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女儿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罗点点，是原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的小女儿。近年来，罗点点写了若干关于罗瑞卿的回忆文字。发表于《当代》杂志一九九八年第四、五期的《点点记忆》，则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篇。因为，它不仅仅是为其父辈歌功颂德、或叫屈鸣冤……


一、凄婉而野蛮的

　　夏日的北戴河，是新王侯们的乐园。“直到今天，我眼前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上，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里。”

　　但大海也不全是美丽，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注：陈士榘上将）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总是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因为她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

　　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陈姑娘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稳做高官。

　　罗点点知道的事，组织上不会不知道。但品性不良者仍然高官稳做，依据的只能是品格事小、政治事大的逻辑。在夺权时期，当需要这位将军冲锋杀敌的时候，这个无所顾忌的人当然会异常勇敢。既然战功赫赫，一边乱伦、一边做官，似乎也无须深究。四九年以后的一些官员，并不具备普通公民应有的品格。但革命需要这种不守规范、敢打敢杀的人。革命成功了，当然要给他们相应的回报，他们可以躺在功劳薄上超越人间伦理。一个连自己的侄女都要占有的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为人民服务呢？

　　不止陈将军一个。原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好色，但并未因此受到惩处。“刘亚楼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无疑是位强手，是个不可多得的佼佼者。可在个人生活上，他确实有不够检点的毛病。而江腾蛟，好象专门是为迎合上司的这些毛病而生存的。在南空，他就多次为刘亚楼的这一毛病‘服务’。”


二、“扩大”开会

　　决定罗瑞卿的下台的，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文革”已酝酿就绪。为了争取林彪的支持，罗瑞卿必须下台。罗点点这样解释这次会议：

　　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大火药桶，但它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代表国家政体的严肃大党。虽然这个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为组织原则，毕竟还是写在了它的章程里。所以，毛泽东还是不得不召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的上海会议，使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瑞卿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这回事。

　　但这个会议谈不到有什么民主：

　　１、事先知道会议内容的人极少。除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而外，只有叶剑英和杨成武（他们在会后分别接任了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之职）。连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不知道；

　　２、被整肃的罗瑞卿，一到上海就被软禁，根本没有权利参加会议，更谈不上解释和声辩；

　　３、以政治局名义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却是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唱主角。叶群在会上作了三次共约十个小时的主题发言；

　　４、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不以叶群的发言为真，但这却丝毫不妨碍会议通过事先定下的结论。

　　“扩大”开会，早就是政治策略之一。

　　一九三一年四月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反对项英等人将红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主张，但只有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支持他。为此，毛泽东建议扩大会议范围，让他指挥下的一些军事将领与会，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八月十八日，中央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和总政治部承办军委扩大会议，以肃清彭德怀的影响。很多人不愿意发言，发言的也只限于“浅表态”性质。八月二十日，柯庆施、陈伯达、康生等向毛泽东反映“会议开得遭受透了”、彭“根本不服庐山的气”等等。于是，毛泽东决定会议延长，与会人员的范围扩大到全军师以上单位的正职干部，由原来的一百四十人，扩大到一千零七十人，此外再增加五十人列席。二十二日，再次扩大了的扩大会议开幕，分怀仁堂主会场和紫光阁分会场，由林彪主持，毛泽东、刘少奇亲自作了定调性讲话。如此加强火力后，不但彭德怀得到了彻底批判，还真的揪出了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反党俱乐部”成员。批彭德怀不力的朱德也作了检讨。会议完满地达到了目的。“扩大”会议，使会议的组织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与会者，以便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去。

　　“扩大”会议的巨大效能，在于被扩大进来的人，或者是会议组织者的赞同者，或者是地位较低没有与会资格的人，他们对上层斗争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把应邀与会看作是一种荣誉，一切听从领导上的吩咐。一九六八年十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届中央委员只有四十人到会，不到总人数的一半。“而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其他人员，却达七十四人，占与会总人数一百三十三人的百分之五十七。后来发现，其中有一人竟然不是共产党员。”

　　要在这样的会议上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还不是易如反掌？实际上，有“扩大”就有“缩小”。“缩小”，就是不通知本应到会的人。比如，政治局会议可以不让与组织者意见相左的政治局委员与会。“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领袖反倒可以参加中央全会，而党代会选出来的正式中央委员却无法与会。这就强化了个人独裁。独裁者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决定让谁参加会议，以收“一致通过”之效。

　　每次会议都有其特定的目的。要达到目的关键，是选择好开会的人。高岗等人在一九五三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一波）、射刘（少奇）”，调子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毛泽东希望会议早点结束，要周恩来做结论。但周恩来很难作结论。“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岗、饶漱石利用。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了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邓小平明白自己要充当的角色，在会上既批评薄一波的错误，又强调不是路线错误，把使会议的调子降了下来。持续两个多月的会议终于结束了。

