到时，刘 少奇已经走了，没有接上头。刘 少奇匆匆离开从化的原因，是为了参加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小型工作会议，当然也是为了筹备召开七千人大会。刘 少奇对七千人大会的重视也是非同一般。

　　12月20日，有省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工作会议开幕。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住处—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有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周恩来关于对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安排情况的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对邓小平、周恩来提出会议准备先讨论形势的做法，表示满意。说有形势，才有气。他针对周恩来提出的需要集中统一的问题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啦。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当周恩来估计形势说，当前有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毛泽东说，任务有什么重呢？无非是农村多征购农产品给城市。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我们12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是很好的形势！这就更强了，不是更弱了。这是一。民主革命时还有一条经验，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一整套完整的具体政策，不然，人家不相信，不能把事情办好。这是两条很重要的经验。谈到过去的错误时，毛泽东说是四高和几个大办，另外还有供给制、食堂。毛泽东在天津同刘子厚等谈话时也说过，搞供给制，搞食堂现在看来，这是很可笑的事。错误的后果，是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再次强调了，错误的责任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他说：他到下边，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也说到中央，但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实际上为当时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定了调，也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定了调，也等于为七千人大会的报告定了调。通观七千人大会的报告，的确也没有超出毛泽东谈话的精神。

　　12月21日，邓小平受大家之请在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他首先讲了会议的安排，说，从现在起，要搞到明年1月10日，连下次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一直搞到明年1月20日。会议讨论的问题，一、国际形势；二、国内形势；三、明年计划的确定和长远计划的初步设想；四、商业问题；五、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成熟，花不了多少时间；六、党的问题，毛主席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了一下，回来也跟我们谈，明年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字，明年要大抓一年……所以建议这次会议议一议党的问题。这次会议实际重点是讨论形势、经济计划和党的问题。

　　邓小平在讲话中，又讲了中央书记处报告的情况。他说：关于这几年的具体教训，最近中央书记处给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个报告，概括了一下，究竟我们这几年在哪些问题上出了毛病，这是主席提出的，他要我们具体研究一下北戴河会议后这三年的文件和指示，看究竟问题在哪里。毛主席的出发点是这样：只讲过去我们错误的责任，应该是中央第一，省第二……各省去传达，就不肯讲中央有责任，自己担起来了，主席说，这不合实际，所以，主席要我们书记处专门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文件，系统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责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研究的结果，编了两个本本，一本是毛主席在这个阶段的语录，这是确定我们党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研究的结果，没有错误。这个本本，将来会印发的，因为这些东西过去没有拿出来过，常委还要先议，还要主席批准。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比如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搞的东西，批转了，这个毛病就很多了。许多毛病是出在这上面……而这一部分，说到中央的责任，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因为这些文件主要是经过中央书记处拿出去的。接着邓小平谈了中央书记处的错误，大体同他12月16日所讲的相同。

　　在谈到过去的错误时，邓小平还说：过去这几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是出在我们“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错了，还是出在我们的具体措施，具体政策？我们研究的结果，结论不是指导思想的毛病，因此，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我们具体政策的问题，具体措施的问题，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

　　邓小平讲到这儿时，刘 少奇插话说：我说，总路线是不错的，是执行中间的错误，广西有人驳我，说我这个话似乎有问题。我看基本上还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执行的结果，与总路线相反，中间有很多主观主义。

　　关于这次会议要谈的党的问题，邓小平列举了七个方面：一、要立志气。他说，我感觉，过去我们志气太大了，最近志气太小了，所以要立志气。二、要加强纪律性。三、要强调统一领导，克服小天地。四、要有全局观念。五、要提倡实事求是。六、要搞群众路线。七、要严格党的生活。

　　讲到最后，邓小平向大家通报了七千人大会的准备情况。他说：最后讲一讲，我们不是有七千人大会吗？这七千人的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把大家搞来了，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准备在会议上作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来讨论一下这个报告。通过这个报告，再去讲。这个报告，由伯达同志主稿，想讲三部分的问题：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党的问题讲些什么，刚才也提了一些。讲这样三个问题，太宽了恐怕也不行。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作准备。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到12月21日，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已经基本成型，中央文件也整理出两个本本，其中一个关于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语录，后拟名为《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央书记处编印），印8000份，下发七千人大会。另外一个不详，可能没有下发。

　　关于七千人大会的报告，到12月16日，邓小平还在说要有一个提纲，过了5天，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准备在会议上作一个报告，报告讲三个问题，这个报告正在由陈伯达领班起草等等。具体是什么时间决定起草大会报告的，起草班子是什么时候组建的，目前还不太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到12月21日已经在起草了，报告的内容也明确起来了。

　　关于参加起草报告的同志，如吴冷西所说，他负责起草第一、二部分，梅行、杨波、马洪、廖季立、张沛协助，田家英负责起草第三部分，赵汉、潘静远协助。

　　起草班子成立后，参加起草工作的秀才们立即入住钓鱼台。上午，大家在一起扯。参加起草工作的赵家梁回忆说：陈伯达往那儿一坐，就说，我要死了，昨天又没有睡好觉，你们有什么想法先说说。有时候我们说一说，有时候陈伯达又说了，你们不说，我先说，他就谈开了。其实他早就心里有数了。我们改了一稿又一稿，当时的气氛很好。陈伯达的人品不好，但他对起草报告还是很认真的。我们上午扯完了，下午就写，晚上看电影或者看戏，然后再接着写，很紧张。②

报告的起草工作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中进行的。

　　12月31日，报告开始有了点眉目，陈伯达将第一部分分送邓小平和刘 少奇。陈伯达在给邓小平送报告时附信说：

　　小平同志：

　　这是大家议出的报告初稿的前言和第一部分（形势和任务），文字还很粗糙。现在送上六份，请斟酌决定，是否分送常委同志，并请您提示意见，以便修改。

　　少奇同志处，我也送了一份，因为他问过我起草的情况。

　　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今晚可以搞完，明天可以送上。

　　敬礼！

　　伯达

　　12月31日上午

　　陈伯达在给刘少奇送报告的第一部分时附信说：

　　少奇同志：

　　这是大家议出的报告初稿的前言和第一部分（形势和任务），还很粗糙，现在送上一份，请提示意见，以便改正。

　　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今晚可以搞完，明天可以送上。

　　敬礼！

　　伯达

　　12月31日

　　1962年的1月1日和4日，陈伯达又先后把报告的第二、第三部分送给刘 少奇审阅。并附信说：

　　少奇同志：

　　这是报告草稿第二部分，请审阅。 伯达 1日

　　少奇同志：

　　送上报告草稿第三部分，请审阅。 伯达 4日

　　从后来陈伯达送报告的情况，未见给邓小平的信。这其中的情况不甚清楚。刘、邓看了报告的第一部分是什么反应，没有文字记载。有一段比较著名的是吴冷西的回忆。

　　吴冷西说：12月22日，刘 少奇看完第一稿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和胡绳谈话。他“劈头就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少奇同志特别嘱咐我们：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头了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刘 少奇的这段话，我们在访问赵家梁时，得到一些印证，他对刘 少奇讲的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错了由政治局负责的话印象很深，说有这回事。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刘 少奇认为报告稿在总结过去几年的工作方面，关于中央的缺点错误讲得还不够，还有点吞吞吐吐，没有放开，因此主张要放开讲，要讲够。关于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他认为列举的事例还不到位，因此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在党的问题上，他特别强调了这几年党内反右倾的问题。其实这是中央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刘少奇抓到了点子上。

　　但刘 少奇是不是讲了这个话，什么时候讲的，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因为12月31日才起草出报告第一稿的第一部分，而吴冷西说刘 少奇是12月22日看了报告的第一稿讲的，首先在时间上就不相吻合。

　　从胡绳的日记和回忆来说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

　　1962年1月1日晚饭时，陈伯达找到胡绳，邀请他加盟文件的起草工作。在这之前的1961年12月31日，陈伯达已将报告的第一部分送给了刘、邓，之所以次日晚饭时陈伯达找胡绳参加起草工作，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刘 少奇对第一部分提出了不少意见，修改的任务比较大，所以陈伯达赶紧加强力量，请胡绳加入进来。

　　1月2日，刘 少奇、邓小平来到钓鱼台谈对报告的修改意见，因为任务急，胡绳抱病前往。具体刘、邓讲了什么，胡绳日记没有记载。会不会就是吴冷西回忆的刘少奇那一段慷慨激昂的话呢？显然，刘 少奇的那段话，是针对整个报告讲的。但其实到1月2日，刘 少奇还没有看到报告的第三部分，吴冷西既然把具体的时间搞错了，也很可能把刘分几次讲话的内容记忆成了一次。或许是另一种情况，刘 少奇在报告初稿没有出来以前，找秀才们谈谈报告的写法和内容，这也是有可能的。但从吴冷西的回忆本身来判断，又显然说是刘 少奇看了报告稿以后提的意见。至少刘 少奇讲话的第四点内容，从刘 少奇在七千人大会起草委员会的那个讲话来看，还没有如此大胆。总之，吴冷西的这段回忆也有待推敲。

　　从1月2日起，胡绳负责修改报告的第一部分“形势和任务”。

　　三天之后，1月6日上午，邓小平来到钓鱼台审看改后的第一部分，边读边议边改，直到14时通过。邓小平走了，刘 少奇随后就到了。有意思的是，邓小平通过的第一部分，在刘 少奇那里没有通过。胡绳回忆：

　　下午，少奇又来看，看后他找到我，问：你看下面县委书记一级的同志们对形势的估计会满意吗？我说差不多了吧。他举了下面的一些情况，说了有些县委书记的意见。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估计得太轻了，讲得不够。好像对前两年工作的检讨也提出了意见。总的感觉，少奇没有通过，表示不满意，于是大动干戈，一直改到凌晨3点钟才大体完成。好像也不只是内容不行，还包括逻辑上的问题。

    通过胡绳的回忆，可以看出，刘 少奇坚持要把困难的形势讲透，那么吴冷西的有关回忆可能也是确实的。最后下发大会的报告稿，基本体现了刘 少奇所讲的精神。比如，报告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应当承认，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是严重的。1961年国家的财政收入锐减，通货发行过多，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的吃、穿、用都感不足。”“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成绩的，而且成绩很大；另一方面，我们又遇到了困难，而且困难相当严重。”

　　1月7日，邓小平来钓鱼台审看报告的第二部分，没费太大的周折便通过了，对第一部分的修改也表示同意。邓小平走后，刘 少奇又来了，通读第一、二部分，这次刘 少奇没有提出大改的意见，较顺利地就通过了。晚上，胡绳又帮助田家英突击第三部分，胡绳写了这个部分的“帽子”，虽只千余字，胡绳说搞得好辛苦，也搞到夜里3点钟。搞完如释重负，倒头便睡，那里吴冷西、田家英还在统改第三部分。睡梦中，吴冷西、田家英曾两次催促他起来和他们一起审改第三部分，但无论如何，胡绳也赶不走睡魔，“已不能读稿了”。

　　1月8日，邓小平上午9时就来到钓鱼台，审读报告的第三部分，比较顺利，通过了。之后，刘少奇也来审读第三部分，未提大的意见，基本通过。

　　通过上面胡绳日记的记述及回忆，也可以印证吴冷西讲田家英的第三部分改动不大，通过得比较顺利一事。

　　在刘、邓审改第三部分的同时，为了抓紧时间，听取参加小型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对报告的意见，刘、邓吩咐将报告的第一、二部分先发到与会者手上进行讨论。参加小型工作会议的同志是8日和9日上午看稿子，9日下午进行了讨论，议论甚多。

　　刘 少奇在钓鱼台同起草班子一同改好稿子之后，还不放心，又将稿子带回家中继续琢磨。8日夜12时他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上批示：

　　胡绳同志：

　　此件我又把前面几段看了一遍，有一点修改。国内形势部分还有些地方是别扭的，请你们明天好好再改一遍。

　　1月9日，起草班子在钓鱼台将全稿重读一遍，进行文字修改。他们本以为半天就可以完成，结果因为刘少奇对第一部分还不满意，他们一直弄到深夜才将稿子全部改完。这一天刘少奇再次来到钓鱼台定稿，邓小平没有来。

　　通过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七千人大会报告的内容是逐渐清晰起来的，报告的基调是按毛泽东的想法来定的，起草工作则是在刘 少奇和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搞的。1961年12月31日以前的起草工作，主要是邓小平抓的，从1962年1月1日起，主要是刘 少奇主持。尤其是刘 少奇，将他自己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体会，对形势的感受大胆地写进了报告。报告也因此在大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改变着大会进程

　　1962年1月8日上午，七千人大会报告稿的第一、二部分在发给小型中央工作会议的同时，邓小平嘱杨尚昆送毛泽东审阅。报告的第三部分则于9日晨送给了毛泽东。有关这一情况，1月9日10时，杨尚昆给毛泽东的信中，有着明确的记载。杨尚昆写道：

　　主席：

　　小平同志嘱向你报告两件事：一、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初稿），共三部分，前两部分已于昨日送上（已同时发工作会议，今天各组即将讨论），第三部分今晨已送出，这个稿子是少奇同志主持修改的，报告也即由少奇同志作。小平同志希望你审阅。二、书记处向常委的报告和几个附件，应如何处理，请示。出席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昨天基本上已到齐，近几天他们都在参观。

　　前面谈到，1月9日起草班子开始对报告稿进行统改，本来想一上午就可以改完的，结果一直忙到深夜才弄完。这一天，刘 少奇为了使毛泽东尽快看到统改的稿子，又把先统改好的第一、二部分请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送毛泽东审看。徐业夫1月9日23时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主席：

　　这个报告，今天又作了修改。少奇同志指示，把这个报告在今天晚上送给主席一阅。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再过几个小时就送来。请主席看这个修改稿。

　　从杨尚昆和徐业夫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于1月8日和9日晨收到报告第一稿，9日23时收到报告第二稿（第一、二统改部分）。11日就将举行大会，下午刘 少奇就要代表中央作大会报告。毛泽东9日23时才收到报告第二稿，而且还缺第三部分。这时，距开会的时间只有一天，这对毛泽东来说，显然是太紧张了。

　　毛泽东一夜未眠，在10日上午10时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他作了批示，说：

　　田家英同志，告少奇、小平、伯达同志：

　　此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②，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3天做报告。在此3天内（1月11，12，13），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毛 泽 东

　　1月10日上午10时

　　毛泽东提出刘 少奇推迟三天作报告，大会先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和由周恩来报告苏共二十二大的问题。本来，这也是毛泽东非常关注的两个重大问题，也是大会程序中已经安排要进行的问题。

　　但大会日程安排并非如此。

　　1月11日，大会如期举行了。但与会者并没有讨论有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也没有听取周恩来的报告，而是以省为片，以地区为单位，阅读和讨论报告。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在毛泽东决定推迟3天讨论报告的当天上午，也就是说在毛泽东刚刚写了上述给田家英、刘 少奇等的批示后，很快又改变了主意。他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召来他的住处说，报告的第三部分他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刻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准许各种意见的发表，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报告稿连夜赶印出来，1月11日及时发到参加大会的同志手中。

　　大会也没有举行开幕式。

　　七千多人的全体与会者拿到文件以后，在11日利用一天的时间阅读文件，12日起，分组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

