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衰落时期的飞天

      从五代至元代，包括五代、宋代、西夏、元代四个朝代（公元907－1368年），大约460余年，这一时期的敦煌飞天继承唐代余绪，徒刑动态上无所创新，逐步走向公式化。已无隋代时创新多变，唐代时的进取奋发精神。飞天的艺术水平和风格特点虽有不同，但一代不如一代，逐渐推动了原有的艺术生命。现将这四个朝代的飞天风格简述如下：

　　五代和北宋是河西归义军曹氏政权管辖敦煌地区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飞天继承唐代余风，但无创新之作，且飞动有亏，不复生气，完全推动了唐代飞天生气欢快的基调。但曹氏政权崇信佛教，在莫高窟、榆林窟新建和重修了大量洞窟，并且建有画院，聘用了一些当时著名的画匠继承仿仿唐代风格特点，在榆林窟和莫高窟也留下了一些上乘的飞天之作。其代表作品是榆林窟第16窟和莫高窟第327窟中的飞天。榆林窟16窟是五代早期的一个洞窟，窟内所画的飞天，虽然没有唐代飞天的生动活泼，俏丽轻参加者，有此匠气，但装饰性十分好。例如此窟中一身弹古筝和一身弹箜篌的飞天，画得很完美，两身飞天皆头束发髻，弯眉大眼，直鼻小唇，脸形丰圆，耳垂环孬，半裸上体，胸饰璎珞，臂饰镯钏，腰系长裙，赤脚外露，双手娴熟悉地弹拨琴弦，姿态优雅。其最大的特点是飞舞的巾带经身体长三倍，飞舞的巾带中间有飘旋的在花朵，飞舞的巾带下面有彩云流转，飞天好似逆风翱翔在彩去上，整个画面对称均等，装饰性很强。第327窟是莫高窟宋代晚期的一个洞窟，窟顶四披下沿画飞天一周，有的捧花，有的奏乐，为佛陀作供养。其东坡北侧的两身飞天，形象姿态较为完美。两身飞天皆束发髻，戴珠冠，赤裸上身，项饰璎珞，臂饰宝钏，面容丰满，眉目清秀。一身手捧花盘，一身手凤首箜篌，在天宫栏墙上盛开字形，逆风飞翔，衣裙飘曳，长带飞舞，飞天身上，鲜花纷落，飞天身下，彩云飞旋，虽无唐代飞天的气势，但其飞行动态也很生动，可以说是宋代飞天的代表作品。

　　西夏是党项言辞在大西北建立的一个少数世族政权。莫高窟西夏时期的飞天，一部分洞袭宋代的风格，一部分具有西夏独特的风格。最大的特点是把西夏党项族人物风貌和民俗特点融入了飞天的形象。脸形长圆，两腮外鼓，深目尖鼻，身体健壮，身穿皮衣，多饰珠珠，世俗性很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第97窟中的童子飞天。此窟西壁佛龛内侧，各画一身童子散花飞天，形象、姿态、衣服相同：头顶秃发，两侧梳小辫，圆脸细眉，眼角上翘，厚唇鼓腮，赤膊光腿，肌肉丰满，体格健壮。臂饰珠镯宝钏，腰系兽皮肚围，脚空短筒皮靴。一手持莲花，一手持花盘，一腿弯曲，一腿上扬，由上而下飞行。背上彩带飞舞，飞动气势不强。这两身飞天已无早期飞天——佛国乐神和歌神的神态，也无唐代飞天婀娜多姿的风韵。如果抹去臂上的巾带，身下的彩云，完全是一位党项族打扮的男童。从人物形象、发式、衣饰上看，都表现出了西夏党族的特点和生活风格。

　　元代时蒙古族统治敦煌地区，在莫高窟和榆林窟营建重修的洞窟都很少。元代流行密宗，分藏密和汉密。藏传密宗艺术中无飞天，汉传密宗艺术中现存的飞天也不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画在第3窟南壁和北壁《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图上方两角的四身飞天，北壁《观音经变》图上方两身飞天造型较为完美。这两身飞天相向对称，形象、姿态、衣饰基本相似，头梳锥髻、戴珠冠，脸形丰圆，长眉秀眼，上体半裸，项饰璎珞，臂饰宝钏，一手托莲化，一手执莲枝负在戾上，乘黄色卷云从空而降，衣裙巾带很短，身体沉重，飞动感不强。已无佛教飞天的姿态风貌，而像是两位乘云飞行的道教仙童。

