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度与按比例，吴冷西说：宣传了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高速度本身就是按比例。片面强调多快，忽视好省。
是啊，翻开当年的《人民日报》，“高速度万岁”，黑体大字赫然醒目。《人民日报》的浮夸言论，满纸都是！
吴冷西还说：宣传地方工业遍地开花，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对此，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及时说，实际是“一马当先，万马落后”。毛泽东插话说，是“一马当先，万马皆死”。毛、周的话，反映了他们对这一口号的深刻反思，教训是痛彻心骨的。
关于破除迷信，吴冷西说：主席讲了敢说、敢想、敢干，要以马列主义为基础，《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社论。④此后，它成为一句家喻户晓的著名口号，也为后来所有了解中国“大跃进”这段历史的人所熟知。当年的福建省委书记梁灵光几十年后回忆说：“《人民日报》登出一张小孩子坐在麦穗上的照片，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说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一天以后，“柯庆施不断地给我们打电话，说全国连发几颗‘卫星’都是在北方，南方的空气太沉闷了，你们要表态呀!叶飞很紧张，连忙把新闻记者找来，要他们‘赶快动手’。这样，福建也开始放‘卫星’”。很显然，《人民日报》在其中起了很负面的导向作用。
关于浮夸，吴冷西说：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强调压缩空气，说河南一年水利化即使能够实现，也不登报，硬是卡死。但是《人民日报》却在1958年6月7日，报道河南半年就实现了水利化，而且发表社论《河南人民做出了好榜样》，将全国的军。报纸还大量登载高指标、放卫星，批评不相信高指标的人是“右倾保守”，是“白旗”。
1959年6月5日，罗荣桓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个会议上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被插“白旗”的地方。真是一语中的。
关于瞎指挥，吴冷西说：不问具体条件，运用一种激将法：“这儿能办到，那儿为什么办不到？”这样推广了一些很错误的东西，如大面积丰产方，方田化，企业无人管理等等。还在报上搞了许多进度表，如扫盲进度表，除四害进度表，造林进度表，钢铁放卫星等等。批评数目字低的是劲头不足。对此，一些省委反映强烈，并告到毛主席那里，说《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对他们的压力很大，其结果只能是你赶我追，大搞虚夸。毛泽东为此批评《人民日报》，“要引以为戒”。
吴冷西还谈了一些《人民日报》的其他错误，这里不一一赘述。
在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的当天，1月29日，吴冷西还以新华社社长名义在中直系统文教组做了检讨。
新华社同《人民日报》一样，是中央的喉舌，它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央的声音，在全国全党有着极高的舆论导向作用。那么，它在“大跃进”期间又做了些什么呢？吴冷西说：对所有制的报道中，曾经提倡“一切社有”、“全民所有”、“消灭私有制残余”、“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所有”等等。在农业方面，所报道的各种卫星，最高的冬小麦亩产7320斤（河南），春小麦亩产8585斤（青海），早稻48925斤（河南），中稻60400斤（广东），北方水稻12万4329斤（天津），红苕25万斤等。宣传过“放开肚皮”“无限量”地吃饭。
在工业、财经方面，把过去的规章制度，一概说成是把职工群众的手捆起来。还公开提倡过无人负责制，赞扬了建华机械厂实行的“八无制度”③。
此外，还有什么16个无盲（文盲）省，54个四无县（无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无痛病院（外科不疼，皮肤科不痒，妇产科不叫，小儿科不哭）等等。
报道安徽提出文化大普及的标志是：人人能读书，会写会算账；人人学科学，技术个个强；人人看电影，每月两三场；人人能唱歌，歌声满城乡；人人能画画，处处是画廊；人人能舞蹈，男女喜洋洋；人人能表演，百花齐开放；人人能创作，诗文似海洋。这诗一般的描绘确实很美，遗憾的是太浪漫了，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出现。
这些充满理想、超越现实的报道，表面看来美好动人，但实质是愚弄了人民。报纸的生命是真实，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宣传的价值。《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这种失信于民的情况，毛泽东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59年5月他批评说：《人民日报》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
做宣传工作难，很多事情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能够左右的，但火上加油、错上加错的东西则是应该认真反思的。当时的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表示了不满，但也没有过分追究，而是以一种循循善诱的口吻教导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像你（吴冷西）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看了各省委的检讨，再看中央各部委的检讨，大致可以看出，七千人大会的特点之一是中央担担子，而“出气会”是省委担担子，给地、县委书记减担子。实质上是层层放担子。王任重说：“中央没有处分我们，我们也不应该处分你们”。王任重的话，揭示了事情的本质，出气和作自我批评试图达到的效果是，在错误和挫折面前，大家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吸取教训，跌倒了爬起来，团结一致做好以后的工作。从大会的效果来看，这一目的实现了。
邓小平：厚道人的一篇务实报告 2月6日，正月初二，七千人大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体与会人员乘坐着统一安排的汽车，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奔向人民大会堂。