　　这个改变是出人意料的。

　　首先刘 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没有想到。按照一般的做法，党中央向代表大会或重要会议提出的工作报告，应为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文件，而这个文件所表达的思想观点、提出的工作任务应该说已有很大的权威性，一般不会再作重大的更改。特别是工作会议，并不履行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因此完全可以就中央提出的报告形成决议或一致意见，而不必再在大的范围内进行如此广泛深入的讨论。所以，按照原来的设想，大会是以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为中心内容，开会10天，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就达到了开会的目的。况且，报告是由刘 少奇、邓小平亲自主持定稿的，难道这里面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第二，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同志，也没有想到。按照通常习惯，他们将报告起草出来之后，交给中央由报告人在大会报告，根据大会提出的意见进行斟酌修改就通过了。而报告稿不交政治局讨论，就直接发到大会讨论，这在党的历史上比较少见，非同寻常。他们的感觉是：报告的事情还没有完。为了这个报告，他们日夜苦干了不少时日，眼看可以脱手了，结果直接发给大会讨论，这表明后面的工作还很多，还得接着干。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呢？对于这个决定，目前有着不同的看法。当时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吴冷西说：“毛泽东提出这个不同于往常的开会方法，可能是考虑到大会要解决的问题关系重大，有必要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种不同意见”。

    也有人说，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就是嫌太空了。他因此提出让县委书记去讨论、充实，看看是不是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

　　还有的认为，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是因为报告的调子太低了，对“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得不够，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他“是要大区书记出来讲话，不是少奇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了”。

　　甚至有人说，毛泽东把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讨论，采取三不主义，表面看是充分发扬民主，实际是“钓鱼”。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也有一个说法。他在1月30日的大会讲话时说：

　　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 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

　　各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实际情况，笔者准备在下一节进行专门的分析讨论，以求教于各位读者。但这里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毛泽东从这一刻起，开始密切关注大会的动态以及会议的情况，并不断提出新建议，改变着会议的进程。

　　自毛泽东做出将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的决定之后，1月11日，杨尚昆同徐子荣商量决定，由中央办公厅组织35个人派往各个组收集意见，以将会议动态迅速反映给中央常委各同志。

　　1月12日，大会开始讨论报告。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大会对报告的反应十分强烈，“果然议论纷纷”，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晚上，刘 少奇亲自听取各组讨论报告的情况汇报，从20时30分一直持续到零点30分，整整4个小时，可见内容很多。杨尚昆感到“倦极”，当年的杨尚昆是55岁，已感疲惫不堪，64岁的刘 少奇是否劳累，就可想而知了。

　　关于大会讨论的情况，不用说，很快地就报告了毛泽东。鉴于大会的纷纷议论，1月13日上午，毛泽东向杨尚昆又提出一个新建议，延长会议的时间，以小组讨论为主，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报告经大会讨论定稿之后，直接发给大会，少奇同志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报告稿，只是对报告稿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

　　毛泽东提出这个建议后，杨尚昆立即向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了汇报。当天下午，刘 少奇、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用了两个半小时，在钓鱼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会议日程作了重新调整和安排。

　　1月14日，田家英将上述安排写成书面材料报告了毛泽东。田家英在报告中说：

　　主席：

　　昨天上午主席对会议进程的意见，尚昆同志已向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报告。他们都说，同意主席的意见，对会议进程作了如下的布置。　　　　

　　１４日（星期日）休息。

　　１５日（星期一）继续开小组会，讨论少奇同志报告初稿。

　　１６日（星期二）继续开小组会，讨论少奇同志报告初稿。

　　１７日（星期三）小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起草小组修改出少奇同志报告的第二稿。

　　１８日（星期四）小组继续讨论核算单位问题，或者读文件。少奇、小平同志通读和修改第二稿。

　　１９日（星期五）第二稿发到各同志手里，阅读一天。

　　２０日（星期六）少奇在大会作报告，不念报告稿，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

　　２１日（星期日）休息。

　　２２日（星期一）周恩来同志讲话，主要讲经济计划、进口粮食，对外的欠帐和援助，精简机构等问题。小平同志讲话主要讲党的问题。

　　２２日以后，各小组开小组会，又交叉开一些政治局常委同志讲话的大会。会期准备延长至２８日。２６日修改出少奇同志报告的第３稿，即作为最后定稿。

　　以上布置，小平同志要我报告主席，并问主席还有何指示。

　　田家英

　　1月14日

　　毛泽东看了田家英的报告，没有表示异议。大会即开始按这一安排进行。

　　很快，又有一个新决定，再使大会改变了会议主题。

　　正当大会按照中央的安排进行的时候，1月15日，杨尚昆从各小组的简报中，看出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对大会的主题提出了挑战。

　　杨尚昆说：从“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王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了解了这个情况，杨尚昆不敢怠慢，于次日（16日）上午立刻将自己的看法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也觉得问题重大，指示杨尚昆即刻向刘 少奇汇报。下午，刘 少奇在听取杨尚昆的汇报后，说：“问题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一些同志接受教训不够，还没有充分认识，现在不说通，将来还会犯错误。此情况应向主席反映，由主席决定会议如何开法。”

　　随即，刘 少奇带着杨尚昆一起来到邓小平家，与邓小平共同商量，决定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杨尚昆将刘、邓二人的意见告诉了田家英，请田向毛泽东转报。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也觉得问题重大，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就是为了反对分散主义，现在地方同志有意见，这不是从根本上动摇大会的基础吗？当天晚上，毛泽东走出了中南海，来到钓鱼台，在12楼召集刘 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讨论大会如何进行的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央认为地方的同志严重存在着本位主义，不顾大局的情况，中央很难集中调整、指挥；而地方的同志显然有不同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没有采取堵的方法，他们顺应会议的潮流，决定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于是一个新的决定产生了：即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先谈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对于报告不论是文字问题，还是原则问题，都可以讨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甚至全部推翻，但是正确的不能推翻，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毛泽东还说，重新写好的稿子拿出去以后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

　　当晚，就组成了一个有二十一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

　　至此，大会的主题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一转而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

　　过去有不少人认为，大会之所以重新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主要是毛泽东对报告不满意。本来刘 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经大会讨论通过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重新起草？除了毛泽东的不满意，似乎不会再有别的解释。但上述情况应该说已经澄清了这个问题。

　　1月16日晚上决定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1月17日，委员们就走马上任，每天下午，齐集中南海怀仁堂的一间会议室里，对报告进行讨论修改，直到24日才告结束。

　　因为大会议论纷纷，也因为又组织了起草委员会，还因为毛泽东吸取了1958年和1959年两次郑州会议的经验。他多次讲，那两次会议干嘛那么匆匆忙忙就结束了呢，如果开的时间长一些，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来的事情就会好一些。所以，这次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决心让大家把意见全部讲出来，决不匆匆忙忙的结束会议，决不再留什么遗憾，所以大会一再顺延，一直到1月27日，刘 少奇才作大会报告。

　　按照原来的会议安排，刘 少奇报告完毕，大会讨论通过，会议就算结束了。结果，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又出现了。

　　1月29日，毛泽东向大会宣布，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由此，会议又掀起一个高潮。关于这个情况，下面还要涉及，这里暂不详述。

　　直到2月7日，大会才告结束。

　　一个接着一个的出人意料的决定，把个七千人大会搞得波澜迭起，高潮不断，既总结了经验，又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了全党，振奋了精神，七千人大会获得相当成功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毛泽东究竟对报告怎么看？

    由刘 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就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收到了很好的会议效果。这原本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相反，做法上很有创意，但为什么会引起此后人们各种各样的议论呢？问题就在4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刘 少奇被作为隐藏在毛泽东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派”，而被开除出党的命运。

　　这使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人们在探讨毛、刘分歧的起源时，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七千人大会。

　　那么，究竟哪一种情况更符合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对此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当时的情况分析，我以为，毛泽东有对报告稿不满的一面，调子低了；也有感觉问题重大，需要共同总结经验的一面；同时也很难排除他有想听一听大家到底有些什么意见的想法。这几种考虑在毛泽东胸中交织在一起，就做出了这一许多人看来意味深长的举动。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话题可以先谈一谈，这对了解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或许有些帮助。这个话题是：毛泽东在拿到报告稿之前，对报告的起草工作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报告是由刘 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他们不断地召开会议，反复地讨论报告内容，亲自审读，并亲自动手修改。这一段时间，刘、邓的精力无疑都用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和起草报告上了。但从目前留下来的材料和参加起草工作的人员回忆来看，却找不到毛泽东的“踪影”，他没有参与主持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甚至没有同秀才们直接见面，谈过对报告的设想。
　　1961年12月16日，邓小平在讨论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常委的报告时曾说，“这个报告改出后，等主席回来再议”。毛泽东于12月19日回到北京，可是一直等到1962年1月9日，邓小平还在让杨尚昆请示毛泽东，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如何处理。可见，毛泽东在12月中旬由外地回到北京以后，对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并没有表示过意见。

　　透过这一情况，再看七千人大会的报告起草工作，毛泽东是否出面指导过？我曾反复向参加起草报告的梅行请教，在起草报告过程中，毛泽东有什么要求没有。梅行说：没有听到毛主席有什么指示，或许陈伯达会和毛主席联系，但陈伯达没有传达过。我们从吴冷西的回忆里，也找不到毛泽东对起草工作有什么意见的说法。同样在胡绳的日记和他的回忆里，也没有发现毛泽东发表意见的内容。从毛泽东本人现存的档案里，照样没有发现他对报告有过只言片语。

　　以毛泽东的习惯来说，每当中央举行重大会议，要通过一个什么报告或者纪要等等的东西，他都要亲自过问、修改，甚至还要亲自拟写提纲之类的东西。但这一次他表现得有点特别。

　　从毛泽东这一段的活动来考察，他似乎比较超脱，除了没有对报告花费很多时间之外，在整个小型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也没有露面，只是在12月20日晚上召开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12月26日晚上召开一次范围很小的会议，大概是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前一个会议的内容前面已经介绍过，后一个会议的内容，只是谈了苏联问题。他的兴奋点似乎在赫鲁晓夫身上。

　　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的毛泽东很可能没有对七千人大会投放太多的精力。12月21日，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时说：他现在的心情很好。或许这一段毛泽东比较放松，因为从1960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爆发的困难形势，使他的精神高度紧张，一直处在纠“左”的前线，身心倍感疲倦。到了1961年底，在他看来，其困难形势进入谷底后，已经在逐渐好转，中央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都开始见效，只要在各行各业把具体政策一一制定出来，落实下去，再有两三年，中国的经济就可以恢复了。中央召开了小型工作会议，再召开一个七千人大会，把过去的工作总结一下，承担一下责任，告诫大家要听中央指挥，实现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是不成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内的经济工作就没有什么太让他着急的事情了，交给刘、邓去办就可以了。他在那里集中考虑反修的问题。

　　12月27日，毛泽东向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推荐了他的新作《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诗言志。从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反修、对当时的国内工作都充满了信心，并将他愉快的心情及坚定的信念，让与会同志和他一道分享。当时郭沫若说：“主席写出了这首词来鼓励大家，首先是在党内传阅的，意思就是希望党员同志们要擎得住，首先成为毫不动摇、毫不害怕寒冷的梅花，为中国人民做出好榜样。”我以为郭沫若的这一解说是有道理的。

　　12月29日，毛泽东又向会议推荐了教育家吴研因、民革中央常委钱昌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几首诗。钱昌照的两首诗对当时农村的形势进行了赞美。他的《芦台农场》写道：

　　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

　　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

　　《藁城农村》写道说：

　　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

    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

　　毛泽东称这几首诗写得好。

　　我想毛泽东对这几首诗的称赞，主要还是欣赏其对农村形势的美好描述。因为毛泽东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这次报告的起草工作，就没有形成像起草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那样，

    报告由起草小组写出以后，刘 少奇改了，送给毛泽东改，毛泽东改了又送给刘 少奇，他们互相商量，相互补充，整个一个流水作业。这次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也没有像先前的庐山会议那样，他亲自提问题，亲自拉提纲；像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5月的北京会议那样，亲自主持会议总结工作，亲自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等等。我们所看到的，是毛泽东和在京参加中央小型工作会议的与会者几乎同时收到了大会的报告稿，而这时距离大会开幕，也就一两天的时间了。

　　除上述情况，似还有一种可能，七千人大会比较侧重的是经济工作，经过“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毛泽东自觉在经济问题上，他不如第一线的其他领导同志内行，因而有意让一线同志去做。这恐怕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既然毛泽东对报告的起草工作采取了比较超脱的态度，是否就可以理解为，当他看了报告稿以后，继续采取一种超脱的态度，看也不要看完，干脆就让大会去讨论好了呢？从他1962年1月10日写给刘 少奇、邓小平等的批示来看，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应该说，报告的内容有些出乎他的意外！

　　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毛泽东审阅报告稿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推迟3天做报告”。从这一点不难判断，他对报告是有保留的。很明显，想要修改一下，再在大会上宣讲。而这个修改的时间，至少需要3天。3天的时间，就不仅仅是文字性的修改了，应该说是要有较大的修改。

　　第二，毛泽东对报告的批示，第一句话就是“觉得好”。那么是否就能说毛泽东对报告持赞同意见呢？很难那么讲。因为他在批示中很快又说，“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还说出席中央小型工作会议的100多人，对报告的感觉和他恐怕也是一样的，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

　　从这里不难看出，“觉得好”是客气话，不太满意才是实情。既然好，干嘛还要推迟三天做报告？这意味着毛泽东内心对报告还有些想法，也就是说报告的有些地方还不太符合他的心思，或者说他的一些想法在报告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看看毛泽东在1月30日发表的大会讲话就可以得到注解，他说：“这个报告草稿是少奇、小平、陈伯达、胡绳、吴冷西、田家英几位的主张。”把毛泽东的这段话，理解为刘、邓等主持起草的报告的精神并不完全代表他毛泽东的观点，我想是不过分的。

　　那么毛泽东对报告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呢？从目前现存的文字和知情者回忆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对报告没有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只能依据比较可靠的材料进行判断。通过杨尚昆的日记分析，毛泽东在做出将报告稿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决定之前，对报告稿的第二部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曾认为不能变，也就是说他是坚持反对分散主义的。第三部分他还没有看，不存在满意与不满意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对报告稿不太满意的地方，也就是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了。

　　这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进行了判断，对建国12年来、特别是“大跃进”4年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1962年的工作任务和1963年至1972年的工作计划进行了部署。

　　问题恐怕就出在这里。尽管报告的框架结构和基本精神，是按毛泽东的思路来搞的，但问题是对过去几年的工作怎么总结？讲到什么程度？这中间肯定要涉及成绩和错误、错误的责任和原因，涉及对当时形势的估计等等。如果将刘 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稿同后来修改的报告稿进行一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前稿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是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放在一起混着讲的，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没有单独讲，而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所以在大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一片黑暗，越看越没劲。修改后的稿子，重点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是12条，缺点错误4条，并增加了基本经验教训16条。此外，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前稿上，却没有这样的判断。

　　我们联系毛泽东对当下形势的乐观估计，对过去工作的较多肯定，可以猜测到或许他当时认为，这样的报告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肯定不够，否定太多，要达到为大家鼓劲的效果，恐怕很难成功！同时也难免会有一些莫名的郁闷在心头！

　　显然，毛泽东心里对报告不很满意。但从他的批示来看，开始并没有决定把报告直接发到大会讨论，而是提出推迟三天作报告，这表明他想修改。至于怎么改，也就是说报告应该怎么写，毛泽东肯定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恰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此事对毛泽东做出把报告直接发给大会的决定，似乎有着直接的影响。前面谈到，1月8日，在刘 少奇指示把报告的第一、二部分送给毛泽东审阅的同时，也发给中央小型工作会议进行阅读讨论。小型工作会议的安排是8日阅读一天，9日讨论。结果是“议论甚多”，或者说“莫衷一是”。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感觉到，对报告有着不同看法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了。

