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主人公：杨正泉)
    串场1：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76年的9月9日，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布了一条重要的消息，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北京去世了。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毛泽东的去世，作了连续25天的报道，这在整个中国的广播历史上可谓是规模空前。

    1976年，杨正泉36岁，那个时侯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副台长。杨正泉说，他是喊着“毛主席万岁”长大的那一代人，那个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他竟然要为毛泽东的去世，组织公开的报道。今天他为我们讲述的，就是在这场报道背后的故事。

    解说：1964年，杨正泉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从此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了二十多年。在他的记忆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承担着对国家重大、紧急事件进行宣传报道的工作，它在当时中国的舆论界，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

    那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影响是大的，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都要转播，中央也非常清楚，凡是有了重要新闻，重要消息，一般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广播，（周恩来）总理在的时候，常常批示某一个重要消息，今天晚上8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出，明天见报。

    解说：1976年，新中国的历史上极不平静的一年。周恩来与朱德两位中共元老相继逝世。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这一年里，中国的政治风云也不断变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除了承担大量的宣传工作，还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杨正泉记得，当时电台的工作极为繁重，工作人员日夜守在工作岗位上。

    1976年的9月9日，时任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正在台里值班，天还没亮，他就接到了一通紧急的电话。

    5点来钟的时候，我们那个局长办公室，广播事业局局长办公室打电话找我，说是有急事，你赶紧来，就觉得什么急事啊，这么早就又什么，一个是那一年发生的急事太多，心里有点受惊似的，所以我就赶紧去了局长办公室。去了以后呢，有几位副局长和这个局的核心小组成员，有四个人在那里。一进门，他们四个人谁也没说话，我就站在那里，也没说话，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位副局长说了，他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毛主席去世了，说完这一句话以后呢，谁也没再说什么，都是沉默，在沉默的过程当中呢，都在流泪。

    解说：杨正泉说，尽管这个消息来得突然，但是在近几年的宣传工作中，他和很多人一样，已经对毛泽东的逝世有着隐约的预感。

    这有好多个预感，是内部知道的，第一个预感就是1972年尼克松来的时候，毛主席一再地说，我现在不能动了，眼睛也不好使了，我要去见马克思了，他说了好几次这个，因为这正好是9.13以后，林彪叛逃以后，林彪叛逃的时候是毛主席身体的一个转折点，他就不能动了，大家一看到，哟，而且是听了毛主席谈话，就觉得一种凄然的感觉。

    又过了不久，又告诉说是，毛主席不能接见外宾了。最后一次是谁，我记不太清了，以后不再接待外宾了。这个又是一个信号。不敢去想，想了你也不敢去说，谁也不敢说毛主席要什么了，我们说点这个，这一句话说了以后就是政治问题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了。


    解说：然而此时，来自中央的通知已经摆在了杨正泉等人的面前。通知中说，毛泽东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去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间办公室里，杨正泉和另外两位台长一起，关起门来秘密地商量，如何来安排对毛泽东逝世的宣传。

    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以后，治丧期间的宣传报道，多年以来是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和规格的，有一定的依据的。但是像毛主席去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啊，没有这样的规格，最高的规格，没问题，那么最高的规格是什么规格，没有一个可比的这个尺度。

    解说：杨正泉等人研究决定，只能在常规的治丧报道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提高标准。从播出讣告，到播放哀乐，都要超越以往的规格，用以符合毛泽东 “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的身份。

  （比如）哀乐怎么用法呢，两种规格，一般能够用哀乐的，都是党和国家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有的用一分多钟，就是一分30多秒的哀乐，有的用三分多钟的，像这个周总理去世的时候，就用了三分半钟的，三分半的，这在当时来讲是哀乐当中是最长的了，可是毛主席去世以后用多长的哀乐，没有准啊，没有一个参照系数，大家商量商量，用最高的，用多少，用六分钟的，确定一个最长的这种哀乐。

    解说：除此之外，杨正泉等人决定，在毛泽东主席治丧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停播一切文艺节目，以表示人民的沉痛心情。

    因为好多节目里面都有毛主席万岁，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都有歌颂毛主席的这个歌曲，过去的歌曲也停了，这个撤换节目就不是动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部门几个人的问题，必须全台动员，这个量很大的。光是普通话就是60多个小时。60多个小时，播出量是多少呢，按照正常的播音来讲，播音速度，那时候是一分钟180字到200字，所以这样一算，你就知道这个工作量有多大了。

(在毛泽东追悼大会上)
    串场2：

    1976年9月9日的清晨，杨正泉已经知道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和另外两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一起，关起门来，秘密制定了一个宣传的预案。

    杨正泉回忆说，到了上午8点，广播局局长邓岗从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之后，他们所制定的那个预案就得到了批准。邓岗还告诉他们，经过请示，同意在当天上午11点的时候，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宣布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中央电台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因为它经常遇到紧急的机密的重大的一些宣传，很好的一个传统，大家形成了一个严格的保密习惯，除了是保密的这个观念以外呢，我想附带说一句，那时候的政治气氛是很严格的，人们都知道，万一谁漏了，走漏一点风声以后，将会承担什么样的政治责任和后果，这个都很清楚的，所以谁也不愿意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

