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鲁山县委书记杨国殿2002年在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回忆，他们住在西颐宾馆，两个人一个房间，住得很宽敞，也对住宿条件表示满意。那么这次大会吃得怎么样呢？张文奇说：

　　当时的经济比较困难，会议吃饭也是一件大事。

　　吃饭是10人一桌，大锅菜。不管你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一样。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

　　像我们安全保卫组为了保证会议供电，保证食品安全，有时把供电局的工程师、负责人，还有供应食品的人找来开会，每到吃饭前就赶紧散会，不然没有办法管人家的饭。有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饭。就这样，特别严呀。

　　做保卫工作的，每个驻地警卫组也就一两个人属于在编人员，大会管吃管住，不在编的，大会不管饭。结果弄得内部同志也有意见，同做一样的工作，为什么你在编，我就不在编，就不能在会上吃饭呢。实在是编制有限呀，前门饭店来来回回的那么多车辆，就3个警察可以在会上吃饭，剩下的统统自己解决。大会规定的工作组就这么多人，超过是不行的！

　　每次吃饭，桌子上都吃的光光的，四菜一汤。为了节约，都是大锅菜，大家连菜带汤一起吃。就这样各个饭店都叫苦，要达到中央规定的标准，做不出来，还得往里贴钱，所以炖菜多，不过县委书记高兴，比他们在家里吃得好。

　　河南鲁山县委书记杨国殿回忆说：

　　毛主席说的两干一稀是，早晨是稀饭，有时也有干的；中午四菜一汤，晚上稍差一点，也属四菜一汤吧。但比我们在家里吃的好多了，可以吃上米饭、馒头，尽管我们是县委书记，在家里也填不饱肚子。当然我们是重灾区。你问能不能吃饱？能够吃饱，但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论副食还是主食，都是光光的。开了近一个月的会，只是在春节那一天，中午吃顿饺子，每张桌子一瓶酒。其他没有了。你说平时能吃到肉吗？能够吃到一点，但不是很多。

　　七千人大会的特点是规模大、时间长，还对外保密，那么当时的保卫工作如何呢。关于对外保密的情况，张文奇说：

　　因为七千人大会对外是不宣传的，所以是一个内部会议。这么多人，时间又这么长，外国人还是感兴趣的。北京饭店是各个工作组的大本营，大区书记都住在北京饭店，大会的工作班子也住在北京饭店。另外北京饭店还有加纳、叙利亚、马里、阿尔及利亚4家外国使馆。

　　那时不大了解外国人如何搞情报，说人家拿一个大头针在电话线上一扎，就可以窃听。北京饭店呢，又是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地方，他们吃饭、会客、理发……进进出出的不少人，你也不能因为开会，就不让人家来吃饭、理发吧。所以安全保卫工作比较艰巨。为了防止外国人搞窃听，我们还专门请了一些这一方面的技术专家，看一看会不会泄密。最后没有发生泄密的情况，据说还是有反映，外国知道这么多人在开会，但干什么他们不知道。友谊宾馆还有30多个外国专家，附近还有苏联的一所中学。但都没有出现什么泄密事件。

　　关于国内的情况，张文奇说：

　　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群众埋怨我们这个党，因为浮肿、饥饿，心情不舒畅，所以保卫工作既要防止敌人的破坏，又要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好的方面是那时还没有现代化，没有搞什么恐怖活动的，虽然有不满情绪，矛盾也不像现在这样突出，老百姓还是听话的，北京市一动员，群众的积极性就很高。

　　所以保卫工作的特点是，当时并不担心敌人来搞什么破坏，主要是怕一些设备出问题。因为我们各方面的基础设施都不行，比如北京饭店，说是两路供电，其实线路的质量很差，其他饭店都是一路供电，惟恐哪一处线路短路，造成停电，影响会议的正常进行。再如吃饭，怕吃不好中毒，或者闹病什么的，使会议代表心里不高兴。要说七千人大会的保卫工作很紧张，是紧张极了，不过那个紧张，主要是紧张这些问题。

