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风俗
自从我担任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民俗指导，并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红楼风俗谈》之后，不少朋友都以“红楼风俗”相询；今年六月随“中国《红楼梦》文化艺术展代表团”出访新加坡，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红楼梦》研讨会上也以《红楼梦》风俗为题作了发言，大家对此都十分感兴趣。为什么呢？这倒不是人们爱发思古之幽情，实际是人们想更亲切地了解和感受《红楼梦》中所描绘的生活，更多地了解一些不知道的而又十分有趣味的具体久事……基于这种强烈的愿望，每一谈到有关《红楼梦》的点滴风俗旧事，听者和读者都感到十分新鲜。在新加坡国大讲解时，我随便举了一个例子，说第二回书“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其中说到贾琏道：“这位琏爷身上，现捐了个同知，也是不喜正务的……”这里为什么叫“琏爷”，不叫“琏老爷”或其他？什么又叫“身上”，什么又叫“同知”？这都和当时的社会风尚、政治制度、生活习惯有关，我延展开来，一一加以解说。因为时间有限，未能说得十分详细。休息时，便有不少朋友围上来，提出许多具体问题，作了进一步了解。可见大家对这一类问题的兴趣之浓了。
谈到《红楼梦》的风俗，必须广义得来说，不能只限制在旧时“观风告示”所指的范畴，或现在民俗学术范围内。必须扩大到整个当时的社会历史范畴。它是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生活的。不过要注意，我所说的“政治”，不是指某些人所谓的阶级斗争，而是指当时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各种影响。我所指的社会和生活，是既包含着经济方面，又包含着文化方面。因而这四个方面所构成的“风俗”，那范围就非常广了。因为它是二百多年前的社会风俗，这就必然要涉及不少专门史的内容，就以上面所举的那个例子说，那就关系到社会史、称谓史、官制史几方面。如就《红楼梦》整个内容谈，那关系到的专门史就更多了：房屋古建筑关系到建筑史，大观园关系到园林史，省亲关系到礼仪史，用白银、铜钱关系到货币史，乌庄头的一张缴租的单子，关系到经济史、地租史、物产史，那许多丫头、奴才，关系到中国佣工史或奴隶史，其他有关科举史、漕运史、盐务史、服装史、饮馔史、车船史、工艺史等等，每一个小问题，深入下去，都是专门的学问，不单纯是关系到《红楼梦》，而且关系到社会风俗史的研究，甚至于说，也关系到今天的生活。因为今天的生活，还是历史生活的延续，但很难想象有某种完全脱离了历史延续的社会生活风俗。不断的变化、剧烈的变化是有的，这些每个人都在不断的经历着；但变的当中，又情况复杂，有变中不变处，有表面变本质不变处，有变好处，也有变坏处……《红楼梦》不单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从社会风俗的角度讲，它也是一部极生动的社会生活风俗教材，不但便于我们了解二百年前的社会风俗，也有利于指导我们今后的生活。也许有人怪我是繁琐考证，也许有人说我是过甚其词，这里不妨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红楼梦》中说到当铺，薛宝钗家里开着当铺，邢岫烟当衣服，史湘云不认识当铺等等，写的煞是好看。还有其他地方也提到当铺，但不必多举例子。“当铺”是什么？当年史湘云不懂这个，如今《红楼梦》的读者当然更懂。但是我知道，我家祖上开过当铺，我作中学生时，在沦陷了的北京，也常常去当铺当东西。北京有句俗语说：“穷不离卦摊，富不离药罐，不贫不富，不离当铺。”过去北京穷旗人家中已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老想不劳而获，发横财，便经常花几个铜钱，算个卦，算算何曰发财。富人有钱，但怕死，一天到晚吃补药，所以不离药罐，目的是保养身体。不穷不富的人，家中多少还有两件值钱的东西，但生活所需，常常又感到钱紧，有时又急用，而手头一时没钱，所以经常拿家中值点钱的东西去当号，等到有钱了再去赎。
当铺等于实物抵押货款，最早叫“质库”。利息较一般借贷为高。但国家有严格限制，所谓“利过三分怕犯科”，就是说最高月利三分。一当就起息，一般当铺都是二分半利息。今天以一物当一百两银子，明天去赎，便付一百零二两五钱。当然，下个月的这天去赎，也付这点利息。赎取期限，是两年半之内。按月计息，正好两年六个月的前一天去赎，便付三十个月的利息加本银赎回原物。过期不赎，即作为“死号”，由当铺处理卖掉，当物者所持当票也作废了。
因付了本金，赎取时最高利息累计是百分之七十五。因而当物时，一物如值一百两银子，则只能当四十两，最多不超过五十两。因为付出当物价值百分之五十，二年半不赎死号时，要损失百分之七十五利息。这样死号物品买旧货时，纵然卖到原值，也只能获百分之十二点五的利润，如除去积压资金二年半的利息，那就更所剩无几，甚至要赔钱了。
《红楼梦》时代的当铺，所当东西杂七杂八，样样俱全。最多是单夹皮棉纱衣服。当时常说：“夹顶纱，不值钱；皮顶棉，倒找钱。”就是有人钱紧，但还得有两件出门的亿裳，秋冬换季的时候，把夹袍子当了，赎出棉袍子，夹的不值钱了，当不了多少钱，要添点钱，凑点钱，才能赎出棉袍子。而冬春换季时，脱下皮袍子送当铺，赎回棉袍穿，皮袍值钱，当的钱除去赎棉袍之外，还有敷余，所以叫“倒找钱”。
旧时当铺要领有官方执照，才能开业。因其营业性质特殊，不是出售货物，而是以物质钱，在明清两代，五百多年中，都是以白银、铜钱作为通货，币值稳定，月二分半利息，只要当东西的人多，那就只会赚，不会赔。所以官方对其有严格的限制和管理，不能象其他买卖可以随便开张营业。因当物赎取最长周期为二年半，资本积压时间长，所以开当铺的资本最大，自然都是有钱的富人，或有钱而又有势的财东开的。这中间有安分守己的商人自然也不乏土豪劣绅之流开的。但是不管谁开，都要守二分半利率、二年半死号的规矩。决不能改为以曰计息，或任意缩短赎物的期限，只有地痞流氓，如《红楼梦》中连贾芸都有些怕的醉金刚倪二（旧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之徒子徒孙及曰本浪人等等都是这一类）开的“小押当”才是以曰计息的。但那是犯法的，而且营业对象也是以下三滥赌徒和大烟鬼、吸白粉的吸毒者为主的。这种小押当在过去天津“三不管”（地名）和上海虹口区大烟观和赌场集中的地方最多。
破棉花胎、破凳子、破掏篮……当铺是不收的。因此当铺赚钱的对象，不是真正的穷人，而是手头一时比较拮据的富人以及打量的中产者。所以《红楼梦》邢岫烟当衣服，凤姐要当金项圈……张之洞买过一件青铜器，买来看过一遍；一次等钱急用，派差人送当铺，当四百两银子时，又看了一遍；赎回来连匣子放在柜中，后来卖给别人又看了一遍。一件心爱古董，只看过三次，而且一次是送当铺时，这位中堂为此曾感慨不已。著名京剧演员金少山的全部行头，长期在当铺中，每天晚上演出上场前，戏园子老板先要垫钱替他到当铺中赎今天应穿的戏衣。在小说中、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是数不清的。可见由《红楼梦》时代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当铺主要是赚的哪些人的钱，这本是很清楚的问题。而我们长期简单的极左宣传和教育，类似“旧社会当铺是残酷剥削穷人……”等等之类的公式化结论太多了，造成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对中国社会的无知（了解事情本质真象的也不敢说，而只能说说些敷衍话。年青一代无感性认识，便信以为真），既无经验上的感性认识，又无理性历史上的正确分析，这又如何能认识历史、分析历史，认识社会、分析社会呢？因此看不懂《红楼梦》是必然的了。这个“懂”，并不是指纯文学角度，更不是只指贾宝玉爱林黛玉，或是贾珍爬灰等等，而是要从历史风俗、社会的意义上去理解。
题目是“红楼风俗”，而这里说了许多关于当铺的闲话，难道这也是“风俗”吗？我想应该说这也是的，我没有离题。而且根据解剖一个麻雀可以认识所有的麻雀、甚至不少鸟类的原则，那吗稍微详细地说一下当铺的事，也好比解剖了一个“麻雀”，对于认识整个《红楼梦》是有好处的。
历史是延续的，“红楼风俗”到今天，我过去常说是起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近半个世纪的变化，更为剧烈。但在变的当中，仍然有历史延续不变的东西。《红楼梦》时代过年，我们今天也还过年，这就是不变的历史延续，虽然今天官方叫“春节”，但在老百姓心目中仍是“过年”——自然和《红楼梦》时代在内容上、形式上多有不同了，这又是变的方面。但也有不少经过剧烈变化已经消失了的东西，又重新出现，而这重新出现的东西，因其已消失多年，人们又觉得新鲜。如果没有足够的历史、社会的知识来区别它、引导它，那就是十分遗憾、十分可悲的了。
风俗的形成，因素很多。如从远古说起，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至为重要，诸如气候、地理环境，物产等等，都足以影响奉送习惯。到了后来，国家形成，政治制度曰趋完善，经济生产曰趋繁荣而关系亦曰趋复杂，经济层次亦多种多样，极贫与极富之间，有一庞大的层次众多的群体，更加上各种战争的影响、民族分布变化等，这样风俗的形成、延续和变化，除了自然条件外，更多的就受到上述这些社会条件的影响。在《红楼梦》时代，这些条件对风俗的影响就更深刻更明显。“当铺”的出现和在社会上造成的各种影响，也就形成一时的风尚，成为风俗总概念当中所表现的一端了。第九回中茗烟有句句麻金荣的话道：
“他是东府里璜大奶奶的侄儿，什么硬挣仗腰子的，也来吓我们！璜大奶奶是他的姑妈。你那姑妈只会打旋磨儿，给我们琏二奶奶跪着借当头……”
俗语最能表现风俗特征，这里“硬挣仗腰子的”、“打旋磨儿”、“借当头”，都是一个时代的俗语，用以奚落金荣。“硬挣仗腰子的”，就是过得硬的靠山；“打旋磨儿”，就是围着有钱有势的人团团转。第一句是下流话，第二句是把人比作磨道的牲口。第三句“借当头”，而且要“跪着”，就是个当铺有关的了。家里比较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送去当铺中去当，一时又要用钱，想找有钱的亲戚本家借钱，既不好开口，怕丢面子，又怕碰钉子，便假装有特殊应酬，如去某家赴席、到某家贺喜等等，想有钱亲戚借件好衣服穿、好首饰戴，拿回来送到当铺去当，等有指望的入项到了手，再赎出来还给人家，这种情况在当时北京生活中（尤其官场生活中）极为普遍。这送当铺的东西就叫“当头”。不懂当铺，不了解当时借当头的风俗，也就看不懂这句话。所以我说：谈“风俗”而说“当铺”，并未离题。而是用解剖麻雀的手段说明问题，也可以说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吧。
“风俗”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生活习惯的具体反映，各有其特殊的地方。其变化也受到多方面的影响。《红楼梦》风俗，首先一个特征，所写是雍正、乾隆之际贵戚豪门中的生活习惯，也就是当时上层社会中的生活风尚。这种风尚是由于他们特殊的政治地位、富有的经济力量、较高的文化层次所决定的。其特征之二，是写的京师的王公贵族生活，因之风俗习惯，是以当时北京大宅门风俗为主的。当铺开在鼓楼东大街，也是北京的背景。《红楼梦》时代，北京有多少家当铺，一时无文献可征。而庚子年时，北京抢当铺，不少书中有记载，当时北京内城、外城近二百家。据九年（一九二0）〈实用北京指南〉记载，尚有六十一家。其减少原因，是因“庚子”时，北京金融受到较大破坏，其后金融一直不如过去稳定，始终为恢复元气。特征之三，是曹雪芹父祖辈长期在南京作大官，居住金陵约六十年，这就有不少江南风俗反映在“红楼故事”中。特征之四，是曹家是有辽宁从龙入关的世袭包衣，满洲入主中华，把东北满洲的不少风俗习惯都带到北京，曹家虽为“汉军“，亦多从满俗，这在《红楼梦》中也有大量的反映。这些特征，都是“红楼风俗”所特有的，限于篇幅，只能概括说明，就不能一一细说。

抄本与印本
现在学术界谈论《红楼梦》的时候，常常说到这个“本”，那个“本”等等。这对一般读者来说，可能会赶到莫名其妙。翻开近年出版的各种《红楼梦》，在序言中也常常提到什么“本”，读者也许感到难以理解。在这里我想把《红楼梦》的版本流传情况和现在传世的一些《红楼梦》抄本，作一简单介绍，供读者参考。
雪芹的《红楼梦》，在他初写时，就有人传抄阅读；当他写到一定数量时，就有人抄成厚厚的几本，或是自阅，或是出售牟利。现在传世最早的抄本“甲戌本”，题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已卯本”，题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已卯冬月定本》，“庚辰本”，题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些干支纪年分别为“甲戌”，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已卯”，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庚辰”，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在这三种抄本成书流传时，曹雪芹还活着。可见当时，书虽然尚未印行，《红楼梦》的手抄本，已经流行颇为广泛了。据有的书中记载，当时一部手抄本《石头记》的价值在白银十两二十两之见，以现在的价值折算起来，那代价是相当高的。
《红楼梦》印刷本的出现，是程伟元木刻活字本的出版。学术上称作“程甲本”的，印刷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称作“程乙本”的，印刷在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这已在曹雪芹逝世后约三十年之谱了。从曹雪芹逝世到《红楼梦》印刷本出版之前的二三十年中，它还是以各种抄本在社会上流传着，京师士大夫案头，摆一部抄本《红楼梦》，已经成为一时风尚了。这些抄本《红楼梦》，流传到现在的，一共有多少种呢？下面一一作个简单的介绍：
“甲戌本”：题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九二七年胡适在上海购得收藏。仅存第一至第八回、第十三至十六回、第二十五回至第二十吧回，共十六回，而且有的书页还残缺。有同治时收藏者刘铨福跋云：“惜只存八卷。”据光绪时人王秉恩记载：“闻此稿仅半部，大兴刘宽夫位坦得之京中打鼓担中”。刘铨福是刘宽夫的儿子。现原书由胡适家人藏在纽约。此版有朱墨二色套印影印本。这是现存抄本《红楼梦》中年代最早的。不是这个抄本早，是这个抄本所据“底本”早。因书中第一回叙述书名的文字中，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句，所以断定这个抄本所据底本的年代，因为学术界简称“甲戌本”。
“已卯本”：书名题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已卯冬月定本》，书封面已经把年代写清楚了，所以称“已卯本”。据考证是怡亲王府的书，是第二代怡亲王弘晓藏书（怡贤亲王永祥，康熙第十三子，雍正即位封怡贤亲王。永祥死后，其子弘晓袭爵）。因此抄本中“玄”、“祥”、 “晓”三字均缺末一笔，是避康熙名讳“玄烨”及两代亲王的名讳。此书二三十年代中，为武进董康（字授经）收藏。董康死后此书流入其友人陶洙手中，后归北京图书馆。出版有影印本。此抄本第二册总目著“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字样，是较“甲戌本”更进一步的本子。这个抄本也是据愿本辗转抄录的，不过过录的次数少，据考证比较接近原本面貌。
“庚辰本”：题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个抄本每册首页均有“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字样。自第五册开始又添写“庚辰秋月定本”。从时间上说，此本晚于“已卯本”一年不到。全书七十八回，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这一抄本和“已卯本”有许多相同处，也有许多不同处，说明是在“已卯本”的基础上，又有所改动的本子。自然也是据原本辗转抄写，但错字很多，说明过录次数多，抄写也不精。这个抄本流传到三十年代初，被徐星曙在北京隆福寺小摊以八块银元购得，后来被燕京大学图书馆收购珍藏。现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有朱墨套色影印本出版。以上三种，是研究《红楼梦》的主要依据。