    解说：杨正泉回忆说，根据当时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的决定，正式播出毛泽东逝世讣告的时间是9月9日下午6点。也就是说，从上午11点开始，电台的工作人员有7个小时的时间，秘密筹备宣传工作。

    解说：按照宣传工作的计划，负责播出讣告的，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夏青。

    一直到了上午11点半的时候才拿到讣告的稿子，这个讣告的稿子呢，不叫讣告，叫《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国各族人民书》，拿到了以后呢，同时带来一个信息，说不是下午6点播出了，提前到下午4点钟播出，这样的话呢，就很紧张了，所以（播音员）夏青拿到稿子以后，基本上没有来得及准备，夏青录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要悲痛的，要庄重的，要这个充满着哀悼气氛的，又要很有逻辑，很清楚地向全国人民来宣告这件事情，这个非常地庄严、庄重地宣布这件事情，所以确定了以后就开始录音。

    解说：杨正泉回忆说，几经周折，直到当天下午三点半，这篇讣告才正式录制完成，确定播出。

    在播出以前，还有一个预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过去在播重要文章的时候，在播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时候，在播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事前都有预告，比方说今天下午几点几点将播出什么什么什么的预告，这等于是告诉了人家这件事，实际上是一条简讯，这次怎么预告，显然是不能够预告有内容的，所以这一次的预告很简单，就是说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解说：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向全国广播了这篇《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通过广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有记者在文章中这样形容：“在这个悲痛的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这个消息同样也震惊了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之后，世界几大通讯社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4点钟播出了，很顺利，播出了一遍，第一是讣告，第二是哀乐，哀乐完了以后播出《国际歌》，第二次接着又播了一遍，等播出完了第二遍的时候，中央来通知说，下一轮要插播，要播出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

    解说：电台的工作人员忙着录音，合成节目。然而正在这个紧张的时候，姚文元，给广播事业局打了一个电话。

    姚文元来电话说，你们播出的讣告我听了，哀乐太长，我们都是站着听的，时间太长了，要压缩，当这个局里把这个意见告诉我的时候，我说，现在来不及，但是有的同志说，上边已经发话了，我们得赶紧改，他去派人拿了一盘哀乐，拿了一盘哀乐以后，组织了几个人审听，这盘哀乐就是3分30多秒的，跟总理逝世时候的一样规格的长短的哀乐，组织人审听，审听，这个审听的人都通过了，都说，哎哟，没问题，可以用，后来就报告给我了，我说既然是有这样的哀乐，既然是审查通过了，能改那就改吧，好，等到播出第三遍的时候，播讣告，讣告完了以后就是哀乐，哀乐播到最后了，突然出现了一句话，叫“现在播送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傻了，全傻了。

    记者：就播了一句。

    杨：就播了一句，就没有出现两个字就是名单，就是播了一个，现在播送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两个字没播出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人一下子涌到了传送间，都叫啊，怎么了怎么了，急得都不得了，怎么了怎么了，外边的电话纷纷地都来了。

    第三部分：九九事故

    串场5：

    杨正泉回忆说，那天第三次播出《告各族人民书》之后，就在播放哀乐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的严重的错误，这件事情后来被称作为“九九事故”。它在当时引发了整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震荡，也引来了种种的猜测和误解。

    这终究是个大差错，那个外边的电话很多，各地的电话很多，有些革命委员会，省的革命委员会做出决定，给中央发了电报，要求中央查一查，中央电台有没有516分子，是不是他们在破坏。好多个地方电台打电话来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你们是不是播音员太悲痛，太疲劳了，播错了，有一些听众打来电话说，是不是地方台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错了，转成敌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会出这种差错啊。

    解说：时隔三十年之后，杨正泉回顾了当时的事情经过，在他看来，这次播出事故情节复杂，原因却很简单。当时的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中，忽视了安全播音的规定，最后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

    按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录音，是有很严格的规定的，每录节目的时候，这一盘胶带，开始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在中央的这个中字前头，要卡上一个纸条，最后播送说，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完了后边卡上一个纸条，等于卡上两个纸条，这是编辑的责任，录制员的责任，然后放到传送间去播出。传送员，就是负责播出的传送员，他必须看到纸条的时候，要把这个卡的纸条上，胶带一转出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必须放到最后一个纸条才能够停止。

    解说：杨正泉说，在姚文元提出对哀乐进行修改的要求之后，工作人员临时选取的那份3分30秒的哀乐，是以前在周恩来逝世的时候已经使用过的。

    按照规定来讲呢，哀乐就是单独一盘，没头没尾的，就一盘，不允许录制其他的内容在上面，当时新闻部的编辑呢，为了省事儿，把下一句播送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名单的那句话，录到这个后边的尾巴上了，他又把纸条呢，掐在这个名单的后头了，好多个人审听这个哀乐的时候呢，只审听完了哀乐就停了，他不管纸条不纸条，说哀乐能用，没管后边，放音的时候呢，一转，放完哀乐以后呢，没到纸条啊，它还在继续转啊，传送员不敢停啊，所以等他听出来现在播送周恩来治丧委员会，他知道错了，知道错了的时候，他才突然把胶带给摁住了，这时候还没到纸条啊，摁住了，就两个字没出去，名单两个字没出去，哎哟，这件事是天大的事情啊，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讲，出一般的差错，出一般的政治差错，都处理得相当严格的，我在现场，我一看，不行啊，我说，这个差错已经出了，现在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赶紧把下边的安排好，下边可不要再出差错了。责任我来负，我去检查，你们谁都别管，保证不要再出差错了。

