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敦厚（之二）
　　
　　
　　宰相之孙王巩在“乌台诗案”中深受牵连。王巩出游之时，自带家酝美酒，不饮酒肆所沽。来到徐州时，随身的三个爱妾是英英、盼盼和卿卿。苏东坡与他的爱妾开玩笑，在序言中描写王巩率领梨涡美女下险滩，自己则身披羽氅站在黄楼高处，俯瞰她们漂浮水面，望之若神仙，或若李太白再临人世。王巩并没有从苏东坡手中得到什么毁谤诗，明显是无辜受累。如此奢侈的生活习惯，被发配到遥远而荒凉的西北，肯定够王巩受用一番，记取终生。几年之后，苏东坡对此事此人还念念不忘，后悔不已。
　　失去不以为失反以为得，一般人做不到，苏东坡却能做得来。曾经尽享世间之贵、人间之美、民间之爱的苏东坡，被贬到海角天涯后，当地无医无药，他写信给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为庆幸。”
　　苏东坡张口就成刑罚，提笔就能判人。在泗州等候圣旨期间渡河游南山之后，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句：“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为人正直的山东人刘太守见诗后大惊失色，其因是河上的长桥是军事要隘，天黑以后不准通行，违者重罚。太守上船见东坡说：“我看了你的诗，这很严重，太严重了！你的诗全国皆知，一定会传到京都。普通人夜里过桥是罚两年劳役，太守犯法，情形更糟。求你把这诗自己收起来，不要给别人看。”
　　苏东坡后悔莫及，却灿然笑道：“天哪！我一开口就是两年的劳役呀！”
　　
　　苏东坡的名气之大，竟到了让人刻意模仿的地步。他戴一个特别高的帽子，顶上窄而稍微向前倾，被称为“子瞻帽”。宫中的人为皇帝演戏，丑角戴这样的帽子在台上自夸说我的文章诸位比不了。别人问何以见得，丑角说难道你们看不见我戴的帽子。皇帝看苏东坡一眼并微微一笑。
　　苏东坡拜访宰相吕大防，这位以胖出名的宰相正在午睡，久等使得苏东坡非常烦恼。吕大防出来后，苏东坡指着一只乌龟说，难得的是一种三对眼睛的乌龟。六眼乌龟午睡时，要睡三个普通乌龟的觉。有心设防的吕大防还是让苏东坡捉弄了。
　　有一个极为崇拜苏东坡的，勤于搜求苏东坡的字，即使小如便条的，只要是交给他，苏东坡的“秘书”就会得到十斤羊肉。苏东坡对此事已早有耳闻。一天，苏东坡口复友人的口信，“秘书”又来请求笔复，说那人一定要一个书面的答复。苏东坡意味深长地说：“告诉你那位朋友，今天禁屠。”
　　苏东坡贬居海南，当权派穷追猛打，派董必视察，准备再起风波。董必如瘟神，副手彭子明倒说：“别忘了你也有子孙。”董必就派属下过海察看，发现苏东坡住在官舍里，很受太守张中的优待，张中后来被革职。
　　很少恨别人的苏东坡，肯定不喜欢董必。这个官员让他无屋浸风雨，就写了个寓言开他的玩笑。说苏东坡有一次喝醉后，鱼头水怪奉龙王之命来请。苏东坡身穿道袍，头戴黄帽，足登道履，来到水下。在海水腾腾、雷声隆隆之中，站在了水晶宫。龙王盛装而出，宫女随侍。龙后拿出一块十尺长的绢，求他在上面题诗。这有何难！苏东坡在绢上画了水国风光和霞光瑞气。水中精灵都来围观，虾兵蟹将莫不赞美。鳖相公却向龙王指出苏东坡诗中有一个字，是龙王的名字，应当避圣讳。龙王一听，对苏东坡大怒。苏东坡退而叹曰：“到处被鳖相公厮坏！”
　　“必”字读来音同“鳖”，这时的苏东坡墙倒众人推，无有他法，只得以寓言戏弄一下董必这个为虎作伥的家伙。
　　
　　苏东坡诙谐幽默的根在其温柔敦厚的品性里。
　　天性与生俱来，后天的教育也可以锦上添花。
　　在苏东坡童年时期，母亲严厉训诫苏东坡与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数年之后，鸟雀放心大胆地在庭院的高高低低的树上做巢。美丽的小鸟，喧闹的鸟巢，浓浓的亲情，都在幼小的苏东坡心中埋下了善良可亲的种籽。一个人对小如鸟雀的弱者的关爱与体味，自然会影响他的所作所为。
　　名人都有传说，为人越好，传说越多越佳。如果口碑不好，断不会有人口舌生花。大家都以为苏东坡就该有个永远年轻、天真爽趣、才貌双全的妹妹，来与苏东坡逗趣，与秦观相好，以表现苏东坡的有福和秦观的有情，也附带着愉悦一下自己时有躁动的心。苏东坡笑苏小妹的额头大，信口闪出两句趣话：“未出庭门三两步，额头先到画堂前。”苏小妹也是快人快言，拿着哥哥的长脸作文章：“去年一滴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口边。”兄妹有才有义，令多少人羡慕。 苏小妹将新婚的秦观关在洞房门外，出一上联：“闭门推开窗前月”为题考婿，同样才情不凡的秦观许是喜酒喝高了，或是心思不专，仓促间佳对难觅。月移西宫，水华银练，就连苏东坡也急得不行，只得向池水中扔了一粒石子而叹惜。秦观恍然大悟，速出“投石击破水中天”的绝对。还有许多有趣的事，后世人如此慷慨，足见苏东坡的人品和让人喜爱的程度。
　　是否真有性格活泼、才情洋溢的苏小妹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姑且不去深究。苏东坡真有的是一个慈孝温文的堂妹，是他毕生的牵挂。或许是心刚生情、意有初缘，两人相处而两情相悦，生发了超乎血缘的恋情。这是一段永无结果、永不结束的爱恋之旅。堂妹出嫁后，苏东坡曾在她家中住了三个月，有两首诗写给她。非常空明新奇的意境，按常理却无法理解，恐怕只有写诗人和受诗者自己能够深解其奥、深得其妙。两个人的世界里流行的语言，肯定不会通用，加上无法写明，无法写透，响铃已系，无人可解。
　　听到堂妹去世的消息，苏东坡正奔波在流放的路上，伊人不再，心如刀割。归途过靖江时，身染重病的苏东坡挣扎着到堂妹的坟上祭奠。第二天，朋友们发现，躲在床上朝里面壁的苏东坡不停地抽搐着、哭泣着。肯定有一段文字或一首或几句诗词写下了这一痛切的感觉，只是后人无法洞解罢了。如果只是镌刻在他的心里，后人更是无从探究了。“厌从年少追新赏，闲对宫花识旧香。”苏东坡年少时不可能见到皇宫中的任何一株花，花是女人的象征，旧香肯定暗指一段往情。
　　还有一首八句四联的诗，中有“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误花期子女成行，有情人孤独寂寞。堂妹家在常州，苏东坡在此买房置地，去世时也身在常州。
　　十七岁的苏东坡与家住青神的十五岁的王弗小姐结婚成家。赴京科考得中进士后，因为母居丧守礼，度过了一年零三个月的蜇居生活。这是苏东坡青年时期最快乐的日子，也应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时光。兄弟二人各有娇妻厮守，于政无缘，于世无争，自得其乐。苏东坡常到岳父家去，清溪深池，山巅佛寺，游仙寻迹，流水出尘，盖世功名在身，自己洋洋得意，众人喜气洋洋。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叫二十七娘的小姐的眼睛始终注视着苏东坡，多情的苏东坡早已读懂，撞进了一生相牵的情天恨海。
　　苏东坡做官三年之后，年仅26岁的妻子病逝，留下了一个6岁的儿子。苏东坡与善解人意、通情达理的妻子感情是真挚的、富贵的。事隔十年，妻子因思入夫梦，苏东坡词寄深情，离奇凄艳：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不论是什么时候重读这首词，都会令人心如刀绞，热泪盈眶。
　　将父亲的灵柩安放在母亲的墓穴这旁，苏东坡在陵地的山上种了三千棵松树，希望将来长成一带松林。父亲为纪念母亲立了两尊佛像，儿子建庙供佛纪念父母，寄托永久的哀思。
　　苏东坡前妻的堂妹王润之走进了他的生活。当年十一、二岁的她对年轻的苏东坡在科举考试中拔得头筹十分敬慕，后来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此，她陪伴了苏东坡的一生，是苏东坡稳固的岸、安定的家、温馨的港、静谧的湾。春风得意也好，宦海浮沉也罢，这个比丈夫小十一岁的女人，虽无法遮急风挡恶雨，但一生的相守似乎比什么都重要。
　　居丧期满，苏东坡与弟弟返回京都。此后，兄弟二人谁也没有再回故里。曾经亲近的巴山蜀水，曾经流连的故园小径，曾经熟悉的音容笑貌，曾经细嫩的坟前小松，都已经成为无限的回味和幽远的遐想，故乡有了一对如星闪烁、如月辉映的游子，游子对故乡永存的只有牵挂。