　　你每时每刻都要了解各个驻地的线路情况，供电问题，还有锅炉问题。像人民大会堂，下面很好看，但上面都是木质结构的，每次开会都有几个人在上面看着，怕被电烤热木头烧着了。这种情况一直到国庆35周年才得到改善，换成了钢的结构。

　　整个大会期间，没有发生断电情况，也没有用过蜡烛。在其他方面也没有出现什么事故，非常顺利。这次会议完了之后，公安部召开全国警卫工作会议时，就让北京市公安局代大会起草文件，要把北京的经验揉进去，要求全国都要向北京一样。所以中央也是满意的。

　　这次大会有七千多人，每次集会，都要动用很多车辆，与会者乘的是公共汽车，还是大客车。有那么多车吗？张文奇说：

　　大会组织的比较好，开大会时的用车高峰一次是800多辆。当时的北京有两家汽车运输公司，一个是首都汽车运输公司，一个是友谊汽车运输公司。大会的车主要租的是首汽的。

　　从乘车情况来说，省委书记以下都是坐大车，中央局以上的领导坐小车，个别身体不好的同志、领导找谈话赶不上坐大车的派小车。

    开大会时，没有用过开道车。那时开会不像现在都是事先定好的，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兴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那怎么才能做到既准时又安全地把上万人送到会场呢？我们编了一个顺口溜：时（间）不够分路（走）；（道）路不够分时（走）；路、时都不够，断一条路，也就是说让社会车辆暂时停一下，先把与会人员放过去。

　　为了交通安全，交通部门事先都把抽调来的车辆，包括在京的车，那些司机进行培训，

    怎么走，走哪条线，要注意哪些事情等等，一一交代清楚。这样做起来就比较有章法了。

　　大会结束后，停在大会堂前的车，中央要求20分钟之内必须疏散完毕，结果最长的时间我们才用了18分钟，也就是说没有超过18分钟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事先总是同与会人员说好，原地上下车，这便于散会后找车。白天打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南局，西北局之类的字，各饭店派人接送，晚上打带灯的牌子。这是因为大多数代表没有来过北京，容易找不到车子。凡事都想在前面，工作做得很细致，因此也就完成的比较好。

　　北京市的交通工作曾两次受到表扬，一次是纠正违章时敬礼，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一次就是七千人大会受到周总理的表扬。开大会时基本没有影响社会车辆，也没有因为车辆调配不好耽误了什么事情，更没有影响会议的进行，除了几次小车刮蹭，没有出现大的交通事故。你们知道，那时候汽车的质量是很差的，但从未因此出现抛锚的情况。

　　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七千人大会的筹备工作，虽然时间短、任务重，但是大家以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安排得井然有序，非常到位。会议时间虽长、又处在困难时期，但是大家同心协力，克服了一切困难，以保障七千人大会的顺利进行，以当时极端匮乏的物质条件，不能说不是个奇迹。

    刘 少奇 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报告经过

    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另一项筹备工作，就是为大会起草一个报告。

　　七千人大会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就是程序简单，没有很多的议题，中心问题就是讨论通过一个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就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或者说是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再详细点说，即：“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所谓总结经验，是对建国12年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4年的工作 ，进行总结，正确的错误的都要总结，说清楚这几年哪些是做对了，哪些是做错了，发生错误以及出现困难的原因。再有就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领导。所谓统一认识，主要是对过去的工作统一认识，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统一认识。报告还讲了党的问题，其实也主要是针对反对分散主义，要加强全局观念等问题来谈的。

　　报告肩负着这样一个任务，其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报告是什么时候决定起草的呢？报告中心要讲些什么问题呢？起草过程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参加起草工作的吴冷西在《同家英共事的日子里》有比较详尽的记述，但可能因为年代久远，记忆模糊，吴冷西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内容上，均有不少错讹之处。