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的阖家团圆的节日，尽管处在困难时期日子艰难，北京和天安门的许多建筑物上还是悬灯结彩，红旗飘扬，爆竹声在噼啪作响，充满着节日的欢乐气氛。天公也很作美。正月初二这一天，天气温暖，气温高达摄氏9度，也为人们的心里增添了几分暖意。
七千中共高级干部云集北京过春节，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2月4日除夕那天晚上，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以东道主的身份，主持春节联欢晚会，毛泽东、刘 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林彪、邓小平均来助兴。当他们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欢腾，发出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向中央领导同志祝贺春节”。
正月初一晚上，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拥政爱民联欢晚会，有4万多人参加，规模之大令人乍舌。这次晚会，据周恩来讲，他本不想惊动毛主席，在晚会开始前的一小时，想来想去，还是要和毛主席说一声，结果毛主席表示他要参加。周由此得出结论，毛主席是愿意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因为毛泽东的出席，中央领导几乎全部出动。1962年2月6日的《人民日报》对此报道：“8时整，毛主席、刘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向大家祝贺春节。这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欢呼‘毛主席万岁！’”事隔42年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的心情，感受他们的情绪，在困难和贫苦之中，他们的情绪是饱满的，他们对党、对毛泽东充满着热爱和信赖。
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与会者都出席了除夕和初一晚上这两次联欢活动，但当时的报纸却只字未提他们参加联欢的事情。七千人大会是悄悄进行的。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北京市民，不知道这个春节还是全中国政治精英的一次大团聚。
联欢活动一过，正月初二，大会就继续开全体会议。会议仍然由毛泽东主持，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讲话，他要专门讲党的问题。
按常理这是春节之后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大家都要互道一声过年好之类的客气话，以表示友好喜庆之意，但毛泽东一如既往，没有开场白，上来就说：今天开大会，请邓小平同志讲话。
邓小平呢，也没有客套，开口就切入了正题，仿佛春节并不存在一样！只听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在大会堂里回荡：“同志们：这次会议，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会议。现在，我讲一讲党的问题……”
邓小平的特点是，善抓大事，举重若轻，在别人看来十分复杂的问题，在他那里会变得简单起来。他的讲话也比较简洁、直接。所以，今天的大会安排邓小平和朱德两个人讲话。邓小平先讲，朱德垫后。
当年的邓小平，57岁，小毛泽东11岁，小刘 少奇、周恩来6岁，是中共领袖中的少壮派。毛泽东对邓小平比较欣赏。早在抗战初期，便对邓小平委以重任，使邓就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当时的中共仅有三个师）；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就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尤其是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指定邓小平担任由两个野战军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赫赫有名的刘伯承、陈毅两个司令员都在他之下。建国之初，邓小平就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成为雄踞西南的一方大员。1956年，毛泽东亲自举荐邓小平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他对邓小平的评价是：公道，有才干，能办事，顾全大局，是个厚道人，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大凡毛泽东表扬人，说你学习好或者人才难得，其实未必能合得来，一起干得久。但是表扬你是老实人，你就可以在他身边工作得长久了。罗荣桓曾多次被毛泽东誉为老实人。罗荣桓去世以后，毛泽东无限惋惜，赋诗追念，一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更道出了罗荣桓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罗荣桓在众多将帅中是惟一一位享受毛泽东以诗纪念殊荣的。那么到底什么是老实人？厚道算不算？如果算的话，邓小平既老实又有才干、能办事，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也就不足为怪了。邓小平由此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就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中央政治局六大常委之一，排名第六，年纪很轻，当时才52岁。不仅如此，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还讲了这样一句话：“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由此可以掂出邓小平在毛泽东心中的份量了。
