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主人公：杨正泉)
    串场1：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76年的9月9日，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布了一条重要的消息，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北京去世了。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毛泽东的去世，作了连续25天的报道，这在整个中国的广播历史上可谓是规模空前。

    1976年，杨正泉36岁，那个时侯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副台长。杨正泉说，他是喊着“毛主席万岁”长大的那一代人，那个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他竟然要为毛泽东的去世，组织公开的报道。今天他为我们讲述的，就是在这场报道背后的故事。

    解说：1964年，杨正泉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从此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了二十多年。在他的记忆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承担着对国家重大、紧急事件进行宣传报道的工作，它在当时中国的舆论界，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

    那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影响是大的，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都要转播，中央也非常清楚，凡是有了重要新闻，重要消息，一般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广播，（周恩来）总理在的时候，常常批示某一个重要消息，今天晚上8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出，明天见报。

    解说：1976年，新中国的历史上极不平静的一年。周恩来与朱德两位中共元老相继逝世。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这一年里，中国的政治风云也不断变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除了承担大量的宣传工作，还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杨正泉记得，当时电台的工作极为繁重，工作人员日夜守在工作岗位上。

    1976年的9月9日，时任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正在台里值班，天还没亮，他就接到了一通紧急的电话。

    5点来钟的时候，我们那个局长办公室，广播事业局局长办公室打电话找我，说是有急事，你赶紧来，就觉得什么急事啊，这么早就又什么，一个是那一年发生的急事太多，心里有点受惊似的，所以我就赶紧去了局长办公室。去了以后呢，有几位副局长和这个局的核心小组成员，有四个人在那里。一进门，他们四个人谁也没说话，我就站在那里，也没说话，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位副局长说了，他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毛主席去世了，说完这一句话以后呢，谁也没再说什么，都是沉默，在沉默的过程当中呢，都在流泪。

    解说：杨正泉说，尽管这个消息来得突然，但是在近几年的宣传工作中，他和很多人一样，已经对毛泽东的逝世有着隐约的预感。

    这有好多个预感，是内部知道的，第一个预感就是1972年尼克松来的时候，毛主席一再地说，我现在不能动了，眼睛也不好使了，我要去见马克思了，他说了好几次这个，因为这正好是9.13以后，林彪叛逃以后，林彪叛逃的时候是毛主席身体的一个转折点，他就不能动了，大家一看到，哟，而且是听了毛主席谈话，就觉得一种凄然的感觉。

    又过了不久，又告诉说是，毛主席不能接见外宾了。最后一次是谁，我记不太清了，以后不再接待外宾了。这个又是一个信号。不敢去想，想了你也不敢去说，谁也不敢说毛主席要什么了，我们说点这个，这一句话说了以后就是政治问题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了。


    解说：然而此时，来自中央的通知已经摆在了杨正泉等人的面前。通知中说，毛泽东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去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间办公室里，杨正泉和另外两位台长一起，关起门来秘密地商量，如何来安排对毛泽东逝世的宣传。

    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以后，治丧期间的宣传报道，多年以来是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和规格的，有一定的依据的。但是像毛主席去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啊，没有这样的规格，最高的规格，没问题，那么最高的规格是什么规格，没有一个可比的这个尺度。

    解说：杨正泉等人研究决定，只能在常规的治丧报道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提高标准。从播出讣告，到播放哀乐，都要超越以往的规格，用以符合毛泽东 “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的身份。

  （比如）哀乐怎么用法呢，两种规格，一般能够用哀乐的，都是党和国家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有的用一分多钟，就是一分30多秒的哀乐，有的用三分多钟的，像这个周总理去世的时候，就用了三分半钟的，三分半的，这在当时来讲是哀乐当中是最长的了，可是毛主席去世以后用多长的哀乐，没有准啊，没有一个参照系数，大家商量商量，用最高的，用多少，用六分钟的，确定一个最长的这种哀乐。

    解说：除此之外，杨正泉等人决定，在毛泽东主席治丧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停播一切文艺节目，以表示人民的沉痛心情。

