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毛泽东“放了一把火”

    春节，毛泽东“放了一把火”，要开“出气会”

　　2月3日，周恩来在福建全体与会者会议上，提到了要开“出气会”的事，他说：大家心情舒畅了，才能把少奇同志报告的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否则省委有省委的想法，地委有地委的想法，县委有县委的想法，各有各的想法，他还说：有些地、县委很担心，是不是会把帽子带回去，又形成一个运动，一股压力。如果这样，这次会议中央提出来的精神就贯彻不下去，达不到目的。主席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大会上主席第一天提议，第二天讲话，四天开“出气会”。

　　周恩来的这番话，是在向人们解释毛泽东为什么要开“出气会”。那么事情的原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月27日下午，刘 少奇讲话之后，毛泽东随即向大家宣布：大会准备在30日结束，至迟31日结束，从28日到30日，3天的时间，拿出一天到一天半来，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大会上讲一讲，其他时间分组讨论。

　　结果，到29日，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又提出一个令与会者意想不到的建议，要让会议延长几天，开一个“出气会”。

　　这个“出气会”一开，就意味着大家不能回家过春节了。

　　1962年的春节是2月5日。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当中最为看重的节日，是合家团聚的日子。每当这一时刻，人们只要条件允许，无论身在何方都要赶回家过年。尤其在困难年代，一年到头人们很难吃上一次稍好的饭菜，老老少少都在盼望这一天能够全家团聚在一起，热闹一下，放松片刻。但是，毛泽东要开“出气会”，对与会的七千高、中级干部来说，无疑他们就要在北京过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的春节了。毛泽东说：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业、工业、商业、学、兵、政、党，过也好，不过也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毛泽东的春节观，完全是从工作上考虑的。但是，细心的读者从上面这段会议记录能够注意到，毛泽东的这个提议，不但没有引起与会者的不快，反而受到了热烈欢迎。他这百把字的讲话中，出现一次“笑声”，两次“全场热烈鼓掌”。阅读这些文字，可以感受到当时台上台下的热烈气氛。七千人的身心，此刻都沉浸在大会特殊的气氛中。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又突然要延长会议时间呢？毛泽东自己说，是为了让大家出气。出些什么气呢？这个气有多大？这个气为什么非出不可呢？毛泽东为何如此重视出气？他说：

　　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1959年就做自我批评，不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

　　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一如既往的风格，毛泽东的话讲得诙谐生动，大会情绪十分热烈。毛泽东也讲得很明确，是因为地方同志的气还没有出够，上下还没有沟通好，所以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决定在中央的大会上解决出气的问题。同时，他宣布了出气规则是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无论正确或错误，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毛泽东根据什么认为大家的气还没有出够呢？

　　一般研究者认为，是在毛泽东讲话之前，接到几封信，表示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有的地方，如安徽省在分组讨论时，本来讨论得很热烈，结果省委书记曾希圣一到，全场顿时鸦雀无声，非常沉闷。其他的省，也有类似情况。这一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等的关注，因而做出了开“出气会”的决定 。

　　这些原因无疑是存在的。但还有一些重要因素，比如，还在大会讨论报告期间，就已经反映出不少与会者，尤其地委、县委书记，对这几年开展的反右倾、拔白旗、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意见很大。他们认为，这些运动的展开，严重地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动不动就给人戴上右倾主义者、死官僚主义者等等的帽子，使不少同志有话不敢说，上下级关系不融洽，下边因此对中央各部及省市委有着相当大的怨气。

    如有的地方反映，省委自我批评不够。他们说：省委从来没有做过认真的自我批评，只说：“我有责任，我有官僚主义”就过去了。若是下边犯了错误，就会追问动机、目的、思想、立场等，领导同志能这样轻描淡写就完了吗？明明有问题，还以动机好，干劲大自慰，不进行认真检查。意思是省委过去几年推行了不少错误的政策，应该做严肃的、认真的检讨。

　　客观地说，过去几年的错误，主要责任应由中央来负，是中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是中央提出的几个大办等，省委是贯彻中央指示的。毛泽东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动因之一，就是想向全党精英表明，责任全由省委担起来是不公平的。过去几年主要是中央犯了错误。但有些地、县的同志强调，说假话、刮“五风”、搞特殊化等等，不能算在中央的头上，哪样不是省、市负责同志开的头？