　　这个道理饶漱石也懂。一九五三年九月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饶漱石又想批薄一波，就说要请陈赓大将出席。“原来他听说抗日战争初期，陈赓带部队在太行地区活动时，在后勤供应方面对薄一波有不满；又知道陈赓讲话‘没遮拦’，以为如果陈赓到会，能放上一炮。”

　　不过，会议有时只是形式。薄一波命运的改变，表面上是陈赓、邓小平帮助说话，实际上取决于毛泽东的态度。毛泽东完全可以听任会议按照高岗、饶漱石的意图，把薄一波整下去，也可以让陈赓、邓小平为薄一波解围。事实上，毛泽东当时对薄一波还是信任的。

　　“开会”，还有一个功能是逮捕人。罗瑞卿是一例。而罗瑞卿本人也借开会之机，逮捕过潘汉年。此后，还有周恩来逮捕黄永胜等人、华国锋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开会的名义。后人也许难以设想，当时一些高级领导人接到开会时的复杂心态：接不到通知，显然是失宠；参加了会议，也许永远就没有会议开了。据傅崇碧回忆，毛泽东去世后，许世友就到医院提醒几个将军，不要到中央开会。“去了可能把你们抓起来，要你们的命。”

　　避灾的最好办法就是进医院。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楞了一阵，说了声“快走”就去了３０１医院。“当时许多将军、部长都往医院跑。毛泽东逝世，政局肯定会有变化。万一‘四人帮’抓人，对个病人，多少总该讲点人道主义吧？”


三、常委会的列席资格

　　罗瑞卿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瑞卿照应，“四清”运动时，毛岸青的老婆邵华，为了锻炼而想去农村搞“四清”，罗瑞卿知道毛岸青要人照顾，就劝邵华不要去，后来邵华坚持要去，罗瑞卿考虑再三，将邵华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瑞卿也就被取消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资格了。

　　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邵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瑞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我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会议，在国人眼中是最神圣、也最神秘的会议。但决定罗瑞卿能不能列席的，却是由邵华下乡引起的。更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瑞卿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政治局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

　　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来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改变毛泽东印象的，不是什么组织原则、工作要求，也不是权威人士的说情、或罗瑞卿本人的解释，而是一个护士。近侍的影响力之大，此是一例。

　　当然，吴君旭是个有判断力的人。一九七一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毛泽东用他特有的口吻，对周恩来等人说：“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君旭）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不是她说对了。”

　　这也许是毛泽东的幽默之词。但在一九七一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吴君旭确实表现出她的审慎、精明。四月六日，毛泽东已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中画了圈。“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晚上十一点多钟，“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啊，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合啊。那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饭呀？我叫你办的事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这么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数，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

　　这就有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

　　即使不具备吴君旭这样的判断力，但只要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不对之礼貌有加。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就自己的病情给毛泽东写信的同时，又给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写信，语气非常客气：“请你看后斟酌”，“一切托你斟办”。


四、沦落的下场原不同

　　建国后政治整肃不断，开国元勋和高层领导不断被打入囚牢。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罗瑞卿和彭德怀被关在同一监狱、周扬与胡风一度处境相同，这使人们几乎谅解了罗瑞卿、周扬当年的过火行动。但整人者、被整者这两种人的命运，其实是不同的：

　　爸爸在一九七四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总则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因肠癌不治，逝世在３０１医院十四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处一个走廊的病房里。

　　在党内生活尚有规范时，整谁、不整谁，还有个影子、有点根据。比如，彭德怀在大跃进问题上确实想“操毛泽东的娘”。人民要永远感谢彭德怀是真实的；但毛泽东永远不能饶恕彭德怀也是真实的。但罗瑞卿从来以毛泽东的“大警卫员”自居，以至当罗瑞卿和彭德怀关在一起时，他还感到委屈：“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作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

　　毛泽东对此也很清楚。但当时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罗瑞卿。对毛泽东来说，彭德怀、罗瑞卿是不同的。彭德怀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对手；而罗瑞卿则是毛泽东与林彪结盟所付的代价，事过境迁后可以放罗瑞卿一马。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当罗瑞卿与家人团聚时，彭德怀在监中疼痛难忍，只能哀求看管的战士：“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文革”时天下大乱，很多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许多毛泽东昔日的亲信。但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中，对“走资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罚方式，开几次批斗会，是留在北京、还是赶到外省，到外省是在京广线上、还是在偏僻之地，等等，毛泽东都是有严格区别和掌握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虽然谁不听毛泽东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辩证法里最重要的一条，叫做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一般而言，“文革”前被打倒的，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是万劫不复的；而在“文革”中被炮轰的人，到七十年代的中期，已有不少人官复原职。比如贺龙，一九五九年后，贺龙曾是彭德怀专案组的组长。但彭德怀的事情尚未了结，贺龙自己也被捉了进去。但到了一九七五年，毛泽东亲自下令为贺龙平反。而彭德怀却始终处于监扩状态。类似的，这也是周扬和胡风的区别。


