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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秘档：清王朝数百年的历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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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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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榜题名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金榜，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是殿试。金榜就是殿试成绩的排名榜。因为它是书写在黄纸上的，所以也称黄榜；又因为它是由皇帝亲自批准并盖有“皇帝之宝”大印的，所以，它还有第三个称号：皇榜。

这幅金榜是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公布的，共350人，金榜全长21.6米，高0.89米。已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中国封建社会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而衡量一个人学识深浅的依据就是科举考试。

然而，那么多的读书人挤在科举这条路上，能有几个幸运儿？金榜的后面是无数莘莘学子艰难苦涩、悲悲喜喜的故事。

科举考试好像一架伸向云端的阶梯。从乡下考到省里，从省里考进北京，又从京城考进皇宫，过五关斩六将，一级一级往上爬。

有了秀才身份，才可以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乡试又叫秋闱，都在秋天举行。试题由皇帝亲自确定，监考官也是皇帝从中央任命。乡试竞争十分激烈，一般是10到20个秀才中选取一名，考上了就称为举人。

做了举人，便有资格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会试，也就是进京赶考。会试也叫春闱，都在春天举行。

会试考场设在北京顺天府贡院，共试三场，每场三天，连考九天，淘汰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通过了考试的人取得“贡士”称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进士”。

中了“进士”，一般都是有官可做了。但是做的官大官小，是留在京城还是发往外地，最后取决于殿试的成绩。

殿试的地点最初在太和殿，乾隆以后都在保和殿。清朝初年，皇帝不仅亲自拟定试题，还亲自评判所有的殿试考卷，康熙以后，才改由阅卷大臣批阅，只有前十名的试卷进呈皇帝，御览。

一般情况，殿试的一甲取三名，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加起来取一百多到近三百人不等。头甲和二甲前七名的次序都由皇帝钦定，然后读卷大臣集中在内阁，将其余二甲、三甲试卷成绩排定次序，开始填写金榜。金榜有大小两种，小金榜专门奏呈给皇帝御览。大金榜填写好后，要张贴于长安门外，以供人观赏确认。

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以八股文的固定格式来写作，评判文章的优劣依据的又是一整套刻板僵死的标准。

在清朝，朝廷里碌碌无为的昏官非常多，可社会上那些卓有建树、可以说是青史留名的人，有的人连举人都不是，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进过考场。

以《聊斋志异》一书蜚声中外文坛的蒲松龄，19岁开始童试，一直考到70岁，最终也没得到举人称号。

道光年间的名臣曾国藩，道光18年参加会试，虽然中了进士，殿试的成绩却名列三甲，属于末等，靠走后门才被选为翰林。以他后来的表现，至少算得上封建朝廷中最有才干和功绩的官员之一，远在许多状元、榜眼之上。这岂不是科举考试的自我讽刺。

科举制度不仅埋没人才，而且让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活活困死在考场内外，所谓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终生一事无成。

在清代，白发童生、寿星举人比比皆是，成了一道十分滑稽的风景。如康熙年间，江苏有个叫王式丹的，二十来岁就考中秀才，当他考中状元时已是59岁。

十年寒窗，青灯一盏，且不说长夜漫漫浸泡了多少凄清寂寞，那一场又一场噩梦般的考试也是够人消受的。

乡试、会试都是连续共考三场，每场一考就是三天，吃喝拉撒全在考棚中。棚中的案子白天用来写考卷，晚上翻过来就是床，连大小便都只能排在棚中的便桶里；考场四周岗哨如林，戒备森严，好似大敌当前。有钱人家尽量多带些增强体力与脑力的食品，如人参之类，贫寒人家就只能靠干粮来填饱肚子。康熙三十六年的状元李幡出身寒微，参加殿试时，考篮里仅放着36个馒头。高度紧张加疲惫，使许多人在中途就倒下被抬出了考场。

虽然如此，还是挡不住读书人义无反顾地奋勇向前。

由于科举考试竞争激烈，一些考生做弊。清朝，对作弊考生处罚十分严厉，但是作弊现象屡禁不止，而且其风气愈演愈烈，其手段五花八门。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当年作弊的衣服，远看就像麻色花纹，细看里里外外用蝇头小字写满了答案。近年来还有不断发现，2003年2月，在苏州又发现的一本清代考生作弊的书，厚0.4厘米，只有半个巴掌大，但有9万字的考试内容，竟然一粒米能盖住六个字。

