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

    1月29日，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1月30日，毛泽东做了坚持民主集中制、让人讲话的报告之后，大会正式转入第二阶段—“出气”阶段。

　　这一阶段，根据中央的布置，省、市、部委一方面要充分听取地县两级干部的意见，一方面要主动检讨过去几年存在的缺点错误，解决一个上下通气的问题。从毛泽东来说，他很重视“出气”这一阶段。在大会的第一阶段，有关各组讨论的情况汇报都是由杨尚昆听取的(刘 少奇听了大会第一天的汇报）；而在“出气”阶段，毛泽东则亲自听取了汇报。2月1日晚上，是华北、东北、华东汇报，2日晚上，是中南、西南、西北汇报。那两天，人们汇报了哪些内容，毛泽东到底讲了些什么，今天，我们已无从知晓，档案里既没有留下文字材料，也未见当事人的点滴回忆。

　　由于“出气会”是毛泽东直接布置的，再加上毛泽东要亲自听取“出气”情况的汇报，各个省、部委都不敢怠慢，非常重视。他们一方面发动大家提意见，一方面抓紧准备检讨材料。

　　从已知的“出气”情况看，不少人把心中的怨气发泄出来了，有给省委提意见的，也有给地委提意见的，还有给各部委提意见的；有提工作中的意见，也有提运动中的意见，还有提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意见等等，有些意见则讲得相当尖锐。

　　比如湖南有人针对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运动，给省委提意见说：“没有抓住‘五风’这个关键问题，把文章做到纯洁组织的问题上去了，全省一下子就发现了32个三类县，可见省委心中无底。工作队一到县里，一下就把县委甩开了，既不开县委会，又不了解情况，却把干部划了一大堆五六类。对当地党委组织根本不信任，不去耐心帮助，怎么能谈得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呢？”

　　还有人说：“1960年整社出的问题比前几年还要大，主要是把干部的积极性打掉了。整风整社运动究竟哪些对哪些不对？要请省委加以说明。信阳经验究竟是不是成功的经验？要请创造人做个报告。三类队划分的标准是谁规定的，究竟全省有多少敌人掌握的大队，为什么出入这么大？整风整社，整下边干部，真是整伤了心。”由此可以看到县级干部的气的确很大。

　　吉林有人提意见：“1958年中组部在徐水开过一个会，提出：‘不信就看，不通就辩，不干就换’。对各地影响很大，造成了轻易撤换干部的后果。”

　　河北有人给省委提意见说：“这几年搞运动多，对干部压服多，开会经常讲撤职、开除，如干部不入食堂撤职，反不出坏人撤职。……从食堂里找坏人，从各级干部里挖死官僚，真叫下边害怕。”这些意见反映了上级领导脱离群众、领导作风专断，遇到问题总是用战争年代搞肃反的思路（动不动就抓坏人）搞建设的情况，其结果，弄得上下关系紧张，工作出现重大挫折也就不足为怪了。

　　还有人针对反倾向斗争提出意见说：“近几年来，在反倾向斗争中，实行了过火斗争，破坏了民主生活，人人自危，实际上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实际上没有民主生活，在斗争中，一搞就找集团。”

　　这些意见都十分尖锐，话说得也重。

　　在让大家出气的基础上，各个省、市、部委纷纷作自我批评。2月4日是大年三十，除夕；2月5日，大年初一，又是星期日，所以休息；2月6日，大年初二，继续开会；2月7日下午大会闭幕。一般来说，各省都是在春节前听取意见，节后进行检讨。也有在节前检讨的，如湖北。

