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节 袁世凯重用“留美幼童”

新世纪最初的五、六年间，“留美幼童”的命运发生突变。曾几何时，他们几乎成了洋务运动的陪葬而被社会遗弃。现在，乌云里忽然露出了阳光。

“庚子事变”结束后的1901年11月20日，正准备启程北上，接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向朝廷呈递《道员唐绍仪请调北洋片》，称赞唐绍仪“素为洋人所敬服，而于北洋情形犹为稳悉”，推荐曾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的“留美幼童”唐绍仪担任津海关道——这一职务实际上是北洋大臣的外交负责人。

仅仅两周前，弥留之际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口述遗嘱，称“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世凯成为他的继任。袁世凯迅速崛起，而李鸿章残存的洋务事业，也由他继承并发展，成为他政治资本的一部分。

和他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非常不同，袁世凯没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底。他从小过继给当官的亲戚，自幼是顽童。他曾在夜晚捉来一堆萤火虫，捣烂了涂抹在脸上，用发光的脸吓唬他的私塾先生。他参加过两次“童子试”，都没有考中，气得一把火烧掉了过去作的诗文。他痛恨八股，痛恨科举，酷爱纵马、练武和赌博。

袁世凯被人称为“才堪应变”。他离经叛道，但老于权谋，擅长在政治的赌场趋利避害。戊戌政变，他做出背弃光绪投靠慈禧的政治选择。慈禧变法，他又是鼓吹“新政”最有力的高官。中国的第一辆汽车，是他从外国买来献给慈禧太后的。

袁世凯早已注意到他的同龄人，李鸿章培养的这一批“留美幼童”。1884年，朝鲜发生政变，驻扎汉城的袁世凯带兵弹压。听说亲中国一派的领袖被刺伤，在总税务司家中救治，便前往探询。到门口，只见一个年轻人持枪而立，意气凛然，阻止袁兵进入。经询问，才知是中国派到朝鲜的税务官员唐绍仪。此后的十年，袁世凯是清廷派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的委员，唐绍仪是他的助手，直到甲午战争。没有谁比袁世凯更清楚唐绍仪的才干。

1901年，袁世凯42岁，唐绍仪刚40岁。趋时趋新的袁世凯接过李鸿章的衣钵，他顺理成章地要起用李鸿章栽培的这一批留洋人才。

袁世凯在天津大展他的“新政”宏图：从兴办新式学堂到派学生留学，从整理财政税收到发展铁路电信，从训练新式军队到建立现代警察制度。为在军中普及教育，他派人以北京话为基础“创造切音新字”，这是最早的汉字拼音。

当袁世凯在北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时，一批“留美幼童”聚集天津。

1901年底，唐绍仪出任津海关道，一直到1904年。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他参与了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被占的天津，处理涉外事务，以及督察税务、清理金融等工作。在天津，他还创办了新的电报学堂，招收15岁左右的“幼童”前来学习。

唐绍仪的继任者是梁敦彦。当年从美国“召回”后，他在天津电报学堂当翻译，因父亲去世，回广东奔丧，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新上任的两广总督张之洞的译电员，从而被张之洞赏识，作为幕僚。1900年“庚子事变”，由于梁敦彦帮张之洞筹划，使两湖地区未发生波动，张之洞将梁敦彦升至“江汉关道”，1904年改任津海关道。不久，又兼任京奉铁路总办。

曾就读美国斯蒂芬工学院的梁如浩，曾和唐绍仪一同去朝鲜海关，后同在袁世凯幕府。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后，梁如浩担任北宁铁路总办和牛庄海关道，然后，他又接替梁敦彦任津海关道。他的继任还是“留美幼童”，曾就读耶鲁大学的蔡绍基。

蔡绍基和周寿臣也曾在朝鲜海关工作，回国后，蔡绍基在维新时期参加了天津中西学堂的创办。1903年4月27日，天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蔡绍基先为帮办，后为总办。他是留美幼童中出现的第一位大学校长。曾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周寿臣，曾担任牛庄海关道和天津招商局总办。

在袁世凯的旗下，还有原北洋海军军官曹嘉祥和蔡廷干。还记得哈特福德高中那位酷爱猎枪的中国学生吗？曾担任“镇远”舰枪炮大副的曹嘉祥，被袁世凯派为天津巡警道，是中国新式警察的创办人之一，因为他的努力，“新政”时期的“北洋警政”闻名全国。在甲午战争中驾鱼雷艇逃跑，曾被日军俘虏的蔡廷干，获释后归国。通过袁世凯的保奏，战后被革黜的海陆官员陆续恢复原职，绝大部分收归袁世凯幕下，蔡廷干是其中之一。他成为袁世凯的幕僚之后，以其娴熟的英语词令和丰富的国际知识渐为袁氏倚重。

袁世凯权倾一时，就任直隶总督不久，他就被清廷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和督办电政大臣，铁路、电信等要害部门都在他的管辖之下。一时间，一批学习铁路、电报的“留美幼童”又都成为袁世凯的骨干力量，其中有詹天佑。为了使用这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袁世凯和张之洞还曾发生“争夺”，袁世凯最终将詹天佑留在了北洋。

“留美幼童”们忽然成为被争夺的宝贝，他们的命运出现戏剧性的转折。

一百年后，人们到天津，还可以在旧城鼓楼南看到至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1907年落成的“广东会馆”。那是一座具有潮州风格的的大院落，墨瓦青砖，雕梁画栋，内有旧时的客栈，还有巨大的戏楼，可容纳七、八百人的木结构室内剧场，楼上包厢，楼下散座，富丽堂皇。你在广东会馆可以看到一块石碑，镌刻着捐款修建人的姓名。其中有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周寿臣等一批“留美幼童”。20世纪初年，这些中年人在天津已经是官职显赫的名流。

第51节 你忠实的詹天佑

在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市搜集“留美幼童”资料时，有一天，房东凯伦（Karen）女士支起小银幕，邀请笔者观看幻灯。那是她已过世的父母——一对酷爱摄影的学者，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世界各地旅行拍摄的照片。笔者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对在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旅游者，留下了那么多关于中国的珍贵见证：1979年，简陋的罗湖口岸，挤挤挨挨的上海旧房，长城脚下卖羊奶的农民……忽然，一幅青龙桥火车站的照片出现，笔者差点喊出声来：

“雕像，他们有没有看到那座雕像？”

