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8年中苏交恶以来，中间经历了不少曲折。1960年下半年，中国的困难形势严重暴露出来，毛泽东等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在国内问题上。这时的苏联因为U—2飞机事件，同美国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势如水火”。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苏关系出现了缓和，1960年11月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就是苏中双方相互妥协、求同存异的产物。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参加。公正地说，周恩来是带着强调团结，强调反帝的态度前往的，决不是去挑衅的。但此时的赫鲁晓夫受“猪湾事件”⑤胜利的鼓舞，正是他个人权力达到颠峰、忘乎所以的时候。他认为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的领头人美国很有办法，另一方面又可以指挥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推行“和平共处”的国际路线。所以在苏共二十二次大会上，他决定“利用中国国内的局势，动摇毛泽东的地位。因为苏联人从秘密渠道得到情报说：中共内部对苏方针有分歧，毛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在增长。”在大会上向中国发难。

　　周恩来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正面临着苏联的压力，就是说我们国内的情况有困难，修正主义利用这个，想把我们压下去。”

　　赫鲁晓夫自己也说：“实际上，我们对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

　　赫鲁晓夫的举动，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提前回国。

　　赫鲁晓夫的挑衅行为，无疑也更加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比较少见的。他以率刘 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到机场热烈迎接周恩来的举动，向赫鲁晓夫表明中共领袖是团结一致的，以及中共对赫鲁晓夫的决不屈服态度。为了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不被赫鲁晓夫利用、看扁，毛泽东和中央决心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迅速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

　　七千人大会会期28天，主要讨论国内问题。按通常情况，苏共二十二大刚刚开过，中苏关系再度紧张起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一定要由周恩来讲一讲国际问题。此前，中央的小型工作会议，曾用很长的时间谈苏共的二十二大，谈国际形势。七千人大会召开前，毛泽东也曾提出让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讲苏共二十二大的情况，但后来周恩来没有向大会作这样的报告，整个大会都是专心致志地讨论国内工作。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央是把对赫鲁晓夫的怒火强行压下，一心一意要把中国的事情处理好。如果中国同志团结一致，克服了困难，搞好了经济，不但可以顶住来自国际的压力，还可以战胜各种挑战。这也是毛泽东下决心要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原因之一。

　　会议的直接起因—粮食征购发生了问题

　　中央决定制定7年计划，是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但对眼下,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尤其是火烧眉毛的粮食问题，必须即刻解决，容不得半点拖沓。

　　3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因为粮食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中央才下大决心精减城市人口，虽然减掉了1000万人，国家手中的粮食还是很难满足城市的最低需求。加上国家手中的外汇不多，又无力去国际上购买很多粮食。以当时的国际环境，即使手中握有外汇，也担心一些国家不会卖粮食给中国。

　　因此，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不得不挖了库存。1961年9月8日，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说：“国家周转库存比去年更加薄弱。从国外进口粮食的计划已经打满，而又没有充分把握。城市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在1961年，城市已发生几起请愿事件，万一因为城市断粮，市民骚动起来，比农村的乱子还大，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中央心急如焚。

　　中央着急是一回事，而从各省市上调粮食供应津、京、沪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相反，中央感觉自1960年河南、山东、甘肃问题爆发以来，省以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吃多点，农业恢复快点。对于城市，想得少了。或者说，强调自己的困难多了，全局意识差了，用李先念的话说，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相当普遍。因而中央在落实粮食征购、上调指标时深感困难重重。

　　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70亿斤。9月庐山会议时，中央通过和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可是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问题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十分紧急！

　　此外，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还没有落实下来。1961年国家用3亿5000万美金（合人民币14亿元）进口粮食，几乎将所有外汇全部用来购买粮食了。按这种情况进口粮食，就不能进口其他急需的工业物资，如机械设备、化肥、有色金属、橡胶等等。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还要靠进口粮食吃饭，怎么发展？永远也翻不了身。有鉴于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计划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也是一个大跃进。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表示无论如何很难完成。怎么办？为此，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题。