　　再进一步分析，中央的政策好，对省市可以起到好的指导作用，即使省市一级原来有些偏差，在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也可以得到及时的纠正。相反，省市一级即使原来是正确的，在中央错误方针指导下，也可以走上错误的方向。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同样是执行中央的政策，有的省就搞得好一些，有的省就差一些，这又怎么解释呢？由此说来，省委一级还是要负相当责任的。又因为，对地县两级，同他们直接打交道的是省委，他们所看到或感受最深的是就省委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所以他们的气，首先针对的就是省委。

　　因此有人提出，对中央各部部长、省委第一书记，应该发动地、县同志提意见，两头挤。

　　还有人说，这几年中央决议、主席指示不大灵，主要是“中梗”—有些中央部门、省市委不大听话，上情不能下达。如青海、甘肃、山东、河南、安徽都是这样。

　　在谈到这几年党内的民主生活时，一些人更是牢骚满腹、怨气很多。他们说：这几年来在党内不敢讲真话，“守口如瓶”，“话到口边留半句”，连知心的老战友在一块也不说知心话；工作提心吊胆，党内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关系不够正常；思想有疙瘩，心情不舒畅。

　　有一位发言时还流了泪，对党内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困惑。他说：我第一天入党就把党当作家了，但这几年有话不敢说，实在叫人留恋抗战时期的那个党。我曾一度怀疑党现在是否变质了，在党的会议上，有些人居然尽说些外交场合的话。过去生人变熟人，现在是熟人变生人。党内形成这种状态，究竟是什么原因，直到现在我也不了解。

　　这些切身感受，都源于各种各样的运动。会上有人说，据中南局统计，中南区在反右派时，党内处理了几万人，反右倾、反瞒产、拔白旗三个运动，共处分了32万人；民主革命补课，河南处分了23万人，湖南处分21000人，至今中南区平反的只有7万人。全部算在一起，被平反的还不足八分之一，可以想象地县两级干部意见之大，心中有气，就不足为怪了。

　　在讨论中，湖南有人谈到1960年冬和1961年初开展的整风整社运动时说：湖南全省80来个县，有30来个县委第一书记被撤换。没挨整的也被吓坏了，成天提心吊胆，他们说：取了经是唐僧的，闯了祸是孙悟空的。反右倾是整了说老实话的，整风整社是整了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

　　由这些牢骚可以看出，在一种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说老实话不行，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也不行，下边的干部的确很有难处！

　　河北有人形象地说：整社是三类队一脚蹬，二类队不敢吭，一类队吓得不轻。下面干部不是兢兢业业，而是战战兢兢。

　　广东、云南、内蒙有人说：一搞运动就对干部排队，在干部中震动很大，也很伤感情。几年来，每次搞运动，上面规定的控制比例，实际上起了促进扩大的作用。

　　更有用对联的形式反映县级干部的处境，说：有一个县委干部在过年时写了一幅对联：上联：群众过年欢天喜地。下联：干部过年整换过关。横批：年年如此。

　　这是一个苦涩的幽默，尽管有点夸张，但表达了县级干部当时的心情和处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做出不回家过春节，在北京开“出气会”的决定就不足为怪了，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也就可想而知了。

　　情况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央不检讨过去几年的错误，中央各部、省、市委不主动检讨自己的工作，地县两级干部的气就很难理顺。气还没有顺，大会就这样散去，难免会像周恩来说的“省委有省委的想法，地委有地委的想法，县委有县委的想法，各有各的想法”，怀着期待而来，带着失望而归，大会就没有达到目的，“中央提出来的精神就贯彻不下去”。所以，毛泽东才有了趁热打铁，再拿出几天时间，给地方干部出出气，让他们把“气”都留在北京，轻轻松松回去的决定。事实表明，这个决定非常及时、英明。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是不是任凭下边干部给中央各部和省市委提意见，毛泽东的心里就踏实了呢？显然不是。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将一些省委书记狂轰滥炸了一番，表示要坚决摸他们的“老虎屁股”。晚上，毛泽东就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找到他的住处，讲了一些比他在大会上的讲话温和许多、多少带有一些安抚性质的话。因为，毛泽东心里清楚，很多事情是省委代中央受过。由此，颇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心境以及他高超的领导艺术。

    他说：省委要检讨，检讨不在多，态度要老实诚恳，要抓住本质，简明扼要，关键性的东西讲一个小时就够了，讲长了反而有坏处。讲的东西，有“左”讲“左”，有右讲右，有多少讲多少，即使人家讲的不对，也不要忙于解释。如果你检讨的时候，说你负责，回头又说，你当时不在，这就不诚恳嘛。如果你只有十条错误，人家讲你二十条，你实际上还是只有十条嘛。

