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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作者：钱钢胡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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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哦！新大陆

第20节一封写给女生的信（1）

孟松学校，容闳的母校，也曾有幼童来这此就读。

孟松学校始建于1804年，它当年是新英格兰地区少有的几所大学预备学校，虽然建在“春田”偏僻宁静的乡村小镇孟松，但却闻名全国。当时校懂会目标明确，要在这里创办一所可以和任何大城市学校相媲美的中学。具体的目标，则是为那些立志进入大学深造的年轻人作准备。校董会成员之一牧师WILLARD

毕业于哈佛，是当年哈佛大学校长的兄弟，为孟松学校的创办募得大量的支持。“所有的种族，所有的信条在这里共存”，这是孟松的口号。因此，早在19世纪初学校成立不久，就开始招收来自全世界的学生。

来到孟松，我们才发现，几场大火之后，当年的孟松学校已不复存在。从1971年开始，孟松学校和附近的韦布尔汉姆学校合并成了今天的韦布尔汉姆 / 孟松学校，校址移至韦布尔汉姆。然而，火后余生的孟松学校大钟，矗立在今天的校园。孟松学校的历史，正由新的学校珍藏。

听说我们的到来，学校档案室年逾古稀的克瑞利女士像过节般的兴奋。虽然她告诉我们由于孟松历经大火，所剩的历史档案已经寥寥，但仍然敞开学校档案室的门，让我们自己到里面去翻找。

就是在这样原本不抱任何希望的翻看中，一样样的东西忽然间地跑到了你的眼前，历史就在瞬间变得可以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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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哦！新大陆

第21节一封写给女生的信（2）

克瑞利女士已经预先翻出一些照片——一些亚洲模样孩子的照片。在她看来，这些孩子自然全是我们的“留美幼童”。而从照片后面的签名当中，我们却发现，这里既有曾经在孟松就读过的中国孩子，也是同时期日本孩子的照片。明治时期，日本也有相当数量的孩子来到美国留学，但一直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当年最早来美的日本学生也是布朗牧师所带。1847年布朗牧师把容闳等三名孩子带到美国，几年之后他重新回到亚洲，这次他来到了日本。布朗牧师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声望，因为日本把他看作是发展日本西学的先驱。在孟松布朗家族的墓地，你可以看见紧靠旁边的是两名日本年轻人的墓碑，他们是当年随布朗牧师来美的学生，不想在美夭折。怀着对他们导师的尊敬，两人葬骨于布朗先生的身边，作为永久的陪伴。
　　
中国幼童的照片，有一幅是签名是“史锦镛”。在寻找到中国孩子的踪迹后，我们很快在其它档案盒中，找到两本手掌大小的中学毕业留言簿。其中若干页，有中国孩子用中英文撰写的毕业留言。其中史锦镛的中文写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英文部分画有宗教图饰，中间写着“圣经你的指南”，1875年10曰29日。

接下去的发现就令我们吃惊了。

由于很快掌握了对档案索引的使用，我们在档案室（它的门口的牌子写的实际上是“乐器室”，大概是两种功能合一的）里集中查阅“INDEX”。在当年一位叫詹妮的女生后来的捐赠物细目里，我们看到写着：名片。来自中国学生。

按图索骥，我们很快找到了那个活页夹。一个纸片滑落，拾起一看，是史锦镛的名片，名片大小和今天的一样，白色，单面印刷，英文。

它非常简洁地印着：史锦镛

左下角：中国广东。

然后，一封笔迹神采飞扬的英文书信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很快从信尾的落款上发现，这是史锦镛在1876年10月5日写给詹妮的信。

信的开头，他落落大方地对詹妮向她诉苦她过去一周被“禁闭”在一个地方做某件事表示同情。然后告诉她，他希望在一年之后进入耶鲁的雪菲尔德工学院就读。并告之，他最近要去一趟哈特福德，去见一位公理会的女士，应该是和宗教有关系的事情。

信的最后一段比较有趣，似乎是詹妮在她的头一封信中，向史锦镛打听了另外一位叫海蒂的女生的事情，所以史锦镛非常老实地答复：

“我将回答你关于海蒂的一些事情，我在收到你的信之前一、两天刚刚收到她的信，她还在阿斯科答，她去费城参观百年博览会的故事还是很值得一听的。她用诗一样的文体写信，告诉我她这个月就要回家了。我没有更多的事情要告诉你了，我就写到这里，送上我的问候，希望早日收到你的回信。

史锦镛”

在孟松一下发现这么多关于幼童史锦镛的材料，让我们对这个孩子产生了兴趣。史锦镛是广东香山人，第一批幼童，1858年出生，是幼童中年龄较大的，到美国时十足14岁。给詹妮写信时18岁。根据他给詹妮的信，他可能在1877年进入了耶鲁大学。但之后我们在耶鲁没有看到任何史锦镛的材料。在幼童回国后的资料中也没有他的名字。史锦镛奇怪地消失了。

直到在上海复旦大学查阅《李鸿章未刊函稿》时，我们才知道，就在给女生写信的第二年，史锦镛被清政府召回。原因不详。但肯定是“犯错误”了。

在回国的半路上，史锦镛剪了辫子，改穿了西服，李鸿章说“情殊可恶”。

这是幼童中最早的叛逆者，同样是事情，若干年后将在更多的人身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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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哦！新大陆

第22节 Centenial:百年纪念世博会

2008年，上海将举办世界博览会，这将是世博会首次在中国举行。

时光倒退132年。

1876年，美国费城举办世界博览会，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这一年，适逢美国建国百年纪念年。它的意义，绝不只在美国首次获得了世博会的举办权；通过博览会，美国要向世界展示一个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证明它已走出欧洲工业强国的阴影。美国要向世界宣布：一个美国时代即将到来。

