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会的成果

    七千人大会经过28天的讨论、听报告、开出气会，于2月7日闭幕了。大会开始时，其主题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大会开始之后，由于各种意见纷呈，又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再后来，又加了一个“出气”阶段。参加会的人这么多，又开了这么长的时间，连春节也不放假，那么这个会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点：

　　一、大会使全党恢复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犯了错误，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遭遇重大挫折时，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如何面向未来，全党上下乃至全国上下思想比较混乱，大会实行三不主义—不带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放手总结经验，放手让人讲话，即使对比较敏感的“三面红旗”也可以持保留态度，允许怀疑；中央积极承担责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主动检讨错误，各省、部委负责人也纷纷做自我批评，虚心听取他人意见，大会还进一步申明对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多数同志进行甄别平反。所有这些，对遭遇重大困难之后“心气”受挫的人们，对于心中有着怨气的人们，甚至对于那些仍然不肯认错的人们，无疑起到了正确认识过去，解除思想顾虑，化解心中怨气，凝聚民心的作用。正如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说：“气不能不顺啊，连毛主席都做了自我批评嘛。”①当时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身份出席大会的薄一波，几十年后也回忆说：七千人大会实行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地委，省委，直至中央），上级虚心听取意见和批评，反复进行检讨的这种做法，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好传统。②

　　对于“七千人大会”，刘 少奇虽然认为“对困难透底不够”，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实在地向全党介绍了全国的经济形势，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在检讨犯错误的原因，估量过去工作的成绩和错误方面，虽然尚不到位，但在当时也属难能可贵。所以使人感觉中央的工作态度变得务实了，也比过去谦虚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传达这次大会精神时说：这次会议是实事求是的会议，真正虚心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也是几年来开得最好的一次会议。③王任重的这个评价，多少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些感受。参加大会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也说：“这次会非常好，接触到的一些同志反映都差不多。”④

　　二、大会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对如何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对今后的经济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应该怎么搞，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

　　过去几年的国民经济为什么遭遇重大挫折？其中缺乏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没有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重要原因之一。七千中共干部，尤其是县委书记一级的干部，他们绝大多数是转业军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缺少理论知识，也缺少实践经验。比如浙江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⑤所以，为了教育干部，1961年9月，中央就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几个问题，专门整理成学习材料，举办训练班轮训干部。七千人大会，天天总结的是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讨论的是经济建设和党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对七千中共干部的集中大办班，尤其对县委书记是最好的培训。

　　经过大会反复讨论修改后的书面报告，将“大跃进”期间的错误归纳为4条⑥，对于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基本经验教训归纳为16条⑦。这在当时来说，把人们能够认识到的，基本上做出了总结。

　　比如：如何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过去的经验教训是，因为农业不能及时为工业提供农产品和劳动力从而影响工业迅速发展，因此这次大会更加强调必须把发展国民经济的重点放在农业方面，提出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

　　过去因为提倡实行供给制，取消自由市场，取代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带来的结果是物流不畅，产品匮乏。为吸取这一经验教训，大会强调“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要学会做生意，要有合理的价格政策。在农村中还应该适当地保持农村集市贸易……。”

　　对于“共产风”，认识到它不仅刮走了农民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刮走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惊人的损失。过去中央已经大力纠正过“共产风”，这次大会从理论上集中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并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

　　此外，“大跃进”期间的高指标、高征购，造成了严重浮夸、违背科学的事情发生，又购空了农民的粮食，使不少农民失去宝贵的生命；由于只注重钢的产量，又造成经济的严重失衡，引出不少人间悲剧！这期间的代价是难以形容的。这次大会强调“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必须注意综合平衡，……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积累的增加，必须建立在生产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适当地、逐步地提高的基础上。”

    “大跃进”期间，还有很多做法是因为不懂经济，不懂科学技术而造成了巨大损失。如在农业方面乱改耕作制度，造成大面积减产；修建不少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水利工程，劳民伤财；在工业方面，任意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导致设备损坏，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下降。其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大会要求全党，要“熟悉经济情况，努力认识和掌握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钻研业务，……反对‘政治空谈’。必须尊重科学技术。”七千人大会开后不久，周恩来等就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与这些认识有着很大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在人们既不懂得经济建设又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在事后的经济建设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尽管还带有很多的局限性，还有不少让人觉得幼稚可笑的地方，但无疑是全党在认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前进了一步，这一点很难否定，有些经验认识至今仍然适用。

　　此外，也是在这次大会上制定的10年规划规定，今后5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重点放在解决吃、穿、用上。为了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在安排好农业、轻工业的基础上，对重工业量力而行。王任重说：“这是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①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讲话，应该说主要体现了这一精神。

　　上述总结，是对建国12年来经济建设方面做出的全面反思和总结，基本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
　　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30年代曾恨不得一个早上就消灭敌人，夺取政权，结果险些葬送革命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又犯了经济建设的急性病，恨不得仅用几年时间就使中国强大起来，结果栽了一个更大的筋斗。吃了几年的苦头，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中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如果说，“大跃进”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们还认为“一张白纸”有优越性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开始不这样认识问题了，开始懂得中国不但不可以马上改变落后的经济现状，而且因为经济落后，处处受掣肘，至少农业就在扯着工业的后腿。大会使全党更加冷静下来，开始自觉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人们去认识，去探索。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立足国情，要克服“左”倾盲干，使人们从思想理论上有了进一步的自觉。

　　四、这次大会的一个重大收获，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是，人们认识到过去几年最大的经验教训是“缺乏民主”，此前人们比较强调是缺乏经验。大会在讨论时，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认为缺乏经验是一个原因，但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说假话、搞浮夸总不能说是缺乏经验，关键是党内缺乏民主，不让人讲话，动不动就拔人家的“白旗”，戴右倾的帽子，就批判，就斗争。结果弄得党内风声鹤唳，万马齐喑。如果民主气氛好，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头脑发热，可以在别人的劝谏下冷却清醒。“大跃进”期间，就因为这些机制不存在，才会一错再错，而且得不到及时纠正，乃至泛滥全国，造成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这一点在大会讨论时，不少人纷纷提及。但事后刘 少奇说，“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注意”。

　　那么，起草委员会为什么没有注意呢？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刘 少奇等似不会认识不到，关键是毛泽东没有谈到，所以刘等不便深谈。到1月30日，毛泽东作了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讲话之后，大会的气氛才再一次活跃起来，刘 少奇等的讲话也随之深入起来。

　　2月8日，刘 少奇说：“毛主席就讲了一篇民主集中制，……这一篇道理，在小组会上反映出来了，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注意。过去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偏向。这种集中过多，不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之一是这一条。”②刘 少奇还说：“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我们不发扬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不充分在人民中间讨论，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①刘 少奇后来在修改自己的讲话时，又强调这是几年来犯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全部原因”。②“如果我们这几年完全根据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完全走群众路线，有许多错误不会犯，即使犯了，也可以早发现。”③刘 少奇的这番话，可谓肺腑之言。大会给人传达的信息是，以后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要发扬民主作风，要让人讲话，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再搞过火斗争，不能让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对过去反右倾、拔“白旗”搞错了的要一律平反等等，这些都是从上到下通过大会总结经验而达到的共识。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与会者都能认识这么深刻，其中还存在相当不同的认识，但至少大会表现出来的是这样一种形势，这样一种气氛。而这样一种民主、奋进、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气氛，无疑立即鼓舞了当时人们的士气，振作了大家的精神。