    毛泽东可能还会想到，这个报告既然在一百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遭遇到“议论甚多”，那么拿到七千人的大会上该是怎样呢？对于“大跃进”的失败，对于当前形势等的认识，他和刘 少奇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百多人的会上就已“议论甚多”，表明全国省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对此存在着意见不一致，那么更多的县委、地委书记们会怎么议论呢？由于地区不同，工作性质各异，肯定也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怎么办？还能够强行按着自己的意志统一全党的思想吗？这个问题，毛泽东应该是反复思考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等对“大跃进”运动提出批评，被打压下去的结果，不但中断了纠“左”，而且带来的后果是1960年的巨大反弹，致使国民经济遭到更加惨重的损失，所呈现的是更加困难的局面。这一严重的教训，毛泽东不能不考虑。

　　再者，1962年的情况同1959年已经有了很大差别。1959年，虽然已经发现“大跃进”的一些错误，发现了一些地方出现的困难局势，但全国性的危机还没有爆发。到了1962年，“大跃进”运动已经造成重大损失，全国人民吃尽了苦头，经过1961年的全面调整才稍有好转。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总结经验已不可避免，人们的纷纷议论也当在预料之中。

　　回顾过去的错误，面对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应该说毛泽东的压力是很大的，一方面感到内疚，一方面是下边同志的质询、批评和抱怨。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可以有很多的选择：1957年反右是一种选择；1959年庐山会议是一种选择；发扬民主，让大家充分表达自己的心声，并主动作自我批评也是一种选择。

　　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一次，毛泽东选择了后者。这便是：把中央对大会的报告，披头散发地发下去，告诉大家这只是一个初稿，尚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以求充分听取意见。毛泽东对大会说，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抓辩子，不扣帽子。他对中央领导同志说：不要怕鬼，天不会塌下来。

　　毛泽东这样做的结果，一下子就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第一，他使与会者看到了中央主动承担责任的姿态，又感受了民主气氛，不少同志积压在心上的不快和意见讲出来了，其困惑、不满的情绪缓解了；第二，他了解了人们到底有些什么想法，当然这也是他很想知道的，换句话说，他由此掌握了人们的思想动态；第三，因为中央的报告是通过全体同志讨论修改形成的，那么这个最终要达到统一人们思想的文件，便具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从以上一系列的情况分析中，便可以看清毛泽东对报告的态度以及对报告所采取的不寻常举动的来龙去脉。从此还可以感受到毛泽东的领袖风范，既十分善于统一大家的思想，又擅长于关键时刻以四两之力拨千斤来化解危机。

　　事实表明，毛泽东将刘 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不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就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做法是很高明的。

　　1月2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说：大家“特别满意会议的开法”。

　　2月9日，张劲夫在中国科学院传达七千人大会的会议精神时说：“这次会非常好。接触到的一些同志反映都差不多。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有人比方为‘七大’，在重要时期解决重要问题。而且解决得非常之好。其影响会极其深远。”

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

    1962年的1月，北京处在严冬季节，时逢困难时期，人们更加觉得寒冷难捱。此时此刻，没有人知道，一次不对外宣传的、与会人数达七千人之多的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全中国高、中级官员云集一堂，谋划着国家走出危局、恢复民生的大事。

　　当时的中共中央，下设六个中央局（也称大区）：华北、西北、西南、东北、东南、中南。中央局下设省、地、县。所有与会人员，除中央局书记外，每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来四个书记，每个地委来三个书记，每个县委来两个书记，全国各大厂矿来一个书记和一个厂长，中央各部委的党组成员是全部参加。　

　　刘 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发到大会以后，第一天为阅读时间，第二天起，各省以地区为单位，国务院系统分小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分四个组（一组、二组和文教组、外事组）进行讨论。

　　经过“大跃进”的挫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付出千万生命的代价，已经使绝大多数人变得冷静起来，开始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了。

　　柯庆施，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大跃进”运动重要的积极倡导者、配合发动者之一，到1961年也冷静下来了。袁宝华回忆：1960年，我到国家经委工作，被派到上海蹲点。有一次柯庆施找我谈话，就问我，究竟怎么样，现在的粮食够不够吃？工人、农民和咱们不一样，咱们吃多少菜，不吃多少粮食，工人、农民没肉吃，全靠吃粮食啊。柯庆施也感到心里没底了。

　　毛泽东也冷静下来了。他不断作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和中央犯了错误，并带头纠“左”。

　　实际上，自1960年冬以来，人们就开始反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了，在各种层次的会议上已经发了不少这样、那样的议论了！但这些意见都是在一些讨论具体问题的小型会议上讲的。这一次则不同了，中央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五级干部大会，七千多人在北京聚集一堂，一起回顾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就显得非同非常。报告一发下来，立刻引起与会者的严重关注。所有与会者，他们既是“大跃进”运动的参与者，又是不同层面上的领导者，对报告所谈的情况非常熟悉。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想想“大跃进”，遭遇这么巨大的挫折，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他们为此感到困惑不解，感到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问题要问。

　　由于大会采取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方针，甚至中央的报告稿，未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便直接发给大会听取意见，因而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起来。

　　当会议组织讨论时，不少来自各个阶层的官员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纷纷发表意见，谈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可以说，“双百方针”在这次大会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大会议论最多的，是对当前国内形势的认识，对出现困难局面的分析，对错误的表现、错误的性质、错误的责任、错误的原因的探讨以及对“三面红旗”和反对分散主义的看法。

　　当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还只有12年的历史，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不可能达到像今天这样的深入。历史的局限，加上要在肯定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总结经验，使大会不太可能取得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上的突破。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意见触到了深层次问题和一些比较敏感的领域。

　　为什么会犯错误？

　　这几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困难局面？我们到底犯了哪些错误？为什么会犯错误？这几乎是所有与会者非常关心的话题。

　　对于这些问题，刘 少奇在报告中说：

　　这3年里，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再加上1959、1960、1961连续3年全国广大地区的严重自然灾害，就使我们遭到了许多困难。

　　在1958年以后的农村工作中，我们曾犯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生产上犯了瞎指挥的错误。1959年、1960年农业上的严重减产，以及农村所发生的许多困难情况，一方面，是受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对于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的一种惩罚。

　　在工业工作上我们也犯了要求过急过猛、计划指标过高的错误和在企业管理工作上的一些错误……

　　在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

　　…………

　　中央在研究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认为，这几年有一部分的建设工作的缺点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中央还缺乏经验，未能及时制定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或者有些政策规定得不完全恰当的原故。有些正确的政策，在规定以后，中央没有严格实行检查督促，因而贯彻不力。中央在这几年来还规定过一些过高的国家计划指标，不恰当地提倡过一些引起不良后果的事情，例如几个“大办”，在调整国家体制方面，把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等。中央许多同志常常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并且轻易地相信了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有一个时期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因而对工作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报告还讲到庐山会议中断反“左”也是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在中央看来，这几年工作上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三高”、“一刮”、瞎指挥、几个“大办”以及实行平均主义和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方面，犯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央还缺乏经验，未能及时制定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一方面是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因而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策。

　　大会讨论时，对于“大跃进”期间表现出来的错误，大家的分歧不大，但若追究这些错误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犯错误，错误的根源是什么这样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时候，大家的认识就不一致了。他们各抒已见，看法很多，有些意见很快就突破了中央报告的认识范围。如果说报告谈得比较抽象、笼统，那么大会的讨论则相当具体、深入、广泛，其中不乏远见卓识与真知灼见，即使今天看来，也令人为之击掌！综合起来，大体有以下一些意见：

　　一是认为过去几年之所以犯错误，确实存在着缺乏经验的问题，但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归结为缺乏经验。

　　这里先举两个例子，似可对上述观点有所说明。1958年9月,刘 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时，他问公社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斤？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 少奇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可见就连原来主张反冒进、且出身农家的刘 少奇，也弄不清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情况，缺乏经验是一种普遍现象。

　　不过，下一个例子就很难完全归结为缺乏经验了。1958年，广西在放钢铁日产量卫星的时候，省委书记亲自去现场考察，发现高炉用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碉堡；没有炼铁的煤，人们把树砍了做燃料，认为只要把矿石烧黑，就是铁了。书记问身边的技术人员是不是铁，技术人员明明知道这不是铁，却不敢说，结果书记信以为真。这与没有经验、不懂技术常识有着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们不敢讲真话，这就不能归结为没有经验，而是缺乏民主的气氛，结果闹出很多悲剧。

　　所以有人就单刀直入地问：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如果是缺乏经验，为什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说假话总不能说是没有经验，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就丢掉了？还有人说：没有经验这是对的，一切归咎于没有经验，不能说服人。

　　有人说，为什么会产生高指标，大家当时为什么相信它、接受它呢？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深信不疑；一种是将信将疑；一种是认为指标高一点，可以鼓干劲，动员群众，结果适得其反。这三种情况均可以归结为经验不足。除这三种情况之外，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虽然心里认为完不成，但是不敢说；一种是明知不行，硬说能完成，为的是迎合领导，投其所好。这两种就不是缺乏经验的问题了，而是属于思想问题。

　　显然，这触及到了问题的深处，党内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气氛，是“大跃进”失败更深层次的原因！因为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头脑发热，可以在别人的劝谏下冷却清醒。但遗憾的是，人们不敢讲真话，结果一错再错，乃至祸及全国，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从这些发言来看，不少人认为中央强调缺乏经验多了，因而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意见。

　　二是认为犯错误的关键原因是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或者说是因为党内斗争过火。一些人说：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光是从反右考虑问题，把党内一些不同的意见，也作为两条道路的问题斗争了，根本问题在这里，光说没有经验是不行的。言之无罪到言者有罪，各级党的组织不能推之无经验。还有人说，党内斗争过火，时间过长，挫伤了一些同志，也使党外一些干部存了戒心。光说脑子发热，不能真正的吸取教训。

　　有人举例说：在干部中开展一个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强调“把一切窃据在领导岗位上的白旗拔光，不管他们的功劳多大，历史多长，地位多高，只要他们是白旗都把他们拔下来”，致使许多干部不敢真讲话，担心被当作白旗拔掉！

　　甘肃、青海两省有些人还针对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工作提出意见。他们问：信阳经验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在甘肃推广是否适当？

　　信阳是“大跃进”的重灾区。在追查信阳问题时，中央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坏人掌权，因此在全国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对此质疑的人，也包括湖南的同志。他们问：“整风整社运动究竟哪些对哪些不对？要请省委加以说明。信阳经验究竟是不是成功的经验？要请创造人作个报告。”

　　可以看出，这些意见也很尖锐，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几年来，上边听不得下边的不同意见，动不动就上纲为思想路线问题，就定性为右；对于出现的问题，总是简单的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处理，使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没有了不同声音。也就是说，主要在于不断地用思想路线划线，在于党内的斗争过火。中央的报告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具体的阐述。　　

　　三是认为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造成的。他们说：这几年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也不是高指标，而是主观主义以及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惩办主义的组织手段。高指标、命令主义、惩办主义都是由主观主义产生的。很显然，这是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中央的报告稿强调“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实际上也意味着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四是认为这几年的主要错误，是生产关系变化太快。广东有人说：农村中的错误是否仅限于“三高”“一刮”？这些固然是原因，但所有制改变过急，生产关系的变革没有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违反了客观规律，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商业、手工业中，所有制也变动得过快。还有人说：农业方面的“三高”不是实质问题，而是所有制、分配制度、生活集体化的问题。中南局有人提出：农业问题，根子是所有制；工业问题，根子是颠倒了农、轻、重的关系。这几年的主要错误，是生产关系变化太快，政策、体制、任务、干部太不稳定。这几年党的政策是坐船照镜子，摇摇晃晃。从思想认识上讲，是忽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强调不断革命的时候，忽略了革命发展的阶段论。

　　有关这些问题的议论，至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会人员注意从所有制、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适应，从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从关注农民的积极性等来考察问题所在，十分可贵。在后来经过修改的中央报告将这些思想都融入了报告里。

　　五是认为在经济建设上综合平衡不够，是根本问题之一，实际工作中，违背主席农、轻、重关系的指示，是出毛病的重要根源。有关这一点，相对高层的负责干部谈得较多。

　　六是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主席的思想体会不深，对主席的历次指示重视不够。他们说：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其中主要一条是主席的指示没有全面地、正确地下达，下面的情况没有如实地反映到主席和中央这边来。建议八项要求中，加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还有人说：大家读了《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以后，更加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正确。如同在革命问题上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主席总是看得最远，想得最深，对问题发觉得最早，只要我们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迅速克服。一些人在回顾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提出，需要接受的经验教训很多，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过去有些工作所以做不好，出问题，就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从大会讨论的现有材料看，持这种意见的人并不在少数，还相当多。说起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识，这与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关，也与陈伯达编辑的材料及中央的导向有关；与各级领导主动承担责任的心态有关，也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有关。比如会上有人举例说：当毛主席提出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时，不少人在思想上有很大的震动，认为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退得过多了”，“公社的优越性没有了”，“红旗不红了”。这些看法表明了当时一些干部思想水平的真实层面。哪怕是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也并不清楚。为此，1961年9、10月间，中央曾下发文件，举办干部培训班，其中就有要弄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七是对于出现困难形势的原因，有人针对自然灾害和主观错误的关系发表了一些看法，即天灾和人灾（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大会下发的报告稿没有谈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当时的公开报道来看，也主要强调是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的结果。大会议论到这个问题时，看法很不一致。

　　安徽、西藏、山西等省有不少人认为：人祸是主要的。他们说，1959年5月以前没有天灾，市场已经开始紧张，家畜、家禽已经减少了。1961年是连续遭灾的第三年，由于贯彻了《农业六十条》，农村形势开始好转了。还有的认为，“整个说来，人为的灾害是主要的”，“自然灾害固然很大，但人为灾害却很严重”。在山西省的小组会上，有人提出：“这几年山西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人灾造成的”。“农村工作中，人灾是第一位的”。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就全局来说，灾害是主要的。还有很多人认为，要分别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地方出了问题，主要是工作没有做好，有的主要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另外，还有一些地区几年来工作发展比较健康，连年增产，也需指出。

　　除了上面谈到的七个方面之外，也有人专门针对农村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认识比较到位。湖南有人说：一，对待农民，是政治上压服，不是说服，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权；二，经济上刮“共产风”，剥夺了农民的所有权；三、生产上瞎指挥，侵犯了农民的自主权。此外还有“四高”，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

　　广西有人说，农村工作产生这么多问题，从思想上讲有三：一，把建设我们这样大一个国家看得过于简单，因此片面强调高速度，只看到“一穷二白”“人多好办事”有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困难复杂的一面。二，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生产经验和农民觉悟程度。那时候，愿怎么干就怎么干，认为农民风格高，比安钢工人老大哥的风格还高。三，从本身来说，也是对自己估计过高，认为有权，有经验，有群众，党又有威信。这样一来，头脑自然发热，主席的话也就听不进去了。

　　这就是大会上议论出来的各种意见。虽然并非都那么全面，但基本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从发言的尖锐程度，也可以看出在这次大会上不少人是敢于讲话的，大会气氛也比较民主，中央采取了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的态度。

    谁来承担责任？

　　刘 少奇在报告中说：

　　中央觉得，有必要在这一次大会上指出，对于这几年来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最近，中央书记处检查了这几年发出的中央文件，向毛主席和中央常委提出了一个报告，说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中央书记处所应负的责任。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当然要负责，这里所说的中央首先负责，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

