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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 （诗体）
竹枝词，是一种诗体，是由古代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过来的。唐代刘禹锡把民歌变成文人的诗体，对后代影响很大。竹枝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社会历史变迁及作者个人思想情调的影响，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由文人搜集整理保存下来的民间歌谣；二类是由文人吸收、融会竹枝词歌谣的精华而创作出有浓郁民歌色彩的诗歌；三类是借竹枝词格调而写出的七言绝句，这一类文人气较浓，仍冠以“竹枝词”。之后人们对竹枝词越来越有好感，便有了“竹枝"的叫法。
特色
竹枝词，以吟咏风土为其主要特色，对社会文化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等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 竹枝词“志土风而详习尚”，以吟咏风土为其主要特色，故与地域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常于状摹世态民情中，洋溢着鲜活的文化个性和浓厚的乡土气息，这对于许多学科特别是社会文化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等领域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随着近十数年来地域文化热的升温，竹枝词也愈益受到世人的关注，各类竹枝词资料集陆续编纂出版，其中，既有分地域编纂的，又有按年代汇辑者。前者以《中华竹枝词》（雷梦水等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为代表，后者则有2003年出版的《历代竹枝词》（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竹枝词，包含有多方面的历史资料，可供学术研究采撷。譬如，“豫楚滇黔粤陕川，山眠水宿动经年。总因地窄民贫甚，安土虽知不重迁”。这是说江西地狭人稠，百姓背井离乡四处迁徙，无论是河南、湖北、云南、贵州、广东，还是陕西、四川，到处都有江西人的身影。“漫说玉山无玉剖，近闻梅岭有梅探。舟车经过数千里，东北浙西西粤南”。玉山是赣东北的一个县份，当地同样是因生计问题，清代前期有大批百姓或是南下广东，或东进浙西。由此可见，江西的确是移民的主要输出地，这造成了明清史上“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关于这一点，在四川的省会成都，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是说一家中的女人，或嫁与陕西人，或嫁与江苏人，而娶来的媳妇亦或是江西人，或是湖广人，家庭成员的原籍可谓五湖四海，当时已没有超过十世的“老成都”了。这说明当时的成都，真是五方杂处，各地的人们相互通婚。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不仅及于城市，在广大乡村也影响深远。“分别乡音不一般，五方杂处应声难。楚歌那得多如许，半是湖南宝老官”——这是《旌阳竹枝词》的描摹，诗中的宝老官，是指湖南宝庆府人。从中可见，旌阳一带虽然是五方杂处，但以湖南宝庆人为数最多。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绵竹县令陆箕永《绵州竹枝词十二首》：“村墟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几处青林茅作屋，相离一坝即比邻。”“诗注：川地多楚民，绵邑为最。地少村市，每一家即傍林盘一座，相隔或半里或里许，谓之一坝。”这首诗字面上是说，绵竹当地的村落非常稀疏，稀稀拉拉，里面住着一些兵燹战乱劫后余生的百姓，在当地务农的人中，有一半是湖南和湖北人。当地的聚落景观通常是，茅草屋及其背后的一片树林，每个茅草屋之间相隔半里或者是一里，这就算是邻居了。由此可见，18世纪初期的四川绵州一带，还是一派地广人稀的景致，因此吸引了更多的外来移民。而在四川达县，道光时人王正谊写道：“广东湖广与江西，客籍人多未易稽。吾处土音听不得，一乡风俗最难齐。”达县在四川东部，这首诗写道：当地有广东、湖南、湖北和江西人，这些客籍的人很多，移民来自各个地方，这种五方杂处的局面，使得这一乡的风俗参差不齐，各不相同。可见，此时的川东达县，可谓五方杂处，方言各异。