　　比如，吴冷西回忆：1961年11月5日，刘 少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要为大会准备一个报告，少奇同志指定由陈伯达牵头，我和家英、胡绳⑤参加。11月6日，邓小平即来钓鱼台八楼召开会议，提出报告的框架为四部分：（一）形势和任务；（二）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三）改进党风；（四）基本经验教训。会议还进行了分工，其分工是：吴冷西负责第一、二部分，由梅行、杨波、马洪、廖季立、张沛协助；田家英负责第三部分，由赵汉、潘静远协助；胡绳负责第四部分。

　　在吴冷西这段叙述中，至少有三处错误。

　　第一，七千人大会是1961年11月12日才决定召开的，11月5日、6日，刘、邓不可能分别召开会议，因为那时还不存在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问题。

　　第二，刘 少奇指定由陈伯达牵头，田家英、吴冷西、胡绳参加，但根据胡绳的日记记载，胡绳是1962年1月1日才加入进来的。

　　第三，吴冷西说，11月6日，邓小平就定下来报告的框架是四部分，实际上，一直到12月21日，邓小平还说报告想讲三个问题，并不存在第四部分“基本经验教训”的问题；在1962年1月11日下发大会的报告稿中，也没有“关于基本经验教训”的内容。关于基本经验教训部分，实际情况是大会召开以后成立的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在讨论修改报告时才加写的。在大会之前起草的报告，既然没有“基本经验教训”的内容，胡绳又是1月1日才加入进来，所以说由胡绳负责起草第四部分“关于基本经验教训”的问题，也就很难成立了。

　　类似可以商榷的内容，还有一些。如吴冷西在回忆中提到，刘、邓在同起草班子谈到报告在分析产生困难的原因时，曾提出“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这个观点无疑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在其他场合刘、邓的讲话中，从未发现类似这样的内容，起草出来的报告也看不出有这样一种观点。报告在谈到产生困难的原因时这样说：“在这几年里，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再加上1959、1960、1961连续三年全国广大地区的严重自然灾害，就使我们遭到了许多困难。”“1959、1960年农业上的严重减产以及农村所发生的许多困难情况，一方面，是受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对于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的一种惩罚。”从这个情况似可以得出结论，吴冷西的回忆有待商榷。

　　还有，吴冷西回忆：“12月21日，小平主持讨论第一稿，富春、先念、一波、谭震林、安子文等参加。会上讨论的意见主要是对第一、二、四这三部分的，认为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15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值得考虑”等等。

　　这里仅对一点提出质疑，即15年超英的问题。实际上在1962年1月11日下发的报告中，还是保留了这一提法。报告说：“这次会议，是一个为实现再经过10年左右时间在主要工业品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而奋斗的会议，是为实现党关于10年长远规划的目标而奋斗的会议。”报告还说：“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11月提出了15年左右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任务，就是说，从1949年起，我们要在20多年的时间内，完成或接近完成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一百几十年中做过的事。这个要求是我们经过努力可能实现的。”

　　此外，这个时候的报告，也没有起草出第一稿。有关这些情况下边还要谈到。

　　吴冷西讲得很具体，有月有日，还有刘、邓讲话的具体内容。但确实有不少内容同原始记录很难对上。下边根据现存的一些档案材料、胡绳的日记，及包括吴冷西等当事人的回忆将报告的起草情况记述如下：

    1961年11月12日，邓小平等在毛泽东处决定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简称七千人大会）之后，13日，邓小平就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了这个决定。邓小平介绍了毛泽东提议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的情况，还谈到了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中央、大区同志都讲话。搞思想一致，解决小天地太多的问题。邓小平强调：集中统一问题，我们党从来没有这样分散，不讲真话，这两年搞成这样子，各人搞各人的小天地，目光如豆，要把这种空气转过来。然后邓小平说，请伯达把这几年的中央文件指示究竟有哪些不对，开个帐单子，所谓这几年，是指从1958年北戴河会议决议以来。他还说：伯达的任务是查文件，搞清楚了。将，归你点；人，归你调。

　　从邓小平传达的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来看，毛泽东在提议召开大会时，没有谈到中央要起草一个报告，只说他准备讲话，大区同志讲，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同时提出让陈伯达把从1958年夏北戴河会议以来的中央文件清理一下。但从毛泽东的讲话内容来看，大会要总结经验，中央要承担责任，要加强集中统一的基本精神是有了。