此外，出钱请人冒自己的名入场考试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当时甚至出现了一个专门代人考试的行当，这种人当时就叫“枪手”。

场内作弊不断，场外运动繁忙。考生们常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走后门、打关节，找同乡、拜老师，甚至行贿考官。

清代的科场腐败，主要来自官员。如嘉庆六年刑部尚书张若廷帮助其亲戚夹带，嘉庆十六年湖南学政徐松，不但倒卖政府办的官学的名额，还将自己新编的教材高价强卖给学生。

咸丰八年，顺天乡试爆出丑闻，主考官大学士柏葰等收受考生的贿赂，结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柏葰等主犯被处以死刑，其余90多名有关官员也受到相应的处罚。

如果说乡试考场上的做弊还有可能被查禁，那么殿试排名方面官方的暗箱操纵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殿试的阅卷大臣都是内阁部院的高级领导，由皇帝親自任命的,名义上是“公同阅定”，实际不过是一句空话。

张謇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但他当年得中状元，却是仗了上层人物一系列的幕后活动。

光绪二十年，张謇顺利通过了会试，但他的殿试成绩却不理想。当时的收卷官黄思永是他的朋友，他发现张的试卷上有一处空白，于是悄悄帮他补上了，还另外改了一处错误。

试卷呈送阅卷大臣评定时，张謇的同乡翁同龢极力想提携张謇为状元。翁同龢依仗自己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又疏通联合了另外几位阅卷大臣，一番周旋运作，终于将张謇拔为状元。

金榜前十名的最终拍板还是最高的统治者——皇帝。除了大臣的推荐，有时候皇帝也要搞平衡。

清朝进士，以江浙人为最多。二百多年间产生的114个状元中，江浙两省就占69名，占总数的60.53％。尤其是在乾隆六十年以前，江浙两省的状元63名，占总数的80.95％。所以乾隆二十六年，新科状元原本是江苏的赵翼，乾隆说江浙出的状元太多了，不足为奇。便授意将赵翼的第一名改成第三名，而让陕西的王杰当了状元。

更为荒唐的是，有时统治者因为迷信,重新决定金榜排名，有时即使金榜名次已定好了，还可能会因为一些细节差错而更改。

在清朝268年的时间里，一共举行过112次会试。名字荣登金榜的只有两三万人。

时代进入到20世纪初，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就像是大清的国运一样，气数已尽。人们逐渐认清了它的本质，开始激烈的抨击它。其中最有名的，是龚自珍的那首诗：“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连光绪皇帝在一次阅完殿试的考卷后，也不禁长叹：“这样选拔人才，难怪所学非所用呀！”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在朝野的一片呼声中，科举考试寿终正寝，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光绪皇帝颁下了“谕旨”：停止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已经永远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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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子弟

辽宁省新宾县，这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发祥之地，这里曾是八旗子弟茁壮成长的摇篮。

16世纪末，满族的前身女真各部落，为了称王争霸相互残杀，驻扎在辽东的明朝军队拉一派打一派，也卷入其中。正当此时，生长在苏子河畔建州女真部的努尔哈赤，凭借先辈们遗留给他的十三副铠甲，最终统一了女真各部。

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努尔哈赤在女真人集体狩猎方式的基础上，陆续创立了“八旗”制度，将所有投诚或征服的人口都编入八旗之中。

八旗的编制为：牛录、甲喇、固山，牛录最低，固山最高，固山，就是旗的意思，分别设佐领、参领、都统负责管理。

“八旗”以旗帜的颜色命名，分别称为：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和镶蓝旗。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相继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又改女真族名为满洲。于是，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便成为“满洲八旗”。

所以人们通常所说的八旗，实际上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总共有二十四旗。清朝初期的皇宫设计，就生动地体现了八旗制度的丰富内涵。

所以八旗子弟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是由不同民族兄弟共同组成的。在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内，除了满族、蒙古族和汉族外，还有其他民族的人。

不同民族的成员长期生活在八旗制度下，他们都被称作“旗人”。不过据清代档案记载，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所属的旗人，由于民族不同待遇也不同。