五、郭沫若丧子

　　郭沫若文名远播。但在四九年后，在上层郭沫若并不受到尊重。一九六○年，他的话剧《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

　　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了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

　　被开开玩笑还是小事。郭沫若的二儿子郭世英，因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哲学小组讨论问题，经人告密后被拘捕；郭沫若的三儿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乐学院用家里的录音机欣赏西方音乐，同样被人告密。毛泽东下令：“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结果，郭民英在一九六七年自杀。

　　儿子如此命运，是否说明郭沫若已无多大用处？四九年以前的党，要求这位著名诗人向国民政府争民主、要自由；四九年以后，郭沫若的使命，只是不断地写作“应景诗”和“新华颂”，歌颂党和领袖。一个歌颂诗人，很难向被颂的对象要求什么权利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郭沫若夫妇得知郭世英被人绑架、生死难卜。当天晚上，郭沫若刚好要陪周恩来参加一个宴会。行前，郭沫若的妻子于立群，要郭沫若趁便请求周恩来关心一下。然而，尽管郭沫若一个晚上都在周恩来的旁边，郭沫若却最终也没有开口向周恩来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终于死于非命。

　　四九年以后，郭沫若步步紧跟，不敢有半点闪失。一九六五年二月，《光明日报》登出毛泽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墨迹后，郭沫若即著文颂扬：“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诗词的‘顶峰’；主席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是书法中的‘顶峰’。”

　　但是，郭沫若甘当神权时代的弄臣，却总是讨好不得好。“一九六七年六月，郭沫若诗颂扬江青，但他得到不是江青‘钦赐’他什么‘御物’，而是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一伙儿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点名批判。八十二岁的郭沫若，两次被令低头站起来，接受江青一伙儿的羞辱。”原因是郭沫若在他的《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统一中国是功，焚书坑儒是罪。力倡“一分为二”的毛泽东，以秦始皇自居，当然容不得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劝君少骂秦始皇，焚烧书事业要商量。”郭沫若要为他几十年前的观点付出代价。

　　知名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的用处。一九五七年，北京人艺的最大难题，是划不划焦菊隐为右派。“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

　　这当然不是彭真个人的主意。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中就规定，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这一政治动荡的时期，中国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面世的原因之一。

　　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一九四六年七月，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陶宅慰问，并取消了下午与司徒雷登的约会，向延安详细报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出唁电，盛赞“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此后一段时间，中共方面又精心组织了海内、外一系列的旨在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悼念陶行知的活动。

　　但四九年后，“民主魂”陶行知已无价值了。一九五一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时，舆论界翻脸不认五年前毛泽东对陶行知的颂扬，大量的文章把陶行知拉来作为武训的陪斗。《人民教育》给陶行知定下四条罪状，判定所谓“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不过是徒有其名。批判者中当然少不了郭沫若。

　　像郭沫若、陶行知之类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其价值只有在两派政治力量较量之时，才能实现。可以设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后来的处境只有两种：一种是像郭沫若一样批武训、写检讨；一种是像梁漱溟那样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总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动了。


六、原则和纵欲

　　罗瑞卿跳楼自杀后，旨在批判他的“三月会议”停开了。

　　但是，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他们说爸爸是自绝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但他们的诗意大发。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的行为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

　　内部斗争的严厉性，非身临其境者不能领略。毛泽东之所以能纵横捭阖、无所顾忌，是因为一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很欢迎这种此起彼伏的斗争方式。一九四五年的“华北工作会议”和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罗瑞卿不也是从迫害彭德怀的斗争中，获得“纵欲后的满足”？

　　权力和资源是有限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却是无限的。如此就需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重新分配，斗争的哲学势在必行。在一切都取决于个人意愿的氛围中，很多问题并非原则之分、主义之争，核心是权力转移。林彪在“文革”初说得明白：“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一个全面的调整。”所以几十年的“革命友谊”，并不会使一些人在对战友的落井下石时犹豫一下。对普通人而言，政治原则无人情可言，但一小部分精于权力角逐的人，却可以充分伸张自己的欲望，在风吹浪打中信步闲庭。被剥夺和被满足，同时完成。


七、乐园

　　一九二八年，饶漱石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时，杨尚昆是他的上级。杨尚昆习惯地称他为“小饶”。“皖南事变”后，饶漱石在刘少奇的提携下，荣任新四军政委、东南局书记。一九四六年饶漱石从北京到延安，位置已不再显赫的杨尚昆去机场接他，“招呼他‘小饶’，他就像没有听见一样。我追上前喊一声‘饶政委’，他才答应。”