　　大会上，粮食征购问题的最后解决，就充分体现了大会的民主精神。本书在介绍召开大会的原因时，曾谈到直接的起因是粮食问题。大会之前，在粮食征购问题上，中央和地方几乎是对立的，中央决定从地方上购粮150亿斤，结果地方叫苦连天，不愿接受，中央无奈专门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一个一个地落实。这些书记们在中央的压力下，虽然接受了征购任务，但很勉强，表示还有难处，中央这才决定召开有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后改为七千人大会），同时强调要反对本位主义，地方要顾全大局。现在，中央真正放下架子，反复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体谅农民的困难，决定再把工业发展的速度调低一些，挤出工业用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中央的这一举动，受到各省委书记的热烈欢迎，也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相互认同。当时的王任重在日记中说：“这个问题一解决，这次大会就可以圆满结束了。从‘压力下’解放出来，才真正心情舒畅。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作风终于得到完全胜利，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为今后党的会议树立了典范。”由此也可以印证当时许多与会者的心情同王任重一样，是愉快的。

    大会在取得重要成绩之外，显然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但毛刘之间最决策高层的思想不但没有统一，而且加大了分歧。④当时刘 少奇表示，大会对过去几年工作的总结只是初步的，以后还要总结；毛泽东也表示了这个意思，“是一个初步的总结”。他们两人都认为这个总结是初步的，那么这个“初步”在毛和刘那里，却有着不同的解释。毛泽东认为，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三面红旗”到底正确不正确，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检验。⑤刘 少奇则认为，一是时间短，有些问题还看不那么清楚，所以这个总结只能是初步的，在这一点上，他同毛泽东的看法是相同的；但死了那样多人，生产力遭受那样大的破坏，不能总结一次就行了，以后还要不断地总结，在这一点上，就与毛泽东不大相同了。

　　还有，这次大会没有从 “三面红旗”，这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指导思想方面来总结经验教训。“三面红旗”到底对不对？大会明显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甚至提出了相当严重的质疑，有鉴于此，大会只是作出了对“三面红旗”允许怀疑的承诺，但最后还是表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还要继续高举。因为没有在指导思想上彻底纠正错误，也因为还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对日后出现的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实践探索就缺少了理论上的支持，使之很容易便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或者是被当作错误路线打压下去，如“包产到户”等问题。

　　再有，大会已经认识到最大的经验教训是党内缺乏民主，是导致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但如何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实行，或者说，怎样才能防止以后类似的错误不再发生？则没有深入的讨论和总结。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次会议，对庐山会议人为制造的所谓“反右倾”斗争，并没有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估，仍然保留了对彭德怀等的错误结论和错误处理，以彭德怀有一个所谓“反党集团”，又有“国际背景”为理由，不予平反。用这种态度对待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本身，就表明党的“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在根本上被触动和解决。

　　此外，林彪在会上作的鼓吹个人崇拜、掩饰错误的讲话，产生了相当的消极影响。即使是刘 少奇的书面报告，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有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比如，报告中历数了很多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正确意见，但对毛泽东的错误意见则避而不谈，并结论说：“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并且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这些话，连毛泽东本人看了也觉得过意不去，他对刘 少奇、邓小平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⑥情况表明，一方面，如林彪，不顾历史事实，居心叵测，对毛泽东投其所好；另一方面，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也存在自觉为毛泽东开脱的倾向，这对克服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的专断作风，转变“左”的指导思想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总之，七千人大会既取得了令人难忘的成就，也留下一些令人遗憾的不足。这里有认识的局限，也有不少个人的因素。它的成就，带来了大会之后的一片新气象；它的不足，注定了那一片新气象的出现必然是短暂的。1980年11月16日，经过18年反思的陈云，回顾这一段历史说：“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①陈云的话，令人扼腕深思！

    大会带来了什么新气象

    七千人大会，未在指导思想上彻底纠正“左”的错误，注定了党的工作还会出现反复。但这是我们今天才能有的认识，当时人们并不可能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七千人大会的与会者被当时所出现的让人讲话、允许怀疑“三面红旗”的民主气氛所鼓舞，解放了思想，放下了包袱，在各项工作领域开始了新的探索。“七千人大会”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大会结束后的最初阶段，毛泽东和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想法是比较一致的，决心发扬大会精神，在党内外继续营造民主气氛，使党、政、军、民、学等七个方面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1962年2月22日，毛泽东批复刘 少奇，人大“开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极为必要”。①此处的着重号是毛泽东自己加的。不言而喻，他和刘 少奇同样都很期望能出现这种局面。4月9日，在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对于政治上敢于讲话，工作上敢于负责，学术上敢于争鸣的情况，“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②

　　在这样一种氛围下，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主党派、外交等方面的新局面很快就显现出来，调整的步伐加快了，调整的力度加大了。

　　反映在思想领域，中宣部长陆定一指示编辑、赶印了《魏征传》，希望以史为鉴，来配合当时兼听则明的政治气氛。有些剧作者还立刻创作改编了《唐太宗》、《洛阳宫》、《唐皇纳谏》等剧本。③一时间，一股民主宽松的春风荡漾在人们中间。

　　人们开始变得敢于讲话了。比如，这年的2月17日，周恩来在电影、话剧创作座谈会上说：“1959年5月3日，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了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十个问题。今天讲话和那次有点变化了。那次我也是被戴了帽子的，有些党委就不准传达我的讲话。”④周的语气表露出一种愉悦的心情。1962年5月底6月初，邓子恢在部队讲农业问题时，兴奋地说：“过去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敢讲话。”当他谈到安徽的包产到户时，还说：“过去我这样说是要被带上右倾帽子的，现在我的右倾帽子摘掉了，不怕了。”⑤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恩来反复强调：“要鼓励各种意见都说出来，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争论以后由中央做决定。”他还在1962年4月18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的朋友“不是畏友而是诤友”，⑥积极鼓励大家要敢于讲话。

　　这一年，人们像是又回到了久违的党内那种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中，党内大有一种精神解放、手脚放开的令人愉悦的轻松气氛。

　　在经济工作上，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14天，刘 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在讨论1962年的国家预算和国内的经济形势时，刘少奇对经济形势做出不同于七千人大会的大胆判断，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刘 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⑦他还说：目前的形势是一个困难的形势，“类似非常时期”。⑧在七千人大会上没有发表大会讲话的陈云，在这次会上也作了系统发言。陈云将七千人大会提出的10年规划，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大概5年）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并把工作的基点放在“争取快，准备慢”上。⑨

　　此外，一度停止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恢复起来了，刘 少奇提议陈云任组长，统管全国的经济工作。不久，陈云提出，对1962年的年度计划（七千人大会通过的）要重新安排，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必须把保障并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摆在首位。

　　如果说，在这之前中央对国民经济的调整还是想慢慢转弯，一个一个方面的来进行，或者说是被动调整的话，那么，在这之后，用周恩来的话说，是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是主动调整，是着眼全局从综合平衡来考虑和解决问题。很显然，在七千人大会为加快调整的步伐，进行了全党动员之后，“西楼会议”成为大刀阔斧、全面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