    因为好多节目里面都有毛主席万岁，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都有歌颂毛主席的这个歌曲，过去的歌曲也停了，这个撤换节目就不是动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部门几个人的问题，必须全台动员，这个量很大的。光是普通话就是60多个小时。60多个小时，播出量是多少呢，按照正常的播音来讲，播音速度，那时候是一分钟180字到200字，所以这样一算，你就知道这个工作量有多大了。

(在毛泽东追悼大会上)
    串场2：

    1976年9月9日的清晨，杨正泉已经知道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和另外两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一起，关起门来，秘密制定了一个宣传的预案。

    杨正泉回忆说，到了上午8点，广播局局长邓岗从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之后，他们所制定的那个预案就得到了批准。邓岗还告诉他们，经过请示，同意在当天上午11点的时候，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宣布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中央电台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因为它经常遇到紧急的机密的重大的一些宣传，很好的一个传统，大家形成了一个严格的保密习惯，除了是保密的这个观念以外呢，我想附带说一句，那时候的政治气氛是很严格的，人们都知道，万一谁漏了，走漏一点风声以后，将会承担什么样的政治责任和后果，这个都很清楚的，所以谁也不愿意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

    解说：杨正泉回忆说，根据当时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的决定，正式播出毛泽东逝世讣告的时间是9月9日下午6点。也就是说，从上午11点开始，电台的工作人员有7个小时的时间，秘密筹备宣传工作。

    解说：按照宣传工作的计划，负责播出讣告的，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夏青。

    一直到了上午11点半的时候才拿到讣告的稿子，这个讣告的稿子呢，不叫讣告，叫《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国各族人民书》，拿到了以后呢，同时带来一个信息，说不是下午6点播出了，提前到下午4点钟播出，这样的话呢，就很紧张了，所以（播音员）夏青拿到稿子以后，基本上没有来得及准备，夏青录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要悲痛的，要庄重的，要这个充满着哀悼气氛的，又要很有逻辑，很清楚地向全国人民来宣告这件事情，这个非常地庄严、庄重地宣布这件事情，所以确定了以后就开始录音。

    解说：杨正泉回忆说，几经周折，直到当天下午三点半，这篇讣告才正式录制完成，确定播出。

    在播出以前，还有一个预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过去在播重要文章的时候，在播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时候，在播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事前都有预告，比方说今天下午几点几点将播出什么什么什么的预告，这等于是告诉了人家这件事，实际上是一条简讯，这次怎么预告，显然是不能够预告有内容的，所以这一次的预告很简单，就是说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解说：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向全国广播了这篇《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通过广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有记者在文章中这样形容：“在这个悲痛的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这个消息同样也震惊了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之后，世界几大通讯社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4点钟播出了，很顺利，播出了一遍，第一是讣告，第二是哀乐，哀乐完了以后播出《国际歌》，第二次接着又播了一遍，等播出完了第二遍的时候，中央来通知说，下一轮要插播，要播出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

    解说：电台的工作人员忙着录音，合成节目。然而正在这个紧张的时候，姚文元，给广播事业局打了一个电话。

    姚文元来电话说，你们播出的讣告我听了，哀乐太长，我们都是站着听的，时间太长了，要压缩，当这个局里把这个意见告诉我的时候，我说，现在来不及，但是有的同志说，上边已经发话了，我们得赶紧改，他去派人拿了一盘哀乐，拿了一盘哀乐以后，组织了几个人审听，这盘哀乐就是3分30多秒的，跟总理逝世时候的一样规格的长短的哀乐，组织人审听，审听，这个审听的人都通过了，都说，哎哟，没问题，可以用，后来就报告给我了，我说既然是有这样的哀乐，既然是审查通过了，能改那就改吧，好，等到播出第三遍的时候，播讣告，讣告完了以后就是哀乐，哀乐播到最后了，突然出现了一句话，叫“现在播送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傻了，全傻了。

