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的起草工作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中进行的。

　　12月31日，报告开始有了点眉目，陈伯达将第一部分分送邓小平和刘 少奇。陈伯达在给邓小平送报告时附信说：

　　小平同志：

　　这是大家议出的报告初稿的前言和第一部分（形势和任务），文字还很粗糙。现在送上六份，请斟酌决定，是否分送常委同志，并请您提示意见，以便修改。

　　少奇同志处，我也送了一份，因为他问过我起草的情况。

　　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今晚可以搞完，明天可以送上。

　　敬礼！

　　伯达

　　12月31日上午

　　陈伯达在给刘少奇送报告的第一部分时附信说：

　　少奇同志：

　　这是大家议出的报告初稿的前言和第一部分（形势和任务），还很粗糙，现在送上一份，请提示意见，以便改正。

　　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今晚可以搞完，明天可以送上。

　　敬礼！

　　伯达

　　12月31日

　　1962年的1月1日和4日，陈伯达又先后把报告的第二、第三部分送给刘 少奇审阅。并附信说：

　　少奇同志：

　　这是报告草稿第二部分，请审阅。 伯达 1日

　　少奇同志：

　　送上报告草稿第三部分，请审阅。 伯达 4日

　　从后来陈伯达送报告的情况，未见给邓小平的信。这其中的情况不甚清楚。刘、邓看了报告的第一部分是什么反应，没有文字记载。有一段比较著名的是吴冷西的回忆。

　　吴冷西说：12月22日，刘 少奇看完第一稿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和胡绳谈话。他“劈头就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少奇同志特别嘱咐我们：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头了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刘 少奇的这段话，我们在访问赵家梁时，得到一些印证，他对刘 少奇讲的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错了由政治局负责的话印象很深，说有这回事。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刘 少奇认为报告稿在总结过去几年的工作方面，关于中央的缺点错误讲得还不够，还有点吞吞吐吐，没有放开，因此主张要放开讲，要讲够。关于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他认为列举的事例还不到位，因此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在党的问题上，他特别强调了这几年党内反右倾的问题。其实这是中央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刘少奇抓到了点子上。

　　但刘 少奇是不是讲了这个话，什么时候讲的，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因为12月31日才起草出报告第一稿的第一部分，而吴冷西说刘 少奇是12月22日看了报告的第一稿讲的，首先在时间上就不相吻合。

　　从胡绳的日记和回忆来说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

　　1962年1月1日晚饭时，陈伯达找到胡绳，邀请他加盟文件的起草工作。在这之前的1961年12月31日，陈伯达已将报告的第一部分送给了刘、邓，之所以次日晚饭时陈伯达找胡绳参加起草工作，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刘 少奇对第一部分提出了不少意见，修改的任务比较大，所以陈伯达赶紧加强力量，请胡绳加入进来。

　　1月2日，刘 少奇、邓小平来到钓鱼台谈对报告的修改意见，因为任务急，胡绳抱病前往。具体刘、邓讲了什么，胡绳日记没有记载。会不会就是吴冷西回忆的刘少奇那一段慷慨激昂的话呢？显然，刘 少奇的那段话，是针对整个报告讲的。但其实到1月2日，刘 少奇还没有看到报告的第三部分，吴冷西既然把具体的时间搞错了，也很可能把刘分几次讲话的内容记忆成了一次。或许是另一种情况，刘 少奇在报告初稿没有出来以前，找秀才们谈谈报告的写法和内容，这也是有可能的。但从吴冷西的回忆本身来判断，又显然说是刘 少奇看了报告稿以后提的意见。至少刘 少奇讲话的第四点内容，从刘 少奇在七千人大会起草委员会的那个讲话来看，还没有如此大胆。总之，吴冷西的这段回忆也有待推敲。

　　从1月2日起，胡绳负责修改报告的第一部分“形势和任务”。

　　三天之后，1月6日上午，邓小平来到钓鱼台审看改后的第一部分，边读边议边改，直到14时通过。邓小平走了，刘 少奇随后就到了。有意思的是，邓小平通过的第一部分，在刘 少奇那里没有通过。胡绳回忆：

　　下午，少奇又来看，看后他找到我，问：你看下面县委书记一级的同志们对形势的估计会满意吗？我说差不多了吧。他举了下面的一些情况，说了有些县委书记的意见。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估计得太轻了，讲得不够。好像对前两年工作的检讨也提出了意见。总的感觉，少奇没有通过，表示不满意，于是大动干戈，一直改到凌晨3点钟才大体完成。好像也不只是内容不行，还包括逻辑上的问题。