　　苏东坡多有为女人而写的抒情诗，其中也有写赠给歌妓的。战国时的齐相管仲首创娼妓之制，为士兵送乐。到北宋时，官妓与私娼并存，当时的杭州诗人都为歌女写诗。即使是颇负众望的正人君子如韩琦、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都留有此类寓情之诗，岳飞也曾在酒宴上写诗赠妓。盛名如苏东坡者，既是众人跟踪的热点，又有温柔敦厚的心性，遇有歌妓酒宴，欣然前往。有女求诗，毫不迟疑，题在纨扇上，写在披肩上。词句多是这样的：“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苏东坡在黄州时才接触词，并成为终生所爱。此前反复出现在老词中的“香汗”、“罗幕”、“乱发”、“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艳词多而成淫，糜糜之风颓废。宋词得以脱去柔靡伤感的滥调，要归功于苏东坡。苏东坡的喜欢多是逢场作戏，随遇而安，没有见爱纳妾，更不金屋藏娇。只有两个女子与他多有往来，就是才女琴操和朝云。琴操听从他的规劝，赎身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
　　营妓周韶以饮茶取胜，在苏东坡参加的宴会上请求脱去妓籍。客人要她速写绝句，周韶提笔立成。“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苏东坡补充说周韶正在服丧，自比笼中白鹦鹉“雪衣女”。众人感其才情，准其脱籍。
　　这一切得益于苏夫人的宽容和信任。如果是河东狮吼，就不会有为人至诚、乐天达观的苏东坡。为丈夫做家乡菜，沏带姜茶，服侍他艰难地入睡，细梳愈少愈白的头发，洗浴越来越老的身体，更多的是捧杯热酒，多少温馨与快意！

——幽默敦厚（之三）
　　
　　
　　生命从被孕育开始，生活从结婚成家开始，奉献从敬老开始，为政从四十岁开始。
　　苏东坡来到徐州后，人生中有实质意义的真正行动才为人所知。在政坛上韬光养晦之后，以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为主体的政界形象才走进人们的视野。这才是我们所知道并为百姓所爱戴的具有高尚风格的伟大人物。
　　徐州是苏东坡的“小住胜地”。仅仅三个月后，决堤而来的洪水就到了。四十五天的时间，城保住了，百姓乐了，苏东坡却瘦了，皇帝特颁圣旨嘉许，并准予重修城墙。喜爱建筑的苏东坡建了一座百尺之楼，名为黄楼。落成典礼之日，全城万人空巷，热闹非凡。一生好文的苏东坡自有佳篇巨制庆贺盛事。苏东坡遭流放后，太守将有文石碑投入护城河中。不到十年，另一位太守打捞石碑并暗拓数千份，毁碑俏卖，大发横财。
　　他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一改犯人因病或照顾不善致死而无人过问的局面，作为普通老百姓的犯人及其家属感激万分。为低级军士发旅费避免逼良为盗，严禁军中饮酒赌博，当地驻兵名列诸郡之冠。
　　
　　对苏东坡说出个所以然来，绝非易事。然而，林语堂先生就能做到一语中的。“苏东坡这个人物个性太复杂，方面太多，了解不易。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成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他是爱自然的诗人，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这个看法永远与深刻精确的了解自然密不可分。我相信，没有人与大自然、春夏秋冬、雨雪、山峦谷壑亲密相处，并接受大自然赐与人的健康治疗的力量后，而同时对大自然还会抱有一种歪曲偏颇的看法。”
　　九九重阳节时，苏东坡独自泛舟访西湖孤山的两位僧人，望着山上美堂雅舍的幽光，听着湖边人声鼎沸的欢畅，他有诗冲胸腔而出：“蔼蔼君诗似岭雪，从来不许醉红裙。”
　　在黄州时，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古农夫，还有一个霸气十足的婆娘。官场上的人也有，是此地的太守和武昌的太守，有五体投地之势。非常忠实可靠，始终陪伴着苏东坡的马梦得，已经追随苏子二十年。苏东坡有感而发，说他的朋友如果想跟随他发财致富，就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有诗可证：“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
　　凤翔陈太守的儿子季常住处离此不远，苏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子四年内看了他七次。苏东坡与陈子是可以随便玩笑的，由此才使文学典故中有了“季常之癖”。苏东坡写给他一首诗：“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猴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
　　这时候，苏东坡收朝云为妾。这首先是朝云的聪颖与贤惠，又有朋友的赞赏，更是苏东坡妻子的豁达。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对朝云有好感，在晚年屡遭流放时，一直跟着他的就是朝云。
　　在朝云生儿三天举行洗礼时，苏东坡作诗以自嘲。“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看着小可掌盈的儿子，回想自己坎坷的半生，苏东坡心中的体味肯定甘苦自知。
　　高贵与卑贱和睦相处，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与乡俚野谈的下里巴人杂然相陈。能居庙堂之高，可处江湖之远的苏东坡，才是我们真正喜欢的。苏东坡自己会做并乐于做菜，如肉、鱼、汤等，至今我们还能时常品尝到这种美味的淳厚。
　　身在乡野，难忆朝堂；乐而思古，怀念前人。这时，苏东坡感到陶潜一定是自己的前身，并写进了诗里。这话如果是别人说，定会被讥为狂妄自大，苏东坡说来，没有人以为不是如此。
　　这时的苏东坡更容易接受达观思想的安慰。在雪堂的墙上门上，他写给自己三十二个字，也是给世人的四种警告：“出舆入辇，厥痿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蛾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
　　苏东坡学练瑜珈并炼丹，但没有迷而不出。他写给人的长寿秘方有四句话，是从古书中摘取的：“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
　　
　　黄州的各色人等为苏东坡送行，有达官乡绅，有富人穷人，有邻居朋友，有他搭救的孩子的穷苦的父母，十九人将他送到船上，直到慈湖。一直陪到九江的是三个朋友，有陈太守的儿子、和尚参寥和道士乔仝。
　　苏东坡与参寥一同游庐山，数百和尚奔走相告，视为盛事。苏东坡写了三首诗，其中一首被认为是写庐山最好的诗。
　　苏东坡看了弟弟，在九江与家属相会后到南京。在南京，与朝云生的十个月大的儿子患病而死。这对年轻的母亲是沉重的打击，哭声不断，精神恍惚。年已过半的苏东坡悲不自胜：“我泪犹可拭，母哭不可闻。”朝云从此无有子女。
　　就是在南京，他与当时的另一座高山，同时也完全可以称为伟人的王安石相会，更显出了苏东坡的温柔敦厚和悲天悯人。这又是一段令人肝肠寸断的故事，我会在此小集的另一篇小文中细作详述。
　　苏东坡离开黄州，土地给他激起的依恋之情有增无减。他倾心于在太湖地区买一个农庄，几近倾其所有在常州置地。有了地又想有房，这次是倾家荡产要到了一栋老宅子。天不作美，这竟然是一位老妇祖上居住了近百年的财产，被败家的儿子卖出，老妇欲哭无泪、无泪又哭。苏东坡当即将房契掏出，在老妇从面前点火就烧，只当是烧了五百缗钱。第二天，找来老妇人的儿子，嘱咐他将老母亲请回老宅。
　　后来信佛的苏东坡当晚肯定睡不好觉，我相信以后他会天天睡个好觉，清风明月、好缘好梦定会争相入心入脑。
