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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社区小憩 · Life音乐水吧历史文化 清宫秘档:清王朝数百年的历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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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秘档:清王朝数百年的历史足迹

曹雪芹的家世与兴衰

翻开中国著名的文学巨著《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就告诉读者,作者曹雪芹曾“经历过一番梦幻”。在大起大落中,他饱尝了人间冷暖,看透了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他终于耗尽心血,写出了封建社会末世的百科全书《红楼梦》。所以,曹雪芹的成长、《红楼梦》的创作,与曹家的兴衰是紧密相连的。

曹雪芹的先祖,原是宋朝开国大将曹彬的后裔,明朝初年随着军队到了辽东,从此就在辽阳住了下来,世代继承军职。

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统率后金八旗兵攻占沈阳、辽阳一带,曹雪芹的太高祖曹世选、高祖曹振彦被俘投降,沦为满洲贵族的包衣,也就是家奴。曹世选父子后来被分配到多尔衮属下,充任多尔衮的仪仗亲兵。

曹振彦能武能文,受到主子多尔衮的赏识,将他提拔为旗鼓牛录章京,也就是由汉人家奴编立的兵民合一基层组织的军政长官,率领亲兵保护多尔衮行军征战。

清朝顺治元年(公元1646年),清朝定都北京,曹家也跟随着大军入了关。此后,曹振彦考中贡士,历任山西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两浙盐运使,成为三品高级文官。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摄政王多尔衮死后被认定犯了大罪,顺治将多尔衮的正白旗收归自己掌管,曹家也由王府包衣转为内务府包衣,成为皇帝的家奴。这时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也由王府护卫升任内廷二等侍卫。

“内廷”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曹玺在这种地方当差,他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和皇家的人接触,取得他们的喜欢和信任。在三年以后,康熙皇帝出生。按清朝的制度,凡皇子、皇女出生后,一律在内务府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包衣妇人当中,挑选奶妈和保姆。曹玺的妻夫人孙氏,被选为康熙的保姆。从此,曹家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更加亲密。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正担任内务府营缮司郎中的曹玺被康熙任命为江宁织造,负责织办宫廷里和朝廷官用的绸缎布匹,以及皇帝临时交给的差使,充任皇帝的耳目。

由于曹玺忠实勤奋、办事利索,康熙对他更加宠信,又赏蟒袍,又赠一品尚书衔,并亲手写“敬慎”的匾额赐给他。康熙二十三年,曹玺“积劳成疾”,死在工作岗位上。康熙南巡至江宁时(今天的南京),亲自到织造署慰问曹玺的家属,还特派了内大臣去祭奠他。

曹玺的儿子,也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17岁时就当上康熙的侍卫,深得康熙赏识。

康熙二十九年,他出任苏州织造,两年后又调任江宁织造。从此,曹寅和他的儿子曹颙、继子曹頫连任江宁织造近40年。

曹寅喜好文艺,又爱好藏书,他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他的代表作有《楝亭诗钞》、《楝亭词钞》等 。曹寅深厚的文化教养和广泛的文化活动,营造了曹家的文化艺术氛围。此时的曹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然而,就在这繁华的背后,已是潜伏着危机,由于曹寅的日用排场,应酬送礼,特别是康熙四次南巡的接驾等等,在经济上给曹寅造成了巨额的亏空,甚至可以说,曹寅已经给曹家种下了衰败的祸根。

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六(公元1709年),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曹寅,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他。康熙把曹寅看成是“家人”,噶礼要求公开弹劾曹寅,康熙当然不会批准。但事关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谆谆告诫曹寅和他的大舅子李煦,必需设法补上亏空。

曹寅面对茫茫债海,已经无法弥补,也没有能力挽回局面。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一病不起,死在扬州。李煦奏折上说:弥留之际,核算出亏空库银二十三万两,而且曹寅已经没有资产可以补上。

就在曹寅去世的前一年,即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初(公元1711年),曹雪芹在北京诞生了。他的父亲是曹寅的长子,已在当年的三月间不幸早逝,年仅24岁。康熙五十一年二月,曹寅进京述职,将还不满百日的曹雪芹,带到他任职的南京去抚养。曹雪芹便在江南度过了锦衣玉食的少年时期。

曹寅死后,康熙为保全曹家的江南家产,免遭搬迁的损毁,特命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两年后曹颙病故,康熙又亲自主持将曹寅的四侄曹頫过继过来,接任了江宁织造的职务。同时康熙又让曹寅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代管两淮盐差一年,用所得的银子补齐曹寅生前的亏空。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又查出曹寅生前亏空织造库银三十七万三千两。

康熙只好再次做安排。让两淮盐政李陈常和李煦代为补还。到了康熙五十六年,才总算把这笔账补上。

康熙照顾曹家,是看在曹玺和曹寅的情分,到了曹頫这一辈,就疏远、淡漠了许多。康熙曾经明确对曹頫说:“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康熙六十一年,因李煦、曹頫拖欠卖人参的银两,内务府奏请康熙,严令李煦、曹頫将拖欠的银两必须在年底之前交清,否则就严加惩处,康熙当即就批准了。显然,这与康熙以前对曹寅的态度,已是决然不同了。

雍正上台以后,接连颁布谕旨,开始在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清查钱粮,追补亏空。他一再表示,我不能再像父皇那样宽容了,凡亏空钱粮官员一经揭发,立刻革职。

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与曹家既是亲戚又患难与共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亏空获罪,被革职抄家。

但一开始雍正并没有把曹家与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许他将亏空分三年还完。曹頫自身的亏空尚未补完,又增加了曹寅遗留的亏空,只好多方求人托人。雍正为防止有人吓唬敲诈曹頫,特地在曹頫的请安折上写了严词批语:乱跑门路,交结他人,只能拖累自己,瞎费心思力气买祸受;主意要拿定,安分守己,不要乱来,否则坏朕名声,就要重重处分,怡亲王也救不了你!

雍正皇帝的这个朱批特谕,说明他对曹頫“乱跑门路”是十分不满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雍正皇帝还是出于好意的。

雍正四年,曹頫负责操办的缎匹衣料质量“粗糙轻薄”,受到重新补偿并罚掉一年俸禄的处分。不久,雍正穿的石青缎褂褪色,经查又是江宁织造的产品,结果又罚掉曹頫一年的俸禄。曹頫一次又一次地失职,导致了雍正对他越来越不满和失望。

雍正并没有就此将曹頫问罪,决定将他招回北京当面考察和训诫,雍正五年五月传旨,命苏州织造高斌不必回京,他所督运的缎匹由曹頫送来。不料曹頫在督运织造缎匹的途中,又在山东长清县等处勒索费用,骚扰驿站,终于招致雍正“龙颜大怒”。十二月初四雍正下令将曹頫等交由内务府和吏部严审。

在曹頫被撤职受审的时候,雍正又得知曹頫转移财物、企图隐蔽,于是新罪旧账一齐算,雍正五年《内务府满文上传档》记载:十二月二十四日传旨查封曹頫家产。他命令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曹頫家中财物封存看守,并将重要家人立即捉拿。

范时绎接到谕旨,立即将曹頫的管家数人拿下,关押审讯,所有房产财物一并查清、造册封存。第二年二月,新上任的江宁织造隋赫德将曹頫江南家产人口查明接收,曹頫在京城的家产人口,也由内务府全部查封。六月,骚扰山东驿站案审结,判曹頫赔银四百四十三两二钱,由内务府负责催讨,并将曹頫戴上木枷示众。

雍正六年初夏,曹雪芹随同祖母、母亲等全家老少,由南京回到北京,住在崇文门外蒜市口的曹家旧宅,开始了穷困潦倒的悲凉生活。这一年,曹雪芹刚18岁。

曹雪芹从赫赫扬扬的官宦世家,坠入“绳床瓦灶”的地步,特别是由于他亲身经历了家庭的衰败破产,这一急剧的转折,对曹雪芹来说更为痛苦。如果曹家不是这样的结局,曹雪芹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也就没有世界名著《红楼梦》。
 

乾隆身世之谜

乾隆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他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社会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

乾隆的一生,为后世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其中人们最爱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的身世了。首先乾隆究竟生在哪里?