中国的“留美幼童”出现在世界博览会的现场。并且，康涅狄格州教育局骄傲地把这些孩子的英文作业作为教育成果送到了展台上。

世博会此前多半在欧洲大陆举行，伦敦、巴黎、维也纳成为多次举办博览会的城市。1873年，获得举办权的美国组织者喜忧参半。由于本届博览会事实上是美国这个共和国家百年庆典大会，如果世界上许多世袭君主国抵制，那么1876年的博览会就很难名副其实。但是当费城博览会秘书长在1873年6月5日发出他的邀请函之后，立即有

37个国家接受了邀请。他们是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突尼斯，土耳其，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意大利，挪威，埃及，丹麦，瑞士，墨西哥，委内瑞拉，俄国，智利，秘鲁，阿根廷，夏维夷，中国，澳大利亚，希腊，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利比里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

参加者散布世界各地。我们在今天的费城档案馆查询当年博览会的材料时，发现一组有趣的参展国资料，它标明所有参展国的名称、人口、语言等基本情况，其中还有一组数字，标示的是所有国家距离美国费城的距离。其中有13个国家距离费城超过5000迈（英里）7个国家超过7500迈（英里）。最远的当属巴西和中国，中国距费城的距离是8867迈（英里）。

那时候，世界的概念远不是今天所谓的“地球村”。在没有飞机的年代，人们靠着轮船航行，去往任何一个地方，都得实实在在丈量这份表格中的每一个数字。读着这些数字，我们能想见，当年的美国人怀着一种怎样的惊奇、兴奋的心情，在计算着自己通向世界的道路。

“北阿墨利加洲有美国者，洋文称‘友乃德司得次’（UNITED STATES），译即合众国，俗称‘花旗’，泰西强大国也，在地之西半球”

当年随中国团赴费城参展的中国工商代表李圭撰写《环游地球新录》，详实地描绘了一名中国人眼中的1876世界博览会：

“内建陈物之院五所：一为各物总院，一为机器院，一为绘画石刻院，一为耕种院，一为花果草木院。”在展览开幕的两年之前，布展工作就已经开始，各个国家从本国运来建筑材料，或搭建自己的独立展厅，或在“各物总院”这个大展厅中搭建自己的展位。于是，“塞会之物，几于无物不有，无美不具。逐件位置妥当，需六阅月工夫，始能齐备。游人欲尽览诸物，每日周历各处，曲折计算得五六十里。诚可谓萃万宝之精英，极天人之能事矣！”

最让李圭感慨不已的不是来自各国的奇珍异宝，而是那些代表着当今世界变化趋势的各种新型机器。这也是本次世博会的中心议题。美国借此表明自己已经从一个田园牧歌的农业国家脱胎换骨成为进入蒸汽机时代的新型工业强国。“于以叹今宇宙，一大机局也。”李圭感慨到，当今的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机器的时代。机器院中陈设的展品美国占据了大部分。“美国地大人稀，凡一切动作，莫不持机器以代人力。故其讲求之力，制造之精，他国皆不逮鄢。”他看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科林斯”“COLLINS”蒸汽机，抽水机，挖泥船，缝纫机，织布机，在看见机器造纸的时候，李圭感叹：

“我中国造纸之法，由来二千余年，纸亦绝佳，西人每称赞之。然精者皆用棉、竹，若稻草所制，皆恶劣不堪之物，制法亦堪迟缓。今观此法，尤觉工省事倍”。在这里，他发现，不仅稻草可以制作精良的纸，而且废纸、写过字的纸，破布、败絮等等都可以制作成精美的制品。此外，还有精巧的打字机，自来水笔，手表，幻灯放映机，德国的克虏伯钢炮，刚刚问世的电灯等等。

博览会专设了一“女工院”，展示着妇女所做的各种书籍、绘画、图卷、女红等物。此建筑的设计、监工都由女性完成，展厅的导游解说也是女性，所以李圭描述她们到：“举止大方，无闺阁态，有须眉气。心甚敬之，又且爱之。”在参观完女工院后，李圭感慨万分议论道，“天下男女数目相当，若只教男不教女，则十人仅作五人之用。妇女机敏不亚男子，且有特过男子者，以心静而专也。故外国生男喜，生女亦喜，无所轻重也。若中国，则反是矣，有轻视女子者，有沉溺女子者，劝之不胜劝，禁之不胜禁。究何故欤？”

1876年博览会，中国送去了什么？

在博览会的总展览厅中，中国设立了自己的展室。正面一大牌楼，上书“大清国”三字，横额曰“物华天宝”，两侧有对联“集十八省大观，天工可夺；庆一百年盛会，友谊斯敦”。两旁有东西辕门，上插黄地青龙旗，和官府衙门的很像，形式非常严肃。里面陈列了许多古色古香的橱柜，放置着绸缎、象牙雕刻、银器、景泰蓝、漆器、镜屏、瓷器、字画等等。
　　
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精美工艺品，在当时引起了参观者的极大兴趣。当时的媒体有这样的溢美之辞：“中国展厅给参观带来的惊喜似乎是它不太大的占地面积应该带来的三倍之多。”，“这是一个各种精美事物的集大成的展室。那些展品超乎寻常地优雅精致，许多东西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他们从未见过。这是迄今为止在美国展出的最丰富多彩的中国展品”“中国是本届博览会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而所有媒体报道，中国和日本的名字总是放在一起。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和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赛跑，而就在这个博览会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在当时根本不被中国重视的日本国，正如何用一切机会急起直追。