　　苏东坡上鄂州太守朱康叔书中说：“偶说一事，闻之心酸，为食不下。”事因该地区有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英国十八世纪作家司维夫特曾以嘲弄的语气，向贵族推荐婴儿肉为美味，并讽刺此举为大举杀害婴儿的有力计策。苏东坡自己成立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当会长。救儿会向富人募捐，用来买米、布和棉被。组织人到乡村访查贫穷的孕妇，对应允养育婴儿的，赠以金钱、食物和衣裳。苏东坡自己也每年损出十缗钱，说，如果每年能救一百个婴儿，当是心头一大喜事。

——幽默敦厚（之四）
　　
　　
　　1093年，苏东坡生活和政治中的两个女人先后离他而去，这令他极度地孤独。
　　一个是夫贵子孝的苏夫人，曾陪皇太后祭拜皇陵，享受到贵妇的应有荣耀。苏东坡在祭文中说她是贤德的妻子和母亲，视前妻之子如己出；丈夫宦海沉浮，穷达多变，妻子则心满意足，绝无怨尤；生则同室，死则同穴。
　　一个是神宗之母皇太后，是哲宗的祖母，也是苏东坡的守护神。亲子没有一个在京为官，临死时未能见到亲生儿女的她，竟然也为哲宗所反感。
　　又一次的血雨腥风浇注到苏东坡的头上，他成为贬谪到广东高山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个人，并在途中官职被一降再降。等降到不能乘坐官船时，苏东坡只好求助龙王。军兵给的时间太紧，如遇逆风，从鄱阳湖到南昌就要中途下船。
　　苏东坡到龙王庙去祷告，陈明自己身陷困难，如果明早不能到达，只有露宿野外。他刚一祷告完，一阵强风吹来，风劲帆满，掠水而飞，如愿而至。
　　行善一生的苏东坡有了一次为善所惠的经历。在回程中，他写了一篇祭文向龙王道谢。
　　
　　惠州的亚热带风光让苏东坡感到新奇，当地的百姓也为见到苏东坡感到奇怪。不久，也就东坡识鸡犬、鸡犬识东坡了。
　　苏东坡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心中想，这里就不能歇得残身累心么？！
　　老朋友陈太守的儿子要从千里之外的汉口来看他，邻近五县的太守送酒送食，与他相交。苏东坡在宜兴的两个儿子听不到父亲的音信，焦虑万分。一个卓姓佛教徒知道后说：“这个容易。惠州也不是在天上，若是走着去，总可以找得到。”见到苏东坡时，卓信使已是满脸紫黑色，两脚厚茧皮。
　　
　　苏东坡的父亲发出冲天怨气后，苏程亲家一直情同陌路。此事为章子厚知晓后，以为可以借刀杀人，至少也可以借手出气。于是，他的内兄程之才也要到惠州。苏东坡写了一封客气礼貌的信，确知他别无他意后，派苏过去迎接，并又写了欢迎信。近六十岁的程之才要求苏东坡为他的曾祖父写一篇墓志铭，或许是想弥补一下过去的嫌隙，或许是想重续贵亲的友谊，或许是眉山城以苏东坡为荣，或许是永远割舍不了的亲缘，或许这就是两人最好的向上的台阶，于苏东坡无辱，于程之才无害。
　　通过程之才，苏东坡得以在惠州多有建树。博罗发生大火，全城付之一炬，衙署必须重建，苏东坡建议程之才不要强征民工和民物，极言“害民甚于火灾”。谷物丰收，谷价下跌，官家要现款不要实物，农民卖两斗谷子才能抵一斗粮税。苏东坡又一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天性喜爱建设的苏东坡促成了两座桥的建筑，一座在河上，一座在惠州湖上。将无主野坟建大冢埋葬骸骨，以祭文安慰无名死者，他相信他们不是平民就是兵卒，希望鬼魂和睦相处如大家之庭，又得百姓敬仰。在城西修了一个放生池，以救鱼比救人。
　　一些从没有进入他的视野的事情总会引起他的兴趣。权力不再、权者不喜、权运不复的苏东坡，真成了邻家大哥，酝酒的邻居林太太总是赊酒给他喝，也总是没有要过钱。朋友多是道士、僧人和学者，也有太守、县令。他在黄州时看到的农人用来插稻秧的“浮马”，就令他着迷并念念不忘。他讲给朋友和太守们，要在南方推广应用，并劝戒太守说，为太守成功之道，在于使民不畏吏。
　　这个专与权贵作对的人，想的全是民命与民生。
　　对近在咫尺的广州，苏东坡也牵念不已。广州因饮水而疾病流行，他建议太守王古筹备基金创立公家医院。城中的一口好井只供官家饮用，就应该从城外的高山上用竹子引泉水，以解民用之困，提出了一个细致入微的方案。他怕因当权派对他的厌恶而给朋友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叮嘱王太守不要让人知道是他出的主意。但王太守后来还是因“妄赈饥民”之罪而被革职。

——乐而忘忧（之一）
　　
　　
　　苏东坡独具让所有的读者快乐的力量。不读苏东坡的文章就无以体察和品味他的快乐。
　　有谁能似苏东坡将一生的至乐寄托在写作上，又确乎从写作中获取了人生之最快乐。
　　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坦露心迹：“我一生这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这种快乐也深深地感染了同代人，朝野内外，本国异邦，或友或敌，或亲或疏，唱苏词如沐春风，读苏文如饮琼浆。宋神宗停杯投箸，全然忘我之时，必定是在看苏东坡的文章。苏东坡贬谪在外时，只要新诗传到宫中，神宗也必定会在大臣面前感叹赞美。也是因爱起祸，圣上的喜爱之情使人忧惧难耐，宋神宗在世一日，苏东坡一日难归。
　　一辈子都在以笔买祸的苏东坡，于在世的最后一年，曾一度想抛笔弃墨、斩断祸缘。一生穷困，皆因文字；食不果腹，祸从口出；口可问心，心难平愤。在天涯海角孤寂无聊的时候，儿子苏过寄奇文带来欢娱，每每使他连喜数日，寝食有味。又深悟到好文章就像金玉珠宝，断不能鄙弃。
　　为正义而奔波呼号的苏东坡远不如弟弟子由来得轻松。沉默寡言的苏子由勤于生儿育女，三子七女绕膝，虽然有天伦之乐，却也穷苦至极。子由高大身材，住的房子低矮，苏东坡常为此而取笑弟弟，还写过两句：“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身屋打头。”苦恼人却可以坦诚地笑、轻松地乐。
　　
　　一个民族的生存之根在农业，土地是人类最初的依赖。
　　我们的国家到现在还是个农业大国，土地是中国人永远的命根子，农民是中国人永远的衣食父母。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永远吸引着关切的目光。
　　因势所迫，苏东坡必须由官员变为农夫，确切地说，是农夫中的隐士、隐士中的农夫。
　　即使是没有或者少有农民情结、农村情感、农业情分的人，也会在心里由衷地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靠山搭舍、临水而居的农家和农人。如果他再通晓古今、口若悬河、提笔能写、张口能唱，酒不多饮而常醉，夜不酣睡而徘徊，那就会成为最乡土的时髦。
　　苏东坡正是这样的典范。早就有弃官务农想法的他，这回真正地回到了田野。黄州城东大约十亩地，成为苏东坡的躬耕之处。三间房子在坡顶上，向下看可见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在二月雪中竣工的雪堂，有房五间，墙上是自己画的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前有小桥，小沟常干，一株柳树，水井一口，中有冷泉，低处就是可耕之田，桑林菜圃，果园满枝，茶树低矮，可得香茗。近有农舍，房后有亭，西邻有竹，可消酷暑。大山水画家米芾时年二十二岁，在雪堂与苏东坡相识并论画。约一百年后，陆游到此，看到雪堂中挂着苏东坡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的画像。
　　身处东坡之上，心入农人，脚踏大地，离天更近，苏东坡与民同忧，与民同乐，久旱甘霖，手舞足蹈。劳而有获，不胜欣喜。“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就是在这里志在造屋建家的苏东坡，自称“东坡居士”，成为我们真正喜欢的苏东坡。
　　皇帝病而驾崩，太后摄政，第二天颁下圣旨，允许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他终于如愿以偿，相信自己会终身在此安居下来。有诗可证：“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然而，不久就有消息传来，并得到了证实，朝廷派他到登州去当太守。苏东坡为此心烦意乱，家人却欢天喜地，孩子们更是喜出望外。苏东坡在诗中自比可怜的良马，盛年已逝，不再贪恋天山的牧野。在另一首诗中说：“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苏东坡只得接受任命。太后请司马光是派士兵护送到官衙中去的，苏东坡也是在被请之列。