　　同时，大量精减城市人口，决定1962年一年精减2000万①的措施也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另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对经济效益不佳的工厂实行关停并转；各地的基本建设，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之外，其他都一律停止；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解决吃、穿、用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类似的调整，动作之大，力度之强，为前所未有！

　　就在中央重拳出击的时刻，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那里，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他们说七千人大会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采取这样大步骤的调整措施是不是对形势看得太消极了？于是，5月7日至11日，刘 少奇再次主持召开有100多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如何看待目前的经济形势进行讨论。对此，刘 少奇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②

在工业调整深入进行的同时，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人们也在进行大胆的探索。虽然早在1961年11月，中央就曾批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要求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被指出的错误之一，就有在安徽推广“责任田”一项，但七千人大会所强调的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深地鼓舞着人们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增产的方式。几年来，广大农民所感受的现实情况是，人民公社的美丽前景不但没有出现，相反饿死很多人，而有的农民自己单干，不仅能够吃饱，还有富裕交公粮。因此不少农民呼吁把田分到户，中央只应当大家，莫当小家，小家让农民自己去当。所以，在农村包产到户非但没有绝迹，相反呼声越来越高。原来主要是各省自己在搞，到了1962年春夏期间，则受到了来自中央第一线领导同志的支持。如邓子恢、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均有赞成的表示。用邓小平的话说，不管是白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③由此在农村出现的新气象，表现为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地方越来越多。

　　在七千人大会的春风下，调整全方位展开。中联部部长王稼祥，针对当时中国的外交状况大胆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当时的王稼祥因为身体不好，处在半工作、半休养状态，对于国内面临的极大的经济困难，他很是着急；对于中国对外关系方面四面受敌的情况，忧虑得不得了。王稼祥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但会议发给他的文件、各种简报材料，他都认真地阅读了，尤其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使他深受鼓舞，④于是他支撑起病体，一面找材料，一面找中联部的一些同志进行讨论，于2月27日牵头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随后，又主持撰写和审定了两份文件⑤，陈述对外工作的见解和主张。其基本思想是，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不要四面树敌，要缓和和约束某些方面的斗争，以便集中更多的精力，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其基本方针，是在对外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遗憾的是，这些正确的思路，后来被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帽子（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和，支持各国革命运动少），没有得到有效的实行。

　　在统战工作上，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常年同全国各界人士打交道，他深感他们是爱国的，但近几年来，党在统战工作上存在不少错误做法，对他们“敷衍应付”多，要么是“冷在一旁”，“课以责任却不给必要的权力和条件”。受沐于七千人大会的春风，在1962年4、5月间，李维汉主持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会议说：统战工作的方针应该更加强调团结，强调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战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充分使用，耐心教育。①今天，当我们看到200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强调“团结和民主”是全国政协会议的两大主题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42年前，这次统战工作会议主张的方针，是多么的富有远见，也可以想见当时的李维汉是何等的敢想敢说了。但是，同样遗憾的是，这次会议的主张，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也被指责为“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②李维汉因此受到批判。

　　七千人大会带来的新气象，还表现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即为知识分子赔礼道歉、“脱帽加冕”。自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就又重新戴在知识分子头上。“大跃进”期间，不少专家学者更被当作“白旗”拔掉，搞得知识分子不写文章，不讲话，或者只是讲好，决不讲坏。最典型的例子是：“大跃进”期间修了许多水库，不少水库不讲科学，造成土地沙化，有的一涨大水，还得动员人力挖掉，或者用炸药炸掉。这些沉痛的事实与教训，引起中央的反思。1961年，中央对知识分子问题开始进行一些调整，但在指导思想上，仍没有彻底改变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估计，知识分子依然心情压抑，顾虑重重。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一个月内，陈毅这位国务院副总理、元帅诗人，经周恩来同意，在广州的知识分子会议上讲话指出了历次思想运动的缺点。他说：“我想现在的问题，是大家有气，今天要来出出气。”“在运动中间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地方出现了过火斗争，搞得人感情很痛苦。”“伤了感情，伤了和气。”“我是心所畏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危险得很呵！”

　　在谈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时，陈毅提出要“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他说：“他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文化界、作家，他们中间大多数，基本上跟共产党方向是符合的。五四运动以来便是这样。”“为什么12年以后，这些人中大多数又有了新的进步，而我们有些人还拿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他们做鉴定？这不符合实际，伤人太甚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国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 他还说，党的工作者对待知识分子要有三顾茅庐的勇气，要像刘邦一样“倒屐出迎”，改变霸王的态度。霸王是要“别姬”、被逼死在乌江的。③说到激动处，陈毅向知识分子行了脱帽礼，表示歉意！陈毅的讲话，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各个战线上，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长期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至此终于摘掉了，广大知识分子反响强烈。35年后，黎之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参加大会的文化界代表大都住在新侨饭店，同开文艺理论会的人同在一个餐厅就餐。餐厅里挂着欢迎代表的横幅，正中放着巨大的花篮。代表们春风得意，如金榜题名，重获解放似的为能属于劳动人民而欢欣鼓舞。”④

　　令人鼓舞的还不仅于此，1962年5月23日，文化部部长周扬主持发表了一篇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篇社论是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而写的。当时负责起草社论的同志觉得这些年，文艺界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不少，尤其是过去着重“反右”，忽略了纠“左”，纠“左”很重要。但“左”在哪里，如何纠法，社论初稿几经修改，还是没有什么新的突破，显得四平八稳。这个初稿送周扬审阅时，他开口就说，这稿子不行。于是修改后的社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口号：“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都应当是我们的服务对象。”①

　　但4年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篇社论就被冠以“全民文艺”的罪名，同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列在一起，受到了批判。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应该是人人都有积极性，人人都是笑逐颜开，人人都是心情舒畅，人人都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人人都能够把他的这一点才力、智慧，全部贡献出来。有了问题，能够面责情真！”②这是陈毅构想的一幅美好的图画，但要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还需要走一段漫长的路。

　　反映在政治领域，全国掀起了引人注目的平反高潮。1961年6月、11月，中央曾先后提出对过去几年受过批判和错误处理的同志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表示了这一态度。但因为有些负责干部对甄别工作重视不够，或者有抵触情绪，或者工作方法不对，甄别工作进展缓慢。1962年4月27日，邓小平专门主持制定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指示在县以下的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的，要“一律平反”，即使有轻微错误的，“也不留尾巴”，事实上是一风吹。邓小平这一指示下发之后，各地加快了平反的步伐，截止1962年8月，总共甄别平反党员、干部和群众600多万人。受此影响，县以上的平反工作也在加速进行。如各省委、各部委的不少所谓“右倾”分子也都得到平反。最引人注目的，是彭德怀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此外，中央统战部也提出了对1957年划成的右派进行甄别的问题，国家机关党委对此还进行了试点。这意味着，在全国上下各个层面的平反工作，都在迅速深入地展开着。

　　新的局面，新的气象，的确十分活跃，令人欣喜。中国似在朝着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奔跑。但这种势头，仅仅保持到1962年7、8月间，便戛然而止。

　　为什么会这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调整越全面、越深刻，便越触及更为深层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大家对形势的判断和认识，对社会主义如何搞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而分歧越大，就越强烈地影响到决策层面的行动。