乾隆自己认为,他生在雍和宫。雍和宫坐落在北京城的东北,是著名的喇嘛庙。在康熙时代这里不叫雍和宫,而是雍亲王府,也就是雍正做皇子时的王爷府。

乾隆曾经多次以诗的形式表明自己是生在雍和宫。在一首雍和宫纪事诗中,乾隆更明确地写到:“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这里,乾隆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和宫,而且还点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就在雍和宫的东厢房。

可是,就在乾隆皇帝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对乾隆皇帝的出生地有不同的议论。朝中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的,到避暑山庄的时候,写了三十首诗,其中有一首诗,就涉及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小注,这个小注说:“狮子园是乾隆皇帝的诞生地,因此乾隆常常到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到那里小住几天。”

这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因为它的背后有一座形状像狮子一样的山峰而得名。管世铭等一些朝野人士认为,这个园子才是乾隆的降生地。

大概是乾隆在晚年对自己出生地的流言蜚语有所耳闻,他在72岁那年正月到雍和宫拜佛后写诗作注说:“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他说,我确实是在康熙辛卯年生在这雍和宫。

乾隆79岁那年正月,到雍和宫拜完佛,又写下一首七律《雍和宫瞻礼》,在注释中他不但再一次重申,他的确是在康熙五十年生于雍和宫,而且在那里生活了12年。

在嘉庆刚登基的那年八月,乾隆以太上皇的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跟随去了,而且写诗庆贺,在诗的后面,做出这样的注解,说康熙老太爷在辛卯那年题写了“避暑山庄”的匾额,皇父乾隆也是恰好在这年降生在山庄。第二年,乾隆又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再次写诗祝寿,在诗文的注释中把“皇父”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确了。他明明白白地写到:皇父在辛卯那年诞生于山庄。

嘉庆这两次写的诗和注释表明,在他看来,“皇父”乾隆生在热河是一件确凿无疑的事。

可是,过了十几年以后,嘉庆又放弃了这一看法。原来清朝每一位皇帝登基以后,都要为他的皇父撰修《实录》和《圣训》。

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嘉庆皇帝命令朝臣编修乾隆的《实录》和《圣训》。嘉庆在审阅时发现,这两部非同小可的文献典籍,把“皇父”的出生地都写成了雍和宫。他当即命令编修大臣认真核查。

这时,翰林出身的刘风诰把乾隆当年写的诗找出来,凡是乾隆自己说生在雍和宫的地方都夹上纸条,送给嘉庆审阅。面对白纸黑字,嘉庆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嘉庆只好放弃狮子园说法,批准在《实录》和《圣训》里写道:“……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经明确把乾隆出生地写成雍和宫。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嘉庆皇帝到塞外打猎,住在避暑山庄,第二天突然死去。在军机大臣以嘉庆的名义撰写的遗诏中说,皇父乾隆当年就生在滦阳行宫,即避暑山庄,今天我死在这里,也没什么遗憾了。新继位的道光皇帝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以每天六百里加急,将已经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嘉庆遗诏从路上追回来。把原来说乾隆生在避暑山庄,改写成乾隆的画像挂在避暑山庄。

道光为了把他的爷爷乾隆生在北京雍和宫的说法作为结论确定下来,他不得不把他父亲嘉庆当年说乾隆生在山庄的诗作都改过来。由于嘉庆的诗早已公开流行天下,这样大张旗鼓地修改,结果是越抹越黑,使天下的官员百姓对乾隆的出生地问题愈加议论纷纷。

乾隆这么一位很有名的皇帝,不但他的出生地闹不清楚,甚至就连他的母亲是谁人们也产生了怀疑。其中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说是热河行宫里有一个很丑的宫女在草棚里面生下了乾隆。

不过,乾隆的生母究竟是谁,只要看一看清朝皇家的家谱《玉牒》和乾隆时期的《实录》以及《圣训》,问题就一清二楚了。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玉牒》和生卒记录底稿上,都清楚地写着:乾隆的亲生母亲是钮祜禄氏。在《实录》和《圣训》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乾隆是个大孝子,他在慈宁宫为母亲60岁诞辰举行盛大寿宴,并把它绘画叫《慈宁燕喜图》,侍奉母亲三次上泰山,四次下江南,多次到塞外避暑山庄。乾隆还别出心裁,用3000多两黄金做了一个金塔,专门用来存放供奉他母亲梳头时掉下来的头发,所以叫金发塔。乾隆爱写诗,在他的诗中,有不少是称颂生母钮祜禄氏养育之恩的。

尽管史料上记载得很清楚,乾隆的生母就是钮祜禄氏。但还是有人硬要从里面挑出毛病。例如在清朝后期,长沙湘潭有位名叫王闿运的学者提出,乾隆的生母虽然是钮祜禄氏,但的确与山庄有关。王闿运是曾国藩的幕友,也是晚清著名的诗人。

王闿运在《湘绮楼文集》内的“列女传”中说:乾隆的生母钮祜禄氏,老家在承德,家道平常没有仆人,十三岁时到北京混入姐妹群中入选秀女,被分到雍亲王府当使唤丫头,后来竟生下了乾隆。

在清朝,选秀女的制度是非常严格的,清宫的门卫制度更是森严。怎么可能让承德当地一个女子随随便便混进去呢?

围着乾隆的出生问题,又冒出来另一个说法:说乾隆是浙江海宁一个大盐商陈阁老的儿子。

浙江海宁县,在清朝时属杭州府,是海边的一个小县。相传,海宁有位盐商叫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与雍亲王一家常有往来。这一年,恰好雍亲王和陈阁老的两家夫人分别生了孩子,而且是同年同月同日,雍亲王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送出来时,陈家老小个个目瞪口呆,自家的胖小子竟变成了个小丫头。那换入皇宫的胖小子,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小说家金庸也是浙江海宁人,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是围绕乾隆身世之谜展开的。金庸在小说中有声有色地写道:陈世倌的小孩抱进雍亲王府,“哪知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陈世倌知是四皇子掉了包,大骇之下,一句都不敢泄露出去。”

民间甚至传说,乾隆登基后六下江南,目的就是探望亲生父母。而他六次南巡竟有四次住在陈阁老的私家园林,这是明显的“假公济私”,为的是探望自己的生身父母。

所谓的陈阁老,也就是陈世倌,他在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担任内阁大学士以后时间不长,就因为起草谕旨出错被革职了,当时乾隆骂他:少才无能,实不称职。

至于乾隆为什么六下江南,有四次到浙江的海宁,而且每次都住在陈家的私人花园?据考证,乾隆南巡到海宁,主要是视察耗资巨大的钱塘江海塘工程。

海宁是一个偏僻小县,找不到比陈家花园更好的地方让皇帝住了。再说陈家花园离陈家的住宅实际还有几里路远,乾隆在陈家花园住过四次,但对陈家子孙却一次也没有召见过,更谈不上“探望亲生父母”了。

有一本晚清文人天嘏写的野史叫《清代外史》。这位作者在书中还进一步说: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族人,因此在宫中常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自己是否像汉人。

乾隆的确经常穿汉服,现在故宫还保存着不少乾隆穿汉服的画像。也许这就是引起传说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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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身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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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下江南