　　我在研究中发现，自邓小平11月13日中央书记处讲话之后，在文字档案中，很少看到有关筹备七千人大会的情况。一个月后，12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主持讨论中央书记处给毛泽东并中央常委的报告时，谈到的一些情况，对我们了解七千人大会报告的准备情况多少有些帮助。

　　邓小平说：这个报告（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及一些编选的文件是根据主席指示搞的，以便对工作会议有所交代。这几年工作中有一些错误、缺点，其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委。为了检查，主席要伯达检查这几年中央文件，起草这个书记处的报告，并编了一批文件，总的说来，毛主席历次反映我们根本路线、政策的议论，是正确的，但我们有若干具体政策措施，与指导思想相违背。

　　这个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讨论时，对这个报告提了一些意见。邓小平说：这个报告对缺点、错误是否概括为四点：

　　一是许多具体问题、具体政策违背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违背了总路线，现在需要调查研究，搞一套具体政策。

　　二是计划偏高、多变，打破了一切程序。

　　三是几个大办，而且限期完成，把实事求是作风，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搞掉了。

　　四是体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乱。

　　他还说，报告前面要加上中央总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关于上述四条，我们要负责的，影响到下面出毛病。

　　这时，周恩来说：不先这样说，下面看了报告，当面不说，背后不服。

　　在会议快结束时，邓小平说：七千人大会的讲话提纲，要在下月1、2日交中央小型工作会议通过，讲话中要着重讲党的问题，也是带总结性质的，大致一万四五千字，书记处责任也加进去。

　　从这个情况来看，在毛泽东提议召开有县委书记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之后，首先做的工作是清理中央文件和起草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关于七千人大会的报告怎么写，写些什么其实还在酝酿当中。

　　从下面的一些材料，对报告的内容及起草情况就越来越清晰了。

　　11月12日，毛泽东提出召开七千人大会，11月底他离开北京，沿京沪线南下，沿途考察了天津及华东几个省市，12月18日回到北京；刘 少奇11月16日南下广东从化疗养，12月19日回到北京。这里有一个插曲，当时刘 少奇在党内的地位非同一般。不少人向毛泽东建议编辑出版他建国后的著作，毛泽东总以还不成熟为由，没有进行。但毛泽东一直主张编辑出版刘 少奇的选集，尽管刘 少奇也不断地拒绝，但还是成立了《刘少奇选集》编辑组。这个编辑组见刘 少奇到从化疗养，也赶往从化，想在那里把文稿与刘 少奇本人一起过一遍。结果他们赶到时，刘 少奇已经走了，没有接上头。刘 少奇匆匆离开从化的原因，是为了参加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小型工作会议，当然也是为了筹备召开七千人大会。刘 少奇对七千人大会的重视也是非同一般。

　　12月20日，有省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工作会议开幕。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住处—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有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周恩来关于对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安排情况的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对邓小平、周恩来提出会议准备先讨论形势的做法，表示满意。说有形势，才有气。他针对周恩来提出的需要集中统一的问题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啦。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当周恩来估计形势说，当前有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毛泽东说，任务有什么重呢？无非是农村多征购农产品给城市。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我们12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是很好的形势！这就更强了，不是更弱了。这是一。民主革命时还有一条经验，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一整套完整的具体政策，不然，人家不相信，不能把事情办好。这是两条很重要的经验。谈到过去的错误时，毛泽东说是四高和几个大办，另外还有供给制、食堂。毛泽东在天津同刘子厚等谈话时也说过，搞供给制，搞食堂现在看来，这是很可笑的事。错误的后果，是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再次强调了，错误的责任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他说：他到下边，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也说到中央，但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实际上为当时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定了调，也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定了调，也等于为七千人大会的报告定了调。通观七千人大会的报告，的确也没有超出毛泽东谈话的精神。