话音未落，伴随着凯伦的笑声，幻灯屏幕上的画面喀嚓一声，变成了那座著名的詹天佑的铜塑。“他是谁呀？”凯伦不知道。

笔者很快翻出“留美幼童棒球队”的照片，告诉凯伦，关于这个曾经在本城公立高中读书的“Jemes Tien Yau”的一切……

凯伦两眼发亮，她喜出望外地收下了笔者作为礼物的那张“棒球队”合影，让笔者将詹天佑的中英文名字写在背面。

此后的日子，不时可以看到，凯伦拿着那张照片在兴奋地打电话。她告诉一位又一位老朋友，你们知道吗？中国修筑第一条自建铁路的最伟大的工程师詹姆斯（Jemes），是在我们哈特福德长大的！

詹天佑和京张铁路的故事，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所有的学生都熟知的。

不过多数人不熟悉，在接手京张铁路工程之前，詹天佑已经为中国的铁路建设工作了近20个年头。其间，他参与了李鸿章计划修筑的天津至通州铁路（即那条引起激烈争议的津通铁路）的测量设计；参与了天津到山海关铁路的修筑；参与修建了至今犹存的滦河大铁桥。

准确地说，“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不是京张铁路。1901年，慈禧结束逃亡返回北京，途中第一次坐火车。火车给她留下良好的印象，她提出，两年后要坐火车到西陵祭陵。于是清廷紧急筹措修建京汉铁路高碑店站到梁各庄皇陵的公里支线。时任关内外铁路总办的“留美幼童”梁如浩主持此事，他推荐了詹天佑。詹天佑崭露头角，在不易施工的冰天雪地，指挥工程迅速完竣。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修筑的铁路，虽然它只有三十七公里，而且具有讽刺意味：它是为一个人祭祖修筑的铁路。

修筑京张铁路，是袁世凯的决策。起用詹天佑，和“西陵铁路”的成功不无关联。

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京张铁路有显而易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价值。修路的消息传出，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沙俄也不相让，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独立修筑，双方可都不伸手。在英、俄看来，落后的中国完全无此能力，他们等待着中国人陷入僵局时来向他们求救。

1906年5月3日，詹天佑写信给在美国读书时的“家长”诺索布夫人：
      　　
亲爱的夫人：

真高兴接到你3月22日的来信，真出乎意料之外，我细读再三，直似旧日聆听你的谈话。过去我们与你同在的时光，是何等快乐！啊！我多么热切希望能重游美国，再晤昔日好友，特别是你，这位负责我们早期教育的老师，该是何等兴奋之事！

是的！我现为7个孩子的父亲——三女四男！我现任“京张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本路长约125英里，将凿隧道3处，其中最长的为四分之三英里。本路为第一条全部由中国工程师负责兴建之铁路，企望吾人能顺利完成！

罗国瑞现在中国浙江杭州，他是那边新造铁路之总工程师。旧金山大地震是何等可怕呀！你可知道欧阳平安否？问候你、苏菲及威利。

      　　你忠诚的  詹天佑

詹天佑勘测了三条路线。第二条绕道过远不可取。第三条就是今天的丰沙线，因从北京城南向西修筑，经过大量坟地，阻碍太多。由于清廷拨款有限，时间紧迫，詹天佑决定采用第一条路线，即从西直门经沙河、经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全长360华里。全线的难关在关沟，这一带迭峦重嶂，悬殊峭壁，工程之难在当时为全国所没有，世界所罕见；坡度极大，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相差近60米。

1906年10月24日，詹天佑在信中说：
      　　
亲爱的诺索布夫人：

6月3日及9月9日的来信均收到。对啦！那贴两分钱邮票的信，也平安到达。最近忙于我的工作，因而忘却我的老朋友，敬请原谅！

诚然，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好象我成为中国最佳的工程师，因此全体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也为全体中国工程师和所有中国人的不幸，因为中国工程师们将来不会再被人们信赖！

在我受命此工作前，记事出任之后，许多外国人公开宣称中国工程师绝不可能担当如此艰巨的重任，因为要开山凿石，并且修建极长的隧道！

但我全力以赴，至今已修成一段。特附上剪报一份，使你知道当年在西黑文在你监护下的一位中国幼童，现在已完成和将来继续要完成的任务。他早期的教育完全受惠于你！
      　　……
      　　你最忠实的  詹天佑
      　　
1906年9月30日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难关就在这里。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092公尺。这不仅要有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还要有新式的开山机、通风机和抽水机。前者对詹天佑都不成问题，而后者当时中国全都没有，只在靠工人的双手。

这一段故事是人们所熟知的：詹天佑采用南北两头同时向隧道中间点凿进。但隧道实在太长，后加上在中部开凿两个直井，分别可以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如此就有六个工作面同时进行。他运用“折反线”原理，修筑“之”字形路线降低爬坡度，并利用两头拉车交叉行进。在铁路兴建之初，有车厢出轨事件。詹天佑想到将美国人詹尼发明的自动挂钩加在每节车厢，使之结合成一个牢固整体，确保爬坡时的安全。

“挂钩”一事，后人误传为詹天佑的发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人们干脆把火车车厢挂钩叫作“詹天佑”。

1906年12月11日，在工程最紧张的日子里，詹天佑给诺索布的儿子、他少年时的朋友威利的信中写道：“目前，中国正处于极不安定的情形下，她正在进行代价很高的试验，也力求革新。但是将来怎样，是无人可以预卜。”“我现在这条铁路，要求我只许用中国人来修筑。如果我有权，就乐于介绍给你一个工作，可惜，我现在奉命不得雇用外国员工。”

在京城近旁修筑铁路，常要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铁路要经过一个前任道员家的坟地，他是皇室的亲戚，在朝野均有势力。此人率众闹事，阻止工程，私下又许以重贿，要求改道。可是北面、南面、西面都是权贵的墓地，要大改道不知要造成多大的浪费。詹天佑忍辱负重，花费许多时间跟权贵周旋，终于让铁路从墓墙外通过。但为保持“风水”，答应另修一条河，派官员拈香设祭，路成后，再立碑纪念。工程人员忿忿不平，但詹天佑表示，只要铁路能修过去，其它小事都可容忍。

京张铁路第三段工程的难度仅次于关沟。首先遇到的是怀来大桥，这是京张路上最长的一座桥，它由七根一百英尺长的钢梁架设而成。由于詹天佑的正确指挥，大桥顺利建成。

京张铁路原计划六年完成，在詹天佑的努力下，提前两年于1909年8月11日全线通车。工程不但没有超支，还节余白银二十八万两。

詹天佑留给后人的照片，似乎自小到大都不苟言笑。他是个严谨的工程师，务实，精细。但是偶然间，也会流露出留学生涯带给他的情趣。

在通车典礼上，有人问詹天佑：在整个京张铁路工程中，你感到最困难的是哪一段？

詹天佑答：是今天我的致辞。

他给诺索布夫人的儿子威利寄去了一本相册：
      　　
亲爱的威利：
请接受这个照片簿，这里面全是有史以来中国工程师自建第一条铁路的有趣工程照片，而这条铁路的总工程师，正是你的朋友。