展厅的国家分布按照地理位置排列，所以中国和日本相临，两国文化历史上曾经如此贴近，所以展品有相近之处。然而下面这些数字，却说明日本的努力要远远超过中国。

日本展厅占地17831平方英尺，中国6628平方英尺；（此外，在37个参赛国中，有11个国家在主展厅之外搭建了自己的展厅，日本是其中之一。）日本选送了7112包参展品，中国477包；日本派出284名参展者，中国80名；日本获得133项参展奖项，中国35项。和中国一样，日本也是很早就计划参加本次博览会，并且向日本内阁通报了参展计划，但是同时日本雇用了一支世博会的顾问团，听取他们的建议选送什么样的东西外国感兴趣，与此同时给那些产品的制造商以一定的经济补助。这就是日本，他们总是有备而来。
　　
从李圭这位宁波海关派去的工商代表所撰写的随笔中，我们发现他实在是一位难得的心胸开阔、思想开明的官员。他回国后出版的《环游地球新录》，由李鸿章亲自作序，当年想求新知的士大夫争相购买。

李圭的书，描述了他在博览会上偶遇中国“留美幼童”的情形，相信这些文字也一定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
　　
初四日，见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举止有外洋风派。幼小者与女师偕行，师指物与观，颇能对答，亲爱之情，几同母子。
　　
李圭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人，他特意选择几位年龄稍大的幼童和他们对话，问参观这样的博览会对他们有什么益处？
幼童回答：集大地之物，任人观赏，可以增长见识；那些新机器的好技术，可以仿行；又能增进各国友谊，益处很大。……
问他们什么东西最好？
回答：外国印字法，中国雕牙器。
问他们：想家吗？
回答：想也没有用，只有专心攻书。总有一天能回家的。
问：饮食起居怎么样？
回答：饮食较洁净，起居有定时，有时候必须运动，舒畅气血，这是治病的好办法。
问：各家主人照料得怎样？
答：就像照料他们自己的子弟。稍有感冒，就特别关切……
问：你们怎么穿起了洋人的衣服？
孩子们说：不改装有时不方便。我们的规矩，只有不剪发辨，不入教堂两件事。
听到这些话，李圭由衷发出感慨：西学所造，正未可量。
　　
幼童到达费城的两天之后，美国总统格兰特（U.S.Grant）也来了。听说中国幼童来此学习参观，总统非常高兴，专门安排了时间接见。他和每一名幼童握手并寒暄数语。当地报纸称这些孩子个个聪明伶俐，举止端庄。陪同幼童拜会美国总统的有康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NORTHORP）和中国、日本官员。

百年博览会把美国人推向世界的舞台。一位参加过若干次博览会的客人就费城博览会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在这里观察那些从乡村来的美国人的面孔——显然对于他们来说，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些来自像日本、土耳其、希腊国家的人；我没有看见一丝排斥或者本能的种族偏见的表情。相反，你很容易见到由衷的惊叹、赞许，常常你会从他们的表情中发现，好象他们从他国文化中发现了和自己的祖先创造的某种东西无比近似的事物，原来世界归根到底是如此接近的。”

1876年，美国像一个从乡间刚刚进城的年轻人，他出落得健壮有力，友善而好奇地注视着地球上的各个民族，急于告诉他们“我来了”。而中国的幼童，也是在那样一个充满变化的时刻，来到了引领这场变化的中心。他们将在蒸汽机的轰鸣声中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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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归去来兮

第23节在美国第二古老的中学

Then to all others, my smile you preferred,
Love, when you spoke, gave a charm to each word.
Still my heart treasures the phrases I heard,
Long, long ago, long ago.
我的微笑能使你常留恋，
你每句话都打动我心弦。
赞美的话仍藏在我心间。
多年以前，多年以前。
——美国民歌《多年以前》（《Long Long Ago》）

远处，那有100多年历史的州议会大厦，高耸的金顶灿烂如昔；近处，那个有300多年历史的著名中学了无踪影。哈特福德高中古老的建筑，已经让位给车声如雷的84号高速公路，留下的，只有那块几乎被荒草遮蔽的石碑。

哈特福德高中今天依然存在，新建的校舍搬到距离马克·吐温故居不远处的地方。但无庸讳言，新校舍是一座平庸的建筑，据说今天哈特福德高中也只是当地一间普通的中学。今天哈中的学生难以想象这所古老中学曾经有过的辉煌。

包括晚清外务大臣梁敦彦、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在内，曾有28名中国幼童就读的哈特福德高中，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古老的中学，创建于1683年。美国金融大亨J·P·Morgan，也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今天的哈特福德市，被横穿城市的铁路分割成风格迥异的两部分。在城市东区一些旧式厂房、大楼，你还可以恍然发现当年这里各种制造业云集的繁盛模样。而越过铁路线，进入了哈特福德西区，新英格兰的优雅恬静就在你的眼前舒展开了。

沿着避难山路，远远的就是有百年多历史的避难山教堂，它威严耸立的身影里有当年中国幼童踯躅的脚印。一样的秋日暖阳，金红、柠黄的枫叶翻飞，在斑驳的避难山路树影里，时光仿佛停住脚步，和我们在教堂的钟声中一道聆听在这个城市这所古老的中学里一群中国男孩的故事：

“回想起我在哈特福德的中学时代，奇怪地发现我的记忆中最亲密的那些朋友竟然全都是那些来自中国的孩子。他们拥有迷人的东方气质，还具有天才般地接纳新事物的能力。”