三百年前，八旗子弟冲出那片狭窄的河谷平原，来到外面的广阔世界，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清朝鼎盛时期，当时疆域，东自台湾及其所属钓鱼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南起南海诸岛，北抵恰克图，东北到外兴安岭和库页岛。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除了隶属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的“旗人”外，还有被称为“民人”的汉族等50多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共同生活。这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为这一空前“大一统”盛世的实现，八旗子弟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奋斗。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斗争中，众多八旗子弟也同仇敌忾，为国捐躯。

八旗子弟历来擅长“骑射”。清朝统治者以武功定天下以后，依然注重八旗子弟的骑射技艺，在八旗驻防之地一律设立“教场”，用以训练。甚至在皇宫紫禁城内，也开辟一片空地，修筑“箭亭”。皇帝经常在这里观看王公大臣、八旗官兵们弯弓射箭，奖优罚劣。

河北省围场县境内，山峦起伏，林海茫茫。这远离京师数百公里的塞外胜地，曾经是清代著名的“木兰围场”。

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八旗官兵除了日常训练，在京郊南苑、卢沟桥等地行围操练之外，几乎每年都浩浩荡荡，来“木兰围场”，狩猎习武。有时，一年举行两次。

八旗子弟不光是习武，也重视文化。入关以前，虽然战事频繁，戎马倥偬，但清太祖努尔哈赤坚持聘请教师教育他的儿子们。清太宗皇太极也曾下令，让贝勒、大臣等官员子弟读书。

入关伊始，八旗子弟既操练骑射技艺，又热衷于文化学习和艺术修养。雍正对八旗子弟是寄予厚望的，他希望八旗子弟学文的要博览诗书，学得有用的学问，学武的要烂熟弓马，研究战略，成为保卫国家的人才。

所以八旗的文教事业取得蓬勃发展，在八旗子弟最集中的北京，尤为典型。清代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紫禁城内的上书房和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都曾经接纳一批又一批八旗子弟，培养、造就了为数众多的国学人才。清朝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的《八旗通志》中曾称赞说：学校里的八旗子弟们，形神儒雅俊秀，饱读诗书，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中成长为国家的贤良人才。

三百年间，八旗子弟的许多文学作品享誉四海，成为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世界名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词人纳兰性德也是八旗子弟中的佼佼者。他的词集《侧帽集》、《饮水词》问世后，一时间形成“家家争唱饮水词”的局面。

当然，曹雪芹和纳兰性德早已是名满天下了。除了他们，八旗子弟中还有一大批在音乐、绘画、书法以及科技等方面颇有造诣的人才。

比如：康熙第三子诚亲王允祉，精于历法、数学，奉命编辑了《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等典籍；康熙第十六子庄亲王允禄，精于数学、乐律，在乾隆年间管理乐部时，考定古乐，依据古籍《周礼》，铸造出博钟、特磬各十二口，逢朝廷大典时，用这种乐器来演奏。

乾隆第五子荣亲王永琪精通满文、蒙古文和汉语及天文、数学，又擅长书画，著有《焦桐謄稿》。他的儿子绵亿，擅长书画。

荣亲王永琪的孙子奕绘，擅长篆书，精于数学、天文，曾任钦天监监正，参与过纂修《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御定仪象考成》等典籍，并以30年的时间，写出了《割圆密率捷法》一书。

还有满洲正白旗人唐岱，是清朝皇室的画师，他经历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康熙称他为画坛“第一手”、“画状元”。他的精美之作，被编入《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

除了个人成就之外，八旗子弟在组织、参与整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

康熙皇帝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的君主之一。康熙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文化方面，他也颇有成就。他本人的作品主要有《御制诗集》、《御制文集》等。

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他组织编修的《御制清文鉴》、《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古文渊鉴》、《全唐诗》、《皇舆全览图》等。

乾隆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6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在乾隆中前期，他勤政爱民，文治武功与日俱增，使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乾隆也好写诗，而且他是诗写得最多的一位皇帝，有《御制诗集》和《御制文集》等作品，然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主持编修的《四库全书》，以及以《御制五体清文鉴》为代表的清文鉴系列辞书。

八旗子弟的辉煌业绩永远彪炳史册，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入关以后不思进取，只图享受，终于一步步走向腐败没落的结局，让人扼腕痛惜。

八旗的士兵，在入关以前，“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他们战时当兵，平时务农，生活虽不富裕，还能维持生计。但是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阶级铺张、奢侈的风气，悄然兴盛，并对八旗子弟产生了严重的腐蚀作用。