    无奈，1961年11月10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

　　会上，邓小平直通通地说粮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今年的数字无非60亿，搞得好70亿，主要是30天的工作，这30天抓住，就抓到了，这30天抓不到，就乌呼哀哉。

　　邓小平的话，如重锤一般，砸在了每一位与会者的心上。

　　他接着说：总想减，不努力完成任务，说不过去。这是这两年的一个思想状态，整风要首先整这一条。庐山会议确定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不能讲价钱。这个年度的任务，一句话，大家努力完成。

　　邓小平讲完1961年的情况，没等各中央局书记喘口气，连珠炮似的又讲到了1962年的任务。他说：1962年是个很大的政策问题。无非是120亿斤（指中央上调的数字）、150亿斤、180亿斤三个方案，120亿斤的方案，就得大量进口没有一点回旋余地，日子很难过，工业上不去，不能调整；如果是150亿斤，大体上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也有点调剂余地。

　　邓小平讲完，刘 少奇望着大家说：这三个数，怎样下决心？

　　下边是一片沉默。

　　各中央局书记其实也在心里叫苦，他们处在一个两难境地。论心情跟中央是一致的，若从本地区考虑，下面和他们也是斤斤计较，在中央把任务接了下来，回去怎么办？他们也要落实到省里。若是不接受，邓小平已经把话讲得这么重，不接受也很难过关。怎么办？

　　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首先打破了沉默，他说：从华东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今年的上调任务，除福建外，都保证完成。在粮食问题上，我深感进口粮食不是办法。

　　讲到这里，柯庆施又把话锋一转：但是现在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现在的问题是讲征购就抵触。

　　笔者相信，中央领导听了柯的这句话，心中的弦肯定绷了起来，第一炮就要卡壳。不过柯庆施接着讲的是：他赞成150亿斤，但是华东上调的数字太大，一下子完成那么多不可能。

　　看来柯庆施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他虽然赞成150亿斤，但却要求减少华东的上调数字，实际上这球又踢给了中央。但从中央来讲，不管怎么说，柯庆施总算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所以他们还是舒了一口气。

　　柯庆施开了头，其他中央局第一书记除宋任穷外，均按柯庆施的口径，表示今年的任务无论如何也要完成，明年拥护150亿斤，但又不敢打保票。一致强调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现在的问题是讲征购就抵触，表示回去以后还要做工作。

　　这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有困难，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明年一月开也可以，也可以考虑跟工作会议结合一块开，打通思想。

　　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这次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虽然在接受上调任务时，表现得有些畏难情绪，但毕竟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负责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如释重负，他高兴地说：讨论得很好。首先一条还是现在到明年六月怎么过的问题，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

　　会议的末尾，邓小平表示，下来向毛主席汇报一下情况，听听毛主席的意见，就算定下来了。

　　过了两天，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他突出的感觉是：空气有些沉闷，人们的气不壮。毛泽东认为大家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有道理。那么这个思想如何打通呢，毛泽东的反应是，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就这样，1962年初，中央要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在毛泽东那里定下来了。

　　会议之后，由杨尚昆负责大会通知的起草工作。在起草通知时，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的争议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认为“七十条”消减了他们的权力，这对贯彻“七十条”是个困难问题。为此他建议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也来参加大会。杨尚昆同意了，并写进了通知。

　　11月15日，杨尚昆报告邓小平，说通知写好了，其中增加了重要厂矿党委一项，是我们讨论增加的，请审阅。邓小平同意了这个建议，接着送毛泽东、周恩来、彭真传阅，他们也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分别画了圈，通过了。③这样原本六千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七千多人的规模。厂长、党委书记们由此有了和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共聚一堂，商讨国家大事的难得机会。

    11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正式下发。通知说：

　　中央决定，1962年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一次有中央局、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要讨论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和端正工作作风问题；还要讨论我国经济建设的形势和规划。