    记者：就播了一句。

    杨：就播了一句，就没有出现两个字就是名单，就是播了一个，现在播送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两个字没播出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人一下子涌到了传送间，都叫啊，怎么了怎么了，急得都不得了，怎么了怎么了，外边的电话纷纷地都来了。

    第三部分：九九事故

    串场5：

    杨正泉回忆说，那天第三次播出《告各族人民书》之后，就在播放哀乐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的严重的错误，这件事情后来被称作为“九九事故”。它在当时引发了整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震荡，也引来了种种的猜测和误解。

    这终究是个大差错，那个外边的电话很多，各地的电话很多，有些革命委员会，省的革命委员会做出决定，给中央发了电报，要求中央查一查，中央电台有没有516分子，是不是他们在破坏。好多个地方电台打电话来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你们是不是播音员太悲痛，太疲劳了，播错了，有一些听众打来电话说，是不是地方台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错了，转成敌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会出这种差错啊。

    解说：时隔三十年之后，杨正泉回顾了当时的事情经过，在他看来，这次播出事故情节复杂，原因却很简单。当时的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中，忽视了安全播音的规定，最后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

    按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录音，是有很严格的规定的，每录节目的时候，这一盘胶带，开始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在中央的这个中字前头，要卡上一个纸条，最后播送说，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完了后边卡上一个纸条，等于卡上两个纸条，这是编辑的责任，录制员的责任，然后放到传送间去播出。传送员，就是负责播出的传送员，他必须看到纸条的时候，要把这个卡的纸条上，胶带一转出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必须放到最后一个纸条才能够停止。

    解说：杨正泉说，在姚文元提出对哀乐进行修改的要求之后，工作人员临时选取的那份3分30秒的哀乐，是以前在周恩来逝世的时候已经使用过的。

    按照规定来讲呢，哀乐就是单独一盘，没头没尾的，就一盘，不允许录制其他的内容在上面，当时新闻部的编辑呢，为了省事儿，把下一句播送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名单的那句话，录到这个后边的尾巴上了，他又把纸条呢，掐在这个名单的后头了，好多个人审听这个哀乐的时候呢，只审听完了哀乐就停了，他不管纸条不纸条，说哀乐能用，没管后边，放音的时候呢，一转，放完哀乐以后呢，没到纸条啊，它还在继续转啊，传送员不敢停啊，所以等他听出来现在播送周恩来治丧委员会，他知道错了，知道错了的时候，他才突然把胶带给摁住了，这时候还没到纸条啊，摁住了，就两个字没出去，名单两个字没出去，哎哟，这件事是天大的事情啊，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讲，出一般的差错，出一般的政治差错，都处理得相当严格的，我在现场，我一看，不行啊，我说，这个差错已经出了，现在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赶紧把下边的安排好，下边可不要再出差错了。责任我来负，我去检查，你们谁都别管，保证不要再出差错了。

    解说：安排好了接下来的节目以后，杨正泉去找局长邓岗汇报检查。

    局长知道了以后，急得满屋子转圈子，走过来走过去，拍桌子，天大的问题呀，天大的问题呀，在那种特定情况下出这样的差错，你想一想，当时他说还好，行了，行了，行了，你赶快回去安排节目去，别再出了，他接着向姚文元，打电话报告，姚文元过去对出的差错极其严厉呀，都要追查清楚，都要立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处理，哎，这一次他一反常态，他说什么呢，你们别着急，注意后边不要再出差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一下子把这个气氛就缓解了一下，他如果说是，这还了得，赶紧把它什么什么什么，查清什么的，严肃地处理，他如果这么一说的话，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我事后了，咱是事后这么想，说姚文元为什么一改常态这么说话呢，我觉得是几种原因，一个呢，出这件事与他有关，他要压缩这个哀乐，是吧，6分钟要压缩，与他有关，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他要是秋后算帐，现在我叫你不要出差错，等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咱再算帐，再处理，只是因为过去以后不久他就垮台了，如果不垮台的话，这笔帐是没完的。