　　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因为这几年来，省在许多工作上负了很大的责任。当然这并不是说，省以下的各级负责同志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上，在工作作风上就没有责任了。

　　揣摩报告的意思，简单地说，要负责的首先是中央。但这个中央，主要是指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也有责任，但没有着重强调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责任，倒是谈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各个部。我们今天反复品味其中的行文，感觉中央的检讨，是很掌握分寸的。

　　在讨论时，大多数人比较温和，更多的是作自我批评，但也有些语言比较激烈。

　　西北地区有人提出：“左”的错误时间这样长，这样严重，为什么这样难于纠正，原因何在？应该说清楚。浮夸风为什么这样大，这样普遍？不和政治上、组织上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还有人问：不实事求是的作风，为什么成为全党性的？

　　在讨论中，甚至有人对错误的性质提出质疑，华北地区有人提出：说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是执行中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都推行错了?这几年造成的损失，不次于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楚。过去提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的心脏，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现在食堂虽然大部分解散了，但这些提法究竟对不对？是中央错了，还是地方错了，应讲清楚。

　　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提出：死官僚在中央、省、地三级，不要在下边找。1961年中央提出反对死官僚时，挨整的往往是县以下的干部，包括县委书记。湖北的同志对此表示不满。

　　对于这样的问题，有人讲得更明确一些。他们说：这几年许多问题的产生，根子在上边，但历次政治运动，却常常是整下不整上，所以许多毛病是一犯再犯，越来越严重。

　　这样的议论，其矛头显然是直指中央，希望中央多担责任。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讲了几句让人咋舌的话。他说：中央、地方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就不能服人。他认为，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大会上做检讨，也应做书面检讨，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

　　在从现存报告稿中，找不到“中央、地方责任三七开”这样的话，但以陶铸的身份似不会随便说话，应该是有来由的，只是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陶铸身为地方大员，对中央政策的来龙去脉，应比一般的省委书记要清楚。他在这里强调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又说中央书记处的检讨不深刻，可谓是这次会上的大胆之言。不过他所追究的“上边”，看来也就到书记处为止了，并没有超出书面报告的范围，但他强调“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也属难能可贵。

　　西北有人提出：毛主席在1958年让试办公社，后来下边一下就干起来了。郑州会议时，才提出公社三级所有制，1958年北戴河会议并未这样提出，责任究竟在哪里？

　　这样提问题的，言下之意，是说毛泽东当时提倡办人民公社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具体政策没跟上，因而带来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当时认为毛泽东犯了错误的还是大有人在的。在陕西，对1958年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有的私下讲，有的则公开说，焦点在毛主席身上。若干年后何金铭曾回忆：“我就说过：‘这么大的问题，毛主席要负责任。’反右倾的时候，成了很严重的问题。”②

　　为承担责任，国家计委主动检讨说：高指标是计委提出的，应当由计委负责，过去我们编计划，没有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做好综合平衡，往往是匆匆忙忙地将计划提交中央，强迫中央签字。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我们思想上有主观片面性，对主席的思想和指示没有好好学习，领会不深。如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主席在1958年曾提出1500百万吨，如果当时按主席指示布置工作，基本建设的摊子就不会铺得那么大，浪费了人力和物力。长期计划也是如此。我们的计划工作搞了四年多，翻来覆去，现在的长期规划还是2000万吨钢，可见还是主席英明正确。

　　对在编制生产计划时出现的高指标，计委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计委的责任，一方面表现为缺乏经验，脑子跟着发热；一方面也表现为没有自己的主张，而是迎合领导的意思报计划，当然也有迎合不准的时候。有几次，毛泽东想把钢的指标降下来，可是计委告诉他可以完成。这大概也是毛泽东后来总是不满计委的工作，“鸡蛋里挑骨头”的原因之一。

　　国务院系统工交组提意见说，政治局和书记处担负责任的字句，应该从报告中去掉。如果中央一定要担负责任，最好把各部门的责任也写上去，或者由工业交通口的代表在会上讲一下各部应该承担的责任。

从上述情况来看，大会上的议论，既有认为中央承担责任不够的，也有作自我批评的，还有要求对一些责任问题定性，或者要分清责任的。国务院一些部门主动要求在大会做检讨，也折射出在错误面前，大家不是互相推诿，而是积极承担责任的良好风尚。大会讨论时，还有一些人对领导机关提出了建议，他们希望提倡说老实话的同时，要提倡听老实话；反对报喜不报忧的同时，要反对听喜不听忧。对中央提倡的“三不主义”、“五不怕”精神，有人说这不是解决畅所欲言的关键，关键是上面对待批评的态度。

　　这些意见显然都比较大胆、尖锐，刘 少奇在做大会口头报告时，大多对此作了解释和说明。

　　“三面红旗”举还是不举？

　　“三面红旗”，是一个十分重大而敏感、复杂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彭德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反“三面红旗”被批判的。庐山会议之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并不是并列的，“总路线”被认为是统帅一切的指导方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总路线”的产物。因为批判彭德怀的缘故，这三者的地位发生变化，被并列在一起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光荣旗帜，开始大树特树。不久，又称为“三大万岁”。到1960年初，《人民日报》社论更是将此誉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找到的“三大法宝”，与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相提并论，成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1961年起，大概觉得“三大法宝”的提法太超越实际情况了，而改称“三面红旗”。
　　现在来看，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距那时也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就以为找到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实有点过于自信。问题是，1959年反对彭德怀时，毛泽东提出将来他“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结果仅时隔一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便遭遇重大挫折，毛泽东和中央不得不为此进行调整，而在调整过程中，如何解说“三面红旗”就成了一件令人关注的大事。毛泽东认为指导思想没有错，只是缺乏一套完整的具体政策。七千人大会下发的中央书面报告稿，也基本是按照这一基调上来阐述的。报告说：

　　三面红旗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用多快好省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空前大试验……

　　……几年来，我们工作的伟大成就证明了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站得住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引导我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将来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旗帜。对于三面红旗的意义，应该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工作来估量，而不能只从一个局部或一段短时间的工作来估量。这三面红旗当然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经受考验，但是，我们认为，过去这几年的经验使我们更有把握地说：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符合于我国实际需要的。

　　但大会在讨论时，并没有因为“三面红旗”的敏感而不敢触及，相反，这是大会的热点之一。

　　绝大多数人表示同意报告对“三面红旗”的估量，认为应该以整个历史时期的工作来估量，而不应该只从局部或者从短暂时间的工作来估量它。还有的说，“三面红旗”虽然出现一些问题，但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逐步地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例如《农业六十条》，《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等等，这些具体政策的逐步制定和形成，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公社，调动了全体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促发了总路线的无限生命力。这是会议的主流看法。

　　对于这种主流看法如何理解，笔者带着疑问曾在访问十多位参加会议的同志时，反复地追问他们：当时您是否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大多数人回答说，没有怀疑过它的正确性。这其中包括被认为思想比较解放的杜润生，当时他也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这是什么道理呢，有的回答，毛主席和党中央说是正确的，我们也就不怀疑了。是真心真意地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①杜润生说：“三面红旗”正确与否，我们当时看不清楚，是事后诸葛亮。②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判断，二是受理论和时空的局限。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人认为报告对“三面红旗”肯定的还不够。他们说：“三面红旗”的 “提出和形成是经过一个发展过程的，具有深刻的科学根据”。建议将报告“证明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站得住的”一句，改为“证明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还有的人说：报告中几个地方对“三面红旗”的提法不一致，如分别有“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等等，应该统一用“完全正确的”。甚至有人说，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绩。说这些话的人虽然不多，但在当时是相当有分量的。

　　不过，大会对于“三面红旗”的讨论，还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一些人出于国际因素的考虑，看出了“三面红旗”有问题，但提出还是要坚持。他们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虽有问题，不尽符合国家需要，可是为了反修，必须争一口气，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基于这样一种心态，有人建议，报告要把“总路线”的理论基础，“人民公社”的历史必然性和它的优越性，“大跃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阐述得更充分些，更有说服力些。

    明明知道“三面红旗”有问题，不符合国家需要，还是要坚持，这口气能不能争？毛泽东说：“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事到临头，也就忘记了这样的大道理。

　　也有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大胆地就“三面红旗”提出质疑的，这在当时来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胆识。他们分散在各个地区，有的意见提得比较婉转，有的则相当坦率。

　　西北、中南有人提出：“三面红旗”是否正确，原则好讲，具体难说；丰收地区好讲，灾区不好讲；工业好讲，农业不好讲；“总路线”、“大跃进”好讲，“人民公社”不好讲。还有人说，“大跃进”这面红旗要不要都可以。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搞早了，搞快了，高级社时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一定非办公社不可。

　　这显然是从工作出发，将实际情况同理论相对照而得出的认识。从这些意见推测，提意见的人可能来自地、县一级，他们天天在第一线工作，“三面红旗”好不好，他们的感受最深切、最直接，所以他们有抽象好讲、具体情况不好讲的肺腑之言。当时任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的胡开明后来回忆，如果他“不去张家口主持一个地方的工作，也是不会发现基层和百姓中的真情的”。所以真理的声音往往来自基层，来自实践！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在这次大会上表现比较特别，他们围绕“三面红旗”，居然提了八个问题：

　　什么是“三面红旗”的主要方向和基本原则？为什么说“三面红旗”没有错？

　　怎样把“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和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解释清楚？

　　总路线的实质是高速度抑或是多快好省？

　　过去对什么叫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分别规定了标准，这次少奇同志的报告，又说大跃进主要是指社会主义能够也应该比资本主义创造更高的生产力，以及15年赶上英国而言，两者有无矛盾？究竟对大跃进的含义又作何理解？

　　这几年农业减产，是否能说是大跃进？

　　能不能说人民公社现在还是一大二公？

　　能不能说公社和高级社不同之点，主要的是在于政社合一？

　　成立人民公社是对的，从理论上讲也是正确的，但是不是办快了一点。为什么很多问题都出现在公社化以后？人民公社与高级社的区别，优越性表现在哪里？

　　看得出来，这八个问题都是紧贴实际而讲的，既表达了他们对现实的困惑与不解，也对“三面红旗”用提问题的方式提出了批评，每个问题都问到了关键处。在一片拥护“三面红旗”的气氛中，西北地区的质疑与困惑，坦率与勇敢，的确显得非常突出。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也说：有些同志讲“三面红旗”，像念经的一样。这大概也是与刘澜涛的态度有关。

　　无独有偶，1962年春，陕西的三个农民党员联名写了《当前形势怀感》一文（杨伟名执笔），送给直至中央的各级党组织，陈述他们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他们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了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再行分析了。”文中还说，这篇怀感“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这种敢于直言，大胆反映真实情况的事件，也发生在西北。他们的命运也因此遭遇了曲折！

　　指标低了还是高了？

　　刘 少奇的报告说：“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越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有雄心壮志，要看到光明前途。在目前情况下，中央提出拟定10年的长远规划，在全党全民面前，树立一个共同奋斗的远大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报告提出10年（1963－1972）的远景规划是：

　　一、争取到1967年，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

　　二、争取到1972年，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使我国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为实现上述目标，计划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4000亿斤，1972年达到4500亿斤；1967年棉花达到3500万担，1972年达到4500万担；1967年钢达到2000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3000万吨左右；1967年煤达到3亿8000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4亿5000万吨左右。

　　在讨论时，华东地区的同志普遍反映：指标定低了。他们问，以后还增产不增产？信心怎么办？10年计划的水平，比第一个5年计划还低。这怎么能说是把“三面红旗”举得更高？有些人还说，这些指标完不成呢？实事求是和能够做的事如何结合起来？困难，本来就是困难，不困难，还革命？指标越低越好，不是小苗头。1962年的粮食指标是3200亿斤，1952年是3100亿斤，现在农业生产的条件同1952年比较，到底怎样？10年后，还只有4300亿斤（这是又调低后的数字，下同），怎么解释这个计划是宏伟的？有的人说：到1967年，只有3800亿斤，对于能否基本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能否适应年产2000万吨钢的需要，表示怀疑。　　

    国务院的农村组，也提出粮、棉指标似乎低了，建议作重新考虑。

　　华北也有人提出10年指标太低，鼓干劲不够。

　　还有人说，老问题和新情况的界限不清楚。“三高”主要是1958年和1959年。现在的情况是指标太低了，低了也不接受，越低越好。高指标问题已经过去，现在是低收购，过去手太长了，现在是应收未收。过去是瞎指挥，现在是不敢指挥。要适当讲一讲。

　　1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修改后的报告时，一向被认为务实的邓子恢，也提出指标低了。

　　刘 少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他说：邓老提出的意见，粮食1967年3800亿斤少了，应该4000亿斤，至于这个报告上面是不是改成4000亿斤，问题是我又怕搞高指标，写了又达不到。写少一点，我写3800亿斤，你们能搞4000亿斤，我就是保守主义者了。写了达不到，陷于被动。指标低一点，少一点，不会陷于被动。而指标低一点，是不是干劲就少呢？我看也不是。指标高一点，不见得人民的干劲就高一点，好几次都是低指标的时候人民的干劲就起来了，而有好几次，在高指标的口号下，人民的干劲落下来了。所以，不要把指标的高低跟人民的干劲联系得那么密切，鼓舞人心，外国人看了不好看。不管外国人，让他们轻视我们一下好，让他们说我们不行吧。

　　看来，中央是被过去几年的高指标搞怕了，做计划充分留有余地，唯恐不能实现计划，而造成工作的被动。

　　后来的情况是：1967年全国的粮食产量达到4356亿斤，1972年达到4800多亿斤。1971年全国粮食产量曾达到5100亿斤。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设想。

　　1967年棉花产量达到4700万担，1972年达到3900万担。棉花的产量1967年就达到了1972年的水平，而1972年却下降800万担，这可能与搞“文化大革命”有关，只抓粮食，不搞其他生产。

　　1967年钢的产量达到1029万吨，1972年达到2338万吨。1966年钢的产量曾达到1532万吨，由于“文化大革命”，1967年下跌20%多，到1972年照3000万吨左右的计划指标还相差甚远。

　　1967年煤的产量达到2亿零600万吨，1972年达到4亿1000万吨，也没有实现计划指标。从上述四大类产品生产的结果来看，粮食指标估低了一些，其他产品则比较适中。当然，如果正常发展，不搞“文化大革命”，所有指标都可能超额完成。

　　总的感觉是，中央牢牢记取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小心谨慎地制定着今后的生产计划，要实实在在地发展生产，决不再妄目冒进，因为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因此，也受到一些同志对指标的质疑。

　　反不反分散主义？

　　刘 少奇的报告一共讲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集中统一”。这个问题的中心是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是这次“七千人大会”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报告说，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分散主义是怎么来的呢？“大跃进”期间，中央看到了苏联“计划即法律”的弊端所在，只发挥了中央部门的积极性，而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中央领导层决心突破苏联的框框，走自己的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即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958年6月，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在近期内将原中央管辖的轻工业企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中央的出发点是好的，苏联经济的缺点也确实存在。问题是计划经济本身就有其弊端，如果不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只将权力下放，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况且，中央只是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从来没有下放给企业，所以中国经济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前，总是存在一个怪圈：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死了再放。收了放，放了收，循环往复，多少年也没能超出这个怪圈。