自邓小平任总书记之后，他便大刀阔斧地工作在中央领导第一线。但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也由于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出现一些纷繁复杂的情况，1957年开展了“反右”运动，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上任不久的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初起的时候，头脑也跟着发热。几十年后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邓小平曾不无感慨地说：
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发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发热的也不少。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 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作为当事人，邓小平讲的是真心话。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的理智被激情所代替，做了很多荒唐事。当困难形势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邓小平同不少人一样，还没有能够立刻引起严重关注，在1960年农业十二条下发以后，他还以为农村的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对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的问题，没有作出积极反应，并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邓小平对下面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多，开始感到问题严重，必须下大力气来调整，并不断地反思这些年失误的原因，千方百计地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
1961年3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说：“人民公社肯定要搞，但如何搞，规模多大，摸的差，如果搞得谨慎一点，有些话慢点说，可能会好一点。”不知道他谈到的“有些话慢点说”是指什么，我想很可能是委婉地指毛泽东“人民公社好”之类的话有些欠考虑吧！后来的邓小平多次谈到，人民公社办急了，早了，如果经过试点更好。
到这年5月，邓小平又说：“三年来毛病出的很大，问题相当多，……究竟是由于天灾还是由于人祸？少奇同志也讲过，恐怕我们工作上（包括若干政策）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灾不是主要的。”“大跃进没有错，就是猛了点”。①虽然，邓小平没有否定“三面红旗”，但他的这些话表明，已开始对“三面红旗”进行深入的反思。
也就是在3月19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邓小平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缺点，中央应当负担主要责任。57年以后，中央的具体工作由书记处主持，作为中央常委和主席的助手，工作没有做好，日常工作做的不坏，但方针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如钢铁的第二本帐，粮食数量、公社规模等，我们都参加了意见，赞成了的。
其后，邓小平积极参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整顿工作，1961年几乎每隔几天就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研究各项工作。这个时期不论党的工作，还是政府工作都要拿到书记处讨论。
1961年末，中央书记处还专门向毛泽东、刘 少奇及中央写了书面检讨，检讨“大跃进”以来，中央书记处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这个检讨发到了七千人大会。从目前所看到的材料，国务院没有专门做检讨，但中央书记处代表中央写了检讨，可见其地位是相当显要的。不过大会上，有人提意见，认为中央书记处的检讨不深刻。这也难怪，不少决策并不是中央书记处所为，检讨起来必有相当的难度，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关于召开七千人大会问题，可以说，始作俑者之一是邓小平。在中央领导的第一线工作，他深感人们气不壮，心不齐，对下边存在的分散主义问题非常着急。
关于大会所要解决的问题，邓小平思想比较明确。他在1961年12月1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
为什么明年要开七千人大会，其用意就是要统一全党思想，鼓足干劲。现在是党的问题，要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在一个目标（长远规划）之下，立志气，有奔头，不要搞得思想解体，灰溜溜地，……我建议，各省委，包括各个企业，告诉他们要千方百计从全局出发，七千人大会也是搞这个事。
应该说，对于七千人大会所要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想法是一致的，就是统一思想和鼓足干劲。
邓小平在1962年2月6日大会上的讲话，主要讲党的问题。至于他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原因也很简单，他是党的总书记，自然应该讲党的问题。而党在这些年，也确实问题很多。要想把中国的事情弄好，首先就要把党建设好，所以这个问题显得十分重大。
邓小平所深恶痛绝的，是各地存在的分散主义，他感受最深的，是人们气不够壮。他认为过去是高指标，现在是低指标也完不成。所以在大会前，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曾多次强调全党要有理想、有志气，并为此发过脾气，自认为多少年也没有讲过这么生气的话了。这次大会上，为了使大家增强信心，他一上场就讲，中国共产党有五好，也就是说有五大优点。他说：
第一， 有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从历史上证明了是好的。中国的革命，不是由别的思想引导到胜利的，而是由毛泽东思想引导到胜利的。革命胜利以后，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
第二，有好的党中央。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27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党中央是一个好的党中央。……