      　　詹天佑

第52节 为华人权益而战的李恩富

120名“留美幼童”，人们忘不了李恩富的理由，是那本小书《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这本书1887年在美国波士顿出版，制作得玲珑可爱。它从帮助西方人认识中国的角度，记述了19世纪中国的社会习俗、风土人情。最让人们感兴趣的部分是李恩富在书中生动描述了当年他是如何从中国南方小镇踏上赴美留学之路的。

但是我们更应该记住另一个李恩富：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能够用尽他生命中所有最美好的东西去换取的李恩富。记住，在19世纪末的美国，在反华浪潮的风口浪尖上，他为在美华人争取平等的人权所做的一切。

1884年，回国两年多的李恩富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再次返回美国。回中国前，他已经在耶鲁大学完成了一年的学业。此时，他重返耶鲁，成为耶鲁87届毕业生。很快，人们发现，这名中国学生在英语语言文字方面的造诣让人惊叹，大学二年级时，他就在第一学期的英文作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之后他又在讲演、辩论等多种语言文字的比赛充分展示他超人的语言天赋。

没有人料到一名中国孩子在英语语言的学业方面如此超群。其实早在十年前，李恩富的语言天赋就被容闳发现，中学时，容闳特意把他送到HOPKINS GRAMMAR 学校。该校有近200年的悠久历史，以语言学习为长。这显然给了李恩富一个最好选择，仅仅第一年过后，他的成绩已经在全班的第五名。在第二年期末，他拉丁文得了第一名，并以全班总分第一名的成绩从HOPKINS GRAMMAR 学校毕业并被耶鲁录取。
1887年是李恩富生命中一个光芒四射的年份。这一年他26岁，以顶尖学生身份，从耶鲁毕业。波士顿LOTHROP 公司出版了他的书《我在中国童年的故事》，这是华裔作者，甚至可能是亚裔作者第一本在美国出版的图书。更令他欣慰的是，他和新英格兰ELIZABETHE MAUDE JEROME 小姐结婚。

ELIZABETHE 小姐家世显赫，是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WINSTON CHURCHILL家族的远亲。当地的报纸称两人的婚姻让人震惊但人们又很兴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料到，一名年轻的“中国人”能够捕捉住一位新英格兰女孩的心。请记住此时是美国排华法案通过5年之际的1887年，在美华人的生活正步入最艰辛的时刻。显然，作为HOPKINS 和耶鲁的优秀毕业生，在东部新英格兰地区，人们已经完全忽略了这位中国青年在那个特定时代所带有的种族印记，他已经完全进入了美国人的社会，没有人可以预测他前面的路会走多远。

但是李恩富选择了在那个时代、那个国度将让他陷入最为困苦境地的生存方式。他用他的嘴，用他手中的笔，为他的同胞呐喊。

正值美国反华浪潮汹涌。他在新英格兰四处发表演说，他能够准确剖析中国华工问题，提供强有力的论证，言辞激烈辛辣，强烈谴责反华运动的支持者，他的言行当时在耶鲁，在新英格兰引起极大的反响。

李恩富一篇最有名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人必须留下”，文章的标题刻意模仿当时反华浪潮中一条最为有名的口号“中国人必须滚开！”之前，他试图通过反映华工的生活艰辛，获得美国人的了解和同情。而在“中国人必须留下！”一文中，他开始了新的论争。它猛烈攻击华工遭受的和其它种族工人不平等的待遇，他呼吁美国政府必须要为它的领土上发生的难以接受的种族歧视、种族暴力问题付全部的责任。

李恩富认识到，为了让他的言论得到更多的反馈，引起关注，他必须言辞灼灼。于是他将自己的论点上升到反击美国的所谓民主的崇高理念，质疑如今的美国人是否真的秉承了先父开国时创立的自由平等的信念：
      　　
看看现如今的美国人是如何对待其它人种的吧，人们难以想象这个国度，在她诞生之初，亚伯拉罕.林肯将其立国之本归于自由。它靠着对其他民族的欺压而膨胀，这就是他所谓的自由吗？靠着建立在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压迫掠夺之上的自由吗？这个共和国如今和它当初的理想背道而驰了多远？我们只需看看他们通过的排华法案即可。
      　　
李恩富尖锐地批评美国违背了它作为共和政体的初衷，一针见血地从质疑美国标榜的“民主”的真实性入手。他列举种种事实证据，指出所有这些不平等、压迫、种族歧视都和美国的立国精神相佐。但毫无疑问，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他在美国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同胞而做的呐喊。

在80年代末期，李恩富意识到他在美国东部发出的声音很难传递到反华浪潮最为激烈的美国西部，他决意西行。此时，他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他的西部之行最终导致了他婚姻的快速破灭。

而他牺牲一切为自己的同胞所做的努力也在西部灰飞烟灭。他希望能够唤醒他的同胞为自己的平等的权利去做努力，但面对一群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同胞，他力不从心。他们已经惯于忍受白人的欺压，宁愿蜷缩在中国城的角落里瑟瑟发抖，也不愿意站出来为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做证。他希望帮助他们成立中国劳工工会，将人们组织起来去为权利斗争，但结果西部华工却像一盘散沙。

失去一切的李恩富开始了漂流生活，他居住过无数个美国城市，曾为无数家美国的报纸工作。他再一次结婚，有了两个儿子。1927年，李恩富在他66岁时再一次失去了在美国的工作。此时早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李恩富，作为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几乎已经留在美国的李恩富，又一次选择了离去。1927年，他独自回到了香港。

他最后一次和他的美国朋友联系是在1938年的3月29日：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战争，一场惨无人道，野蛮的战争。日本人的飞机每日在城市上空盘旋轰炸。生命随时都可能终结。”

在他去世5年之后，1943年，持续了61年的美国排华法案终止。

第53节 大臣唐绍仪

1908年11月，深秋，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最美丽的时节。宁静的湖水映出碧蓝的天空和金色的山峦，覆盖着乡间小径和城市街衢的黄叶，在霜风里挽留着温馨的记忆。

小城春田（Springfield）一反平日的寂静，维持交通的警察明显增多，刚出版的《春田共和报》吸引着路人，人们在相互传告着什么消息。一座座殖民时代风格的小楼，打开了黑色或墨绿色的百叶窗，向下观望的主人们，目光好奇而兴奋。

忽然，人群出现了骚动。喧嚷声和欢呼声由远而近。一辆有轨电车缓缓驶来。这辆电车有如节庆游行的花车，仔细打量，满车是身穿锦绣官服的中国人。他们的服饰是如此灿烂，引得观者啧啧惊叹。市民们得知，这辆车是中国客人包租的。他们看见，一位戴着眼镜，显然地位最高的中年官员，正向他们频频致意。