　　1958年的放，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工作之粗糙是空前的。下放后的管理体系缺乏相应的配套机构和措施，因而陷入混乱。再加上当时整个经济运行的态势是追求超高速的高指标，使本来就缺乏经验又无充足准备的地方政府，不顾自身的财力、物力、人力条件，乱投资、乱上项目、乱搞计划外生产，经济工作秩序一塌糊涂。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结果，最终演化成为分散主义。一旦遭遇大的经济困难，急需中央集权调控的时候，偏偏指挥困难，调控费力，严重干扰中央调整国民经济方针的贯彻落实。因而，中央决策层突出地感到，分散主义已成为统一思想、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严重障碍。

　　刘 少奇的书面报告在谈到分散主义问题说：

　　经济工作方面的分散主义，使国家的生产计划被搅乱了，使国家的基本建设计划被搅乱了，使国家的物资分配计划被搅乱了，使国家的商业计划被搅乱了，使国家的劳动计划被搅乱了，使国家的财政计划被搅乱了。
　　一连六个被搅乱了，透露出中央对解决分散主义问题的急迫心情。反对分散主义，提倡顾全大局自然成了这次大会的主题。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大会对此却议论纷纷，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的认为抓住了主要矛盾，有的则认为没有抓到。

　　赞成反对分散主义的人认为：在工业生产方面，分散主义表现为层层加码，有些产品计划外的产量大增，而隐瞒或压低计划内某些产品的产量。在基本建设方面，也是层层加码，国家计划外的投资增大，计划内投资也被大量挪用或突破；随意改变建设规模；楼、堂、馆、所建设过度，标准过高。在劳动力方面，则表现为随意增加职工数量等等。

    为了分析分散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有的人还试图挖出它的根源。指出，分散主义的错误，主要是由经济上的高指标，造成基本建设的乱上马，搞得战线过长等等。有的人还给分散主义列了“八大罪状”：

　　1、各自为政，目无中央；2、乱提口号，擅作主张；3、破坏计划，不顾国法；4、谎报封锁，风头至上；5、监守自盗，以邻为壑；6、生活特殊，像个国王；7、欺上压下，独断专行；8、资本复辟，亡党亡国。

　　“八大罪状”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分散主义的不满，以及要求克服分散主义的迫切心情。但仔细分析这“八大罪状”，很难说都是分散主义的表现，尤其是第八项，更是上纲上线，将分散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更有甚者，有人提出要从国内阶级动向在党内的反映来挖分散主义的根源，这就让不少人更难于接受了。

　　但分散主义的确存在。为说明反对分散主义的必要性，有些人联系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指出：邮电部有40个“癞痢头”工程，如能集中力量可以建成10个，但因分散主义作怪，材料和设备调不动，结果还是“癞痢头”。由此可见分散主义的危害性！

　　化工部检查：1958年以来国家给化工部的基建投资45亿元，半拉子工程占去了19亿，其中报废的工程占去6亿6000万！如果这个数字属实的话，的确令人震惊！不良投资、浪费几乎占总投资额的二分之一，效率之低实属少见。

　　水电部说：1960年蓄水一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全国上马300多个，结果不仅浪费了国家的财力、物力，而且还挤了农村大量的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也造成近年来防汛工作很紧张。

　　这三个部的情况，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若把类似情况全部罗列出来，该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呢！

　　几十年后，薄一波说：“今天回过头去看，当时把分散主义作为纠正错误的一个问题来抓，还是必要的。由于头脑发热，盲目追求速度、数量，各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行其是，各搞一套，重复建设，浪费惊人。”

　　如此，七千人大会反对分散主义是有必要的。但作为主要矛盾来抓，是不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对此大会则存在较大的分歧。

　　有相当多的人对反对分散主义抵触情绪很大，在他们看来，分散主义不是主要矛盾。那么，什么是主要矛盾呢？

　　一种意见认为是主观主义。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是主观主义。问题是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 有人因此提出，国家机关的简报，列出分散主义的“八大罪状”，也应该列出主观主义的“八大罪状”，高指标的“八大罪状”！

　　也有的人认为，当前的矛盾主要是“三面红旗”问题。广东有人说，当前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而是对“三面红旗”的理解问题。如果说有分散主义，主要在中央各部，不在下边。这次会议，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了。

　　对于中央提出的反对分散主义，一些人甚至感到委屈。一位县委书记在会上感慨地说，这几年工作想想真亏心，1958、1959年心里憋着一口气，要人给人，要粮给粮，不晓得会出问题；1960年出了问题不敢讲，怕人说攻击“三面红旗”，又怕自己担责任，到揭盖子时做检讨、挨批评，这是应该的，但从此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心理，好像给蛇咬了一口，见草也害怕。1961年就生怕出问题，做工作胆战心惊，关照群众多了一些，现在又要检讨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可见基层干部很有些怨气！

　　不少省委书记其实也存在这样的想法，过去几年好多政策是中央定的，自己有不同意见也不便说，跟着中央走，现在出现了困难形势，又要反对分散主义。华东的省委书记们，对反对分散主义意见很大。他们纷纷提问：什么叫分散主义？上海，国家安排的只有45％，协作的55％。以后协作究竟行不行？怎么办？什么都靠计划不可能。集中统一还要照顾另一方面，地方上能千方百计地弄一弄，不要搞得谨小慎微。

　　鉴于这些情况，不少同志提出，反分散主义不要反到县以下去。他们说：在计划方面产生分散主义，主要的责任应由中央的部、委和省、市负责，把这一级干部教育好了，克服分散主义就有了保证。庐山会议以后，先纠“左”，后反右，才出了问题。现在反分散主义，可不要反到县以下去。还有人提出，反分散主义，要视各地具体情况决定。

　　大家意见纷纷，显然各有各的道理。从中央角度来说，分散主义必须反，否则调整工作不能顺利进行；从地方角度讲，中央计划不能太死，地方需要一定的自主权，即使要反也不要反到县以下去。会上提出主观主义是主要矛盾的人，他们的角度，是针对过去几年的情况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分散主义只是一种派生的现象，是一种具体的错误。具体的错误固然应该纠正，但不在根上找原因，只在枝叶上找毛病，最后的结果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至于有人提出，“三面红旗”才是这次会议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这真是一针见血，尽管这种意见不可能被采纳，但各抒已见的讨论氛围，对上下之间的沟通和彼此的理解，还是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也有着比较激烈的争论，刘少奇在做大会讲话时，就吸收了不少大会的意见。比如他说：“在一般党员中间，在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间，不要去进行反对分散主义的斗争，只进行一般的教育。”毛泽东这时也插话：“不存在分散主义的地方也不要进行斗争。”这对全党统一思想，团结一致调整经济的确起了很好的作用。

质疑1959年庐山会议？

　　刘 少奇的书面报告谈到庐山会议时说：

　　1959年7、8月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是为了继续郑州会议所已经开始的工作，克服当时在实际工作中仍未消除的“左”的倾向，会议的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及时的。会议进行了十多天，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但是在会议中间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使会议不能不转而打退这种进攻。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把当时反对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的斗争完全丢开，则是不正确的。在这次会议后，又不适当地把反右的斗争一直传达到支部，在人民群众中掀起了反对右倾的浪潮，在许多地区使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使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大大滋长起来，而且在党内一时造成了是非不明、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

　　很明确，报告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所持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把纠“左”的工作完全丢开，则是不正确的，会后把反右的斗争传达到县以下是不适当的。

　　在这个问题上，七千人大会也有不少议论，有些意见还相当尖锐，超出了报告的尺度。比如东北的同志说：庐山会议以后，因为当时实际工作中主要倾向是“左”，所以不仅在县以下不应该反右，就是在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中也不应该反右，而应该反“左”。这种认识显然是超出了报告认识的范畴。　　　

　　许多人认为：这几年来所犯错误，应该划分为两段，即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前和以后。之前可以说是由于建设经验不足，之后则不能说是经验不足，而主要源于党内民主生活和干部精神状态不正常。庐山会议前，任务虽重，压力也大，但大家干得很起劲。但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情况大为改变，干群心情沉重，昧着良心看领导眼色说假话，见风使舵，一味摸上级的底，而不是按党的政策办事。

　　煤炭部说：对这几年煤炭生产方面的估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58年8月到1959年上半年，生产迅速增长，虽然也过了头，可以说成绩伟大，缺点不多；从1959年9月到1960年底，生产能力遭受严重的破坏，产量下降，因而这段工作是“得不偿失”的；去年一年做了很多调整工作，很有成绩，但是也走了一些弯路。言外之意，庐山会议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福建有人说：1958年刮“共产风”，是刮了农民的皮肉，1960年刮“共产风”就刮了农民的骨头。

　　国家机关有人说：因为反右倾的扩大化，在党内出现了四不讲现象：报上没发表的不讲，中央没讲的不讲，文件没规定的不讲，顶头上司没讲的不讲。

　　广西还有人由庐山会议联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危险是“左”是右的问题，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说：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有种说法，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右倾危险是主要的，这种说法是否妥当，应当澄清。对两条战线的斗争经验要很好总结……今后应从实际出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显然，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同意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是右的判断。他们希望：过去没有受过处分，但是受过重点批判的，被口头戴过帽子的，在“空气压力”下写了自我检讨的，也应该进行甄别，搞错了的，都应该恢复名誉，把档案中的批判材料、书面检讨等退还本人。

　　但会上有另一种意见和上述意见却截然相反，他们认为，报告对庐山会议写得还不够。庐山会议反右，对保卫“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作用，不仅对县以上干部教育很大，而且对一般干部的教育也很深。因此，有人提出，对庐山会议反右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包括县以下的反右斗争）应作充分估计。

　　若说庐山会议反右，对“保卫三面红旗有重大作用”，倒真是符合实际情况，但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作用”，现在看来未必。但当时，这种意见占了主导地位，修改后的报告稿就加进了这样的内容。报告说：“这个斗争的胜利，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党的团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报告还加了一句话，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进攻”，是“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当然，报告也并没有加上“对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作用”，说明还是留有分寸的，这也是当时的实情。

　　怎么评价过去几年的工作？

　　在讨论报告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对过去几年的工作如何评价？这件事表面看来，并不复杂，经济形势出现严重困难，很明显党犯了错误。问题是，有没有成绩？成绩和错误哪一个是主要的？讲到什么程度？如何认识？这直接关系到对决策人的评价问题，甚至还可能引发一系列更深层次的思考。人们讨论的意见不尽一致。概括起来，大致分四种情况：

    第一，对报告是满意的。认为报告关于过去几年的工作成绩和错误讲的是适当的。持这种态度的占相当的多数，应该说是会议的主流。

　　第二，对报告不满意，认为报告把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成绩讲得不够。一些人说：报告把形势讲得漆黑一团，到底有什么困难？成绩要讲够。第一干，第二分散，不能无代价。还有的说：这个报告看起来没有多少好东西。正面的成绩、经验讲得很少，缺点错误讲得多。不要搞成漆黑一团，要多讲发愤图强。还有人说：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没有问题，问题是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以后怎么办？难道过去完全错了吗？不经过那个道路行吗？我想不通。报告最后应当讲一讲，不经过困难，不吃些苦头，不能把国家建设好。不然就只是工作搞坏了，站不起来。我看还是要发扬1958年以来的那种干劲，快一点建设起来，过去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有人举例说：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工作，成绩讲得少，缺点讲得多，容易引起错觉。

　　这个错觉是什么呢？他没有说。但从国家机关的一些发言里可以找到答案。其中说：报告中讲的十条变化是12年（1949－1961年）的，而批评的缺点和错误是1958年以来的，这样会给人一种割断12年历史联系的印象。1958年以前不是没有缺点，1958年以后也不是缺点多，10年不平凡，3年更不平凡。报告这样讲，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好像缺点和错误都发生在1958年以后，这对那些原来有观潮思想、算账思想的同志没有帮助。

　　持这种观点的，实际上是不愿意强调“大跃进”的错误，直到七千人大会，有些人还不愿意承认持所谓有“观潮思想、算账思想的同志”，恰恰是头脑比较冷静、实事求是的人。可见要正确地认清形势，认识自己，正确地总结经验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要求大家主动作自我批评决不是无的放矢。

　　山东省委联系本省的情况指出：华东局对山东处理的办法好，是多讲成绩，引导大家向前看，这个体会很深。写这个报告要考虑这点。言外之意，也是报告讲缺点太多了，应该多讲成绩往前看！因此有人担心，经验是要总结，可是信心怎么办？更有甚者，有些人认为：3年“大跃进”是一次大演习，类似这样的演习，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如：巴黎公社、俄国1905年革命，广州、上海、南昌的演习。他们说：3年大演习，多数经验是成功的，不成功的只是少数；物质基础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有些代价，大演习不付，将来也还要付。有些人只从局部出发，被吓破了胆，杞人忧天。

　　这种比喻显然是十分荒唐的。提出如此观点的人，如果今天还健在的话，不知道会作如何感想?!

　　第三，与上述意见相反，认为不是成绩讲得不够，而是缺点讲得不够。有人说，实际工作中的缺点比报告讲的要严重得多。报告对成绩、缺点分析得不够具体。还有人说，从全国看这几年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但具体到一省一地一县，是否也都做这样的估计？3年来究竟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我们国大人多顶得住，其他还有几个国家能顶住。但是，相对而言，这种声音比较微弱。

　　第四，认为成绩讲得不够，缺点讲得也不够。修改后的报告，则对这两个方面都作了调整补充。

　　总之，比较而言，认为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的呼声较高，担心报告讲缺点错误太多，会影响人们的信心。这种考虑，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挖其思想根源还是没有勇气直面“大跃进”的错误，尤其过分强调错误不可避免，就会导致领导者的任何决策和工作指导上的错误，都可以归结为不可避免而不加以追究，不利于正确总结经验。此外，那些害怕“观潮派”、“秋后算账”的人，考虑更多的恐怕是个人的面子；而那些只许讲“大跃进”的成绩，不能讲“大跃进”错误的，要么是脱离实际，要么是出于利益的考虑。由此可见，全党要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出正确评估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实现真正的思想统一也有相当的难度。

　　大会对刘 少奇书面报告的讨论，有一些意见不太好分类归纳，但比较重要的一些看法，这里还应该提到。如有人建议，报告中谈到“尊重科学技术”，应加上“党派到企业工作的干部，应该钻研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要求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相结合的经验，应总结进去。这些意见，间接地告诉人们一个信息，中央的报告虽然谈到要尊重科学技术，但显然还是政治第一，不过党内确实存在着一种要求政治与技术并重，或者技术第一的呼声。

　　与此相反的一种呼声是，有人提出：阶级斗争的经验应写一条。他们认为报告关于国内的阶级动向讲得少了些，建议对当前国内各阶层，特别是农民、知识分子、工商界的政治动向和国内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进行阶级分析；对党内的一些思想倾向，也应该放在国内外阶级斗争的背景上，进行分析。由此可见党内一些人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之所以能被全党接受，说明自有其土壤所在。

　　七千人大会的气氛，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议论纷纷”。一方面表明，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认识，需要统一思想；一方面也表明，大会民主气氛好，人们敢于讲话，这在那个以思想路线划线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这次大会，中央本来计划开10天左右，由于意见很多，一再延长，结果开了28天。大会以让人讲话，中央带头作自我批评，给全党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是至今史学界给予七千人大会以较高评价的原因所在。

    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

    在七千人大会对刘 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稿进行广泛讨论的同时，大会又组成了“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稿进行重新讨论修改。这项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与大会的讨论同步进行。

　　从会议记录来看，委员会21人中，共有16人在会上发了言。他们是：

　　刘 少奇，64岁，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

　　周恩来，64岁，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陈 云，57岁，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58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彭 真，60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富春，62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李先念，53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