清朝的历史上,记载了康熙与乾隆都曾经六次下江南。

说起乾隆南巡,从官方的史籍到民间的野史中,都有许多描述:或是说他修筑堤堰,功泽千秋;或说他把国家大事都扔给手下大臣,自己迷恋在江南美景中;或说他风流成性,挥霍无度……总之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实际上乾隆南巡一开始就遭到有些大臣的反对。《清史纪事本末》中记载,乾隆即位不久,听说苏州的景色美如天堂,他很想去江南巡游视察,并派大学士讷亲去江南查看道路。

讷亲从心里就不赞成乾隆南巡,所以他在给乾隆的回奏中说:苏州城外的虎丘还算得上名胜,实际上像一个大坟堆。苏州城里河道狭窄,粪便船只拥挤在一起,过了中午就臭不可闻,根本不算什么风景。乾隆听了讷亲的回报,只好暂时打消了南巡的念头。

到了乾隆十四年,江南地方官吏为了迎合乾隆,上奏请求乾隆南巡浙江,这一请求正合乾隆的心思,在当年的十月初五,乾隆宣布两年后举行南巡。

康熙当年南巡主要是为了视察水利,乾隆也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在六次南巡中乾隆有五次视察黄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塘工程。当时,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在江苏的清口,和洪泽湖的高家堰,所以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到这两个地方来看一看。

第一次南巡时,乾隆来到洪泽湖,视察水利工程,他了解到高家堰与蒋家坝之间的黄河大堤只有三座大坝,每年到了夏秋两季,洪泽湖水位上涨,由于排泄不畅,很容易发生水灾。河道总督高斌提了一个方案,建议再增加两座坝,乾隆接受了这个意见。

这样,高家堰就共有了五座水坝,分别被命名为“仁”、“义”、“智”、“礼”、“信”。每当洪泽湖水位上涨时,根据水势情况,五座大坝可以及时分别调节水的流速和流量,非常有效地保证了大堤和下游的安全。

乾隆第三次南巡时,又制定了清口水志,规定:上坝的水位上涨一尺,下坝的闸门可以开到十丈。河道官员遵守这一规定,确保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下游的各州县避免了水患的灾害。

徐州附近黄河大堤也是乾隆要巡察的重点之一。乾隆多次来到这里。根据乾隆的命令,这里先后修筑的防洪石堤大坝全长70多华里。

浙江的海宁州和仁和县,是江海的交汇处,每天都要发生两次大潮汐。一旦海堤被冲垮,整个江南将一片汪洋。早在汉朝的时候,人们就已开始在这里修建海塘,以后历代修筑海塘,一直没有间断过。

到了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浙江又一次水情告急,而在海塘施工中又出现了石塘、柴塘之争。究竟是修筑石塘,还是修筑柴塘意见不统一。

乾隆第三次南巡到达海宁的第二天,马上亲临现场,亲自试验打桩。他看到如果修建石塘,必须从旧塘坝向后移数十丈才能打桩,这样势必会毁掉许多百姓的田地和村庄,乾隆看到这种情况说,本来想保护民众,现在反而先害了他们。于是乾隆决定先修筑柴塘,并要求每年用竹篓装上石头加固。

在第五次南巡时,乾隆见到堤坝的泥土被湍急的水流不断冲走,装石头的竹篓都露了出来。于是乾隆决定在可以修建石塘的地方,都改建鱼鳞石塘。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时,下令继续修筑范公塘石坝。海塘工程的建成,有力地保护了江南水乡的繁华昌盛。

乾隆南巡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笼络人心。凡是他经过的地方,都被不同程度地减免了赋税。

乾隆对接驾及办差的官员大加赏赐,加官晋爵;将一些原来受过处分官员恢复原职。特别是对前来接驾的老臣,他问寒问暖,赏赐人参、貂皮等物品,还要赏赐他的子孙功名。

在南巡途中,乾隆一方面多次在各地的孔庙行礼,另一方面对前来拜见的文人士子,他亲自命题考试。他出的不少考题,摆脱了科举考试的八股陋习而注重实际应用。如浙江省大修海塘,他就以《海塘得失策》为题。取得一等成绩的考生,立即授予官职,这样就选拔了许多实用的人才。

由于江南一带人才荟萃,读书应试的人很多,乾隆下令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官办学府增加名额。《四库全书》告成后,他个人掏腰包让人抄录了三份,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并命令地方官吏允许学子们拿出来抄录传看。这些举措,对江浙一带的文化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

阅兵也是乾隆南巡中重要的活动之一。满族历来有重视骑射,崇尚勇武的传统,历代帝王也都熟练掌握骑马射箭。乾隆历次南巡,都在杭州、南京等地举行盛大的阅兵式。

乾隆本想通过阅兵,训练士兵,扭转颓败的风气,并向江南人民显示大清朝的力量。但没想到,阅兵反而闹了许多笑话。乾隆最后一次南巡阅兵是在杭州,嘉庆皇帝后来回忆那次阅兵时的情形说:射箭箭虚发,骑马人坠地。一时传为笑谈。

乾隆南巡,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饱览山川美景。所以他六次南巡每次都带画师随行,将喜爱的江南景色摹绘成图,在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仿建。

南京的瞻园、海宁的安澜园、杭州的小有天园和苏州的狮子林,这江南的四大名园后来都在圆明园中一一重新造了一座。

杭州的雷锋夕照、三潭印月、平湖秋月等西湖十景,更是实景仿制,连景点的名称都原样照搬。

苏州的狮子林乾隆特别喜爱,于是又在避暑山庄仿建一所。搬进避暑山庄的,还有镇江的金山寺、嘉兴的烟雨楼和仿宁波天一阁而建的文津阁、仿无锡的双湖夹镜等多处江南名胜。

康熙南巡还是比较简朴。他第一次南巡的时候,途中经过丹阳、常州、无锡,一路上没有停留,昼夜行船三百六十余里。

康熙南巡时,主要是住在地方官员的官邸,只有在扬州、杭州等地,建造了少量行宫。乾隆下江南就要比康熙南巡奢华得多了。从北京到杭州,沿途建造了三十个行宫。乾隆乘的御舟被称为安福舻、翔凤艇,共有五艘,制作工艺极其精美。整个南巡船队共约有一千多只船。一路上吃的、用的,就连喝的水,都由沿途各地事先做好准备。

尽管乾隆三令五申严禁铺张,但地方官员为取得他的欢心,无不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投其所好。

“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这是乾隆第六次南巡写下的诗句,他连做梦都在回味下江南时的情景,充满了无限眷恋。但是,这六次南巡,排场一次比一次大,耗费一次比一次多,甚至造成国库的枯竭,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朝廷中不乏有头脑的官员,多次劝阻乾隆停止南巡,但却多遭到严厉的斥责。

许多谏阻南巡的官员,都被惩处或罢官。在这种高压下,大臣们谁也不敢再说话,眼睁睁看着国库枯竭,国家走向衰败。

民间传说乾隆喜欢江南美女,每次南巡时少不了寻花问柳。所以皇后天天和他吵闹,乾隆一气之下,将皇后遣送回京。乾隆第四次南巡时,将皇后遣送回京确有其事,这在乾隆三十年《春季档》中就有记载。

到了乾隆晚年,他才完全认识到南巡的错误。在《清史稿》的《吴熊光传》中,记载了乾隆说:我当皇帝六十年,自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惟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把好事办成了坏事。

乾隆南巡耗资巨大,以后的清朝皇帝再也没人仿效过。因为后来的清朝国库已经承担不起了。六次南巡,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康乾盛世”的奢华美景,此后,大清王朝开始一步步地走向衰落。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