　　价值和尊严来自权力，如果毛泽东或刘少奇喊他“小饶”，饶漱石断不敢“像没有听见一样”。

　　成功的革命，夺取了控制一切的权利。胜利者拥有了乐园，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就是保护革命的成果。作为一个集体，党内任何派别、任何个人，对任何的反党行为都严惩不贷。只有江山稳固，个人才可能层次清晰地拥有自己的小乐园。毛泽东对此十分清楚。“九一三”事件后，罗点点去找时任中联部长的耿飚。罗点点回忆道：

　　“在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脚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候，我并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子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的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

　　权力就是乐园。一九五九年后，罗瑞卿达到了一生的巅峰，身占党政军十多个要职：在党内，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在政府，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队，是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国防工业战线，是国防工办主任，十一人专门委员会和中央专委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人大，是全国人大常委。他理所当然地享有既大又美丽的房子和院子和一大堆秘书、参谋、警卫员、管理员、司机、保育员、厨师的服务。“院子里还有齐刷刷的五个漂亮、年轻的女人”。

罗瑞卿失去权力后，人去楼空。“妈妈开始自己做饭，剩下来的工作人员日益与我们为敌。”要是罗瑞卿在位，借他们一百个胆也不敢。

　　这还算客气的。陆定一与罗瑞卿一起下台之前，他的夫人严慰冰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在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增福堂，被诱捕到一个秘密拘留所。“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几下子就把严慰冰从头到脚。剥得几乎‘暴露无遗’了，仅剩下三角裤衩、汗背心。……那个汉子又喝道：‘你还摆什么臭架子？现在就要打掉你的臭架子！’”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一切，包括“臭架子”。

　　听说朱德去世以后，康妈妈的日子总是过得冷清一些。康妈妈即康克清。朱德的在与不在，对康克清是大不一样的。

　　嫁夫随夫，在政治生活中，夫荣妻贵、夫损妻辱。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本人也是老红军。但张闻天一倒，刘英也尾随而去。一九六七年，康生派人要张闻天交代刘少奇在六十一人出狱问题上的罪责。鉴于张闻天此前说过，这是他当时代表中央决定的，来人特别警告他：“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这种株连术，令每个丈夫都要万分小心，进退得失，关系到子孙后代、亲朋故旧。贺龙出了事，二方面许多老将军都跟着倒霉，处理王尚荣、许光达、黄新廷、廖汉生、杨秀山、成钧、谭友林、郭林祥等人的“专案组”纷纷成立。林彪倒台后，贺龙的夫人被接到北京。一九七四年秋，邓颖超前来探望贺龙夫人薛明。消息传出，正被“挂起来”的二方面军的老将军，当晚就喝了酒庆贺。

　　权力来自何处？理论上讲来自人民。但是，不但人民，就是高级将领，也没有决定罗瑞卿为总参谋长的权力。刘亚楼告诉罗瑞卿：林彪说“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罗瑞卿的权力来自林彪，更来自毛泽东。毛泽东可以让位极人臣的刘少奇、林彪死无葬身之地，也可以让写文章的秀才一步登天，谁敢不提起十二分精神？


八、虚无主义

　　罗瑞卿跳楼自杀前给妻子的遗书是：“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一九七七年恢复工作后的罗瑞卿，在百务缠身的情况下，还担任了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委员会主任。无论在这个以革命为主题的世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对毛泽东的信任、爱戴，从未动摇过。他始终是这个伟大天才革命家的忠实追随者。

　　但罗瑞卿清醒了一些。一九七八年，他支持《解放军报》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罗瑞卿不认为毛泽东可以逃避历史的检验。

　　这种情结，可以见之于一大批老革命家。

　　朱德长期受冷遇，失意时种一点兰花，都不被允许。但罗点点看望康克清时了解到：原来这年的八月，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随后，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城头易帜、共产党失去政权、国家解体。康妈妈面对突然的事变十分痛心，每天要花大量时间读书看报，劳累过度，才发病住了院。

　　确实，如果社会主义都要被否定，这些从死人堆中爬起、在残酷清洗中幸存下来的革命家的一生，还有什么意义？连罗点点也认为：“无论我和我的一家在‘文革’中经历了什么，我们和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血肉相联的。”

　　但是我还是感到一种虚无。因为我最怕认认真真地做一件事情，那结果却只是一个错误，或者叫做误会。

　　罗瑞卿是忠心为党、忠心为毛泽东的，但却被一脚踢开。罗瑞卿本人可以不计较，但在宣扬绝对理想主义和革命原则的政治运动中，却闹出文革这样的悲喜剧，这种理想与原则的可信性就大可怀疑了。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从来不允许对“组织上”有半点怀疑，对革命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坚决否定，那么结局是两种，一种恶梦醒来，认定一切都是虚伪，世上本无所谓理想与原则，从而导向犬儒主义、享乐主义，这在一些老干部及其子女的身上已经表现出来；再一种是继续非理知、非反省地坚持原来的价值信念。谁又能说哪种更好？