随着移民的大批迁徙，经历明清鼎革兵燹战乱的四川，经济元气逐渐恢复，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在成都，字号放帐的都是山西、陕西人，当地人称“老西”、“老陕”，所谓“放帐三分利逼催，老西老陕气如雷。城乡字号盈千万，日见佗银向北回”。从这首竹枝词所述可见，晋、陕商人在成都的势力如日中天，一般民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本地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回老家。作为商帮势力繁盛的标志，四川各地的会馆相当发达，“秦人会馆铁桅杆，福建山西少者般。更有堂哉难及处，千余台戏一年看”，“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观场人多坐板凳，炮响酬神散一齐”。这两首竹枝词是说，成都当地有陕西、福建和山西的会馆，其中尤其是陕西的会馆为数最多，势力也最为显赫。每年人们都能看到在会馆里上演的许多戏，其中的秦腔梆子响彻于成都平原。这些，都生动描摹了成都一地各地会馆运作的具体细节。而在鳞次栉比的各地会馆中，陕西会馆更显得鹤立鸡群。除了大商帮外，钱铺基本上为江西人所垄断，“江西老表惯营求，兑换银钱到处搜。倒帐潜逃讲帐出，蝇头鼠尾作狐谋”。诗注曰：“钱铺俱江西人，谓之‘老表’。”看来，近世闻名遐迩的“江西老表”，显然就是指来自江西的钱商。
随着移民的迁徙，商品的流通交易，人们之间的交流和接触空前频繁，极大地凸显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清代前期，绍兴师爷就受到成都人的极大瞩目：“安排摆设总求工，古董诸般样不同。美服更兼穷美味，师爷气派与门公。”这首竹枝词，描写了绍兴师爷在衣食家居日用方面的与众不同。这是说四川一带绍兴师爷的家里日常摆设比较讲究，如古董等都相当精致，穿着华丽，吃的又是美食，这是一种师爷气派。这一点很有意思，让人联想到在北方的绍兴师爷。明清以来，绍兴人持续不断地迁居北京，尤其是那些在中央六部中充当胥吏的绍兴人，财大气粗，生活极为优裕，所以起居服饰都相当奢侈。这些人为了壮其门面，在家门口总要摆一个大鱼缸，栽两棵石榴树，夏天一定要搭一个天棚，门口再蹲一只大肥狗。上街买零食，又一定要用一个丫头。此外，还要请一位先生，教书还在其次，主要也是为了装点门面。所以有“天棚鱼缸石榴树，老师肥狗胖丫头”的谚语。这种师爷气派，在北京和保定都是如此。从南北的情况来看，绍兴师爷无论是身处何方，都是引人瞩目、相当特别的一群人。由于成都的师爷都来自浙江，所以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幕宾半是浙西东，帽盖矜夸律例通。漫说救生莫救死，箧中存案本相同。”诗注曰：“幕友初出手，谓‘帽盖子’。”根据文献记载，四川省的刑名和钱谷师爷，十有都是浙江人，而在浙江省籍中，又可分为绍兴帮和湖州帮，两帮各自拉帮结派，相互推荐。由于刑名师爷主要学习的是法律和例案，所以从业者必须跟随老师学习办案的技巧，当时称为“学幕”。民间称呼学幕者为“帽辫子”或“帽盖子”，也就是帽子上的辫子或盖子，是比喻他们与老师不能分离。在“无绍不成衙”的时代，绍兴酒和绍兴师爷、绍兴方言一样通行全国，清代中叶人称“绍兴三通行”。这种情形，也在竹枝词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在成都，“绍酒新从江上来，几家官客喜相抬”，这说的是绍兴酒从长江上运来，衙门里的一些人很高兴地出来将它们抬进去。这些绍兴酒往往是由绍兴师爷和胥吏负责推销（或者是由他们的亲戚朋友兼营），所以竹枝词有曰：“居然利薮轧官场，南货携来入署忙。笑问师爷生意好，回言件件出苏杭。”这是说绍兴师爷在衙门中贩卖绍兴酒，这是官场上的一大利薮，人们笑着问师爷生意可好，师爷回答说，这些东西都是从苏杭一带运来的。这首竹枝词的注解说：南货称“师爷”。当时，绍兴人以南货业为生，所以南货竟然也被直接用来称为“师爷”。