曾几何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八旗劲旅渐趋腐败，作战能力大大削弱。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军纪松懈，士兵丧失斗志。朝廷不得不依靠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将士，经过长期作战，才将“三藩”平定下去

再往后，八旗官兵日益腐败。据史料中记载，他们玩乐器、穿锦衣、骑肥马，入班唱戏，请客喝酒，当官的连会也不开，班也不上，来上班的，也不干什么正事，不是谈笑取乐，就是唱戏。

到了清朝中期，很多八旗子弟穷困潦倒，靠预支饷米、典卖朝廷发给的土地、领取救济度日。八旗兵成为一支徒有其名、不能打仗的老爷兵。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财力枯竭，粮饷不能按时发放，加上贪官污吏层层克扣，使得普通旗人雪上加霜，生活艰难。

随着大清王朝的覆灭，八旗制度的崩溃，八旗子弟也同自己的“旗人”身份挥手告别。无论旗人曾有过怎样的辉煌与尊荣，或是怎样的萎靡与耻辱，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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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尔扈特回归

土尔扈特是我国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早在明朝末年(公元1628年)，土尔扈特人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部族中的大部分人离开新疆塔尔巴哈台故土，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尚未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这片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他们开拓家园，劳动生息，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政权土尔扈特汗国。

在以后的100多年里，土尔扈特人始终保持着与清朝政府的关系。

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140多年，到了18世纪60年代，他们又决心返回故土，主要原因来自沙俄帝国的巨大压力，使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

首先是政治，土尔扈特的体制是汗王决定一切，在汗王的下头有个叫扎尔固的这么一个机构。俄国政府要改组扎尔固，并把它的权力上升到和汗王一样，在权力上，对汗王渥巴锡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从经济上，沙俄政府让大量的哥萨克移民向东扩展，不断缩小土尔扈特的游牧地，意味着土尔扈特畜牧业发展受到限制。

从文化方面来说，土尔扈特人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沙俄政府迫使他们信仰东正教，这一条对土尔扈特人，在精神上绝对承受不了。

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人强制实行人质制度，目的就是控制土尔扈特人，一切听沙皇指挥，叫你向东，不能向西，叫你去打仗，你就得上前线。

18世纪，沙俄帝国竭力控制出海口。随着沙俄侵略势力不断扩大，战争越来越多，其中跟土耳其就打了很长时间。

俄国当时就征用土尔扈特的青壮年，作为俄国的军队跟土耳其打，那么这个战争中间，土尔扈特的人员伤亡也很大。而且这个战争打了21年，土尔扈特每次比如说去上10万人，几乎打仗回来就一、二万人，当时土尔扈特人说，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的话，土尔扈特就没有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尔扈特强盛时期，他们的汗国与沙俄地位是平等的，沙俄强大以后，要求他们俯首称臣。综述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在这样的形势下，土尔扈特人，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选择。

在1767年，当时的土尔扈特在渥巴锡的领导下，开了一次小型的绝密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要东归故土。

土尔扈特人毕竟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那里的草原、牧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撒下了他们的汗水。马上要放弃那块土地，说走就走，在老百姓中也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能想通的。

清朝乾隆三十五年秋（公元1770年），在伏尔加河下游草原的一个秘密地点，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第二次主持召开了绝密会议。会上，他们庄严宣誓，离开沙皇俄国，返回祖国去。

1771年1月4日，渥巴锡召集全体战士总动员，提出土尔扈特人如果不进行反抗，脱离沙皇俄国，就将沦为奴隶的种族，这次总动员，点燃了土尔扈特人心中奔向光明的火焰。

尽管渥巴锡等人力图对俄国人保密，消息还是泄露了。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渥巴锡不得不提前行动。

他们本来计划携同左岸的一万余户同胞一道返回故土。不巧当年竟是暖冬，河水迟迟不结冰，左岸的人无法过河。只好临时决定，右岸的三万余户立即行动。

第二天凌晨，寒风凛冽。当阳光洒向大雪覆盖着的伏尔加草原时，伏尔加河右岸的三万三千多户的土尔扈特人出发了，离开了他们寄居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用他们的话说：到东方去、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寻找新的生活。