　　还在七千人大会时，就有不少人认为大会的书面报告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到“西楼会议”和中央5月会议对形势进行再认识时，分歧就更加显见。有的同志比较婉转地提出，七千人大会对形势已经做了正确的估计，现在只过了几个月，又讲一篇同那时的估计大有区别的话，这样好吗？有人对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讲话也提出非议。③

　　除了对形势的判断上存在分歧以外，在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领域，也都产生了不少意见分歧。

　　在这些意见分歧中，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则显得十分重要。七千人大会上和大会结束的初期，他显然也要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要造成一种大家在政治上敢于讲话，工作上敢于负责，学术上敢于争鸣的气氛。七千人大会之后，他虽然不再直接插手经济工作，但决不像有些文章所描述的，正当第一线中央领导同志夜以继日的辛劳调整时，毛泽东则悠闲自得，遍览全国的名山大川，做了一回徐霞客。④事实上，他一直在关注着各项调整工作的进展，一些调整取得的重大成果与他的倡导是很难分开的。

　　问题是，随着调整的深入，中国开始向一个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模式迈进，这似乎超越了毛泽东既定的认识。于是，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他采取了行动，把党内关于国内形势的判断、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关于干部甄别等方面的新举措，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重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从而，使国内刚刚出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再次发生逆转，使得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中国政治、经济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不仅停滞下来，而且受到了批评。

    首先引起毛泽东不满的一件事，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在农业问题上，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将经济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之后，虽然并不是十分踏实，派田家英组织调查组到湖南继续调查“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但他还是自认为找到了一条比较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谁知，田家英调查的结果是，农民对“六十条”并不怎么认帐叫好，农民真正的要求是要实行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在1962年5月田家英向毛泽东反映湖南农民这些愿望的同时，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赞成包产到户的主张也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随后，又有中央副主席陈云专门找毛泽东谈话，提出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意见。接着，毛泽东了解到的情况是，刘 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有这一意向。不仅在中央，地方上安徽的钱让能、河北的胡开明，以及陕西等地的农民，也纷纷写信反映这一要求，他们所提出的方案不同，但大体都是赞成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一时间，呼声甚高。

　　但毛泽东显然有着自己的想法。他坚持认为，从理论上说，只有搞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搞集体经济，农业才有出路，农民才会富裕。我们是共产党，只能朝着这个方向走，否则就是搞修正主义。从实践上说，发展农业生产，靠单干是不行的。南斯拉夫搞了单干，他们的经济不但没有好转，相反陷入了困难。苏联农业失败的原因，与农业集体化没有关系，主要是投资少，包括化肥、机械、交通运输。波兰也在强调将更广泛地采用集体经营的形式，在最近15年至20年内使不超过一半的农民的土地社会化。国外的情况是这样，在中国呢，没有搞单干的地方也有好的。为什么江西没有搞单干，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情况也有好转嘛！搞得好的情况，各省都有。北京10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有的就没有恢复的问题。从单干的前景上看，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现阶级分化，一方面是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民更加富裕，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毛泽东于是问：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搞了一辈子革命，搞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他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庄，如果解散集体农庄那就搞成南斯拉夫式的修正主义了。此外，据陶铸、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的调查，农村真正想搞包产到户的人也就占百分之十几，根本不是全体农民的要求。结果，现在就顶不住了，刮起了“单干风”。毛泽东还有针对性地强调，这股风越到上面越大。

　　对于提倡、宽容以至支持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那些同志，毛泽东认为，他们是被困难吓倒了，是在困难形势面前，对社会主义动摇的表现。他进而把这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把提倡包产到户，定性为“单干风”，认为是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如何看待形势问题上，还在1961年9月，毛泽东就曾提出，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①七千人大会强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显然也是根据毛泽东的看法与认识来判断的。但随后“西楼会议”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时，毛泽东的认识上也曾发生过一些反复。1962年4月9日，他在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承认：“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国内有困难，国际上也有困难。”②大概是受到毛泽东的认同，5月7日至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刘 少奇等更加强调了当时的形势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形势。但毛泽东同刘 少奇等之间，对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显然是有距离的。事实上，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是心存疑虑的。5月初，他走出北京到各省视察，一路对形势问题进行调查，但所了解的情况并不乐观。在湖南，他所信任的华国锋对湖南的夏季收成表示悲观。在华东，他出席了中共华东局会议，向来比较乐观的华东地区，这一次预测夏季收成时也有些低调。

　　但同时得到的另外两个信息，使毛泽东重又回到了以往的看法。一个信息是从军队系统了解的。5月上旬，毛泽东向杨得志、许世友了解夏季作物长势时，他们说他们部队所在的地方还比较好。③另一个信息是6月上旬，毛泽东再同军队的一些同志谈到国内形势时，这些同志认为形势并没有那么困难，并表示对中央总是强调形势很困难有意见。毛泽东当场便说，你们是中央委员可以提意见嘛。④这一语道破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显然，他对一些人大讲困难心有戚戚焉。

　　但毛泽东懂得，形势困难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客观存在，只有现实情况才能检验。不久，他找到了答案。也就是这年6月末7月初，南方一些省区夏粮收获以后，结果大大好于原来的预期。比如他所经过的江西、湖南、河南、河北、山东，都比预测的要好。尤其是山东，在5月华东局会议时，认为小麦不行，很是悲观。为了核实山东的小麦产量，毛泽东特意改变了原来的行车路线。本来，他走京广线时都是按郑州-邯郸-石家庄一直北上回京，这一次尽管田家英从北京来电话表示有急事向他汇报，但他还是从邯郸绕道济南，其目的，就是要亲自了解一下山东的小麦收成情况。结果，原来愁眉苦脸的山东同志，这一次眉飞色舞、欢天喜地地告诉他，小麦行了，原来预计只能收29亿斤，结果收了42亿斤。毛泽东大喜。毛泽东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喜悦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当天，田家英、陈云先后向他提出为了克服困难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建议。毛泽东当时嘴上没说什么，便让刘少奇找山东的谭启龙、江西的刘俊秀、河南的刘建勋了解农村形势。他想决策是从分析形势中产生的，既然认为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需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方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所以，毛泽东要让刘少奇等先认清形势再说。在毛泽东看来，农业集体化大有希望，前途是一片光明。毛泽东因此批评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刮“黑暗风”。

　　同样，在对外工作上，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基调是比较温和的。大会之后，从毛泽东接受越南等国建议，愿意通过召开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大家面对面地、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问题，消除分歧，实现团结的情况，可以看出，他想把中国同各国的关系弄得缓和一些。但缓和到什么程度？毛泽东的底线是决不能对美国和，也决不能附和赫鲁晓夫。1962年7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时，强调和平、裁军的内容比较多，同时同意了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共同文件，因此受到赫鲁晓夫的表扬，同时引起几个亚非国家的不满。这件事使毛泽东大为光火。过后他反复提起此事，此事也在日后成为提倡所谓“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的典型。

