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音乐是人类的共同语言，中华民族对之有着卓越的贡献。若以浙江河姆渡文化的骨哨为标志，我国音乐的最初文明已有七千余年。古老而优秀的音乐文化及其大量遗存，是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
稍纵即逝的音乐，使探溯起源流的人们因难闻过去的声音而困惑。世界上幸存的古乐器，多因质地腐蚀而失鸣。我国特有的几种古乐器，如陶土烧结的埙、石片磨砺的磬、青铜铸制的钟，却因材料的坚实而保留着古乐仅能复鸣的绝响，并传播给数千年后的今人。
一九七八年，在我国湖北省随州发掘的曾侯乙墓（墓主为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君主的墓，名叫乙，下葬年代在公元前四三三年或稍晚），出土了距今二千四百余年前的乐器，计八种一百二十五件，是世界音乐史上的空前发现。
这座拥有东、中、西、北四个墓室的王陵，面积达二百二十平方米，犹如一座地下音乐宫殿。
宽敞的中室，是“钟鸣鼎食”的正殿，礼乐之器，陈悬井然。一套编钟沿南壁和东壁立架巍然耸立；一套编磬沿北壁立架安放；一架建鼓东壁高竖在青铜座上；此外，还有瑟（７件）、笙（４件）、箫（２件）、篪（２件）、小鼓（２件）摆列在钟、磬、建鼓构成的长方形空间。全室乐器如一个大型“钟鼓”乐队体现着演奏“金石之音”和“钟鼓之乐”的壮观场面。
东室，列有琴（２件）、瑟（５件）、笙（２件）、鼓（１件），均聚傍主棺，如“寝宫”内演奏“琴瑟之音”的轻音乐团。
“寝宫”和类似“后院”的西室，二十一具彩绘棺里息卧着十三至二十五岁的少女，可能是表演乐舞的“女乐”，连同乐器，一道殉葬。
北室，还陈放着三件专供盛放石盘的漆木匣。
乐宫中最为显赫的属编钟。巨大的钟架，由铜木结构呈曲尺形，长7.48米， 宽3.35米，高2.73米。七根彩绘横梁，两端均有浮雕着盘龙和花瓣纹的青铜套加固，由六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圆柱承托。钟架及钟钩，达二百四十六个构件，可以折装，设计精巧合理。六十五件青铜钟分三层八组悬于架上：上层为三组钮钟，共十九件；中层有短枚甬钟一组十一件、无枚甬钟一组十二件、长枚甬钟一组十件；下层有大型长枚甬钟两组共十二件、另有铸钟一件。其最大者， 通长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者，通长20.4厘米，重2.4公斤。仅钟体总重量达两千五百公斤。
钟架、钟构、钟体上共有铭文三千七百五十五字。内容有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钟体铭文大都错金。铸钟的铭文，记叙楚国的惠王在执政五十六年（即公元前四三三年）时，为祭奠曾侯乙而铸制了钟鼎彝器，并送给曾国。 甬钟均有一面钲间刻“曾侯乙乍（作）时（持）”，标记着钟的主人。甬、钮钟的标音，均在钟体一面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依姑洗均（Ｃ调）记写着各种所发乐音的阶名或音名。甬钟另一面钲间、鼓部还有成句成段的文字，论叙各钟的乐音所属律名、阶名、变化音名及其在不同均中、不同国间的称谓对应关系。
件件保存完好。闪亮着青铜光泽的钟体，均保留着优美迷人的原有音响。 仅少数大型甬钟的侧鼓音不甚明显之外，绝大多数钟均能在正鼓部和侧鼓部，分别击奏出呈三度音程，且与标音相符的两个乐音。全套钟含有深沈浑厚的低音、铿锵圆润的中音、清脆明亮的高音，丰富的色彩可调配出相当的表现力。其音域自C2至7，跨五个八度音程，可奏出完整的五声、六、以至七声音阶乐同；中心音域内二十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演奏古今中外多种乐曲。
钟及架的装饰，取有人、兽、龙、花、几何形等多种题材，采用了圆雕、 浮雕、阴刻、雕绘、线描等多种技法。加之精巧的布局和细微的刻划，达到了极好的美化效果。整架编钟，宏观巍峨庄重，微观精美华丽，是耐人观赏的艺术佳作。