　　毛泽东以罗炳辉为例说：人家告罗炳辉两条，我告诉罗炳辉两条：一条是人家对你有意见就应该听，准备听十年八年，让人家讲够，讲够了他就不讲了；第二条，你自己讲，你讲了，人家就不讲了，或者讲的就少了。总之，不听不讲是不行的。当然不是错的不要承认，对敌人不要承认，对同志也不要承认，也不要为了过关，对自己乱带帽子。对检讨自己错误的人，不要勉强，检讨不彻底的人也不要勉强，因为检讨总要觉悟到了才行，能检讨多少就检讨多少。过去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一犯了错误就过不了关，总说是不彻底，没有彻底的。不要怕开除党籍，不要怕当民主人士，只要你对，你就不要怕，我就曾经三次被迫离开过红军，结果还不是回来了。对在会上讲话的人，不管错误和正确，一律不许追究；凡是犯了错误的，只要是能改正的一律要使用。

　　毛泽东还讲了秦穆公的故事，他说：秦攻郑国，被晋国抄了后路，秦国军队全军覆没。晋国俘虏了三个将军，这三个将军在晋国有私人关系，晋国的人把这三个人放走了。晋王发觉后就派人追，没有追上。三个将军跑回秦国，秦穆公穿着孝衣去迎接他们，并且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这是我的责任。秦穆公仍然重用这三位将军。三年以后，秦国攻打晋国，晋国全军覆没。①毛泽东用这个例子说明，对打了败仗的人，不能歧视，只要能够认识错误一定要使用，就像秦穆公那样。

　　毛泽东的这番话，很是耐人寻味，第二天各中央局书记就将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到省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这些正坐在火炉上被煎被烤的部长和书记们，听了以后，心里有了底。原来毛主席是理解他们的，自然也就心甘情愿的主动承担责任。

　　什么叫领导艺术？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叫人不能不服。

　　七千人大会由此转入第二个高潮，“出气”的高潮……

    毛泽东的讲话把大会推向第二个高潮

    1月30日下午，是大会第三次全体集中开会，当毛泽东、刘 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出现在主席台时，照例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今天由毛泽东讲话。他没有讲话稿，甚至连一个真正的提纲也没有①。他要讲些什么内容，与会者只能在心里猜测并期待着。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些什么，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专门讨论过，这从刘 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讲话可以得到印证。刘 少奇讲话的大意是：在各级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在毛主席大会讲话之后，才开始意识到应该加进 “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所以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是根据大会的情况以及几年来的深刻体会有感而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泽东的讲话也是一个口头报告。后来中央下发的他的讲话稿，就是依据记录稿整理的。

　　当时的情况是，与会者对毛泽东的讲话寄予很大希望。

　　虽然，刘 少奇在1月27日对书面报告的解释和说明，是整个大会的重头戏，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解决人们不少的思想问题。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更想知道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在战争年代，每当中国革命遇到困难，或者人们感到困惑、迷茫的时候，毛泽东都能高屋建瓴，及时指明方向，带领全党变被动为主动。他的许多理论名篇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都是这样产生的。如今已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遭遇重大挫折，人们有着这样那样的迷茫与困惑的时候，七千多名中共高、中级干部屏声静气地翘首以待，期待他再一次拨开云雾！

　　1月30日下午的大会，只安排了一个议程，就是毛泽东讲话。大会由毛泽东自己主持，自己讲话。

　　毛泽东没有开场白，上来就说，要讲几个问题：这次会议的开法；民主集中制；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改造哪一些阶级；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的题目一亮出，使不少人感到意外，觉得毛泽东要讲的同他们所期待的不太一样。

　　有的亲历者回忆，当时觉得毛主席应该多谈一谈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因为死了那么多的人嘛，谈一谈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

　　还有的说：“希望他讲讲我们不敢讲的，讲得比刘 少奇再深入、再进一步。”

　　邓力群也说：“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听了不过瘾，觉得很一般。”当然他们也谈到，毛泽东讲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也很重要，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还是邓力群，他说：“但事过几十年后，感觉他的讲话确实是讲得深刻，经得起时间、实践的考验。”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在大会发表一篇针对性更强的讲话？为什么没有正面回应与会者所关注和期待的一些热点问题？他是在回避作出具体的判断吗？分析起来，大体有以下原因：