　　还有一件事情引起毛泽东不满的，是所谓的“翻案风”。如前所述，毛泽东是主张要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但他的底线是不能触动“三面红旗”。而1962年上半年的平反工作，随着深入的开展，已经在逐渐突破着这一底线。比如彭德怀6月16日、8月22日先后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请中央对他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以做出正确的处理。这意味着如果对“否定三面红旗”的彭德怀进行平反，就表明彭是正确的了。无独有偶，七千人大会之后，在江苏有一些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代表呼吁中央为彭德怀平反；另有许多基层党组织成员对七千人大会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表示不满。再比如一些被平反的同志，他们变得更敢于讲话了。山东有个宋彩和，在平反时被表扬为敢于顶“五风”①的模范，平反后，受此鼓舞，他不仅对过去的工作进行公开的批评，而且矛头直指中央乃至毛泽东。还有一些单位如国家机关党委，在一些所谓右派分子自己没有要求平反的情况下，而主动提出为他们平反。诸如此类的事情，似乎在超出毛泽东所能接受的程度，也违背了他的初衷，因而引起了他的警惕和不安。在毛泽东看来，这已形成了一股不分是非的“翻案风”。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今天来看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但那些正确主张遭到错误的打压则在真实发生着。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大家在新的社会主义观上，还没有形成自觉的整体的思考，更没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自觉的比较深入的反思。况且，那是一个社会主义至上的年代，人们坚信社会主义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认为惟有如此才可以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使国家走向富强。在这一点上，中共领袖们的认识应该说是一致的，无从动摇的。问题是理论上这样讲，但在实践中却碰了钉子，如农民愿意自己单干，自留地就是比生产队的庄稼长得好，合作化时期或者合作化以前的农作物产量就是比人民公社以来的产量高，因为懂技术的人不敢讲话，就上了很多不该上的项目，以致后患无穷。这些问题究竟怎么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巨大论题。就当时身处其境的人们来说，每个人接触的事物不一样，他们的感受不同，结论也就不同。从大的方面讲，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毛泽东经常地反复强调的。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并不长，虽然遭遇重大挫折，但认为那都是“五风”造成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究竟要在什么地方有别于苏联模式，当时人们的认识并不深入，何况所谓苏联模式在当时，亦被看作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追究到具体的人对具体问题的认识，自然彼此也就不同，往往出现比较矛盾的、错综复杂的现象。比如陈毅，在广州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被人们传为佳话，但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则对王稼祥提出的外交新思路率先提出批评；如邓小平，在平反问题上大刀阔斧，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支持周恩来、陈毅的主张，但对李维汉的统战思想则提出批评；此外，党内不少干部支持包产到户，也有不少高级干部反对包产到户。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刘少奇等在进行一系列实践探索时缺乏系统理论的有力支撑，故而当争论发生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比赫鲁晓夫还不如的南斯拉夫式的道路；到底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户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时，刘等表现得有些理短，只能用现实中的困难来抵挡。于是当毛泽东证明形势已经好转，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如此刘少奇等也就无话可说了。王稼祥提出不要四面出击，对外支援要量力而行的主张，其基点也是建立在为缓解国内困难形势之上，因此当毛泽东等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时，王稼祥的意见也就很容易被看成是错误的，不带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权宜之计。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点。

    本来，在工作中大家存在意见分歧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不同的思想可以到实践中去寻求验证和统一。但不幸的是，如此多的、巨大的涉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未来发展方向的争论，却发生在总是以姓资姓社划分思想路线界线、党内又缺乏民主气氛的年代，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许多有积极意义的探索，许多大胆的尝试，被冠之以错误路线，遭到不应有的批判和打击。

　　1962年的新气象就这样夭折了，七千人大会萌发的民主探索精神中断了。短暂的1962年的春天过后，形势再度发生逆转，中国这列载着6亿多人口的列车，开始朝着以阶级斗争为纲、通往“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行驶而去。

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

    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建国以来12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4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但也留下了毛刘之间的分歧,这也是七千人大会引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刘 少奇，一个在根据地、一个在白区摸爬滚打若干年，为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各自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所在领域的代表人物，两人彼此欣赏，珠连璧合。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如何搞，无论对毛对刘还是对全党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虽然苏联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模式，根据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他们懂得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立自己的建设道路。显然其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既没有经验可谈，又不可能照搬他国的经验，在艰难的实践与探索中，自然，毛刘之间产生不同意见、产生磨擦也就在所难免，并且是常常发生。

　　最早是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接着是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问题，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等，这里不一一赘述。上述不同意见的产生，因为是在工作顺利的情况下出现的，并不牵扯个人的责任，又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大家都是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说起来也就是意见不一致的问题，谈不上什么恩恩怨怨的，因此并没有根本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谊。1956年，中共八大时毛泽东把刘 少奇等推到领导工作第一线；1959年，毛泽东又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 少奇接任，党和国家的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工作时，情况就不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但没有实现原来的预想，相反还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挫折，致使全国经济一片萧条，尤其令人难于承受的是饿死了很多人！这个问题怎么看？怎么总结？如何向全党乃至全国人民交代？就成了中央领导，尤其是毛刘二人面对的一件大事了。

　　“大跃进”的首倡者是毛泽东，是他在反“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早些时候，周恩来、陈云因为提出“反冒进”，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刘 少奇虽然没有被毛泽东点名，但也难辞其“咎”，因为他曾主持会议通过了“反冒进”的决策。“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冷静的刘 少奇，也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头脑跟着热起来。1958年9月，刘 少奇到江苏常熟视察，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一万斤的高产，信以为真地问：还能再高吗？①关于人民“公社”的名称，刘 少奇自称他和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车上也积极地“吹”过，到了郑州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推荐②，如此等等，事例很多。无疑，刘 少奇在“大跃进”中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当然，最早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是毛泽东。自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历程中，毛泽东和刘 少奇都承认犯了高指标、高征购，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瞎指挥，未注意综合平衡以及急于求成等错误。在具体调整的方针、政策上，都主张要制定实事求是的经济计划，大量地精简城镇人口，制定“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以及各行各业制定自己的条例等，还有在农村适当地开放集市贸易，给社员留出适量的自留地，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在政治上给被反右倾错了的同志平反，清理错误的口号，中央要向人民作自我批评等等。

　　但是，当纠“左”的层面深入到需要揭示犯错误并导致经济严重困难的深层原因时，需要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估量做整体的判断以调整今后方向时，他们的分歧却悄悄地产生了。

　　比如，关于犯错误的原因，刘 少奇比较注重讲“人祸”。1961年5月31日，刘 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①

　　微妙的是，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犯错误的原因时说：你违反了它（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②“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③可以看出，和刘 少奇的讲话相比，毛泽东更愿意强调是因为缺乏经验，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有待认识。细细揣摩两者之间的差别，的确令人玩味。

    七千人大会之前，因为没有集中地、系统地总结工作，毛刘之间即使有了分歧，也还没有那么明显地表露出来。七千人大会则不同了，中央要如此大规模地在全国县委第一书记以上的干部中进行系统的总结，就必须对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犯错误的原因，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估量，包括对形势的判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等，要做出一系列的回答。如何解说，解说到什么程度，毛刘之间的分歧自然因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而凸现出来。当然，会议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但是毛泽东感受到了。

　　5年后，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一段谈话，让人们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七千人大会。以后，每当人们谈到毛刘之间的分歧，都要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④很显然，这个所谓的“修正主义”指的是刘 少奇。