这套编钟的击奏工具共有八件。六件Ｔ字形小木槌，当由三人各执一对， 分别掌奏中层的三组钟，并兼顾上层钮钟，主奏旋律。两件长215厘米、粗6.6厘米的彩绘大棒，由两人分执，掌奏下层大钟，可配以和声，或烘托气氛。
这套造型壮观、铸制精美、保存完好、配备齐全、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音频准确的大型编钟，堪数我国古代编钟之最。
五千多年前，我们尚处在原始社会的祖先，创制了陶钟。河南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晚期遗址、陕西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遗均 出有实物。将近四千年前，河南二里头文化已出现了铜铃。到了商代，青铜钟已经出现，并三、五件编组成为奴隶主阶级享乐的工具。西周时期，编钟不仅是统治者作礼奏乐之器，还是权贵、名份、等级的象征。钟的编制扩大，由三件增至八件，形制除有甬钟外，新出现了铸钟。钟体的正鼓部和侧鼓部已被正式调定为相距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每套钟为羽、宫、角、征四声音阶序列。春秋战国时期，是编钟最为活跃的时代。单组钟的编制逐渐增多至十几件不等；一种较轻便型的钮钟于此时兴起，并较广泛地应用；甬、铸、钮钟被混合配套音阶结构不断扩充；汉时铸钟的合金配方，形体比例及其音响效应等经验被较为系统的总结，并见诸记载。编钟的活动范围亦有扩大，至今，陕西、山西、 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甘肃、辽宁、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均出土有实物。与这些多达百余批的出土编钟相较，属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既继承了传统，又大有发展，在铸造、工艺、音响上都有突出的特点，不愧为编钟极盛时期的产物。
与曾侯乙编钟相伴而出的一套编盘，是古编盘中的杰出代表。青铜镏金的盘架，高1.09米，宽2.15米，呈单面变层结构。一对集龙首、鹤颈、鸟身、鳖足为一体的怪兽铜立柱，咬合着两根铜杆，杆底等距焊铸铜环，以挂盘钩。三十二块石磬次序悬挂，与之相映成趣。据研究，全架编盘原有四十一块，每盘发一音，为十二半音音列，音域跨三个八度，音色清脆明亮而独具特色。盘块上亦有与钟铭相通的墨书和刻文，内容是编号、标音及乐律理论。其精美的盘架、众多的盘块、明确的编悬状态、完备的配件（同出有装盘之匣和盘槌）为迄今仅见。
同墓所出的箫，是由十三根竹制箫管编排而成的“排箫”，它因长短有序的箫管而形若鸟之单翼。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都使用这种乐器。这两件古箫在未脱水的情况下，其中一件有七、八个箫管能够吹奏出因乐，音阶结构已超出五声。
篪是一种竹制横吹管乐器。以前，人们仅据文献中互有出入的记载，难以详其形制。该墓出土的篪，一件长29.3厘米一件长30.2厘米；两者均以一节竹管制成，两端管口封闭，管身开有吹孔一、出音空一、指孔五；通体以黑漆为地，以朱、黄色绕管线描绘纹，三角雷纹和变形菱纹。用其复制品，可吹奏出超出五声的音阶结构。
笙十由古沿用至今的一种管乐器。曾侯乙笙分十二、十四、十八簧三种，均为匏斗、芦竹笙管、芦竹簧片制成。笙簧因音频高低而大小不一，框与舌间的缝隙细如发丝，做工十分精致。仿制中，知其声音细小，但古朴典雅，特别细腻迷人。
因弦腐而失音的琴、瑟，均保存这完好的躯体。仿制中可品味出其原有的浓郁韵味。
有这批古乐器直接或间接保留着的音响中，从他们所携带的具有经典价值的钟磬乐律铭文里，我们不难得知人类早在二千四百年前所已有的音乐水平。
由此，我们相信：
这沉寂过千载的音响必定会激励着更多的人们为创造出无愧于今天的美好旋律而奋进。
这来自遥远的古音肯定会在世界上得到更多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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