    解说：尽管当时缓和了局面，播出工作顺利地继续进行，但是，“九九事故”从此成为了杨正泉身上的一个重担。

    到了夜里11点，我向全台，那时候都是工作在夜里的，我向全台的所有的部门的干部开会，痛哭流涕地做检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追查这次事故，要严肃处理，当时那种局面，我的一些同事在河南五七干校听说我已经被抓起来了，打来电话，询问是不是这回事，其他的给他回电话说，没这回事，他还照常工作，他说不行，叫他直接接电话，我们听他的直接的声音，我们才放心，才知道没这回事。各种传说很多。

    不久以后又粉碎了四人帮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一个要害部门，要清查四人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是谁呢，是杨正泉，为什么？你想一想，出了这么大的差错，姚文元都把他包庇下来了，我就说，粉碎以前，粉碎以后都逃脱不了干系。到什么时候查清楚呢？到了1979年，政治气氛已经宽松了，粉碎四人帮好几年了嘛，就是查出来也不会政治处理了，所以那些当事人，中间怎么回事情呢，弄清楚了。弄清楚了以后呢，给我公开地，公开地来说明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用那时候的话，公开地平反了。

    第四部分：追悼大会



    串场6：

    杨正泉告诉我们，在9月9日那场播出事故发生之后，他一直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压力。此后几天，电台的报道还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可是又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身上。当时根据《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的安排，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的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场有一百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它的转播任务，交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承担。杨正泉没有想到，当时的电台领导，竟然把指挥这场转播的任务交给了他。

    那时候让我去当总指挥，我心里是很不踏实的，思想也很复杂，一个想法呢，就是毛主席逝世的追悼大会，这样的一个追悼大会，这么隆重的一个追悼大会，按照公告来讲，全国到时候都要收听，车辆要停，船舶要停，要鸣笛致哀，要如何如何，另外前边出了一个差错，我当时候想，我是有前科的。万一再出了事如何得了啊，两个事情连在一块，所以我说是，叫我戴罪立功啊。

    解说：9月18号下午2点50分，正式转播的时刻到来了。

    东西长安街是一百多万人啊，这一百多万人，下午4点钟开会，从上午就来了，一直在那站着，一点声动都没有，只有轻轻的啜泣的声音，哭的那种声音，没有任何的动静。我们站在那个台子上，面对着这么多人的时候，紧张啊。

    解说：根据当时《公告》的要求，追悼大会正式开始的时间是在9月18日的下午三时，而这个“三时”，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广播中的报时为准。

    还有一个问题，到了3点了，我们在这放信号，最后一响，全国的听众，从收音机当中收到了，那么追悼会的主席，追悼会那个台子上的那些领导人没听收音机，他听不到，他不知道是3点了，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那时候通信比较落后，借给了那个主持人的一个小收音机，

    主持人呢，是王洪文。等到我们转播完了的时候，这个收音机呢，他带回去了，我们也没要，粉碎四人帮以后，竟然成了一个追查的一个线索，在搜查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搜查出来一个小收音机，后来知道这个小收音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送的，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查一查，为什么要给他，联系这么密切，送他个小收音机，这是，这是后话。

    解说：杨正泉回忆说，在追悼大会之后，毛泽东治丧活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治丧活动的宣传却远未结束。

    一直从9月18号追悼会以后，拖到了10月14号才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完全恢复了正常的播音，前前后后整个治丧活动25天，这大概是，至少是前无古人的。

串场1：

    1976年，新中国的历史上少有的大事频发、惊心动魄的一年。那一年，有太多的不幸事情在中国发生。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几位新中国的开创者先后去世，唐山大地震夺去了几十万人的生命。但同时这一年也是开启历史大转折的一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中国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岁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有作家在书中这样写道，这一年里，中国人在大悲大喜中度过。他们既体味了失去的哀痛，也收获了成功的喜悦。