　　不过笔者发现，毛泽东的这段话是经过人们简化和加工的。他到底是怎么讲的？是这么具体直接吗？通过仔细查阅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记录，发现毛泽东其实是这么说的：“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是不是真讲了这么一段话呢？经过再查阅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的原始记录，结果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即使1962年4月下发的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稿，也仍然没有这段话。相反，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通篇讲话给人感觉既幽默风趣，又谦虚诚恳，洋溢着比较浓烈的民主气息，流露出他和刘 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和谐的亲密气氛！

　　难道是毛泽东空穴来风？这不太可能！如果考虑1967年2月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颠狂阶段，刘 少奇已被认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毛泽东用1967年的感受来追溯1962年初的事情，显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偏偏把反思的目光锁在了七千人大会？为什么把刘 少奇要“推翻”他这样一件大事，偏偏追溯到七千人大会，而不是别的什么时候？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的一句话，应该是解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⑤这至少表明，刘 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确曾使毛泽东很不高兴。那么，这憋的一口气，是什么气呢？

　　检讨七千人大会前前后后的情况，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探讨。

　　先从刘 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来看，这中间似存在着毛刘之间沟通不够的情况。理由是：报告除了讲三大块⑥之外，其中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讲到什么程度，如何表述，两人之间事先缺乏很好地协调。如对当时的形势如何估计？这是毛泽东十分看重的问题。1961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现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此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但刘 少奇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没有把毛的这句“定调”的话写进报告。毛泽东看后不满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经过讨论修改后的报告稿，还是加进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显然，这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在估计形势了。

　　再如：报告初稿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没有突出出来单独讲，相反报告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当然，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问题是，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说报告漆黑一团，越看越没劲。从毛泽东最初想拿出三天时间对稿子进行修改，以及后来将稿子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情况判断，他显然也存在着同样的看法—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使人鼓不起劲来。后来经过大会讨论修改的稿子，开始突出“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一共讲了12条，缺点错误讲了4条，显然是在努力把成绩讲够方面下了工夫。

　　还有报告初稿对“三面红旗”的评价是：“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大会在讨论时，有些人认为评价低了，应统统改为“完全正确的”。后来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接受了部分意见，将“站得住的”改为“正确的”，其他没有改动。“三面红旗”对毛泽东而言，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刘 少奇的态度是否也会引起毛泽东心中的不快呢？

　　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期望刘 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对“大跃进”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刘 少奇虽然也肯定了，但在毛泽东看来，肯定的不充分，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至给人一种“大跃进”是“漆黑一团”的感觉，这使毛泽东感到刘 少奇对“大跃进”的估量，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等，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解说。但事情还不止于此。毛泽东本来对刘 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就有意见，岂料刘 少奇在1月27日做大会口头报告时，更讲了一些让毛泽东心中不快的话。刘 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天灾、人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并做出了两个“三七开”的判断。他说：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刘 少奇说这番话的坦率与真诚，热烈与激昂！这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是十分尖锐，很带刺激性的，因为很少有人敢于这样讲话。

　　这里有人要问，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泽东就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为“人祸”，刘 少奇这样讲毛泽东怎么会不高兴呢？ 问题是，毛泽东自1961年4月以后，几乎没有再用“人祸”的提法，也从未做出过几分人祸几分天灾的判断；此外，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之间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他经常讲，尤其是在工作出现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再者，毛泽东虽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时，曾突破“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但是并没有对全国的工作做出三分缺点错误、七分成绩的估量。因此刘 少奇的这番话就显得十分大胆，作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泽东从未做出过的判断，而这些敏感问题恰恰是毛泽东本人不愿意多说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几次谈到“人祸”，是在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讲的，而刘 少奇却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七千党的领导干部，也就等于向全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对工作做出了这样的估量，毛泽东听起来自然不那么愉快了。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刘 少奇是缺点错误讲得过于严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4、5月更讲得严重。”①可见刘 少奇的这一估量，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还有敏感的“三面红旗”问题。刘 少奇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说“比较难说的三面红旗问题”。难说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难说？刘 少奇没有讲。“三面红旗”作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造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后果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如果是个别错误，就要考虑具体政策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是全局性的错误，就要看指导思想是否正确。“大跃进”的失败，明显属于全局性的错误，对“三面红旗”为什么还要坚持？甚至还要高举？这个问题很复杂，既有全党认识上的问题，也有毛泽东的问题。②毛泽东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始终没有让步，一直认为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在“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③刘 少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七千人面前如果讲“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然如其所说变得“难说”起来。刘 少奇在大会的口头报告中讲“三面红旗”时，是这样说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略了好省；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大跃进”还应该继续作为我们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们应该坚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还是应该办的，只是搞得太急，未经过典型试验就全面推开了。然后，他总结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①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②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每一面“红旗”都做了论述，他的方法是总体上肯定，具体上指出问题，事实也等于检讨了指导思想存在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对刘 少奇的意见并不是很大，有的问题他自己也做过检讨③。关键是刘 少奇的结论，即“现在都不取消”，难道将来就要取消？毛泽东似乎觉得刘 少奇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尤其同林彪相比，更显得刘 少奇坚持“三面红旗”不那么理直气壮，即使同周恩来相比，刘 少奇的态度也显得有所保留。④这也是毛泽东对刘 少奇产生不满的另一个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确实对刘 少奇产生了不满。这个不满主要表现在刘 少奇“大讲”缺点错误，讲“人祸”，把过去几年的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毛泽东感觉刘 少奇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还有点“施压”⑤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刘之间在七千人大会的分歧虽然没有公开，却是比较深刻的。不过，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憋了一口气，但因为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当时的国民经济还在一片萧条当中，有些问题还要靠实践来检验，所以毛泽东的憋气并没有表现出来。而刘 少奇呢，受大会民主气氛的鼓舞，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工作起来更加大胆、更加泼辣，思想也越来越解放，讲话越来越尖锐。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 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 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⑥

    不久，刘 少奇在“西楼会议”上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⑦，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⑧刘 少奇在这里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责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责任者是毛泽东。

　　1962年3月，刘 少奇在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时，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事后，他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的”。⑨这些话都触及了毛泽东的敏感之处。毛泽东听了会是怎样的感受？至少，憋气是肯定的。

　　还有，刘 少奇在“西楼会议”上，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⑩他针对七千人大会对形势的判断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是“非常时期”①，此后，刘 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②这年5月刘 少奇主持下发的中央文件也说：“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的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③

　　尽管刘 少奇讲的都是事实，或者可能讲的严重了一些；尽管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也强调要充分估计困难，反对盲目乐观，在中共七大上他就曾一下子讲过17条困难，但现在，毛泽东虽然也讲困难，却并不愿意总是强调困难，他更愿意把形势估计得乐观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他恰恰是刘 少奇所说的对困难估计不够的代表者。照此说下去，毛泽东是不是连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够资格了呢？毛泽东对刘 少奇不满的加剧，也有这种因素吧？