　　敦煌飞天，经历了千余年的岁月，展示了不同的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许多优美的形象，欢乐的境界，永恒的艺术生命力至今仍然吸引着人们，正如段文杰先生在《飞天在人间》一文中所说：“她们并未随着时代的过去而灭亡，她们仍然活着，在新的歌舞中，壁画中，工艺文中（商标、广告），到处都有飞天的形象。应该说她们已从天国降落到人间，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不断地给人们以启迪和美的享受

        四）：敦煌的建筑研究

        表现为古建筑实物和壁画中的古建筑图两大部分，分窟形、窟檐、古塔和建筑画四个方面。

　　莫高窟南、北区现存八百多个石窟中，主要形制有六大种类，即中心培柱式、禅定式、覆斗室、背屏式、涅槃窟和大佛窟。中心塔柱式窟源于印度的“支提”，意为塔庙，窟平面呈矩形，前部为传统的仿木构建筑人字披窟顶，后部中心有贯通窟形的类塔形中心柱，四周凿龛，彩塑佛像。掸窟源自印度“毗河罗”，意为寺庙，主室呈矩形或方形；正壁凿佛龛，塑佛像，四周绘壁画；顶部为覆斗藻井，主室两侧有僧侣打坐修行的禅室。这两种形制是莫高窟北朝时期，隋代以前的基本窟形。覆斗顶是隋唐时期的基本窟形，也是莫高窟最多的窟形，约在三百个以上。背屏式是晚唐。五代、宋时期的基本窟形，系中西结合式，一般在室中心的佛坛后面有大型通顶的背屏，其佛坛源自中国庙宇殿堂的佛坛，而背屏则由中心培演化而来。这类洞窟面积都在200平方米左右。涅槃窟和大佛窟是唐代根据造像规模和造像形态的特定需要而开凿的特殊窟形。涅槃窟俗称卧佛殿，莫高窟中有唐代的148、158两座，平面呈横长方形，窟中再造一横长方形高台，形如平床，上塑卧佛。窟顶作索顶，外形像殿堂，内形似棺材。大佛窟是根据容纳巨大立佛或倚坐佛之需而开凿的，下大上小，下部平面呈方形，上部逐渐缩小，呈锥体，顶呈覆斗形或圆穹形。莫高窟中有初唐96窟和盛唐130窟两处大佛窟。

　　窟檐建筑类似古代宫殿、庙宇的殿堂楼阁，属洞窟的前室，是外部空间和佛窟主室空间之间的过渡，也是人们从现实世界进入佛国天堂时进行感情转化的地点。当初莫高窟依崖开凿，所有洞窟均有窟檐建筑，悬空楼阁层层叠叠，窟间的虹桥、栈道、勾栏相连。明清时期，窟檐建筑多因无人修缮而腐朽塌毁或毁于同治年间回民事变之战火，现存30余座窟檐建筑多系民国时重建，唐宋时期的窟檐建筑仅存5座。

　　古塔建筑分布在莫高窟对面沙岸上，多为墓塔。方形如烽火塔式的土塔是宋代或西夏时期的高僧舍利塔；圆形如覆瓶式的喇嘛塔是元代的高僧舍利塔；莫高窟的罪人王圆策的墓塔也在这里，塔呈圆形，状似葫芦，外敷白色，塔身有碑文。真正有纪念意义的佛塔只有两座。一座是原建在三危山中，现迁于莫高窟陈列馆前面林园中心的慈氏塔。这是现存最早的单层亭阁式木塔，建于北宋（980－1035年）年间，为弥勒佛塔，木土混构，既像佛塔，又像亭子，实为罕见；另一座为在莫高窟前的大泉河上游2公里处的成城湾“莲花塔”，专家推测这里曾为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时期的避暑行宫，后改为寺院。现存莲花顶的古塔代表（华严经）中的极乐净土——“莲花藏世界”，约建于北宋（公元960－980年）年间，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土筑古塔。

　　壁画中的建筑画主要描绘经变画中的佛国天堂和故事画中的环境地点。“有相当多的建筑，如在净土变中，若按所占的画面面积来说，甚至是以建筑为主的，我们无法去统计全部壁画中所绘建筑物的数量。但是粗略估算一下，单是在约300幅的大型西方净土变和东方药师变中，所详细绘出的建筑，按单座计算就不下四千座。这样看来，若总计全部，至少也会接近万数之多”。（肖默《敦煌建筑研究》。壁画中的建筑画实际上是人间帝王宫殿、宗教殿堂和各类民间建筑物的模写。45000平方米壁画中，以佛教画为主。按佛教内容，可分为尊像画（佛陀、菩萨、弟子。天神、飞天羽人）、故事画、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史迹故事）、经变画、供养人画、装饰图案画（边饰、顶光、背光、龛媚、人字披、平棋、藻井、莲座。旗帜、花砖、器物、服饰等12类图案）等五类。若以绘画种类分，除上述五类外，还有建筑画、器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动物画等五类。除装饰图案和供养人画每个时期都有外，其它题材和形式随艺术的发展而不断创新。
     