这是大清赴美专使兼考察财政大臣唐绍仪。自1881年被“召回”后，他第一次重返美国，重返曾养育他的春田。

康涅狄格河畔的春田，依然那么优美动人。在中国幼童离开后，1890年，这座永远不乏活力的小城，又送给世界一份新的礼物：从前乡间孩子把牛皮缝制的皮球投向废木桶的游戏，被春田人发展成了“Basketball”——篮球。春田已是“篮球之乡”。

但此时春田人更骄傲的是，曾在他们城市的E.C.Gardener先生家生活过的一位中国孩子，今天已经是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哦，一位大臣！

唐绍仪第一次出任清朝的大臣，是在1904年。继“留美幼童”中出现了第一个大臣梁诚之后，他被任命为外务部右侍郎，作为“大清国大皇帝特派钦差全权大臣”，奉命赴印度，和英国谈判西藏问题。

19世纪末，在英国出现了吞并西藏的主张。英国以防俄保印为名，发动侵藏战争。1904年8月，英军侵入拉萨，强迫西藏地方部分官员，签订了实际上使西藏地方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拉萨条约》。对这个条约，清政府不予承认，其它国家，特别是俄国也表示强烈不满。于是英国不得不与中国重开谈判。

捍卫中国对西藏所拥有主权的重任，落在唐绍仪肩头。1905年2月，中英双方在加尔各答举行谈判。唐绍仪在谈判中采取了清朝外交史上罕见的强硬态度，他重申中国对《拉萨条约》的立场，坚持英国必须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提出废除《拉萨条约》，由中英两国重新订约。在陷入僵局时，他断然中断谈判回国，决不在声称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的条约上签字。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4月，中英在北京重开谈判。清政府在英国方面有所让步的条件下，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条约规定：“英国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尽管它承认了英国在西藏的许多特权，但却在实际上肯定了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

这一年，清廷发布敕令，任命唐绍仪为“会办税务大臣”，这是他获得的第二个“大臣”头衔。中国税务的重心在海关，而海关长期由英籍总税务司赫德控制。“那一道敕令令人沮丧，”赫德在给友人的信中，称“我的运气到了尽头”，准备“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因为赫德深知，唐绍仪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但是极力反对外国人”！

“庚子事变”后的数年间，唐绍仪平步青云，深受朝廷赏识。他被称为“清末外交新秀”，外国人再也不能像上个世纪面对颟顸无知的满大人那样，面对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才生。他洞悉“洋务”，处事果决，正当年华。这似乎正是曾国藩、李鸿章当年希望栽培的人物：熟悉世界，又忠于国家。

然而，这一批“留美幼童”的内心世界，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和微妙。

许多年前，唐绍仪和周寿臣等人搭船赴朝鲜海关上任，轮船行驶在海上，忽听有人喊“唐绍仪”的名字，只见一个灰头土脸的青年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仔细看，原来是同一批留美的同学郑廷襄。他刚逃出他所在的大沽水雷营，想偷渡出国。他幸运地遇到了老同学。在唐绍仪的帮助下，他转道朝鲜，重回美国读书，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著名的工程师，曾参加布鲁克林大桥的设计和建造。

唐绍仪1898年秋天回籍奔丧，恰逢“戊戌政变”。一天，唐绍仪正在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身边，忽然传来上谕，命令捣毁康有为、梁启超的祖坟。李鸿章问幕僚们该如何办理？只有唐绍仪以“似太残忍，尤碍各国观瞻”为由表示反对。李鸿章立刻呵斥他“好大的胆子”，背地，却命人捣毁了两个无主荒坟交差。

留学美国的经历，对唐绍仪是刻骨铭心的。他怀念春田，想念Gardener一家。1903年，他把两个侄子又送到这里学习，流露出他对第二故乡的情感。1908年，他终于有机会故地重游——而他的身份给第二故乡的人们带来如此多的快乐！

这是唐绍仪在为官生涯中的第三个“大臣”头衔。名义上，他代表清廷来对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表示感谢，并考察财政。更重要的目的，却是想将美国的资本引入中国东北，借此抗衡日益扩张的日本势力。为此，他还专程会见了他母校哈特福德公立高中的校友，美国著名银行家J.P.Mogan。

不过，这次精心策划的外交活动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日本抢在中国之前，迅速开展对美国的外交，使美国默许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不愿轻易做出任何支持中国的姿态。唐绍仪在美国受到“第二故乡”市民和老朋友们极其盛大的欢迎，享受着最真挚的情感。但和政府的交往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而国内的局势也在发生急剧变动。就在唐绍仪即将到达美国的时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3岁的溥仪被立为“宣统皇帝”。唐绍仪立刻致电清廷，宣布自己的名字改为“唐绍怡”，以示避讳。

唐绍仪忧郁的面色，留在他和驻美公使伍廷芳一起会见中国留学生的照片上。

第54节 “皇上万岁！宪法万岁！”

1905年12月28日，温秉忠在剧烈颠簸的美国邮轮“西伯利亚”号上，对面有惧色的戴鸿慈和端方说：“过太平洋，就数这三四天的风浪最大。过去以后，就像长江一样风平浪静啦。”

这是他在11岁时走过路。温秉忠是第二批留美的幼童。此时，作为高级幕僚，他随同清廷“考察政治大臣”，赴西方各国考察宪政。中国近代史上这次著名的“五大臣出洋”，具体的政治考察工作，实际上是由温秉忠、伍光建、施肇基等欧美留学生承担的。

这样的考察古来未有，考察团里的许多“尝试”也让人们耳目一新。例如，起航不久，就进行投票选举，温秉忠等三人被公推为“庶务干事”。大臣戴鸿慈用朗朗上口的韵文写下“敬事预约”：“欧美进化，实擅专长，合炉而冶，陶铸乃良。政体由系，宪法是详……”

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风浪。随着“新政”的推进，“立宪”的呼声日渐高涨。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君主立宪的日本打败君主专制的俄国。中国士大夫们得出结论：不是小国战胜了大国，而是立宪战胜了专制！

立宪，是用和平的手段和渐进的方法进行制度改革。戊戌变法时维新派就提出过“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议”，鼓吹“君民合治”，被顽固派斥为“乱纲纪，毁伦常”。然而时至20世纪，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不改革政治，满清王朝的命运岌岌可危。

在决定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时，慈禧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远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