　　在刘 少奇强调困难形势的同时，如何调整方方面面的政策，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毛刘之间又发生了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之后，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事，从毛泽东看来，都是“右倾”的表现。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现的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这些做法还受到了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积极支持。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化的重大原则问题。他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而且越到上层风刮得越大。再有一件，就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对外斗争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都被他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三和一少”。1962年7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时，强调和平、裁军比较多，反帝调门比较低，曾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事后，毛泽东对此多次提起批评，说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并向有关国家道歉。还有，就是在平反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形成了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他针对国家机关党委准备对几个比较有名的右派进行平反的事提出严厉批评，责问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④这类事情，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在统战工作问题上，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出现了一些在毛泽东看来带有右倾性质的方针政策。事后，毛泽东曾多次批评1962年上半年，说那时候是一股风，可猖狂了。1965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小范围会议上说，1962年刮歪风，在国际上、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如果当时我们几个常委不顶住，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⑤可见1962年的上半年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那么这些所谓“右倾”的表现，又和刘 少奇有什么关系呢？在毛泽东看来，刘 少奇主持第一线工作，是那些问题的支持者，或是那些问题的始作俑者。具体的工作和任务是从分析形势中提出来的。既然形势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此才导致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右倾。所以，毛泽东对刘 少奇又多了一层政治上的不信任。

　　换言之，七千人大会之前，毛泽东与刘 少奇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使毛对刘憋了一口气，产生恩怨，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刘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而且还在不断积累，同时在估量国内形势，在对外政策和农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决策上，出现一系列彼此相左的意见分歧，而这个分歧的产生则关系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在毛泽东眼里是出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认为，刘 少奇是被困难吓倒了，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至此，两人之间的分歧便具有了双重意义：既有个人的恩怨情结，又有思想路线上的分歧。这种矛盾纠葛，随着以后“社教运动”的进行，以及一些国际事务的开展等等，变得越加难以调和，最终使毛泽东产生一种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和两条战线斗争的错觉……

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三面红旗”?

    刘 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不再提“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不再提“一大二公”的问题，甚至连《农业发展纲要》也不提了。同时七千人大会还决定，要对中央的文件进行清理，将“大跃进”期间不合时宜的口号统统取消，但惟有一件，表示要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

　　在七千人大会前后，以及七千人大会上都有一些同志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准确地说，“三面红旗”是“左”的思想发展的产物，站在当时说话，至少是“大跃进”的产物。七千人大会对此已经有所质疑，但它为什么还要继续高举呢？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从“三面红旗”提出的过程来看，“三面红旗”并不是“大跃进”一开始就有的，也不是哪一位领导人发明的，它是在“大跃进”当中逐渐形成的。周恩来在1964年12月1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三面红旗”是《人民日报》提的，中央跟着讲。①

　　关于这一情况，王学启进行了很好的梳理。摘编如下（有些地方本文作了补充）：

　　关于“总路线”概念的形成：“三面红旗”的第一面红旗—“总路线”的概念，是由毛泽东提出的。这可以从1955年底说起。当时正处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毛泽东将中国的工业化等项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正式公布了这一口号。两年之后，1957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多快好省”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不久，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接着，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号召全国人民“鼓起革命干劲，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力争上游，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容被概括出来了。

　　这一年的中央，脚步匆匆，3月4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多次讲话，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完整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至此，总路线的概念已经形成。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正式通过了这条总路线，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

　　关于“大跃进”口号的形成：在总路线指导下，“大跃进”的口号应运而生。在《人民日报》上见到“大跃进”一词，最早是1957年6月29日，一个署名叫于践绘的人发表文章，提出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一年。随后各地不断发表文章，提出要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推进生产大跃进等等。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大跃进”的口号提出以后，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他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它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发出了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号召。5月，八大二次会议在讨论和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同时，也正式肯定了“大跃进”的方针。会议说：“1958年的春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全面跃进的春天，无论工业、农业和其他事业，都有比以前更大更快的发展。”并且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

　　由于这是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口号，从此响遍全国的各个角落。

　　“人民公社”概念的形成：伴随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而来的是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1957年冬和1958年春，全国农村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为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议。于是中央正式下达了文件，各地很快开展了并社工作。

　　在开始并社的时候，群众自发地采用“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社会主义大院”、“社会主义大家庭”等不同的名称。6月间，毛泽东和中央为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定名为“人民公社”，认为人民公社是“一个比较最能表现这一组织的内容和最能受到群众欢迎的名称。”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发表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演讲，第一次把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公诸于世。他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工作，多次谈到小社并大社的优越性问题。在河南视察时，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到山东视察，当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在山东的讲话。从此，人民公社好的口号，遍及全国城乡。各地小社并大社的工作迅速转变为直接办公社的热潮。8月17日，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在农村普遍建立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从此，人民公社这面旗帜也就正式举起来了。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者是相伴而生，紧密相连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运动中，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但是，把三者联在一起并构成为具有特定政治含义的新概念，则还有一个过程，大致经历了“光荣旗帜”—“三大万岁”—“三大法宝”—“三面红旗”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关于“光荣旗帜”：在1958年夏到1959年夏庐山会议以前，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者还不是并列的，总路线被作为统帅一切的指导方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总路线的产物。庐山会议及其以后，这三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了他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既肯定了取得的伟大成绩，也批评了所存在着的缺点错误。毛泽东从“左”的思想出发，错误地认为“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实质上是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也“反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毛泽东给彭德怀扣上了令人震惊的这三顶大帽子，从而引起人们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特别关注，并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大概是为了反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庐山会议开始大树特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威望，并把三者并列在一起，称之为“光荣旗帜”。庐山会议通过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指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6亿5000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正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我们取得了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伟大胜利”。这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出现“光荣旗帜”的提法，也是第一次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同毛泽东直接挂钩。庐山会议以后，各种报刊按照中共中央的口径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更高地举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

　　关于“三大万岁”：大约在1959年国庆节以后，人们又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称之为“三大万岁”。10月1日，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典礼上宣读国防部命令时，最后高呼：“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从此，有些领导人作报告、发表讲话写文章，也往往在结束时三呼万岁。于是，人们就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简称为“三大万岁”。1959年冬季，在全国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广东省委提出要以“三大万岁”作为中心内容开展鸣放辩论，以便达到“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大跃进、保卫人民公社”的目的。“三大万岁”的提法和“光荣旗帜”的提法一样，都是针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攻击污蔑”而提出的赞美或歌颂之词，因而这一时期宣传的特点是两种提法并用，有时称“三大万岁”，有时称“光荣旗帜”。

　　关于“三大法宝”：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60年代》指出：“党和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根据最近时期的经验，找到三个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这是报刊上第一次出现的“三大法宝”的提法。于是许多人按照元旦社论的口径进行广泛宣传，并进一步阐述它与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胜利》一文，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提出了著名的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三大法宝，从而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又找到了‘三大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发言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我们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法宝，是我们一切工作取得胜利的惟一保证。没有这三个法宝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也就不能达到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三大法宝的提法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相提并论，成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仿佛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关于“三面红旗”：在《人民日报》上最早出现“三面红旗”提法的是1959年12月，北京提出了“三面红旗万万岁”的口号。1960年2月1日，北京又开展了“三面红旗万万岁”的活动。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谈到了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问题，3月30日至4月10日，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的一些报告也都采用了“三面红旗”的提法。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国际上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亿万人民的赞扬”。与全国人代会同时举行的政协三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文件也采用了“三面红旗”的提法。①