    通过胡绳的回忆，可以看出，刘 少奇坚持要把困难的形势讲透，那么吴冷西的有关回忆可能也是确实的。最后下发大会的报告稿，基本体现了刘 少奇所讲的精神。比如，报告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应当承认，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是严重的。1961年国家的财政收入锐减，通货发行过多，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的吃、穿、用都感不足。”“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成绩的，而且成绩很大；另一方面，我们又遇到了困难，而且困难相当严重。”

　　1月7日，邓小平来钓鱼台审看报告的第二部分，没费太大的周折便通过了，对第一部分的修改也表示同意。邓小平走后，刘 少奇又来了，通读第一、二部分，这次刘 少奇没有提出大改的意见，较顺利地就通过了。晚上，胡绳又帮助田家英突击第三部分，胡绳写了这个部分的“帽子”，虽只千余字，胡绳说搞得好辛苦，也搞到夜里3点钟。搞完如释重负，倒头便睡，那里吴冷西、田家英还在统改第三部分。睡梦中，吴冷西、田家英曾两次催促他起来和他们一起审改第三部分，但无论如何，胡绳也赶不走睡魔，“已不能读稿了”。

　　1月8日，邓小平上午9时就来到钓鱼台，审读报告的第三部分，比较顺利，通过了。之后，刘少奇也来审读第三部分，未提大的意见，基本通过。

　　通过上面胡绳日记的记述及回忆，也可以印证吴冷西讲田家英的第三部分改动不大，通过得比较顺利一事。

　　在刘、邓审改第三部分的同时，为了抓紧时间，听取参加小型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对报告的意见，刘、邓吩咐将报告的第一、二部分先发到与会者手上进行讨论。参加小型工作会议的同志是8日和9日上午看稿子，9日下午进行了讨论，议论甚多。

　　刘 少奇在钓鱼台同起草班子一同改好稿子之后，还不放心，又将稿子带回家中继续琢磨。8日夜12时他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上批示：

　　胡绳同志：

　　此件我又把前面几段看了一遍，有一点修改。国内形势部分还有些地方是别扭的，请你们明天好好再改一遍。

　　1月9日，起草班子在钓鱼台将全稿重读一遍，进行文字修改。他们本以为半天就可以完成，结果因为刘少奇对第一部分还不满意，他们一直弄到深夜才将稿子全部改完。这一天刘少奇再次来到钓鱼台定稿，邓小平没有来。

　　通过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七千人大会报告的内容是逐渐清晰起来的，报告的基调是按毛泽东的想法来定的，起草工作则是在刘 少奇和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搞的。1961年12月31日以前的起草工作，主要是邓小平抓的，从1962年1月1日起，主要是刘 少奇主持。尤其是刘 少奇，将他自己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体会，对形势的感受大胆地写进了报告。报告也因此在大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改变着大会进程

　　1962年1月8日上午，七千人大会报告稿的第一、二部分在发给小型中央工作会议的同时，邓小平嘱杨尚昆送毛泽东审阅。报告的第三部分则于9日晨送给了毛泽东。有关这一情况，1月9日10时，杨尚昆给毛泽东的信中，有着明确的记载。杨尚昆写道：

　　主席：

　　小平同志嘱向你报告两件事：一、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初稿），共三部分，前两部分已于昨日送上（已同时发工作会议，今天各组即将讨论），第三部分今晨已送出，这个稿子是少奇同志主持修改的，报告也即由少奇同志作。小平同志希望你审阅。二、书记处向常委的报告和几个附件，应如何处理，请示。出席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昨天基本上已到齐，近几天他们都在参观。

　　前面谈到，1月9日起草班子开始对报告稿进行统改，本来想一上午就可以改完的，结果一直忙到深夜才弄完。这一天，刘 少奇为了使毛泽东尽快看到统改的稿子，又把先统改好的第一、二部分请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送毛泽东审看。徐业夫1月9日23时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主席：

　　这个报告，今天又作了修改。少奇同志指示，把这个报告在今天晚上送给主席一阅。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再过几个小时就送来。请主席看这个修改稿。

　　从杨尚昆和徐业夫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于1月8日和9日晨收到报告第一稿，9日23时收到报告第二稿（第一、二统改部分）。11日就将举行大会，下午刘 少奇就要代表中央作大会报告。毛泽东9日23时才收到报告第二稿，而且还缺第三部分。这时，距开会的时间只有一天，这对毛泽东来说，显然是太紧张了。