——乐而忘忧（之二）
　　
　　苦不能代替乐，乐可以忘却苦。乐中无苦，是人生极致；苦中作乐，是人生的无奈。身居高官显位，享尽无上荣耀的苏东坡，在一篇短文中论乐与苦。“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迩梦尔。”
　　苏东坡决意在惠州安居晚年，他既不愿意劳于奔波，又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他写了两行诗，描写在春风中酣美地午睡，房后寺院的钟声隐约入耳。章子厚看到了诗，方知苏东坡过得挺舒服，于是再贬他到海南岛。
　　身寄域外，数百个受苦受难的大臣，只有苏东坡独享其“荣”。
　　与同样遭贬的弟弟子由在一个穷县相遇，两人在一个小饭馆里吃午饭。粗糙的麦面饼使子由难以入口，苏东坡几口吃光，笑着对弟弟说：“这种美味，你还要细嚼烂咽吗？”
　　此时的烦忧却无法忘却，没有哪一种快乐可以冲淡忧愁。生死离别，黯然销魂，兄弟愁坐，经夜复明。苏东坡重笔书怅怀：“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海南岛，精神不屈不挠、人生达观明豁的苏东坡庆幸此地无瘴，心忧如昨，乐又复至。
　　当地的居民，尤其是穷苦读书人的子弟，帮他盖了一座他此生最简陋的房子，起名叫“桄榔庵”。他在这里接待农民朋友，走出去让农人给他讲鬼故事，早晨打开门接受猎人相赠的鹿肉，还能够在月下的热风中走走，也可以看丽日风光。挨饿却是常有的事，他在杂记中写到食阳光止饥饿的办法，这恐怕难于易知易行。
　　苏东坡在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在田中边走边唱。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对他说：“翰林学士，你过去在朝中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这可让苏东坡茅塞顿开，非常高兴。从此以后，苏东坡就称她为“春梦婆”。
　　苏东坡最后一次遇赦后启程北上，心情之好，盛况空前，山水悦目，风光无限。在广州的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我当时真以为你死了。”苏东坡说：“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上了章子厚，决心又还了阳。”
　　章子厚在一年前也被贬到雷州半岛了。这个先友后敌的章氏，令苏东坡的后半生疲于奔波，疲于保命，如今也走上了穷途末路。
　　对手像一座朽山轰然而倒，苏东坡也老病复发。上天已经给予他太多的磨难，世间已经得到他太多的奉献。
　　身心俱累的他决计要走了。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安排的后事就是子由将给他写墓志铭，要与妻子合葬在青青的山麓。
　　一生与忧乐同行，多忧少乐，忧中求乐的苏东坡把欢乐留给人间，到天上的无忧国去了。
　　真的有天堂，真的有无忧国么？
　　　　
　　臭名昭著的元佑党人碑的建立，是宋朝朋党之争结出的恶果。苏东坡刚刚去世一年，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拱手相送换来了暂时的安宁，有了足闲的时间整治蜀党。碑上以苏东坡为首的三百零九人，汇集成长长的黑名单。圣旨钦定刻名之人子孙永世不得为官，禁止皇家子女与其世代通婚，订婚的也要奉旨取消婚约。全国州县高碑林立，死气沉沉。执政党对在野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的卑劣手法空前绝后，跳梁小丑想让失败的对手千年受辱、万代蒙羞。事实情况却大相径庭，仅仅是百年之后，碑上有名诸臣的子孙后代均以祖先赫然入围而沾沾自喜、夸赞炫耀。聪明者愚蠢，卑贱者高贵，剔除污水烂泥，重回金光扑面。更有趣的是，当时有权的小人将私敌也塞进名单，名单中掺杂的有气无节者先是沮丧无比，后来却风光无限。足见这一天大的冤案是多么草率，草菅人命又是多么地随心所欲。
　　充盈着灾难的彗星又一次出现，文德殿东墙上的党人碑遭电击而一破为二。胆颤心惊的徽宗私下里派人将端门的党人碑毁掉。这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如日中天。在他去世后的前十年间，苏东坡的官衔尽数剥夺，著作严禁印行，奉命销毁了全部刻有苏东坡诗文或书法的石碑。五年后，一个道士向徽宗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管诗文。一向信奉道教的赵佶十分害怕，恢复了苏东坡在世时的最高官衔，后来又另外封高位。苏东坡的手稿和撰文书写的石碑有了天价，大多成了皇宫御览之宝和富家收藏珍品。就连金邦攻下京城后，也有人专门搜取苏东坡的书画作为战利品，足见生前的苏东坡早已名扬异域。
　　疲于奔逃与议和的南宋高宗赵构也爱读书研史，虽然知行不一，到底没把书忘掉。坐在新都临安的赵构开始阅读苏东坡的遗著，尤其是涉及国事的文章，不免赞赏其谋国之忠，敬佩其至刚大勇。高宗追念苏东坡，更有实际行动。一方面，将苏东坡的孙子苏符赐封高官。另一方面，命令朝臣研苏东坡之著、慕苏东坡之名、行苏东坡之为，使言必称苏东坡成为朝野时尚。
　　孝宗更是登峰造极。他赐苏东坡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各种版本的苏东坡全集的卷首上，都印有皇帝的圣旨和钦定的序言。皇帝亲笔的赞词，是对苏东坡天才的赞誉。
　　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佑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尧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佑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
　　坚定不移的品德，卓绝至美的艺术，使苏东坡的名声和影响如山屹立，无可撼动。
　　　　
　　生前就能听到和品评自己身后之名，这也是苏东坡的一大快乐。处在漩涡中心，身受谣言之害的苏东坡，因风湿和眼疾而数月闭门不出。那时，散文大家曾巩在另一省去世。世间本无事，谣言如风来。说苏东坡也在同一天去世，二人一同玉楼赴诏，同返天庭。皇帝也听说了，向一位是苏东坡亲戚的大臣询问，知道确有此信，但难知是否可靠，正在吃午饭的皇帝口中乏味，在离桌而去前叹气说：“难得再有此等人才。”消息传到范镇那里，他伤心痛哭，先想派人去送丧礼，后想应派人打听清楚。苏东坡在给范镇的回信中说：“平生所得毁誉，皆此类也。”
　　　　
　　将苏东坡的《定风波》录在篇末，以感其心，以慰其情，以悟其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PK王安石：高山对峙起风云
　　
　　北宋的江宁，后来的金陵，现在的南京。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
　　苏东坡与王安石像两座移动的大山，在这里碰撞。
　　碰撞出的火花照耀着中国的历史，闪烁着先哲的光辉，昭示着无尽的未来，竟然没有先前丝毫的血腥味。
　　这不是所有人预料的事，肯定有人在等待惊人的消息。这肯定是两人意料之中的事，或许有人不会理解。
　　这一年，苏东坡正值中年。王安石第二年就溘然长逝，永别人间。
　　
　　宋人宋弁在《曲洧旧闻》中说：东坡由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焉！”
　　如此传神之话也只有写给王安石与苏东坡。
　　然而，作者因情所误，难察实情。小十六岁的苏东坡不会让年长的王安石上门拜见，以王安石的性格，也难于屈尊求见苏东坡。此时的王安石既老且病，惟一的爱子刚刚离去，虽然是个不争气、不听话、误大事的儿子，但他是步入暮年的王安石的终生依靠。另外，按照古时“行客拜坐客”的习俗，应是苏轼上门敬拜，而非王安石以居者拜过客。