　　河北的检讨—河北是由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长刘子厚在2月6日做的检讨。河北在1958年自称“创造了18万亩千斤、双千斤甚至5000斤以上的小麦‘卫星’田和大面积丰产典型”，同河南一起率先提出1959年实现小麦千斤省的宏伟目标；1959年更喊出“三年包天津、五年包北京”④的“响亮”口号，一时间把北京人激动的不得了，一想到在另一个地方，有人在为他们的生活美好而艰苦奋斗的时候，就生出无尽的感激和钦佩！其结果呢，河北连自己的口粮也解决不了。1960年冬，全省人均只吃4两粮食，日子过得很艰难！在检讨中，刘子厚分三段讲了河北的情况。他说：1958年大家都知道不用说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认为农村需要反右，把解散食堂也看成是右，实际是农村“左”的情况未彻底解决，反而掀起了反右浪潮。加之在这种情况下，搞了几个大办，搞过渡试点，结果伤害了一部分干部，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1960年的减产。再一段是1960年冬，就减产和生活上发生问题的原因，对天灾估计的高，对坏人挡道、基层组织不纯、五类分子掌权、民主革命不彻底，估计得过分；而对“五风”错误的严重危害性估计不足。

　　从河北的检讨来看，河北经历三次反复，第一次是1958年，第二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至1960年，第三次是1960年冬。前两次的反复把经济搞垮了，也伤害了一部分干部，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后一次在寻找出现困难的原因时，把一些县以下干部的心伤了。

　　山西的检讨—山西在1958年也是一个比较活跃的省份，不断放高产卫星。1958年7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农业科学家预计一亩小麦可产2万斤；1958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实现了玉米千斤省。这在当时影响较大。这次出气会上，山西有人提意见说，这几年山西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人灾”造成的，“天灾”对收成的影响不大。1958年是丰收年，1959、1960年一部分地区受灾，1961年天灾比哪一年都大，但收成比1960年还好。“人灾”主要是1959年以后，公共食堂散了又办，办了又散，反复了两次；社办经济大搞平调；征购中购了过头粮；瞎指挥，修了一些无用的水库。于是农村出现了三瘦（人瘦、牲口瘦、猪瘦）现象。1960年冬，形势恶性发展，闹了浮肿病，死了一些人。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是陶鲁笳，1962年他45岁，陶鲁笳36岁就出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是全国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年龄最小的之一，也是当年的省委第一书记至今还健在的惟一一位了。山西当年虽然也是头脑发热，犯了不少错误，但相对全国来讲，三年困难时期山西人口总量没有出现负增长，还算一个稍显平稳的省份。陶鲁笳在2月6日检讨说：“第一，过去四年，我们曾有两次头脑发热，一次是1958年9月－1959年2月；另一次是1959年9月－1960年6月。1958－1960年，全省平调总数共计8.1亿多，其中6亿多是1959年9月－1960年6月。”

    陶鲁笳的检讨与大家所提意见比较一致，关键是庐山会议以后的错误。

　　陶鲁笳还说：“第二，1958年冬我曾向毛主席汇报石楼县少种高产，全县平均亩产千斤的经验，其实是170斤。”在这个事情上，陶鲁笳也是被骗了。杜润生后来说：“像湖北省，一亩地能打一万斤，王任重都信以为真。我后来问王任重：你当时怎么相信？王任重说：我看见打场了。实际情况是地方上有人骗他。在他来参观的头一天晚上，把20亩的水稻搬到一个场上，说是一亩地产的。我当时在科学院工作，多数科学家不相信。”陶鲁笳把这样一件离奇的事情在出气会上检讨出来，应该说是比较坦诚的。

　　陶鲁笳检讨的第三点错误是：山西省委在反倾向斗争中有机械过火的错误：第一次1957年反右，第二次1958年，第三次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第四次1960年冬－1961年春的纠正“五风”运动（即整风整社运动）。陶表示，省委当时对于农村阶级复辟的情况和阶级复辟对党内的影响估计得过于严重了一些。