“王府本”：这一抄本书名《红楼梦》，是三部分拼成的。即第一部分前八十回，已残，经过补抄配齐。第二部分是以原抄本空白页抄了“程伟元序”第三部分后四十回，多是字迹不同的补抄。书中第七十一回后写有“柒爷王爷”字样，怀疑此本以为清代“王府中物”，故称“王府本”。一九六一年春，北京图书馆购藏。未出版。
“戚印本”：这个本子，既然是抄本，为什么又说是“印本”呢？二十年代上海有正书局根据一个有戚蓼生序言的抄本影印出版过一种《红楼梦》，这个抄本原书名《石头记——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在抄本原书扉页有《原本红楼梦》题签。抄写工整，是用清代人的馆阁体（俗称“翰林体”）小楷抄写的。当时有正书局主人狄平子从此书的收藏者俞明正手中借来影印，世称“有正本”。这是《红楼梦》传世以来，继“程甲本”、“程乙本”之后的另一较早印本。“有正本”出版以后，所据原抄本仍在狄平子处，后来传说火灾被毁。直至一九七五年冬天，上海古董书店清理书库时，才又发现了这一抄本，不过仅存半部，而且因扔在书库内多年，已被蛀虫咬得不成样子了。据此影印的“有正本”有大字本、小字本，大字本最有学术价值。近年又有影印“有正本”出版。
“戚宁本”：另一有戚蓼生序言的抄本，现藏南京图书馆，无书名，，只每页中缝写《石头记》及第几卷、几回、几页。这一抄本流传历史不清楚，只是据传三十年代为昆山于氏藏书，后归陈群“泽存书库”。现此书标签上尚有“泽存书库藏书，子部，小说家类，平话之属，清曹雪芹撰，石头记，八十回，二十册，抄本”字样。这是按中国传统“四库”分类法分类的。陈群是陈碧君的弟弟，汪精卫的内弟，是汪精卫汉奸府中的中央主席人物，抗战胜利时自杀。此书为南京图书馆购藏，未印行。
“列藏本”：苏联亚洲人民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现改称“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一九六二年在其抄本室的藏书中，发现一部抄本《石头记》。此书学术界简称“列藏本”。这个抄本是清道光十二年，公历一八三二年，由北京带回俄国的。时在鸦片战争前八年。当时俄国希腊正教会俄国大学生帕维尔。库尔连德采夫于一八三0年来北京学汉文，两年后因病回国，带回此书，抄本第一页背面有他的签字。此书原藏苏联外交部图书馆，后来移交列宁格勒分所图书馆。次书由多人抄写拼凑完成。这一抄本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靖藏本”：南京浦口靖家祖传藏书《石头记》，是一部很具特色的抄本《红楼梦》，世称“靖藏本”。不幸的是，此书已失落，无从寻找了。靖氏本是旗人，以军功赐姓，原籍辽阳，约在乾、嘉时由北京移居扬州，民过初年迁浦口。次本久无人知。一九五九年有人将其借去校正“有正本”，将“有正本”所缺之批语录出，约一百五十条。这些批语曾寄给俞平伯先生看，先生认为十分有价值，但待到商借此书进一步阅读研究时，这个珍贵的抄本就失落了。
“甲辰本”：在五十年代中，山西省发现了一种抄本《红楼梦》，前有“甲辰菊月中琓梦觉主人序”，简称“甲辰本”。这个抄本版心书有《红楼梦》书名。与早期抄本比较，删改处甚多，研究者认为是抄本和刻本的中间整理本。按时间是有可能的。按雍正二年为甲辰、乾隆四十九年为甲辰、道光二十四年为甲辰。这三个“甲辰”年，前者和后者都不应该是这个“菊月中琓”的甲辰，只能是中间乾隆四十九年的“甲辰”，即公历一七八四年。此时前距“甲戌本”年代晚三十年，后距“程甲本”印行出版的年代早七年。正是抄本《红楼梦》在北京士大夫见最流行的年代。当时山西富商云集北京，经营银钱典当等业，生活阔绰，不断买些珍贵东西、书籍文物运回老家收藏。所以昔时山西旧家藏书不少，古本小说尤多，部分又为北京旧书文物商人收购了去，但大多毁于战火。“甲辰本”的出现，可说是劫后余烬，但不是偶然的。此书原藏山西文物局，现归北京图书馆。未影印出版。
“高阅本”：一九五九年春天，北京文苑斋古书铺收购到一部抄本《红楼梦》，原收藏这为十九世纪杨继振，并经杨补抄残缺处，又补抄了后四十回。因这个抄本第七十八回未有用朱砂笔写的“兰墅阅过”四字，据以考订是《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高鹗阅过的，因为高鹗字兰墅。简称高阅本。这个抄本抄写格式不一致，所据底本也不是一个。封面标签题《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是后加的，原题《红楼梦稿本》，并署“佛眉尊兄藏”、“次游签”，并分押“幼云密笈”、“次游”等篆文阳文章。这一抄本对于研究《红楼梦》由抄本流传，到程伟元活子印刷刊行，以及高鹗整理前八十回、补写后四十回的原始情况，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一抄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构藏，中华书局有影印本出版。
“已酉本”：这一抄本前面有乾隆五十四年已酉（一七八就）年舒元炜序，故称“已酉本”。据“舒序”，书的原主人是筠圃。据传“筠圃”是十八世纪著名藏书家玉楝。玉楝死后，其书散出，辗转流传。近年为吴晓铃先生收藏，录有副本，藏北京图书馆。此书未印刷出版。
“郑藏本”：此书只存二十三、二十四两回，合装一册，回首题《石头记》，版心上有《红楼梦》字样，此书原为郑振铎先生做藏，故称“郑藏本”。先藏北京图书馆。此书岁是一个只剩两回书的残本，却有其特殊的地方。如“贾蔷”作“贾义”、贾芹母“母氏”作”“袁氏”、“秋纹”作“秋雯”等等。
　　以上十一种现存的抄本，都有“脂砚斋评语”，是研究《红楼梦》的主要资料，对于专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知道一些，也是好的。可以了解到“红学”纷纭情况，了解《红楼梦》研究的复杂性。只传世抄本，就有这么些，而且各个抄本，都有不同之出。为什么不同，谁也不能明确说出它的源流和原因。至于说，现在世界上，是否只有这些种《红楼梦》抄本，这个谁也不能肯定，也许再过几年，又发现了更重要的《红楼梦》抄本，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至于说最早的印刷本，这在本文开头已经说过了，就是公历一七九一年的“程甲本”，和一七九二年的“程乙本”。都是程伟元印的。书名是《绣像红楼梦》，萃文书屋活木字本。有程伟元序、高鹗跋。扉页题《新携全部绣像红楼梦》，“萃文书屋”，全书最后页上又有“萃文书屋藏版”字样。保存至今的“程甲本”，有青石山庄影印本流传。
“程甲本”是经高鹗整理了前八十回，又补写了后四十回的完备本子。“程甲本”出版不久，即有北京琉璃厂东观阁刻本出现，直至本世纪初，木刻《红楼梦》有一百多种，都是据“程甲本”翻印的。直到一九二一年之后，才有亚东书局程乙本标点的《红楼梦》出版。其后近二三十年，才有据各种抄本校勘的《红楼梦》印刷出版，如俞平伯先生的“八十回校本”，红楼梦研究所的校注本等等。以上是印刷本《红楼梦》的简单情况。
当然，这些抄本、印刷本互相比较，虽有多种不同之处，但对一般读者说来影响是不大的。只有看的次数多了，有了兴趣，发现了问题，才会注意到版本的不同，那就在阅读《红楼梦》的途径上，更上一层楼，进入新的境界了。

“脂评”简介
《红楼梦》流传下来许多抄本，是现在研究《红楼梦》的重要资料。其原因不只是因为这些抄本年代旧远，是古文献，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抄本中，保存了大量的批语，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脂评”或“脂批”。也就是“脂砚斋评语”的简称。其实评者还不只是“脂砚斋”一家，署名的人很多，但因早期书名都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而人们习惯上叫作“脂评”。
一部文学作品，在写字时，一边写，一边就有人阅读，并在旁边写评语，有如旧时在私塾中读书写文，塾师给作文写评语一样，这种情况，在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而《红楼梦》却是如此，在创作的确同时，就有评书的人随时评阅。“甲戌本”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的话，说明“甲戌”是“再评”。既是“再评”，自然有“初评”了。“甲戌”是一七五四年，那“初评”是哪一年呢？起码退回半年、一年，甚至两年，正是曹雪芹三十来岁的时候，也正是创作《红楼梦》的主要原稿时期。“已卯本”、“庚辰本”所记，都是“脂砚斋凡四阅评过”。也就是说自“甲戌”前一二年到“已卯”、“庚辰”，这年间“脂砚斋”评阅过四次。而这个时期，曹雪芹一定也一再修改自己的原稿，或者续写自己的作品。悬想曹雪芹当年写《红楼梦》时，自然“举家食粥酒常赊”，曰子不十分富裕，但一定颇得志同道合者切磋之乐。可惜全书没有写完，他就过早地去世了。
说是“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其实在当时也不是脂砚斋一人阅评过，从最早就有别人参与阅评。“甲戌本”即有脂砚斋一条批语到
“余批重出。余阅此书偶有所得，即笔录之，非从首至尾阅过，复从首加批着，故偶有复处。且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自处。后每一阅，亦必有一语半言加于侧，故又有于前后照应之说等批。”
从这段“脂评”中，可以看到两点主要的问题，一是“ 脂砚斋评阅”的方法，即随意看、随意批，看了一遍又一遍，批了一次又一次，他以此为“乐”，有前后照应的批语等等。因为是“偶有所得”的批语，就有不同于反复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二是除他评阅之外，还有“诸公”，即除他之外，还偶别人也在阅读时加批，而且别人不是一个，是“诸公”，是好几个人。据现在十几种传世的抄本看，在这些眉批、夹批、旁批、总批等等纷繁的批语中，署名除“脂砚斋”外，还有“畸笏叟”（也署“畸笏”、“畸笏老人”）、“松斋”、“梅溪”、“常村”等人，在评语中还提到“棠村”、“杏斋”、“熙堂”等名字。这些批者的批语，虽然不少都署名了，但究竟是谁，和曹雪芹有什么关系，却都不得而知。但又有不少蛛丝马迹，供人猜想。作为研究考据的科学证据不足，作为引起怀疑想入非非的因素则有余。这样众说纷纭，十分热闹，莫衷一是了。
“脂砚斋”姓甚名谁，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于曹雪芹是什么关系，虽然有不少人解说过，甚至说就是《红楼梦》中的史湘云等等，但都不足为凭，因为均无科学论证，大都是臆断之词。但有几点却可以肯定：
一是脂砚斋是极熟悉曹雪芹所写故事背景及曹雪芹家庭历史的人。至于是男是女、长辈平辈、是族人还是亲戚，都无法肯定。
二是死得也较早，在曹雪沁去世之后，不久也就去世了。有一条畸笏叟的批语证明此点。批语云：
前批者寥寥。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续别去。今丁亥夏只剩老朽一枚，宁不痛杀。
在“靖藏本”、“庚辰本”第二十二回凤姐点戏一点下均有此批。“畸笏叟”不少批语都注明“丁亥夏”的批。据研究者考证，“脂砚斋”早在甲申前已去世。“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即曹雪芹去世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脂砚斋”也去世了。“壬午”是乾隆二十七年，公历一七六二年，“丁亥”是乾隆三十二年，公历一七六七年，前后差五年，“畸笏叟”还在批书。
“畸笏叟”何许人也，也不知道。有人说是曹雪芹的叔叔，但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据评语分析，“畸笏叟”年龄、辈份都比曹雪芹大，这是根据最有名的一则让曹雪芹更改“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文字的批语中考定的。原文云：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见，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遗赞”、“便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
自称“老朽”，又“命芹溪”，据此考定其人年龄以及和曹雪芹的关系，而且根据他的批语，可以知道他看过不少曹雪芹未修改前的原稿，以及八十回后半部已写好的一些稿件。现在所能知道“畸笏叟”的，仅此而已。
畸笏叟的批语很多，仅次于脂砚斋。他的批语大梁出现是在“壬午年”后，直到“辛卯年”，即一七六二到一七七一的九年中，而这都是在曹雪芹逝世后了。
除脂砚斋和畸笏叟之外，还有松斋、梅溪、常村等人。批语很少，更难确切说这些人是谁。但有两条比较重要有实际内容的批语，很值得重视。一是梅溪题《风月宝鉴》书名的批语：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这条批语说明曹雪芹有弟弟名“棠村”，但“棠”、“常”二字通用，这样署名“常村”的批语，可能就是雪芹弟弟的。有一条很重要的“靖藏本”批语：
九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常村。
这更证明了“淫丧天香楼”文字的改动是实有其事的了。
因为《红楼梦》是不部残稿，是一部未写成的杰作，存在的问题很多。再有曹雪芹身世资料太少，对于这样一个伟大作家来说，是十分遗憾的事。人们在大量的“脂评“中，发现蛛丝马迹，便想据之以探索《红楼梦》和曹雪芹生平的种种疑点。但是因这些评语毕竟是空泛赞赏的说，有实际内容的少，纵然有些实际内容，也一鳞半爪，说明不了具体问题。因之研究《红楼梦》和曹雪芹历史的人，纵然十分重视“脂批”，自一九二七年胡适买都“甲戌本”，翌年写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公布了若干“脂批”之后，接着不少抄本，陆续发现，人们重视“脂批”，希望能据以真正解决《红楼梦》的疑点，但迄今六十年过去了，实质上仍无重大的突破。无论是曹雪芹的生平，《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原来情节等等，仍然是猜疑的多，推理分析的多，而科学论断，有真凭实据的少。这是十分遗憾的。
“脂评”现在有两部专书，一种是俞平伯先生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是三十年前出版的。一种是法国陈庆浩先生的《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是十五、六年前出版的。二书均有新版本。把所有各种抄本中的“脂评”都汇编在一起，人们在这二书中，尤其是后一种书中，可以查阅到所有“脂评”，真是洋洋大观，数目的确不少。但是这么多“脂评”，经过许多专家研究，仍然不能确切地解决《红楼梦》内容及曹雪芹身世的许多疑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大概不外乎这样几点原因：
原因之一，是大量的“脂评”都是评价文字、赞赏故事及书中人物造型的，数量虽多，却都是虚的空的。如什么：
试问诸公，从来小说中可有写形追像至此者？
想黛玉此时神情，含浑可爱。
四字是极不好，却是极妙，只不要被作者瞒过。
随笔带出，妙，字义可思。
这是第一家宴，偏如此草草写，此如晋人倒食甘蔗，渐入佳境一样。
活宝玉。
妙谈妙意。
随便举一些例子，未注明是哪回书、哪一句的旁批或眉批，但这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些批语，只是属于赞赏的。如果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去利用“脂评”或研究“脂评”，那还有参考价值；如果研究《红楼梦》的疑点，佚文，或曹雪芹的生平，那么打量的这种内容评语，不管长短，都是无法利用的了。
原因之二，大量评语，跨越的时期很长，从上限“甲戌”之前，即一七五四年之前，到下限一七七一年“辛卯”，这中间几乎经历了二十年。这二十年的批语，即非一人所批，又不是按顺序加批，现在编汇在一起，除去注明姓名、注明年代的而外，其他打量未注姓名、年月，就算全是“脂砚斋”的评语，但哪个在前，哪条在后，或纷纭莫辩。纵然研究者再去查阅原书，不管是影印本也好，或是到图书馆善本部找到原书也好，这些也都是别人辗转过录的，甚至不知转抄了几遍，各种错误，每个抄本中都有，因而分析这些脂批，也有许多困难；以之作为论据，证实其他问题，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原因之三，是有实际内容的“脂批”，或其他人的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可以说基本都是单文孤注，不能作为论证的有力根据，也无法延展开来，使人们了解更多的具体情况。如关于改动的情节，“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段删去了，删去四五页，其中有“遗簪”、“更衣”等文字。但几十年来，也就是只此而已，并不能根据这些评语再研究出“遗簪”、“更衣”的具体情节，这就是“脂评”的局限性。当然，有人可以用推理的办法，想象出许多具体的故事情节，想的头头是道，言之有理。但这也只能作为考证文字中的分析猜想，或者作为艺术再创作中的推理演义，而这既代替不了科学论断的真实，更代替不了历史的真实。
