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女儿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罗点点，是原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的小女儿。近年来，罗点点写了若干关于罗瑞卿的回忆文字。发表于《当代》杂志一九九八年第四、五期的《点点记忆》，则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篇。因为，它不仅仅是为其父辈歌功颂德、或叫屈鸣冤……


一、凄婉而野蛮的

　　夏日的北戴河，是新王侯们的乐园。“直到今天，我眼前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上，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里。”

　　但大海也不全是美丽，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注：陈士榘上将）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总是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因为她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

　　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陈姑娘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稳做高官。

　　罗点点知道的事，组织上不会不知道。但品性不良者仍然高官稳做，依据的只能是品格事小、政治事大的逻辑。在夺权时期，当需要这位将军冲锋杀敌的时候，这个无所顾忌的人当然会异常勇敢。既然战功赫赫，一边乱伦、一边做官，似乎也无须深究。四九年以后的一些官员，并不具备普通公民应有的品格。但革命需要这种不守规范、敢打敢杀的人。革命成功了，当然要给他们相应的回报，他们可以躺在功劳薄上超越人间伦理。一个连自己的侄女都要占有的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为人民服务呢？

　　不止陈将军一个。原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好色，但并未因此受到惩处。“刘亚楼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无疑是位强手，是个不可多得的佼佼者。可在个人生活上，他确实有不够检点的毛病。而江腾蛟，好象专门是为迎合上司的这些毛病而生存的。在南空，他就多次为刘亚楼的这一毛病‘服务’。”


二、“扩大”开会

　　决定罗瑞卿的下台的，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文革”已酝酿就绪。为了争取林彪的支持，罗瑞卿必须下台。罗点点这样解释这次会议：

　　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大火药桶，但它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代表国家政体的严肃大党。虽然这个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为组织原则，毕竟还是写在了它的章程里。所以，毛泽东还是不得不召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的上海会议，使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瑞卿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这回事。

　　但这个会议谈不到有什么民主：

　　１、事先知道会议内容的人极少。除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而外，只有叶剑英和杨成武（他们在会后分别接任了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之职）。连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不知道；

　　２、被整肃的罗瑞卿，一到上海就被软禁，根本没有权利参加会议，更谈不上解释和声辩；

　　３、以政治局名义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却是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唱主角。叶群在会上作了三次共约十个小时的主题发言；

　　４、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不以叶群的发言为真，但这却丝毫不妨碍会议通过事先定下的结论。

　　“扩大”开会，早就是政治策略之一。

　　一九三一年四月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反对项英等人将红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主张，但只有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支持他。为此，毛泽东建议扩大会议范围，让他指挥下的一些军事将领与会，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八月十八日，中央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和总政治部承办军委扩大会议，以肃清彭德怀的影响。很多人不愿意发言，发言的也只限于“浅表态”性质。八月二十日，柯庆施、陈伯达、康生等向毛泽东反映“会议开得遭受透了”、彭“根本不服庐山的气”等等。于是，毛泽东决定会议延长，与会人员的范围扩大到全军师以上单位的正职干部，由原来的一百四十人，扩大到一千零七十人，此外再增加五十人列席。二十二日，再次扩大了的扩大会议开幕，分怀仁堂主会场和紫光阁分会场，由林彪主持，毛泽东、刘少奇亲自作了定调性讲话。如此加强火力后，不但彭德怀得到了彻底批判，还真的揪出了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反党俱乐部”成员。批彭德怀不力的朱德也作了检讨。会议完满地达到了目的。“扩大”会议，使会议的组织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与会者，以便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去。

　　“扩大”会议的巨大效能，在于被扩大进来的人，或者是会议组织者的赞同者，或者是地位较低没有与会资格的人，他们对上层斗争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把应邀与会看作是一种荣誉，一切听从领导上的吩咐。一九六八年十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届中央委员只有四十人到会，不到总人数的一半。“而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其他人员，却达七十四人，占与会总人数一百三十三人的百分之五十七。后来发现，其中有一人竟然不是共产党员。”

