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国家的决心是一以贯之的。

　　少年毛泽东，曾辍学在家，就是因为看到中国“其将亡矣”，才重新回到的学校，青年毛泽东，现存的每一封信件，每一篇作文，都充满着忧国忧民、修学储能准备拯救祖国于水火，变中国为富强的激情。也是一种极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中间，无论遇到什么艰难曲折，他从未后悔。出生入死几十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给了他大展宏图、实现心中理想的舞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仅用3年时间便使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并进展顺利。要用多长时间中国才可以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不断地思考、预测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开始，他比较冷静。从1954年到1955年3月，他提出大约需要50年的时间，不久又提出大约需要50年到75年。1956年9月，他将时间表又延长一些，说要50年至100年的时光。”

    1957年11月，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他开始提出用15年左右，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到1958年，一种急于摆脱中国贫穷落后面貌、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心情越来越迫切，将不久前还一直在讲15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英国的时间表，变成“1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又增加了一个“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赶超英美的时间表不断被提前。不久，更提出用7年、8年的时间赶超英国的口号，头脑最热的时候，竟说只要2到3年。但事实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愿望出现。“大跃进”的曲折，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开始感到经济建设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容易，同战争一样，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这个规律又十分复杂，弄不好照样跌跤子，照样死人。使毛泽东不安的是，过去几年他忽视了这一点。

　　由此，毛泽东变得谨慎起来。他开始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已经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遗憾的是，他没有继续思考下去，比如什么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什么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两个阶段各自有哪些特点以及如何过渡，等等，当然也就没有将此思考付之实践。不过他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即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1961年9月，他同英国的蒙哥马利说：“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50年甚至100年的判断又回来了。
　　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转折，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向中共各级官员说：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毛泽东强调：

　　要使中国强大起来，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性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这是毛泽东从挫折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

　　他的这个经验总结，表明他开始放弃短期内超英赶美的战略设想。 1958年，他面对中国的贫穷落后，曾充满豪气地放言，一穷二白，可写最新最美的图画。如今的他已经不再那么认为了，开始认识到中国的贫穷落后，是一个不利因素，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很长的时间。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在七千人大会上表达出来，对全党认识和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

　　“大跃进”遭遇重大挫折，毛泽东是很内疚的。每当他到地方视察工作，看到地方同志做自我批评时，心中多少有些不安，所以他多次进行自我批评。

　　1959年初，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开始承认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从1958年9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进主义错误，他表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

　　1959年6月12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对杨尚昆说：“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做了自我批评。并要求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

　　1961年11月，毛泽东提出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全党交代，过去几年中央犯了错误。他说：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表示要承担责任。

　　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毛泽东在大会上说：

　　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

　　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关于“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是当时全党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不少地方干部嘴上不说，心里明白，这几年的错误绝不是一地一县一省的问题，而是带有全局性的错误。既然是全局性的错误，那么问题就在中央，主要是中央犯了错误。所以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检讨，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则显得十分必要。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坦率地向全党承认，他不懂经济，他不如其他的同志。他说：

　　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在会上引起震动。当时会上有这样的评价：“毛主席绝对正确，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是下面的错。”福建有人当场表示，“听了主席的讲话，只有一条意见，就是他老人家不该做检讨，我们把工作做坏了，为什么叫他老人家检讨呢？说到这里，流了眼泪。会上的很多同志也感动得流下眼泪。” 还有一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激动地说：“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

　　我想这些反应都是真实的。2002年我们在采访杜润生同志时，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们会这样想，因为“毛主席提倡大跃进，后来居上，有道理，毛本人没有提倡搞浮夸。那时候要力争上游，形成了大家的共识。”这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思想认识，毛泽东的检讨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

　　毛泽东讲话后，大会出现了从中央主席到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到各中央局书记、省、地、县委书记纷纷检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的热烈场面，人人进行自我批评，人人承担责任，这对解除全党的疑虑，增强党的凝聚力起了重要作用。由批评（出气）到自我批评，毛泽东成功地把握了这一转折，从而使七千人大会实现了克服歧见，上下同心的既定目标。

