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看，起草委员会是在坚持维护“三面红旗”，但从中也流露出一些对“三面红旗”的不同认识。

　　除了上述5个问题，起草委员会在讨论修改报告稿时，还涉及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彭真提出，把成绩讲足，把错误讲透，错误有多严重讲多严重，这样才能轻装前进等等。会议的讨论是民主的，发言是热烈的。综合起来看，讨论后的报告稿较前做了如下的修改：

　　一、报告保持了原来的框架结构，三个问题没有变，也就是说原来的报告没有推翻再重新起草。对第一个问题“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做了较大的调整。原来的报告，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是与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的，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没有单独讲，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所以在大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修改后的稿子，则重点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是12条，缺点错误4条，并增加了基本经验教训16条。这16条教训，重点强调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注意的问题。总的说来，修改后的稿子比原来的稿子较突出地讲了“大跃进”以来的成绩，缺点错误也讲得集中系统了一些，加上经验教训十六条，显得条理清楚、详实了许多。

　　二、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因为一些地方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所以去掉了一些不适当的提法。如去掉了“分散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反映”，“闹分散主义的人，……使自己成了目光短浅，市侩习气的政治庸人”等。但是，从中央的角度来看，仍然认为反对分散主义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大会后，刘 少奇对报告进行再修改时说：“在各级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了，但是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分散主义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而没有从另一方面考虑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这一次，刘 少奇根据大会的反映，也根据毛泽东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的讲话，修改报告时，在反对分散主义前面加写了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将第二个问题“关于集中统一”，改题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将原来报告比较片面的地方，讲得比较全面了，并对不少因分散主义被点名批评的单位，隐去了姓名，改得使大家更容易接受了。

　　三、关于指标问题。在起草委员会除了个别同志，大家都吸取了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带来的严重教训，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安排生产计划，在增加产品的品种和提高质量方面下工夫。对原来报告提出的一些指标，又进行了反复斟酌。如：原来的报告提出：争取到1972年，使我国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英国，修改后的报告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去掉了这一提法。实际上是放弃了“超英赶美”的口号。原来的报告还提到要继续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起草委员会认为“四十条”提出的亩产400、500、800斤的指标太高了，一时很难实现，因此将这一条也拿下了。原来的报告提出：争取到1967年，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吃、穿、用的问题；修改后的报告将这一时间目标改为1972年。较前稿延长了五年。当然，现在看来，就是1972年也还是冒进了一些。此外，对粮食、棉花、钢铁、煤炭四大指标，照原来的报告均调低了5％左右。值得一提的是，这年的1月27日，当刘少奇在大会上做口头报告谈到指标不高时，毛泽东插话：“有一种可能是还达不到。”这说明，对指标问题，毛泽东也同样表现了十分审慎的态度。不仅如此，在以后的工作中，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毛泽东总是有意的压低指标，可以说，在他的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在指标上再冒进过。可见急躁情绪的高指标，确实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留下了极深的教训。通过七千人大会，及后来的实践，决策层在安排生产和管理经济方面越来越采取接近实际的态度了。

　　四、关于产生三年困难的原因，及所犯错误的性质，在起草委员会内部没有引起全面的讨论，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大。报告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意思：一方面是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错误（高指标、高估产、共产风、高速度、权力下放过多等等）所引起的，还有缺少经验等原因；所犯错误的性质，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

　　至于大会有建议要将报告中关于“三面红旗”是“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的提法，改为“完全正确的”，起草委员会接受了部分意见，将“站得住的”改为“正确的”。在错误的责任这个问题上，如所前述，彭真大胆讲了几句话，一方面受到了善意的劝告，一方面也遭到了恶意责难。这个问题也没有展开讨论。不过修改后的报告在叙述毛泽东对纠正错误所做贡献的时候，加写了以下的内容：

    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

　　这段话显然有为毛泽东开脱的意思。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在毛泽东肯定“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情况下，以及还有不少人和毛泽东的认识相一致，再加上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形势下，对上述问题要深入地展开讨论，彻底地总结经验，显然是不太现实的事情。但是也可以看出，起草委员会的同志为尽量正确地总结经验，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为开好七千人大会，为团结全党，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十分积极的努力。

    刘 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说明

    大会经过13天、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经过8天的讨论，1月24日，书面报告的第二稿终于完成了。