“五大臣”即将出发前的1905年11月，出使美国大臣梁诚、新任英国大臣汪大燮与前出任英国大臣张德彝、前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前出使比利时大臣杨兆鋆，前出使德国大臣荫昌、新任出使大臣刘式训、新任出使德国大臣杨晟入奏，呼吁尽快立宪。他们强调，“保邦致治，非立宪莫属”。他们建议用五年时间，改行君主立宪制。为了立宪，当前迫切需要实行三件事：第一，“宣示宗旨”，将朝廷立宪大纲列为条款，使全国人民奉公治事，一切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背。第二，宣布地方自治之制。第三，指定有关集会、言论、出版的法律。

现在，从未走出国门一步的“五大臣”，就要到西方国家去“广搜罗”、“勤采访”（他们的原话，似乎和新闻工作无关）。他们一上船就挨了一针——种牛痘，吃惊之余，又为“人种一豆”而感到有趣。在受了几天风浪的惊吓之后，船主邀他们来到甲板，“听留声机器，观西人西妇跳舞”。在真正“太平”的洋面上，“甲板运动会”又召开了。双人并腿竞走，小勺子里放鸡蛋竞走……大臣们捧腹不已。“宪法之旅”，就这样开始。

对于“留美幼童”们来说，“宪法”，是一个曾经熟稔却已生疏的字眼。在美国留学的日子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就生活在“宪法之州”——诞生过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康涅狄格州。1876年世界博览会期间，他们在《哈泼斯》周刊上看到过《独立宣言》的手稿。留学的10年，他们亲身经历了4任美国总统的竞选。

“五大臣”的随员中有两位“留美幼童”。除了温秉忠，还有电信专家唐元湛（他在这次考察中还参观了瑞典的“爱立信”公司）。考察团离开天津，梁敦彦、梁如浩饯行；途径日本，驻横滨总领事吴仲贤（第二批幼童，曾就读耶鲁大学）迎送；登陆旧金山，恭候并陪同他们在美国全部行程的是欧阳庚，；途径芝加哥，驻美公使梁诚派来一等翻译官容揆前来欢迎……如此多的“幼童”，在“五大臣考察政治”这样一个特殊的机会相见，令人兴奋而又感慨。

这是中国在20世纪头10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清政府派出五名大臣，历时半年，周游14国，考察政治制度。“五大臣”归国后，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奏折开宗明义：“宪法者，所以安宇内，御外侮，固邦基，而保人民者也。滥觞于英伦，踵行于法、美，近百年间，环球君主国，无不次第举行……”，他们“不避斧诛，合词吁恳”：“伏愿我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特降纶音，期以五年改行立宪政体”。

1906年秋，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

全国各地到处张灯结彩，江苏商界写了《欢迎立宪歌》，歌中唱道：“圣明天子居九重，忽然呼吸通”，“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

“立宪在君主”，道出了这次改革的性质。“五大臣”周游列国，认为比起美国、法国、英国的“纯任民权”或“三权分立”，日本、德国的君主“有独尊之权”，人民“无不以服从为主义”，才是尽善尽美的体制。正如考察团到达檀香山时，华侨们高喊的口号：“皇上万岁！”“宪法万岁！”清廷希望在不触动皇权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改革，“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然而，“预备立宪”毕竟是政治近代化是起步。清廷公布的《宪法大纲》，对君权有一定程度的限制，规定了人民享有的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权利。也正因为如此，顽固势力强烈抗拒立宪。

清廷犹豫不决。在“五大臣”回国后只是宣布“预备”。不仅没有认可“五年改制”的时间表，反而在两年后的1908年，就在慈禧和光绪临死前不久，宣布预备立宪的9年定期。就是说，他们打算在1916年实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度。新成立的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比慈禧在世时的内阁更加保守愚昧，保护自身的权力是他们施政的唯一目标。

历史不再给他们机会了。

当清廷对政治改革一拖再拖的时候，民间的抗议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以“地方自治”为内容的地方政治改革蓬勃兴起。1907年，广东成立“地方自治研究社”，公推唐绍仪、梁敦彦为名誉社长。1908年，该社社员进京请愿，要求及早立宪，请愿的领衔人是从美国归来的梁诚。皇上不可能“万岁”，宪法却必定到来。仅仅3年之后，武昌起义爆发，从身后疾步冲上来的“革命”，扑倒了摇摆徐行的“改革”。

第55节 新世纪留学潮

大清王朝的最后十年，叫人眼花缭乱。有首山西民谣唱道：

      　　破戏台，烂秀才
      　　小脚板子洋烟袋
      　　火车站，德律风
      　　大脚板子毕业生

前两句，说的是4个过时的旧事物。后两句，说的是4件时髦事。“德律风”是电话机（Telephon）；“毕业生”即出自新式学堂，特别是留洋归来的学生。学生出洋和姑娘不缠脚一样，其时兴的程度，相当于火车和电话。

仿佛一夜间风气大开，三十多年前，曾国藩、李鸿章送学生去美国，没有一个满族子弟和高官子弟报名应考，此时，慈禧太后多次降旨，“命选择各旗子弟遣赴各国”，“命近支王公有愿出洋游学者，着报名侯派”，“命遴派翰林出洋游历游学”……。一时间，惟恐不“洋”的八旗子弟和高官子弟，纷纷带着仆人漂洋出海，其中甚至有总督和巡抚的公子。

已获功名的士子，有的当了多年翰林，还决心留学，如曾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美学、文学与心理学的蔡元培；有的在考中进士后弃官不做选择出洋，如曾到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的中国近代名记者黄远生。

1902年3月20日，袁世凯派55名学生自天津出发赴日本陆军学堂。此后，各省陆续派生赴日，越来越多的青年自费赴日。因为日本距离中国较近，留学费用较低；而1906年废除科举，又把更多的士子逼上留学这一条路。——世纪初年的“留日潮”，因此兴起。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达600余人，清政府为此派出总监督赴日。1904年初，留日学生达1300人。1905年底，8000人。1906年秋，已达13000人。1907年2月6日，日本宣布中国在日留学生达17860人。此前不久，有300名中国官绅，在东京法政速成学校经一年半学习法律、政治、理财、外交后毕业。在“留日潮”中，许多学生的名字是人们所熟知的：黄兴，宋教仁，鲁迅，蒋介石……

各地政府对派学生去欧美同样热情有加。早在1903年，梁启超就在美国遇到十余名“北洋官费生”、“杭州官费生”。他们在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加州伯克利等大学学习。1904年，25名湖北学生被送到比利时留学。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挑选出国留学生，胡敦复等青年被选中。端方命他的秘书温秉忠（第二批“留美幼童”，曾就读麻省伍斯特技术学院）护送赴美。利用这一机会，温秉忠把他的两个外甥女带到美国，她们是十四岁的宋庆龄和九岁的宋美龄。