　　还是大文豪陆游在《渭南文集》中说得更加合乎世事人情。“东坡自黄州归，见荆公于半山，剧谈累日不厌，至约卜邻以老焉。”
　　这所谓的半山位于江宁府与城东南的钟山之间，有个地方叫白圹。王安石的半山园就建在这里，有室有池，无墙无垣，虽简陋能避风雨，无锦食可餐野蔬。
　　这当然不是宰相之所居，因为王安石已经不是宰相了。
　　不是宰相的王安石却更让人容易理解。
　　有半山园自然有半山人，王安石自称“半山老人”。
　　曾经雄心勃勃，现在却卸甲归山的老人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最后十年中的八年岁月。
　　对往昔的回味和新近的坎坷肯定一直在折磨着这位并不服输的老人，身已老，心还红，错在谁，意难平。
　　这没有答案的追问似乎没有丝毫的意义，给这位老人十年的反思时间，太过于残酷，太有失公平。
　　我们虽无从得知，却可以猜测：与苏东坡的相见，是这位老人最惬意、最开心的事情，足可以告慰此生，足可以抚慰世人。
　　是历史的安排，才使对峙的高山走在了一起，走到了我们的心里。

苏东坡PK王安石：高山对峙起风云
　　
　　之一：高山仰止的标尺
　　
　　
　　想起苏东坡就无法保持平静。我们将在另一篇《一蓑烟雨任平生》中领略他的人品、学识和风范，以表达对他的敬仰和喜爱。这种情绪总是难以抑制，令人百思不厌，牵肠挂肚。这是什么缘由呢？恐怕苏东坡是千年一遇的人，或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他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人。苏东坡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明星，更是文学艺术上的十项全能，对诗词歌赋及骈体与文章无一不通，对佛释儒道与绘画、书法无一不精。如果只是一位著名作家倒也不能如此吸引时人与后人的眼球，他的执著精神、高尚品格与平民心怀是当世与后世极其丰富宝贵的楷模与财富。
　　你甚至无法抵御这种诱惑。崇拜苏东坡不宜于张扬，崇敬苏东坡也难以藏在心底。喜欢会以出汗的形式展露在别人面前，如果再言必称苏轼，笔欲仿苏文，高山仰止，溢于言表，喜欢苏东坡就会像苏东坡本人一样晶莹剔透而清澈见底。
　　千秋苏东坡，万代苏子瞻。
　　还是喜欢林语堂评价苏东坡的话语。浅薄如我者自不会多，渊博如林语堂者，敬慕之情，毫不隐晦：“像苏东坡这样富于创造力，这样守止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这样说好似乎还没有表情达意，又说：“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作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酝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
　　这恰如其分的高谈阔论，好似又唤引着苏东坡峨冠缚带、笑容可掬地回到我们身边。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早先就是亲戚家的小弟，后来就是邻家的大哥，而后是朝堂上的可以信赖者，接着成为漂泊江湖、沉浮宦海的流浪者，终于成为一个温柔敦厚的长者，他不事张扬地走到我们身边，让我们可以静静地依偎着他。
　　与苏东坡同代并相交甚厚的李龙眠为他画过一幅肖像。苏东坡坐在岩石上，一条藤杖斜横在膝上。黄庭坚说这张画像正好把握住他微醉之时的神情。苏东坡轻松地坐着，似乎正在思索宇宙万物的盛衰之理，或者正享受着目之所及的大自然的森罗万象。仿佛他马上就会站起来，提笔沾墨，直抒胸中所感，用清韵美妙的诗词，用气韵生动的图画，或者用流韵酣畅的书法。
　　这也是苏东坡。
　　以虔诚的心和真挚的情，与无所畏惧、清风一生的苏东坡面对面，定胜于一切灵魂的砥砺、精神的升华和凡身的沐浴。
　　就这种喜欢，或许有接近的相似。林语堂说：“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哪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
　　喜爱苏东坡也可以同时喜爱其他人，喜爱其他人也未必非得喜爱苏东坡。
　　
　　赤子般的苏东坡的心灵是最宽广的心灵，婴孩般的苏东坡的眼睛的最深邃的眼睛。用这样的心灵可以坦诚地对待每一个人，无论是极度仇恨者，还是深恶痛绝者，即使是作为仇者的长者和长者的仇者的王安石，苏东坡也照样可以胸怀坦荡地面对。用这样的眼睛可以坦然地洞察生前的一切和身后的许多，无论是往昔的委屈，还是今后的冤枉，即使是恶意的中伤和中伤的恶果，苏东坡也可以无怨无悔地独自品尝。
　　性情真纯、率直无邪的苏东坡清风明月般地度过了清风明月般的一生，而他的前半生更是遇难呈祥，百折不回，身进不喜，职退无怨，真可谓虽九死而未悔，梦未变，心不改，情未泯，志难移。
　　
　　来到金陵之前，苏东坡的心境可想而知。
　　时年近50岁的苏东坡，在政治上早已是经风过雨、惊涛骇浪了。光是最近的五年前的“乌台诗案”，就让他一脚踏进了鬼门关。
　　在湖州当太守仅三个月，“乌台诗案”就无中生有、凭空而实。苏东坡被捕入狱，被囚禁了一百多天。鬼门关訇然洞开，阎王爷惨然大笑，牢狱之灾在所难免，皮肉之苦痛切无比，欲置其于死地者绝非虚张声势，想斩其于诗国者定然快马加鞭。
　　死何足惜，只是来到世间的使命尚未及半，活着便成了唯一的出路。苏东坡被逼无奈，只得自诬，用著文妙手违心地写下了长达四万多言的检讨与认罪书。
　　正直人的死，肯定由邪恶者来决定。如果正直的人幸免于非常之死，那定然是唤醒了一位或几位有良知的人的心。
　　与死神作别，苏东坡来到了长江岸边的黄州作团练副使。这无权无为之职，让忙也忙得天旋地转、闲也闲得心旷神怡的苏东坡全身心地投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本来是属于他自己的，但却给予了他身后的整个世界。
　　在黄州贬居的五年间，大难不死的苏东坡深知自己的仕途已经天昏地暗、了无希望。有官身不轻，无官心坦然。走出了前一条死胡同的苏东坡绝不会再走进另一条更深的死胡同，他心中的文学梦想像礼花一样灿然迸发，苦心营造的文学殿堂开始熠熠生辉。
　　前《赤壁赋》如行云流水般风姿俏然，如江流飞奔而抑扬起伏，趣味盎然，情韵悠长，开散文之赋的最高境界。苏子在秋江月夜，泛舟赤壁，凭虚御风，不知所止，遗世独立，羽化登仙，缘景生情，喜出望外，由喜入悲，再到至乐。此乐非浅表之喜，更非困惑之悲，是随遇而安、旷达超脱的人生境界。
　　苏子与客对话，事实上是自己在口问心，心问魂。
　　记住这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典之句吧！“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夫天地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还有后《赤壁赋》和诗歌《念奴娇•赤壁怀古》，都值得反复吟诵，经常朗读，深切体会。
　　
　　而在这之前，苏东坡早已从一个士大夫顺时应势却又是无可奈何地成为一个农人。
　　一个民族的生存之根在农业，土地是人类最初的依赖。
　　我们的国家到现在还是个农业大国，土地是中国人永远的命根子，农民是中国人永远的衣食父母。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永远吸引着关切的目光。
　　因势所迫，苏东坡必须由官员变为农夫，确切地说，是农夫中的隐士、隐士中的农夫。
　　即使是没有或者少有农民情结、农村情感、农业情分的人，也会在心里由衷地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靠山搭舍、临水而居的农家和农人。如果他再通晓古今、口若悬河、提笔能写、张口能唱，酒不多饮而常醉，夜不酣睡而徘徊，那就会成为最乡土的时髦。