公元1792年的9月26日,英国皇家战舰“狮子号”、“印度斯坦号”等几艘船只正准备出发。这是乔治三世国王派遣庞大的访华使团的船队。为首的是乔治·马戛尔尼勋爵,副使是乔治·斯当东男爵,访华的成员共有八百多人。他们将远渡重洋,前往遥远古老的中国,参加当朝的乾隆皇帝83岁寿辰的典礼。

18世纪末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因此,马戛尔尼此次出行的目的,是要敲开东方清王朝的大门。

九个月后,英国使团船队终于在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四日到达中国,在澳门外万山群岛的珠克珠岛抛锚等候。

英国使团到达中国的消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佛兰西斯·百灵的信件传递给两广总督,他请两广总督转奏乾隆。乾隆皇帝看了两广总督的奏折特别高兴,并批“即有旨”意思是对这个问题另外再发一道谕旨。他任命长芦盐政徵瑞、直隶总督梁肯堂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接待英国使团。

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欢迎旨意,英国使团船只便从澳门出发前往天津。在天津他们再改乘坐内陆船到通州,最后到了北京。在北京西北的圆明园休息了几天后,马戛尔尼带领随员92人直奔承德避暑山庄,因为乾隆皇帝83岁寿辰的庆典将在那里举行。

从北京到避暑山庄,要经过万里长城。巨大的工程,壮观的景色,使英国使团一行人惊心动魄。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四日(公元1793年9月8日),马戛尔尼、斯当东和随员们到达热河。早已等候在这里的乾隆,站在行宫御花园的高台上,观看使团整齐地列队进入避暑山庄。

清政府对英国使团的来访非常重视,皇帝早就命令军机处拟定了一套接待方案,包括朝见、赏赐、宴请、看戏、游览等活动。这个方案记录在清宫档案的《上谕档》册中

正在双方都兴致勃勃等待正式会见的时候,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朝见的礼仪问题,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按照清朝的规定,外国使臣来华朝见中国的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而马戛尔尼认为,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有损于大英帝国的尊严,他主张朝见时向皇帝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

乾隆皇帝对英国使团的表现非常生气。在《上谕档》中,有这样的记载:乾隆皇帝当时就说,他们这样妄自尊大,我很不愉快。像这样无知的化外之人,也不值得优待。

英国使团面临着被驱逐的危险。马戛尔尼不得不收敛其“骄矜”的态度,清朝政府也做了一定的让步,双方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在八月初六日万树园礼节性的欢迎宴会上,英国使节行英国式礼节,而到八月十三日,在澹泊敬诚殿正式举行乾隆万寿典礼时,他们要行中国的三跪九叩礼。

乾隆皇帝得知双方达成了妥协,态度也有所缓和,他表示:这些人从海上远道而来,所以不熟悉天朝的法度,不得不稍加抑制,今天既然诚心效顺了,还是应该给予恩惠。

乾隆还命令军机大臣和珅等带领使臣一行参观游览,尽情观赏皇家园林的湖光山色。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三日,隆重的“万寿”庆典活动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举行。澹泊敬诚殿张灯结彩,文武百官、国外使节纷纷行三跪九叩礼,恭祝皇帝万寿无疆。

英国的礼品共19宗、590余件,都是当时英国的精品,也是英国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作。清王朝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分别赏赐英王及使臣、随员一行丝绸绒、瓷器、玉器及各类工艺品三千多件。英国的礼品后来被分别陈列在紫禁城、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地,供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们欣赏。

庆典仪式后,英国使团一行在清音阁观看了戏剧。第二天他们参观了在万树园举行的歌舞表演,晚上又观看了焰火晚会。

对于马戛尔尼一行在朝见乾隆皇帝时,是不是行了三跪九叩礼这个问题,在中外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清史稿·高宗纯皇帝本纪》记载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虽然不习惯叩头,但一到皇帝面前,还是跪下去了。

这样的资料还有不少。温德是马戛尔尼的亲戚,又是使团的秘书,他在英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那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当地的方式施了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

英国使节马戛尔尼一行参加完乾隆的万寿庆典活动后,很快便起程回到北京。清政府曾规定,凡是外国使者在京逗留的时间不能超过40天,因此马戛尔尼原准备在北京过春节的计划被拒绝了。与此同时,马戛尔尼在向乾隆祝寿时恭递的英国国王的表文,也由在京的西方传教士翻译出来送给了乾隆,如今还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乾隆知道表文的内容以后,大为恼火,原来英国是要求派人常驻北京。为此乾隆严厉指出:“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随即,乾隆以皇帝向天下臣民颁发的谕旨形式给英国国王回了一封信,交给马戛尔尼带回。

这时,乾隆皇帝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了,英国使臣来华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进贡祝寿,而是另有企图。于是就催令他们赶快的起程回国。

面对乾隆皇帝的严正立场和强硬态度,马戛尔尼也感到事态严峻。当初在离开英国时,英国国王曾经交给他一封极其重要的信,让他转交给乾隆皇帝。

对于信中的内容,马戛尔尼刚到热河时候,就多次的想通过大学士和珅转达给乾隆皇帝,但每一次话都是刚一出口,就被和珅巧妙地回避了。于是马戛尔尼就按照信中的内容直接给乾隆皇帝写了一封信,并想方设法把这封信递到了乾隆皇帝的手里,这封信的标题写的是: “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陛下积极考虑他的特使提出的要求”。马戛尔尼在信中提出的要求是: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宁波、天津等处经商;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个洋行买卖货物;在珠山、广州附近划一个小岛,为英国商人使用;请求对英商货物实行免税或减税;允许英国人在华自由传教等等。不难看出,英国在要求双方贸易的同时,也掩藏着殖民扩张的野心。

特别是英国提出在珠山或广州附近划割一个小岛供英国商人使用,这明显是一种侵犯中国领土的侵略要求,对此乾隆皇帝断然加以否定。他说:所有中国的领土都归中国的版图,疆界是很清楚的,就是岛屿和沙州,也是各有专属,哪能这样随便划出去?对英国的其他各条,乾隆在给英王的敕书中逐条加以批驳。

乾隆拒绝英国要求的敕书发出后,标志着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失败,英国使团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灭了。清政府催令英国使团迅速回国,并传令沿途官员严加防范,以防英国人滋事。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初三日,乾隆任命侍郎松筠为钦差,专门护送英国使团一行起程离京。使团沿运河南下,到达广州,于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由广州启航回国。

马戛尔尼访华失败了,但通过这次接触与撞击,毕竟使东西方两个大国相互之间有了初步了解,对以后的中英关系的发展也将产生深刻影响。

23年后,即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国王第二次派遣了访华使团,以罗尔·阿美施德为正使、当年的副使斯当东的儿子托马·斯当东为副使,目的是到中国再次提出英国的要求。这次因为英国使团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而被驱逐出境。

又过了24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帝国主义者终于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英国使团首次访华的半个世纪之后,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乾隆时期英国使团想得到而没有得到东西,英国军队用坚船大炮都得到了。
 

权臣和珅(上)

提起和珅,电视观众们恐怕都不陌生。人们经常可以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位油头滑脑、机关算尽、却又常常被正义的大臣给捉弄的权臣的形象。

二百多年以来,关于和珅的说法很多,好在清宫档案中,留下了关于和珅的大量记载。

《和珅列传》是嘉庆年间整理的原始档案,在这份列传里,详细记录了和珅的身世和他的经历。

和珅(1750-1799年)字致斋,原名善保,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父亲名叫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
 
和珅出生在一个并不十分富裕的武官家庭,不过他与弟弟和琳从小都受到了较好的教育,接受了系统的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和珅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成绩突出,因而得到老师吴省兰等人的器重。