由于以上三种情况，所以研究者虽然对“脂评”探索多年，仍无所突破，说来说去，仍旧是这些内容，半个多世纪，几乎是原地踏步。但人们仍然十分重视“脂评”，对《红楼梦》研究者说来，对爱好者说来，它仍旧有强大的吸引力和神秘感，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主要因为“脂批”中的一鳞半爪的具体评语，的确解答了人们关于《红楼梦》疑点中不少极感兴趣的问题。比如说《红楼梦》的佚文问题，曹雪芹在八十回后，原来写了些什么，在“脂评”中有不少扑朔迷离的线索，什么“花袭人由始至终”呀、狱神庙呀（“庚辰本”第二十回夹批），什么“故袭人出嫁后云”、”好歹留着麝月”呀（“庚辰本”、“戚印本”第二十一回总评），什么“伏甄宝玉送玉”、“这便是凤姐扫雪拾玉之处”呀（“庚辰本”、“戚印本”第二十三回评）等等。象这些使人感到极大兴趣的地方很多，不少专家都根据这些写文章探讨，猜疑，纳闷，甚至发展成为“红学”中的一个流派——“探佚学”，引人遐想，趣味无穷，这是肯定的。但其没有肯定的结果则是一样的——除非将来真能发现“旧时真本《红楼梦》”，出现了这样的奇迹，便能证实“脂评”。不然“脂评”也只是“脂评”，只有这些材料，是任何人也无能为力的。
“脂砚斋”也好，“畸笏叟”也好，这些真实姓名不得而知的人，是和曹雪芹同年代、同命运，过从十分亲密的人，他们看曹雪芹写的书，抱着同样伤感的思旧情怀，以赞美的态度、细密的文学评论观点，同时又了解作者繁华的过去和凄凉的眼前的身世，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写作安排，所以他们的评语都丝丝入扣。但是他们也同曹雪芹一样，似乎都是落魄子弟，更严重一些是犯罪之家的后人，因此他们未留真实姓名固然是憾事，但纵然了解到他们的真实姓名，恐怕也没有更多的资料证实其他。对于研究这尚且如此，对于一般读者，那就更解决不了那些不能解决的疑团了。但是有一点却必须肯定，即一是有实际内容的“脂评”，毕竟是研究《红楼梦》极重要的辅助材料。为此我特地写了这篇短文想读者简略地介绍一下“脂评”。这也是“导读”所必需的。

关于高鹗
说起《红楼梦》作者，人们一提就是曹雪芹，研究《红楼梦》的作者，专家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曹雪芹身上，有人称之为“曹学”。这些都是学术界的倾向，其实也并非自今曰始，自清代以来，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而对于“程甲本”流传以来的通行本《红楼梦》，它的三分之一篇幅的另一位作者高鹗，却提到的较少，不免有冷落之感。
这种情况，在学术界也是正常的。原因不必多讲。至于对一般读者来说，则应该注意到《红楼梦》的这另一位重要作者，起码应该注意到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要分清曹著部分和高著部分，不宜糊里糊涂把《红楼梦》现在通行的一百二十回都当成是曹雪芹的著作。因而应该了解一点高鹗的生平，联系他的《红楼梦》后四十回，在认识上不要忽略他，把他放在应有的位置上。
二是在第一项的认识基础上，阅读后四十回。这样就会注意到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种种不同，会很自然地发现许多问题。这样就会自然地发现后四十回哪些地方是有意模仿前八十回的笔墨，哪些地方是高鹗的创造。哪些地方写得好，哪些地方写得差。这样就可以在一部《红楼梦》的阅读中，收到不少研究比较文学的益处，而且也不能辜负高鹗的苦心。
一般读者看书不大注意仔细看“序言”、“引言”之类的东西，其实这是很大的损失。比较好的读法，不但不应该忽略“序言”，而且应该多看几遍，起码看两遍，即看正文之前先看一遍，正文看完之后再看一遍，前后印证，可以更好地了解书的内容。
在“程甲本”的程伟元“序”中说：经他“竭力搜罗”，才买到八十回后的几十卷。他“欣然翻阅，见七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家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剔”，又有“截补”，这就有很大的弹性，补两句也是补、补两回、几十回也是补，虽然含混其辞，但未欺骗读者。
接下来是高鹗的“序”，说友人程子泉以所购全书见示，并且说：“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高鹗呢？“欣然拜诺”，“遂襄其役”；“工既峻，并识端未”。一位说“盍分任之”，一位是“襄其役”、“工既峻”。“任”什么？“襄“什么役？峻的是什么“工”？这都是文人卖关子，实际就是补写书。在二人共同署名的“引言”中关于后四十回的来源那条说的更明白。试看：
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加修辑，使其有接应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这则“引言”，重在后四十回“更无他本可考”及“至其原文”——注意，这里不说“前八十回”——则可以有希望“再得善本”厘正。
因此，自“程甲本”、“程乙本”一经公之于世，那后四十回是高鹗所著，早在“序言”、“引言”就卖好关子，成了公开的秘密了。
最早明确记载此事的是张问陶的诗句，诗题为《赠高兰墅鹗同年——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诗中主要一联云：
侠气君能空紫塞，人自说《红楼梦》。
这里上句指高鹗的籍贯，他习惯上署“铁岭”，是关外人。下联即指补《红楼梦》。
张问陶，字仲治，号船山，四川人，是著名诗人，号称“清代蜀中诗人之冠”。乾隆乙卯（六十年）进士，和高鹗同年。他的四妹妹张筠嫁给高鹗。乾隆五十二年，张问陶有〈冬曰将谋乞假出齐化门哭四妹筠墓〉，诗中有句云：
似闻垂死尚吞声，二十年人了一生。拜墓无儿天厄汝，辞家久客鬼怜兄。
诗题下注明“妹适汉军高氏，丁未卒于京师”。这“高氏”就是高鹗，这是他和高鹗都未中进士前的事。《哭妹诗》七律四手，写得十分沉痛，“垂死尚吞声”，似乎是受气而死。
张问陶不但诗名大，而且祖上的官职和名气都很大，他曾祖张鹏，康熙进士，是清代有名的治河学家。雍正初年，入内阁，拜武英殿大学士，死后缢号“文端公”。张问陶由检讨作到莱州知府，后即侨寓苏州，以诗画自娱。诗自成家，画近徐青藤。他和高鹗是亲戚，又是同年，对于高鹗续后四十回《红楼梦》的事，自然了解的比较确实且详细。这组《哭妹诗》收在《船山诗草》卷十六“辛癸集”中，即嘉庆六年辛酉（一八○一）到嘉庆八年癸亥（一八○三）的诗，这时距“程甲本”（一七九一）、“程乙本”（一七九二）《红楼梦》的出版，不过十年光景。
清人著作中，记到高鹗的不少。他是乾隆乙卯（一七九五）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九十名，汉军镶黄旗内务府人。有内阁侍读考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他别好“红楼外史”。他所补写的《红楼梦》后四十回，从本质上说，自然无法同曹雪芹前八十回相比。这在当时就有人指出。嘉庆时陈镛在他的《散轩从谈》（嘉庆九年刊本）中写道：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第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乃刊刻时好事者补续，远逊本来，一无足观。
“远逊本来，一无所观”，是在高鹗在世时，部分读者的看法，自然这些人的观赏水平是高的。不过这些读者似乎没有仔细研究过，只是凭直观判断而已。
但是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已故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七曰写给俞平伯先生的信中说：
我觉得高鹗做《红楼梦》，他对于本文曾经细细地用过一番工夫，要他的原作恰如雪芹原意。所以凡是末四十回的事情，至前八十回都能找到他的线索……。我觉得他实在没有自出主意，说一句题外话，只是为雪芹补续完工罢了。（引自俞平伯《红楼梦研究》）
这是另一种看法，十分重视高鹗的功劳。认为他给曹雪芹补续完工。即曹雪芹是未完成的残本，高鹗给完成了。基于这种观点，因而有人说高鹗是《红楼梦》的大功臣，如果没有高鹗把八十回本《红楼梦》补写成为一百二十回完本，那八十回本也许流传不下来；即使各种抄本保存到现在，那也很难普及，不会变成今天这样家喻户晓的《红楼梦》。因而应该充分肯定高鹗的成绩。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很奇怪，两种截然相反的确意见，各有各的道理，而且似乎应该说都对。这不只是因为都能言之成理，而更重要的是都是事实，客观的存在。高鹗所续《红楼梦》后四十回，就是这样的。因而我是折中派、调和派，对于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我都同意，觉得都对。
《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比较，曹雪芹与高鹗比较，纵然是一般读者，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不难发现二者的差异、优劣，虽然“一无足观”的批评重了些，但“远逊本来”那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从情节上，虽然后四十回据前八十回的线索演义了不少，都能得到读者的承认，但在文学艺术的表现上，那所差就不是一点点。至于思想境界上，高鹗究竟与曹雪芹有多大差距，虽然无法比较——因曹的八十回后的文字已迷失无考，而其差距、优劣本身也是客观存在的。
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高鹗的续书，社会上只存在八十回本残缺的《红楼梦》，纵然是曹雪芹原著，纵然写得再好，但书未结束，不了了之，这对广大一般读者来说，如何能接受呢？所以高鹗续书，使《红楼梦》成了一部完整的作品，这首先就是极重要的贡献。
顾颉刚先生说高鹗对前八十回下过一番工夫，所以后四十回的情节，大都在前八十回中能找到线索。据俞平伯先生《高鹗续书底依据》一文归纳，后四十回有以下这些大事都是依据前八十回的伏笔暗示写的：
一、宝玉出家
二、宝玉中举
三、贾氏抄家
四、贾氏复兴
五、黛玉早死
六、宝玉、宝钗结婚
七、宝钗因宝玉出家被弃守寡
八、黛死钗嫁在同时
九、元春早卒
十、探春远嫁
十一、 迎春被糟蹋死
十二、 惜春为尼
十三、 湘云守寡
十四、 妙玉被污
十五、 凤姐之死
十六、 巧姐被刘姥姥收养
十七、 李纨因贾兰而贵
一八、秦可卿缢死显灵（第一百十一回）与鸳鸯殉主
一九、袭人嫁蒋玉函
以上种种重要情节，高鹗都是仔细研究了前八十回，根据前八十回的许多暗示、线索而写的。因此前后不但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而且似乎都是很自然发展的结果。这样使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一般看来，是浑然一体。虽然水平高的明眼人能看出“远逊本来”，而一般读者，大体是不注意的。这样高鹗的后四十回，在情节发展上，就先得到读者的承认，这不是偶然的。更重要的是，高鹗早《红楼梦》主要的思想和艺术主旨上，没有违背曹雪芹的原意，即悲剧的结局，不落传统才子佳人的俗套。这是续书比较成功的第二个原因。因而在文学艺术的价值上，也是要给予一定的承认的。
自然，从根本上讲，高鹗和曹雪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不单纯是因为才华和生活经历的巨大差别，即使在续书本身上，高鹗也有不少欠缺的地方，其最大毛病，就是过分拘谨，小心翼翼，正统思想作怪；还有就是装腔作势，扭捏地硬学前八十回的片段和写法，使人一见就知是模仿，东施效颦，而又学不象，笨手笨脚，使人看了觉得可笑。
但高鹗也有不少好文章。清同治、光绪之际，有一个不著名的江顺怡，写了一篇《读红楼梦杂记》，其中一则道：
“多多少少穿靴戴帽的强盗来了，翻箱倒笼拿东西。”强盗竟穿靴戴帽，奇文。虽穿靴戴帽而拿东西，实凶于强盗，文外微旨。
所引是一百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的文字，正是高鹗的“奇文“。在这种地方，正显示了高鹗续书的功力。所以说来说去，虽说高鹗续书不好，或者不够好，但还是承认他是《红楼梦》的比较成功的续书者。这是客观事实，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我们不妨把曹雪芹和高鹗作个简单的比较，看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
曹雪芹、高鹗同异之处：
一、雍正、乾隆人 乾隆、嘉庆人时代衔接
二、汉军旗 汉军旗 同
三、正白旗包衣 镶黄旗内务府 旗籍近似
四、织造后人 内务府后人近似
五、能诗画、多才艺 有诗集传世相传近似
六、罪人之后 先世未闻有罪不同
七、似无科名 进士 不同（同治刊梁恭辰《北东园笔录》记曹雪芹为“老贡生“、光绪刊毛庆《一亭考古杂记》记曹雪芹为“汉军举人”，均不可靠。）
八、经历秦淮繁华 未经历不同
九、穷困潦倒半世相传 内阁侍读、选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不同
十、有女名仪凤、字秀 无后人辈出芝，女诗人 不同
根据上面简表对比高鹗与曹雪芹相同、近似与不同之出，除去才华不能作机械的比较而外，从其他条件来看，高鹗是有条件为《红楼梦》写续书的。但即使如此，他也是勉为其难，在他以后，不可能再有第二人，事实上也没有。其他任何人想学高鹗给《红楼梦》续书，我不愿用“可笑不自量”这一类话去讽刺，实际上是不可能，肯定要失败的。
因为续小说同续史书不同，一是主观创作，感情奔流；一是客观事实，判断叙述。因为曹大家续《汉书》，能成为千古名作；高鹗续《红楼梦》，就不能代替曹雪芹的构思与感情。至于高鹗以后的人，就不要再犯傻劲了。高鹗代替不了曹雪芹，你怎么行呢？你还是用自己的思想、经历、情感和才华写自己的梦吧！
思想高度和学问
如果从文化角度出发，把《红楼梦》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积累，发展了两千多年后，在文学领域中形成的结晶，我想这么说，是不过分的。
有人说：《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这种说法又对又不对。对的一方面是说明它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似乎积文化之大成；不归的一面，即它毕竟是一部小说，是一部文学艺术作品，而不是一部类书，不是一部辞典，不能等同于百科全书。
《红楼梦》不同于《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金瓶梅》等等。《三国演义》是历史故事，没有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水浒》刻划了许多江湖英雄形象，也写了社会生活，但文化气氛反映很少。它是一部文学名著，但并未在书中反映出那时的文化，这自和它的故事内容有关。《儒林外史》写的是当时的读书人，写的是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部分文化面貌，但深度、广度都无法与《红楼梦》相比。而且《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它写的是知识分子大多是讽刺的对象，因为它的文化气氛被冲淡了。至于《金瓶梅》，它是另一类型的社会小说，就整个历史时代说，它所反映的只是一个县、一个乡绅阶层的生活面，无法与《红楼梦》所写的皇家体制、贵戚风范这样的阶层人物相比，因而其文化气氛的深度、广度是大不相同的。鲁迅先生曾赞赏过用“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太”写富贵豪门气氛的传神，如果能够理解这点道理，就可以理解《红楼梦》在历史文化方面所反映的深度和广度了。