五）：敦煌石窟的古文字研究

    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除了向普通游客开放的南区洞窟外，北面山崖上还有大量尘封洞窟。敦煌研究院的考古专家经过数年发掘，探明北区共有两百四十八个洞窟，敦煌莫高窟北区发掘出巴思巴文、回鹘蒙古文、叙利亚文三种民族文字的文书以及四十八枚元代回鹘文的木活字。其中摘录在白麻纸上的叙利亚文《圣经》文选尤其珍贵。同时出土了古代文献、陶器、瓷器、牛角器、波斯银币、西夏铁币等一批珍贵文物.

　　这块长三十点八厘米、宽十九点八厘米的叙利亚语文书，摘录的是《旧约》中《诗篇》的内容。为研究历史上中亚和敦煌地区的基督教发展提供了原始资料.

　　四十八枚元代回鹘文木活字，每个木活字上墨迹犹存。他据此推测说：“古代莫高窟很可能存在印刷场所，印制了不少佛经、社会文书。”

　　彭认为，敦煌木活字和活字印刷品的发现，反映了七、八百年前，中国印刷术不仅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且通过古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


      三：莫高窟的发现与保护

            清康熙四十年(1701)后，莫高窟逐渐被人注意。雍正年间督修敦煌城的汪□发现莫高窟壁画。嘉庆年间西北史地学家徐松游历莫高窟，在《西域水道记》中记叙了有关莫高窟的资料。道光十一年(1831)敦煌知县苏履吉修撰的《敦煌县志》刊载描述莫高窟的版画和诗文。光绪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圆□发现藏经洞 (敦编17窟) 和洞中的古代写经、文书、文物 4万余件。这项重大发现轰动了世界。1907～1914年英国人A.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 С.□.奥尔登堡接踵而来,窃取了藏经洞的大批珍贵文物。 1922年数百名白俄军人流窜至此,在石窟中修炕起灶,使 30多个洞窟的壁画被烟火熏黑。1924 年美国人 L.华尔纳偷揭莫高窟壁画26块。20世纪初，国外连续不断的偷盗和破坏，使莫高窟蒙受较大损失。40年代前后，中国学者多次对它进行考察，其中重要的有：1941～1943年张大千进行的石窟编号、断代和壁画临摹；1942、1944 年向达、夏鼐、阎文儒到莫高窟考察。1943年莫高窟收归国有，在该地设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了保护和研究的历史。1950年将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此后作了多次勘察，并做了大量临摹和保护工作。

　　1951年文化部组织专家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勘察，提出了保护和维修方案，抢修了濒临倒塌的五座唐宋木构窟檐。此后彻底清除了堵塞数百年的下层洞窟的全部积沙，从积沙中陆续清出了17个洞窟，对大面积行将脱落的壁画作了抢救性的边缘加固。60年代初，在甘肃省文化局主持下，对莫高窟进行了调查，划定了东至三危山、西至鸣沙山、南至大泉、北至文化公路方圆10余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设置了保护标志，建立了保护档案。1962年文化部负责人率专家组再次赴莫高窟考察，提出了莫高窟危崖加固工程计划，1963～1966年、 1984～1985 年分 4 期进行了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采用顶、挡、刷的办法，防止了有各种裂隙的危崖倒塌，使 380个洞窟得到了保护,并架设了连接各窟的通道,外观朴素大方,彻底改变了破败荒凉的面貌。与此同时,配合加固工程，进行了南区窟前大面积考古发掘，发现了 20多个窟前殿堂遗址和 7个窟龛。60年代以来，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单位的帮助下，经过反复试验，筛选出适合莫高窟壁画保护的修复材料和修复工艺，对1200 平方米有起甲、酥碱病害的壁画进行了有效的修复。与此同时，逐步开展了对壁画的各项科学研究及保护工作，如壁画无机颜料物相分析、壁画变色原因探讨、烟熏壁画清洗试验、环境与壁画保护关系的研究、壁画加固材料试验等等。1984年以来，在香港著名爱国人士邵逸夫的资助下，莫高窟安装了通风避光的窟门和壁画保护屏风。为了加强保护工作，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大为敦煌研究院，院下设敦煌石窟保护研究所，充实了科技力量，专门负责石窟维修、壁画和彩塑的保护研究和修复、档案资料和日常管理。西千佛洞由于崖体石质松散，残损坍塌较甚。主体部分洞窟也在1987年得到全面加固修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