乾隆三十四年,20岁的和珅继承了祖上传下来的三等轻車都尉的爵位职务。第二年,他参加了顺天府科举乡试,但并没有考中举人。

没有功名的和珅,后来却多次成为科举的最高一级考试殿试的读卷官,担任《四库全书》等多部典籍的正总裁。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23岁的和坤被任命为三等侍卫,相当于正五品,在皇帝出巡的时候,随驾护卫,随时听从皇帝的吩咐。这个差事给和珅经常接近乾隆提供了机会,是和珅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皇帝的侍卫很多,但为什么和珅会得到乾隆的赏识呢?一种说法是薛福成《庸庵笔记》中记载的:某日乾隆要外出,仓促中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乾隆责问:“这是谁的过错?”众侍卫都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和珅应声说道:“执掌此事的难辞其咎”乾隆见和珅仪表俊雅,言语清晰,马上将他升了职。
 
另有一法是,某日乾隆在轿中背诵《论语》,忘了下文,和珅顺口背了出来,令乾隆很是欢喜。

总之年轻的和珅英俊潇洒,又颇有才学,可能在某一偶然的机遇中引起了乾隆的注意和重视,从此时来运转,飞黄腾达。

乾隆四十年闰十月,26岁的和珅被提升为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再升为御前侍卫,并授正蓝旗副都统。四十一年正月,授户部左侍郎,三月授军机大臣,四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

短短的半年,和珅从一名普通的侍卫,进入清王朝权力最高层,成为乾隆皇帝的亲信宠臣。从此以后,和珅年年加官晋爵,而且分管的多是肥缺、要职。

《和珅列传》中记载了乾隆四十五年正月,31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与刑部侍郎喀宁阿一起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迫使精明干练的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
 
随后,和珅又向皇帝报告说,云南的行政管理混乱,许多州县都出现亏空,需要彻底清理整顿,这一报告立即得到乾隆的赞许。

云南的案子和珅办得很出色,确实表现了他的才华和办事能力,所以和珅在回京的途中,就被提升为户部尚书。

当年五月和珅回京以后,又进一步向皇上表述想整顿云南的盐务,钱法和边防事务的具体意见,都一一得到乾隆的肯定。

时隔一个月,乾隆给和珅六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不久又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丰绅殷德,并于乾隆五十四年结婚。

这门亲事,既给和珅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又使和珅在政治上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处。从此,和珅与乾隆皇帝之间的关系不但是君臣主仆、而且又成了儿女亲家的关系。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苏四十三造反,进逼兰州,和珅受命与大学士阿桂一起去督军镇压。前方将帅本来快要取胜,但和珅先到一步就瞎指挥,竟然转胜为败,致使总兵图钦保被打死。和珅没有将实情向乾隆汇报,反而将失败的原因归罪于将士们不听从调遣。几天以后,大学士阿桂赶到现场,重新部署,亲自指挥,井井有条,并没有发现有谁不听调遣。

乾隆知道情况后,在阿桂的奏折上批示说:这件事是由于和珅指挥不当造成的,现在你已经到了那里,那里的事情由你一个人指挥就够了。接到命令后,让和珅马上回京,没有必要两个人都留在那里。

和珅回京以后,不但没有受处分,反而又兼任了兵部尚书。

在以后的几年里,和珅又不断有兼职。和珅每次升官,史料上都有记载,直至他获罪前后二十九年中,重要的封官就有47次。

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公元1776年),27岁的和珅被授予军要机大臣。过了三年,领班军机大臣于敏中去世以后,英武殿大学士阿桂一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当年在军机处任职的还有大学士王杰、尚书董诰和福长安。阿桂、王杰、董诰都讨厌和珅,结果就出现了五位大臣每天不在一起办公的奇特现象。
 
乾隆知道阿桂与和珅关系不和,常常让阿桂在外领兵或查阅工程、办理案件,军机处的实权自然就落在和珅的手中。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听说“许多中国人私下称和珅为二皇帝”。

和珅究竟是凭借什么功夫,讨得乾隆皇帝如此欢心呢?

首先,和珅并非后人传说的那样不学无术。他还是很有才干的,记忆力惊人、聪明决断、办事利索。乾隆皇帝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特别提到和珅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文字。

和珅另一手腕就是投其所好。乾隆一生喜爱做诗、书法,和珅为了迎合乾隆皇帝,在这些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他的诗收在《嘉乐堂诗集》中,有不少是真实情感的流露,比较感人。和珅还经常与乾隆和诗。

乾隆的书法很见功力,后来和珅写的字酷似乾隆,可能是他刻意模仿的,乾隆后期的有些诗匾干脆交由和珅代笔。
 
这是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公元1789年)和珅从热河写给在京的皇六子永瑢的一封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和珅在书法上的造诣。

另一方面,乾隆在晚年时仗着国家繁荣昌盛,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专门为自己建造了畅音阁、倦勤斋等娱乐场所,就连退位以后居住的宁寿宫也造好了。乾隆80岁,举行了万寿大典和千叟宴,都需要大量的银子。当时,国库已经枯竭,那么多的事情要办,银子又从哪里来?

在这种情况下,乾隆非常需要像和珅这样的人,因为和珅是一个弄钱的好手。他在不大动用国库的情况下,就想方设法满足乾隆的需要。

如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皇帝八十大寿,和珅总管这件事,他命令外省三品以上大员都要进献。和珅很快满足了乾隆八十大寿的需要。这些内容在《高宗纯皇帝八旬万寿庆典》和《万寿盛典初集图画》等档案中都有详细记载。

和珅还创立了一种议罪银制度,就是让有过失的地方总督、巡抚等官员用交纳罚款来代替处分,少则数千两银子,多则数万两、数十万两。这种议罪银直接交到内务府,入了皇帝的私人腰包。为此,和珅还专门成立了办理此事的“密记处”,建立专档《密记档》,详细记录当时收缴罚银的情况。许多督抚大员都受到过这种敲诈,而他们对付的办法就是把损失层层摊派下去,最后加倍落到了老百姓头上。

内阁学士尹壮图实在看不下去,就上奏皇帝说,这样下去,所谓加强吏治,整顿官场不过是一句空话,商人老百姓都叫苦不迭。结果惹恼了乾隆,尹壮图差点为此丢了性命,从此也就没有人敢提一句。

和珅在填满皇帝腰包的同时,也在毫不含糊地往自己怀里装银子。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能不能送给皇上,都由和珅说了算,有时交一二件给皇上,其余都落在和珅的手里,以至于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多还大。 这些珠宝分别藏在许多地方,这是当年和珅的住宅,有一部分珠宝就藏在这个的夹墙里。
 

权臣和珅(下)

和珅一方面依靠乾隆,掌握着朝中的大权,同时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培植亲信,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和珅拉拢亲信军机大臣福长安,还有山东巡抚伊江阿,他的老师吴省钦和吴省兰等。他的弟弟和琳,更是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言官升为四川总督。

和珅对那些不听他指挥的正直大臣,不择手段的排挤、压制和打击。如大学士松筠,在和珅面前从来不屈服,就被发配到边缘地区任职。
 
在《清史稿》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和珅执掌大权愈久,对皇上的心思意图也揣摸的愈透,他就借此来作威作福。凡是不顺从他的人,他就找机会挑拨激怒皇帝,借皇帝的手去整那个人;而向他行贿的,他却尽量帮他打马虎眼,或者故意把事情拖住不办,等皇帝慢慢地消了火气,再大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和珅对付同僚的手段非常高明,而讨好皇上更是与众不同。有些事情,别人想不到的、做不到的,和珅能想到、能做到。