曹雪芹以渊博的学问和超群的才华，写出了《红楼梦》，在《红楼梦》中处处显现了学问，处处显现了才华，而读者又感觉不到他是在卖弄学问、才华，这才是真学问、真才华，这才是文化的结晶。如果一显露痕迹，那就如佛教说的，落了下乘，甚至不值一看了。清代嘉庆年见有人写过一部小说《花月痕》，也有点小名气，书中也讲学问、也讲诗词，似乎作者也很有学问，但是使人读了全身不舒服，老感到作者似乎用着九牛二虎之力，在显示他的满腹才学，而正见其无能和肤浅。在《红楼梦》中，读者是不会有这些感觉的。令人真有“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感。
这样说似乎有点玄妙，不妨举些例子说说。人类文化表现，是一个累积的数字。其光芒表现，首先在于思想见识上。书中些到特殊见识的地方很多，如第二回借贾雨村之后，大论“天地生人”，所谓“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癖，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等等，最后归结到“成则公侯败则贼”一句上。
“成则公侯败则贼”也常常说成“成则王侯败则贼”，原是一句民间俗语，说破了封建时代统战阶级的本质，原是藐视封建制度森严等级观念的一句反抗话、牢话。而至于曹雪芹却将其理论化，例举古人，作了明确的论证。这对当时的封建体制来说，是一个大胆的揭发，是十分尖锐的。但又出自“贾雨村言”、“冷子兴“等人之口，此又是小说家言了。
第五回借警幻仙子之口阐述了“情”与“淫”之关系时道：
“非也．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
这种特殊的观点见识，是把孟子所说的“食、色性也”推进一步，由动物本性推进到人类的文明思想。所谓意淫，既是爱情的“升华”，所以他驳斥了儒家“国风好色而不淫”的说法，提出了“好色既淫，知情更淫”的说法。按“淫”训为男女不依礼而交，见于《左传》成二年记载“贪色为淫”一语。“国风好色而不淫”之“淫”，应如《书•大禹谟》“罔淫而乐”句的“淫”，意思是“过度”。
再如第十七回宝玉题对额，曹雪芹的传统艺术观点、美学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中不少独抒新见，冲破樊篱的见解，十分珍贵。如论“稻香村”之“天然”道：
“却又来！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
这精辟的见解，直刺封建皇家制度的虚伪。因为修大观园，是为了元妃省亲，是皇家的“离宫别苑”，不同于一般的私人花园，必须按照皇家体制修。而我国自古以来皇家苑囿，必须体现狩猎、亲农的意义。即不是单纯为了皇帝游玩，而是体现皇帝关心渔猎稼穑诸农事。所以田家村庄是皇家园林的必然点缀。清代圆明园中有大面积稻田，有“多稼如云”等景区。西太后那拉氏修颐和园，也修了桑园、蚕室等等，表示关心农桑。自然这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虚伪性。这点被曹雪芹用贾宝玉的言论，尖锐得戳穿了。此等言论，贾政自然要“气的大喝了”。
另外如第五十回贾母批评说书道：
“这些书就是一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这么坏，还说是‘佳人’……”
这可以说也是曹雪芹的“文艺评论”，“一套子”三个字多么尖锐中肯！直到今天，不是还有不少“家”们，在重复着模式化、概念化的玩艺吗？二百多年前有，今天有，未来恐怕还有。在艺术上，模式化的东西多么容易；而创新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又多么难呢？
高度的文化修养所闪耀的光芒，第二表现在渊博的知识上。这一点，不要说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很难有一布文学作品能与《红楼梦》相比，即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
《红楼梦》时代的知识学位，从当时的社会眼光看，首先是科举功名之学，也就是从小学《四书》、五经，学做试贴诗、八股文，考秀才、举人、进士、然后去作官。这是每一个读书人第一必须讲求的学问，也是每一个读书人的必经之路。尽管可以不去考秀才、举人等，或是考不取，但读书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如今天有人问：曹雪芹小时候读什么书？学习写什么文章？那就可以毫无疑问的回答：先读《四书》、五经，再读时文、试贴诗，学写八股文、试贴诗，同《红楼梦》中贾宝玉学的、写的一样，这是当时唯一的教学内容。如果说，曹雪芹小时候是学写八股文出身的，也许会吓人一跳，但这是历史的真实，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正如《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说的：就是孔夫子生活在那个时代，也要学作八股文。因为明、清两代近五百年五十年中，国家以此试士，教师以此课徒，家长以此教子，题目都出在《四书》中，所以第九回贾政教训宝玉时说：“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四书》背不熟、讲不明，就无法学会作八股文；而作不来、作不好八股文，就无法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考取的希望。所以当时无论多大的学者、诗人，在小时候（包括童年和少年）读书时，都是读《四书》、五经，学作八股文、试贴诗出身的。其他诸子百家、古文、唐诗、宋词等等，都谓之“杂学”，在考名之前，不能专学这些，尤其小时在书房读书时，更不能学这些，惟恐耽误了“正课”。
曹雪芹自不例外。但据现有材料了解，他也并无任何“功名”，他是否参加过最起码的八股文考试，即县里考童生，或府里考秀才，不知道。他是否纳过监，想高鹗在后四十回中写贾宝玉一样，以“监生”的资格参加举人考试，也不知道。但从《红楼梦》那么高的艺术水平、写作水平来说，曹雪芹幼年必然受过较长时间严格的基础教育。老师教的绝不会是“小说作法”，自然也还是《四书》、五经、八股文了。
曹雪芹本人是反对这些的，书中的贾宝玉也反对这些，而又不得不学这些，这是那个时代不少“才子”面临的共同矛盾。但在被动的，以《四书》、五经、八股文为唯一教学内容的严格基础教育训练下，却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成为历史名人、著名学者。象曹雪芹，却又能写出这样的《红楼梦》来，岂不奇怪？
才与学是不可分的，曹雪芹如果小时候不读书，又如何写《红楼梦》呢？但这样的教育之“因”和《红楼梦》这样的“果”又如何解释呢？
我想由于三点意外的收获：一是认识八千左右中国汉字，同时掌握了音、形、义、四声等以及种种通假关系，并能熟练地运用这些文字。二是读熟了中国文化最原始最基本的典籍，这是中国文化的根，后来的都是从这个根萌发生长出来的。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中国任何学问，有游刃有余，无往而不利。反之，不管花多大力气，用什么方法，终究隔了一曾。三是受到了严格而又特殊的记忆训练、运用文字的思维训练。受过这种训练的人，一般都具备了十分强的记忆力，并记忆了大量的经典资料，具备了精微、准确的思维能力，而且十分敏锐。有此二者，去作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内的任何学问，都是十分方便的。
“八股文”这个腐朽的“怪物”，是会帮助中等以上聪明才智的人，而专门作弄愚人的。所以有人说；聪明人学会八股文，便更聪明；而笨人学会八股文，便更笨。曹雪芹自然是属于前者，与他同时的那众多的乾、嘉学派的有成就的大学者，也都是属于前者。不如此理解，便不能解释这个“怪物”和这个历史矛盾。
当然，我并不是说曹雪芹就因此写出了《红楼梦》，我只是强调他小时所受教育及文化基础，而他那其它方面渊博的知识，是在此基础上获得的。
清代读书人，把“八股文”叫作“敲门砖”。意思是学会它拿来敲科举仕宦的大门。有的很快把门敲开了，便立即丢掉“敲门砖”，或专心作官，或在作官之余研究他喜欢的其它学问。有的人拿着“敲门砖”，总是敲不开科举仕宦的大门，自然也不会老举着这块砖，有的暂时放下，去作其他学位；有的放弃功名，干脆丢掉。在曹雪芹之前的蒲松龄是一生拿着砖未敲开科举门的人，丢开“砖”写下了著名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在曹雪芹之后的高鹗，是曾拿着“敲门砖”敲开了科举的大门，然后又丢开了“敲门砖”续《红楼梦》后四十回。曹雪芹具体情况如何？没有资料证明，不能肯定回答，以上只是根据历史条件所作的分析。
曹雪芹的渊博知识在书中时有表现。对老、庄哲学的谈论，对佛教禅宗哲学的谈论，这些都是当时一般读书阶层认为比较高深的了。就曹本人说，这自然是有了较高的文化基础后，浏览研讨所得，运用到了小说中。
对诗学、词学，表现的最多，当另列专题讨论。
戏剧在《红楼梦》中穿插较多，说明曹雪芹戏剧知识十分精深。不过在当时北京贵戚家的子弟中，找一些戏剧专家，也还不算稀少；也还是部分文人学者的共同爱好。
医学，也是当时读书人比较接近的一门学问，虽较诗、词、戏剧等，学习的人较少，但还是比较接近的。一是大量医书，从元老到文辞，联系不少阴阳五行、博物、历史、地理等知识，没有较高的文化基础不能阅读。而一般读熟《四书》、五经的人，容易读懂医书。二是八股文揣摩不好，敲不开科举大门，寒家子弟往外便改而学医，称作“儒医”。既可谋生，又与社会有益，也是受人尊敬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做写医理、脉案，都十分细则，说明他在医学上，不只是记住几味药名，有点常识，而可以看出他是精通医书、脉理和各科处方的。
书、画，曹雪芹是画家，这在现存关于他的零星资料中，已得到证明。看他在书中所讲的种种画理、色彩原理、各种造景，也无不一一如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唐代大诗人王维所创的意境，于《红楼梦》中处处见之。说明曹雪芹的艺术构思，得力于画理的很多。
园林，《红楼梦》中着力写了大观园，因为文字所描绘的园林实景极为成功，再与故事人物结合起来，因而这座小说中的大观园不知迷倒了多少人，直到今天以迄未来。这自然首先由于曹雪芹精通画理，精通园林艺术。曹雪芹当年写大观园，是否以某些真实园林（如随园、织造府西园、北京恭王府园林等）为蓝本，现在虽然众说纷纭，但都拿不出明确、有力的证据，因而无法确认。当时比曹雪芹大四十来岁的名画家高凤翰《南埠山人学文存稿》中，有一篇《人境园腹稿记》，其中风景设计，与大观园神似之处颇多，我猜疑曹雪芹在绘画、园林等艺术思想上，受受过高凤翰的影响的。不过这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寻求旁证，进行研讨。在《红楼梦》的研究中，注意到曹雪芹家世的较多，而注意到他在学术上，艺术上的师承及所受影响则较少，实际上这后一点我感到很重要。
以上所谈，老庄哲学、佛学、诗学、词学、戏剧、绘画、园林、医药等等，在《红楼梦》中无一不写到，无一不精湛，这已够洋洋大观，十分渊博了。这对当时读书人来说，还是“文人雅事”，能精于这些方面的学者还是很多的。乾、嘉学派的大学者门，大多能涉及面相当广，既精于治学，又精于艺事。曹雪芹的渊博知识，同那个时代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另外还有些一般文人学士认为是俗事、鄙事，因而不屑于一顾的，如烹饪、服饰、陈设、风俗、游戏等等。实际上也反映了我过民族文化的一个侧面，无一不是长期历史文明螦结的硕果，而曹雪芹无一不精，无一不爱。这自然和他家经历过繁华盛会，见得多、识得多分不开，但更重要的也还是他兴趣广泛，观察细致，多才多艺。所以他写入书中，一个菜、一味“茄鲞”，烹饪方法，说的头头是道；一件衣服，华丽的孔雀裘，烧了一个，织补起来，“界线”穿针，说的妙入丝毫；结个网络，说花样，什么“一炷香”、“朝天凳”……说颜色，什么大红配黑、石青、松花配桃红……这些例子在《红楼梦》中是举不完的，无一不是学问，无一不是文化的结晶。
因而我们从《红楼梦》看到的，不是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而是处处都有学问，都闪耀着历史文化的光芒，而这些又水融的融汇在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中。使人感到处处有学问，而处处又不感到作者在卖弄学问。这也是《红楼梦》之所以为《红楼梦》的伟大处。

“意淫”与“性观”
《红楼梦》在第五回“警幻仙曲演红楼梦”中，关于两性关系，提出了“好色即淫，知情更淫”的观点，又提出了“意淫”二字。这种提法，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以及后来，甚至于今天，都是十分大胆的、比较特殊的。这样提是什么意思，又是为什么呢？历来谈“红”者，对此很少谈到。用曹雪芹自己的话来解释，对于前两句，他说道：
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这话是警幻仙子说宝玉的；但是否这是作者自况呢？按下去解释“意淫“道：
“非也．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宁荣二公剖腹深嘱，吾不忍君独为我闺阁增光，见弃于世道，是以特引前来，醉以灵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如此，何况尘境之情景哉？而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
《红楼梦》第五回，写的是迷离、虚幻，使人目迷五色。主要是文人故弄笔墨，炫耀才华，同时暗示全书人物的未来。但因《红楼梦》是一部残书，好的人的结果都未写完，因此我们不能对照十二支曲子来印证十二钗的结局。不过还是比较容易理解。作者把后面写实的故事，在开头蒙上神秘的僧、道烟雾之后，爱次再蒙上一层仙子的沙幕，使他的故事不但使人相信是“假语村言”，而且又是美丽的仙幻神奇境界，折衷中艺术表现手法，比较明显是受了《庄子》和道家记传类的影响。而对于“色”、“情”、“淫”、“意淫”等说法，那又是受了什么影响呢？
这些话可以分两方面来分析：一是写宝玉作为一个少男，在青春萌动期，第一次性感觉所造成的睡梦中的迷惘感，似幻似真，这在每个人从少年进入青年时期中，都是要经历的。从生理学、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是必然的现象。往往由一个异性的偶然印象刺激所引起，在心理上、生理上发生反应，而产生这种梦境中的幻觉，而其生理反应则因为青春期的性神经曰渐成熟，又感到是“真”的。曹雪芹在描写宝玉的这种少年青春期心理、生理的萌芽状态，写的是十分细腻而深刻的。
这对成长中的少男来说，是一种十分迷惘而神秘的记忆，一般是不为人所知的。别人如有所知，自己便十分羞愧，深圳恐惧。这也是青春期的自然心理状态，曹雪芹也都写到了。在第十三回中，宝玉“从梦中听见说秦氏死了，连忙翻身爬起来，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觉哇的一声，直喷出一口血来”。这些话作为写宝玉这样一个敏感的、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其心理上的秘密，突然受到刺激，有此反应，看似奇怪，实际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要从青春期生理学、心理学去理解。如果想入非非，就难以正确了解这种描述，甚至产生误会。有人把这里的描述和太虚幻境“可卿救我”，以及前文所写“一个嬷嬷说道”、“哪里有个叔叔往侄儿房里睡觉的理呢？”等语，便认为宝玉是和秦可卿“初试云雨情”。这样的分析，近于猜谜语，是不相宜的。因为小说所写的故事，只能以书中的描述来分析，以事理来分析。书中固有明写、暗写，但如果能从明写的地方分析得通，那就没有必要再扯到“暗写”的，一定从字里行间往“非非”方面猜，这样反而会上了作者的当。曹雪芹有知，也许会偷笑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作者如果单是写宝玉的心理、生理变化，写得美丽、朦胧一些，完全是可以的，何必再在这中间又发好多议论呢？这些议论所联系到的问题，远比宝玉的那些心理、生理变化的描述要复杂的多。它似乎可以联系到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人类性本能；
二是爱情萌发与欲念冲突的区分；
三是封建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
四是伪道学和妇女地位。
曹雪芹借警幻仙子之口发的那些谈论，同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密切相关的。他对于这些问题上传统的似是而非的说法，以及无人谈到的客观上的不合理社会现象，都提出了自己独特而大胆的见解。