　　1月25日下午，刘 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主持召开有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及中央各部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报告第二稿进行讨论表决。根据大会的议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再提交大会通过，然后七千人大会就结束了。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3个多小时，毛泽东没有出席，朱德、董必武等老同志出席了会议。在这之前，改好的报告稿曾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没有看完，但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说来有点话长，书面报告的第一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时，他没有看完，就提出不交政治局审议通过，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这第二稿，他还是没有看完。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开始，笔者推想：如果说，第一稿没有看完是因为时间太紧来不及了，但第二稿应该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了，他仍然没有看完。真是有点耐人寻味了！经过笔者反复核查发现：原来报告的三个部分，是分三天在起草委员会讨论通过的，通过一部分，就送毛泽东看一部分，待最后一部分通过之后，刘 少奇等立刻到毛泽东处听取他的意见，所以，他仍然没有看完。由此也就解除了人们心中的疑问。

　　会上，刘 少奇没有多说报告的具体内容，就是请大家提意见，什么意见都可以提，甚至推翻都可以。他表示：从1958年以来，我们发生了这样多问题，一方面很有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大会）这样多人，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所以这个大会开得时间很长。议论又这样多，有许多不同意见，这是完全自然的、允许的，方针是总结经验。刘 少奇还说：事后诸葛亮也很有必要。

　　刘 少奇的意思很明确，我们处在关键时期，又遇到了关键问题，事情十分重大，希望大家积极发表意见，不要怕当事后诸葛亮，我们要在充分交换意见的情况下，实现大家的思想统一。

　　参加会议的人员，对刘 少奇的讲话给予了一定的回应，朱德、董必武、陈毅、邓子恢、谢觉哉、王震、邓颖超、张鼎丞等不少人先后发言。刘 少奇总结发言时，针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以及报告中涉及的焦点问题向会议作了解释和说明。

　　关于15年赶超英国的问题，刘 少奇说：15年赶上英国、超过英国，这个报告上没有讲。我们起草委员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头一次是写上去了，第二次说还是不写好。15年赶上英国，原来是这样提的：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现在这个口号用不着去改，用不着取消，我们做的好，到15年的时候赶上了，就赶上了，没有赶上，也没有那么不得了。提个口号，为什么不得了呢？更多一点时间，多几年就是了。

　　刘 少奇讲得比较婉转。他没有说这个口号是怎么来的，也没有说这个口号在“大跃进”当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只说没有把这个口号写到报告里面去。即使如此，与会者心里恐怕也很清楚，这个口号曾起了很负面的作用，所以不便再提了。

　　“15年赶上英国”，是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毛泽东受其鼓舞，提出15年后中国要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他还说：“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此后，毛泽东带着莫斯科会议的东风，带着这一美好的愿望回到中国。“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便成了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也成了“大跃进”运动发动的助推器。

　　在这个15年赶超英国口号的实施过程中，在“大跃进”浪潮中，各地各部门又层层加码，竞相施放“卫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则信以为真，又将15年的赶超时间变为10年。在“大跃进”的高潮阶段，毛泽东又兴奋地降之为7年，再后来竟降到2至3年。这种忽略中国经济落后、忽略经济发展规律的错误决策，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危机如山洪般暴发。而直到此时，人们才如梦方醒。

　　如果说“大跃进”运动的一个突出错误，是高指标，那么赶超英国的口号，应该说是最大的高指标。但人们对它有清醒的认识，则相对较晚。这是因为它有较长的时间性，也就是说要15年后才能见分晓；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还是叫得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有很大的号召力；仔细揣摩其中的心理，大概还有一种不甘心，所以中央先后放弃了2年、3 年、7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放弃了一些具体的高指标，但一直没有放弃10年、15年赶上英国这个口号，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书面报告的第一稿，还写进了这一口号。

　　书面报告的第一稿开头就说：“这次会议，是一个为实现再经过10年左右时间在主要工业品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而奋斗的会议……”报告还说：“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11月提出了15年左右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任务，就是说，从1949年起，我们要在20多年的时间内完成或接近完成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一百几十年中做过的事。这个要求是我们经过努力可能实现的。”

    这表明，中央在指导思想上还没有彻底转变过来，还想追求那个高指标，还想跃进，所以一直到七千人大会前，也还存在着不切实际的想法。

　　直到七千人大会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再次讨论修改书面报告时，对这一战略思想，才开始提出质疑。“经过算帐”，结论是10到15年内，我们很难赶上英国，更谈不上超过英国的问题。

　　那么，这一口号在书面报告中还提不提呢？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具体算帐、讨论决定的过程材料，所看到的是，刘 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在书面报告里不提了。

　　当然，仔细分析，刘 少奇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是个折衷方案，他没有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给我们过去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我们应该坚决地放弃它。说的是不提了，也不取消。从当时和以后的情况来看，实际是放弃了。

　　1月27日，刘 少奇向大会作口头报告时，再次谈到了这一问题，毛泽东在一旁插话，说：少一些时间是不行的，多一些时间是可以的。看来毛泽东也意识到15年赶超英国的战略构想已是空中楼阁。

