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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扬和他的柏林爱乐乐团




  1954年11月3O日,威廉·富特文格勒逝世。当时,卡拉扬正在罗马担任意大利广播公司举办的音乐会指挥。根据他当时的情况,称他为“流动的指挥名星”恐怕最为恰当了。晚上,他在旅馆里接到一封电报。电报上没有签名,也没有标明发报人。不过,它是从维也纳发来的,而且上面只有一句话:“国王逝世,国王万岁。”卡拉扬的秘书马托尼脑子里一闪就联想到:“这只有一种可能,富特文格勒死了。”他走过一个街角处,在那里,有几个卖报人在大声叫卖晚报。真的,头版上登载着一条消息:富特文格勒逝世。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由于过分激动,卡拉扬的脸色变得象雪一样苍白。因为在德语地区这两位最伟大的指挥之间存在着一种又恨又爱、恨多于爱的关系。战争期间,比富特文格勒年轻得多的卡拉扬曾经取代了富特文格勒的柏林歌剧院首席指挥的职务。战争结束以后,起初他们两人都被禁止登台演出。
  富特文格勒在政治上恢复名誉要比卡拉扬早些,成了柏林爱乐乐团团长、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和萨尔斯堡音乐节的艺术良心——虽然他在那里并没有什么头衔。而富特文格勒是有嫉妒心的:他嫉妒卡拉扬的年轻和所取得的成就。争风吃醋,这在艺术家之间并非什么稀奇的事情。

  卡拉扬倒几乎没有什么嫉妒心,但他当时是被拒之门外的:萨尔斯堡音乐节的领导者不敢聘请他担任指挥,因为担心这样做也许会失去富特文格勒。出于同样的原因,维也纳爱乐乐团也有好几年没有请卡拉扬担任音乐会指挥。为了自己指挥演出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卡拉扬通过八十次排练将合唱团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进行了训练。在训练完毕的时候,富特文格勒同卡拉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富特文格勒提出他要指挥那个合唱团,演出的节目也是《马太受难曲》,地点也在维也纳。卡拉扬进行力争,终于使富特文格勒未能指挥该合唱团。因为他化费这几个月的心血并非为了哪个同行,而是为了他本人。富特文格勒认为这是卡拉扬对他不怀好意。从此以后,卡拉扬有数年时间不再担任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指挥,只好满足于指挥维也纳交响乐队。不过,他把交响乐队变成了一个具有第一流水平的团体,有人说同交响乐团的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1954年l1月30日那天,当卡拉扬在罗马看到富特文格勒逝世的消息而脸色苍白的时候,这一切很可能又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他知道:对他说来,作出重大抉择的时刻来到了。第三天就有人到罗马来拜访他。

  维也纳爱乐乐团从维也纳——那封不祥的电报也是从那里发来的——派他们的团长来向卡拉扬探询是否愿意重新在他们那里担任音乐会指挥。一夜之间,他们又对他感到兴趣了。但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来迟了一步。柏林的乐团还在富特文格勒在世的时候就同卡拉扬谈过以后在他们那里当团长的事。不错,当时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卡拉扬知道,在柏林的一次真正的谈话比在维也纳的一纸书面协议还要顶用。而当柏林文化参事蒂布尔齐乌斯还在许多求聘的人当中进行挑选、终于确定了最后四位候选人名单的时候(除卡拉扬之外还有伯姆、凯尔贝特和富特文格勒的前任策利比达利),乐队就已经同卡抢扬把事情安排妥当了。双方商定进行一次“试婚”,并于1955年春天一起去英国演出,由卡拉扬担任特邀指挥。演出回来,卡拉扬的梦想实现了:他成了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

  乐团找到了德语地区最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人。而卡拉扬也实现了他多年来感到无法实现的目标。他以自己的方式对这种信任进行了报答:在他的领导下,柏林交响乐团进入了世界最优秀的名乐团的行列,每到一处演出都是赞声不绝,乐团所灌制的唱片销售量创造了最高纪录,欧洲各地音乐节的组织者也都对乐团竞相发出邀请,因为他们都知道,同时邀请柏林爱乐乐团比单独邀请卡拉扬更容易奏效。柏林爱乐乐团每两年在萨尔斯堡演出一次,成了音乐节的第二个乐团。这个方案在1956年提出来的:当时,卡拉扬刚刚担任萨尔斯堡音乐节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艺术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对于自己在萨尔斯堡的夏季演出场所突然出现竞争,对此很不高兴,起初的反应是酸溜溜的。当时,在1956年夏天,他们这样说道:“如果我们维也纳爱乐乐团到他们的柏林去,不是去进行一次客串,而是长期参加他们的音乐节演出,那么柏林爱乐乐团会怎么说呢?何况萨尔斯堡音乐节同在柏林演出无论在哪一点上都是无法相比的。萨尔斯堡音乐节是有机地发展起来的,而这种发展也有我们的一份。虽然奥地利历来都十分好客,但也不能迁就得太过分,以致放弃了我们自己的特点。主人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并不是想连自己的家也马上送给客人”尽管有这种种顾虑,卡拉扬还是实现了他的愿望:维也纳爱乐乐团只好认可来自柏林的竞争对手在萨尔斯堡演出。