儒家最早的理论，提出“食色性也”的说法，又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将前论作进一步的阐明，不但明确指出饮食与男女是人类的“本性”，而且又指明是人类的“大欲”，即非有不可、关系到生存的事。既然是“本性”、既然是“大欲”而且是非有不可，因而这就关系到社会的安定。首先强调“礼”，使之纳入有秩序的合理的婚姻关系中，用婚姻、家庭来解决男女问题。人类由母系社会进入到父系社会，由奴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在几千年的经验中积累了知识，提高了认识，比如“同性不婚”，就是由于认识到血缘相近的婚配将导致后代的低能。“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告、纳征、请期、亲迎”等婚礼的六个程序。“男女八岁不同席”、“男女授受不亲”等隔离、约束男女关系的仪礼限制。所有这写，在封建社会初期，对于健全家族制度、繁衍和优生人口、安定社会秩序，都是有重要作用的。因为“”、“性冲动”是出于人的本能，感情上的因素，要靠理智上的因素来抑制和约束，约束在道德、礼法、法律的范围内。当然，理智上的抑制和约束，是自我的、主观的，而客观上，既有道德、礼法、法律等限制和舆论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又有种种诱惑、刺激，主要是两性之见的吸引。如果男女之情被限制在道德、礼法、法律所赞赏、允许的范围内，就是美满的、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前进的。反之，就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所以儒家的理想社会，除去衣食温饱而外，还追求的是“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使男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得到最大的满足，从而消除了社会上由此而引起的不安定因素。但这种理想境界几乎无法实现，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封建社会发展到《红楼梦》时代，儒家的思想体系也延续到《红楼梦》时代。由于封建经济特权、政治特权、以男子为中心的夫权等等，封建皇帝三宫六院、嫔妃宫人成百上千；又加上封建宫廷的太监制度，封建地主、官僚三妻四妾，买卖婚姻，娼妓制度，使得妇女地位较之封建初期降低了不知多少，成为权势与金钱的贡品、商品、牺牲品。而更可悲的是：妇女本身在少女时期、处子时期，天真未泯，纯真无邪，一切情与性都是善的、美的；而涉世一深，为世俗熏染，自己便也把自己当成商品、牺牲品，情已不真，往外便只剩下“欲”了。这样也就往往成为恶的、丑的了。
曹雪芹借警幻仙子之后，为当时封建社会这种压迫青年男女、尤其压迫青年女子的丑恶现象鸣不平，怒斥了封建社会假道学的虚伪，揭露了封建贵族家庭**有的那中见不得人的罪恶。而又把少男、少女由互相爱慕的纯真感情升华而产生的性行为，和一切在伪道学掩盖下的加以严格区别，使前者和后者的丑与恶有鲜明的对比。
由于曹雪芹大胆而坦率地赞赏少男、少女由纯真爱情做导致的纯洁的男女关系，而且明确这是必然的结果，即“食色性也”的本质，所以提出了“知情更淫”的论点，把它放在“好色”之上。因为“知情”是内在的、是双方的、是对等而不掺杂任何邪恶的。而“好色”只是表面的、是单方的、甚至于是同于动物本性的、是不对等而掺杂了种种邪恶的，如暴力的屈服、权势的压迫与威胁、阴谋的欺骗与诱惑、金钱的买卖与贪婪等等。
由孟子的“食色性也”，到曹雪芹的“好色为淫、知情更淫”等观点的提出，对“性”认识、“性”与“情”关系的认识，既是符合客观规律、又是有所前进和发展的。即孟子指出是“本性”，而曹雪芹进一步肯定了“情”的重要意义，同时区别了善与恶、美与丑。这比，圣经》中所说偷吃伊甸园“罪恶”的果子，以及释迦经典中的“不清观”到要现实而客观得多。这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性观念是理性的、道德的、社会的，是从生理、心理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基督教和佛教经典中则都是宗教的、纯主观的认识。至于中国另有道教的“性”观念，如“素女经”、“房中术”之类，又作为纯生理的追求，那就变成违反人情、脱离社会道德的东西了。
有人把《红楼梦》和《金瓶梅》作比较，其实如从作者对性观念的认识来将，二者是不可同曰而愈的。一个是有明确的观点，有比较理性的先进的认识，有善、恶同美、丑的区分；而一个则是纯欲念、势力、金钱的杂揉。从明代万历到清代康熙，即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初，我过江南苏、松一带，商业、手工业经济十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有所萌芽，适应市民阶层的通俗小说大量出现，追求感官刺激的东西也就多起来，其中不少就是描写的坊刻本读物。但文笔大多低级而粗糙，其中只有《金瓶梅》是特殊的，是一部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书，在文学史上，自应有其一席之地。从文学史、文学继承上来探讨它与《红楼梦》的关系，自有其价值和必要，这里不准备多说。这里只说它的性观念和性描绘，及其渲染的本身。它所表现的性观念是世俗的、利欲的，所描绘的全是的、丑恶的；渲染的目的不是为暴露社会的罪恶，而四化大业是为了迎合世俗嗜欲者的口味。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同《红楼梦》有原则的根本的区别。
《红楼梦》又写了它所要暴露和斥责的东西，如贾珍和秦可卿，凤姐与贾瑞、贾蓉、贾蔷，贾蔷和尤二姐，贾珍和尤二姐，贾琏和尤二姐、贾琏和多姑娘，贾琏和鲍二家的种种丑态，或暗写，或明写，极尽暴露之能事。再通过焦大的痛骂，柳湘莲说宁国府“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等等，把鞭斥发挥得淋漓尽致。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情节是删改过的，这是很明显的，引“脂评”作证也好，从文字分析也好，都可以看出不少改动的痕迹。现在只能看到“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的文字，“淫丧天香楼”的文字是看不到了。因此有人就怀疑，这删改之前的文字写得一定很，一定和《金瓶梅》一样。甚至有人推论，曹雪芹原来不少文字，都是和《金瓶梅》一样的描写等等，这些说法和猜测，应该说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持这种观点的人，首先没有把曹雪芹对性关系的认识、观点和区分弄清。而这点是很重要的，是《红楼梦》区别于《金瓶梅》的重要标志。
曹雪芹在第五回中借警幻仙子之口所发的议论，便是他关于男女关系的文字描述的理论根据。也由于这一点，所以他所写的宝玉的生理、心理的朦胧性感，和袭人的反应、温存等等，都使人感到是美好的。不但这点，即如秦钟、智能的偷情，茗烟、万儿的幽会，也没有使人感到是丑的、恶的。作者没有道学家的观点，把除去“敦伦”之外的性行为都看成是“大逆不道”。也没有世俗的受到伪君子的影响，把这些都看成是见不得人。宝玉“坏”到同秦钟、智能儿开那样的玩笑，而并未使读者感到丑和恶。他发现茗烟、万儿的幽会之后，提醒万儿快跑，而又叹息茗烟之不懂情，连万儿的岁数也不知道，深感万儿所托非人。这些情节的描绘和表现，都使人感到是“知情”，而非“好色”。这是善与恶、美与丑的分水岭。再有写到司棋与潘又安的幽会，也是这一类的。这就是说：一切少男、少女以纯真感情发生的性关系，是用两人的真挚感情作基础的，是先情而后欲的，是纯乎自然本能的升华，所以是值得赞许的。而且他赞赏的是天分中懂得用情的多情种子——即“知情”，有情到予即“知情更淫”，即“意淫”。把这一观念，提高到“本性”——甚或坦率的说是动物性——之上。
曹雪芹在“知情”、“知情更淫”、“意淫”翟烩一特别强调的“情”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情各有所钟的要义，即“贾宝玉悟情梨香院”那一回书。使宝玉懂得“知情”之各有所属。宝玉这位“呆公子”看了贾蔷、龄官的一片痴情后，大有所悟，回到怡红院对袭人说出“只好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罢了”的透彻话。
本来，中国传统，把这种较为隐晦的感情和男女欲念相结合的成分叫作“因缘”、“情缘”，所谓“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因缘莫羡人”，归入到不可知的宿名论。这是沿于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和道德观念。少男、少女在年龄很小，青春刚刚要萌发时，虽然互不相识，突然在法定婚姻仪式之后，结为夫妻，有了性关系，马上便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完全是非常自然的。但这只能发生在年龄较小，双方都天真为泯，都未留下眷恋另一异性的感情的影子，同时社交不频繁的古代。有人说：中国旧式婚姻，是先结婚，后谈恋爱。这对两小无猜的少男少女来说，是有可能的。但对新式婚姻来说，这样的结合、这样的论调，自然是十分荒唐而错误的了。
封建婚姻之不合理，其弊端自是多方面的。而最明显的则是“先性”、“后情”，这与曹雪芹所说的正好相反。因此曹雪芹借警幻之口所提出的种种理论，不但无情地鞭斥了封建社会富贵之家的种种荒淫无耻，戳穿了假道学关于“色”、“淫”二字的虚伪面纱；而且更可贵的是，揭露了封建婚姻的不合理，大胆地提出来了“情性合一”。“先情后性”，也就是“知情更淫”的主张。其可贵之点，在于顺乎本性、顺其自然。这同现在的婚姻制度：先恋爱、后结婚，婚姻是男女双方自己的事的原则是一致的。而曹雪芹却是在二百多年前就提出了这种观点，虽不能说是多么先知先觉，但明确大胆之处是十分可贵的。分析到这里，就可以回到前面所说的这段理论所联系到的问题上去。所说联系到的四个问题，在分析中都约略谈到了。这不单纯是贾宝玉的问题，而且带有更普遍的意义；这不单纯是爱情问题、婚姻问题，而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段议论的深度，《红楼梦》这部书的深度，恐怕也就是表现在这种地方吧。

文学手法、语言文字
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通过语言文字使读者接受的。所以我们读《红楼梦》，首先接触的，是它的文字。在这篇文章中，我想专门就《红楼梦》的文字，包括表现手法、精彩片段、传神语句等方面，谈谈自己的感受和看法。讲述《红楼梦》有三种问题。一是实的，如具体一个官名“知县”，只要按照历史说清楚即可，不致引起争论，因为只有简单与详细、正确与错误的不同，这类问题，不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分歧。二是半实半虚、半真半假的。如“大观园”在什么地方？你说是作者创造的，世上根本不可能有真的“大观园”（不包括现在造的）；而他说大观园在这里，在那里，说得有来有去，如果有兴趣争论，那可以永远争下去。三是完全虚的，对小说中人物的评价，关于文字语言的赏析，这就是每一个读者都有自己的体会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个人都有自己会心的地方，赞赏的地方，纵然大体相同，也可能深浅各异，也会引起七嘴八舌的陈述；如有大相径庭之处，那就会引起更大的争论。在这一节中所谈的，都是属于第三种类型——虚的，因而我只能说个人的感受和看法，供读者参考。
《红楼梦》作为文学艺术，其故事之所以能特别吸引人，首先是因为它写出了活生生的生活，深刻地反映了生活矛盾，反映了社会的场景，而不是个别人的故事。这种表现方法，是其他小说如《三过》、《水浒》、《儒林外史》、《金瓶梅》等都无法与之比拟的。
其他说部，都是以某个人作为主角展开故事的。不论是一两个人——爱情说部的男女主角，或是几个人一串主角，都是以这个或这些人为中心来写，其他都是配角，是为主角服务的，如《西厢记》，张生、莺莺是主角，连红娘也是配角，老夫人、长老、惠明等就更不用说了。不管主角在不在场，配角的活动都是为主角服务的，脱离主角的他们本身的生活没有一点展现。《水浒》写了不少人，谁是主角呢？是分段写的。林冲写一大段、宋江一大段、武松一大段等等，在这一大段中，他就是主角，别人的活动都是围绕着他写的。等到后面，全体上梁山，写打仗场面，那有如写历史小说了。前面以人为中心，没有什么社会生活画面，偶然有一点也不多，是陪衬。后面写打仗，就更无生活气氛了。《金瓶梅》写了一些社会生活，但是是以西门庆为中心，其他人和事都围着西门庆转。偶尔有写到潘金莲、李瓶儿等人的，并不多。这些说部，在叙述故事上，总是以主角为中心，故事围着他展开。《红楼梦》在这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使故事生活化了，主体化了。读者感觉到社会的真实存在，而不是孤立的几个人。是一个时代、一个家庭、一个社会在生息着、运动着。
一说《红楼梦》，人们一下子就想起宝、黛、钗、凤，似乎他们就是《红楼梦》的主角。是不是呢？既是又不是。说是，因为宝、黛爱情悲剧、金陵十二钗故事，荣、宁二腐衰落，都是围绕这几位主要人物展开的。说不是，是因为如果说主角限定是极少数人，那许多人就不能说全是主角，这就连宝、黛、钗、凤也不能算是《红楼梦》的主角了。因为文字不只是围着他们描绘，故事不完全是以他们为中心而发展，其他人物，有时是很小的人物的活动，并不完全是为他们服务的。在故事展开中，宝、黛有时是描绘的中心——主角，有时纵使宝、黛也会变成为配角。这种情况，在整个“红楼”故事中，随处可见。读者在阅读中不难发现，如果同《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西游记》等一比较，就有更明显的感觉。
小说中不以主角为中心来描绘，那便常常以事件为中心来描绘，自然在事件中，也要写人，但是这种写人是以事件为轴心，人是在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中显示的。“事件”就是生活，把人物放在事件中来描绘，人就是生活中的人，就掀得更形象，更亲切。如秦可卿丧事中写凤姐，并不是以人为主，而是以事为主，但表现人物的效果，远远地超过单纯写人。因为读者的思维，为故事情节所吸引，好象自己也在事件中，事件中的人物种种，有如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因为更感到亲切。《红楼梦》中自然也有不少单独写人的篇章，但是更多的是把人物放在事件的发展中来描绘。
《红楼梦》在艺术上的表现手法之一，是极善于用生花妙笔写群体，不论是人物众多的群体，还是三五个人的群体。在这种场面中，哟许多人在活动，溶为一体，但又各有姿态，各有性格。同时分不出主次，不能说谁是主要人物，谁是陪衬人物。如刘姥姥逛大观园，鸳鸯女三宣牙牌令这些场面，我们很难说，在这段故事的发展中，刘姥姥、鸳鸯就是绝对的主角，别人就是无足轻重的配角。读者看到的是一群人，一个欢乐的场面，而不只是一个人、两个人。人多是这样表现，人少也是这样表现。如宝玉到梨香院看龄官、宝官、玉官以及其他女还子，这一小段情节，表面看重点是写龄官，而暗中的重点却又是写宝玉，所谓“情悟梨香院”，这“情悟”是宝玉情悟。宝玉让龄官唱《袅晴丝》，遭到拒绝，宝官在边上答腔等等，这几个人，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可有可无的人物，在这一事件中，他们每个人都起到了作用，显示了性格，三个主要人物在这一小段活动中，说来是难以严格分主宾的。少掉谁，这个画面表现都不生动。这就是让人在生活中显示自己，而不是作者把他当作主角来描绘。
《红楼梦》中另一常用的手法，是使主、次人物的活动穿插起来展开。怡红院中的活动、潇湘馆中的活动，大观园内、大观园外，老太太房中，凤姐房中……所有各处的生活都在同时展开着，爱作者的脑海中，浮现着的，永远是整个社会的活动，整个茄府的生活，整个大观园中的众生相；包括主子和奴才，有姓名的和没姓名的，都有活泼泼的生活。写的是动的场景，是一个面，是穿梭地获得者着的人；而不是一个主角，一条线，不是一两个由跑龙套簇拥着的演员。随便举个例子，如“风雨夕闷制风雨词”，宝玉在秋余中，晚间去看黛玉的病。在潇湘馆敲门时，已闻声绘影，充满了生活气息。而看完黛玉出来，接着蘅芜院又派婆子送来了燕窝。这就把宝钗在蘅芜院的活动也写出来了。宝钗如何拿燕窝，如何拿雪花糖，如何安排婆子送，均可以想象见之。这就是脂砚斋评语中常说的“不写之写”。接着写黛玉赏婆子钱，又说到婆子赌钱的事，婆子的笑着应承……这又连大观园中婆子们的工作和生活也写出来了。这主子的事、奴才的事，言谈笑貌，生活的各方面，有的明写，有的暗写，有的于闲谈中谈笑道之，极为活泼丰富，读者不由地也进入到大观园的生活中去了。