事实上，远在清廷还没有建立“庚子赔款留学计划”、正式组织“官派留美”之前，在美国已经有了通过各种渠道到来的中国学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自费生。1903年，唐绍仪的两个侄子被送到美国，送到他所生活过的SPRINGFIELD，送到他和梁如浩、黄耀昌、盛文扬住过E. C.GARDENER家。GARDENER的孙女HELEN G.WILLIAMS回忆道：
      　　
我们全家都聚在一起，等着父亲去车站接他们回来。

最后我们听到了马的嘶鸣声。我们都站了起来，相互看了一下，走到了前厅。又有出租马车关门声，接着台阶上来许多脚步声，前门开了，我父亲的声音，“请进，”我们古老熟悉的前厅里进来了五位中国男孩。尽管他们身穿英国学校的校服，深蓝色细条纹的外套，短裤，宽白色翻领，他们看起来还是更象外国人。最高的一个用非常清晰的英语说道，“我叫PAUL。我是代表，”然后，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们做了相互介绍，包括我们家的猫“咪特姆丝“也大声地发出咕噜声，给我们年轻客人们一个微笑。从此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几年开始了。
      　　
1904年12月，中国驻美公使、“留美幼童”梁诚为了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引起他的注意。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时，有“浮报冒报”。敏感的梁诚不再去纠缠赔款用金用银之事，而是向美国政府郑重提出“减收赔款”的要求。经梁诚不断奔走，老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12月3日国会咨文中，要求授权“退还”庚款。这一议案被正式通过，但规定应退还的美金10，785，286．12元必须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这就是“庚款留学计划”的由来。

为选派学生赴美，1909年，在京师设立了游美学务处。第二批留学美国的幼童、外务部主事唐国安担任帮办。这年，在630名参试者中仅录取了47人。据说因为有这样的插曲：唐国安代表外务部的意见，主张招收十六岁以下的幼童，像他自己那样，从小送美培养，否则对外国语言“绝无专精之望”；学部则坚持招收三十岁以上的学生，不然的话，“国学既乏根底，出洋实为耗费”。双方针锋相对，评阅考卷时，外务部所取的英文第一名，在学部一分未得；而学部所的取第一名，在外务部受同样的待遇。

于是有了折中的方案，将游美肆业馆办成正式留美预备学校，先在国内有计划地从长训练，以便培养合格的毕业生送美留学。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所以预备学校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唐国安担任学堂监督，后学堂改名“清华学校”，唐国安任校长——他由此被称为清华大学草创期的校长。

第一批“庚款生”中后来清华大学校长有梅贻奇，有第四批留美的幼童邝国光的儿子邝煦堃。第二批“庚款生”中有胡适、赵元任（著名语言学家）、竺可桢（著名气象学家）。从1909到1918共499名学生使用庚子赔款的返还部分留学美国。此事大大推动了留学美国的潮流，其它各类官费留美和私费留美生迅速增加。到1917年，在读的留美学生达1170人，已回国的留美生400人。

第一批“庚款生”赴美，由唐国安护送。有趣的是，他们在美国旧金山登陆后，走的路线和近40年前“留美幼童”完全一样。他们坐火车横穿美国，下车的第一站，还是春田（Springfield）。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当年政府“召回”幼童时逃跑的容揆。

第56节 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1）

武昌起义爆发前，晚清社会有三大政治力量：坚持“大清皇帝万世一系”的专制势力；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以颠覆皇权建立民国为目标的革命党。

这三种力量中，都有留学生。在“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新政”时期留学欧美的学生，大多支持改良。“留日生”中出了不少革命军的骨干。还有少数留学日本的“贵胄子弟”是捍卫帝制的死硬派。

“戊戌政变”时曾背叛光绪的袁世凯，1908年慈禧死后被罢斥，这时重被起用。他曾厉行“新政”，力倡君主立宪，现在一被请出，就提出“开国会”、“解除党禁”、“组织责任内阁”等条件。他班底中的许多

“留美幼童”，因此身处急流旋涡。

他们中有袁世凯的外务大臣梁敦彦，邮传大臣唐绍仪、副大臣梁如浩，驻英国公使刘玉麟，驻德国公使梁诚，袁世凯的重要幕僚蔡廷干、蔡绍基。他们多为温和的改良派。但“欧风美雨”的熏陶，使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很自然地倾向共和。

这就是唐绍仪受命参加和谈时犬牙交错的背景：他是大清王朝的全权代表，但在他的身后是主张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而他自己的内心，又怀有着和袁世凯大不相同的“共和思想”。

唐绍仪内阁全部12人中，9人是留学生，1人是广方言馆培养、在国外工作多年，2人无留学经历。

前排自右至左：

      　　唐绍仪，留美
      　　署理外交总长胡惟德，广方言馆培养，长期在驻英公使馆工作
      　　海军总长刘冠雄，留英
      　　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留日、美
      　　教育总长蔡元培。留德
      　　后排自右至左：
      　　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留比、法
      　　司法总长王宠惠，留日、美
      　　陆军总长段琪瑞，留德
      　　交通总长施肇基，留美
      　　农林总长宋教仁。留日

第57节 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2）

1911年12月8日，袁世凯的幕僚蔡廷干写信给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莫里循：
      　　
唐绍仪昨天晚上在铁路卧车四号房中剪了辫子……
      　　
这是大清王朝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幕：作为朝廷命官的一品大员唐绍仪，不着官服，而是西装，领带，法式皮帽，呢大衣，一身西人装束，抵达上海。和他形成对照，前来迎接他的南方革命党谈判代表伍廷芳，却还穿着中式长袍。

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冬天，寒风凛冽。战争正在进行，清军和革命军在汉口和武昌隔江对峙。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希望以和平方式结束满清统治。唐绍仪到达上海的前一天，革命派的报纸《民立报》刊登题为《告唐绍仪》的社论，期待通过唐绍仪说服袁世凯，迫使皇帝退位，排除建立民国的障碍。上海“商界共和团”致书唐绍仪说，您奉朝廷之命来上海议和，成，则共享升平，不成，则兵连祸结，“公之责任，可谓重矣！”香港《华字日报》透露消息：袁世凯授意唐绍仪，除了“民主”二字，无论何项条件，都可以让步……

1911年12月18日下午，唐绍仪和伍廷芳来到谈判地点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唐绍仪对伍廷芳说：“我们今天到这里，只是来看一看这宏伟的建筑啊！”

从这一天到12月31日，双方在这里进行了5次谈判。正如唐绍仪那句玩笑所透露的，他们这里面对媒体的谈判，是可以“公开”的部分。有关政权更叠的实质性会谈，在南阳路上一位著名的立宪派人士家中秘密举行。

在“公开”的场合，伍廷芳和唐绍仪都向中国和世界公开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那是两位欧美留学生之间的精彩碰撞，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在倾诉对中国政治的肺腑之言。