　　苏东坡正是这样的典范。早就有弃官务农想法的他，这回真正地回到了田野。黄州城东大约十亩地，成为苏东坡的躬耕之处。三间房子在坡顶上，向下看可见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在二月雪中竣工的雪堂，有房五间，墙上是自己画的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前有小桥，小沟常干，一株柳树，水井一口，中有冷泉，低处就是可耕之田，桑林菜圃，果园满枝，茶树低矮，可得香茗。近有农舍，房后有亭，西邻有竹，可消酷暑。大山水画家米芾时年二十二岁，在雪堂与苏东坡相识并论画。约一百年后，陆游到此，看到雪堂中挂着苏东坡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的画像。
　　身处东坡之上，心入农人，脚踏大地，离天更近，苏东坡与民同忧，与民同乐，久旱甘霖，手舞足蹈。劳而有获，不胜欣喜。“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就是在这里志在造屋建家的苏东坡，自称“东坡居士”，成为我们真正喜欢的苏东坡。
　　皇帝病而驾崩，太后摄政，第二天颁下圣旨，允许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他终于如愿以偿，相信自己会终身在此安居下来。有诗可证：“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然而，不久就有消息传来，并得到了证实，朝廷派他到登州去当太守。苏东坡为此心烦意乱，家人却欢天喜地，孩子们更是喜出望外。苏东坡在诗中自比可怜的良马，盛年已逝，不再贪恋天山的牧野。在另一首诗中说：“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苏东坡只得接受任命。太后请司马光是派士兵护送到官衙中去的，苏东坡也是在被请之列。
　　苦不能代替乐，乐可以忘却苦。乐中无苦，是人生极致；苦中作乐，是人生的无奈。身居高官显位，享尽无上荣耀的苏东坡，在一篇短文中论乐与苦。“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迩梦尔。”
　　苏东坡决意在惠州安居晚年，他既不愿意劳于奔波，又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他写了两行诗，描写在春风中酣美地午睡，房后寺院的钟声隐约入耳。章子厚看到了诗，方知苏东坡过得挺舒服，于是再贬他到海南岛。
　　身寄域外，数百个受苦受难的大臣，只有苏东坡独享其“荣”。
　　与同样遭贬的弟弟子由在一个穷县相遇，两人在一个小饭馆里吃午饭。粗糙的麦面饼使子由难以入口，苏东坡几口吃光，笑着对弟弟说：“这种美味，你还要细嚼烂咽吗？”
　　此时的烦忧却无法忘却，没有哪一种快乐可以冲淡忧愁。生死离别，黯然销魂，兄弟愁坐，经夜复明。苏东坡重笔书怅怀：“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海南岛，精神不屈不挠、人生达观明豁的苏东坡庆幸此地无瘴，心忧如昨，乐又复至。
　　在这里，苏东坡也有了一间房屋。
　　当地的居民，尤其是穷苦读书人的子弟，帮他盖了一座他此生最简陋的房子，起名叫“桄榔庵”。他在这里接待农民朋友，走出去让农人给他讲鬼故事，早晨打开门接受猎人相赠的鹿肉，还能够在月下的热风中走走，也可以看丽日风光。挨饿却是常有的事，他在杂记中写到食阳光止饥饿的办法，这恐怕难于易知易行。
　　苏东坡在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在田中边走边唱。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对他说：“翰林学士，你过去在朝中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这可让苏东坡茅塞顿开，非常高兴。从此以后，苏东坡就称她为“春梦婆”。
　　苏东坡最后一次遇赦后启程北上，心情之好，盛况空前，山水悦目，风光无限。在广州的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我当时真以为你死了。”苏东坡说：“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上了章子厚，决心又还了阳。”
　　章子厚在一年前也被贬到雷州半岛了。这个先友后敌的章氏，令苏东坡的后半生疲于奔波，疲于保命，如今也走上了穷途末路。
　　对手象一座朽山轰然而倒，苏东坡也老病复发。上天已经给予他太多的磨难，世间已经得到他太多的奉献。
　　身心俱累的他决计要走了。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安排的后事就是子由将给他写墓志铭，要与妻子合葬在青青的山麓。
　　一生与忧乐同行，多忧少乐，忧中求乐的苏东坡把欢乐留给人间，到天上的无忧国去了。
　　真的有天堂，真的有无忧国么？
　　
　　不管怎么讲，苏东坡生前为名所累，身后盛名无以复加。
　　臭名昭著的元佑党人碑的建立，是宋朝朋党之争结出的恶果。苏东坡刚刚去世一年，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拱手相送换来了暂时的安宁，有了足闲的时间整治蜀党。碑上以苏东坡为首的三百零九人，汇集成长长的黑名单。圣旨钦定刻名之人子孙永世不得为官，禁止皇家子女与其世代通婚，订婚的也要奉旨取消婚约。全国州县高碑林立，死气沉沉。执政党对在野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的卑劣手法空前绝后，跳梁小丑想让失败的对手千年受辱、万代蒙羞。事实情况却大相径庭，仅仅是百年之后，碑上有名诸臣的子孙后代均以祖先赫然入围而沾沾自喜、夸赞炫耀。聪明者愚蠢，卑贱者高贵，剔除污水烂泥，重回金光扑面。更有趣的是，当时有权的小人将私敌也塞进名单，名单中掺杂的有气无节者先是沮丧无比，后来却风光无限。足见这一天大的冤案是多么草率，草菅人命又是多么地随心所欲。
　　充盈着灾难的彗星又一次出现，文德殿东墙上的党人碑遭电击而一破为二。胆颤心惊的徽宗私下里派人将端门的党人碑毁掉。这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如日中天。在他去世后的前十年间，苏东坡的官衔尽数剥夺，著作严禁印行，奉命销毁了全部刻有苏东坡诗文或书法的石碑。五年后，一个道士向徽宗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管诗文。一向信奉道教的赵佶十分害怕，恢复了苏东坡在世时的最高官衔，后来又另外封高位。苏东坡的手稿和撰文书写的石碑有了天价，大多成了皇宫御览之宝和富家收藏珍品。就连金邦攻下京城后，也有人专门搜取苏东坡的书画作为战利品，足见生前的苏东坡早已名扬异域。
　　疲于奔逃与议和的南宋高宗赵构也爱读书研史，虽然知行不一，到底没把书忘掉。坐在新都临安的赵构开始阅读苏东坡的遗著，尤其是涉及国事的文章，不免赞赏其谋国之忠，敬佩其至刚大勇。高宗追念苏东坡，更有实际行动。一方面，将苏东坡的孙子苏符赐封高官。另一方面，命令朝臣研苏东坡之著、慕苏东坡之名、行苏东坡之为，使言必称苏东坡成为朝野时尚。
　　孝宗更是登峰造极。他赐苏东坡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各种版本的苏东坡全集的卷首上，都印有皇帝的圣旨和钦定的序言。皇帝亲笔的赞词，是对苏东坡天才的赞誉。
　　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佑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尧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佑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
　　坚定不移的品德，卓绝至美的艺术，使苏东坡的名声和影响如山屹立，无可撼动。
　　
　　生前就能听到和品评自己身后之名，这也是苏东坡的一大快乐。处在漩涡中心，身受谣言之害的苏东坡，因风湿和眼疾而数月闭门不出。那时，散文大家曾巩在另一省去世。世间本无事，谣言如风来。说苏东坡也在同一天去世，二人一同玉楼赴诏，同返天庭。皇帝也听说了，向一位是苏东坡亲戚的大臣询问，知道确有此信，但难知是否可靠，正在吃午饭的皇帝口中乏味，在离桌而去前叹气说：“难得再有此等人才。”消息传到范镇那里，他伤心痛哭，先想派人去送丧礼，后想应派人打听清楚。苏东坡在给范镇的回信中说：“平生所得毁誉，皆此类也。”