九、犹太人与犹大

　　罗点点把罗瑞卿的被整，与犹太人的命运相比。犹太人为什么受迫害，罗点点认为这和犹太民族拥有太完美的理想和太彻底的责任感有关。悲惨的犹太人是否因其理想品格而受难姑置不论（因为欧洲人迫害犹太人的理由之一，是犹太人中出了一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但罗瑞卿的遭遇，可能并非是因完美的人格。

　　庐山会议上，罗瑞卿扮演的是犹大：

　　一次是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晚，毛泽东召见周小舟、李锐等人。周小舟讲了“上有好者，下必甚下必甚焉”之类直接批评毛的话，毛没有见怪，并表示了反左的态度。事后周小舟很兴奋，就对罗瑞卿说了。由此，罗瑞卿传给“下必甚焉”的柯庆施等人，间接推动了庐山会议的转向；

　　二是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发表批判彭德怀的讲话。当天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气不过，就到黄克诚处出气。彭德怀进来后，他们几个告辞出来。途中他们遇见了罗瑞卿。罗瑞卿当然向上告发了。“二十三日事件”，后来成为湖南集团和“反党俱乐部”的证据之一。

　　在庐山会议期间，罗瑞卿是批彭“护神”的主力。几十年后李锐还说：“我特别记得罗瑞卿对黄克诚疾言厉色的神情。”从彭德怀下台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恰恰在此时飞黄腾达的罗瑞卿脱不了干系。承认这段时期党犯过错误，其中少不了有罗瑞卿的一部分。

　　但罗点点的这一比较还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她说的：

　　当有人自认为有最完美的道德和献身精神的时候，他就得罪了整个人类，就激发了深藏在人类天性中这种邪恶的迫害欲，就在理论上沦为受迫害的犹太人。

　　萨特的名言是，搞政治一定会把手弄脏。通过原始而残酷斗争夺取政权的政治体系，不可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罗瑞卿也许并不高尚，但比一些同侪能干一些，上面对他更信用一些。“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十、理想无辜

　　罗点点没有就事论事，她有许多反省和总结，比如：

　　无产阶级的职业家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付出自己与他人的双重代价。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坚硬决心，在一切人身上留下累累伤痕，包括在儿女们的身上。这种为信仰牺牲一切的的悲壮故事，会被现代人理解和原谅吗？当然，问题并不在于任何人的理解和原谅，而在于理想化的人生给世界和他人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多少大奸、大恶，假至诚、至爱之名，猖獗盖世、大行其道。这是所有真诚善良者，包括真诚善良革命者的不幸和悲哀吧！

　　在基本肯定革命理想和政党原则的前提下，这是对中国现代悲剧所能作出的最好的自我批评。但有几点不宜混为一谈。

　　首先，付出的代价，是不是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个乱伦的将军，有什么理想可言？那些在批罗瑞卿时兴高采烈的人们，又是为了什么理想？

　　其次，既已认准大奸大恶假至诚至爱之名在祸害人类，这里的问题就不是至诚至爱的理想本身，而在于这些奸恶。内部斗争无休无止，根源之一是缺乏基本的“诚爱”、而太多对权位的迷恋。如果说罗点点不爱她的姥爷和姥姥，是因为有阶级之分的话，那么在这些革命家中间，除了爱伟大领袖，他们之间又有过什么样的诚、爱呢？每一个人倒下，不都有群起而攻之唯恐不及的现象。清算大奸、大恶，要把它们从假借的“理想”中剥离出来，而不能把帐算到至诚至爱的理想头上。

　　在这方面，陈毅有过人的表现。四十年代刘少奇支持饶漱石抑制陈毅，使陈毅委屈了好多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央文革在政治局会议上，要刘少奇到清华大学检讨。毛泽东不说话。当时，只有陈毅站起来说：少奇同志有什么错误，可以在政治局这个范围内来解决。要他到清华去，这种方式好不好？我看不好，到时让他下不了台。当刘少奇表示愿意去清华，并请王任重帮他起草讲话时，陈毅又站起来，再次声明他不赞成这样做。以德报怨，这在革命同志之间是很少见的。


十一、悲剧和喜剧

　　“文革”把多年来左的路线发展到极端，空前的灾难，使得国人由此上溯到对毛泽东体制和思想质疑。但各人的思路不同。罗点点记得，一九七○年的冬天，她到刘少奇的儿女家去。在一特别的气氛中，刘园园点了几支蜡烛，举起酒杯说：“今天是爸爸的生日，让我们祝爸爸平安。”（sabbanji注：当时刘少奇已经死在了开封。）