故事的讲述人是中国幼童的中学同学，后来在耶鲁大学任教的菲尔浦斯（WILLIAM LYON PHELPS）教授。193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自传，在书中，其中一个章节的题目是《中国同学》。
　　
这些男孩子穿着打扮和我们一样，只是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他们玩橄榄球的时候，会把辫子藏在衬衣里，或盘在头上；如果辫子松了，那可是给对手一个太强的诱惑。我们玩的所有的游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们很快就成了棒球、橄榄球、冰球的好手，在花式滑冰场上技术更是超群。当自行车刚刚出现的时候，学校第一个买它的是曾（吴仰曾）。我现在仿佛还可以看到，他骑着这奇怪的家伙在避难山路上走。

…………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我们玩橄榄球选人分队时，聪（邓士聪）一定是首选。因为他又矮又壮，身材天生接近地球，跑动起来像只小猎犬，躲闪的功夫又像只猫。如果说邓在速度和风度上占优势，那么康（康赓龄）则是力量型选手。他身材健壮，脸上永远挂着善意的微笑，他可以穿越四五个美国同学的封锁，闯过目标线。在棒球场上，曾（吴仰曾）是最佳投手，他投的球几乎没有能被击中的可能。

我在高中最亲密的朋友是CHO，他严肃而庄重，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有教养懂世务的人。在课堂上听他解读恺撒是一种博雅的教育。几乎每个周末，CHO和我都要到西哈特福德去打猎，主要是打金翼啄木鸟和草地鹭，CHO有一把超过12英镑重的猎枪，他可以终日毫无怨言地抗着他的这把宝贝枪，并且具有百步穿杨的好枪法。最后，当这些孩子令人遗憾地被召回时，CHO把他的这把猎枪赠给我，作为我们永久友谊的见证。在中国，听说他参加了海军，可后来没有了下落。我们之间有过几年的书信往来。（这位“CHO”是曹嘉祥，他后来是北洋海军镇远舰枪炮大副，再后来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笔者注）

幼童曹嘉祥和枪有不解之缘。他后来担任北洋海军镇远舰枪炮大副，又曾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过天津巡警道。

这些男孩不但在体育场上压倒美国人，他们还在另外一些场合让我们心碎。当这些中国年轻人出现在社交场合的时候，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他们对女孩的态度，有优雅的恭顺，是我们学不来地。我不知道，女孩子喜欢他们，是因为和东方人共舞的异国情调，还是真的受到他们言谈风度的吸引？但事实就是，在舞会上，在一些招待会场，那些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女孩总是会挑选这些东方男孩。我至今还记得，那些美国男孩痛苦的神情，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他们心仪的女孩特意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接受他们的对手——那些中国男孩的邀请。说到我自己，我的父母可不许我在中学学跳舞什么的。所以我只是旁观这样的情景一再重演，让种族间的竞争挑起我欣赏戏剧的本能。那些中国男孩的舞跳得真是很棒。
　　
尽管当年的哈特福德高中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在今天的哈特福德高中档案室中，依然保存着当年中国孩子在这里读书的成绩单，和部分孩子的照片。这些遗物都是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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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归去来兮

第24节 “中国之未来”

在“春田”的“河谷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们发现了一份1876年6月23日上午春田Collegiate Institate一次纪念会的学生演出节目单。在总共9个演出节目中，竟然有四个都是由中国幼童单纲。

第二个节目表演者钟文耀（当时住在A.S.McClean家，后在耶鲁大学肄业，耶鲁划船队舵手，担任过沪杭、沪宁铁路局局长），他的节目是：“Selection From Xenophon”，可能是用希腊或拉丁文朗诵的某经典之作。

第四个节目是张康仁（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最早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的“Selection From Ciciero”，直译为“节选自西塞罗”，据说性质和钟文耀的相仿。

第七个节目来自黄仲良（后肄业于里海大学，担任过津浦铁路总办），“Selectionin Chinese”，是用中文作一段朗诵。朗诵的内容不得而知，希望是唐诗宋词，大概不会是令幼童们生厌的《圣谕广训》。

第八个节目来自Chung T.Ching（钟俊成，后在耶鲁大学肄业），“Oration：The Future of China”，“演说：《中国之未来》”。好一个“中国之未来”！要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恐怕是万不可能了。想想我们的幼童，与他们同龄的孩子，那时尚在私塾诵读《四书》《五经》，以期金榜题名光宗耀族，而他们远在他乡，已经以拳拳之心遥想“中国之未来”，能不令人感慨！

名校哈特福德高中，每年举行毕业班学生讲演比赛。发表演说的通常是杰出的学生代表。我们发现了数份中国“留美幼童”的演说稿——这几位学生在当时的地位由此可知。

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北极熊”的演说，围绕俄国—土耳其战争，分析俄国处理事件的方式。梁把俄国人描绘成穿着警察制服的小偷，有着狐狸一样的狡猾和老虎一样的残忍。如果不遏制俄国企图霸权的野心，那么不久以后，欧洲将被这一巨大的霸权控制。

“俄国是窃贼！”梁声泪俱下，观众被他的情绪深深地感染，赢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当时的报纸说梁居然被召唤回台上谢幕，这种情景在哈中历史很少发生。

第二年春天，又一度毕业典礼演讲比赛。这天天气恶劣，但丝毫没有阻止人们观看60多位男女学生演说的热情。这天出席的贵宾包括康州教育局长诺索布先生、NEW BRITAIN市长，前任州财政大臣CAMP先生，有广告商，有康州其它一些中学的校长。这一年有三名中国幼童从“哈高”毕业，他们今天都要参加学校的毕业讲演。

哈特福德《每日论坛》报为我们留下了毕业典礼的详细情景。在其它年级同学坐定之后，伴随着音乐教授IRVING EMERSON指挥的MARYLLIS的曲子，毕业班的学生款款进入礼堂，绕过前台走到他们的座位上。男孩们身穿黑深色套装，女孩们身穿黑色丝制长裙，头上戴着花环。三位中国学生身独树一帜，他们身着华丽的丝制长袍：一位是橄榄色缎子，另一位在橄榄色长袍上系着华丽的珍珠色缎子腰带，第三位身穿非常名贵的浅褐色丝袍，打着黄色缎带绑褪，为了和服装款式相配，第三位学生手中还拿着一把扇子，并戴了一顶满清式的缀有红钮扣的帽子。中国学生卓尔不群的打扮无疑要吸引太多的目光。