　　毛泽东一夜未眠，在10日上午10时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他作了批示，说：

　　田家英同志，告少奇、小平、伯达同志：

　　此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②，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3天做报告。在此3天内（1月11，12，13），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毛 泽 东

　　1月10日上午10时

　　毛泽东提出刘 少奇推迟三天作报告，大会先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和由周恩来报告苏共二十二大的问题。本来，这也是毛泽东非常关注的两个重大问题，也是大会程序中已经安排要进行的问题。

　　但大会日程安排并非如此。

　　1月11日，大会如期举行了。但与会者并没有讨论有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也没有听取周恩来的报告，而是以省为片，以地区为单位，阅读和讨论报告。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在毛泽东决定推迟3天讨论报告的当天上午，也就是说在毛泽东刚刚写了上述给田家英、刘 少奇等的批示后，很快又改变了主意。他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召来他的住处说，报告的第三部分他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刻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准许各种意见的发表，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报告稿连夜赶印出来，1月11日及时发到参加大会的同志手中。

　　大会也没有举行开幕式。

　　七千多人的全体与会者拿到文件以后，在11日利用一天的时间阅读文件，12日起，分组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

　　这个改变是出人意料的。

　　首先刘 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没有想到。按照一般的做法，党中央向代表大会或重要会议提出的工作报告，应为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文件，而这个文件所表达的思想观点、提出的工作任务应该说已有很大的权威性，一般不会再作重大的更改。特别是工作会议，并不履行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因此完全可以就中央提出的报告形成决议或一致意见，而不必再在大的范围内进行如此广泛深入的讨论。所以，按照原来的设想，大会是以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为中心内容，开会10天，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就达到了开会的目的。况且，报告是由刘 少奇、邓小平亲自主持定稿的，难道这里面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第二，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同志，也没有想到。按照通常习惯，他们将报告起草出来之后，交给中央由报告人在大会报告，根据大会提出的意见进行斟酌修改就通过了。而报告稿不交政治局讨论，就直接发到大会讨论，这在党的历史上比较少见，非同寻常。他们的感觉是：报告的事情还没有完。为了这个报告，他们日夜苦干了不少时日，眼看可以脱手了，结果直接发给大会讨论，这表明后面的工作还很多，还得接着干。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呢？对于这个决定，目前有着不同的看法。当时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吴冷西说：“毛泽东提出这个不同于往常的开会方法，可能是考虑到大会要解决的问题关系重大，有必要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种不同意见”。

    也有人说，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就是嫌太空了。他因此提出让县委书记去讨论、充实，看看是不是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

　　还有的认为，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是因为报告的调子太低了，对“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得不够，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他“是要大区书记出来讲话，不是少奇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了”。

　　甚至有人说，毛泽东把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讨论，采取三不主义，表面看是充分发扬民主，实际是“钓鱼”。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也有一个说法。他在1月30日的大会讲话时说：

　　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 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

　　各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实际情况，笔者准备在下一节进行专门的分析讨论，以求教于各位读者。但这里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毛泽东从这一刻起，开始密切关注大会的动态以及会议的情况，并不断提出新建议，改变着会议的进程。

　　自毛泽东做出将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的决定之后，1月11日，杨尚昆同徐子荣商量决定，由中央办公厅组织35个人派往各个组收集意见，以将会议动态迅速反映给中央常委各同志。

　　1月12日，大会开始讨论报告。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大会对报告的反应十分强烈，“果然议论纷纷”，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晚上，刘 少奇亲自听取各组讨论报告的情况汇报，从20时30分一直持续到零点30分，整整4个小时，可见内容很多。杨尚昆感到“倦极”，当年的杨尚昆是55岁，已感疲惫不堪，64岁的刘 少奇是否劳累，就可想而知了。

　　关于大会讨论的情况，不用说，很快地就报告了毛泽东。鉴于大会的纷纷议论，1月13日上午，毛泽东向杨尚昆又提出一个新建议，延长会议的时间，以小组讨论为主，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报告经大会讨论定稿之后，直接发给大会，少奇同志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报告稿，只是对报告稿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

　　毛泽东提出这个建议后，杨尚昆立即向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了汇报。当天下午，刘 少奇、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用了两个半小时，在钓鱼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会议日程作了重新调整和安排。