　　从1958年以来，我们在各个工作战线上，都取得了很多成绩。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同时，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也是不能忽视的。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问题，造成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是暂时的，但是严重的。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情况，部分地区已经有了显著的好转，但是困难还没有渡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间，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例如：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这些观点、作风，又妨碍着困难的克服。中央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总结经验，统一认识，鼓足干劲，加强纪律性，全党团结一致，一心一德，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使当前的困难得到较快的克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顺利发展。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局书记以外，省委和自治区党委各四人（第一书记和工业、农业、财贸书记），地委三人（第一书记和工业、财贸书记），县委二人（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或者其他书记），中等城市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工业书记），重要厂矿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厂长）。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地县两级党委的出席人数，由自治区党委酌情确定。厂矿党委出席人员的名单，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拟定后另行通知。各地区出席会议的名单，望在１２月１０日前报来。所有出席会议的同志，都于１９６２年１月８日前到达北京。

　　                                    1961年11月16日

　　很显然，七千人大会是由于“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形势，中央在进行调整工作时又遇到了困难，干部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粮食问题又是火烧眉毛般的危急，再加上赫鲁晓夫的压力，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决定召开的。对此，邓小平在布置起草大会通知时，说得更加明白。他说：通知问题，要出题目……在困难情况下，小天地（太多），全局与局部有消极倾向，征购也拿不上来，全党主要领导同志，县委以上同志，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发扬什么，克服什么，为此开会，他们就知道我们搞什么，就是搞集中统一，反分散，当老实人不吃亏。为了很快改变局面，迎接新的较快发展的长远规划，需要全党一心一德一盘棋，鼓足干劲。他们一看就知道，推动征购。

　　说简单点，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是为了推动粮食征购，而实际情况是远近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产生结果。大会的初始阶段，中央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在与会地方同志提出异议之后，大会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大会不但没有在粮食征购问题上大做文章，相反，决定把工业发展的速度再调低一些，把进口粮食的时间再延长一些，减少了征购任务。这使地方同志欢喜不已，认为中央的这一举动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是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真正贯彻落实的表现！

    在筹备和保障大会顺利举行?

    1961年11月16日，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下发的当天，刘 少奇乘火车赴广东省从化疗养。1961年，刘 少奇63岁，这一年对他来讲，是很不平静的一年。这年3月，他曾在北京主持“三北会议”（有中共中央西北局、东北局、华北局负责人及其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后到广州和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会议”（有中南局、西南局、华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合并开会；4—5月间，他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调查研究40多天。他的调查决不是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来了，象征性地到农民家里看看，开几个座谈会就走，而是实实在在地蹲在村里。尤其叫人感动的是，他住在了王家湾生产队养猪场的一间破旧空房里。堂堂一个国家主席，为了不给农民添麻烦，住在脏兮兮的猪场进行社会调查，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期间，他走村串户，察看农民的生活现状，了解发生困难的原因，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对他日后的思想认识产生巨大的影响。从湖南回来，5—6月间，同毛泽东一起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0多天，7—8月间又到东北林区调查研究。之后又上庐山，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一年来的上上下下，使这个63岁的老人颇感疲劳，精力不济，因此在11月到广东从化疗养。

　　11底，毛泽东也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杭州等地巡视。这一年是毛泽东自中共八大以来比较谦虚谨慎的一年，也是他进行调查研究比较多的年份之一。上半年，他通过调查，主持制定了《农业六十条》；下半年，又提出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5月，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取消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给制；9月，在庐山会议上又同意将工业高指标全线下调，1961年的钢产量调到850万吨，才真正落了地，得以使各项调整工作顺利进行。本来，再过20天，即12月20日，中央就要在北京召开有省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工作会议，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可是毛泽东还是抽出时间外出走一走，也许是他还有些问题没搞清楚，需要考察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吧，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

　　刘 少奇走了，毛泽东南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邓小平来负责。具体的后勤工作安排，则由杨尚昆负责。这么多人来开会，吃喝拉撒睡不是一个小事情。为此，中央办公厅专门成立了大会筹备处。

　　大会的筹备工作，首要问题是大会报告的起草工作，这是一个重头戏。最初的七千人大会没有任何议程，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的一个报告，通过总结经验，统一大家的思想，反对分散主义，推动征购。所以报告写些什么不写什么，就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了，起草报告也就成了一个最重要的工作。这个工作在刘 少奇不在的情况下，主要由邓小平主持，具体负责组织起草工作的是陈伯达。