　　“大跃进”遭遇重大挫折的另一个教训，是党内斗争过火。对此，毛泽东没有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但他提出的一些要求和措施，则有着明显纠正前段过“左”倾向的意思。

　　他提出“要团结全党，全体人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强调：一是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二是“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1958年以来反右倾运动中处理错误的干部“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三是不要轻易捕人，尤其不要轻易杀人。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四是“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他还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采取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三不政策。

　　毛泽东表示出一种宽松活泼的政治取向。“许多同志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兴奋得睡不着觉”。“朝阳市委第一书记反映：安徽有几个地委书记，在１月３０日听了主席的讲话后，都哭了。告诉他说：关于包产到户，死人等问题，安徽省委让他们检讨，他们不愿意”。现在政治气氛好了，他们的压力减轻了。

　　毛泽东在政治上营造的民主气氛，很快就有了重大收获。无论是在七千人大会上，还是在大会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到各个领域，全国上下出现一个思想解放，积极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后面将要论及）。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一方向未能坚持下来，七千人大会开创的良好局面只有不长的一段时间。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很难否认的，但也留给我们许多思考，这里也应指出。

　　比如，他在大会上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可是批评的对象却是地方同志，忽略了自身存在的问题，相反，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他在讲话中说：“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

　　这也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大跃进”期间，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问题，恰恰首先来自毛泽东本身。1958年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反“反冒进”，是中央领导层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开始；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使中央领导层民主生活受到更加严重的损害，这是民主集中制不能在党内真正贯彻的关键之点，也是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境的重要原因。但毛泽东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因此不能不大打折扣。事后的情况表明，因不能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使毛泽东变得越发专断，凡是那些不符合自己思想路线的意见，几乎都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受到批判和打击，最后使中国误入“文化大革命”的大歧途！可见实行民主集中制，尤其在党内建立能够进行批评第一书记的监督机制是多么重要！一定意义上说，如何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如今如何改善党的领导的一项艰巨任务。在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并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再如，毛泽东把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归结为缺乏经验。缺乏经验，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真正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党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党内缺乏民主、不让人讲话。如果把“大跃进”的失败仅仅归结在缺乏经验的层面上，必然忽视党内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甚至一意孤行的“左”倾错误。中国后来的“文革”走向，恰恰是更加严重的继续推行“左”倾错误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但显然又有所保留。关于出现错误的深层原因，“三面红旗”是否能够站得住等等，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他未能进行全面认真的反思，以至限制了他的眼界，阻碍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深入探索，也使全党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走了弯路。还有，他只是笼统地说，他要负责任，具体地说他要负哪些责任，到底犯了哪些错误，则没有详述。总的来看，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未能彻底放下包袱，在个人得失方面想的多了一些。当然他也有牢骚，为什么第一线的领导同志没有海瑞精神，勇敢地向他提出不同意见？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毛泽东希望有海瑞式人物出现的本身，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不适当的位置，但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后看来，这些都影响了他和第一线领导同志的合作和团结。此外，毛泽东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但半年之后又说是在讲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这样一来，使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再认识的正确思路被打断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探索，也因此停顿了。

　　今天来看毛泽东的报告，给人的感觉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些问题立意都很好，又显然都不到位。历史的一次机遇再次与中国擦肩而过，令人扼腕叹息！

　　毛泽东的这个口头报告，于1962年4月经过整理后同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一同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学习贯彻。1966年2月，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党内有同志提出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很好，建议印发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毛泽东表示同意。他因此请彭真、陈伯达、王任重等帮助再修改一下。这样，这篇讲话就有了两个版本。

　　1966年的毛泽东，同1962年初相比，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1966年的他，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已严重“左”倾，所以1966年的版本增加了一些当时认为正确，现在看来很“左”的东西，并删掉一些很好的内容。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是1966年的版本，因此对学者研究把握毛泽东七千人大会当时的思想状态，造成一定的困难，这里拟将两个版本做一简单的比对。