《每日论坛》评述到，那天最精彩的当属中国学生黄开甲（耶鲁大学肄业，曾任1904年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副监督）的演讲。他的题目是讲述法国大臣JEAN BAPTISTE COLBER（1619—1683）的一生。尽管黄的英语口语略带口音，但是他极其出色地运用了优雅的表情——尤其是恰到好处的手势。黄的遣词造句非常得体，段落组织精妙绝伦，成为当天演讲比赛的一个楷模。黄得到了一个美丽的花篮和观众热烈的掌声。

紧接着黄开甲出场的是蔡绍基（耶鲁大学肄业，后任天津北洋大学校长）。他的演讲题目是“鸦片贸易”。蔡说，他最有资格演说鸦片，因为他亲眼看到了它所带来的影响。蔡说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出售名为“神奇抚慰者”，“无价之宝”的鸦片。如果人们知道了服用它的后果，他们就会把它称作“可耻的污垢”和最可怕的毒药。蔡展示了一位鸦片瘾君子的生前和死后的可怕照片。一些作父亲的用出卖子女的钱用来购买鸦片，因为你只要一旦沾染鸦片，就难以自拔。目前在西方一共向中国出售了三十多万磅的鸦片，收入有六千万美元。出售此毒药给一个人比用刀谋杀他还要恶劣。蔡谈到了鸦片战争，从此打开了中国的通商口岸。他认为，虽然中国的政府官员在许多方面需要谴责，但是大英帝国以此方式打开中国的大门其罪孽更加深重。

蔡的讲演在结束时获得了观众给予的最富热情的掌声。因为他慷慨激昂地说：

“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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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归去来兮

第25节大学生（1）

有多少“留美幼童”曾经考入美国的大学？他们曾进入哪些大学？当我们开始追寻这一故事时，有关的资料欠翔实和确切。我们的调查向前推进了一步——查明了至少50名“留美幼童”进入大学，并搜集到部分具体信息,但仍有空白和疑点。

我们掌握的资料显示：

有22位幼童曾进入位于康州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容闳的母校，在清政府的文件里它被称作“耶劳大书院”。他们是：詹天佑，欧阳庚，容揆，黄开甲，梁敦彦，张康仁，钟文耀，蔡绍基，唐国安，谭耀勋，李恩富，容星桥，曾溥，陈佩瑚，刘家照，陈巨溶，陆永泉，祁祖彝，卢祖华，徐振鹏，钟俊成，钱文魁。1881年，已经毕业的有詹天佑和欧阳庚。

耶鲁大学纪念册上的梁敦彦
耶鲁大学纪念册上的黄开甲
耶鲁大学纪念册上的唐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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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归去来兮

第26节大学生（2）

詹天佑在这里就读的是耶鲁大学雪菲尔德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清政府称“先非尔”），选学的是铁路专业。在第一年上学期，他的课程包括：德文、英文，解析几何，物理，化学，基本绘图。第一年下学期：语文，物理及化学，数学（球体三角学），基本力学，自然地理，植物学，经济学，绘图测量。第二年他进入土木工程系，上学期：数学，测量，图形几何，德文，法文。下学期：数学，力学，图形几何，地形学，测量，德文，法文。第三年上学期：野外工程，勘测铁路路线，计算路基土方，土木工程，凿石术，地质学，矿冶学，法文。下学期：土木工程，动力学，基本力学，蒸汽引擎，矿冶学，天文学，水力学，绘图，地质学，法文。

容揆和谭耀勋是抗拒“召回”，在大批幼童回国后，留在美国完成耶鲁大学学业的。李恩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我们在清政府的文件中，发现曾溥在1875年底已经被送回国，他何以出现在耶鲁学生的名单中，存疑。幼童李桂攀也是在被“召回”后又重返美国完成大学学业，详情待考。

在位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当时清政府称其“波士顿机器大书院”），曾有8名中国“留美幼童”就读：邝咏钟，方伯梁，邝贤俦，薛有福，宋文翙，邝景扬，邓士聪，杨兆楠。同时期的还有一位香港来的自费生Cheong Mong Cham，他的中文名字不详。

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档案馆，我们查到了中国“留美幼童”丁崇吉的入学登记卡。我们在资料中看到另一位幼童王良登也是哈佛生，惜乎没有查出他的资料。

3位“留美幼童”进入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清政府称作“高林避亚大书院”）：唐绍仪，周寿臣，吴仰曾。曾进入的耶鲁的张康仁，被“召回”国后，又重返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

5位“留美幼童”进入了纽约州首府奥巴尼附近翠尔城（Troy）的瑞萨莱尔理工学院（Rensselar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吴应科，吴敬荣，苏锐钊，罗国瑞，潘铭钟。潘铭钟15岁就进入大学，被称为“天才少年”，却因过度刻苦，在入校一年后病逝。我们在哈特福德看到了潘铭钟的墓，草丛中，小小的墓碑已经开裂。

幼童邝荣光进入拉法叶学院（Lafayette College）。

幼童何廷良、邝国光进入安姆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清政府称其“庵空士地大书院”）。

幼童邝炳光、温秉忠进入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幼童吴仲贤进入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

幼童梁如浩进入斯蒂芬理工学院（Stevens School of Technology，清政府称其“士地云大书院”）。

幼童黄仲良进入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清政府称其“利兮大书院”）。进入这所大学的还有另外两位幼童，姓名待考。