　　罗点点动情了：“自从三年前“文革”开始的那个早春，我在落日前作出那个寒冷的决定：与爸爸有及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界限以来，我从没有想出过走出这条思路。尽管身边发生的‘文革’事件已经越来越血腥、越来越滑稽，完全像一个恐怖的笑话。但是我除了让自己尽量去理解它们之外，没有作过任何别的尝试。园园的话使我如梦方醒，或者简直是汗毛倒竖！我第一次想到，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所有的事情。”

　　罗点点是在乐园中长大的，她没有经历过诸如延安整风之类的洗礼。遭逢一个革命至上的时代，她知道乐园就是革命制度，她理所当然地听从毛泽东的号召，与爸爸划清界限。只是乐园已失之后，刘园园的话，才使她想起，乐园，其实是她爸爸的权力构筑的。

　　罗瑞卿的觉悟却是另一种契机诱发的：

　　一直到坐了班房，罗瑞卿还在想，这一切是毛主席和林彪对他产生这么深的的误会的时候，九大的消息传到了这个临时监狱。所有的犯人，因此而被允许看报纸。爸爸说：“我看到叶群的名字写在中央政治局的名单里，我就想，这些人恐怕要完蛋。”说来奇怪，爸爸的恍然大悟，没有因为他的裂骨折筋而发生；没有因为他被装在箩筐里，受到惨无人道的批斗而发生；没有因为妻离子散而发生。而当他看到庄严的党章上，党的政治局名单上出现林彪、叶群的名字的时候，他却想到这些人要完蛋了。

　　罗瑞卿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者，他清楚地知道，党给了他一切，他的一切就都属于党。

　　罗瑞卿的同乡刘伯承元帅，少小贫苦。“当他那么幼小的时候，生活就那么严酷地教育了他，教他懂得，像他们家那样的，在那个社会永无出头之日。”成为一方统帅之后，刘伯承深有体会地说：“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

　　这是包括罗瑞卿在内的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共识。他们因此可以接受加诸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包括他自己的残暴和虐待，只要是以革命的名义。既革命永远神圣，毛泽东永远正确，那么对他们来说，极左路线、个人崇拜等等都不是问题。党内民主、党员权利、生命价值等等，都被可以献上革命的祭坛。无论发生多大的的悲剧，包括他个人的毁灭，都无损革命的合理与伟大。

　　一九六七年因“七·二O”事件被打倒的陈再道，“文革”后期在福州对韩先楚说：老韩哪，咱们这些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也是毛主席的鬼呀！说到这里，那泪水都快要下来了。

　　唤醒他们觉悟的，只能是另外一种东西，这就是悲剧演变成喜剧。他们愿意以生命献祭的革命，按其惯性演变为滑稽戏。所以，罗瑞卿只是在发现他曾极度鄙视的叶群，也进了他一直认为神圣的最高机构时，才获得从不同角度审视“文革”的可能性。


十二、要警惕什么？

　　罗点点动情地引用了伏契克的名言：“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要警惕什么呢？

　　“今天我懂得了，几个战争狂人或者某种专制制度，都不是世界上的最大危险。最大的危险是隐藏在人性深处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失去尊严，回归兽性！”

　　问题在于，人为什么会失去尊严回归兽性？

　　罗点点转述她母亲的回忆，批判罗瑞卿时的一条罪状是“擅自大比武”。

　　罗瑞卿当然知道，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记不清了。让秘书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状况。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

　　确实，几个战争狂人、某种专制制度，可能都不是最大的危险。但像罗瑞卿所遭遇的这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制度，肯定是最危险的。人们要警惕的，首先是这种制度。这种制度，是罗瑞卿帮助建立起来的，它凌架于任何个人之上，而把毛泽东高高耸立起来。除了毛泽东，任何人都可能被它碾得粉碎。当刘少奇、罗瑞卿支持毛泽东整彭德怀时，他们其实已经为自己挖好了坟场。

　　象征性的例子是李一氓提供的：一九六八年，李一氓被送进监狱。“这个监狱是解放以后新造的，造得非常坚固。但在生活条件上并不完备。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是这个建筑的主持者。原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正是这个建筑的财政预算的批准者。但竟有这样的怪事情，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两个‘自作自受’，也都同时被子关在那里。”

　　体制是人制造的。革命者为什么要建造这种令革命者也胆寒的体制？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农民虽然能冲杀在前，但要真正指向领袖设定的目标，却需要精心组织的。井冈山时期有个著名的“八月失败”。原因一是湖南省委的瞎指挥；二是由湘南农军组成的二十八团的战士，急于“回家割稻子”。这些已经卷进了革命队伍的农民们，还以为他们可以一边务农、一边革命。对于这样的农民，不实施一套严格的管理怎么行？