在清代，与绍兴师爷同样著名的还有凤阳乞丐，从竹枝词来看，他们的活动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在北京，“赛会时光趁踏青，记来妾住凤阳城。秧歌争道鲜花好，肠断冬冬打鼓声”。诗注曰：“打花鼓：风阳妇人多工者，又名‘秧歌’，盖农人赛会之戏。其曲有《好朵鲜花》套数。鼓形细腰，若古之搏拊然。”对此，孔尚任的《燕九竹枝词》：“秧歌忽被金吾禁，袖手游春真可惜。留得凤阳旧乞婆，漫锣紧鼓拦游客。”不仅在北京，卖艺乞讨的凤阳婆还远达山西，“凤阳少女踏春阳，踏到平阳胜故乡。舞袖弓腰都未忘，街西勾断路人肠”。而在南方，“弹弦卖唱都庐橦，多半邻村逐此邦。还有逃荒好身手，生涯花鼓凤阳腔”，凤阳花鼓也成为各地人群逃荒乞讨的重要道具。
除此之外，竹枝词还可为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佐证。譬如，从杨载彤的《大理赴乡试竹枝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勾勒出从大理到云南昆明的路程，经过赵州、红岩、云南县、普淜堡、沙桥驿、吕河、禄丰、老雅关和碧鸡关等地一路到昆明。以往的《一统路程图记》中尽管有“云南布政司至所属府”的“本省由各府至金齿卫”，但所述远没有这组竹枝词来得具体、生动。而在明清时代，江南一些地区编纂的路程图记中，往往也包括竹枝词，这些竹枝词常常有对地形、地貌、名胜等周遭景观的描摹，颇具自然及人文地理色彩。事实上，如明代宁波府鄞县人张得中的大本《北京水路歌》，便是七言的诗歌，这首《北京水路歌》记载了沿途“所经之处三十六，所历之程两月矣。共经水闸七十二，约程三千七百里”，诗歌细致描述了从宁波赴北京沿途所经地名、名胜古迹。类似的路程歌，实际上也可以称之为竹枝词。何以见得？笔者收藏有《杭州上水路程歌、徽州下水路程歌》抄件，这是明清徽商编纂的路程歌，后来又收集到《徽歙南浦口至杭路程竹枝词》，发现其内容实际上就是《徽州下水路程歌》。由此看来，《大理赴乡试竹枝词》显然也可以作为从大理至昆明的路程歌来看待。
不少竹枝词的作者是土生土长的在地文人，他们熟谙乡邦掌故及当地的风俗民情；而另一些作者则是外来的观察者，这些人对于异地的风俗更是充满了好奇，“沿途据所见闻，兼用方言联成绝句，随地理风物以纪游踪”，故而竹枝词对于一地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对于小社区的研究，有着极为特殊的学术价值。有的竹枝词也就相当于一地的风土志，譬如，稍早于《历代竹枝词》出版的《中国风土志丛刊》（张智主编，广陵书社2003年5月版），就收录了大批的竹枝词，显然，这些竹枝词几乎是被直接当成为风土志的。
事实上，一些竹枝词，也有的就是以风土志的名目出现。如《西山渔唱》（亦作《西山樵唱》），又名《扬州西山小志》，该书分为“形势”、“沿革”、“古迹”、“名胜”、“人物”、“轶事”、“异闻”、“农事”、“岁时”、“市肆”和“嘲俗”十几个部分，这对于研究清乾嘉时代扬州近郊的社区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上个世纪十年代，笔者在从事苏北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中，曾在扬州、淮安等地收集到一批竹枝词，如《扬州风土词萃》、《邗江三百吟》和《西山樵唱》等，其中就包含了大批反映盐政制度及社会风尚的史料。这些资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我们考证明清时代两淮的盐政制度、徽商活动以及淮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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