　　在反倾向斗争方面，陶鲁笳还加了1957年的反右，这在当时并不多见。看来陶鲁笳的检讨具有一定的深度。

　　湖北的检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检讨，比较有些特色。他在2月1日做自我批评说：湖北这几年的错误是自以为是，“五风”俱全，盲目乐观，“左”倾蛮干。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公社，1959年大办水利，大搞三治（治山、治水、治土），1960年夏季大搞开荒，都表现了“左”倾蛮干。我们在进行工作的时候急躁，纠正错误的时候也急躁。就错误与成绩而言，至少是三七开，也可能是四六开、对半，请大家公道。我的错误之一，没有调查研究，对上对下，常常轻率发言，表示意见，给工作造成不少损失。王任重还说，林总批评有人干扰主席思想向“左”拉，我就是其中一个。反映了一些不合实际的情况，岂不就是干扰了主席思想。
　　从王任重的检讨来看，他认为一些大办和“左”倾蛮干他有责任，但最值得指出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对上对下，常常轻率发言，反映一些不合实际的情况。这一点在“大跃进”初期，湖北的表现的确比较突出。
　　湖北在全国最先宣传水稻“亩产3万6000多斤”、“粮食多得无处放”、“吃饭不要钱”，在全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王任重后来对《人民日报》的同志说：“1958年我们天天登报，出了风头；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浮夸风我们在全国带了头”。王任重的话，讲得比较实在，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又把它讲出来，实在是难能可贵！

　　此外，湖北在1958年向中央报粮食产量是450亿斤，其实只有197亿斤。这大概就是王任重所说向中央反映不合实际情况的内容。因为向中央多报了数字，在1959年春，湖北形势恶化起来，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此时的省委有所醒悟，向中央做了检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恶化的形势没有得到遏制反而继续发展，湖北大量死人是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

　　1960年7、8月间，湖北重新认识错误，并号召层层揭盖子，到1960年11月，省委专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总结工作，请大家提意见。

　　总的看来，湖北曾经很“左”，但煞车较早，并不断做自我批评。不过，这次出气会上人们进一步提出：“省委担担子是担的空担子，检讨以后完事，我们担的是实担子，大会批评，小会斗争，撤职，开除。”王任重对此多少有些意外。他为此再做自我批评，他说：湖北犯错误最严重的时期是1959年秋季到1960年上半年，省委搞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错误地对不少同志进行了批判。湖北的这一斗争，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他针对“省委担担子是担的空担子”问题，表示要对处分错了的同志平反，其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省委来负。王任重特别提到“中央没有处分我们，我们也不应该处分你们”。王任重的这席话，是“出气会”基本精神的体现，层层放担子。这样一来，上下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王任重在检讨犯错误的原因时，他说：客观原因是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主观原因是缺乏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此外有急躁情绪，总是嫌慢了，怕落后。

　　王任重的检讨比较全面，也有一定的深度，湖北的同志也相对满意一些。若干年后，他的同事回顾这一段历史说：“错了的事，他勇于担担子、改过，不诿过于人……到1960年全国还在困难之中时，湖北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任重同志对工作中的失误，认识得快，改得坚决。”他们还讲了这样一件事：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了。中央办公厅得知这一消息，大发雷霆，对武汉市委要给予处分。这时的王任重出来代市委承担责任，事情得以化解。这又反映了王任重敢作敢为并勇于承担责任的另一面。

    广东的检讨—广东省委检讨说，这几年我们实际上是丢掉了党的两个优良传统：一是党内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传统，出现了过火斗争；一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传统。

　　“大跃进”初期广东也是一个浮夸大省。1958年11月，他们向中央报喜，广东全年粮食平均亩产1650多斤。后来的广东比较稳一些，1960年他们对信阳经验没有推广，并做了严格约束，虽然也出现一些扩大化问题，但比较轻。这也是广东省委比较自豪的一个问题。广东省委关于丢掉两个优良传统的说法，也算找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

　　吉林的检讨—吉林是“大跃进”期间稍显平稳的省份，也是全国没有饿死人的少数几个省之一。仅举一例便可证明。比如：1958年10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吉林平均粮食作物亩产237斤；而在这之前，《人民日报》已相继报道安徽、河南、江苏、湖北成为千斤省，在这之后，10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实现了玉米千斤省；11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全年粮食平均亩产1650多斤。透过这些信息，可以看到吉林的可贵之处，在一片浮夸浪潮中，吉林能够保持低调是相当的不容易。不过，即使是吉林的低调，也存在很大水分。这个237斤，实际比上年增产达45%，是否浮夸，一看便知。但对比前面提到的各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产”吉林还算“实际”些。但吉林也仅仅是没有饿死人而已，经济建设还是遭遇了很大挫折。