第三，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现在，……县以上的主要骨干，军队团以上的主要骨干，大多数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地委一级干部大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县委书记多半是抗日战争中期入党的，当然也有一批新的。这些骨干，是经过风浪的，是很可宝贵的。现在，我们的干部又有了12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包括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正面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反面的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讲到，我们有了反面的经验，就增加了“免疫力”。我们的干部，经过历次革命斗争的锻炼，又有了12年建设经验，是我们党的好的骨干。
第四，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概括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当然也包括批评）的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我们党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
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
我们党有这些好的传统，所以我们党历来是团结的，统一的，有战斗力的。
第五，有好的人民，人民对我们党有最大的信赖。……我们的人民懂得顾大局。他们有理想，不会丧失信心。……
……这几年来，我们一些同志滥用了人民对党的信任，滥用了党的威信，群众是不满意的。但是，当我们犯这样的错误的时候，群众还是这样想：共产党不见了。当我们改正错误的时候，人民群众就说：共产党回来了。这样的人民，是很好的人民。我们不依靠人民，不走群众路线，是毫无道理的。
这五大优点，邓小平在一篇讲话中，先后讲了两遍，给全党鼓劲，可谓用心良苦。
讲优点是为了给全党鼓劲，问题是党犯了错误，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而且付出很多生命的代价，这些留在每个人心中的结如何才能解开？刘少奇讲了，毛泽东讲了，林彪也讲了，那么邓小平讲些什么呢？
邓小平说：“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具体是些什么缺点，邓小平没有一一历数，他是从党的优良传统着眼，来总结经验教训的。他说，特别重要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有些地方甚至是严重的削弱。
到底是哪些优良传统被削弱了呢？邓小平说：是实事求是、说老实话，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这三个方面的传统。被削弱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忽视调查研究，因而所提出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二是这几年运动中斗争过火，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因而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
邓小平谈到的这两条原因非常重要，尤其是党内斗争过火问题，在大会上反映很是强烈。一个工厂负责人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表示了对运动的不满。他说：今后不准搞整人运动，只有增产节约和学习两个运动。增产节约运动，如朝鲜的千里马，中国红旗超英等等。这样好处太多了，不会整错干部，不会耽误生产，还可改造省市书记的懒汉思想。在广西，许多人认为：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关键在反倾向斗争上。光是从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脱离实际。几年来把两条道路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混淆在一起了。把党内一些不同的意见，也作为两条道路的问题斗争了。根本问题在这里，光说没有经验是不行的。由此看出，当时的人们对党内斗争过火意见极大。
这次会上，刘 少奇谈到党内斗争过火的问题；邓小平也谈到了；朱德在福建组讲话时，也曾谈到过去几年党内斗争过火的事情；2月8日，大会闭幕后的第一天，刘少奇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更加明确的指出，“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缺乏经验，一条是党内斗争过火。毛泽东没有明确讲，但表示要给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实际上也是一种反思。反对党内斗争过火，加强民主集中制在大会上被反复强调，可见弱化党内斗争的要求已在全党上下取得共识。
邓小平因此强调，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种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这时刘 少奇插话说：什么叫争上游呢？首先，就要力争造成这种局面的上游。邓小平接着说：我们国家也要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我们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党员对党，对工作，对问题，对领导人，都有权按组织原则，在党的范围内，提出批评和意见，并且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