    解说：安排好了接下来的节目以后，杨正泉去找局长邓岗汇报检查。

    局长知道了以后，急得满屋子转圈子，走过来走过去，拍桌子，天大的问题呀，天大的问题呀，在那种特定情况下出这样的差错，你想一想，当时他说还好，行了，行了，行了，你赶快回去安排节目去，别再出了，他接着向姚文元，打电话报告，姚文元过去对出的差错极其严厉呀，都要追查清楚，都要立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处理，哎，这一次他一反常态，他说什么呢，你们别着急，注意后边不要再出差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一下子把这个气氛就缓解了一下，他如果说是，这还了得，赶紧把它什么什么什么，查清什么的，严肃地处理，他如果这么一说的话，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我事后了，咱是事后这么想，说姚文元为什么一改常态这么说话呢，我觉得是几种原因，一个呢，出这件事与他有关，他要压缩这个哀乐，是吧，6分钟要压缩，与他有关，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他要是秋后算帐，现在我叫你不要出差错，等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咱再算帐，再处理，只是因为过去以后不久他就垮台了，如果不垮台的话，这笔帐是没完的。

    解说：尽管当时缓和了局面，播出工作顺利地继续进行，但是，“九九事故”从此成为了杨正泉身上的一个重担。

    到了夜里11点，我向全台，那时候都是工作在夜里的，我向全台的所有的部门的干部开会，痛哭流涕地做检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追查这次事故，要严肃处理，当时那种局面，我的一些同事在河南五七干校听说我已经被抓起来了，打来电话，询问是不是这回事，其他的给他回电话说，没这回事，他还照常工作，他说不行，叫他直接接电话，我们听他的直接的声音，我们才放心，才知道没这回事。各种传说很多。

    不久以后又粉碎了四人帮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一个要害部门，要清查四人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是谁呢，是杨正泉，为什么？你想一想，出了这么大的差错，姚文元都把他包庇下来了，我就说，粉碎以前，粉碎以后都逃脱不了干系。到什么时候查清楚呢？到了1979年，政治气氛已经宽松了，粉碎四人帮好几年了嘛，就是查出来也不会政治处理了，所以那些当事人，中间怎么回事情呢，弄清楚了。弄清楚了以后呢，给我公开地，公开地来说明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用那时候的话，公开地平反了。

    第四部分：追悼大会



    串场6：

    杨正泉告诉我们，在9月9日那场播出事故发生之后，他一直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压力。此后几天，电台的报道还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可是又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身上。当时根据《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的安排，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的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场有一百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它的转播任务，交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承担。杨正泉没有想到，当时的电台领导，竟然把指挥这场转播的任务交给了他。

    那时候让我去当总指挥，我心里是很不踏实的，思想也很复杂，一个想法呢，就是毛主席逝世的追悼大会，这样的一个追悼大会，这么隆重的一个追悼大会，按照公告来讲，全国到时候都要收听，车辆要停，船舶要停，要鸣笛致哀，要如何如何，另外前边出了一个差错，我当时候想，我是有前科的。万一再出了事如何得了啊，两个事情连在一块，所以我说是，叫我戴罪立功啊。

    解说：9月18号下午2点50分，正式转播的时刻到来了。

    东西长安街是一百多万人啊，这一百多万人，下午4点钟开会，从上午就来了，一直在那站着，一点声动都没有，只有轻轻的啜泣的声音，哭的那种声音，没有任何的动静。我们站在那个台子上，面对着这么多人的时候，紧张啊。

    解说：根据当时《公告》的要求，追悼大会正式开始的时间是在9月18日的下午三时，而这个“三时”，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广播中的报时为准。

    还有一个问题，到了3点了，我们在这放信号，最后一响，全国的听众，从收音机当中收到了，那么追悼会的主席，追悼会那个台子上的那些领导人没听收音机，他听不到，他不知道是3点了，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那时候通信比较落后，借给了那个主持人的一个小收音机，

    主持人呢，是王洪文。等到我们转播完了的时候，这个收音机呢，他带回去了，我们也没要，粉碎四人帮以后，竟然成了一个追查的一个线索，在搜查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搜查出来一个小收音机，后来知道这个小收音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送的，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查一查，为什么要给他，联系这么密切，送他个小收音机，这是，这是后话。

    解说：杨正泉回忆说，在追悼大会之后，毛泽东治丧活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治丧活动的宣传却远未结束。

    一直从9月18号追悼会以后，拖到了10月14号才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完全恢复了正常的播音，前前后后整个治丧活动25天，这大概是，至少是前无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