　　其次是筹备大会的具体工作。这项工作分为会议组、警卫组、生活组。会议组由叶子龙负责，警卫组由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负责；生活组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殷玉昆负责。这三人一时被大家戏称为“三巨头”。
　　会议组，主要负责落实参加大会的人员名单，大会的预算、接送、招待，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搜集大会讨论的意见，组织撰写简报，向领导汇报大会的情况等。

　　警卫组，主要是负责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

　　生活组，是负责安排落实大会人员住宿的宾馆，一日三餐等。也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属于生活组来安排。
　　为了弄清筹备会议的情况，我根据杨尚昆的日记寻找负责筹备会议的人员，遗憾的是，绝大多数都已经故去了，几经周折，才找到了会议组的李润民同志。李润民，今年78岁，身体还好，只是耳朵有点背，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了，很多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当我们打开话匣子之后，他还是颇有感慨地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说：

　　我一生负责筹备多少次会议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七千人大会。那时候，我们从未筹备过那么大规模的会议，最多如党的八大，也就是几百人的会，这一下子要筹备七千人的大会，没干过呀。再说何止是七千人呢，省委书记以上的领导都要带一个秘书吧，地委书记也得带个人，要不他召开会议谁去招呼？另外怎么也得带点工作人员吧，大的省份一来就是几百人，最少的西藏也有六七十人呢，不带点工作人员怎么行？所以就不止是七千人了，弄不好得有万把人吧！这么大的会议规模在中央来说，管招待的，管简报的，管保安的都得住在会上，这些人怎么安排，也得统计在内呀！所以实际上决不止是七千人的规模了。

　　40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召开过如此大规模的会议！

　　李润民接着说：

　　而我们的会议组呢，那时还只是一个科，有五六个人。另外召开七千人大会是临时决定的，从决定召开大会到会议正式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就意味着我们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筹备，这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当时是需要怎样的忙吧。夜里12点以前就没有睡过觉，有时候过了12点也睡不了觉。仅仅是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就忙得我们晕头转向。各个省有多少同志参加，正式人员多少，随行人员多少，男同志多少，女同志多少，都得一一登记准确。那时候又不像现在，有传真，有电脑，有手机，操作起来很方便，甚至你吃着饭、走着路都可以通过手机办不少事情，那时候就靠手拨电话进行联系。关于与会人员的名单，当时近的地方如天津、北京是直接送来的，远一点的地方都是通过电报的形式，把名单报上来，机要室的译电员再一一翻译出来，然后送到我们手上，我们再进行统计，工序很多。

    另外，光我们统计了还不能算数，得抓紧报到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那里，让中央领导过目，点头同意。除了上报中央领导，我们还必须留出时间给北京市委，因为他们要按这个名单，落实与会人员的食宿；同时还需要给交通部门留出时间，让他们按人数、按地点调配车辆。这还不算完，然后还必须追着北京市委了解安排落实的情况，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各个代表团的住处，以便日后联络。

　　当各省的名单确定之后，我们还得一一落实他们什么时候到京，是乘飞机来，还是乘火车、汽车来，我们得派什么人去接，不然参加会的人来了，到哪儿去，住在哪儿都不知道就麻烦了！

　　在杨尚昆的日记里，我曾看到李润民多次向杨尚昆汇报会议名单的有关记录。这是他担任的主要工作，所以印象比较深。其实会议组的工作还有很多，还要抽调各路人马，组成一个庞大的简报组，七千人大会的特色之一，就是简报多。对负责写简报的人员如何一一落实，并进行培训等等，因为没有找到这一方面的有关人员，也就不得而知了，只能想象其工作的庞杂。