　　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在检讨中说：四年来经过三个反复：从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初，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省委1958年11月召开过一次思想混乱的会，会上提出农业一年翻身，粮食过关，搞高产田、卫星田，计划大量缩减耕地面积，宣传二、三年吃的方面实现按需分配，强调拔“白旗”等等，1958年郑州会议以后，1959年上半年情况显著好转。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又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错误。这是因为反右倾的斗争，搞到基层扩大化了；1960年4月的六级干部会议，一方面纠正“共产风”，一方面又布置过渡试点，这是自相矛盾的；还有十几个大办接踵而来；高指标没有降下来。加上天灾，这年的农业大量减产。

　　这里吴德没有明确指出所谓第三个反复是什么。分析起来，这第三个反复很可能就是指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运动，又伤害不少人。

　　浙江的检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头脑发热，下边不少同志甚至还要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当毛泽东发出纠“左”的指示以后，有些地方竟顶着不办。四川是一个，浙江也是一个。2月6日，浙江省委在检讨时说：高指标、浮夸风，主席六条指示下达以后，仍自以为是，5月，又提出把早稻双千斤的锣鼓敲起来。浙江是这样，柯庆施在检讨中也说，“每当主席、中央纠正高指标的错误时，我们一方面同意，一方面总怕退得太多，思想上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又订出了比较高的增产计划”。柯庆施所谈，恐怕也是一些高级干部的思想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除了着急、怕落后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结果弄巧成拙，想快反而慢了。当然也不乏摸不准毛泽东和中央指示精神的问题。陶鲁笳后来回忆说：总的看，毛主席“在纠正高指标的错误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由此看来，毛泽东的矛盾心理，也是下边不能立即贯彻纠“左”指示的原因之一！

　　综合以上介绍，各省委书记的检讨，大体给人这样一些印象：

　　在中央已经检讨过去几年到底犯了哪些错误，有哪些经验教训，主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各省的检讨相对比较细致一些，一般都划分了犯错误的阶段，而且主要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8年—1959年初，他们认为这一阶段主要是缺乏经验；

　　第二阶段是1959年下半年—1960年上半年，无论哪一个省都认为这一阶段的问题最大，是庐山会议反右倾反坏了，真正减产的是这一年；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1960年冬为什么也成了一个阶段呢？1960年10月，中央发现信阳等地出现大面积饥荒，非正常死亡很多人之后，当时作出的第一反应，除了工作上的失误，就是坏人捣乱。于是，这年冬季在全国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整风整社的结果，处分了不少县委书记以下（含县委书记）的干部，伤害了很多人，使人们怨气很大。王任重说，我们向前进的时候，有急躁情绪，在纠正错误的时候，也有急躁情绪，过分的批评人，处分人。王任重此话，就是讲的第三阶段。

　　在这次检讨中，有些省在估量错误和成绩的关系时，不仅没有坚持“一个和九个”的关系，甚至还突破了“三个和七个”的关系，认为可以是四六开，也可以是五五开。还有的省直接提出，“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灾”是主要的。他们认为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主要是缺乏调查研究，缺乏党内民主，这两条不纠正，以后还要犯错误。

　　我想，提出党内缺乏民主，尤其显得重要。比如搞调查研究，实际上并不缺乏，“大跃进”期间，上至毛泽东，下至县委书记，是下基层最多的年份之一。当时很多部的部长都到基层去了，以至周恩来下令每个部必须留一个部级干部看家，免得中央有急事找不到人。可见各级干部工作之“深入”。但下去是下去了，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有什么用呢？即使看到了也不敢讲真话。缺乏民主的氛围，调查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只能是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所以会上几乎每个省委书记都提到了缺乏民主，党内斗争过火的问题。这也是七千人大会的一个重大收获，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就表明当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或者说已经有了一些民主气氛。但是，如何纠正，如何才能实现党内民主，尤其是如何才能防止党内不民主的现象再次发生，综观整个七千人大会，都没有得到深入讨论或者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当然，这不是一次大会就能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未来一直需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时至今日我们仍在探索中。