　　要在这样的会议上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还不是易如反掌？实际上，有“扩大”就有“缩小”。“缩小”，就是不通知本应到会的人。比如，政治局会议可以不让与组织者意见相左的政治局委员与会。“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领袖反倒可以参加中央全会，而党代会选出来的正式中央委员却无法与会。这就强化了个人独裁。独裁者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决定让谁参加会议，以收“一致通过”之效。

　　每次会议都有其特定的目的。要达到目的关键，是选择好开会的人。高岗等人在一九五三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一波）、射刘（少奇）”，调子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毛泽东希望会议早点结束，要周恩来做结论。但周恩来很难作结论。“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岗、饶漱石利用。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了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邓小平明白自己要充当的角色，在会上既批评薄一波的错误，又强调不是路线错误，把使会议的调子降了下来。持续两个多月的会议终于结束了。

　　这个道理饶漱石也懂。一九五三年九月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饶漱石又想批薄一波，就说要请陈赓大将出席。“原来他听说抗日战争初期，陈赓带部队在太行地区活动时，在后勤供应方面对薄一波有不满；又知道陈赓讲话‘没遮拦’，以为如果陈赓到会，能放上一炮。”

　　不过，会议有时只是形式。薄一波命运的改变，表面上是陈赓、邓小平帮助说话，实际上取决于毛泽东的态度。毛泽东完全可以听任会议按照高岗、饶漱石的意图，把薄一波整下去，也可以让陈赓、邓小平为薄一波解围。事实上，毛泽东当时对薄一波还是信任的。

　　“开会”，还有一个功能是逮捕人。罗瑞卿是一例。而罗瑞卿本人也借开会之机，逮捕过潘汉年。此后，还有周恩来逮捕黄永胜等人、华国锋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开会的名义。后人也许难以设想，当时一些高级领导人接到开会时的复杂心态：接不到通知，显然是失宠；参加了会议，也许永远就没有会议开了。据傅崇碧回忆，毛泽东去世后，许世友就到医院提醒几个将军，不要到中央开会。“去了可能把你们抓起来，要你们的命。”

　　避灾的最好办法就是进医院。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楞了一阵，说了声“快走”就去了３０１医院。“当时许多将军、部长都往医院跑。毛泽东逝世，政局肯定会有变化。万一‘四人帮’抓人，对个病人，多少总该讲点人道主义吧？”


三、常委会的列席资格

　　罗瑞卿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瑞卿照应，“四清”运动时，毛岸青的老婆邵华，为了锻炼而想去农村搞“四清”，罗瑞卿知道毛岸青要人照顾，就劝邵华不要去，后来邵华坚持要去，罗瑞卿考虑再三，将邵华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瑞卿也就被取消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资格了。

　　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邵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瑞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我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会议，在国人眼中是最神圣、也最神秘的会议。但决定罗瑞卿能不能列席的，却是由邵华下乡引起的。更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瑞卿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政治局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

　　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来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改变毛泽东印象的，不是什么组织原则、工作要求，也不是权威人士的说情、或罗瑞卿本人的解释，而是一个护士。近侍的影响力之大，此是一例。

　　当然，吴君旭是个有判断力的人。一九七一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毛泽东用他特有的口吻，对周恩来等人说：“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君旭）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不是她说对了。”

　　这也许是毛泽东的幽默之词。但在一九七一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吴君旭确实表现出她的审慎、精明。四月六日，毛泽东已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中画了圈。“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晚上十一点多钟，“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啊，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合啊。那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饭呀？我叫你办的事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这么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数，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

　　这就有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

　　即使不具备吴君旭这样的判断力，但只要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不对之礼貌有加。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就自己的病情给毛泽东写信的同时，又给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写信，语气非常客气：“请你看后斟酌”，“一切托你斟办”。