　　薄一波，54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

　　陈伯达，58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柯庆施，60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李井泉，53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宋任穷，53岁，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乌兰夫，56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务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自治区主席。

　　陶 铸，54岁，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刘澜涛，52岁，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王任重，45岁，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21人中，还有5人没有发言。具体这5人是谁？现在还很难确定。大概有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秀才田家英、吴冷西。如果去掉田、吴两人，还有3人身份不详。

　　看得出来，这个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年富力强，最大的64岁，最小的45岁，一般是50多岁。毛泽东对他们寄予了厚望，大会上的七千精英也在看着他们。他们对问题的讨论和认识结果，显然对七千人大会是非常重要的。

　　会议从17日开始，每天下午讨论，一直到24日，整整讨论了8个半天。所涉及的问题同大会一样，都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从会议的讨论情况看，发言比较热烈，谈出不少自己真实的想法，基本反映了他们在当时的困难形势下，对各种问题的探索和见解。同大会的讨论相比较，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大会基本一致，但有着自己的特色。

　　把这个起草委员会讨论的情形重现出来，对今天我们了解那一段困难的历史，了解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历程，以及观察今天的经济建设，恐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讨论是围绕着5个方面来进行的。

　　讨论之一：“报告稿”要不要推翻？

　　在起草委员会开讨论会的第一天，刘 少奇首先介绍了他们到毛泽东处谈修改报告稿的情况，以及成立这个起草委员会的原因和任务，起草委员会讨论报告稿的原则等等。他大致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现在对稿子显然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所以毛主席主张成立这个起草委员会。

　　第二，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但是，正确的不能推翻。主席说，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

　　第三，讨论的原则，凡是在问题没有决定的时候，有意见可以自由发表，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主席说，委员会内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各种议论都可以发，贯彻三不主义。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我们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

　　第四，时间问题，从今天起讨论到星期天，到下星期一要拿出稿子来。

　　实际上，他们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下周三才拿出了稿子，是星期四（1月25日）才拿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刘 少奇最后向大家说，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个总的问题，就是这第一个本子，基本上可以还是不可以？反分散主义是不是主要问题？国内形势要不要重新估计？任务要不要重新提？也就是基本上推翻不推翻的问题。

　　刘 少奇讲完，邓小平又介绍了毛泽东同他们谈修改稿时所讲的话。邓小平说，主席谈了每个阶段的党的任务，提出要善于找出主要矛盾，找出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能找到，就能解决得好。还讲了到陕北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从阶级矛盾转为民族矛盾，现在我们也要找主要矛盾。

　　从邓小平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体会毛泽东的意思是：这次大会主要应该解决什么问题，要抓准了。主要矛盾抓准了，解决了，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参加讨论报告的诸位，神情专注严肃。他们知道这些问题非同一般，十分重大。会上，大家基本是围绕刘少奇最后说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的情况应该说是畅所欲言的。人们把要说的话，把自己的观点亮在了桌面上。但是，因为各人所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产生的看法也就自然不同，甚至有些意见截然相反。但从讨论的情况来看，基本上还是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

　　对报告可以不可以，要不要推翻的问题，与会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说，文件写得合乎情况，我们赞成，不是推翻。个别人则提出报告写得很没劲，存在很多问题。在赞成报告的人中，也存在着赞成的程度不同的差异。

　　具体到6个中央局书记中，华北、东北、西南的态度比较明确：华北认为报告很好，很满意；东北表示报告写得好；西南说，报告写得合乎实际情况，我们赞成。西北、中南，则采取了稍有保留的态度：西北说，报告关于党的部分，写得特别好，是整个报告的高潮。言外之意，赞成报告的第一部分即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还是有些问题的；中南说，省、市、地委的同志对报告都满意，不是推翻，但接着表示了对反对分散主义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两个大区，虽然有不同看法，但可以说对报告整体上还是拥护的，不是推翻的态度。但华东，却表示了与此相反的态度，柯庆施明确表示：这个报告越看越没劲。在以后的讨论中，刘少奇等对柯庆施等的意见表示了否定的态度，下边还要谈到。

　　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也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陈云说：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报告，鼓得起劲。陈云一向不轻易表示自己的观点，但在讨论这个报告的时候，态度十分鲜明。在他看来，这个报告成绩和缺点讲得是适当的，抓反对分散主义也是抓在了点子上，这符合毛泽东为这次大会定的调，要开一个鼓劲的大会，也符合当前人们的思想状况，是鼓得起劲的。 李先念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谈了他那个财政系统对报告讨论的情况，说大家对报告的精神、方针一致赞成。周恩来比较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表示同意报告的方针，强调第二、三部分写得好。同时对报告的第一部分如何修改，谈了自己的想法。

　　就这样，第一个问题定了下来，报告稿不用推翻重来，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便可以了。

　　讨论之二：反对分散主义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

　　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是报告稿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七千人大会原定的开会的目标所在。但正如前面所述，恰恰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来自地方的意见很大，同中央明显存在相当的分歧。在中央看来，这是一个带有颠覆性的意见，因此毛、刘、邓十分重视，才决定立即成立有21人参加的起草委员会，充分听取意见。因此，在起草委员会讨论到这个问题时，自然颇费周折。

　　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认为，抓集中统一是对的，是抓住了要害。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上下都有，如果不反，当前的许多问题无法解决。

　　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

　　周恩来说：因此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报告就是这个精神。在周恩来看来，这次大会讲这讲那，如果不反掉分散主义，鼓了半天劲，也没有鼓到实处，是不起作用的。

　　李先念显得更为激动，他说：集中统一非常同意，要讲北京话，讲标准话。

　　李富春说：中心问题就是集中统一，什么叫集中统一？统一思想，统一方针政策，统一行动。

　　刘 少奇、邓小平更是把反对分散主义提到一定的高度来强调。刘少奇说：我们现在有些现象，类似南斯拉夫的企业所有制，自己搞原料。企业所有制，侵害了全民所有制。阎锡山搞过村公有。这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也能接受。请大家考虑一下，我们不反，修正主义来得快，搞不好也要出修正主义。刘 少奇还说：满天飞商业，全国最少一百万人，是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商业？半社会主义商业？还是南斯拉夫？什么叫全民所有，省、市、企业、部门的商业是什么性质，如何管？这里面有个南斯拉夫性质的问题。在刘 少奇看来，分散主义不反掉，会出修正主义。“问题可谓严重之极！”

　　邓小平还说：是道德品质有了问题，走黑路。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两条道路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是个理论问题，有现实意义。不要认为苏联现象只有苏联有。前8年，后4年，社会风气不同。看来，邓小平对分散主义也是深恶痛绝的。

　　他还说：是1958年以前中央领导更集中？还是1958年以后？我脑袋里是1958年后分散，不是整体。真正的集中是少而精。最集中时，最民主，最能发挥积极性……在邓小平看来，分散主义不反掉，资本主义就会复辟！

　　遗憾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都有些误解。中央把反对分散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来解决，是因为眼下的经济太困难了，这样一来，却忽视了地方同志的感受。报告稿给人的感觉好像过去几年的错误，主要是由地方的分散主义造成的，而不是中央的重大失误造成的。致使与会的地方的同志比较激动，心里很是不服。

    在讨论时，柯庆施就说，现在考虑当前主要矛盾是什么？我想是1957年以后，群众积极性发动起来了，和盲目性存在矛盾。他接着说：就是要集中统一，可是写法如何写？言外之意，中央就是强调集中统一，也不要从反对分散主义入手，因为那不是主要矛盾。报告稿中，在反对分散主义方面，举了上海的例子，所以柯庆施又说：上海的例子，我不赞成改，就是后面改一句话，东西不都是上海用了。明显的，柯庆施很有情绪。

　　陶铸则婉转地表示，集中的原则没有问题，问题是分散主义怎样产生的，是下面搞的，还是个结果？分散主义如何反？陶铸的话虽然婉转，但仔细分析，他是要让大家想一想产生分散主义的根源，弦外之音是，中央反对分散主义并没有反在根子上。他的意见同柯庆施不太相同，但也有相通的地方，即认为中央强调集中没有问题，反对分散主义也可以，但分散主义不是主要矛盾，所以如何反是个问题。

　　王任重不是大区第一书记，但他也参加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王任重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之一（另一位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也是45岁），很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器重，因此是惟一一位以省委第一书记资格参加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在会上，并没有因为“位卑”而少言寡语，相反，说起话来还很有些火药味。他说：在湖北对反对分散主义的反映比较强烈。

　　王任重讲的是实话。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曾明确表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问题是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现在反分散主义，可不要反到县以下去。客观地说，张体学的意见很有些道理。王任重大概受本省同志的影响，或者说从本省的情况出发，提出：湖北对过分集中和分散谁是主要的，意见不一致。要办供给制，一下都办。对1959年毛主席的六条指示是地方反对，还是庐山会议吹掉了？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是省委负主要责任，还是下面负主要责任？地委同志不赞成把反对分散主义搞到县以下。

　　王任重在讲了湖北同志的意见后，又讲到他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个人赞成全党加强集中统一，尤其在目前困难时期是十分必要的。对报告总的讲满意，但相互关系，经验教训是什么，好像和集中统一不大衔接。分散主义是不是工作不好的原因？是一个错误，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王任重绕了一个圈，其实还是在强调，分散主义不是主要矛盾。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比较直接表明自己不同意中央意见的。

　　鉴于地方的抵触情绪，邓小平解释说，反分散主义是向全党提问题，一定要这样抓。下面只看到小天地，这不怪他们。我们要用正确的思想去引导他们。内蒙乌兰察布盟和辽宁的例子，说明加强全局观念的教育，不会伤害农民和基层的积极性。群众自动检讨，有什么不好？群众是战略家。长征时，伙夫关心的是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前一阶段，把群众觉悟估计得过高，现在是否估计过低了，要在群众中树立全局观点，整体观点，要让他们看到长远目标，光明前途，这些很重要。

　　彭真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了意见。因为报告在提出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时，也举例批评了北京市存在的分散主义，北京市委就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彭真当时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所以他有更多的机会较详细的听到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等的意见。居于这样一种身份，所以彭真对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就有了另外的一种角度。他说，分散主义首先是中央，不是地方。各部门逼得中央签字。中央各部门有各式各样的分散主义。第二才是省、市委。他还针对报告将分散主义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①说，分散主义，不能通通地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北京市的来料加工，有的是给中央各部干的，有的是给天津干的，有的是给军委干的，这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计划缺口很大，只给三分之一的材料，这能叫无产阶级思想？我们给人家的材料就是不够，你叫马列主义，他叫资产阶级思想，叫目光短浅，市侩习气，政治庸人！你那么马列主义呀！照报告里说的这些内容，势必要把这里这些人的责任都搞清楚。

　　柯庆施这时在一旁插话：如果这样讲，我们就要求中央审查，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这样的人。

　　听到这里，邓小平说：这一段可以改一下（指分散主义一段），改为：分散主义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助长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滋长，说明分散主义给那些坏分子以可乘之机。

　　刘 少奇补充说：要承认这几年老实人是吃了一点亏。

　　薄一波插话说：报告稿中，可以不写“鉴于张国焘向党闹分裂、严重地破坏党的纪律的历史教训”这几句。

　　彭真接着说：这样写，似乎现在这些人都变成张国焘了。不论他是什么人，话说过了头，是说不服人的。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千方百计多生产一些，是资产阶级思想，是目光短浅，市侩习气的政治庸人！那些吃了饭打扑克、看戏、逛大街的，倒是马列主义者？加工订货，来料加工不能搞了，以后搞什么？

柯庆施也说：主席、中央历来是主张发挥地方积极性的。

　　刘 少奇表示：中央的集中统一，不要影响发挥地方、部门的积极性，而是要更好地、实事求是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有些规章制度，过去搞得好的，要坚持执行，不恰当的，要修订。这方面，地方也要提意见。

　　彭真因此建议：可以加一段，说明要千方百计完成国家计划，也要完成地方计划。企业完成了任务，七凑八凑再搞一些，应该是可以的。产品分配集中了怎样搞，要研究，像机器就很复杂，有这样的，有那样的，是否都能管得了，企业成分问题也需要具体研究，他们分了材料，允许干什么？还有，这个问题要搞清，不论是南斯拉夫办法，还是分散主义，要从制度上考虑。我不是因为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推卸责任，也不是犯了错误不承认。所有不同看法，要弄清楚。再有，集中和分级管理是矛盾的统一，要很好处理这个矛盾。不要说下放，什么都下放，说集中，什么都集中。1958年下放时如果规定几条什么不能下放，这几年的毛病可能少一些。现在集中也要具体规定杠子，哪些集中，哪些不集中。地方的合理的积极性留下了，更便于集中统一。

　　彭真的话说得十分坦率，就像竹筒倒豆子，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很少保留地全部倾吐出来，明确表示产生分散主义的责任在中央，而不在地方，对分散主义更不能归结为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关键在于中央要有一个合理的制度，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听了彭真的话，中央领导纷纷发表意见。被称为经济专家的陈云非常具体地说：集中统一，要有个办法，把劳动、物价、物资、钞票管起来。物资分为工业物资和商业物资，如果没有物资的统一就谈不上集中统一。物资怎样管？有老口径可以管起来。所有物资统统都要列入计划。1957年我搞的地方财政分成，企业分成，利润分成，适不适当？这几年口子散大了，中财委有个物资局，1958年后，聋子放炮—散了。收回下放的工厂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你的产品归我管。把物资分配都列入计划，老一套章程，并不困难。再一个清仓，要把通用的东西，通通拿出来。

　　陈云还说：中央集中统一，产品统一分配，是指主要物资，即过去所说的统配、部管物资。至于茶杯、茶碗一类的东西，不可能由中央统一管。这类东西的生产，如一年生产多少万元的茶杯、茶碗有总数（多少钱）就行。机器的分配也要有具体办法，规定哪些统一分配，哪些不统一分配。这个问题还相当复杂，要有许多具体规定。

　　邓小平提出，加强地方计划机关，要有一个书记专管计划工作，使他真正成为党委的助手，成为财政经济工作的综合机构。陈云马上表示赞成。于是刘 少奇拍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要建立强有力的计委，统一领导经济工作。

　　在陈云谈到，集中统一要确保地方必需几个方面的财政，投资、物资，中央和地方两家互不侵犯时，邓小平插话：把前门开大一些，后门堵死。陈云说，开前门，只到省、市。集中些，下面不开，由省考虑。中央、地方不要互相打对方的“主意”，事情就好办。总之，要走天安门大街，不走绒线胡同，大家都硬碰硬，可能出点毛病，出了，再改。

　　周恩来提出：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要很好解决，经验教训中要写这一条。

　　刘 少奇说：矛盾怎样统一？中央多照顾一些地方，地方也要多照顾一些中央。对下，留有余地，多给一点；对上，也要多给一点，必须统一，应该统一起来。

　　李先念插话：应该同心同德，不要策略，不办外交，大家走前门。　　

　　在李先念向大家交底，说去年挖了20亿库存，发了30亿票子，调用了黄金、白银，实际上赤字是60多亿时，与会者纷纷表示：统一集中，克服困难，把小仓库打开。

　　这时会上，出现了极为感人的场面，刘 少奇说，首先从杨尚昆开始，把中南海的小仓库打开，把库存的毛巾减少一半，留下一半准备招待外宾。

　　当时的中南海几乎和老百姓一样的贫穷匮乏。在他们的仓库里，只能拿出些毛巾来救急了。

　　讨论之三：指标是低了，还是高了？

　　报告稿在第一个问题“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布置了1962年的工作任务，提出了10年（1963－1972）的远景计划。报告说：