对于过去几年，党内存在的万马齐喑，跟风走，致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邓小平作为中共领导集体的核心之一，其体会是极为深刻的。所以当毛泽东发表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的讲话时，邓小平立刻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邓小平还说，现在必须把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加强起来，发扬起来。今天的问题，并不是要建立什么新章程的问题，章程早就有了，遵义会议以后就有了。关键是要把好的制度恢复起来。我们现在是执政党，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过去我们无非是闹革命，现在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任务。同志们不要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没有问题了，也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坏事情不可。邓小平的这段话，是这几年遭遇曲折的经验总结。他所谈到的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社会主义建设比革命好搞等上述思想，在党内是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次人们吃了大亏，才真正清醒过来。
那么，如何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呢？邓小平讲了四点：一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二是建立经常工作的问题；三是培养和选择干部的问题；四是学习的问题。
邓小平在讲民主集中制问题时，就党内如何建立监督机制，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他说：对于“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把领导人“同伙夫、勤杂人员等同志们编在一个党小组里，那是起不了多少监督作用的”。“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这样做，对于同级里面讨论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做出决定，是很重要的。
今天看来，邓小平的这一提议，并不能起到有效监督第一书记的作用，但邓小平那时就开始考虑如何建立监督机制的问题，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探索。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又试图在这方面做些尝试。至今，这个问题仍在进一步探索中。
在2月6日的大会上，邓小平针对过去几年的工作，评价说：
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更集中，但在实际上，分散主义的现象却是很严重的。另外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民主，但在实际上，命令主义、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却是十分严重的。……
这几年，工作中的分散主义是相当厉害的。……在五个统一（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方面，却不如过去了！这就是说，分散主义发展了。
这次会议提出，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是很必要很适时的。
在邓小平看来，这几年是命令主义发展了，分散主义也发展了。这两个问题必须同时克服，否则就难以加大调整的力度。为了克服这两种现象，他表示，今后订计划，中央努力做到不过重，也不过死。今后制定具体政策，在强调集中统一的时候，更应该注意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
邓小平的讲话，从16时38分一直讲到18时，第二天，2月7日，大会就闭幕了。看来大会没有时间消化邓小平的讲话就结束了。3月，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曾同刘少奇、毛泽东等人的讲话一起，发给各地学习讨论。但各地有何反映，就不得而知了。
25年后，1987年，邓小平的这一讲话重新在《人民日报》发表，并收入《邓小平选集》，受到世人关注。遗憾的是，至今尚没有知情人回忆到这篇讲话形成过程的有关情况，我们很难一窥当时邓小平的心境。只能从后人的角度，从他的讲话本身，揣摩他的思路：
邓小平在讲话中，多次提到刘少奇的报告，并且说刘少奇的报告是不容易的；也多次谈到毛泽东的讲话，说是有深远意义的。但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林彪的讲话，他更没有迎合林彪的高调。大讲什么“三面红旗”是正确的，犯错误等于付学费，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等等。邓小平也没有像刘 少奇那样慷慨激昂，他甚至从头至尾就没有涉及“三面红旗”问题，也没有讲成绩和错误的比例，更没有讲天灾、人祸的问题。整个说来，他取的是平实具体的立场，但旗帜却十分鲜明。从后来邓小平提出不论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支持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形，也可以看出，邓小平的确是十分务实的。
还有，从邓小平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反对党内过火的斗争，要实事求是来看，也可以明了邓小平当时的思想倾向。“大跃进”的教训，对邓小平说来肯定是刻骨铭心的，他后来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发扬光大；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淡化党内斗争，一方面是他放眼世界的结果，一方面更是他对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入体验和总结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火炬传递给邓小平，他使它更加明亮与灿烂。人们或许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与遗憾，但历史总会有遗憾的，不然又如何前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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