  不仅仅在萨尔斯堡。不管去哪里进行访问演出,无论在卢塞思、威尼斯、雅典、美国、伦敦、巴黎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卡拉扬总是同时兼顾这两个乐团——不过,使柏林爱乐乐团始终感到他实际上是他们的团长。到了1964年以后就不再这样兼顾了。在离开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之后,他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合作仅仅限于在萨尔斯堡音乐节上和在灌制唱片时担任他们的指挥,而灌制唱片的次数也渐渐地减少了。

  60年代末,卡拉扬自己组织复活节音乐会时,虽然选择了萨尔斯堡那座拥有特宽舞台的宏伟的大音乐厅作为演出场所,但却同时决定由他的柏林爱乐乐团担负演出任务。柏林爱乐乐团成了萨尔斯堡复活节音乐会的主演团体,而且还担任了歌剧的演奏任务。这个从建团以来一直为音乐会进行演奏的乐团为了他们的首席指挥从在舞台上演奏改为在台前的乐池里演奏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四部曲和贝多芬的《菲德利奥》、演奏《特里斯坦》和《名歌手》,不过也演奏普契尼的《波希米亚人》和威尔第的《行吟诗人》。卡拉扬使乐师们一开始就从这种不习惯的角色中尝到了甜头:柏林爱乐乐团灌制的唱片的内容现在增加了他们团长的那些歌剧节目,因为卡拉扬把复活节音乐会的音乐排练移到柏林进行,并且每年还在舞台表演开始以前就让人在那里录音。

  维也纳爱乐乐团虽然受到了轻慢的待遇,但也可以得到一点安慰:夏天,他们在萨尔斯堡很快又开始占了明显的上风,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柏林交响乐团为了排练复活节音乐会不得不减少夏天在这个音乐城的演出活动。到复活节的时候,萨尔斯堡增加了瓦格纳作品的演出比重,这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卡拉扬找不到别的舞台可以为他提供同样的——同样优越的——工作条件来实现他在舞台表演方面的设想。这种对瓦格纳的偏爱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位指挥想要使自己专一化。因为卡拉扬不是那种专一化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几位前任不同。

  当人们说到富特文格勒时,大概主要是指贝多芬的作品。布鲁诺·瓦尔特主要是莫扎特的作品。克莱门斯·克劳斯主要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克纳佩茨·布什主要是瓦格纳和勃鲁克纳的作品。而卡拉扬则不同,不管是贝多芬还是勃拉姆斯,理查·施特劳斯还是柴可夫斯基,瓦格纳还是威尔第,斯特拉温斯基还是普契尼,莫扎特还是德彪西,他都精通。他指挥所有这些人的作品,并非都是同样完美无缺,但都达到了绝对第一流的水平。

  他在指挥时大都不看乐谱,可以说乐谱就在他的脑子里,而不是脑子在乐谱上。在演出歌剧时,他的嘴唇同舞台上的演员一起跟着歌词动作,这对提台词的人常常是一种很大的帮助。他同歌唱家和乐师们相处时毫不拘束、和蔼可亲,几乎象伙伴一样。尽管如此,卡拉扬和他的同事们始终明显地保持着一段距离。他对质量的要求一丝不苟,虽然有时在提出要求时脸上带着客气的微笑。从未有人见到卡拉扬在排练时或与人争论时吵吵嚷嚷。他从不暴跳如雷,不大喊大叫,也从不捶胸顿足。

  有的人由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而激动起来的时候,往往大喊大叫,卡拉扬憎恨这样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他的眼睛就会眯成一条细缝,脸上露出冷冰冰、阴沉沉的表情。如果有人当着他的面发生激烈争吵,他就会马上离开房间。他的镇静表达了一种信心。所有同他合作过的音乐家都能证实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