幼童沈嘉树进入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可以肯定，这决不是“留美幼童”进入大学的完整记录，例如幼童曹嘉祥，《广东近代人物辞典》说他曾入美国的大学，陈金揆，《清末海军史料》说他是留美大学生，都有待进一步核查。

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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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归去来兮

第27节耶鲁赛艇舵手钟文耀传奇

只要看看那张照片你就知道，钟文耀是“留美幼童”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人。在1879年进入耶鲁大学之后，他成为了耶鲁大学校划艇队的舵手。

钟文耀是第一批留美幼童，祖籍广东香山，来到美国时12岁。按照广东发音的拼法，他的名字在美国拼成MUN YEW CHUNG，美国绰号 MUNY，发音和MONEY （“钱”）接近——孩子们是绝不会错过把他称作“MONEY”的机会的。

照片上，其它队员膀大腰圆，只有钟文耀矮小孱弱。不过身材矮小恰恰是作一名舵手最基本的外型要求。因为划船比赛分不同重量级，除了划船队员自重外，船上其它任何分量都要降到最低，当然也包括了舵手的体重。

当时钟文耀体重只有90磅，据说这个重量在耶鲁划船队的历史上几乎创造了一个奇迹，因为一般的舵手体重，怎么也在125到135磅之间。如今在比赛中对于舵手的最低体重有了一个限制，他们不能低于125磅。所以，当我们采访耶鲁划船队队员时，这些在比赛时大概对船上多一根针都极度敏感的小伙子，闻听当年钟文耀身轻如燕，不禁惊呼：“天啊！我们不得不多扛着35磅去比赛！”

钟文耀在耶鲁划船史上颇有名气，可不仅仅因为他超人的体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他担任耶鲁划船队舵手的两年，在和哈佛大学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两次比赛中，耶鲁均取得了胜利。

起源于1852年8月3日的哈佛-耶鲁划船比赛，算是历史最悠久的美国大学校际赛事。在第一届比赛上，哈佛就以超过耶鲁2英里的距离胜出。到2003年138届，总比分为哈佛85比53，应该算是大胜耶鲁了。也因此，耶鲁在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那几次小胜，就更可以让耶鲁人津津乐道。而其中，我们的“留美幼童”功莫大焉。

照片上温文尔雅端坐正中的正是舵手钟文耀。不过，如果你知道划船队舵手都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职责，一定会为这位个头矮小的中国舵手捏一把汗。

作为划船队的舵手，主要职责有二：其一，为比赛中快速行进的船掌握方向。其二，使全体队员动作协调一致，并激发他们的战斗力。第一条属于技术活，学会了就掌握了；第二条可就不是太容易了，他完全靠舵手用肢体动作、用特殊的语言去振奋、感染所有的队员，让他们斗志昂扬。中间夹杂一些粗话、叫骂，效果则更佳。

在耶鲁采访今天划船队的舵手时，我们问他，指挥队员时嘴里都嚷嚷些什么？他说，天啊，太多了，你们听起来可能太滑稽，也听不懂，我们家没人能听懂，那都是专门给我的队员听的。指挥他们什么时候握住船舷，什么举过头顶，如何保持精力集中，在水中如何统一协调更换动作。加油！加油！加油！一！二！三！让他们有紧迫感，让他们处在极度兴奋状态……

面容娴静若此的钟文耀如何担当此任？

钟文耀耶鲁的同学—— 菲尔蒲斯教授在他的回忆录中，果真记录了中国舵手钟文耀令人担心的那一面。
　　
他比赛时指挥船安静得像是他们在自己练着玩呢。据说之前教练告诉他，舵手必须要学会斥骂划船手，大声指挥，这样才能激励他们发挥到极致。而他总是儒雅地坐在船头。大声咒骂看样子不是他与生俱来的天性，他的性格沉闷，甚至有些冷漠。但是，教练对他反复训练，一遍遍告诉他舵手必须学会大声呵斥。终于，有一天，他这么做了，据说他突然间开始机械地，毫无重音地，反复地大声重复着“DAMN！”“DAMN！”“DAMN！”（相当于“他妈的！”）结果令所有的队员莫名其妙，哄然大笑，最后是央求他停止这羞涩的“叫骂”。但不管怎么样，结果是，在钟文耀做耶鲁划船队舵手的1880，1881两年间，耶鲁队大获全胜。
　　
关于钟文耀的另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若干年后，他偶遇一位哈佛毕业生，当两人谈起哈佛耶鲁的划船比赛时，哈佛生怀疑地看看钟文耀，说，你见过哈佛划船队吗？钟文耀颇有风度地承认，他没有见过。稍作停顿，他说，因为他们总在我们的后面。

这个故事着实令耶鲁人着迷，颇可让败多胜少的耶鲁人聊以自慰。可它疗伤的效果却实在有限，发生在2002年的哈佛耶鲁划船比赛，哈佛队旋风般刮过耶鲁队，以胜出40多秒的成绩获胜。在2003年6月结束的两校比赛中，耶鲁队再次败北。——毕竟，“MONEY”的故事已经“LONG LONG AGO”了。

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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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归去来兮

第28节功夫要上等学习，规矩要不可变更

留美幼童成为赛艇舵手，可不是大清朝廷的初衷。正如容闳在回忆录中所形容的，幼童们离开故乡来到美国，“终日饱吸自由空气，他们平时性灵上受到的沉重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便都和旧教育的规范不合”。当孩子脱去锦缎小袍，穿上美国学生的运动装；当他们剪去辫子，梳起美国孩子的小分头；当他们划船、溜冰、跳舞、唱歌、野营，日甚一日地爱上异国的文化习俗……他们已经身不由己踩到了危险的禁区边界。