　　对于我国从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央有一个初步的设想。这个设想的主要目标是：

　　一、 争取到1967年，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

　　二、 争取到1972年，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使我国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计划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4000亿斤，1972年达到4500亿斤；1967年棉花达到3500万担，1972年达到4500万担；1967年钢达到2000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3000万吨左右；1967年煤达到3亿8000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4亿5000万吨左右。

　　对这样一个指标，是高了，还是低了？讨论会的第一天，柯庆施就说：4年（1958-1961年）分两段写，还是统一写？1961年，错误改了（刘 少奇插话：错误大部分已经改了），这里看不出哪些已经改了，哪些改得彻底，不清楚。问个问题：“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15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不然，越看越没有劲。对产粮指标，柯庆施说，农业说少了，以后究竟怎么干？6000亿斤不行，5000亿斤总可以。这个问题，包括我在内也搞不清楚。

    在指标问题上，其教训是刻骨铭心的，这几年出现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全党片面地追求高指标，所以没有充分把握，宁可订得低一些，也不愿意订高了。在四川省，直到大会召开的时候，还有不少人没有摆脱饥饿的威胁，死亡人数在全国来说也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马上说：农业指标还说低了？要达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鼓干劲，还要解决具体问题。

　　陈云算了一笔账，他说：钢的指标，到1967年实现2000万吨，看起来低，可是不简单，要过六道关：一、煤，即使每年增加2000万吨煤，到1967年才能炼钢1700万吨，可见任务艰巨；二、钢铁工业本身要解决选矿、烧结、轧钢等一系列问题才行；三、要解决有色金属（镍、铬）的问题；四、要解决木材问题；五、要解决机械制造问题；六、要解决投资问题，另外还有运输问题。很不简单。不是曾经达到过1800万吨钢吗？那是用挤掉其它的办法达到的。现在再也不可能用这个办法了，不按比例是不行的。1967年2000万吨钢究竟能不能达到？我看有三种可能：一是达到或者超过；二是差一点；三是差得相当远。第三种可能性要估计进去。

　　这时刘 少奇插话问，王鹤寿不是说可以达到2500百万吨吗？

　　陈云说，这个问题上，王鹤寿和我历来有分歧。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关于工业指标，10年规划，特别是头5年，过渡不可能快，再一个10年会快些，因为农业要恢复。报告中的指标不要改了。我们要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气，但争的方法，不在数字，而是在按比例、配套，踏踏实实前进。让他们笑好了，只追求数字，靠不住。

　　事实上，报告中谈到的各项指标是被迫下降的，也是被迫调整的结果。周恩来回顾前两年的情况时说，早两年，是否能很好的调整？很难。因为还不认识，对错误的东西还没有彻底批判，就无法彻底调整。1959年庐山会议调整了指标，还是浮夸。一听到粮食收9000多亿斤，棉花收了3500万担，四大指标又上去了，高速度变成追数字，完全不按比例。我也讲过15％、25％，也是浮夸。当时不认识，现在比较清楚了。现在的情况如少奇同志所说，是被迫下降，我们的工业是60年代、70年代水平的工业，如果真是把品种质量搞上去，1967年到不了2000万吨钢，也是好的。我们是一步一步退，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刘 少奇毫不客气地说，现在还有人不当事后诸葛亮。有这样一种观念，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现在的许多积极性，是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农业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调动起来的，并不是高指标调动起来的。

　　讨论之四：犯错误的原因？错误的责任？

　　一涉及犯错误的原因、错误的责任等，每个人的心头都不会感到轻松。整个“七千人大会”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是人们议论的焦点。敏感，却又无法回避。起草委员会讨论起来，更是感慨万千！

　　首先，哪一段是犯错误的关键时期？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的说法不太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关键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另一种认为关键在1960年。

　　李井泉说，毛病比较大，是在庐山会议以后，反映了一种不正常情绪，给农村带来严重创伤。感到最苦的就是1959年冬到1960年春。

　　陶铸说，郑州会议反“左”的指示，我们开始有抵触，后来真正贯彻了。可是庐山会议一来，一下就吹了。如果郑州会议的指示一直贯彻下去，情况会完全不一样。郑州会议反“左”的精神贯彻不彻底，庐山会议后，全面反右，不反“左”，事情就坏了，广东、湖南情况稍好一点。形势变化，我们掌握不住。陶铸又补充说，反倾向斗争，主要是庐山会议以后。

　　彭真说，1960年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大出口，基本建设也是1960年搞得最多。1960年的毛病出在没有调查研究，首先是我们书记处。小平带头，没有调查研究。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样多的城市人口。农业上又有浮夸。1960年提出“八字方针”是句空话。先进部队走得很远，后续部队跟不上，没有措施，指标不下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北戴河会议（有人说：是去年的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三年灾害不可低估，关键是1960年。

　　刘 少奇插话说，关键是1959年庐山会议。

　　实际上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基本一致，分歧不大。陶铸、刘 少奇等强调主要缘于庐山会议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彭真等强调1960年的问题，也是正确的，因为1960年的错误是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结果。如果没有庐山会议，1960年的情况会好得多。

　　关于犯错误的原因，不少人谈到了是没有经验。陶铸说，水利问题，主席在武昌会议说，这样搞法，中国人要死一半，最少也死十分之一，5000万。可是我们还是大搞。搞水利是可以不死人的，结果还是死人了。所以不搞了。哪里想到搞多快好省会死人呢？没有那个经验。不是不拥护主席指示。把主席、中央同志的思想变为全党的思想要有个过程。

    陶铸说的确是实情。当时全党搞建设，确实没有经验。但从另一方面考虑问题，如果不那么盲目上马，多做些科学论证，慎重一些，这种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问题是，当时大家的脑子都热！

　　有的发言，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王任重说，在速度问题上，过分乐观，还搞平均主义，以为供给制没有问题，现在明确了，50年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也不懂得按比例搞综合平衡，犯错误就在这里。

　　刘 少奇也涉及到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问题。事实上，中央决策层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偏差，正是建国以来不断发生“左”倾错误的最基本的原因。刘 少奇说，国民党叛变后，李立三说打倒国民党只要两三年，结果整了十年没有整倒，才知道长期性。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问题，真进了北京，还有点不大信。看来时间准备长些就快，准备短了反而慢了。

　　刘澜涛在会上，强调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党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们不敢讲真话了，这几年忠臣受到迫害，对立物是“风马牛”，即看风使舵、拍马吹牛。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很多错误都是因为这种情况造成的。

　　看来，刘澜涛试图从政治上寻找犯错误的原因。他的讲话同大会上不少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只强调缺少经验很难服人，关键是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斗争过火，缺乏民主气氛。

　　但起草委员会的讨论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展开。

　　至于产生困难的原因，陶铸说，困难来自三方面，错误、灾害、修正主义。彭真插话说，三年灾害不可低估。刘 少奇说，有个人主义，有反革命，加重了困难。邓小平说，有些人就是想办坏事的。陶铸则说，坏人不能过分强调。

　　在这个话题上，起草委员会也没有展开讨论。问题涉及到了，但没有深入下去。以当时的情况，也很难深入下去！

　　在讨论错误的责任这个问题时，起草委员会上掀起了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是由彭真掀起的。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彭真的这段慷慨陈词，成了七千人大会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他是惟一一位在大会上指名提出毛泽东犯了超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错误（当然，毛泽东不仅仅是这些错误，但即使是这一些错误，当时也无人敢具体指出），并且应该进行检讨的人。彭真的这个讲话，成了日后中共历史上的一段经典发言，不断被人们所称赞。

　　彭真讲完之后，邓小平婉转地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即毛主席也是有错误的，也是可以批评的。实际上，他是支持了彭真的意见。当然，邓小平也谨慎地谈到，主席的指导思想是对的。相比之下，还是彭真更勇敢、大胆一些。

　　刘 少奇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错误的责任，他说，有些地方不承认天灾，或者只承认三分，七分是人祸，像河南、甘肃。 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

　　刘 少奇的这番讲话也是意味深长的，无疑，他同意彭真的讲话。

　　其实彭真的这个话，的确不少人心里都有，只是不像彭真这么坦率而已。前面谈到，陶铸说“形势变化，我们掌握不住”。那么这个形势是由谁来变化的？是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使庐山会议变化了形势，因而出现了1960年的严重困难。很自然，其中的不少责任也就应该由毛泽东来负。

　　周恩来大概在担心着什么。他很快发言，从另外一个角度表示：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说，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如粮食上交130到150亿斤，就很难。1959年认识钢材，1960年认识煤炭，1961年认识木材，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

    周恩来显然有一种担忧，仿佛彭真有点顶不住了，他担心别人也会这样，因此告诫在座的同志，都要积极地承担责任，换句话说让大家把责任都承担起来，不要去追究毛泽东的责任。在他看来，现在实行中央集权本来就遇到了问题，你再去讲毛泽东的错，会带来什么后果？也许周恩来的担心自有他的道理。但现在看来，周恩来这样讲，未必利大于弊。

　　周恩来讲话不久，陈伯达开始向彭真发难。他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彭真的意思完全被扭曲了。彭真前一天坦率直言掀起的高潮，就此发生了微妙的逆转。其实彭真的讲话并不过分，但陈伯达居然说彭真要检查毛泽东的工作，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要毛主席负责。这个话真是只有陈伯达才能讲得出口！

　　彭真听了陈伯达的话，感觉问题严重了，不得不赶紧解释。他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彭真的意思是，上从毛泽东下到地方，都应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自我批评，这不但无损党和毛泽东的威信，相反会大大提高，①大会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看来，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太天真了。

　　刘 少奇说，主席历来提倡多谋善断。有些话是在酝酿中对我们说的，但是有些人把话传得太宽。说到这里，刘少奇说：散会，明天讨论第二稿。

　　是谁把话传得太宽？刘 少奇没有具体说，讨论便戛然而止。这是1月18日－19日的事情。

　　讨论之五：“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讲？

　　七千人大会在讨论中对“三面红旗”提出了不少疑问和批评。仅西北地区就提出八个问题，需要中央做出解释和回答。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书面报告稿，虽然对“三面红旗”进行了评价，但显然并没有解决当时人们心中的疑问。这些问题怎么看，如何解释？这是起草委员会不能回避的。

　　事实上，中央领导层如刘 少奇、邓小平、陈云、周恩来等对“三面红旗”是有所考虑的，从以下的意见可以看出，他们对“三面红旗”持有某种程度上的保留态度，可是在报告中，既不能违背毛泽东的意图，又要把“三面红旗”谈清楚，让全党干部口服心服，多少让他们感到有些为难。　

　　比如：“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讲？刘 少奇说：“比较难说的‘三面红旗’问题”。

　　陈云虽然在大会上没有讲话，但是在起草委员会上却相当活跃，谈了不少自己的观点，他说：有些问题，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容许他怀疑几年。

　　1月25日，刘 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报告时，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强调允许怀疑。在后来公开发表的刘 少奇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谈到“三面红旗”时，他是这样说的：“‘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这段经典性的一段话，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很明显，刘 少奇对 “三面红旗”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

　　关于人民公社，周恩来的想法是，报告中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多说几句。

　　邓小平说，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爱护他，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付对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他爱护他，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

　　刘 少奇说，人民公社还是有点一大二公，将来会看出来，现在难讲。

　　柯庆施说，十条成绩，人民公社讲少了，至少抗灾有作用。三个口号取消了也不行。讲缺点、错误和三面红旗的关系，如何说？前面解释不够。三个方面：一个经验，一个思想，一个工作，同样条件，工作好的，情况就好一点。看来，柯庆施是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

　　刘澜涛说，有些同志讲“三面红旗”，像念经的一样，宣传上形式主义很厉害。刘澜涛显然同柯庆施的意见不一样。

　　关于“大跃进”这面红旗，在大会上人们提出了种种疑问，有人说总路线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也有人说，这几年农业减产，是否能说是跃进？在邓小平看来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可是不提“大跃进”，“三面红旗”就少了一面。刘 少奇说，“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还是要提跃进。那么怎么向七千人解释清楚呢？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给“大跃进”做了以下的解释，其实这也是毛泽东曾经表示过的意见，只是比较详细具体了。　

    一是从长时期来看，可以说是跃进。速度是波浪式的。二是同资本主义国家比，同苏联比，就一个时期说，还是跃进。三是跃进不能总是以钢作标准，要全面的看，无数小的跃进，可以组成大的跃进。今后几年产量下来了，品种、质量上去，也是跃进。也就是说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也是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跃进。邓小平对此总结说，十年任务中可以写：“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修改后的报告稿，其完整的表述则是：

　　“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

总的来看，起草委员会是在坚持维护“三面红旗”，但从中也流露出一些对“三面红旗”的不同认识。

　　除了上述5个问题，起草委员会在讨论修改报告稿时，还涉及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彭真提出，把成绩讲足，把错误讲透，错误有多严重讲多严重，这样才能轻装前进等等。会议的讨论是民主的，发言是热烈的。综合起来看，讨论后的报告稿较前做了如下的修改：

　　一、报告保持了原来的框架结构，三个问题没有变，也就是说原来的报告没有推翻再重新起草。对第一个问题“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做了较大的调整。原来的报告，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是与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的，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没有单独讲，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所以在大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修改后的稿子，则重点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是12条，缺点错误4条，并增加了基本经验教训16条。这16条教训，重点强调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注意的问题。总的说来，修改后的稿子比原来的稿子较突出地讲了“大跃进”以来的成绩，缺点错误也讲得集中系统了一些，加上经验教训十六条，显得条理清楚、详实了许多。

　　二、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因为一些地方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所以去掉了一些不适当的提法。如去掉了“分散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反映”，“闹分散主义的人，……使自己成了目光短浅，市侩习气的政治庸人”等。但是，从中央的角度来看，仍然认为反对分散主义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大会后，刘 少奇对报告进行再修改时说：“在各级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了，但是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分散主义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而没有从另一方面考虑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这一次，刘 少奇根据大会的反映，也根据毛泽东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的讲话，修改报告时，在反对分散主义前面加写了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将第二个问题“关于集中统一”，改题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将原来报告比较片面的地方，讲得比较全面了，并对不少因分散主义被点名批评的单位，隐去了姓名，改得使大家更容易接受了。

　　三、关于指标问题。在起草委员会除了个别同志，大家都吸取了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带来的严重教训，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安排生产计划，在增加产品的品种和提高质量方面下工夫。对原来报告提出的一些指标，又进行了反复斟酌。如：原来的报告提出：争取到1972年，使我国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英国，修改后的报告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去掉了这一提法。实际上是放弃了“超英赶美”的口号。原来的报告还提到要继续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起草委员会认为“四十条”提出的亩产400、500、800斤的指标太高了，一时很难实现，因此将这一条也拿下了。原来的报告提出：争取到1967年，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吃、穿、用的问题；修改后的报告将这一时间目标改为1972年。较前稿延长了五年。当然，现在看来，就是1972年也还是冒进了一些。此外，对粮食、棉花、钢铁、煤炭四大指标，照原来的报告均调低了5％左右。值得一提的是，这年的1月27日，当刘少奇在大会上做口头报告谈到指标不高时，毛泽东插话：“有一种可能是还达不到。”这说明，对指标问题，毛泽东也同样表现了十分审慎的态度。不仅如此，在以后的工作中，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毛泽东总是有意的压低指标，可以说，在他的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在指标上再冒进过。可见急躁情绪的高指标，确实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留下了极深的教训。通过七千人大会，及后来的实践，决策层在安排生产和管理经济方面越来越采取接近实际的态度了。