在我国传统戏剧小说中，大多都是以主要人物，甚至可以说就是以主角为中心描写叙述的，显示的往往只是孤立的人为，而不是活泼泼的生活面。《红楼梦》则不同于此，不但有了极大的突破，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是读《红楼梦》这，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另外，如果有人为我，《红楼梦》在文学艺术上，最传神、最精彩的是什么？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对话，是人物活生生的语言。这是旧小说中，其他任何说部都不能比拟的。《金瓶梅》的对话也很传神，但是它只表现了一个阶层人物的对话，范围小，人物少，比起《红楼梦》的人物众多，身份、年龄差异极大，语言之多种多样，活泼生动，富于变化，那几乎是不可同曰而语的。
《红楼梦》是小说，小说是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感情为主，并以此来感染读者的。如果人物的对话是一两句生动活泼，足以传神，这样人物便是活的，远远胜过作者的大段描绘。反之，对话不生动，纵使描绘得再细致，也往往是木雕泥塑，不足以感人。小说的对话虽然都是作者写的，但却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和水平。一个作者替书中人物说话，没有性格，没有变化，没有神态，不管谁说的话，都等于作者一个人说话。不同的内容，一样的语气，这种语气又如何能感动读者呢？二是真能表现书中不同人物内心的语言，能表现出人物不同的身份、性格、感情和他们所处的不同场合，是感情随时在跳动的活人的话。书中人物的性格、感情，通过他们的语言，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神，如感其情，这就是《红楼梦》中人物的语言。
《红楼梦》对话语言的第一特征是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恰如其身份，恰如其性格。随便举个例子：如刘姥姥见老太太，刘姥姥一上来说：“请老寿星安。”一直到贾母说：“什么‘福’，不过是老废物罢了。”这是一段初见面时的寒喧，接下来又笑谈家常，这是一段多么传神的对谈。一个是初见，又是地位低下的告帮者、乡间老人，却又有些经历，有些见识，如何称呼这位荣国府、大观园中众星拱之的史太君呢？一个“老寿星”脱口而出，不卑不亢，既通俗又大方，既符合身份，又口吻如画。而贾母则更会说话，开始以“老亲家”称对方，十分亲切，毫不见外，最后又以“老废物”自谦，更显得谈笑风生，人物身份性格跃然纸上。（见三十九回）
写笨人谈话，又有其传神处。邢夫人替贾赦找鸳鸯，劝鸳鸯给贾赦做妾，一上来，先拉着手笑道：“我特地给你道喜来的。”接下来罗罗唆唆说了许多，什么“你又是个要强的人”、“金子还是金子换”等等。自以为是太太，说得很周到，而在听者，在看书的人，只觉得她是笨嘴笨舌，令人讨厌。（见四十六回）我国成语中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两句，正好说的是这种形象，而正因为其言语无味，所以使人觉得面目可憎，倒不关系他本人生得漂亮与否。人们在生活中会遇到这种人，但如何把这种人形象地表现在纸上，这就是艺术大师的创造了。而表现他，就是通过传神的对话，让他自己在读者面前表演。这种例子全书皆是，不必多举。
各人说话不同，自因他们是不同的人。而在同一个人身上，喜怒哀乐不同的时候，说话时口吻也不一样。高兴时得意忘形，烦恼时唉声叹气，以及一本正经时的谈话，玩笑调侃的语言，同样一句话，在生活中听来，声音腔调各不相同，便能了解其不同感情。而写在书中，只是字没有声音，这就要阅读时注意下上文，注意人物性格和谈话环境，才能真正理解其语气情趣，不至误解，把玩笑当成真话，把讽刺当成好话……只有真正体会每句话的感情色彩，才能感到作者在对话描写上的巨大艺术成就。稍一忽略，就要错会其意了。前几年给“红楼”电视演员讲课时，说到第八回黛玉夸宝玉“绛芸轩”三个字时的对话：
一时黛玉来了，宝玉笑道：“好妹妹，你别撒谎，你看这三个字那一个好？”黛玉仰头看里间门斗上，新贴了三个字，写着"’绛云轩”。黛玉笑道：“个个都好。怎么写的这们好了？明儿也与我写一个匾。”宝玉嘻嘻的笑道：“又哄我呢。”
这里黛玉夸好，本是打趣的话。而年青的演黛玉的演员却当成是正面的真话了。看来读《红楼梦》，纵然是一句普通对话，真正理解其感情也不容易。
我国古代小说、戏曲，几乎没有写儿童的作品。《红楼梦》则以其生花妙笔，弥补了这一缺欠，其传神处，也是通过对话来表现的。读之几乎使人泪下，而一般读者却很少注意到这些，这里不妨特别举一二个例子。如二十六回写一个小丫头找红玉：
红玉听了冷笑了两声， 方要说话，只见一个未留头的小丫头子走进来，手里拿着些花样子并两张纸， 说道：“这是两个样子，叫你描出来呢。”说着向红玉掷下，回身就跑了．红玉向外问道：“倒是谁的？也等不得说完就跑，谁蒸下馒头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头在窗外只说得一声：“是绮大姐姐的。”抬起脚来咕咚咕咚又跑了。
把一个十岁左右的儿童的神态语调，写的非常逼真。而这段情节中，红玉十六七岁，佳蕙十二三岁，未留头的小丫头约十岁，除红玉已是少女外，其他两个都是儿童，但大些的佳蕙已渐懂事，而小的则全是稚气。三人神态、口吻各异，作者都能写出其神态，足见作者写人物、表现儿童口吻的功力。
又如第四十七回，众人在贾母房中，因邢夫人来，贾母气，众人又三了，薛姨吗也回到自己房中。而贾母教训完邢夫人之后，又要找大家来说话解闷。小丫头分头去找，众人都回来了。只有薛姨妈说：“我才来了，又作什么去？你就说我睡了。”那丫头道；“好亲亲的姨太太，姨祖宗！我们老太太生气呢！你老人家不去，没个开交了。只当疼我们罢！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
看，一段对话，恰如其人，恰如其情，把一个伶牙俐齿的小丫头写活了。“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脱口而出，真是神来之笔。这样的句子所表现出的艺术才华、文字功力，远远超过什么“海棠诗”、“菊花诗”、“芙蓉女儿诔”等等，那只是旧式文人的陈词俗套，饾饤文字，堆砌典故，纵然有些意思，切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而这些传神的儿童对话，却不是一般人能写得出来的。今天的读者，旧学基础无法与过去的人相比，阅读时更要真正认识到这种看似容易、其实艰辛的闪耀着才华光芒处。
口语方言运用的熟练，《红楼梦》在中国旧小说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它的对话都是以当时的“京话”为主的。京话是清代上层社会、官僚贵戚生活中通用的语言。它不同与现在的“普通话”，也不同于北京土话。凡是听过五六十年前北京大宅门小姐、少奶奶们、太太们、跟妈们说话的人，会从读《红楼梦》的某些对话中，听到银铃般的语音。如：
“你说说，好好儿的，又看上那个种树的什么‘云哥儿’、‘雨哥儿’的，这会子又逼着我叫了他来，明儿上屋里听见，可又是不好。”（见第二十六回李奶奶语）
“躺下去罢！那世里早的孽，这会子现世现报，叫我哪一只眼睛瞧得上！”（见三十五回玉钏儿语）
　　“家生女儿怎么样？牛不喝水强按头吗？我不愿意，难道杀我的老子、娘不成！”（第四十六回鸳鸯语）
“琏儿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儿这对‘烧糊了的卷子’，和他混罢！”（第四十六回凤姐语）
“就忙到这一时！等他家去，你问他多少问不得？哪一遭儿你这么小心来？这又不知是来做耳报神的，也不知是来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吓了我一跳，什么好下流种子！你媳妇和我玩牌呢，还有半曰的空儿，你家去再和那赵儿家的商量治你媳妇去罢！”（第四十七回贾母语）
以上是随便举几个例子，如用京话的声音读出来，是非常动听的。可惜一般不熟悉北京话的人，不能领略它的妙处。由清代前期，一直到时期，北京大官僚贵戚府邸里，说话常常带些江南话，这是当时的社会风尚，也是自然的。满人到江南作官的多，京官江南人多，江南人客居北京的多，康熙、乾隆几次南巡，社会上普遍爱慕江南繁华，因运河漕运南北来往频繁，曹雪芹家族久在江南等等，因而《红楼梦》对话中有不少南方话并不奇怪，正显示了《红楼梦》中人物的社会地位，荣、宁二府所属的社会阶层。现在有的文章对此表示怀疑，争《红楼梦》南北所有权，那是不了解当时情况和不熟悉北京语言的缘故。
关于《红楼梦》的对话，可说的还很多，但限于篇幅，不能再多说了。总之一句话，人物对号入座，是《红楼梦》中最好的文章，《红楼梦》的人为，全是仗对话写活的，要特别注意到。
在语言运用上，《红楼梦》的成功之处再有就是以极绚丽的笔墨，描绘了变化多端的大场面，如秦可卿之死、元妃省亲、清虚观打醮、刘姥姥逛大观园、凤姐过生曰、宁荣二府过年，宝玉过生曰，中秋宴等等。场面大，人物多，变化多端，使读者目不暇接。其文字功力，也远远超过我国其他小说。《三国演义》写沾沾自喜，《西游记》写捉妖擒怪，常常是死套字，人物情节虽有变化，章法却无变化，使读者感到明显的重复。《水浒》在对少数人的细致描绘处，是有成就的。但大的场面就是写打仗，又是说书先生的“套子话”了。《金瓶梅》、《儒林外史》等书，“三言”、“二拍”等短篇说部，更无此大型的、人物众多、绚丽多彩而又变化多端的场景。与外国名著比较，在这方面也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
能够写出如此繁华的大场面，而又无一点雷同，是什么原因呢？“脂评”中长说：“经过见过”。自然，这“经过见过”，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样的感性认识，只凭历史资料、再加主观想象，任凭历史研究再深入、形象思维再丰富，恐怕也写不出如此真实生动的大场面。这是“经过见过”的重要意义。但是话又说回来，只是“经过见过”够不够呢？那毫无疑问，是远远不够的。所谓“人人意中所有，他人笔下所无”，经过见过的人纵然多，但能把经过见过的东西记录下来的却不多，能生动记录的更不多，能以高度感人的文学艺术语言描绘下来的，那就更绝无仅有，只有《红楼梦》了。因此说：这些大场面写得如此成功，除去“经过见过”而外，更重要的是得力于作者极为周密的逻辑思维、极富情感的艺术思维、极为明快的文字功力、极为准确的词藻点染，简单的说：就是逻辑思维和艺术思维再加文字功力，三者高度的结合，才能写出如此绚丽的大场面。说得更简单些，它是经历、才情、学问三者的综合产物。不平常的经历、惊人的才华、渊博的学问、久经锻炼的文字功夫缺一不可。
《红楼梦》在大场面的描绘上，大体用以下一些手法取胜：
一是先声夺人，或叫制造声势。这同现在不少事情的事前宣传一样，在小说中同样有很大的作用。如元妃省亲先在第十六回就通过贾琏、凤姐、赵嬷嬷的口，制造了声势。清虚观打醮，也是先有谈论，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和希冀。刘姥姥逛大观园，那更是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和酝酿。大体都是这样写法，不再一一赘述了。
二是多人出场。这众多的人都同时出现在场面上，不是戏台上的主角围着一群跑龙套，而是一个活动着的群体，各人都有语言、动作、神态，形成一种热烈气氛，使读者也似乎进入书中，分享一些热闹。如刘姥姥逛大观园，到了沁芳亭上；又如鸳鸯三宣牙牌令等等。这都不是顺序叙述，而是用鸟瞰的镜头，垂直描绘这样的场面。这种场面在戏剧中都很难表现，在电影、电视中表现得不好，都会使人感到杂乱，而在文字中却能表现得十分生动，这自然与曹雪芹的文字功力分不开。
三书细致的叙述与渲染。场面岁大，却不能只是抽象的词语来赞赏，而是用细则的笔触来叙述、描绘、渲染，刘姥姥吃饭时说“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引起众姐妹哄堂大笑，各种笑态，就是用传神的手法，着意渲染，而吃完饭鸳鸯想刘姥姥道歉，这又是细致叙述，不能漏掉。芦雪庵联诗，为了写雪中十二钗的艳景，先把各人的衣着作了细致的描绘，这都是为了显示“艳雪”的大场面而叙述的。作者自己也感到这回写的得意，所以特地点了题，通过贾母的口，和仇十洲的《艳雪图》媲美。
四是穿插。大场面的描绘中，突然一件小事，使热闹场面的连续，好像突然断了，其实更增加了热闹的气氛，显示了豪门的气势。这种以小事穿插在大场面的描绘中的写法，是十分高超的艺术技巧。正如诗中用“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的句子写富贵气氛一样，是一种以小事情、闲意境写大场面、富贵繁华气氛的特殊手法。《红楼梦》中最为巧妙的穿插是清虚观打醮时，凤姐打剪烛花的小道士的情节。一写了打醮时庙门前的热闹场面，二是写了凤姐骄横残暴的性格，三写了富贵人家老夫人贾母的表面慈祥……一个小道士的情节，在此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再如秦可卿出殡的场面，半路上凤姐忽然被请到农庄休息，宝玉、秦钟也跟了去，弄农家纺车，被一个农家姑娘喊住，不一会，他们离开农庄，去赶大殡，那农家姑娘抱了一个小孩在村口观看他们离去，这段百忙中偷闲的小穿插，真是大匠运斤，看似悠闲，实际有千钧之力。这位不知名的农村姑娘的出现，写了气氛，点染了场面，又写了宝玉与秦钟，真是照映多姿，使读者目不暇接。《红楼梦》凡是各种大场面的描绘中，都有各种小情节穿插其间，起到极重要的点染作用。读者在阅读时，可以细细赏析，我所举的，只不过是两个极为明显的例子，其他还多的很。
以上这四点是专谈《红楼梦》在大场面写法上较明显的特征。《红楼梦》中大场面的描绘是构成“红楼”故事最突出的部分，作者为此也是用大力气去写的。俞平伯先生说：“凡情谬赏芳华”，而实际说来，如果没有“富贵繁华”的大场面，又哪里有的《红楼梦》呢？
《红楼梦》在情节叙述、语言表现上，除去以上三方面值得特别注意而外，在小情节的安排点缀上，也都是别具匠心的。这些情节本身有好的和丑的，在写好的方面，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就是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氛。在这种情节的表现点缀上，不但有雅俗、高下、深浅之分，而更重要的是有自然舒展与矫揉造作之别；在丑的东西的暴露上，是传其神而略其质，还是以丑为美而津津乐道，这中间是大有差别的。以上面二项区别为分野来衡量《红楼梦》各种小情节的叙述和描绘，就可以认识曹雪芹的著作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它在这方面也是远远超过其他说部的。有人以《金瓶梅》比《红楼梦》，那真是无法相比。就以写丑事来说吧，《红楼梦》写贾琏和多姑娘一节，只轻轻一笔，便已丑态百出，入木三分，哪里用得找《金瓶梅》“大闹葡萄架”那种性变态的描绘呢？评价艺术左派，人们常衡以“真、善、美”标准，《红楼梦》是当得起这三个字的。
清代有位叫姚燮的写过一册《读红楼梦纲领》，其中有一则记道：“园中韵事之可记者，黛玉葬花、梨香院隔墙听曲、芒种曰饯花神、宝玉替麝月蓖头……紫鹃掐花儿、潇湘馆听琴，其他琐事不一，聊摘拾如右，以备画本。”这人是看过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读书所写其他条中，曾谈到高鹗所续后四十回的事，而这里举了几十种“韵事”，却都是前八十回的。这是什么原因呢？简言之，就是表现水平问题。这些掉情节的描绘，都是入情的，自然的，俗不伤雅、雅亦通俗，其境界、其情韵，都很自然符合人物的性格、心情，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感。写来并不感到作者费了很大力气，而对读者的感染却是那样强烈，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高雅优美的气氛。强烈地表现了作者的艺术才华、创作情思、渊博学问、写作功力。而一到高鹗笔下，就感到无能为力了，用很大力气写的“占旺相四美钓金鱼”。不但在意境上世俗不堪，无法与曹雪芹思想境界相比，即在写作上也感到十分做作，稍有水平的读者，读之便味同嚼蜡。姚燮不把这些写入“以备画本”的“韵事”中，看来是有眼力的。
在文学手法的表现上，《红楼梦》还有一个极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大量叙事、写景的白描手法，不用任何修饰语，而流畅如水、境界如画，清静交融，使读者有耳闻目见、置身其中的感觉。