　　总的来看，1966年的文本对1962年文本比较重要的修改大体有三处：

　　（一）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基调比较温和，主要内容讲的是民主集中制问题，目的是纠正过去几年党内存在的压制民主的专断作风，意在党内造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里有一个小细节，毛泽东在讲话时，曾强调要团结全体人民的百分之九十几，对苏联搞全民党提出批评，但他在1962年3月整理讲话稿时，又将团结全体人民的百分之九十几，改为要“团结全党，全体人民”。可见毛泽东当时并不十分强调阶级斗争问题，他的通篇讲话几乎没有提到阶级斗争四个字，所强调的是对反动阶级的残余进行斗争。1966年的文本却加进了这样一段话：

　　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这段话是1962年9月28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话虽然不多，却严重夸大了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更标志着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他后来发动“文革”的理论基础。将1962年9月的认识，放到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来，显然给我们今天梳理毛泽东的思想轨迹制造了混乱，在此有着澄清的必要。

　　（二）在反修问题上，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基调同样比较温和。类似“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等等，都是1966年文本加上的。毛泽东1962年3月整理的讲话原文是：

　　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是一个好国家，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好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他们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不是也有犯错误的人，也有坏人吗？我们还学他？我们不是学习苏联的坏人坏事，而是要学习苏联的好人好事，要学习苏联工人、农民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

　　我们永远要坚持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巩固地团结起来。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尽量淡化提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整理讲话稿时，将在大会上讲的“修正主义者那么坏”一句，改为“苏联不是也有犯错误的人，也有坏人吗”，同时还删掉两处“修正主义”的字样，加上“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好党”一句。邓小平2月6日的讲话，也证明了当时毛泽东在反修问题上并不是十分激烈的。邓小平说：“少奇同志的报告和毛主席的讲话都讲到，在国际关系上，在处理反对修正主义这些问题上，都要十分慎重。而在国际方面能否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归根到底，首先决定于能否把我们国内的工作搞好。”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如果毛泽东在大会上强调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那么，当时的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还在向中央提出包括缓和中苏两党关系在内的一系列建议就很难理解。我想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三）1966年文本删掉了毛泽东原本比较实在中肯的话。讲话中“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后边，还有一段说“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这段令人感动、诚恳、激励第一线领导同志的话语，1966年的文本删掉了。

　　另外，一些研究者为了说明早在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就已将刘 少奇看作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经常引用毛泽东1967年2月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讲的一段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其实，这段话并不是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的原话，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的原文是：“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事实是，毛泽东同巴卢库所谈的内容，无论他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记录里，还是当年经过整理下发的讲话稿中都是没有的。相反，他的讲话比较温和，对刘 少奇也比较友好。他在讲话一开始就说：“讲工业，不是我，而是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农业，我多少懂一点。商业呢？少奇同志比较懂一点，其他的人，包括我在内，一窍不通。”后来，他又讲了这个意思。一篇讲话两次提到在工业、商业方面，他不如少奇同志。这是毛泽东在大会上脱口而出的话，后来在整理讲话稿时，把两段内容差不多的话，合并为一段。

　　但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时为什么要那样讲呢？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1967年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颠狂阶段，毛泽东恨时迁昔，极有可能用1967年的感受来回顾过去的事情。刘 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有些话，在毛泽东听来比较刺耳，对他产生不满是可以肯定的，若说毛泽东那个时候就已经把刘 少奇看成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则还要做大量的继续查证才能下此结论。

　　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的“高度的集中”，是在影射刘 少奇，是在强调毛泽东自己的“高度集中”，凡是不服从他的“集中”，就被视为修正主义。他们引用的这段话是：“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我认为，上述研究者的认识未免有点望文生义。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记录稿中，毛泽东讲的是“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而没有集中，……”。“高度的”三个字，是后来整理讲话稿时加上的，从加写的文字来看，不是毛泽东的笔迹。因此比较难以得出这就是毛泽东在影射刘 少奇的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