　　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当面向各国共产党宣布的，是“大跃进”运动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大力提倡的，现在不得不放弃，的确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是被迫放弃。尤其是毛泽东，恐怕更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一放弃，意味着中国开始正视国家的落后状况，开始注意从实际出发，立足保持经济的平衡发展，老老实实地进行经济建设。

　　毛泽东吸取“大跃进”运动的教训，在他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在经济上冒进过！

　　关于《农业发展纲要》问题，刘少奇提出在书面报告里不提了。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

　　刘 少奇说：在书面报告中，《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没有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特别是四、五、八①，照现在这样算起来，到1967年达不到四十条那样的标准。四、五、八，恐怕原来提出的时候调查研究也不是那么充分，所有的土地都达到400斤、500斤、800斤，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去进行调查研究。《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我们现在不提，但是不取消。12年做不到，加几年就是了。

　　《农业发展纲要》一直被视作发展中国农业的纲领性文件，农民的指路明灯。其全称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共40条。它是1955年11月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如果说，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战略，是缺乏调查研究的话，这个《纲要》，毛泽东是花了很多心血的，一直非常钟爱。

　　《纲要》从制定到正式公布实施，期间经历了几上几下，应该说“充分征求”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先后用了4年多的时间，其过程是：

　　1955年1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这个《纲要》时，中国正处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阶段，在毛泽东看来，农村合作化了，农民的生活有了保障，下一步怎么办？应该制定一个发展农业的长期奋斗目标、描绘一个“繁荣幸福的明天”，如此农民才会有所奔头，干劲倍增。于是，毛泽东先后同14个省的省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意见，共同商量了一个“十七条”。

　　1956年1月，毛泽东又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意见之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拟出了一个《纲要》（草案）初稿，然后向全国多达1375人的各界人士征求意见。1月23日，拿到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1月25日，提请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然后下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

　　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后，于1957年9月又将这个《纲要》拿到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讨论，会议对这个纲要（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产生了《纲要》（修正草案），然后再次提交农民和全国人民征求意见，为的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这期间曾出现一个插曲。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季，周恩来、陈云等进行“反冒进”的时候，《纲要》受到了一些怀疑。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的时候就说，他们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使6亿人民泄了气。还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给周恩来、陈云等造成很大的压力。由此看出，毛泽东是很看重《纲要》的。从另一个侧面说，也有不少人对《纲要》有些想法，但被毛泽东压下了。

　　1958年初，在《纲要》（修正草案）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于1958年5月拿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予以基本通过，再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当年的实行情况作必要的修改。

　　又经过近两年的实践，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最终讨论通过了《纲要》（修正草案），开始以正式文件《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向全国公布。当时谭震林向大会作报告时，还说《纲要》留有了余地，提出要动员一切力量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

　　从制定到实施，无疑是反复征求了意见，并通过4年的试行才正式通过实施。从制定《纲要》的出发点来看，是好的。它从方方面面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进行了规划，想得很周到，规划的前景也令人向往。1956年1月，农业部长廖鲁言对《纲要》进行说明时强调：“农民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得到饱食暖衣之后，他们就要求修房子，盖新屋，改善居住条件；要求读书识字，提高文化；也要求治疾病，讲卫生，‘人财两旺’”。纲要“就是以发展农业合作化和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而制定的。这些内容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好的，是符合农民切身要求的。为使广大农民了解《纲要》，中央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对《纲要》进行了大力的宣传。《纲要》一直被认为“对于动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对于加速农业生产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伟大的作用”， “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①，是农民的指路明灯。当年有一首诗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树上喜鹊喳喳地叫，

　　老汉咧嘴忍不住的笑。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好比四十颗太阳当头照。

　　太阳也比不上它温暖，

　　处处地方它都照到。

　　放近耳朵听一听，

　　莫不是毛主席的说话声？

　　回头胸上贴一贴，

　　句句话它暖人心，

　　没闭住嘴巴笑出了声，

　　咱社员有了指路的大明灯。

　　对于这样一个反复征求意见，又经过4年试行才正式实施的《纲要》，刘少奇在这次会上竟说书面报告不提了，还说提出的时候调查的不充分。究竟为什么呢？

　　我想，基本原因主要还是刘 少奇讲的，《纲要》提出的四、五、八很难实现。此外，从《纲要》诞生的那一刻起，因其指导思想是偏快，就同反“反冒进”、“大跃进”搅在了一起，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对“大跃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纲要》进行过反复修订，又拿到中央全会、全党的代表大会，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因其是在头脑发热的年代产生的，各项指标偏高，所发挥的指导作用是负面的，如果再将它作为发展农业的纲领性文件，很难收到较好效果。所以，刘 少奇向大家宣布，《农业纲要》不提了。虽然刘 少奇还有一句“也不取消”，但实际上，“不提”了，也就弱化了《纲要》作为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的地位。对于这一决策，柯庆施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就曾质问，《农业发展纲要》还要不要？可见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不提《纲要》的。