曾是李鸿章的高级幕僚、担任过中国驻美公使的伍廷芳说，我原先也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共和立宪的时机还不成熟。但今天中国的情形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今天中国人的程度，可以实行共和民主了！人心如此，不仅留学生们这样看，连素称顽固的老先生也这样说。他们说，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差别仅仅在选举大总统这一点上。今天各省的咨议局、北京的资政院，都已经民选，选举大总统何难之有？清廷专制二百多年，使中国败坏到今天的样子。即使一间银行的总经理败坏了信用，都必须辞职，何况一个国家？今天中国必须实行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

唐绍仪：共和民主，我们从北京来的人没有反对的意向。

伍廷芳：很好！

唐绍仪：今天如果没有清廷，马上可以实行共和。但既然存在着清廷，我们想要共和立宪，就必须有完全无缺的共和立宪。……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们汉人是没有不赞成的。不过我们需要筹措妥善的办法，使局势和平解决，以免清廷横生阻力。我有共和的思想，可比你要早啊！我在美国留学，一向接受的就是共和思想。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共和，而是谋求用和平手段去实现它的办法。……

1911年12月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提出“召开临时国会解决国体问题”，请袁世凯带奏朝廷：
      　　
……查民军宗旨，以改建共和为目的，若我不承认，即不允再举行会议。默察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近因新制飞艇二艘，又值孙文来沪，携带巨资，并偕同泰西水陆军官数十员，声势愈大，正议组织临时政府为巩固根本之计。且闻中国商借外款，皆为孙文说止各国，以致阻抑不成。此次和议一败，战端再启，度支竭蹶可虞，生民这涂炭愈甚，列强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
      　　
这些话中，不无对清廷的虚声恫吓。但这是革命军，也是袁世凯所需要的。在接到电报的次日，清廷就决定，同意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令唐绍仪就会议代表的选举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和谈向着成功步步逼近。但唐绍仪的态度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他们咒骂，唐绍仪不是议和，是在馈献江山。唐绍仪本是袁世凯信任的重臣，但精明的袁世凯一开始就清楚他们之间理念的分别。他刚离开北京时，袁世凯就说过：“我不明白，少川（唐绍仪字）当此时势，怎么还兴高采烈呢？”

无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袁世凯真正关心的是他自己的权力。谈判开始后，袁世凯对唐绍仪拟订的许多有利于南方的条款感到不满。正当伍廷芳和唐绍仪就召开国民会议的细节达成初步协议时，南方革命党人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愤怒的袁世凯宣布拒绝接受协议，撤消了唐绍仪议和总代表的职务。袁世凯的决定，半是对唐绍仪不满，半是对孙中山施压。——他要确保用取消帝制换取他的大总统一职。

唐绍仪没有离开上海，仍在幕后发挥沟通南北双方的作用。而袁世凯也不敢全盘推翻伍廷芳和唐绍仪商定的协议——中国步入共和已经不可逆转。

1912年2月5日，另外两位“留美幼童”——驻德公使梁诚和驻英公使刘玉麟发电报，敦促清廷承认共和。在此之前，两位“留美幼童”吴应科、宋文翙已经随海军投向革命。在南京临时政府，“留美幼童”唐元湛成为电报局长，而温秉忠是外事官员。

下面的故事是人们所熟知的：在反复的磋商之后，清廷终于同意清帝退位。孙中山履行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是“留美幼童”唐绍仪。

唐绍仪是袁世凯任命的，同时也是革命党所认同的。在宣誓就任总理时，唐绍仪已经宣布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员。

尾声：Boys，永远的幼童（1）

这几个帅气十足的中国小男孩是谁呢？他们各有一个英文名字，分别叫作：MANLY， PAUL， YOUNG，HUGH， PHILIP。他们是1903年唐绍仪送到美国去的自己的五个侄子。那时的唐绍仪自己尚没有儿子。
他把自己的五个侄子再次送到“春田”，送到自己曾经寄住过的哥登尔家，继续了20年前的那个幼童留美故事。

请原谅说到这里。

故事远没有结束，——民国初年的乱局，国民革命的狂飙，日本侵华的狼烟……“留美幼童”们的晚年没有宁静，只有更多的忧患。然而作为一个群体——一个在清末洋务运动中产生、为清王朝的自我改良而培植的留学生群体，他们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已然谢幕。他们满口地道的英文，保留着西方人的生活习惯，但在一个“革命”了的社会，他们不但会被人看成“前清遗老”，还有“洋奴”之嫌。

1940年夏日的一天，美国学者拉法吉在上海一家宾馆的餐厅会见几位身穿丝绸长袍的长者——几位硕果仅存的“留美幼童”。他们互相喊着当年的英文绰号，用美国俗语寒暄。他们全都年逾古稀，却都爱用“Boy”自称。那一年，尚有十几位“幼童”在世，居住在沿海的各个城市。到二战结束，绝大多数“幼童”已不在人世。最后一位离去的“幼童”邝荣光，活到103岁，1965年在天津辞世。

我们简略记述一些人的经历：


梁诚

这位清末外交界的风云人物，“革命”后很快淡出政治。他定居香港，寓所在罗便臣道。他曾被英王封为爵士。在创办香港大学时，他和周寿臣都是热心的筹款人。他的儿子梁世华先生是香港著名金文泰中学（前身为The Government Vernacular Senior Middle School）的校长。他有多位孙子毕业于香港大学。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著有《梁诚的出使美国》一书，记述梁诚的生平。罗先生还将梁诚家人捐献的历史文件妥善交藏香港大学图书馆。这套珍贵的《梁诚文书》，有待学者发掘研究。


周寿臣

周寿臣，字长龄。他的确长寿，活到98岁，1959年逝世。他祖籍广东新安（新安近三分之一土地后租与英国，成为今新界的一部分。其它后称宝安，即今天的深圳），出生于香港。留美时他曾和唐绍仪一同就读哥伦比亚大学，被“召回”后又和唐绍仪一同被派到朝鲜。1894年，他出任天津轮船招商局总办，1905年又和幼童方伯梁一起创办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周为总办，方为监督。他从事过海关、铁路、航运等多项事业，后来定居香港，为香港同胞做了许多好事，人称“寿伯”，是有名的“太平绅士”，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香港有一座寿臣山，以他的名字命名。周寿臣故居在香港黄竹坑。


唐绍仪

他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在组阁三个月后，与袁世凯决裂，辞去总理。他在政治风浪中屡经浮沉，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南下“护法”，还有过毛泽东曾提及的“民国总理当中山县长”的一幕。他长期居住在上海，1938年，他成为日本人企图争取的物件。唐绍仪晚节未失，却被国民党特务误杀。