和珅的权术虽然玩的炉火纯青,也不可能完全不露痕迹。由于和珅的种种恶劣行为,总是有人想弹劾他。
 
早在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十八日,乾隆上谕《夏季档》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御史曹锡宝本想先参劾和珅的家人刘全,从中打开缺口,攻一攻和珅。但曹锡宝做事不慎,他将奏折稿子拿给他的老乡吴省钦过目,没想到吴省钦是和珅的老师、亲信。吴省钦连夜派人赶赴热河向和珅告密,和珅知道后,在乾隆跟前吹了风,仅仅隔了一个月,乾隆《秋季档》中就记载了这件事的查办结果,曹锡宝反而被革职留用。

和珅决定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以绝后患。他规定:以后所有送给皇上的奏章,都必须同时备送一份副本给军机处。他还进一步规定,以后御史这个位置空出时,只能用六十岁以上的老臣担任。和珅用权力几乎把所有通向皇帝的渠道都堵死了。

嘉庆元年,乾隆皇帝举行禅位大典,把皇位传给他的第十五子嘉亲王颙琰,自己当起了太上皇。但是他却没有放弃权力,凡是遇上国家大事,重要人事任免他都要亲自过问。
 
和珅在朝廷仍然很得宠,但是,形势毕竟有了变化。和珅不得不采取一些防范措施,防备将来嘉庆皇帝会处治他。他一面极力讨好嘉庆,一面又想方设法限制嘉庆的权力。

昭梿《啸亭杂录》记载: 和珅将他的老师吴省兰派到嘉庆身边,名义上是帮助整理诗稿,实际上是监视嘉庆的言行。
 
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首席军机大臣阿桂病故,和珅顺理成章地成为首席军机大臣。这时大学士王杰因看不惯和珅已告病退休,董诰因要为母亲守孝也回了老家,在军机处和珅可以呼风唤雨。

这个时候的乾隆已年老力衰,记忆力下降。和珅真正成了乾隆的代言人,他就更加为所欲为了。他的专横比往日更甚,没人敢说一个不字。

嘉庆把和珅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却丝毫不露声色。
 
当有人说和珅不好时,嘉庆反而批评说:我正要依靠他来治理国家,你们为什么来说他的不是呢?甚至嘉庆有时有事要奏报乾隆时,还有意托和珅代奏。有些重大事情仍然让和珅去处理,这样,和珅终于被麻痹了。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89岁的乾隆寿终正寝,和珅的靠山顷刻间倒下了。当天,嘉庆一方面任命和珅与睿亲王等一起总理丧仪大事,另一方面嘉庆立即传旨召他的老师朱珪迅速回京。

第二天,正月初四,嘉庆又专门发了一道上谕,谴责在四川前方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将帅只知道玩弄把戏,冒功请赏。就在当天,嘉庆突然解除了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的和珅与福长安的军机处大臣职务,命他们昼夜在大内守灵,不许出入,隔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
 
正月初五,王念孙、广兴等官员纷纷上疏,弹劾和珅弄权舞弊,犯下大罪。

初六,嘉庆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初八,嘉庆命令,从现在起,所有上奏的文件,都要直接送给他,军机处不得再抄录福本。初九,在公布乾隆遗诏的同时,嘉庆宣布革除和珅、福长安的职务,交由刑部关进监狱,命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等负责查抄和珅家产,并会同审讯。

第九天,正月十一日。在初步查抄、审讯后,嘉庆宣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状,主要有欺骗皇帝、扣压军情报告、任用私人亲信、违反清朝的制度、贪污聚敛钱财等,并通报各省督抚,讨论定罪。
 
到了正月十五日,直隶总督胡季堂首先表态,他在奏折中指责“和珅丧心病狂,目无君上、蠹国病民,贪黩放荡,真一无耻小人”,请求将和珅押赴刑场,凌迟处死。

嘉庆立即批示在京的三品以上官员讨论这个意见。实际上,就是以胡季堂的意见定下基调,叫大家举手通过。

正月十八日,在京的文武大臣会议,奏请嘉庆将和珅凌迟处死,将同案的福长安斩首。当时嘉庆表示,和珅罪有应得,怎么处治都不过分,但考虑到他曾任首席军机大臣,为了国家的面子,就免了他去大街上受刑,恩赐他自我了断吧。对福长安改判死缓,但要让他跪着亲眼看着和珅自尽。
 
和珅老奸巨猾,嘉庆更不是等闲之辈,短短的15天就把一个被先帝恩宠几十年的二皇帝收拾得干净利索。

除掉和珅,嘉庆马上收兵,对和珅的亲信除伊江阿、吴省兰、吴省钦等人受到处分外,其他由和珅保举升官的、或给和珅送过贿赂的都不予追究,保证了政局的稳定。

我们从查抄和珅家产的清单中,可以看出和珅生前搜刮的财富确实很多。大量的财富,使和珅过着帝王般奢华的生活,他在承德丽正门外,北京北长街会计司胡同等处都建有住所。

和珅在北京什刹海畔建造起豪华宅第(今恭王府),府内甚至仿乾隆皇帝的宁寿宫,建起楠木房,称为锡晋斋。和珅还在北京海淀建有宏大秀美的淑春园,是今天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叫做未名湖。
 
和珅还梦想着死后像皇帝一样风光气派,在河北蓟州修建了巨大的坟墓,规格甚至超过了亲王,民间称之为“和陵”。当年和珅被抄家时,坟墓被毁,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座大水库。

和珅被抄家时,除了抄没以上各处住房、花园外,还抄出各色银子300多万两,金子32000多两,各处土地10多万亩,其他还有各处收租房屋,各处当铺银号,以及各种珠宝、衣物等等。其总家产折合白银约有1000万两,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了。当时的清朝政府一年的收入也不过七八千万两。

从和珅仿皇帝建制修建的锡晋斋、石舫、垂花门、宫灯、超规模的陵墓等等,不难看出和珅已不光是贪恋钱财,权欲已大到了相当惊人的地步。这才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主要原因。
 
处决和珅之后,从嘉庆皇帝曾在批阅各地督抚的奏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嘉庆皇帝顾忌的是和珅的权力实在太大。如嘉庆四年正月,嘉庆在张诚基奏折上批示:“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

事实上,嘉庆对查抄和珅的家产是适可而止的。不仅如此,嘉庆对和珅的功绩和才能仍然是肯定的。嘉庆十九年,在和珅被杀十五年之后,清朝国史馆将编写好的《和珅列传》送给嘉庆过目。嘉庆见记载极其简单,总共寥寥四页,很不满意。他批示道:和珅并非一无是处,他“精明敏捷”,任职三十年还是做了很多事的。并说数百年以后人们还要根据这些列传来考证一个人的生平,功罪不明怎么判断他的好坏,所以,国史列传不可编得太过简单。为此嘉庆还下令,重新编撰。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当年编撰修改《和珅列传》的稿本。

当和珅他被关进狱中时,自知活不了几天了,对着窗外元宵节之夜的明月,他感慨赋诗,仍说自己“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这两句诗,对全家的不幸和他人生的结局,和珅说出了心里话。
 
在乾隆时期,和珅也许是运气太好了,盛极而衰。嘉庆元年以后,和珅的家庭接二连三地遭到不幸。

嘉庆元年七月初七,被和珅审视为掌上明珠的次子刚满两岁,就夭折了。仅仅过了两个多月和珅的弟弟四川总督和琳又在军中染上瘴气身亡。嘉庆二年,和珅的孙子也夭折了。嘉庆三年二月和珅结发三十年的妻子冯氏也撒手而去。不到一年,他本人也成了泉下之鬼。和珅死后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在河北蓟州找了一块地,草草埋葬了和绅。
 

天花与清宫

天花,中医叫痘疮,是一种恶性传染病。在二三百年前的清朝,天花之猖獗、可怕,一如现在的艾滋病,人人谈虎色变。

在清王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天花这种疾病就像鬼魂附体,一直困扰着它,让它一刻不得安生。前前后后的大清皇帝中顺治、同治直接死于天花,康熙和咸丰虽然侥幸从天花的魔掌中抢回了性命,脸上却留下了永久的麻子。