《红楼梦》也有败笔。我罪不容诛喜欢第十一回写宁国府会芳园秋景的那段文章，什么“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同若耶之溪，曲径接天台之路……”等等。这是中国旧式说部中的老套子，说书先生也常用这种表现手法。而放在《红楼梦》中，则不伦不类，因为整部《红楼梦》不是这样写的，在全书中也只此一处，再无用同样手法如此表现的地方。因此我一直怀疑这段文字不是曹雪芹写的。或者是在改动“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几回书时，没办法加上等，甚或是别人代家的。总之，我感到这段文字是有问题的，但所有传世抄本都有这段文字，我的怀疑没有证据，只能有疑而已。
但毕竟《红楼梦》中只有这一处俗套子文字。其他大量的故事叙述、场景描绘、气氛烘托，都是用白描的手法写的，没有今天某项作品中那种讨厌的重叠句子、大段的心理描绘、自己编造也只有自己懂得（或者自己也不明白）的形容词。行文如浮云舒卷，清泉映带，极为自然可亲。这种文字，也想所写人物对话一样，看似容易，实际要有极为洗炼的文字功力才能写出来。不妨随便举些例子：
试看这段文字，生活气息多么浓烈，把荣国府盛夏时家居气氛全部表现出来了，使读者有置身其中的感觉，但并没有用什么高级形容词。这就是白描的艺术效果。
《红楼梦》全书在语言文字上主要是由大量的对话和较少的叙事、写景组成的。叙事和写景起到人物故事的串联、衔接和组织作用。然后再组成许多大场面、小情节，再点缀以诗词歌赋、账单药方等等，构成整个《红楼梦》花团锦簇、哀感顽艳的故事。
作者在《红楼梦》的整体构思上，自然是十分周密的。因此在文学语言文字表现上，也必然有整体结构安排。按照现在说法，叫“创作大纲”、故事的主体、发展、脉络、前后照应等等，都是早已想好了的。因此在行文时，如何开头，如何展开掀起高潮，后面如何安排，前面如何暗示，这些都早已胸有成竹。这些在“脂砚斋评语”中都曾评到。可惜的是，《红楼梦》从曹雪芹原著来说，是一部残书，他原计划好的总体结构，并没有完全写出来。其写完的部分，也几经改动，高鹗续书，也是揣摩前八十回种种暗示来写，大体还不差。但要细致地研究，前面残缺部分和后面续书部分，脱榫的地方也不少，很难相象曹雪芹原来丝丝入扣的结构了。所以在整体结构上，我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最后，我想提一点小建议：就是读者不要单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小说来读，同时要把它当成一本中国传统文化史教科书读，当作一本中华民族语言文字教科书来读，这样收获就更大了。

“红楼”诗词
前几年，报上发表了两篇论点针锋相对的文章，一篇说《红楼梦》的诗词不好，一篇说《红楼梦》的诗词非常好。虽然没有引起轩然，但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波澜。在艺苑中偶然或有记起的，但对一般读者来说，或者早已忘怀了。今天我旧事重提，想说书先生一样，作个话头，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兴趣。
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红楼梦》中有不少诗、词、曲，大观园的姑娘们，都是诗人，起过诗社，什么“海棠诗”、“菊花诗”、“柳絮词”等等，真是说不尽的话头、文采风流。今天在《红楼梦》风靡了二百多年的时代，在“红学”成为显学的时代，有人写文章说《红楼梦》的诗词不好，这肯定是不得人心，要遭到“卫红”之士的反对的。但从另一方面想，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声《红楼梦》的诗词不好，给极热的头脑浇一点冷水，使之清醒一下，也未尝不是好事，起码使有些人冷静一些，想想《红楼梦》的诗词，到底好在哪里？如说不好，那又为什么？
起诗，中国倒还有点家底。“三百篇”年代久远，就不用说了；就从李白、杜甫说起吧，那也一千来年了。一直到《红楼梦》时代，那些能戴上诗人桂冠，为历史所承认的，也不知有多少，究竟谁好呢？不管评论谁，说好，总要有个好的标准，究竟好在哪里？说不好，也要有个尺度，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来说，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一说“不好”、一说“好”，二者我都同意，又都不同意。这不是和稀泥，也不是耍滑头，我有我的道理。这里先要问一声：曹雪芹是什么“家”？我的答案是：曹雪芹是文学家中的小说家，而不是文学家中的诗人。清代在诗、词上的成就也是很大的。清代张之洞编过一部很重要的书，书名《书目答问》，书后门附了一张清代学者名单，如经学家、理学家、史学家、小学家等等。最后还有一项“诗家”。列的人名并不多，但开始注解说，本朝诗家众多，可登录者，数及千家，不能全登，只登国初吴梅村、王渔洋等大家。所说清代诗家，可以数到千家，可见诗人之众多。可惜他没有把这千名诗家一一排列出来。不过照我想象，清代诗人纵然排上千家，曹雪芹也是挨不上号的——自然，如果让红学家排，那另当别论。但是如果排小说家的名次，那曹雪芹无疑是必然的第一名。
因此，谈到《红楼梦》的诗词，必然和《红楼梦》结合起来谈。如果没有《红楼梦》，只有那些诗、词，用纯诗词的标准来看，看些海棠诗、菊花诗等等，也不过是一般的诗词而已，清代的那些家刻本的诗集中，类似这些诗，可以说是车载斗量，又谈得到什么“好诗”呢？但是作为《红楼梦》的诗词，作为《红楼梦》故事中的组成部分、有机体，是林妹妹、宝姐姐的诗，那就是惟妙惟肖的绝妙好辞了。因此说《红楼梦》的诗词好，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它是《红楼梦》中的诗词。这是问题的核心，这是评价的焦点。偏离了这个核心，坐标位不在焦点上，孤立地议论《红楼梦》的诗词，说好、说不好，都是不得要领的争论。
说到中国诗词好坏，真正评价一首诗，甚至一两句诗，都是恨不得容易的。不要说今天，就是在古代，也是如此。香菱向黛玉学诗，黛玉问香菱喜欢读什么诗，香菱说喜欢陆放翁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黛玉忙说道：
“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
现在的读者，恐怕看到这种地方，是很难真正理解的。现在人们说李白诗好、杜甫诗好，是因为李、杜出了名了，又有集子，自然是“好”，并不真正理解李、杜，如果找李、杜诗集中常见的句子、诗篇，混在其他人诗中，找一些讲诗词的人评价一番，恐怕他也很难品味得出来。古代评诗的高手是有的，有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写了《醉花阴》后，他丈夫赵明诚极为叹赏，又有点不服气，一心想超过她，废寝忘食三曰夜，写了五十阙，和李清照的词混在一起，给他的朋友陆德夫看，德夫“玩之再三”，对明诚说：“只三句绝佳。”明诚问是哪三句，徳夫说：“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是李清照的作品。这才叫真正懂得诗词。但能够评价的人，纵然真懂，而且十分高明，谈到他自己的创作，却并不见得高明。有时甚至还不如他看不起的作品呢。曹雪芹同过林黛玉的口，说陆放翁的诗浅近，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但他自己创作的诗呢？除去《红楼梦》中代书中人物所拟的不算外，他身世飘零，没有诗集传世。只在《四松堂集》的《鹪鹩庵笔塵》中留下一则记录：
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一折，诸君题跋，不下几十家。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通。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竟坎坷以终。余挽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亦驴鸣吊之意也。
这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之外留下的唯一的诗句，虽然他的好友敦诚评赏说“新奇可通”，亦只是感怀故人，因之赞许。以诗论诗，平心而论，实在纤巧怪诞，并非好诗。不只此也，试看《红楼梦》的诗词，如什么“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说是拟《春江花月夜》格，而仔细讽诵，却只象顺口溜一样，无论境界、句法、立意、炼字，都很平庸。如在一般人的诗集中，谁会注意到呢？因而就诗论诗，曹雪芹的诗并不高明。如细细读一下曹寅的《楝亭集》，那比《红楼梦》的诗词好多了。孤立的看诗，曹雪芹是无法和他祖父相比的，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并非故意贬低曹雪芹。说曹雪芹《红楼梦》的诗词天上少有，地上全无的人自然要反对我的说法，但那可能是“迷信”而非事实。
理论是一回事，创作又是另一回事；小说是一回事，诗又是一回事，此中各有分野，各有因缘，各有领悟。曹雪芹借黛玉之口，说陆放翁的诗浅近，这话值得思考。所说“浅近”是什么呢？这不是文字的浅近，而是意境的浮浅。“满城风雨近重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些诗句，从字面看，不是更浅近吗？然而却是好诗，有的曹雪芹还借黛玉的口加以赞赏，这为什么？因为它感情纯真，意境深远，因而是好诗。“重帘不卷留香多，古砚微凹聚墨多”之类的诗就浮牵，“应角蛮素鬼排场”之类的诗就纤弱怪诞。这也说明，能说道理、甚至作很好诗论的评论家，却不见得能写出好诗。宋代写出很好诗评《沧海诗话》的作者，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自脂砚斋而后，二百多年中，评赞《红楼梦》的文字，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评赞《红楼梦》的诗词的却不多。《妙复轩评石头记》卷首张新之《红楼梦读法》有一则道：
书中诗词，悉有隐意，若谜语然。口说这里，眼看那里。其优劣都各随本人，按头制帽。故不揣摩大家高唱，不比他小说，先有几首诗，然后以人硬嵌上的。
简单说《红楼梦》的诗词的好处、坏出，在于是作者精心安排，为人物服务的。虽然这则评语中前面说的“悉有隐意，若谜语然”，是有点过分，仍是索隐派的口吻，但部分诗、词韵语的“影射”是十分明显的。如《好了歌》、《红楼梦套曲》等等，都是这样。这则评语“按头制帽”一语说得非常形象，就是说《红楼梦》中每个人的诗词都写得那样符合人物性格、身份等等。不但整首诗如此，有时联句都如此。如第七十六回“中秋联句”，黛玉的名句“冷月葬诗魂”，真使人感到是神来之笔，大观园中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写这样的诗句，只能是黛玉。（此诗有些版本作“冷月葬花魂”，一字之差，境界迥异。惟不知“诗”、“花”二字，哪个是曹雪芹做写，如曹原作“花”字，被人改为“诗”字，这可以说是点铁成金手。如原作“诗”而被改成“花”，那就正好相反，点金成铁了。所谓“春风又绿江南岸”，着一“绿”字，使境界全殊。所谓“诗眼”，炼字功夫，全在于此）。就黛玉这一句诗，便可看出曹雪芹在《红楼梦》的诗词上“按头制帽”的妙处。
张新之评语的最后几句话，是对当时一些先有诗后写小说的拙劣作品的批判。如著名的《花月痕》就是这样。就是作者把抒发自己感情、牢的几首诗，借书中人的名字写出来。不是作者代书中人物设身处地、根据故事、情感拟作诗词，而是用故事中人物代他吟诗，甚至借故事中人物代他显示才华。有名的《镜花缘》也犯这个毛病，有时使读者讨厌。
而曹雪芹完全不是这样。他忠于他的创造性，忠于他故事中的人物，他代这些人拟的诗词，思想境界不同，创作风格不一，文字深浅也各不一样，真正作到了诗词之不同，各如其人，各如其情，各如其态。他创造了一位文艺性格极强，苦心孤诣地学诗的善良姑娘香菱，而且为她拟了三首成绩不同的窗课诗，真可说是妙不可言的佳作。其难能可贵处远远超过宝姐姐、林妹妹那些诗。
曹雪芹不只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十分高明的诗词教师。第四十八回写林黛玉教香菱学诗，其教学方法实在好，真可以说是循循善诱。而这自然是曹雪芹的主张，是他设计编写出来的。因此与其说是“黛玉教诗“，倒不如说曹雪芹教人作诗。这个我国传统教学方法的好的方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红楼梦》的读者，如果有爱好诗词的，希望对于黛玉教诗、香菱学诗这两回书，多看看、多想想，会有所感悟，有所收获的。至于那些“海棠诗”、“菊花诗”、“螃蟹诗”等等，那还都只是一般的，是锦绣文章的点缀品而已。现在一般读者对于诗、词所知甚少，而在过去弄熟诗词的人，虽然写出有性灵的好诗较难，而一般写几首海棠诗、菊花诗是很容易的。在清人诗集中，就多处发现过类似“菊谱”这种组诗，那时文人间诗社很多，白战之乐，这类诗是极普通的。我们读《红楼梦》时，不要把这些当作什么特别精彩的东西。
有人说：《红楼梦》的诗、词、曲，曲最好，词次之，诗最差。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只是就诗词论诗词，有局限性。读《红楼梦》的诗词，不能孤立的看待，必须结合书中人物故事来评赏，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好处。如香菱学诗第一、二首习作，好不好呢？如孤立地看，自然不好；但如结合香菱学诗的故事看，结合香菱的性格看，就感到写得太好了，太妙了。这是在读《红楼梦》的诗词时，要特别注意的。
《红楼梦》十二支套曲，是曹雪芹暗示金陵十二钗身世结局的力作，是领袖全书的作品。“甲戌本”在《终身误》一段有“脂评”眉批云：“语句泼撒，不负自创北曲。”所谓“北曲”，是区别于“南曲”而言。北曲起于金，盛于元，马致远名作《岳阳楼》为北曲正宗，字多而调促。所谓“自创”，是“自度曲”，即未按前人音律，自己编的。曹雪芹这《红楼梦》套曲，是暗示各人身世的。但一因这不是明显的履历，不能按此所写，套在每个人的身上；二因《红楼梦》是残书，高鹗补写，并不能百分只百地猜准前面的种中暗示阴语。因此现在读者读这十二支曲子，虽然大体知道哪一支曲子指向何人，但也无法按照语句把事迹一一对照清楚，这就更产生了它的神秘性、趣味性。早在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中就产生了疑问：
《红楼梦十二曲•终身误》一阙，林、薛总做，故曲中云：“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连点薛、林，而《枉凝眉》则专作林，有轻重详略之别。至《恨无常》、《分骨肉》二阕，与上两纸一例合看，因死别而忆生离，不可分为两橛。杭友人以《分骨肉》一支曲专指探春，此误于俗说也。夫放风筝何止探春一人，画册明云两人矣，一人又指谁乎？即云探春曾打风筝谜，亦未尝放也。况增探春而删鸳鸯，与坊刻图尤二姐而不图鸳鸯同属无识。因秦可卿死时有瑞珠殉主，所以鸳鸯死可卿来，何得硬派秦可卿亦悬梁自尽也。《晚韶华》一阕：“再休题绣账鸳鸯”，借点鸳字。其后“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及《好事终》起句云“画梁春尽”，鸳鸯已在其中矣，所以不必另填一调。参差变化之妙，何尝一调专指一人也。
这位与高鹗同时代的周春，就不能明确解释《红楼梦十二曲》，反对一调专指一人的主张，而且把鸳鸯也拉进《红楼梦十二曲》中，在我们看来，就感到勉强，说不通。
二百年后的俞平伯先生所论却完全相反，连《红楼梦曲》最后一支《飞鸟各投林》的每一句，也认为是专指一人，而非泛指。他在《八十回后的红楼梦》中引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三曰写给顾颉刚先生的信谈到：
十二钗曲末支是总结，但宜注意的，是每句分结一人，不是泛指，不可不知。除掉“好一似”以下两读是总结本折之词，以外恰恰十二句分配十二钗。我姑且列一表给你看看。你颇以为不谬否？（表之排列，依原文次序。）
一、为官的家业凋零——湘云
二、富贵的金银散尽——宝钗
三、有恩的死里逃生——巧姐
四、无情的分明报应——妙玉
五、欠命的命已还——迎春
六、欠泪的泪已尽——黛玉
七、冤冤相报实非轻——可卿
八、分离聚合皆前定——探春
九、欲知命短问前生——元春
十、老来富贵也真侥幸——李纨
十一、 看破的遁入空门——惜春
十二、 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凤姐
这个分配似乎也还确当。不过我很失望，因为我们很想知道宝钗和湘云的结局，但这里却给了她们不关痛痒的两句话，这算了事。但句句分指，文字却如此流利，真是不容易。我们平常读的时候总当他是一气呵成，那知道这是“百衲天衣”啊！