　　从客观上说，毛泽东对于经济工作，正像他自己在大会上所说，没有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他在会上介绍的一件事，基本反映了这一事实。他说：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1960年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虽然已经干了11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缺乏经验，应该是毛泽东讲的真心话。

　　对于战争的规律、朝代的兴亡交替，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浓厚兴趣，以后他在战争第一线摸爬滚打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并注意进行理论总结，摸清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加上当年党内民主气氛好，言路比较畅通，再加上毛泽东本人也谦虚谨慎，兢兢业业，便带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

　　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个时候的他，与民主革命时期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很难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更不可能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尽管他很强调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照搬苏联的经验，但结果还是基本按照苏联模式来指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比较关注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改变所有制结构来建设社会主义。与苏联有所不同的是，苏联更强调计划经济的精确性，毛泽东则比较强调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苏联更强调专家治厂，毛泽东则比较强调调动群众的积极性。①当群众性的“大跃进”运动出现问题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向书本求教，向苏联和斯大林的经济教科书求教，却没有意识到首先应当弄清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是什么。在向书本求教没有解决问题的情况下，1961年他开始提倡调查研究，到实践中发现并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尽管如此，他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仍觉不很摸底。他在讲话中强调这次大会总结经验还是初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有些事情还待实践来检验。所以，在大会上，人们期待毛泽东像建国前那样高屋建瓴，讲出一套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来，的确有些不太现实。

    自“大跃进”出现问题以来，毛泽东一直在第一线纠“左”。他将“大跃进”失误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央只有一条“总路线”，而没有一套具体的政策。在一般意义上说来，有了一条“总路线”，的确需要一套具体的政策相配套。问题是，他没有意识到甚至不愿意去想这条“总路线”本身就值得商榷，“总路线”有问题，具体政策又从何谈起？在他领导下，自1960年起，从中央到各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条例，这些条例的制定，从各地反馈回来的信息看，确实发挥了作用，不少问题都在解决中。对此，毛泽东可能感觉也没有太多的话好讲了，就按刘少奇的报告去做就行了。他一贯的高屋建瓴，一贯的大气磅礴，一贯的一针见血，未能重现在七千人大会上，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对于当时形势的看法，对于过去几年工作的认识，毛泽东和刘 少奇显然也有不太一致的地方。况且刘 少奇刚刚在大会讲过，他不便又讲，也不太好讲。在一个大会上出现两个主席的不同声音，这毕竟更容易引起大家的思想混乱。

　　那么毛泽东的讲话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分量呢？他所谈到的是不是属于当时的重大问题？又该不该在大会上讲呢？客观地说，以毛泽东的敏锐，他还是抓到了当时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他的身份和理论素养不仅解决了党内的一些思想问题，并把会议推向第二个高潮。所以尽管当时不少人觉得听着不过瘾，但不能否认他的讲话还是很有意义的，对于团结全党，解放思想，调整经济发挥了很大作用，也是建国以来，毛泽东为数不多的比较有分量的一篇讲话。

　　比如，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便是当时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大跃进”运动期间，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损害，各级党委的一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自以为是，主观主义泛滥成灾，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右倾的帽子，拔人家的“白旗”，使人不能讲话，也不敢讲真话，所以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等“五风”盛行，成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左”倾错误难以纠正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纠正这些错误期间，有些领导同志不愿作自我批评，更不允许他人提意见，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不让人讲话的专断作风在有些部门依然存在。而那些受过委曲的同志则心中不快，这必将影响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党的战斗力，毛泽东因此提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今天，他又就这个问题从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高度开始了他的讲话。他说：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也不行，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所以，没有民主，不能克服困难。现在不是强调集中吗？强调集中，首先要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 ，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毛泽东举例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在同刘邦争夺天下时，最后垮台了。他强调，我们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也是要垮台的，难免有一天像项羽一样，“别姬”就是了。他针对有人不能批评的情况说：“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

　　在申明利害关系的同时，毛泽东还从巩固政权的高度来阐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他说：

　　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刘 少奇的讲话比较侧重强调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毛泽东在这里强调要让人讲话，要通过发扬民主来实现集中，所以他们两人的讲话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假若不是从健全民主集中制开始，调整国民经济、纠正“左”倾错误也就缺乏起码的基础。由此可见毛泽东抓住民主集中制问题专门来讲，是有的放矢，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强调要认识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认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对扭转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盲目性，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为全党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