　　品味一下苏东坡的《定风波》，以感其心，以慰其情，以悟其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而这一切，都为他与王安石的变法之争以及由此引起的恩恩怨怨息息相关。他成了人所共仰的苏东坡，从内心深处并不排斥改革与变法，与王安石从无私怨，不因人废言，不因事废举。
　　这是一座高山，与他比肩直指的就是将他的命运和人生投入炼狱的另一座同样让人叹为观止的高山。

之二：挺拔对峙的高度
　　王安石肯定是历史上的唯一。
　　王安石又是历史上少有的令人深思的人物。
　　王安石革除弊政、变法图强，无论是正逢其时，还是回天无力，也无论是时人所虑，还是今人所思，大多数人是认可的。但对他的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纵容同党的做法则大多数人都不会苟同。
　　出生于官舍的王安石是今属江西的抚州临川人，江宁是王安石的第二故乡。
　　二十一岁中进士的王安石，早年就致力于学术研究，是欧阳修创导古文运动的早期追随者之一，被后世列入“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的外在表现有时真是匪夷所思。
　　一个人把精力全部倾注于内在的思想上，自然就会忽略外在的表现。
　　我们宁愿相信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
　　王安石仪表邋遢，衣着肮脏，须发零乱，不修边幅的样子登峰造极。他的先期出名也与此等仪表不无关联。
　　他从不更换穿着的长袍。有几个朋友特意试验了一次，在澡堂中将他的旧袍换成新的。王安石将新袍子穿上，真的若无其事，若无所失，又若无所得。看来，他确实只是穿着一件衣裳罢了。
　　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王安石爱吃鹿肉丝。胖太太大感意外，说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你们怎么这样想呢。朋友们说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太太让众人将别的菜放在他的正前面，看看会发生什么。朋友们就把菜的位置调换了，将鹿肉丝放在离他最远处。王安石只吃靠近他的菜，对桌子上的鹿肉丝熟视无睹，全然不知。
　　一个人如果总是特立独行，就难免让人怀疑是否在沽名钓誉。
　　就连仁宗皇帝也对王安石打过问号。仁宗盛开御宴，大臣蒙恩宠召。客人需要在池塘中自己捕鱼后做来再吃，以取雅兴。做成小球状的鱼饵，盛在金盘子里，摆在桌子上。王安石不喜欢钓鱼，却把自己桌子上的鱼饵吃了个精光。
　　第二天，仁宗就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总不会有人心不在焉地把那些鱼饵全部吃完。”
　　这就是仁宗不喜欢王安石的缘由了。与此相对等，王安石在日记中对仁宗的挑剔也是十分苛刻。
　　
　　王安石的内在思想更令时人匪夷所思。
　　他有着至高无上的忠君报国、强邦富民思想，这没有人怀疑。在他与神宗皇帝单独密谈时，此种思想已展露无遗。在当度支判官主管全国财政时，以针贬时弊、图谋改革为己任，向仁宗皇帝上了著名的万言书。
　　在实现抱负与思想的手段上，却令绝大多数人难以接受。
　　苏东坡赠给他一个“三不足”标志，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
　　思想的付诸实践肯定有恰当的途径。个性的坚强有时候于事无补，于事有害。谁也无法否认，王安石因性格上的缺撼，不能接受忠言，不愿承认错误，将决心当作秘诀，把固执当作美德。
　　能说会道的王安石有力量让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誓将变法进行到底，又必须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谏官首当其冲，可怜维持局面的广开言路已形同虚设，与批评、异议和言论自由背道而驰。
　　
　　从为人上讲，王安石是直接的。
　　他与神宗的密谈，表明他是一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
　　皇帝对他说，每个朝代都有小人，即使是尧舜时代，也有臭名昭著的四凶。王安石回答说，正是尧舜杀了四个奸臣，才有了辉煌的成就。如果奸臣在朝不去，妒贤嫉能，阴谋得逞，贤良之臣必然就会弃官而去。
　　这样对神宗说，就影响了许多人。虽然不是王安石本人大开杀戒，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小人有着登峰造极的邪术，多少人为之丢命，多少家为之遭殃，多少代为之连累。在贤德的大臣对变法进谏时，这位年轻的皇帝果然没有尧舜的胸怀与头脑，却总会在眼前浮出四凶的影子来。
　　王安石的人品有其高洁和为人称道的方面。他的元配吴氏为他买了一个小妾，王安石先惊后问，得知女人的丈夫在军中主管军粮，一船官麦沉没，家产卖尽后还不足以还官债，只得卖妻还帐。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来，要他把妻子领回去，并告诉他不必退还卖妻所得的九百缗钱。
　　王安石因患哮喘病，需要用紫团山的人参，有人送了他几两，他拒之不受，说，我没有紫团参，也活到了今天。
　　即便是对手，或因思之相异，法之不同，但因私废公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反对派的首领司马光年轻时曾官居通判，妻子不能生育，太守夫人送他一妾，他不理不睬。妻子回避后，这个女子到了司马光的书房。司马光认为夫人不在，这个女子也敢来此，随即严声让他离去。
　　他们都志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执行自己的政策，权力是思想的阵地，而不是私欲的田园。水火不相容，缘于以天下为己任。
　　对衣食住行漠不关心的王安石，自然对金钱熟视无睹。他当宰相时，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们，听凭他们花费。他视金钱如粪土，钱入地中，哺育了一片花海，少了些芳香宜人的，多了些恶臭刺人的。
　　道德才智罕见其匹的司马光，自始至终胸怀光风霁月，争理不争利。
　　后人评价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时代和历史都只垂青有思想准备的人，无论他是否伟大。
　　王安石死时，司马光也重病卧床。他以宰相之职发出的最后一道指令竟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这就是品质的完整与人格的崇高。
　　
　　从处事上讲，王安石是异类的。
　　第一次入朝任职的那一段短短的时期，他一厢情愿变动成规，照自己的想法办事，往往使事情错乱无常，并与同僚争吵不已。
　　这明显表现出他在处事上极难与人合作。
　　
　　从为学上讲，王安石是独断的。
　　为学者必然要苦读。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经常彻夜读书，黎明时才在椅子上打个盹。多数时候醒来后已经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匆匆忙忙去当差。后来当了宰相的韩琦是当时的太守，看到王安石的这副样子，以为他纵情声色，不务正业，就劝他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书吧。”王安石却没有做分辩。在后来去职之时，他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
　　等到王安石成了有名的学者，韩琦也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把他视作自己的属下。对此，王安石却十分恼怒。有意思的是，王安石接受朝廷高位时，恰好韩琦被罢相。勤于写日记的王安石曾这样评价韩琦：“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这又是王安石为人的另一面了。