    1976年，36岁的杨正泉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副台长。他负责组织报道了那一年里许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目睹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重大历史关头所经历的政治考验。在他的记忆中，这个跌宕起伏、非同寻常的1976年，是一段值得记忆和缅怀的岁月。

    非同寻常的1976

    讲述人：杨正泉 

    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

    时间：2006年9月

    地点：北京

    解说：杨正泉回忆说，在他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1976年最忙碌，也最为难忘。那一年刚过完元旦，杨正泉就得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1月8号的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我们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剧场在看电影，我刚刚去了看电影的时候，有一个工作人员匆匆忙忙地把我叫出来了，非常地紧张，出来了那个门以后，我就问什么事，他悄悄地告诉我说，总理逝世了，赶快回去。这时候我就赶快往电台跑。赶到这个大楼里边的时候，我就找领导了，这时候气氛就比较紧张了，紧张了。在场的人都非常地沉痛，非常地沉默。半天以后才说，我们得赶紧安排宣传报道问题，中央台如何报道，你们回去赶紧考虑，那时候是已经夜里了。

    解说：1976年1月8日上午10时，周恩来与世长辞。这位新中国的开拓者，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早的创始人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也就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就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建立起来。延安新华广播使用的第一台广播发射机，还是周恩来从国外带回来的。

    杨正泉记得，当时电台的工作人员急切地想知道关于周恩来治丧报道的安排。但是直到深夜，他们才收到周恩来逝世讣告的定稿。

    首先要考虑讣告播出的问题，这个讣告的播出是一推再推，从7点多钟我听到消息，推到了晚上的10点，12点，后来一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结束，也就是第二天凌晨1点35分以前，没有最后定下来，后来干脆说，第二天播出吧，这就到了1月9号的早晨，大概在1月9号的早晨4点45分左右开始播出讣告，连续播出了几遍，这时候有一些人就马上就听到了，有一些人还在睡觉过程当中，我们连续播出了几遍以后，很快地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国了，传遍了世界了。

    解说：杨正泉回忆说，电台的工作人员曾经为治丧宣传活动作出了一个详细的预案，但是来自上级的指示，却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在整个总理逝世的这个宣传当中，我们是一直在抗争的，为什么抗争？这个安排的规格，宣传报道的规格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不符合人民对总理的那样的一个爱戴，那样一个情感的，第一，播出了讣告以后，不允许播出纪念总理的文章，悼念总理的文章，第二，总理治丧期间，活动的安排，这个期间的报道是很少很少的，形成不了这样一个悼念和治丧的这样一个气氛，特别是第三，第三就是在治丧期间，文艺节目照常播出，只是在追悼会那一天的时候，可以减少或者停止，其余的时间照常播出，这一点是大家特别不容易接受的东西。

    外部也有抗议，内部也有抗议，我们自行决定停止了三天（文艺节目），正好到了三天的这个后期的时候，是周总理的这个遗体要运往八宝山火化这一天。这一天上级逼着我们电台一定要安排文艺播出，

    记者：就是几十里长街送总理的那天。

    杨：那一天，他们审定了三组歌曲，这三组歌曲，你们一定要播。就在播出一组歌曲的时候，正好是总理的灵车经过十里长街去八宝山的时候，那时候的听众啊纷纷打电话来质问，你们是什么意思，你们是什么用意，我们都这么悲痛，我们都在这个街上送总理，你们在那里播出音乐，这是在向我们的伤口上洒盐啊。

    解说：杨正泉记得，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曾以“全天播音不协调”为由，一次次向上级提出请求，要求停播文艺节目，要求派记者采访群众的吊唁活动。但是得到的答复总是否定的。

    上面一直讲，你们要警惕，现在阶级斗争很尖锐，警惕有人利用这件事情作乱，你们一定要注意化悲痛为力量，宣传报道上要化悲痛为力量，用这个来阻止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这个呼声。那时候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央是姚文元。姚文元一再地讲，你们不要再提了，不要再向中央施加压力，一切超出了过去规定安排的那种规格，都不再安排了，都不要再提了，再提就是向中央施加压力。