　　1月14日，田家英将上述安排写成书面材料报告了毛泽东。田家英在报告中说：

　　主席：

　　昨天上午主席对会议进程的意见，尚昆同志已向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报告。他们都说，同意主席的意见，对会议进程作了如下的布置。　　　　

　　１４日（星期日）休息。

　　１５日（星期一）继续开小组会，讨论少奇同志报告初稿。

　　１６日（星期二）继续开小组会，讨论少奇同志报告初稿。

　　１７日（星期三）小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起草小组修改出少奇同志报告的第二稿。

　　１８日（星期四）小组继续讨论核算单位问题，或者读文件。少奇、小平同志通读和修改第二稿。

　　１９日（星期五）第二稿发到各同志手里，阅读一天。

　　２０日（星期六）少奇在大会作报告，不念报告稿，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

　　２１日（星期日）休息。

　　２２日（星期一）周恩来同志讲话，主要讲经济计划、进口粮食，对外的欠帐和援助，精简机构等问题。小平同志讲话主要讲党的问题。

　　２２日以后，各小组开小组会，又交叉开一些政治局常委同志讲话的大会。会期准备延长至２８日。２６日修改出少奇同志报告的第３稿，即作为最后定稿。

　　以上布置，小平同志要我报告主席，并问主席还有何指示。

　　田家英

　　1月14日

　　毛泽东看了田家英的报告，没有表示异议。大会即开始按这一安排进行。

　　很快，又有一个新决定，再使大会改变了会议主题。

　　正当大会按照中央的安排进行的时候，1月15日，杨尚昆从各小组的简报中，看出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对大会的主题提出了挑战。

　　杨尚昆说：从“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王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了解了这个情况，杨尚昆不敢怠慢，于次日（16日）上午立刻将自己的看法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也觉得问题重大，指示杨尚昆即刻向刘 少奇汇报。下午，刘 少奇在听取杨尚昆的汇报后，说：“问题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一些同志接受教训不够，还没有充分认识，现在不说通，将来还会犯错误。此情况应向主席反映，由主席决定会议如何开法。”

　　随即，刘 少奇带着杨尚昆一起来到邓小平家，与邓小平共同商量，决定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杨尚昆将刘、邓二人的意见告诉了田家英，请田向毛泽东转报。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也觉得问题重大，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就是为了反对分散主义，现在地方同志有意见，这不是从根本上动摇大会的基础吗？当天晚上，毛泽东走出了中南海，来到钓鱼台，在12楼召集刘 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讨论大会如何进行的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央认为地方的同志严重存在着本位主义，不顾大局的情况，中央很难集中调整、指挥；而地方的同志显然有不同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没有采取堵的方法，他们顺应会议的潮流，决定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于是一个新的决定产生了：即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先谈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对于报告不论是文字问题，还是原则问题，都可以讨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甚至全部推翻，但是正确的不能推翻，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毛泽东还说，重新写好的稿子拿出去以后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

　　当晚，就组成了一个有二十一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

　　至此，大会的主题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一转而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

　　过去有不少人认为，大会之所以重新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主要是毛泽东对报告不满意。本来刘 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经大会讨论通过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重新起草？除了毛泽东的不满意，似乎不会再有别的解释。但上述情况应该说已经澄清了这个问题。

　　1月16日晚上决定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1月17日，委员们就走马上任，每天下午，齐集中南海怀仁堂的一间会议室里，对报告进行讨论修改，直到24日才告结束。

　　因为大会议论纷纷，也因为又组织了起草委员会，还因为毛泽东吸取了1958年和1959年两次郑州会议的经验。他多次讲，那两次会议干嘛那么匆匆忙忙就结束了呢，如果开的时间长一些，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来的事情就会好一些。所以，这次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决心让大家把意见全部讲出来，决不匆匆忙忙的结束会议，决不再留什么遗憾，所以大会一再顺延，一直到1月27日，刘 少奇才作大会报告。

　　按照原来的会议安排，刘 少奇报告完毕，大会讨论通过，会议就算结束了。结果，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又出现了。

　　1月29日，毛泽东向大会宣布，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由此，会议又掀起一个高潮。关于这个情况，下面还要涉及，这里暂不详述。

　　直到2月7日，大会才告结束。

　　一个接着一个的出人意料的决定，把个七千人大会搞得波澜迭起，高潮不断，既总结了经验，又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了全党，振奋了精神，七千人大会获得相当成功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