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这个时期中国的北方,战乱与天灾频繁不断。偏偏这个时候又爆发了天花,并且是历史上的一次高峰期。
 
为了躲避天花的传染,当时的皇帝顺治甚至不惜打乱正常的朝议制度,躲在深宫里,不敢上朝。

在顺治执政时期,竟然连续六年没有接见蒙古王公的记录。顺治不敢见千里迢迢前来的蒙古王公,原因就是害怕传染上正在蒙古流行的天花。

顺治对天花的恐惧,达到了神经质的程度。他甚至认为宫中也不安全,还要跑到外面的什么地方去躲避天花,称作“避痘”。
 
其实,到宫外去躲避天花是早有先例的。在清朝入关之前,盛京就是今天的沈阳,城外的天宁寺,就一度作为皇家躲避天花的一个重要场所,顺治的父亲皇太极就曾经在这里躲避过天花。

清朝入关以后,出宫避痘的风气更加流行。顺治之子玄烨,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生下来不久就被抱出宫外,在紫禁城西华门外的一处府第中“躲避天花”,这座府第就是今天北京的福佑寺。直到玄烨两岁后染上天花,并渡过了这生死一劫之后,才允许他搬回宫内。

顺治八年,京城天花大爆发,恐慌的顺治决定远走高飞,带着太后和皇后以出行打猎的名义来到河北遵化一带的山野之中。
 
顺治一生都在躲避天花,但躲来躲去还是没能逃脱天花的魔掌。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身心衰竭的少年皇帝在紫禁城中的养心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天花对于人的威胁,是不分人的贵贱的。那些刚从白山黑水入关的八旗兵丁,由于生在关外,刚一入关水土又不服,比一般的人更容易感染天花。

《清世祖实录》中记载:顺治元年,清朝军队准备入关。大军出发在即,肃亲王豪格却心惊胆战地对另一位将军说:“我还没出过痘呢,此番入关作战,叫我同去,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天花的流行,已经影响到八旗人丁的数量与质量。大清皇室的家谱《玉牒》,里面的数字统计怵目惊心:顺治皇帝生有8个阿哥,其中4个早亡,另外6个格格竟死得只剩一个。康熙皇帝共有35个皇子,其中15个早亡,25个公主则死掉了13个,其他皇室成员的子女,死的就更多了,可想而知,普通老百姓死亡的人数,一定是非常惊人的。

清朝在入关前,统治者就颁布了很多相关的法令。这些法令规定,一旦疫情发生,就必须立即将疫区封锁,已经出痘的人严禁出走,而那些在疫区内没有出过痘的人,一律要迁往偏远的地区去隔离;而对于那些不及时报告疫情的、或者是擅自掩埋天花死亡者的人,官府要追究责任,甚至于以死论罪。

清宫中对天花由被动躲避转为主动防治,是从顺治皇帝的继承人康熙皇帝开始的。
 
顺治是在病倒以后才开始认真考虑继承人问题的。当时他看好次子福全,想立他为太子,而顺治的母亲孝庄则坚持立皇三子玄烨。顺治就去征求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很快帮助顺治下定了决心:选皇三子玄烨做接班人。理由很简单,玄烨已经出过天花,他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

在康熙的推动下,清朝防止天花的措施逐步走向系统化、制度化。他在太医院专门设立了痘诊科,广征各地名医;又在北京城内设立专门的“查痘章京”职位,全面负责八旗防治天花事宜。

到了康熙时代的中后期,中国北方的天花势头开始减弱,南方传统的种痘法,也在这时候传到北方、传进了清宫。
 
这种来自南方的民间种痘法,它又叫吹鼻种痘法,据说它最早起源于明朝隆庆年间,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叫旱苗法,一种叫水苗法。

这两种方法都是为了使种痘者轻微的感染上天花的症状,然后让他出天花,再通过中医的精心护理,使他们安全渡过天花期,实际上这个种痘者,已经出过天花了,也就是说,他已经对天花已经有免疫力了。

康熙对这种种痘疗法十分重视,不但在宫中实施,而且推广到八旗全体人民中,直至漠南、漠北蒙古大草原。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皇太子出痘,当时正是吴三桂等三藩叛乱、战火纷飞的紧要时刻。我们从清宫档案《康熙起居注》中看到,康熙为了亲自护理太子,他竟然连续12天没有批阅奏章。太子痊愈后,宫中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又是祭天、又是颁布诏书,十分隆重。

在皇太子出痘期间,有个名叫傅为格的候选知县,侍奉皇太子治病做出了成绩,因此被提升为武昌通判。两年后,得知他种痘防治天花确有一套,康熙又召他入宫,让他专门负责皇子们的种痘防疫。从此,清宫中皇子种痘防天花就被作为一种制度正式确立下来。在清宫档案中,我们还可以查到诸位阿哥们种痘的记录。

由于康熙举措得力,天花的蔓延得到有效的遏制。加上这时天花的流行,也进入了相对平缓周期,在这以后的一百多年,清宫中很少再传出关于天花的消息,在这段时期的档案里,再也没有看到谁得了天花的记载。
 
可以引为骄傲的是,中国人的种痘方法很快走出了国门。日本、俄罗斯和一些欧洲国家派专人前来学习取经,并组织自己的医学专家对这种奇妙的医术作进一步地研究。

一百多年过去了,谁也没想到,天花这个潜伏的病魔还会有一天睁开眼睛。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公元 1875年1月12日),紫禁城突然爆出惊人消息:慈禧太后的独生子,不满20岁的同治皇帝病死了!

关于同治皇帝的死因,民间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说法。据说他常常偷偷地溜出皇宫,出没于一些酒楼啊、戏院啊,甚至一些花柳街巷这种场所。所以有人据此猜测,他可能是死于梅毒,也有人说他可能是死于疥疮,当然也有一些人说,他可能是死于天花……对于这种种说法,官方一律保持沉默,不予申辩。因此小皇帝到底是死于什么病,成了一个谜。
 
一百多年以后,人们从清宫档案中,发现了当时清宫御医,给同治看病时写下的“脉案”,上面明明白白的诊断纪录同治是得的天花,并且详细记录了当时同治的种种症状:“湿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漫流脓水,腿痛筋挛;头颈、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痛……”医学专家们对档案进行了认真分析,结论是,同治皇帝死于天花。

同治死于天花这个结论一出,人们立即联想到同治的父亲咸丰,他也受到过天花的袭击,留下一脸的麻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们父子俩都没接受过种痘吗?结论只有一个:中国传统的种痘方法不具有百分之百的功效。
 
公元1796年,英国医生真纳在中国种痘法的基础了,发明了真纳法,也就是著名的牛痘法。据史料记载,这种西方的牛痘法从嘉庆年间,已经传到中国,也就是说在同治皇帝出生前,就已经到了中国。可是紫禁城的那些御医却不以为然,他们始终相信还是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在同治得了天花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文武大臣,不是积极地寻求新的医药和疗法,而是依照祖上的传下的规矩,在宫内外大搞“供送痘神”的迷信活动。

一身疮痍的同治,正是在这种求神祭祖的喧嚣中,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他死在了养心殿,那里恰恰是一百多年前,他的祖先顺治被天花取走性命的地方。
 

奕詝奕訢皇位之争

道光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位皇帝,他共有9个儿子:长子奕纬、二子奕纲、三子奕继、四子奕詝、五子奕誴、六子奕訢、七子奕譞、八子奕詥、九子奕譓 。其中奕纬、奕纲、奕继早逝。

到了道光二十六年,道光皇帝已经是64岁的老人了,屁股下的这把龙椅给谁好呢?此时,奕詝14岁多,奕誴14岁多,奕訢13岁多,其余的儿子都是6岁以下的孩子。这年正月,奕誴又过继给了惇恪亲王绵恺。这就意味着有条件有能力竞争帝位的只剩下奕詝和奕訢两兄弟了。

诸位皇子中,惟有奕詝与奕訢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从小在一起读书习武。兄弟俩不仅成长为熟读经史、兼通诗文、擅长骑射的少年才俊,还共同研创出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这使得道光皇帝十分欣慰,特意将枪法赐名为“棣华协力”,刀法赐名为“宝锷宣威”,比喻兄弟二人协力同心。

到了奕詝10岁时,他的生母孝全成皇后突然死去,他便由奕訢的生母静贵妃抚养,兄弟两人感情更深一层,如同一母同胞。
 
兄弟俩感情很好,但是,说起来这也算是不幸,因为皇帝既称“寡人”,皇位只有一个,究竟谁能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呢?