　　12月21日，邓小平受大家之请在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他首先讲了会议的安排，说，从现在起，要搞到明年1月10日，连下次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一直搞到明年1月20日。会议讨论的问题，一、国际形势；二、国内形势；三、明年计划的确定和长远计划的初步设想；四、商业问题；五、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成熟，花不了多少时间；六、党的问题，毛主席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了一下，回来也跟我们谈，明年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字，明年要大抓一年……所以建议这次会议议一议党的问题。这次会议实际重点是讨论形势、经济计划和党的问题。

　　邓小平在讲话中，又讲了中央书记处报告的情况。他说：关于这几年的具体教训，最近中央书记处给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个报告，概括了一下，究竟我们这几年在哪些问题上出了毛病，这是主席提出的，他要我们具体研究一下北戴河会议后这三年的文件和指示，看究竟问题在哪里。毛主席的出发点是这样：只讲过去我们错误的责任，应该是中央第一，省第二……各省去传达，就不肯讲中央有责任，自己担起来了，主席说，这不合实际，所以，主席要我们书记处专门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文件，系统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责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研究的结果，编了两个本本，一本是毛主席在这个阶段的语录，这是确定我们党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研究的结果，没有错误。这个本本，将来会印发的，因为这些东西过去没有拿出来过，常委还要先议，还要主席批准。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比如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搞的东西，批转了，这个毛病就很多了。许多毛病是出在这上面……而这一部分，说到中央的责任，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因为这些文件主要是经过中央书记处拿出去的。接着邓小平谈了中央书记处的错误，大体同他12月16日所讲的相同。

　　在谈到过去的错误时，邓小平还说：过去这几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是出在我们“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错了，还是出在我们的具体措施，具体政策？我们研究的结果，结论不是指导思想的毛病，因此，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我们具体政策的问题，具体措施的问题，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

　　邓小平讲到这儿时，刘 少奇插话说：我说，总路线是不错的，是执行中间的错误，广西有人驳我，说我这个话似乎有问题。我看基本上还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执行的结果，与总路线相反，中间有很多主观主义。

　　关于这次会议要谈的党的问题，邓小平列举了七个方面：一、要立志气。他说，我感觉，过去我们志气太大了，最近志气太小了，所以要立志气。二、要加强纪律性。三、要强调统一领导，克服小天地。四、要有全局观念。五、要提倡实事求是。六、要搞群众路线。七、要严格党的生活。

　　讲到最后，邓小平向大家通报了七千人大会的准备情况。他说：最后讲一讲，我们不是有七千人大会吗？这七千人的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把大家搞来了，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准备在会议上作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来讨论一下这个报告。通过这个报告，再去讲。这个报告，由伯达同志主稿，想讲三部分的问题：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党的问题讲些什么，刚才也提了一些。讲这样三个问题，太宽了恐怕也不行。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作准备。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到12月21日，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已经基本成型，中央文件也整理出两个本本，其中一个关于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语录，后拟名为《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央书记处编印），印8000份，下发七千人大会。另外一个不详，可能没有下发。

　　关于七千人大会的报告，到12月16日，邓小平还在说要有一个提纲，过了5天，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准备在会议上作一个报告，报告讲三个问题，这个报告正在由陈伯达领班起草等等。具体是什么时间决定起草大会报告的，起草班子是什么时候组建的，目前还不太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到12月21日已经在起草了，报告的内容也明确起来了。

　　关于参加起草报告的同志，如吴冷西所说，他负责起草第一、二部分，梅行、杨波、马洪、廖季立、张沛协助，田家英负责起草第三部分，赵汉、潘静远协助。

　　起草班子成立后，参加起草工作的秀才们立即入住钓鱼台。上午，大家在一起扯。参加起草工作的赵家梁回忆说：陈伯达往那儿一坐，就说，我要死了，昨天又没有睡好觉，你们有什么想法先说说。有时候我们说一说，有时候陈伯达又说了，你们不说，我先说，他就谈开了。其实他早就心里有数了。我们改了一稿又一稿，当时的气氛很好。陈伯达的人品不好，但他对起草报告还是很认真的。我们上午扯完了，下午就写，晚上看电影或者看戏，然后再接着写，很紧张。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