　　我们翻开当年的《人民日报》，从1962年—1963年，基本没有再提《纲要》的话题，从1964年起，经济已经恢复，《人民日报》对《纲要》又开始有所报道，但已经不再强调是“伟大纲领”了，只说是某地在某方面实现了《纲要》等等。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是另一番情形了。

　　关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问题，刘 少奇在会上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报告里头也没有讲。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现在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小队去了。又“一大二公”，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小，这个现象似矛盾。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现在还解释不清楚，但是等到将来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一大二公”。所以，这个口号也不取消，但是也不着重讲。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倡导起来的，“一大二公”的提法也是毛泽东讲的。在毛泽东看来，公有制是富裕的根源，个体经济是没有出路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便于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是农业合作社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逐步搞掉。

　　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既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全国很快就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高潮。1958年下半年全国的7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一下子合并为2万多个人民公社。虽然也发现一些问题，但毛泽东认为有问题是正常的，只要改了就好了。他针对国内外对公社的批评，曾“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然而，凭着美好理想构建出来的这种“一大二公”的模式，虽然大家想千方百计的坚持下去，但在中国农村很快就遭遇到严重挫折。其表现形式是：伴随着公社化的过程，是一切财产公有化，政府和公社可以无偿调用农民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在公社范围内实行部分供给制，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村普遍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平调风”、命令风，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带来的后果，不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兴旺发达的景象没有露出任何端倪，相反，各项农作物严重减产，引发了巨大的粮食危机。

　　危机的爆发，警示了毛泽东，他一面批评各地混淆了两个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不懂得价值规律和价值法则，不懂得按劳分配等等，一面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缩小公社的规模，将人民公社的数量由原来的2万多个增加到近6万个，将经济核算单位由大队变为小队。采取这些措施，实际是对“一大二公”进行了调整。1961年4月，毛泽东在整顿人民公社时，谈到“一大二公”问题说：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这同以前的构想有了很大区别！

　　刘 少奇在解释书面报告涉及“一大二公”时，表示看不清楚，报告里面也没有提。事实上，从1961年起，在党的文件和报刊上就很少提“一大二公”了，刘 少奇在书面报告中不提“一大二公”也并不太出人意料，但他在大会上还要就这个问题专门谈一谈，表明这个问题非常重大：一方面有人对“一大二公”提出质疑，一方面也有人还要坚持，说不定哪一天，一旦条件、气候合适，又刮起了“一大二公”的“共产风”、“平调风”。这都是很难说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在全党面前有个交代，以引起全党的重视。虽然刘 少奇强调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要“一大二公”，但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关键是在实践中碰了壁，现在只好不提了。

    不提“15年赶超英国”，不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在1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的这三个“不提”，反映的是中央决策层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转变，以及在实现这些转变上所采取的策略态度。

　　在这次会议上，刘 少奇还谈到毛泽东提倡的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不但报告里没有提，连二十一人起草委员会也没有讨论，以后要经过调查再说；他还谈到所谓“左”比右好的问题 ；谈到关于成绩和错误，报告没有提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等等。这些比较敏感重大的问题，后来刘 少奇1月27日在七千人大会上作口头报告时，也都谈到了，有些谈的比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稍委婉一些，有些则比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要深刻，如两个“三七开”，刘 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没有涉及，但在七千人大会上却展开了。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 少奇针对董必武提出的“任务和政策如何统一”的问题，谈了他有关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和党的政策的关系的看法。

　　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是粮食问题。中央的政策是要安排好人民的生活，中央给各地下发了“数额较大”的粮食征购任务，但农民不愿意拿出这么多。如果强调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政策；如果强调政策，就不能完成国家的任务。所以政策和任务在这个事情上有矛盾。刘 少奇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讲了很长一段话，中心是说800亿斤的征购任务必须完成，政策也必须执行。他强调国家的粮食困难，要好好向农民说清楚，告诉农民，如果拿不出这么多的粮食，城里人没有饭吃，工业搞不好，国防搞不好，反过来也影响农业，农业也搞不好，要使他们顾全大局少吃一点，把粮食卖给国家。当然，国家虽然没有很多的外汇去购买粮食，但也要千方百计地去买一些，来解决粮食问题。总之，这需要高超的工作艺术，要争这个上游。刘 少奇还说，过去只争“黑夜当白天”、“苦战几昼夜”，那个上游是容易争的，而争这个上游，却真要有点本事，真要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要走群众路线，要实事求是，要对党负责，又要对人民负责。这样地争上游，是应该受奖励的。他还苦涩地说，过去，农民是把粮食交给地主、富农，现在是交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