渥巴锡率领一万名土尔扈特战士断后。他带头点燃了自己的木制宫殿；刹那间，无数村落也燃起了熊熊烈火。这种破釜沉舟的悲壮之举，表现了土尔扈特人将一去不返，同沙俄彻底决裂的决心。

土尔扈特东归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圣彼得堡。沙皇俄国女皇叶卡德林娜二世认为，让整个部落从她的鼻尖下走出国境，这是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耻辱，她立即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去追赶东去的土尔扈特人。同时采取措施，把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一万余户土尔扈特人严格监控起来。

土尔扈特人的队伍,很快穿过了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走在外侧的一支土尔扈特队伍，被哥萨克骑兵追上了。由于土尔扈特人是赶着牲畜前进的，来不及把散布在广阔原野上的队伍集中起来抵抗，九千名战士和乡亲壮烈牺牲。

东归队伍必经的一个险要山口，是奥琴峡谷。一支庞大的哥萨克骑兵抢先占据了这个山口。面对强敌，渥巴锡镇定指挥：他组织五队骆驼兵从正面发起进攻，后面派枪队包抄，将哥萨克军队几乎全歼，为牺牲的九千名同胞报了仇。

一路上除了残酷的战斗，土尔扈特人还不断遭到严寒和瘟疫的袭击。土尔扈特人由于战斗伤亡、疾病困扰、饥饿袭击，人口大量减员。有人对能否返回祖国丧失了信心。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渥巴锡及时召开会议，鼓舞士气，他说：我们宁死也不能回头！

土尔扈特人东归的消息，事前清政府一点也不知道。土尔扈特人无法和清政府沟通，更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任何援助。英勇的土尔扈特人，仍然只有再次抖擞精神，向着既定的目标一步步走去。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公元1771年4月），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向朝廷奏报说俄方派人来通报土尔扈特举部东返。清政府才得知这一消息。

土尔扈特人归来的消息在清朝朝廷中引起了争论，是把他们挡回去，还是把他们接回来意见不一致。

最后清政府决定：第一，这件事如果俄国政府要出面交涉，要坚决挡回去；第二，土尔扈特人回来以后，一定要好好安置。

土尔扈特人浴血奋战，义无反顾。历时近半年，行程上万里。他们战胜了沙俄、哥萨克和哈萨克等军队不断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承受了极大的民族牺牲。终于实现了东归壮举。

根据清宫档案《满文录副奏折》的记载，离开伏尔加草原的十七万土尔扈特人，经过一路的恶战，加上疾病和饥饿的困扰，“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就是说，约有八、九万人牺牲了生命。

在五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土尔扈特人终于到达了祖国西陲边境伊犁河畔。

当时任伊犁将军的伊勒图，派锡伯营总管伊昌阿等官员在伊犁河畔迎接刚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等人。

不久，渥巴锡随伊昌阿到伊犁会见参赞大臣舒赫德，舒赫德向渥巴锡转达了乾隆的旨意，让渥巴锡等人在秋高气爽时节前往避暑山庄面见乾隆皇帝，并转交了乾隆皇帝颁给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的敕书。

乾隆的敕书是用满文和一种古老的蒙古文字托忒文写成的。这份敕书充分表达了乾隆对土尔扈特人的赞扬与欢迎。不久，渥巴锡等十三人及其随从四十四人，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自察哈尔旗来到避暑山庄。

这一年，恰好承德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举行盛大的法会。乾隆下令在普陀宗乘之庙竖起两块巨大的石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他亲自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来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土尔扈特人，举部回归的壮举，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各地纷纷捐献物品，供应土尔扈特人民。清政府也拨专款采办牲畜、皮衣、茶叶粮米，接济贫困中的土尔扈特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及《满文录副奏折》都有详细记录。

为了妥善安置归来的土尔扈特部众，清政府指派官员勘查水草丰美之地，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地划给土尔扈特人作牧场，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最后确定的游牧地为“渥巴锡所领之地”，也称旧土尔扈特，分东西南北四路，设四个盟，各任命了盟长，舍楞所领之地，称新土尔扈特，舍楞为盟长；还有和硕特恭格部，下设四个旗，恭格为盟长。

时间虽然过去了二百多年，然而，人们没有忘记东归的英雄，他们的事迹成为经久不衰的学术研究课题。

中外很多学者，都赞颂土尔扈特人民，重返祖国的英雄壮举。东归英雄们的史诗将永远被传唱下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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