(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

    解说：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杨正泉说，当时电台提出要转播这次大会，再次被姚文元拒绝。带着沉重而复杂的心情，杨正泉和电台的同事一起，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

    我们去告别，就是大家去告别那几天，天是阴冷阴冷的，下的雪，飘着雪花，当走到那个北京医院的那个遗体告别室的时候，第一眼大家看到的是总理，总理非常地消瘦，因为当然总理本来个子不高的，但是在人民的心目当中没有感觉到总理是个子不高的，总觉得总理是挺，是吧，挺威严的，挺什么魁梧的一个人似的，一下子看到就这么地瘦小，在那躺着。当时人啊，所有进去的人一看到这第一眼的时候，都哇地一声都哭，这种好像是不由自主的，哇地一声都哭了

    同期：邓小平致悼词

    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追悼会是比预定时间晚了十好几分钟开，我们都在那里静站着是，别人怎么样想，我不知道，我当时候想的时候，我说是不是等毛主席来呀，是吧，因为陈毅逝世的时候，毛主席突然去了，在这意料之外的，那么总理逝世，这么好的战友，这么，毛主席是不是来啊，是不是有意地等毛主席来，谁都不说，等了十几分钟以后没有动静，以后了才知道，那时候毛主席根本不能动了，根本不能动了，但是人们的心里都在那里盼。

    第二部分

    串场2：

    杨正泉说，周恩来对电台的工作一直给予了很多的支持，然而，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却在对周总理逝世的报道上，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杨正泉曾收到过的一封听众来信，信中说，“在周总理的灵车到达八宝山时，电台突然播送歌曲和音乐，这是我终生难忘、不可饶恕的一件事”。这几句话，一直深深地留在杨正泉的记忆中。

    我们电台处在这样一个岗位上，力争过，也努力过，但是许多事情我们是无法改变的，这大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所以总理逝世期间的宣传，也是在中央台这个重大宣传的历史上是留给人民一个最大的伤痛。

    解说：1976年7月到9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唐山大地震进行了集中报道。那时，它是人们得知各种信息最重要的渠道。杨正泉记得，也是从那时起，电台的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地守在工作岗位上，直到九月初，才渐渐恢复正常的工作。然而就在此时，传来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第三部分

    串场3：

    1976年9月9日，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从这一天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毛泽东的去世，作了历时25天的公开报道。在杨正泉的记忆里，这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次宣传工作。

    就在对毛泽东逝世的公开报道刚刚进行了几天之后，杨正泉突然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毛泽东主席去世之前，留下了一句“临终嘱咐”，而且很快就要在电台中播出。

  解说：根据当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的安排，毛泽东逝世追悼大会将在1976年9月18日举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承担了转播这次大会的任务，杨正泉是这次转播的总指挥。

    距离追悼大会还有两天的时间，杨正泉从上级领导那里得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在大会之前，公布毛泽东的“临终嘱咐”。

    在我们的正常的思维当中经常想，毛主席去世了，毛主席去世以前有没有遗言呢，有没有遗嘱啊，是吧，我们很相信这个的，大家很关心这个，但是好多天了以后呢没有听到，但是突然地在15号晚上，说是要播出一个重要文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当时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想，前面没有听到说毛主席有遗嘱，遗言，现在又突然有了，有呢也没说是遗嘱，也没说是遗言，来了一个临终嘱咐，是吧，这是怎么回事，这和过去有什么区别，另外呢，就是有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怎么样理解。

    解说：1976年9月1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报摘》节目中播出了“两报一刊”社论，第一次公布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这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姚文元他们非常重视，反复地安排什么时候播出好，原来是15号晚上播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他感觉到这不是黄金时间，播出的时候听众不多，最后反复研究，反复研究，安排到16号的6点半的新闻报摘当中首播，这时候影响面最广的时候，这样可以扩大效果。当天就连续地播出了几十遍，而且是一直要安排播出很多天，播出一个礼拜，而且是要各个稿子里边都要有这句话，张春桥、姚文元说，所有的其他稿子和发言稿里边如果没有这句话的，你们把它加上，这就是根本不讲新闻原则了，要把它加上，所以他们是很重视这句话的。