四、沦落的下场原不同

　　建国后政治整肃不断，开国元勋和高层领导不断被打入囚牢。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罗瑞卿和彭德怀被关在同一监狱、周扬与胡风一度处境相同，这使人们几乎谅解了罗瑞卿、周扬当年的过火行动。但整人者、被整者这两种人的命运，其实是不同的：

　　爸爸在一九七四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总则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因肠癌不治，逝世在３０１医院十四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处一个走廊的病房里。

　　在党内生活尚有规范时，整谁、不整谁，还有个影子、有点根据。比如，彭德怀在大跃进问题上确实想“操毛泽东的娘”。人民要永远感谢彭德怀是真实的；但毛泽东永远不能饶恕彭德怀也是真实的。但罗瑞卿从来以毛泽东的“大警卫员”自居，以至当罗瑞卿和彭德怀关在一起时，他还感到委屈：“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作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

　　毛泽东对此也很清楚。但当时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罗瑞卿。对毛泽东来说，彭德怀、罗瑞卿是不同的。彭德怀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对手；而罗瑞卿则是毛泽东与林彪结盟所付的代价，事过境迁后可以放罗瑞卿一马。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当罗瑞卿与家人团聚时，彭德怀在监中疼痛难忍，只能哀求看管的战士：“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文革”时天下大乱，很多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许多毛泽东昔日的亲信。但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中，对“走资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罚方式，开几次批斗会，是留在北京、还是赶到外省，到外省是在京广线上、还是在偏僻之地，等等，毛泽东都是有严格区别和掌握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虽然谁不听毛泽东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辩证法里最重要的一条，叫做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一般而言，“文革”前被打倒的，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是万劫不复的；而在“文革”中被炮轰的人，到七十年代的中期，已有不少人官复原职。比如贺龙，一九五九年后，贺龙曾是彭德怀专案组的组长。但彭德怀的事情尚未了结，贺龙自己也被捉了进去。但到了一九七五年，毛泽东亲自下令为贺龙平反。而彭德怀却始终处于监扩状态。类似的，这也是周扬和胡风的区别。


五、郭沫若丧子

　　郭沫若文名远播。但在四九年后，在上层郭沫若并不受到尊重。一九六○年，他的话剧《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

　　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了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

　　被开开玩笑还是小事。郭沫若的二儿子郭世英，因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哲学小组讨论问题，经人告密后被拘捕；郭沫若的三儿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乐学院用家里的录音机欣赏西方音乐，同样被人告密。毛泽东下令：“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结果，郭民英在一九六七年自杀。

　　儿子如此命运，是否说明郭沫若已无多大用处？四九年以前的党，要求这位著名诗人向国民政府争民主、要自由；四九年以后，郭沫若的使命，只是不断地写作“应景诗”和“新华颂”，歌颂党和领袖。一个歌颂诗人，很难向被颂的对象要求什么权利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郭沫若夫妇得知郭世英被人绑架、生死难卜。当天晚上，郭沫若刚好要陪周恩来参加一个宴会。行前，郭沫若的妻子于立群，要郭沫若趁便请求周恩来关心一下。然而，尽管郭沫若一个晚上都在周恩来的旁边，郭沫若却最终也没有开口向周恩来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终于死于非命。

　　四九年以后，郭沫若步步紧跟，不敢有半点闪失。一九六五年二月，《光明日报》登出毛泽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墨迹后，郭沫若即著文颂扬：“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诗词的‘顶峰’；主席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是书法中的‘顶峰’。”

　　但是，郭沫若甘当神权时代的弄臣，却总是讨好不得好。“一九六七年六月，郭沫若诗颂扬江青，但他得到不是江青‘钦赐’他什么‘御物’，而是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一伙儿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点名批判。八十二岁的郭沫若，两次被令低头站起来，接受江青一伙儿的羞辱。”原因是郭沫若在他的《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统一中国是功，焚书坑儒是罪。力倡“一分为二”的毛泽东，以秦始皇自居，当然容不得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劝君少骂秦始皇，焚烧书事业要商量。”郭沫若要为他几十年前的观点付出代价。