　　四、关于产生三年困难的原因，及所犯错误的性质，在起草委员会内部没有引起全面的讨论，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大。报告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意思：一方面是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错误（高指标、高估产、共产风、高速度、权力下放过多等等）所引起的，还有缺少经验等原因；所犯错误的性质，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

　　至于大会有建议要将报告中关于“三面红旗”是“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的提法，改为“完全正确的”，起草委员会接受了部分意见，将“站得住的”改为“正确的”。在错误的责任这个问题上，如所前述，彭真大胆讲了几句话，一方面受到了善意的劝告，一方面也遭到了恶意责难。这个问题也没有展开讨论。不过修改后的报告在叙述毛泽东对纠正错误所做贡献的时候，加写了以下的内容：

    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

　　这段话显然有为毛泽东开脱的意思。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在毛泽东肯定“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情况下，以及还有不少人和毛泽东的认识相一致，再加上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形势下，对上述问题要深入地展开讨论，彻底地总结经验，显然是不太现实的事情。但是也可以看出，起草委员会的同志为尽量正确地总结经验，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为开好七千人大会，为团结全党，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十分积极的努力。

    刘 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说明

    大会经过13天、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经过8天的讨论，1月24日，书面报告的第二稿终于完成了。

　　1月25日下午，刘 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主持召开有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及中央各部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报告第二稿进行讨论表决。根据大会的议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再提交大会通过，然后七千人大会就结束了。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3个多小时，毛泽东没有出席，朱德、董必武等老同志出席了会议。在这之前，改好的报告稿曾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没有看完，但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说来有点话长，书面报告的第一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时，他没有看完，就提出不交政治局审议通过，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这第二稿，他还是没有看完。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开始，笔者推想：如果说，第一稿没有看完是因为时间太紧来不及了，但第二稿应该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了，他仍然没有看完。真是有点耐人寻味了！经过笔者反复核查发现：原来报告的三个部分，是分三天在起草委员会讨论通过的，通过一部分，就送毛泽东看一部分，待最后一部分通过之后，刘 少奇等立刻到毛泽东处听取他的意见，所以，他仍然没有看完。由此也就解除了人们心中的疑问。

　　会上，刘 少奇没有多说报告的具体内容，就是请大家提意见，什么意见都可以提，甚至推翻都可以。他表示：从1958年以来，我们发生了这样多问题，一方面很有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大会）这样多人，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所以这个大会开得时间很长。议论又这样多，有许多不同意见，这是完全自然的、允许的，方针是总结经验。刘 少奇还说：事后诸葛亮也很有必要。

　　刘 少奇的意思很明确，我们处在关键时期，又遇到了关键问题，事情十分重大，希望大家积极发表意见，不要怕当事后诸葛亮，我们要在充分交换意见的情况下，实现大家的思想统一。

　　参加会议的人员，对刘 少奇的讲话给予了一定的回应，朱德、董必武、陈毅、邓子恢、谢觉哉、王震、邓颖超、张鼎丞等不少人先后发言。刘 少奇总结发言时，针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以及报告中涉及的焦点问题向会议作了解释和说明。

　　关于15年赶超英国的问题，刘 少奇说：15年赶上英国、超过英国，这个报告上没有讲。我们起草委员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头一次是写上去了，第二次说还是不写好。15年赶上英国，原来是这样提的：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现在这个口号用不着去改，用不着取消，我们做的好，到15年的时候赶上了，就赶上了，没有赶上，也没有那么不得了。提个口号，为什么不得了呢？更多一点时间，多几年就是了。

　　刘 少奇讲得比较婉转。他没有说这个口号是怎么来的，也没有说这个口号在“大跃进”当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只说没有把这个口号写到报告里面去。即使如此，与会者心里恐怕也很清楚，这个口号曾起了很负面的作用，所以不便再提了。

　　“15年赶上英国”，是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毛泽东受其鼓舞，提出15年后中国要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他还说：“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此后，毛泽东带着莫斯科会议的东风，带着这一美好的愿望回到中国。“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便成了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也成了“大跃进”运动发动的助推器。

　　在这个15年赶超英国口号的实施过程中，在“大跃进”浪潮中，各地各部门又层层加码，竞相施放“卫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则信以为真，又将15年的赶超时间变为10年。在“大跃进”的高潮阶段，毛泽东又兴奋地降之为7年，再后来竟降到2至3年。这种忽略中国经济落后、忽略经济发展规律的错误决策，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危机如山洪般暴发。而直到此时，人们才如梦方醒。

　　如果说“大跃进”运动的一个突出错误，是高指标，那么赶超英国的口号，应该说是最大的高指标。但人们对它有清醒的认识，则相对较晚。这是因为它有较长的时间性，也就是说要15年后才能见分晓；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还是叫得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有很大的号召力；仔细揣摩其中的心理，大概还有一种不甘心，所以中央先后放弃了2年、3 年、7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放弃了一些具体的高指标，但一直没有放弃10年、15年赶上英国这个口号，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书面报告的第一稿，还写进了这一口号。

　　书面报告的第一稿开头就说：“这次会议，是一个为实现再经过10年左右时间在主要工业品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而奋斗的会议……”报告还说：“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11月提出了15年左右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任务，就是说，从1949年起，我们要在20多年的时间内完成或接近完成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一百几十年中做过的事。这个要求是我们经过努力可能实现的。”

    这表明，中央在指导思想上还没有彻底转变过来，还想追求那个高指标，还想跃进，所以一直到七千人大会前，也还存在着不切实际的想法。

　　直到七千人大会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再次讨论修改书面报告时，对这一战略思想，才开始提出质疑。“经过算帐”，结论是10到15年内，我们很难赶上英国，更谈不上超过英国的问题。

　　那么，这一口号在书面报告中还提不提呢？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具体算帐、讨论决定的过程材料，所看到的是，刘 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在书面报告里不提了。

　　当然，仔细分析，刘 少奇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是个折衷方案，他没有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给我们过去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我们应该坚决地放弃它。说的是不提了，也不取消。从当时和以后的情况来看，实际是放弃了。

　　1月27日，刘 少奇向大会作口头报告时，再次谈到了这一问题，毛泽东在一旁插话，说：少一些时间是不行的，多一些时间是可以的。看来毛泽东也意识到15年赶超英国的战略构想已是空中楼阁。

　　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当面向各国共产党宣布的，是“大跃进”运动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大力提倡的，现在不得不放弃，的确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是被迫放弃。尤其是毛泽东，恐怕更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一放弃，意味着中国开始正视国家的落后状况，开始注意从实际出发，立足保持经济的平衡发展，老老实实地进行经济建设。

　　毛泽东吸取“大跃进”运动的教训，在他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在经济上冒进过！

　　关于《农业发展纲要》问题，刘少奇提出在书面报告里不提了。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

　　刘 少奇说：在书面报告中，《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没有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特别是四、五、八①，照现在这样算起来，到1967年达不到四十条那样的标准。四、五、八，恐怕原来提出的时候调查研究也不是那么充分，所有的土地都达到400斤、500斤、800斤，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去进行调查研究。《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我们现在不提，但是不取消。12年做不到，加几年就是了。

　　《农业发展纲要》一直被视作发展中国农业的纲领性文件，农民的指路明灯。其全称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共40条。它是1955年11月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如果说，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战略，是缺乏调查研究的话，这个《纲要》，毛泽东是花了很多心血的，一直非常钟爱。

　　《纲要》从制定到正式公布实施，期间经历了几上几下，应该说“充分征求”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先后用了4年多的时间，其过程是：

　　1955年1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这个《纲要》时，中国正处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阶段，在毛泽东看来，农村合作化了，农民的生活有了保障，下一步怎么办？应该制定一个发展农业的长期奋斗目标、描绘一个“繁荣幸福的明天”，如此农民才会有所奔头，干劲倍增。于是，毛泽东先后同14个省的省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意见，共同商量了一个“十七条”。

　　1956年1月，毛泽东又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意见之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拟出了一个《纲要》（草案）初稿，然后向全国多达1375人的各界人士征求意见。1月23日，拿到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1月25日，提请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然后下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

　　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后，于1957年9月又将这个《纲要》拿到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讨论，会议对这个纲要（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产生了《纲要》（修正草案），然后再次提交农民和全国人民征求意见，为的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这期间曾出现一个插曲。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季，周恩来、陈云等进行“反冒进”的时候，《纲要》受到了一些怀疑。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的时候就说，他们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使6亿人民泄了气。还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给周恩来、陈云等造成很大的压力。由此看出，毛泽东是很看重《纲要》的。从另一个侧面说，也有不少人对《纲要》有些想法，但被毛泽东压下了。

　　1958年初，在《纲要》（修正草案）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于1958年5月拿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予以基本通过，再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当年的实行情况作必要的修改。

　　又经过近两年的实践，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最终讨论通过了《纲要》（修正草案），开始以正式文件《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向全国公布。当时谭震林向大会作报告时，还说《纲要》留有了余地，提出要动员一切力量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

　　从制定到实施，无疑是反复征求了意见，并通过4年的试行才正式通过实施。从制定《纲要》的出发点来看，是好的。它从方方面面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进行了规划，想得很周到，规划的前景也令人向往。1956年1月，农业部长廖鲁言对《纲要》进行说明时强调：“农民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得到饱食暖衣之后，他们就要求修房子，盖新屋，改善居住条件；要求读书识字，提高文化；也要求治疾病，讲卫生，‘人财两旺’”。纲要“就是以发展农业合作化和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而制定的。这些内容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好的，是符合农民切身要求的。为使广大农民了解《纲要》，中央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对《纲要》进行了大力的宣传。《纲要》一直被认为“对于动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对于加速农业生产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伟大的作用”， “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①，是农民的指路明灯。当年有一首诗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树上喜鹊喳喳地叫，

　　老汉咧嘴忍不住的笑。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好比四十颗太阳当头照。

　　太阳也比不上它温暖，

　　处处地方它都照到。

　　放近耳朵听一听，

　　莫不是毛主席的说话声？

　　回头胸上贴一贴，

　　句句话它暖人心，

　　没闭住嘴巴笑出了声，

　　咱社员有了指路的大明灯。

　　对于这样一个反复征求意见，又经过4年试行才正式实施的《纲要》，刘少奇在这次会上竟说书面报告不提了，还说提出的时候调查的不充分。究竟为什么呢？

　　我想，基本原因主要还是刘 少奇讲的，《纲要》提出的四、五、八很难实现。此外，从《纲要》诞生的那一刻起，因其指导思想是偏快，就同反“反冒进”、“大跃进”搅在了一起，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对“大跃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纲要》进行过反复修订，又拿到中央全会、全党的代表大会，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因其是在头脑发热的年代产生的，各项指标偏高，所发挥的指导作用是负面的，如果再将它作为发展农业的纲领性文件，很难收到较好效果。所以，刘 少奇向大家宣布，《农业纲要》不提了。虽然刘 少奇还有一句“也不取消”，但实际上，“不提”了，也就弱化了《纲要》作为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的地位。对于这一决策，柯庆施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就曾质问，《农业发展纲要》还要不要？可见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不提《纲要》的。

　　我们翻开当年的《人民日报》，从1962年—1963年，基本没有再提《纲要》的话题，从1964年起，经济已经恢复，《人民日报》对《纲要》又开始有所报道，但已经不再强调是“伟大纲领”了，只说是某地在某方面实现了《纲要》等等。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是另一番情形了。

　　关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问题，刘 少奇在会上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报告里头也没有讲。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现在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小队去了。又“一大二公”，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小，这个现象似矛盾。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现在还解释不清楚，但是等到将来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一大二公”。所以，这个口号也不取消，但是也不着重讲。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倡导起来的，“一大二公”的提法也是毛泽东讲的。在毛泽东看来，公有制是富裕的根源，个体经济是没有出路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便于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是农业合作社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逐步搞掉。

　　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既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全国很快就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高潮。1958年下半年全国的7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一下子合并为2万多个人民公社。虽然也发现一些问题，但毛泽东认为有问题是正常的，只要改了就好了。他针对国内外对公社的批评，曾“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然而，凭着美好理想构建出来的这种“一大二公”的模式，虽然大家想千方百计的坚持下去，但在中国农村很快就遭遇到严重挫折。其表现形式是：伴随着公社化的过程，是一切财产公有化，政府和公社可以无偿调用农民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在公社范围内实行部分供给制，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村普遍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平调风”、命令风，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带来的后果，不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兴旺发达的景象没有露出任何端倪，相反，各项农作物严重减产，引发了巨大的粮食危机。

　　危机的爆发，警示了毛泽东，他一面批评各地混淆了两个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不懂得价值规律和价值法则，不懂得按劳分配等等，一面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缩小公社的规模，将人民公社的数量由原来的2万多个增加到近6万个，将经济核算单位由大队变为小队。采取这些措施，实际是对“一大二公”进行了调整。1961年4月，毛泽东在整顿人民公社时，谈到“一大二公”问题说：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这同以前的构想有了很大区别！

　　刘 少奇在解释书面报告涉及“一大二公”时，表示看不清楚，报告里面也没有提。事实上，从1961年起，在党的文件和报刊上就很少提“一大二公”了，刘 少奇在书面报告中不提“一大二公”也并不太出人意料，但他在大会上还要就这个问题专门谈一谈，表明这个问题非常重大：一方面有人对“一大二公”提出质疑，一方面也有人还要坚持，说不定哪一天，一旦条件、气候合适，又刮起了“一大二公”的“共产风”、“平调风”。这都是很难说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在全党面前有个交代，以引起全党的重视。虽然刘 少奇强调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要“一大二公”，但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关键是在实践中碰了壁，现在只好不提了。

    不提“15年赶超英国”，不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在1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的这三个“不提”，反映的是中央决策层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转变，以及在实现这些转变上所采取的策略态度。

　　在这次会议上，刘 少奇还谈到毛泽东提倡的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不但报告里没有提，连二十一人起草委员会也没有讨论，以后要经过调查再说；他还谈到所谓“左”比右好的问题 ；谈到关于成绩和错误，报告没有提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等等。这些比较敏感重大的问题，后来刘 少奇1月27日在七千人大会上作口头报告时，也都谈到了，有些谈的比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稍委婉一些，有些则比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要深刻，如两个“三七开”，刘 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没有涉及，但在七千人大会上却展开了。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 少奇针对董必武提出的“任务和政策如何统一”的问题，谈了他有关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和党的政策的关系的看法。

　　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是粮食问题。中央的政策是要安排好人民的生活，中央给各地下发了“数额较大”的粮食征购任务，但农民不愿意拿出这么多。如果强调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政策；如果强调政策，就不能完成国家的任务。所以政策和任务在这个事情上有矛盾。刘 少奇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讲了很长一段话，中心是说800亿斤的征购任务必须完成，政策也必须执行。他强调国家的粮食困难，要好好向农民说清楚，告诉农民，如果拿不出这么多的粮食，城里人没有饭吃，工业搞不好，国防搞不好，反过来也影响农业，农业也搞不好，要使他们顾全大局少吃一点，把粮食卖给国家。当然，国家虽然没有很多的外汇去购买粮食，但也要千方百计地去买一些，来解决粮食问题。总之，这需要高超的工作艺术，要争这个上游。刘 少奇还说，过去只争“黑夜当白天”、“苦战几昼夜”，那个上游是容易争的，而争这个上游，却真要有点本事，真要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要走群众路线，要实事求是，要对党负责，又要对人民负责。这样地争上游，是应该受奖励的。他还苦涩地说，过去，农民是把粮食交给地主、富农，现在是交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