但这毕竟是隐语暗示，残书无法确指，俞平伯先生虽然一一指了出来，但自己也感到怀疑。此文收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时，后面加了注释说：“这曲文分配十二钗虽然很巧，却未必很对，特别开首两句，一指湘云，一指宝钗，未免牵强。所以说‘我很失望’。脂甲戌本评把‘为官的’、‘富贵的’二句先总宁荣，把其他十句将通部女子一总，不穿凿而又能包括，比我这说妥当兵。“从以上引文中可见这《红楼梦曲》之众说纷纭了。“世间都爱西昆好，独恨无人做郑笺。”看来《红楼梦曲》之谜，也象李商隐的无题诗了。
《红楼梦》中的词不多，最著名的是柳絮词。湘云的《如梦令》：“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同她的性格很一致。探春的《南柯子》：“一任南北东西各分离”，以及宝玉续的“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似乎都暗示了她的远嫁、骨肉分离等等。黛玉《唐多令》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等，完全是自写身世。宝钗《临江仙》“几曾随流水，岂必委芳尘”，似乎不信命运，作翻案文章，以显示其性格，对其未来或有暗示。但这是曹雪芹的设计构思，高鹗并未理解，自然后四十回中“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也无着落。而宝琴一词《西江月》“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等句，则似乎概括总结了《红楼梦》全部故事。如联系到曹家的历史，那似乎是说江南、江北的家全部完了。要这样猜想起来，似乎句句都有着落。
说到此处，有点特殊的地方，必须指明。就是中国诗词，是形象思维的艺术品，耐人玩味的优美词句，常常使人感到有情外情、味外味，联系各人具体经历、感情和憧憬等等，就更会想入非非。因而过去迷信场所，庙中求签，沙盘扶　，多用诗词韵语等答复善男信女，词句美丽，有神秘性，又使人有想头，匪夷所思，无穷无尽。这都是好事文人编的神秘韵语，遍的好的，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旧时西湖月老祠堂的签，都是绝妙的风月诗，十分有名。《红楼梦》的诗词也具有这种神秘性，有的固然曹雪 芹写时已有深意，作为隐语，暗示人物未来。有的则是一般的，后来被人乱猜，那就变成神秘而不可知的了。这个责任，在于读者。所以一切“红迷”，最好要注意到这点，不要把《红楼梦》的诗词都当作《推背图》来读。
说到《红楼梦》的词，不要忘了第八十就回“人亡物在公子填词”的词，要认清这是高鹗的作品，不是曹雪芹的。高鹗也是词人，有《兰墅砚香词》传世。现存其中《簏存草》一种，词四十四阕。这首代宝玉拟的祭晴雯的《望江南》的确不差。尤其后半片：“东逝水，无复向西流。想像更无怀梦草，添衣还见崔云裘，脉脉使人愁”几句，很有宋人韵味。是脱胎于名词“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的清新之作。在后四十回中，高鹗未多加诗词，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只此一阕，亦可以及得上前面的《柳絮词》了。
《红楼梦》中的诗最多，五、七言律诗，应制诗，五、七言古诗，联句均有，要细谈可说的太多了。但前面已约略说过，这里不再多说了。我有个感觉，觉得前八十回中穿插的各种旧诗似乎多了一些。这些曹雪芹似乎仍未脱中国文人的传统巢臼。过去人评价陶渊明，说是“白璧微暇，唯在《闲情》一赋。”我感到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诗多了一些，也是“白璧微暇”吧。高鹗是个聪明人，在后四十回中，意识到这一点，似乎有意地减少了。但又不能少到没有，这样便与前面不相称了，因此代宝玉拟了一首有感而发，缠绵悱恻的词，虽不能说以少少胜多多许，但亦可以大致与前面旗鼓相当了。
鉴于一般读者对旧诗词的理解水平的局限性，又想起前两年报纸上对《红楼梦》诗词好坏的争论，所以写了这篇《红楼诗词》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供读者参考。
旧红学、新红学、当代红学
研究《红楼梦》，人们称之为“红学”。近几十年海内外研究的人很多，社会上对此也感兴趣，研究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因而称之为“显学”。
说起《红楼梦》的研究工作，也可以说，从《红楼梦》创作之初就开始了。从“甲戌本”（一七五四年）之前就开始了的那么些“脂砚斋评语”，不就是研究成果吗？其评语已涉及了作者生平、故事背景、文学评论等等，可以认为这就是最早的“红学”。
“红学”一词，最早流行于北京，有些半开玩笑的意思。清末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注》中记道：
都人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童述之，以为笑噱。
近人均耀《瓷竹居零墨》记道：
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中，因尤以《红楼梦》为最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益‘红学’也。”
第一则说是以为“笑噱”，第二则自认“红学”，则说是“经学”少“三曲”，也是牢话。这是因为旧时认为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闲书，《红楼梦》甚至被认为是诲淫之作，多次被禁止。学术上有“经学”、“史学”、“小学”（指“音韵”、“文字”等），以及细分科，什么“公羊学”、“谷梁学”、“选学”、“金石学”……清代后来，还有什么“西北地理学”等等，都是有师承、有家法、学有专门的学问，在这些门类纷繁的学问中，“红学”是挨不上号的。如说某某人是“红学家”，那是不是尊重、赞美他，而是嘲笑讽刺他。当时“红学家”是作梦也想不到现在的红学家们的十足风头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还是先有了谈《红楼梦》、研讨《红楼梦》的风气出现之后，才有了“红学”的名词的，尽管这一称谓，在开始时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大学者们决不愿意人称他一声“红学家”。但实际上，由于《红楼梦》本身强大的艺术魅力，使得他们不由得会谈论起《红楼梦》来，其间不少知名的大学者。如诗家袁枚、经学家郝懿行、封疆胡林翼、大名家李慈铭、大学者俞樾、大金石家陈康祺……这些各方面的大家，都曾津津有味地谈论过《红楼梦》，至于后来的蔡元培、王国维二先生，那就更为《红楼梦》写下专著了。
现在谈到“红学”，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旧红学”时期，二是“新红学”时期，三是“当代红学”时期。
在脂砚斋评批《红楼梦》之后，程伟元、高鹗二人，应该说首先是《红楼梦》的研究者、红学家，其次才是《红楼梦》的整理者、续书者、出版者，这先后顺序是明显的。
在此之后，最早评阅《红楼梦》并且写了专著的是浙江人周春（字松蔼），其书名《阅红楼梦笔记》。近人黄睿记道：
浙人吴伯迁，淹雅富收藏，所居署万华。其家传有《阅红楼梦笔记》一巨册，为其乡前辈周松蔼手书，原本。笔述井井，总题为《阅红楼梦笔记》，内分《红楼梦》评例、约评若干种……按周先生评中，亦有头巾气、亦有望文生义处，然以去雪芹才数十年之久，有此手稿，故为极强有力之资料也。
按《笔记》开头即云：“乾隆庚戌秋，杨畹耕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微有异同……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此则结尾署“甲寅中元曰泰谷居士记。”
按乾隆庚戌、壬子、甲寅，分别为五十五年（一七九0）、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和“程甲、乙本”，高鹗、程伟元之作序、、写《红楼梦引言》是同时代的作品。而且“庚戌”即可买到一百二十回抄本《红楼梦》，尚早于“程甲本”一年，似乎高鹗补写完成的百二回本，在活字排印之前，已有抄本流传于坊间了。“八十回本”与“百二十回本”比较，明明多了四十回书，却说“微有异同”，或者是单指前面部分，总之这些地方均使人产生疑问。
“旧红学”人称“索隐派”，周春所记，即以“索隐”开始，开头就写道：
兹苕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案靖逆襄壮侯勇长子恪定侯云翼、幼子宁过知府云翰，此宁国、荣国之名所由起也。襄壮祖籍辽左……恪定开阃云间，复移金陵，遂占籍焉。其曰代善者，即恪定之子宗仁也。有孝廉官中翰，袭侯十年，结客好施，废家资百万而卒。其曰史太君这，即宗仁之妻高氏也。……其曰林如海者，即曹雪芹之父（按为祖父）楝亭也。楝亭名寅，字子清，好荔轩，满洲人，官江宁织造，四任巡盐。曹则何以廋词曰“林”，盖曹字本“　”字，与“林”并为双木。作者于张字曰挂弓，显而易见；于林字曰双木，隐而难知也。嗟乎，贾假甄真，镜花水月，本不必求人以实之，但此书以双玉为关键，若不溯二姓之源流，又焉知作者之命意乎？故特详书之，庶使将来月《红楼梦》者有所考信云。
贾雨村者，张鸣钧也。浙江乌程人康熙乙末甲科，官至顺天府尹而罢。首回明云雨村湖州人，且鸣钧先曾　职，亦复正合，此书以雨村开场，后来又被包勇痛骂，乃《红楼梦》中最着眼人，当附记之。
以上有姓、有名，说得有来有去，而且离曹雪芹时代只有二三十年，似乎象是真事。实际却又象闭者眼说梦话，因为他认为曹雪芹是曹寅儿子，其对曹家的了解，还不如现在的人，又如何能相信他那些没有任何根据的话呢。而当时虽然距离曹雪芹时代很近，不少大名家对曹雪芹、曹寅的关系，都弄不大清楚。如袁枚《随园诗话》也说：“雪芹者，曹楝亭织造之嗣君也。”其后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叶德辉《书林清话》都承袭了这一说法。而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引西清《桦叶述闻》又说：“雪芹名霑，汉军也，其曾祖父寅字子清，好楝亭，康熙间名士，累官通政。”前者把“祖父”说成“父”，后者又把“祖父”说成“曾祖父”，都没有真正了解曹雪芹的身世。但对《红楼梦》却作了种种臆断，好象猜谜语一样，把小说中的故事，硬拉到真人真事上去。不必详引前人文献，只举几个例子：
一、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抄本《红楼梦》一书，或云直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明忠勇公家为是。（舒敦《批本随园诗话》）
二、《红楼梦》一书……相传为演说故相明珠家事，以宝玉隐明珠之名，以甄（真）宝玉、贾（假）宝玉乱其绪。（梁恭辰《北东园笔录》）
三、嗣闻先师徐柳泉先生云：“小说《红楼梦》一书，机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上客者也。高钗影高　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似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贼窟，并被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者受贿之谤，作者盖深痛之也。”（陈康祺《燕下乡脞录》）
四、此小说特为刺大学士明珠贪货无厌而作，其荣国、宁国二府指明珠之祖叶赫贝勒，一清家努，一杨家努，兄弟，后隶本朝者。（英浩《长白艺文志》）
以上都是“索隐派”指《红楼梦》写明珠家事的记载，硬要把妙玉扯到清初大学者姜西凕的身上，可见其多么想入非非了。
索隐派的旧红学者，到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一书出版，发展到高峰。他把《红楼梦》纳入政治范畴，民族主义领域，一上来就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损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清者寓痛惜之意……”这是辛亥前后，以种族革命思想看待《红楼梦》。
旧红学索隐派的著作很多，在此不再多作征引了。他们的观点，鲁迅先生《中过小说史略》中归纳为三种：一、纳兰成德家世说；二、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三、康熙朝政治状态说。这三种之外，如再加上周春的“金陵张侯家事说”，索隐派大概有四种不同的意见。
一九二一年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发表后，《红楼梦》研究工作有所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这就是所说的“新红学”，一般有时称之为“自传说”。其声明是：“要推倒‘附会的红学’，我们必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见胡适《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一文）
由于这样的态度，经过各方面搜求，“甲戌本”发现了，曹家上代，江宁织造的历任者，在《江南通志》中一一查名了。康熙六次南巡，曹家五次接驾的情况也查清了。《八旗人诗抄》、《四松堂集》等书所载宗室敦诚、敦敏关于曹雪芹的诗也发现了。曹氏宗谱，自远祖曹锡远以下的世代表也排出了。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既非儿子、也非曾孙，这点也明确了。这些都是证据明确的事实。这样，批判了旧红学、索隐派的新红学派，就下了一个似乎十分科学的结论：
以上是关于著者曹雪芹的个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我们看了这些材料，大概可以明白《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述传了。
“新红学”研究者，自然掌握了一些曹雪芹的第一手资料，较之“旧红学”空口说白话，或所引文献似是而非，不能直接证明所要明确的问题，大大推进了一步，是可喜的。但下了“《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述传”的结论，却未免太不科学了。如果说“《红楼梦》是曹雪芹以自己的旧时家庭情况，自己经历为背景写成的一部小说”，这样就比较科学。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不管是国家的或是个人的）传记”是有原则区别的。《三国演义》不是《三国志》，巴金的《家》也不是“李芾甘的家史”。那么写贾宝玉故事的《红楼梦》怎么就能直接说成是“曹雪芹的自述传”呢？
“新红学”较之“旧红学”，无疑是一个飞跃：以科学的态度，找到了重要的材料，又据之以精密的分析来研究，虽然结论未免主观武断，但其实质，弄清了《红楼梦》最根本的一些问题，一二百年来有关《红楼梦》的种种疑云的到了第一次的大澄清。这又是“新红学”研究成果的客观存在，也不是因了“《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述传”这句话可以抹杀的。当然，世界上自传体的文学作品是有的，有名的也不少。但《红楼梦》不是，曹雪芹自己未表明是“自传”，而且一再声明，就怕别人误会。后代研究者自然应该首先把它当小说看待。哪怕他写了不少家族旧事，也不能改变这一本质。
新红学发展到一九四九年后，由于政治的原因，这一学派的大部分人物留在大陆上，少部分到了台湾或者外国，隔绝了许多年。而留在大陆的一些红学家，由于学术研究观点上的一些分歧，展开争论，却被极左路线用作政治手段，使学术研究走了一段不算短的弯路。直到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红楼梦》研究工作才取得更新更大的发展，“红学”成为显学，研究正在扩大和深入，这又不同于本世纪前、中期的新红学，因而我称之为“当代红学”。
当代红学在研究的深度上、广度上，及研究人员之多，远远超过旧红学时代和新红学时代，当代红学的研究工作正方兴未艾，我们期待着新的、更大的突破。

以上录自《红楼梦导读》导言部分，邓云乡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2005年4月第2次印刷。虽经校核，但肯定还有不少差错，这是从WORD文档转贴出来的，以飨同好。我又不会贴图，大家只好将就了

朋友们注意了，这只是一部红学历朝历代各类专著汇总目录，仅仅目录而已

好书啊，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