钟文耀 

这位当年耶鲁划船队的舵手，当过许多年外交官，又当过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的总办。他对一切新事物都满怀热情，从照相机，到汽车。他是上海滩上最早的汽车的拥有者。也是幼童中为数不多留下电影资料的人。


蔡绍基

留下电影资料的还有蔡绍基。蔡绍基参与创办了北洋大学——今天天津大学的前身，而且当过它的校长。他是留美幼童中产生的第一个大学校长，当年是天津的名流。至今天津还保留着一个名叫蔡园的园林，那曾是蔡绍基的家。


唐国安 

他在美国留学时很挂念母亲，我们在他的故居看到，族谱中有他省钱寄回国补贴家用的记载。担任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校长后，他念念不忘派幼童赴美。1911年，终于如愿以偿。游美学务处又特别选派11名15岁以下的幼童赴美，由他亲自考试选拔。唐国安的故乡在今天珠海唐家镇鸡山村。2001年，清华大学在珠海建立了园区。仿佛是天意，清华校区恰好建在老校长唐国安的故里。站在唐国安祖屋的门口，从那条湿漉漉的小巷望出去，正好能看见清华园区乳白色的楼房。


梁如浩

当年唐绍仪身旁的这个小伙伴，后来是富有经验的铁路管理者，他当过清朝的大臣，民国的部长。他的四个儿子，两个留美，两个留英。他的儿子娶了唐绍仪的女儿，童年的小伙伴，成了儿女亲家。


欧阳庚 
和詹天佑一起毕业于耶鲁的欧阳庚，长年担任中国驻美国旧金山的副总领事。他在那里遭遇了1906年大地震，曾担当重建中国城的重任。作为华侨们忠实的保护者，他在美国华人社会有口皆碑。


梁敦彦

梁敦彦是辜鸿铭的好友，被文化怪杰辜鸿铭称为“同志”。这位当年哈特福德高中棒球队的神投手，在清末的官场竞技中，从小小的电报生一步步当到了外务大臣。他忠于朝廷，拥护帝制，直到辛亥革命后都不改立场，1917年，他参加张勋复辟；后来末代皇帝溥仪结婚，他和另一位留美幼童蔡廷干，是婚礼上的伴郎——庄士敦所著《紫禁城的余晖》（Johnstone:《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记述了此事。


蔡廷干

蔡廷干是袁世凯的密友。他曾帮助袁世凯，在当总统前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他自己的辫子在留学时就没了。因为太顽皮，他被送到机械厂实习。在机器旁辫子有危险，所以朝廷给他可以剪辫子的特许。蔡廷干曾在甲午海战中率鱼雷艇逃跑，但在袁世凯时期却成了海军元帅。蔡廷干晚年用英文翻译了唐诗，还写了研究老子的专著。一个未完成的梦想，是写一部《袁世凯传》——他为此搜集过许多资料，包括袁世凯用餐的食谱。


张康仁

张康仁是大律师。他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和中国同学们一起被召回，但在哥哥的帮助下又回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完了法学院。经过长时间奋斗，他成为第一个被允许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他的知识后来为国家所用，朝廷赐给他“法科进士”的身份。


郑廷襄

美国纽约有一座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留美幼童郑廷襄是主要的建造者。在被朝廷召回后，郑廷襄秘密逃跑。他躲进一条外国轮船，没想到巧遇被派出国的唐绍仪。唐绍仪帮助了他，使他顺利返回美国，修完学业，成了出类拔萃的工程师。

尾声：Boys，永远的幼童（2）

在采访和研究过程中，我们曾见到多位“留美幼童”的后裔，均给我们极大的帮助。他们是：

詹天佑的孙子詹同济先生；
唐绍仪的外孙女顾菊珍女士；
周寿臣的孙子周振荣先生；
梁普照的孙子梁赞勋先生；
容揆的孙子丹纳和理查德先生；
李恩富的孙子理查德·李先生；
容星桥的孙女容应萸女士；
钟文耀的孙子钟安民先生、外孙子Bruce Chan先生、外孙女Jacky女士。
我们见到了容闳的孙子容永成，还有他的第三代——容闳的第五代孙女们。

我们见到的惟一一位“留美幼童”在美国时寄住家庭的后裔是亨纳斯（HINNERS ）。他的外曾祖父尤金·哥登尔（EUGENE GARDNER），是麻省春田一位著名建筑设计师，当年中国留学事务大楼就是由他设计的。寄住在GARDNER 家的幼童有唐绍仪和梁如浩。   

2000年，HINNERS 在美国出版了他写的一本书《唐绍仪和他的家人》，记述了唐绍仪的家庭和他的家庭长达一个世纪的友谊。

中间的长者就是尤金·哥登尔（EUGENE GARDNER），在他右侧的小姑娘就是亨纳斯的母亲安（ANNE）。哥登尔EUGENE GARDNER 只有一个儿子，就是站在他身后的男子克莱仑斯（CLARENCE），当年中国幼童住在这里的时候和他年纪相仿，他们是要好的玩伴。

哥登尔先生有三个孙女，他们是亨纳斯的两个姨妈：依丽莎白姨妈和海仑姨妈。

尤金·哥登尔曾说：“当这些孩子由孩童长成青年时，他们成了我们家庭中的一员。如果他们是近亲或是同一种族的，他们将不会如此亲密地生活在一个家庭中。而现在一个有趣的结果就是这种亲密的关系使我们成为一个密切的整体，一个完整的，儿子的，男人的的整体。在他们的工作时，游戏时，开玩笑时，不悦空虚时，在他们的感情脆弱时，在他们大声宣布他们的需求，尤其是本能地要求公正和公平游戏时，他们个个非同寻常。”

两个家族的联系在20世纪的战乱和政治风浪钟几乎被彻底隔断。1972年前后，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两个家庭恢复了通信联系。1987年，亨纳斯退休了，似乎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让他觉得他必须承担起重新寻找中国的唐绍仪家庭后裔的重任，1987年，他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

我们到美国采访的时候，八十多岁高龄的亨纳斯一人住在华盛顿的公寓里。他卧室墙上挂着家传的当年唐绍仪寄来的礼物——丝绣的壁挂，还有一个铜制的茶几。不大的两间公寓房中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文件、图片。

亨纳斯是目前哥登尔家族唯一一位精心收集这些史料并且对此怀有极大热情的人。他没有结婚，他说他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些流传在家庭中的故事传下去。

和亨纳斯一样，我们也盼望，对“留美幼童”史料的追寻和研究能够继续。我们期待结识更多“留美幼童”的后裔和美国“接待家庭”的后裔，不仅为了获得更多的中国幼童赴美留学的详情，而且期望由此了解那一百多个家族在一百多年中的经历。这无疑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极为宝贵的资料。

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匆匆地赶路。

“多年以前”的东西，正在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