东方人棒球队。
后排左起：蔡绍基，钟俊成，吴仲贤，詹天佑，黄开甲。
前排左起：陈巨溶，李桂攀，梁敦彦，邝咏钟。
后人难以想象，这是一群十九世纪的中国男孩。
当同龄人还被禁锢在令人窒息的老屋中时，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却挣脱了锈锁。
这就是生命，和万物一样渴望自由生长的生命……

早在1875年（第四批幼童刚刚抵达美国的当年），著名的《哈泼斯》（《Harper’s》）周刊就曾刊出一幅描绘留学事务局的木刻画：一个中国教师正在训斥几个中国学生。令后人惊愕的是，教师手中的一张大概是收缴物的纸上，如果横读，竟能看到“自由”二字。

在设立留学事务局之初，丁日昌推荐翰林陈兰彬为正监督，让真正了解外国情形的容闳当副监督，原本就有深意。他曾对容闳说，你的主张，显然和中国旧说对立。现在政府那么守旧，以你个人身当其冲，恐怕难以抵抗，弄不好功败垂成。所以要利用陈兰彬的旧翰林的资格，让这位旧学派人物来共事，阻力可能会小些。

陈兰彬是中国诗书的饱学之士，但并不是顽固的守旧派，在制器、造船等方面，他都站在洋务派一边。曾国藩评价他“生长粤东，留心兵事”，“不避险艰，……素有远志”，每当议论派遣幼童留学事，他都“雄心激发，乐与有成”。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洋务派圈子里的人，到了美国，还是不能容忍孩子们变化。和容闳共事之初，两人时有龃龉。学生在校和假期的费用、参加寄宿家庭的晚祈祷和礼拜、以及平时的游戏、运动、改装，在这些事上，容闳宽容，陈兰彬严苛，因此常起冲突。但是陈兰彬真正在哈特福德管理留学事务局的时间不到两年。1874年后，他奉命赴古巴调查华工问题，然后回国。整个1874年和几乎整个1875年，容闳一人在局负责。1875年，新任监督区谔良带第四批幼童赴美，但朝廷是委令他“会同原派委员容闳常年驻美国经历幼童肄业各事”，容闳仍握有大权。

幼童们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融入了美国社会。而容闳自己则在1875年2月24日与康州名媛克洛小姐（MARY LOUISA KELLOGG）结婚。对幼童们来说，婚礼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李鸿章很早就听说了留学事务局的情况，他多次提醒容闳、区谔良和第三任监督容增祥，要注意幼童们西学长进而“中学荒疏”的问题，提醒他们不要让幼童涉猎过宽，要集中学习国家急需的技能。1876年，中国决定在美国设立公使馆，清廷任命陈兰彬为公使、容闳为副使，陈兰彬在1878年赴美就职，容闳在1878年后常驻华盛顿。在哈特福德，留学事务局的内部矛盾日趋复杂。

在陈兰彬带到美国的随员中，有一个叫吴子登的人。1879年底，经陈兰彬推荐，他被任命为留学事务局第四任监督。吴子登是翰林，知名数学家，是翰林中最早能看懂英文的人，曾首创用汉字注音学习英文的方法。他是洋务运动初期广州同文馆的中文教习，在驻外公使馆也已工作两年。或许因为这些原因，最初，美国的报纸评论他是“非常支持教育计划的，属于中国那些少数的，但正在增长的共和派”。可是这位“共和派”一到哈特福德，就时时批评留学事务局过去的规定，摆开了整肃的架势。

1880年4月1日，吴子登向全体留学生发布了《谕示》。《谕示》要求学生在学习外国功夫的同时不要忘了本国规矩，要努力温习“四书”。《谕示》有中英文文本，中文用浅显的文言写成，全文如下：
　　
谕告诸生等知悉：

我国家作育人才，不惜巨帑，送尔等肄业。尔父母亦不耽溺爱，令尔等离家前来。无非期望尔等学业有成，上可报国临民，下可光宗耀祖，为尔等终身之计。试思中国人家子弟，若万千，若千万，岂易得此美遇？既可学新奇学问，又不用毫末钱财，又早已顶带荣身，又将来回中国后，功名超进，种种好处，不可言宣。

但要思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是以功夫要上等学习，规矩要不可变更。若尔等不上等学习，将来考试，岂能争先胜人？若任意将规矩变更，将来到家，如何处群和众？尔等既在外国学馆，功夫有洋师指授，不虑开悟无方。惟到局时候甚少，规矩日久生疏，深恐渐濡莫抛。是以谕示尔等，要将前后思量，立定主义。究竟在外国日少，居中国日长。莫待彼时改变不来，后悔莫及也。

至洋文汉文，更要融会贯通，方为有用。否则不但洋人会汉文到中国者不少，即中国人在外国通洋话者亦多。何以国家又令尔等出洋肄业？反复思维，其理易晓矣。现已一面将汉洋文字会通之法，纂习一书，以便印出后，发为尔等程序。尔等当先于学中完毕功课之时，少歇息后，抽出闲谈及作无益诸事工夫，即将四书温习，或相互讲论。日计不足，月计有余。

总之洋文汉文，事同一理。最是虚字难明，如有未解之字，或此句有，别句亦有，当即摘出记录，以便到局请问，或随时写信求益不可，自能旁引曲征，令尔等明白晓悟也。

诸生其熟思紧记，以期学业日长，义理日明，为中国有用人材，不胜厚望焉。特谕。……
　　
吴子登《谕示》的英文本曾在美国报纸发表，发表时的题目是《中国留学事务委员致中国学生的公开信》，文辞较中文柔和。在发布《谕示》的同时，吴子登发布了留学事务局的新的守则。守则规定：