有关道光皇帝立储的故事,民间有好多种说法,在野史中记载也很丰富,描绘得也绘声绘色,

说法之一、先立奕訢,后改奕詝

因为孝静皇贵妃最宠爱奕訢,道光皇帝曾预先写好立储谕旨要立奕訢。书写的时候有太监在阶下偷看,远远望见最后一笔特别长,猜想写的是訢字而不是詝字。这件事渐渐传了出去,道光皇帝知道后很不高兴,便改立了奕詝。
 
说法之二、人定奕訢,天定奕詝

奕訢排行老六,特别聪明。道光皇帝非常喜欢他,有心立奕訢为皇储。当道光皇帝将死时,急忙传令召见奕訢。不料这时奕詝刚好来请安,听说这个消息赶忙跑到父皇身边。等到奕訢赶来时,道光皇帝已经驾崩,奕詝已经即位了。

说法之三、心怜皇后,恩施奕詝。

奕詝的生母孝全成皇后生前与皇太后,即道光皇帝的母亲关系不好,她由贵妃晋升为皇后不久,就突然死去了。道光皇帝为此十分悲痛,决定不立其他妃嫔的儿子而立皇后生的儿子奕詝,以此告慰孝全成皇后的亡灵。

说法之四:手心手背,左右为难。

道光皇帝晚年确实最钟爱奕訢,想把家国大业交给他。在下立皇太子的谕旨时,有好几次想写奕訢,但是又因为奕詝品德贤良并且又年长,所以犹豫不决。

看起来这几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似乎道光皇帝更加欣赏和偏爱奕訢。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不妨可以看看,道光皇帝为这两个兄弟择亲的情况。

道光皇帝为奕詝指定的是、负责祭祀事务的太常寺少卿富泰的女儿,为奕訢指定的是都统桂良的女儿。这两门亲事,相比之下,奕訢的亲家要更有权势。在封建社会,婚姻都是与政治联在一起的。这个事实或许更能说明:道光皇帝似乎对奕訢更偏心些。

道光皇帝虽然欣赏、偏爱奕訢,但是,皇帝最后决定把皇位传给谁,绝非一个宠爱所能决定,其决定因素无疑是多方面的。

“藏拙示仁”

在道光晚年的一个春天,他命皇子们随驾到南苑围猎。围猎是清朝推崇尚武传统的活动,通常也是检验皇子骑射才干的考试。
 
根据文献中对这次围猎留下的记载,奕訢果然武艺超群,在围猎中获得猎物最多。而奕詝却只是站在一旁,不发一箭。

原来,奕詝知道自己骑射不如奕訢,于是事前请他的老师杜受田给他出了个高招。杜受田告诫奕詝说:阿哥到了围场,千万别发一枪一箭,而且要约束手下人不得捕捉一只动物。皇上如果问及原因,你便说现在正值春天鸟兽万物孕育的时候,不忍心伤害它们,也不愿用这样的方式与弟弟们竞争。

奕詝照计而行,果然,道光皇帝听后非常高兴,赞叹道:这真是具有帝王心胸的人说的话啊!

“藏拙示孝”
 
又有一次,道光皇帝传旨召奕詝和奕訢入对问策,就是要问问他们对国事政务的看法。二人接旨后分别请教自己的老师。奕訢的老师卓秉恬有才气,少年得志,办事认真,好发议论。他告诉奕訢:皇帝如果问你的话,“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而杜受田却告诫奕詝:如果谈国事政务,阿哥是比不过六爷奕訢的。这时只有一条计策:只要皇上说自己快死了,不等他问国家交给你该怎么办时,你就只管趴在地上哭。

奕詝言听计从,他的一番表现,使道光皇帝深感这个孩子仁孝。

道光三十年,被内忧外患困扰多年的道光皇帝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奕詝和奕訢的皇位之争也有了结果。

我们来看看道光传位的清宫秘档,这是惟一保存至今的一组有关秘密立储的珍贵实物。 匣中共有谕旨四份。
 
立储谕旨一份。上面用满汉两种文字写道:“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又用汉文写道:“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内层的包封纸上写有“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并有道光皇帝的签名。外层的包封纸上写有满文“万年”,也有签名。由此可见,立储是在道光二十六年,也就是道光逝世的前四年。

还有两份交代身后应办事项的遗旨。一份包封上写有“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公同手启”并贴有封条,上有签名。另一份包封上贴有封条,盖有“道光之宝”戳记和“封”字。

此外,匣中还有朱谕一份:“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这份朱谕是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帝临死前在圆明园慎德堂亲笔书写的,字写得很潦草。

道光皇帝的一纸朱谕,决定了奕詝和奕訢的地位,从此奕詝黄袍加身,成为咸丰皇帝,而奕訢作为亲王俯首称臣。兄弟俩的地位改变了,但斗争却并未结束。
 
奕詝当上皇帝以后,恭亲王奕訢小心谨慎,曾一度得到咸丰皇帝的信任,出任领班军机大臣。但是到了咸丰五年,却因奕訢多次请求为其生母孝静皇贵太妃封后,惹得咸丰皇帝大为不快。

在《祺祥故事》中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到了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孝静皇贵太妃病重了,她在弥留之际的时候,咸丰皇帝去看望这位抚养自己有功的皇贵太妃,当他走到她寝宫门口的时候,恰巧碰见奕訢从门里面走出来,兄弟俩在那碰了一个照面。

咸丰皇帝随口问道:额娘病得怎么样了?奕訢答道:“已笃!意似等待晋封号方能瞑目。”仓促间咸丰皇帝不置可否,仅仅“哦、哦”了两声。没想到奕訢听后立即到军机处传达咸丰旨意,礼部随后就上了一个奏折,请尊封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

为此咸丰皇帝非常生气,但苦于已经给人答应出去的印象了,不得已批准了。九天后,七月初十康慈皇太后病逝。咸丰发泄心中怨气的时候到了,七月二十一日咸丰皇帝便以“办理丧事有疏忽”的罪名将奕訢赶出军机处,并罢免了他的其他重要职务,从此再不重用他。
 
同时,咸丰还降低了养母康慈皇太后丧礼的等级,创造了清代皇后丧礼的特例。这位太后的陵墓,慕东陵也很特殊,它没有与皇帝的陵墓在一起,而是与16个妃子的园寝在一起。但是,中间还是用墙与妃子们的墓分隔开,用了黄瓦,以示区别。

这种既有别于皇后又有别于妃子的处理,隐隐地透出了咸丰的用心:他要让弟弟知道,皇帝的亲生母亲和养母,就是有区别的。咸丰警告弟弟:别再想打皇帝宝座的主意。

就这样,奕詝终于战胜奕訢坐稳了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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