十三、林豆豆喊冤

　　罗瑞聊是武人，罗点点却会写书。一九八八年春，林彪的女儿林豆豆看了她写的《非凡的年代》后，托人转告她：罗点点还小，她写的很多事都是听大人说的。不久，这两个凋落家族的后人，有了一次聚会：

　　我家的门上响起小心翼翼的敲门声。门开处，黯淡的灯光下站着一个身材中等的男人。我微微有点吃惊，正待询问，一个瘦削的身影从这人的身后闪出来。一个声音说：“点点，还认识吗？是我。”

　　原来，这就是林豆豆，红色中国第二家庭的千金，写过《根深才能叶茂》和《爸爸教我写文章的》的《解放军报》记者。此刻，林豆豆似乎还没有从毛泽东体制下的恐怖中走出。她向罗点点说明：林彪是好人，叶群是坏人。林彪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更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是被叶群和林立果挟持出走的。罗点点并不接受这一评价，她对“九·一三”事件有自己的理解：

　　毛泽东、林彪联盟，从组合到解体的复杂离奇的故事，总使我这个最直接的受害者的女儿，在深夜醒来之际感到担心和害怕。我担心在我们那么匆忙地将历史分出是非的时候，是不是遗漏或忘记了什么？

　　公开林彪事件的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第五十七号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党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彪、叶群的女儿林立衡（sabbanji注：即林豆豆）。”

　　但受到表扬的林豆豆，并没有因此而少受审查。“文革”结束后，林豆豆的一个主要工作，似乎就是为林彪“翻案”。她认为，在“九一三”事件上，至少有两点遗漏了：

　　１、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九大以后，毛泽东反对、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但林从未表示自己要当国家主席。事后认定这是林彪罪状，依据是吴法宪揭发的叶群的一句话：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但叶群不是林彪，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林豆豆强调的。

　　罗点点由此想到在九大期间，在大会通过主席团名单的时候，毛泽东突然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马上惊慌地站起来大声：“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连连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于是，全场立即举起手来，毛泽东看见大家举手，就同意当主席，并提议林彪当副主席，周恩来当秘书长，会上一致通过。

　　如果说在九大上，毛泽东、林彪推推让让，争着自己当副主席，要对方当主席，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既然他们之间的类似游戏如此随便，为什么这一次就一定反过来：林彪假心假意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而真心真意自己要当呢？”

　　２、关于林彪的武装政变。林立果在林彪的羽翼下组织联合舰队，试图谋杀毛泽东。但林立果不是林彪。林彪这位统率百万雄兵、横扫中国的元帅，这位深谙中共体制及毛泽东的谋略、又有刘少奇前车之鉴的二号人物，大概不会以为凭一纸“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就可以发动一场政变的。所以罗点点总觉得，这整个事件中缺了点什么。

　　罗瑞卿、林彪两家是跷跷板的两极。罗瑞卿跌入深渊，而林彪跃上了巅峰。林彪折戟沉沙，而罗瑞卿获得了自由。度尽劫波姐妹在，相逢总是论先人。两个童年的朋友，未能一笑泯恩仇，她们中间仍有障碍。林豆豆两次都没有直接回答罗点点对林彪的疑问。尽管如此，罗点点不但对林彪事件另有所思，对林豆豆更有一番理解：

　　灯光下，我看到一种坚定的神情在她眼睛里闪烁。我再一次想到，林豆豆从小在这个阴暗的家庭中表现出来的倔强性格，想到叶群和她奇特的母女关系，以及由于她的报告，导致“九一三”事件最后以机毁人亡告终。我想到这所有事件的悲剧性，再一次为林豆豆竟然承担起了这一切人世间最难以忍受的痛苦而震惊。她用什么信念，才能支持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一种非她存在不可的理由、如果她不是有意无意地进入以上这种认为林彪是个爱国者，是被迫踏上叛国之路的思维的话，她早就化成灰了吧。

　　罗点点和林豆豆都不是当事人。二十年并未使尘埃落定，但时光却使罗点点清醒了一些。当她把林豆豆的话，告诉她母亲时，郝治平的反应是：连林豆豆都喊冤了，别人该怎么办？

　　林豆豆有没有权利喊冤？郝治平当然不是说，经历过家破人亡的林豆豆本人，毫无委屈，而是嘲讽林豆豆为林彪喊冤，这不只是直接受害者郝治平（林豆豆说，林彪在得知上海会议要整罗瑞卿时很难过，还流了眼泪），国人中的大多数，恐怕都把林彪看成是元凶，而非冤鬼。林豆豆的努力，几乎是无望的。