“每值暑假，中国各生当全心全力研习中文”，“每月均须将所作中文课业呈送本局查考。凡按时呈送且成绩优良者，必发奖励，凡迟送者，当处罚金。另外，各生每月有30页的中文功课，必须呈送本局，不得有误”；

“凡一切仅适合美国学生而不适合中国学生之学科（如美国地理、钢琴演奏、英诗写作等），本局切盼中国各生之美籍教师们立刻予以停止教授”；

“每值学校短期假期，各生不得离开原住处，不得提用假期生活费，作为旅行开支，和往他地接受美国家庭之食宿招待”；

“凡住康州哈特福德城各生，每值周六及周日，必须到局听宣讲《圣谕广训》”；

“凡不专心学业各生，本局当勒令其退学，并遣送回华”。……
　　
哈特福德城里那座宏丽的中国留学事务局大楼，是在容闳主持下于1877年建成的。幼童容尚谦后来回忆，自从吴子登到了哈特福德，幼童们便把此楼称为“地狱之屋”（The Hell House），因为这里给他们留下了管教、处罚的黑暗记忆。

清末著名外交家和诗人黄遵宪，曾写下一首题为《罢美国留学生感赋》的诗，诗中记录了他当时听说的吴子登严厉管束学生的情景：

新来吴监督，其僚喜官威。谓此泛驾马，衔勒乃能骑。征集诸生来，不拜即鞭笞。弱者呼暴痛，强者反唇讥。汝辈狼野心，不知鼠有皮。谁甘畜生骂，公然老拳挥……

“留学事务局的大敌来了”，容闳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吴子登本是留学事务的反对派，历来把学生留洋看成离经叛道之举；过去又与曾国藩、丁日昌不和，对曾、丁二公所创的事业，存心破坏，不遗余力。”

留美幼童们的厄运终于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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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归去来兮

第29节召回（1）

当容闳与陈兰彬、吴子登的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中美关系恰好发生微妙的变化。

李鸿章原计划把留美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此事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中国劳工和当地美国人及其它国家劳工的生存竞争，被政客利用，煽动起要求废除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限制华工入境的种族歧视运动，一些地区甚至发生反华暴动。只是由于美国东部政治家大多主张对华友好，留美幼童暂时置身“避风港”中，但留学事务局却因此命运莫测。

1880年12月17日（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呈递奏折，向驻美留学事务局射出了利箭。

“御史”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种官职，专司检举揭发。它是皇帝的工具，可以纠弹贪官污吏，也可以制造有利于最高统治者的官场政争。洋务运动中，李鸿章不知挨过多少御史的参劾。李士彬的奏折，严词指责福建船政局和出洋留学事务局。他指责福建船政局滥竽充数，大家虚糜。这位完全不懂工艺设计的御史，指责造船学生在学画画，不务正业。又指责出洋留学事务局：“出洋学生，原不准流为异教，闻近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忘’等语。”御史的奏章无须证据，听到传言就可以参劾。

据容闳回忆，吴子登到哈特福德后，对留学事务局的一切吹毛求疵，把种种诋毁幼童的传言传回国内。陈兰彬在一个奏折中也提到，1880年12月，吴子登到华盛顿向他告状，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

李士彬呈奏当日，奉上谕：有人奏，洋局废弛，请饬严加整顿一折，着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明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严加管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

皇帝严厉的圣旨刚刚下达，封疆大吏们还没来得及调查复奏，春节后，吴子登决定自带二、三十名幼童回国，被李鸿章复电制止。吴子登在上任后曾多次写信给李鸿章，“称局务流弊孔多，亟应裁撤”。但事到临头，他却担心裁撤人多，怕“有不愿回华者，中途逃脱，别生枝节”，所以准备撒手不管。

李鸿章心情矛盾。他明显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局大势已去——幼童未能进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使他的初衷大打折扣；美国西海岸排华使两国关系转入低潮；而他的洋务事业又急迫需要人才……。1881年2月20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给陈兰彬的电报说，吴子登恐怕难以久留，又没有人代替，“如真无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费。”但几天后他接到美国各大学校长和前总统格兰特的两封来信，又对“裁撤”深深犹豫了。

这是容闳为挽救留学事业作最后抗争的结果。当他感到吴子登威胁留学事务局生存时，立刻向推切尔牧师求助。推切尔牧师等人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波特（Porter）手笔的这封信称：
　　
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自从来到美国，人人善用时间，研究学术，各门学科都有极佳的成绩。……他们的道德，也无不优美高尚。……他们不愧是大国国民的代表，足以为贵国增光。他们虽然年少，却都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关系祖国的荣誉，因此谨言慎行，过于成人。他们的良好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平时对中国人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而美国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则日趋融洽。今天听说要召令学生回国，真是无比遗憾。对学生来说，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这封信指出，各大学对中国学生毫无歧视，他们经常邀请留学事务局的监督到校参观，可是监督轻视其事，从不接受这种邀请，连代表也不曾派。各位校长严正否认“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的传言，认为这种传言使美国教育和美国的形象都蒙上恶名。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对两国政府当年有正式协议的留学计划，不加详细调查，没有正式照会，突然将学生从校中召回国内。这种举动，只能损害中国的国体。

推切尔牧师和他好友马克.吐温还决定到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

推切尔牧师的日记记载：“那天一早，我们到达纽约第五大街的旅馆，收到格兰特将军的礼貌接待。他对中国之希望及困难，滔滔不绝地发表不少真知灼见。时而问些问题，但多半由他发言。最后，他同意写信给李鸿章，请求保留留学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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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社区小憩 · Life音乐水吧历史文化 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作者：钱钢 胡劲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