    解说：杨正泉回忆说，在毛泽东治丧活动期间，“按既定方针办”出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类稿件和节目中。直到公开报道刚刚结束，1976年10月6号晚上，几位“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电台中。

    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养成了一个习惯，晚上经常地在办公室，要不就是开会，要不就是组织什么活动，要不就是打听什么消息，晚上经常地灯火通明的，所以大家吃了晚饭以后，自然而然都到了办公室来了。我记得是7点多，有这个穿这个黄军装的好几个人直接进来了，这我们感到很惊讶，惊讶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电台的进出啊，很严格的，这证件那证件，这检查那检查，都是内部控制很严格的，怎么突然就这么一些穿军装的人，突然就进来了呢，而且这些人呢，我们眼看着进了大楼，直接就进了那个局长办公室去了，

    待了一会儿，突然就发现，岗哨增加了，我就赶紧看一看，里边发生什么变化了。这么一看呢，好多个执勤的这个，执勤人员啊，是卫戍区的，卫戍区的人员在执勤。不仅是这个都要握着枪，而且枪都上着刺刀，当然就感到发生事了，发生大事了，一定是大事。但是发生什么了，不清楚。

    解说：突然来到电台的，是时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长的耿飚等一行人。杨正泉后来得知，就在1976年10月6日当晚，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秘密隔离审查，耿飚等人来到电台，目的是执行一项紧急、重大、特殊的使命。

    耿飚在一个报告里讲，我当时候为什么去广播局，是受这个华国锋和叶帅的委托，不是对电台的人员不相信，是因为怕在抓四人帮的时候，四人帮或者是他们什么亲信漏网了，跑到了电台，利用电台要一呼的话就麻烦了，不是对电台不信任，怕他们漏网，他是这么解释的。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耿飚进了局长办公室以后，就把华国锋的一个亲笔信交给了邓刚了，这个亲笔信怎么写的呢，就是邓岗（广播局局长）同志，现在派耿飚和邱巍高同志去，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情，直接去找他们，下面写着华国锋，意思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原文的那个什么了，就把这封信交给这个邓岗看，这个邓岗就愣了，愣了有几分钟，耿飚说，你要有什么疑问呢，你还可以打电话请示，意思说，你要觉得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打电话请示一下你那个顶头上司（姚文元），邓岗考虑了考虑，不必了，不必了，这是很关键的几分钟，这是很关键的决定这个政治态度的几分钟。

    到了晚上呢，11点，通知我们去开会，邓岗局长随时说话很随意的一个人，这次非常地严肃，来了说得很简单，说今天就宣布一件事，宣传上要把按既定方针办完全卡住，不能再播出了，当然我们这些人都敏感了，就觉着，这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都没说，但是心里都有数。

    解说：杨正泉忙着布置工作，突然得到了一个奇怪的通知。

    有人叫我说，要叫你到中央台的直播室去。我就赶紧地到了直播室，到了直播室才发现，中联部的两位副部长，一个是冯轩，一个是张向山，两个人都坐在这个直播室门口的沙发上，而且是两旁的那个执勤的卫戍区的部队，一边一个都拿着枪，上着刺刀，叫过去跟我说，你要把直播室的钥匙交出来，我们把那个直播室的钥匙交给他以后，这两位副部长马上打电话告诉耿飚，钥匙收到了，耿飚接到他们的电话以后，马上就打电话给华国锋说，这里，就是广播局，我们控制住了，这个，这个直播室呢，我们也控制住了，这个，这是后来耿飚说的，华国锋就说，我明白了。

(华国锋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第四部分：

    串场4：

    杨正泉回忆说，就在对毛泽东逝世的公开报道刚刚结束不久，1976年10月6日晚上，中联部部长耿飚等人秘密地进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当晚，按照耿飚等人的要求，杨正泉把电台直播间的钥匙交给了他们。杨正泉说，在当时，“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消息还密而未宣，但是电台的工作人员已经隐约意识到，作为国家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迎来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