　　有关七千人大会的安全保卫和生活住宿问题，我经人介绍，找到了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文奇同志。张老很负责任，他不但认真回忆那段历史，还为此专门跑了档案部门核对材料。他说：七千人大会之前，凡是党中央开会，或者是人大、政协开会，都是由中央方面牵头。只有七千人大会连带当时的另外两个会议是由北京市牵头做保卫和生活保障工作的。至于为什么交给北京市搞，当时没有说。现在分析，可能是因为会议人数太多，具体的吃、喝、住、行都在北京市，若由中央牵头，一是中央不了解北京市的具体情况，二是困难时期，操办起来难度很大，所以干脆就让北京市牵头吧。

　　北京市接受这样一个任务，一定不轻松。张文奇说：

　　操办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会议，即使是现在交通和通讯技术相当发达的情况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何况当时的条件很差呢，所以北京市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比如我们警卫组，接受任务后，立刻进行分工，有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有负责会议代表外出活动安全的，有负责安全检查的，有负责交通的。单说安全检查，它既包括对人，也包括对物的检查。比如人，要事先进行审查，政治上是否可靠。如北京饭店有一位厨师，厨艺非常好，但觉得政治上有问题，就只好不用。再比如物，所有的房间、设备、电梯、汽车都要进行安全检查；吃饭，所有吃的东西从哪儿来的，谁运来的，放在什么地方都要一一核对清楚，叫做采购、运输、制作一条龙，也叫过五关吧。也就是说从人到物到活动，一层一层地都要做工作，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再说交通方面，因为县委书记、各大厂矿党委书记、厂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来过北京，为使他们出行方便安全，北京市对不少模糊不清的交通标志牌都进行了更换。

　　总的来说，在大会召开之前，我们进行了方方面面的安全检查和准备工作，把该做的工作都认认真真地做了，叫做防患于未然吧！

　　的确，他们为了会议的召开和顺利进行，付出很多辛苦。虽然他们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历史也不应忘记他们。

　　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又处在困难时期，北京市一下子要安排招持一万多人，宾馆情况怎么样，他们是怎么解决吃住问题的呢？张文奇说：

　　北京市一下子要来这么多人，真的有点招架不了。这么多的人一起开会，不要说北京市，就是中央也没有经验。准备的时间又非常短，也就是一个月的样子，当时紧张的不得了。你就说宾馆吧，哪有那么多的服务员啊！像友谊宾馆一下子要安排1600多人住宿，服务员缺很多呀！怎么办呢？从上海借了181人，在北京市内借了128人，然后再培训上岗，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会议人数多，安排的驻地就有11个地点：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北纬路旅馆、民族饭店、友谊宾馆、西颐宾馆、西苑大旅社（今西苑饭店）、虎坊公寓（主要住的是工作人员），还有军队系统代表住的宾馆：三座门招待所、西直门总政招待所、翠微路招待所。大小会场282个，因为各中央局、各省委、各地委开会，都要有会场，像中央局开会，还需要有能容纳近千人的大会场。有的饭店有大礼堂，有的没有，没有的就要为他们找会场。所有这些地方都要安排好，都要提前进行安全检查。

　　安排住宿，忙坏了北京市委，当年的与会者，却留下了美好印象。湖南的一个县委书记30多年后回忆说：
　　196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州里来了个电话通知，说要梁敏政同志和我安排收拾一下，准备去北京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赶到州里，各县市委书记和副书记陆续报到了。第二天，州委书记齐寿良同志和州长石帮智同志带领我们乘车前往省会长沙，与其他地区的同志汇合在省委接待室，然后乘专列开赴北京。列车运行一天一夜，到达了北京站，几十辆大客车将我们转载到西郊友谊宾馆。友谊宾馆原是专门接待苏联专家的地方，建设风格很独特，服务设施也是堪称一流的。我们自建国前参加革命起，大多数都没有到过北京，更谈不上见过这么豪华的宾馆，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服务员领着我们龙山、桑植、永顺三县六名代表走向一个大套间，大家雄纠纠、气昂昂地紧跟在后面，走在打头的王建阁同志大大咧咧地刚迈步进入房间客厅的门，就摔了一个仰八叉。“他娘的，滑溜溜的，像溜冰一样！”大家楞了几秒钟，便捧腹大笑起来。原来是地上打了腊，很光滑的。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后来者便小心翼翼地拖着小步进门，那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神态，逗得服务员也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