　　这有两个问题。在事实的层面上，只有档案解密，可以提供“九·一三”事件的的前因后果及林彪政变、叛逃的直接证据，就是把罗点点感到的“缺点什么”拿出来，才能对林彪做一个没有疑义的判断。

　　在分析的层面上，革命体制彻底改变了国人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秩序。“文革”更是颠倒一切，即使在混乱中被打倒的人，当时也都默许、支持、参与了浩劫的制造，过来人极少是干净的。所以不能以正常秩序下的对政治人物的判断标准，来评论林彪。而且，既然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那么对毛泽东、林彪的恩怨，就不能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标准。

　　事实上，林豆豆告诉罗点点，林彪对毛泽东的弱点，以及党内生活的不正常，有所感觉。林豆豆一九六四年自杀的原因之一，就是听了林彪对毛泽东的议论，一下子不能接受，却又万分绝望。现在看来，在林立果他们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至少对“文革”的反省、对毛的批评，都不只是“恶毒攻击”。没有多少理由说小舰队是一批眼界开阔、意在矫正“文革”后果的“改革派”军官。但林彪显然是一个复杂得多的人物，对他的恰当评论肯定要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眼光。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凡是论”。毛泽东不是审判林彪的最高法官。


十四、“失乐园”

　　罗点点记忆的每一节，都以弥尔顿《失乐园》中的一句话做引子。她的乐园，不仅指她刚生下来时的暖厢，也是指罗瑞卿在南池子的大院子，更是指革命政权赋予她的种种特权和优越，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她的革命体制的紧密联系。罗瑞卿倒台后，南池子的院子失去了，革命也不再光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世纪末的“苍茫时分”，罗点点也体会到深沉的人生况味，沉郁清怆。

　　“文革”中失去的乐园，有许多在“文革”后又得到重建。通过子女的“接班”，乐园可望风景常在。罗点点的不幸，在于罗瑞卿的复出“仅仅一年”。作为罗瑞卿的亲属，她当然还会有许多余荫，但显赫的罗家，毕竟不会家道复初了。

　　罗点点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会了在对生命价值的认同，这使她习惯于“乐园”后的普通人的生活。从这个角度，她还操心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世纪末的“苍茫时分”，毛泽东、罗瑞卿这一代革命家，以国人的血泪和梦想建立的王国也面临着质疑：“我们既往习惯的正确立场的根基，发生了根本的动摇。二十世纪发生的所有事情，让许多话题已无法讨论。”但罗点点的态度是明确的，她以康克清对苏联巨变的焦心作结。这里并无讽刺的意义：

　　在她面前，我们这一辈人显得多么懦弱渺小！对这样一位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切的革命老妈妈，我有权利说：我不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后代，或者我平生只作过一名庸俗的医生吗？我们这些不肖子孙，让我们奋斗了一生的前辈，在垂暮之年如此惊悸不安、黯然神伤。我们难道不该羞愧吗？

　　以意志坚忍而论，这一代人也许是渺小。然而，堪称高大的上一代人，给民族和国民带来了什么？甚至这些革命者本人，也不得不忍受自己参与创设的铁笼的煎熬。一九七一年夏，朱德在北戴河对陈毅说：“我们这些人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现在为了顾全大局，作出这样的容忍和个人的牺牲，在国际共产主义支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将来许多问题会清楚的。”高大的身影，包不住内在的痛楚。这个问题当然需要仔细讨论，但罗点点以如此丰富的经验，得出这样的套话，至少从写文章的角度看，有点虎头蛇尾。革命是一场伟大的实验，对它的理角也得有非凡的视界。

　　“窗外夜色正苍茫。”失去乐园的罗点点，引用了《失乐园》的一句话，来表达她的无奈和隐忍：

　　手携手，慢移流浪的脚步，告别伊甸，踏上他们孤寂的道路。

　　人间本无伊甸。罗点点的伊甸，其实是靠着父亲而享受的革命成果。这个革命由于走到自己的极端，而自我暴露、自我消解了。所以，即使罗瑞卿复出不只是一年，罗点点“文革”前的乐园，也不可能风光依旧。她或者是借父权而攫取国民的财富，像现在一些搞官倒的衙内们一样；或者是回归普遍人、也是正常人的生活。

　　如其所述，罗点点走的是后一条路，诚然孤寂，诚然凄惶，却真实平静，不需要揣摸上意，不需要担心受怕。芸芸众生，就是这样安排生命的。罗点点的深藏的酸楚，倒是披露了革命对于革命家们的真正意义：要在孤苦的人间建立属于自己的伊甸园。

　　但普通人却需要告别这种革命。

残酷的政治……

罗点点还小，她写的很多事都是听大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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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点点的深藏的酸楚，倒是披露了革命对于革命家们的真正意义：要在孤苦的人间建立属于自己的伊甸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