    1962年的春节，各个省委在作自我批评的同时，中共中央各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的各个部委，也都在进行自我检讨。这些单位均分管着全国的各行各业，有着很大的权力。在检讨中，他们也是纷纷主动承担责任，表示工作没有做好。

　　粮食部说：1959年全国征购粮食1200亿斤，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原因。1959年全国全年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征购就拿走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粮食部为此感到非常痛心。粮食部还说：1960年本来全国已出现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现象已极为严重，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了！全国出现大饥荒的原因，可以说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中粮食征购过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煤炭是工业的重要能源，要发展工业，没有煤炭等于无米之炊。中央因此一直非常重视煤炭的生产。煤炭部检讨说：对这几年煤炭生产方面的估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58年8月到1959年上半年，生产迅速增长，虽然也过了头，可以说成绩伟大，缺点不多。从1959年9月－1960年底，生产搞过了头，使生产能力遭受严重的破坏，产量下降。因而这段工作是“得不偿失”的。1961年做了很多调整工作很有成绩，但是也走了一些弯路。

　　和各省的检讨一样，国务院各部委在检讨中，也都提到了犹如分水岭和转折点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事实上它不仅对农村经济，对工业经济也起了非常严重的负面作用。

　　冶金部的错误就更大了。“大跃进”期间，冶金部可以说是全国最老大的“大红人”，以钢为纲，一切都要为钢让路。本来，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注意综合平衡，但是，冶金部看到毛泽东和中央很重视钢铁的产量，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大力发展钢铁事业。因而就不断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钢铁指标。当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谈到用“1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的想法后，冶金部立刻写报告给中央和毛泽东说：“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我国钢铁工业“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对此毛泽东很是高兴，称冶金部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1958年5月，冶金部又论证表示只要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可以赶上美国，这对毛泽东和中央一再抬高钢铁指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这次冶金部在会上检讨说：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高指标是冶金部带起来的，计委提的指标高，有些是我们直接提的，有些是我们造成的。所以计委、经委的毛病我们有份。中央要把责任担起来，我们更加于心不安。的确，冶金部在片面追求钢铁产量问题上难辞其咎，不过冶金部积极检讨的态度还是值得称赞的。　　

　　外贸部检讨说：1959－1960年多出口粮食几十亿斤，而且在一个时期要求大家不吃猪肉，支持出口。这几年外贸部提出：“挤、超、顶”，“五先”，“出口第一”，“保一头”等口号，起了不好的作用。今天看来，确实如此。不过说句公道话，责任也并不全在外贸部，当时勒紧裤带向苏联还债也是原因之一。无论怎么讲，饥荒既起，仍不顾国内的经济状况，盲目出口，以致国内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错误也是有的。

　　水电部检讨说：1960年蓄水一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全国上马300多个，结果不仅浪费了国家的财力、物力，而且还挤占了农村大量的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也造成近年来防汛工作很紧张。

　　具体地说，“大跃进”运动在水利问题上，一方面取得重大成绩，修了很多很好的水库；一方面也上了很多得不偿失的项目，造成重大损失。河南、湖北等不少省市都有乱修水库造成大面积土地沙化，甚至死人的情况发生。这一方面留下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在中共中央各部门的检讨中，《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检讨非常值得在此一提。毛泽东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很多时候都让吴冷西列席中央常委会议。吴冷西的政治待遇，可以说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上。自然，吴冷西对中央的各项决策过程是十分清楚的。

　　吴冷西于1957年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他的前任邓拓因为不及时宣传中央的精神，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吴冷西大概是吸取邓拓的经验教训，变得非常注意抓苗头，赶潮流，致使其主管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期间起了非常明显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次会上，吴冷西在检讨时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可以说，在一个时候，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

　　这是一句比较实事求是的自我评价，也是他深刻反省的结果。所以还在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之前的前十天，吴冷西就在中直系统的文教组做了全面系统地检讨，将《人民日报》的错误概括为九个问题。

　　他在谈到建立人民公社问题时说：1958年夏的北戴河会议说：先试点，再推广。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却说“也可边试点，边推广”。北戴河决议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9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却把“或者更长的时间”这几个字擅自删掉了。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日报》是火上加油，以致错上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