    从史料来看，1961年1月以前，“三面红旗”和“三大法宝”两种提法同时并存，1961年1月以后，不再提“三大法宝”，而只提“三面红旗”了。其原因可能是在1960年下半年经济危机出现以后，人们开始反思所谓“三大法宝”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以后，中央放弃了“三大法宝”的说法，而保留了“三面红旗”的提法，因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实很难与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相提并论。其实在1961年1月以后，人们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思考，已经不是什么“三大法宝”的问题了，而是“三面红旗”是否正确，要不要继续坚持的问题了，所以从那时开始，在文献和报刊中再也没有出现“三大法宝”的说法，而在提到“三面红旗”时，多数是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要继续高举”等等。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尤其全面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以后，就很难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三面红旗”了。实践已经表明，开展“大跃进”的结果不但没有跃进，反而是一再的收缩和后退。所以到七千人大会时，“三面红旗”在指导思想方面，已经弱化了其指导地位。

　　但为什么还要高举呢？前面谈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原因之一，有来自于国际的因素。周恩来1963年4月15日在国家经委政治工作座谈会上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正面临着苏联的压力，就是说我们国内的情况有困难，修正主义利用这个，想把我们压下去。那个时候，我们党非坚持原则（不可），高举“三面红旗”，坚持下去，跟他顶着。②彭真讲得就更直接了，他针对苏联方面的一些言论说：无论如何要把人民公社的旗子树起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这样，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个影响。③所以国际的因素是很大的。

　　“大跃进”期间，因为中国对自己的经济建设充满信心，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当着各国共产党的面，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此后的中国，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经济建设中放出一个又一个卫星，夸下一个又一个海口。也就在这期间，中苏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本来，中共对赫鲁晓夫就有些看法，赫鲁晓夫又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并提出批评。自然，赫鲁晓夫的批评，不仅没有引起毛泽东的自省，带来的却是反感。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一份内参上批示：“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④

　　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受挫后，赫鲁晓夫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美国总统肯尼迪（简称“三尼”）等不约而同地对中国冷嘲热讽，说人民公社政策垮台了，“大跃进”破产了，中国政府也要垮台了。对中共中央来说，赫鲁晓夫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在“大跃进”运动还没有受挫的时候，中共领袖的第一反应是反感，受挫以后，应该说他们的心态是复杂的。毛泽东曾说，美国看不起我们，赫鲁晓夫看不起我们，就连贫穷落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也看不起我们。大概是为了不让帝修反看不起（不是惟一原因），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悄悄纠正错误的方式。如举行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时，中国所有的报刊就一个字也没有报道。报刊上在谈到中国经济出现困难的原因时，1961年以前，一般说来，是说中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从1961年到七千人大会，除了讲遇到自然灾害以外，开始说我们的工作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因为过去几年被宣传为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法宝”，也是赫鲁晓夫等集中批评的焦点，所以一时很难放弃。这恐怕就是七千人大会之所以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的原因之一。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三尼”的个人命运发生了很大变化。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美国南部的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去世；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突然被其部下取代。如果仔细翻阅这几年的《人民日报》就会发现，也在1964年，《人民日报》提到“三面红旗”的次数骤然减少了。1962年提到“三面红旗”是229次，1963年是226次，1964年一下减少到129次。1964年底，如前所述，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便没有提到“三面红旗”。细细揣摩其中的变化，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因为没有了对手，不需要再“顶”？可能是有些千丝万缕的关系。1965年，《人民日报》提到“三面红旗”的次数更下降到38次，1966年、196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对“三面红旗”提到的次数又多了一些，此后，渐渐减少，最少的是1975年，仅有3次提到，1978年是1次，1979年就没有了。

　　原因之二，囿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认识。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后，毛泽东虽然一直在探索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建设道路，但还是没有冲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樊篱。所谓模式，最主要的就是计划经济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公有制。“三面红旗”的提出与实践，固然与毛泽东既不了解经济建设的规律，又过分自信、轻率盲目有关，同时与他坚信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公有制优越于私有制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遭遇重大挫折，但是并没有影响他继续坚持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坚定信念，这里也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所以当总结“三面红旗”的时候，“大跃进”这面旗帜，虽然被实践证明不但没有跃进，反而成为跃退时，毛泽东便以“从长时期来看，应该是跃进的”①为理由，为“大跃进”这面旗帜进行辩护。总路线，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出发，也应该是多快好省的，因为过去只注意了多快，没有坚持好省才出现了问题，所以从理论上讲可以说正确的。人民公社，只是搞急了，试点不够，其优越性是肯定无疑的，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来看，是一种必要的组织形式。这些理论观点无疑是影响当时深入反思、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三，很难排除毛泽东对个人得失的考虑。如果说“三面红旗”如同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中国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为什么中国经济不是前进，而是触目惊心地倒退？如果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为什么出现的问题不是个别的，而是全国性的？既然有不少同志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实践中又遭遇重大挫折，为什么还要继续高举？这些问题，毛泽东不会不考虑。他不仅会考虑，而且还会比一般同志考虑的都要深远。问题是“三面红旗”是在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上概括出来的，是“要向全世界作战”的，尤其过去曾把“三面红旗”说成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如果否定了“三面红旗”，就相当于否定了毛泽东自己。这一点，恐怕是毛泽东很难面对的。

　　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对“三面红旗”还要不要继续高举的问题，他一直在考虑。比如，七千人大会不久，1962年4月9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过去几年的工作时说：“比如‘三面红旗’究竟还要不要，究竟还对不对之类，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要有一个做的过程。”表明他允许大家怀疑“三面红旗”，其正确与否还要由实践去检验。一年多以后，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的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对“三面红旗”则给予了充分肯定。“前十条”说：“所有这一切，也证明了党高举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是伟大的。”①但事隔一个月，1963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三面红旗”时，却又讲了这样一番话：“‘三面红旗’这个口号从哪里来？一面红旗还不够要三面？总路线是父亲，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儿子。大跃进的大字是从哪里来的？相当乱，原来在莫斯科只提跃进。”②“跃进，这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跃进，就是质变，没有量变怎么有质变呢？”“什么‘三面红旗’，这是三元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论，只有一面红旗，就是总路线。”③

　　这表明，毛泽东一方面在坚持“三面红旗”，一方面对“三面红旗”在进行认真地反思。按照这个思路往下想，周恩来在1964年底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只提总路线，不提“三面红旗”也就可以理解了。

　　上述情况似可以说明：七千人大会仍然保留了“三面红旗”的提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来自国际的因素，而且较大；有对“三面红旗”的模糊认识，说到底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认识局限问题；还有领导者个人得失的考虑等等。

　　通常说来，七千人大会只是初步地总结了经验。这个“初步”怎么理解，现在的情况比较明了，基本包括两层含义：

　　其一是由大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的。当时的人们在总结经验时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如何搞社会主义？并没有解决。这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的讲话。他还讲到：“中央同志说，对社会主义现处在初中程度。康生同志说，他是红领巾，我们连幼儿园也够不上。”④现在看来，这个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也是当时情况的真实记录，所以七千人大会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就只能是初步的。

　　其二，即上面所说的国际因素和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坚持与之有着很大的关系，它阻碍了人们对过去工作教训的深入探讨。1964年底以后，对“三面红旗”提得越来越少，毛泽东的兴趣，也逐渐转移到抓阶级斗争方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