    我们不问为什么，我们有一个习惯，如果是说像这类重大的事情，上级讲了什么，我们不问，心照不宣，内部大家都议论，都知道了，四人帮倒台了，被抓起来了，但是没有公开，没有公开，就是这个，没有人正式地宣布。

    解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人员首先迎来了一个不眠之夜。

    凌晨开始他们要听节目，所有的节目要叫他们审听了以后，第二天才能播出。我起的作用呢，就是给他们跑腿，给他们提供节目，然后他们听，就在旁边等着，看着，他们听上一会儿呢就咬咬耳朵，也没说，后来我们新闻部的人送来一篇稿子，《人民日报》登了一篇稿子，登了一个这个陕西一个煤矿的稿子，题目就是，导语里面就是什么，我们坚决执行什么什么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方针怎么样怎么样，就问他，这个我们还能播吗，这一个是发现了问题，一个是带有试探性的，这个还能播吗，他说不能播，那么我们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人民日报》，向他们提出来啊，说这个以后不能登了，他们商量商量说，不要管他们，我们管我们的，他鲁瑛（《人民日报》负责人）愿意怎么登就登去，我们管我们的。

    过了几天以后呢，为了消除外界的猜测，为了缓和他们（“四人帮”）的亲信，那些亲信的矛盾，又陆陆续续地放松了一点，比方说清华大学的有关文章可以适当地上一点，但是上多少，全天节目上多少，要由台里控制，等到缓了这么十几天以后，外地有反映了，外地上街游行了，北京也有反映了，北京不让游行的，好多人在家里游行，在院子里游行，在机关里游行，都知道打倒四人帮了，搞起来游行了。这个时候中央才开始决定公开。

    解说：1976年10月7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粉碎四人帮”的通知。也是在这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向全国广播了这一消息。

    1976年10月2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这一次的大会，同样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承担转播任务。

    这一次转播呢，我们没有先例，过去毛主席在的时候，要奏《东方红》，那么华国锋出来奏什么啊，他们也议论，我们也在考虑，大家说是怎么着怎么着，后来最后的还是确定了一个《歌唱祖国》，别的都不好选。

    我们过去都是按照毛主席走路的那个速度什么都量过的，走多少步，几秒钟，在这个几秒钟当中说几句话，都是有数的，所以说不能多说话，毛主席一起来往外走的时候，《东方红》一响，这就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就这么几句话，毛主席的时候呢，是完了以后还要走向东观礼台握手，这个招手，还要走到西观礼台，向大家招手，他要走一圈的，我们的转播都要跟着。当初想，这华国锋刚当主席，他可能不会这样，就觉得他还没有这个威望，这个权力不够，大概不会是这样的，我们原来设想，华国锋走到这个前面台子上之后，等庆祝大会完了，是吧，他也就退回去了，我们的转播就结束了。

    所以等会议一完，我们就宣布转播结束了，刚刚宣布结束了以后，华国锋犹豫了一会儿，他也走向了东西平台了，也向那些下边的人去招手去了，宣布结束呢，是中央台和中央电视台都是用的中央台的声音，用同一个播音员，我们是出声音，他们是配画面，我们宣布了结束了，我们不能再恢复了，中央电视台灵机一动，他没关机，他还继续这个镜头跟着他，跟着他就是，但是没声音了，光有镜头，没声音了，等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呢，我们作为一个政治错误受到了审查，又受到了审查。你为什么提前宣布，为什么没有继续转播，为什么又造成了中央电视台没有声音，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差错，又受到了检查，又受到了审查。这也是一个小插曲。
    解说：杨正泉记忆中的1976年，到此告一段落。在他看来，那一年是一个大动乱年代的结尾，也是一次历史转折的开始。他说，这一年的往事，注定在他自己的生命里，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谢谢提供！

不为人知的历史 

总算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