　　知名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的用处。一九五七年，北京人艺的最大难题，是划不划焦菊隐为右派。“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

　　这当然不是彭真个人的主意。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中就规定，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这一政治动荡的时期，中国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面世的原因之一。

　　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一九四六年七月，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陶宅慰问，并取消了下午与司徒雷登的约会，向延安详细报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出唁电，盛赞“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此后一段时间，中共方面又精心组织了海内、外一系列的旨在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悼念陶行知的活动。

　　但四九年后，“民主魂”陶行知已无价值了。一九五一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时，舆论界翻脸不认五年前毛泽东对陶行知的颂扬，大量的文章把陶行知拉来作为武训的陪斗。《人民教育》给陶行知定下四条罪状，判定所谓“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不过是徒有其名。批判者中当然少不了郭沫若。

　　像郭沫若、陶行知之类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其价值只有在两派政治力量较量之时，才能实现。可以设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后来的处境只有两种：一种是像郭沫若一样批武训、写检讨；一种是像梁漱溟那样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总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动了。


六、原则和纵欲

　　罗瑞卿跳楼自杀后，旨在批判他的“三月会议”停开了。

　　但是，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他们说爸爸是自绝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但他们的诗意大发。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的行为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

　　内部斗争的严厉性，非身临其境者不能领略。毛泽东之所以能纵横捭阖、无所顾忌，是因为一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很欢迎这种此起彼伏的斗争方式。一九四五年的“华北工作会议”和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罗瑞卿不也是从迫害彭德怀的斗争中，获得“纵欲后的满足”？

　　权力和资源是有限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却是无限的。如此就需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重新分配，斗争的哲学势在必行。在一切都取决于个人意愿的氛围中，很多问题并非原则之分、主义之争，核心是权力转移。林彪在“文革”初说得明白：“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一个全面的调整。”所以几十年的“革命友谊”，并不会使一些人在对战友的落井下石时犹豫一下。对普通人而言，政治原则无人情可言，但一小部分精于权力角逐的人，却可以充分伸张自己的欲望，在风吹浪打中信步闲庭。被剥夺和被满足，同时完成。


七、乐园

　　一九二八年，饶漱石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时，杨尚昆是他的上级。杨尚昆习惯地称他为“小饶”。“皖南事变”后，饶漱石在刘少奇的提携下，荣任新四军政委、东南局书记。一九四六年饶漱石从北京到延安，位置已不再显赫的杨尚昆去机场接他，“招呼他‘小饶’，他就像没有听见一样。我追上前喊一声‘饶政委’，他才答应。”

　　价值和尊严来自权力，如果毛泽东或刘少奇喊他“小饶”，饶漱石断不敢“像没有听见一样”。

　　成功的革命，夺取了控制一切的权利。胜利者拥有了乐园，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就是保护革命的成果。作为一个集体，党内任何派别、任何个人，对任何的反党行为都严惩不贷。只有江山稳固，个人才可能层次清晰地拥有自己的小乐园。毛泽东对此十分清楚。“九一三”事件后，罗点点去找时任中联部长的耿飚。罗点点回忆道：

　　“在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脚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候，我并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子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的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

　　权力就是乐园。一九五九年后，罗瑞卿达到了一生的巅峰，身占党政军十多个要职：在党内，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在政府，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队，是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国防工业战线，是国防工办主任，十一人专门委员会和中央专委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人大，是全国人大常委。他理所当然地享有既大又美丽的房子和院子和一大堆秘书、参谋、警卫员、管理员、司机、保育员、厨师的服务。“院子里还有齐刷刷的五个漂亮、年轻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