　　王安石自己写了《三经新义》，将它作为唯一的思想源本。由于权力滥用、学术不精、草章急就，很为历史耻笑。
　　还有一本《字说》。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对学术的不朽贡献，到老时仍苦研不辍，最后成书二十五卷。
　　关于说字的故事就比《三经新义》更令人开怀一笑了。
　　苏东坡与王安石闲谈时，忽然问到，“鸠”字为什么由九与鸟两字合成呢。王安石一时语塞，苏东坡说，诗经上有“鸣鸣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正是九个吗。
　　苏东坡的名字也激发了王安石丰富的想象。他以为“坡”是“土”之“皮”，“波”是“水”之“皮”。苏东坡遇见他时戏谑说，“波”如果是“水”之“皮”，那么，“滑”就是“水”之“骨”了。
　　照此推断，“富”就是家中有一口田了，“家”就是园中养一头猪了，多了都不行。
　　
　　从交友上讲，王安石是失败的。
　　仁宗年间在朝中为官时，众人都把他看作奇才。好诗佳文已经传诵，胸中创见非凡，言谈口若悬河。属于老一辈的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对他颇有好评，很有好感。
　　在众多的名公巨卿中，王安石似乎是奇特之士，才华无限，前途无量。
　　除了韩琦因误解他而终遭诽谤外，苏洵和张方平是洞察王安石品性的人。张方平曾与王安石为同僚，共同监督地方考试，将他峻拒之后，两人便断绝了来往。张方平与苏洵有师徒关系，两人对王安石极为厌恶，认为他矫揉造作，不近人情。欧阳修曾经把王安石介绍给苏氏父子，王安石也有结交之意，秉性耿直的苏洵拒而不纳。在王安石母亲的丧礼上，只有苏洵被邀而拒绝前往。
　　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令王安石大失脸面，他与苏东坡后来的一连串故事就不难理解。这还不算，苏洵的文章《辩奸论》，更是将王安石置于对手位置。
　　这篇著名的文章将王安石永远地放在了审判台上。
　　苏洵起笔就言明了解人的性格之难，聪明人也会上当受骗，只有冷静的观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并预知将来的发展。他引证山巨源预测王衍、郭子仪预测卢杞的将来，王衍仅仅是聪颖秀逸的书生，后者仅仅是面丑才显，有昏庸之主，才使他们有亡国之行。
　　苏洵将王安石比作似王衍的阴险与卢杞的鬼才之人。“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苏洵说，此人如一旦得势，必然会欺骗英明之主，成为国家祸害。苏洵希望自己的预言不应验才好，这样，他自己就可以成为无赫赫之功的善战名将了。他进而又说：“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敦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苏洵写这篇文章时，苏东坡和苏子由都认为责骂太重，只有张方平完全赞同。事隔不久，苏东坡的同代人就亲眼看到了老苏的预言被应证的情况，苏东坡随之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即使苏洵有真知灼见，也是因王安石这个人，更是因王安石所处的时代与北宋的时势。
　　王安石长于化友为敌，短于化敌为友。他轻视所谓的“流俗”之辈，不但与忠厚长者疏远，后来竟与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是韩维使尚为太子的神宗对王安石倾心器重。当朋友们对新政表示异议时，他毫不迟疑，毫无顾忌，断然将他们贬谪出京。
　　为免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王安石就提拔对他毕恭毕敬的人，这都是些欲壑难填、才不胜职、唯唯诺诺之辈。劣迹昭著的有三个，最坏的是为免辞官而隐瞒母丧不报的李定，还有“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邓绾。
　　作为王安石后盾的两个巨奸大恶的曾布与吕惠卿，特别是后者想取王安石而代之，出卖者处心积虑，被出卖者咎由自取。
　　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好几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因为作为朋友出卖他的吕惠卿是福建人。
　　整肃御史台后，新人上位。随后倒下的都是王安石的个人朋友。一个据实报情的孙觉，一个同享文名的吕公著。他们都曾助其腾达，给其声援。王安石认为他们出卖朋友，就毫不犹豫地将朋友出卖了。王安石在与吕公著关系好时，曾向皇帝说吕公著将来必为宰相，而现在他却将吕公著比作尧舜时的“四凶”。王安石看人是很准的，吕公著后来果然当了宰相，他再作如何想，就无从所知了。
　　王安石把说了他最需要的假话的人升任全权御史，又把亲戚也升为御史。为此，又有数人丢官罢职。牺牲的还有御史理学家程灏，他对怒气难消的王安石说，老朋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是公事和国事，难道不能心平气和地说话么。
　　失势的王安石树倒猢狲散，追随者无一例外地远去，他又失去了自己最后的儿子，一下子就老了。
　　他终于被打倒了，被貌合神离的朋友，被无可挽回的局面，被他自己彻底打倒了。
　　
　　从官职上讲，王安石是成功的。
　　王安石之所以让人谈论并使人记住，是因为他几次谢绝朝廷的提升。从二十一岁中进士，到四十六岁得势，这二十五年的壮年期，他一直在偏远的省份当小吏。这大约就不是故作姿态、沽名钓誉了。
　　或许是因为仁宗在位之时，国家太平，有志与有识之士尽数汇聚京都，绽露头角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朝中文臣德高望重，学识渊博，有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等，都深得人望，并对锐意改革持反对主张，足可以让新见解胎死腹中，又可以让新锐人无从发展。从隐士之行，仿厚积薄发之术，求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效，这也不失为一种策略。
　　在此事上，王安石肯定是最大的获利者。王安石越是坚定地拒绝朝廷的任命，他的声誉和影响就越大。这时的王安石的文章似乎也能够千古流传，履行太守之职政绩斐然。他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和“犹抱琵琶半遮面”，越发使朝野官员想见其人，一睹风采。
　　对从政之人来讲，在野是短暂的，隐居是临时的。仁宗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是主管经济与财政的，这正好是王安石的兴趣所在，他应命来到京师。肯定是因为仁宗的不赏识和与在朝列班的同僚的关系紧张与恶化，为母亲辞官守丧期满后，在又被召入朝时，他再一次谢绝在京为官，心甘情愿留在金陵。
　　这恐怕是“宁为鸡头，不作凤尾”的想法在左右着王安石。他这类心性的人，不管身在何处，总愿站在众人之首，任何的干扰和羁绊都会令他极不舒服。
　　在英宗皇帝当政的四年之中，王安石又坚辞恩召。仁宗无子，王安石曾奏请免立英宗为帝，即使英宗如何大度，王安石自是心中不安。
　　雄鹰的世界是高空。向往飞翔的雄鹰不可能久处深谷，冲天而起之后就可能惊风泣雨。
　　宋神宗是皇太子时，王安石因宠得势，这个牵线人是韩维。
　　韩维在太子身边干些文书事，对王安石极为佩服。韩维常对朝政发表些意见和看法，每逢太子赞同时，韩维就说，这不是我自己的看法，这是王安石的意见。
　　王安石从太子的耳朵走到他的脑海中，又从皇帝的心中走到了朝臣的行列中。
　　宋神宗即位后，接着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不久又让他登上翰林之位。他与好友韩维不断联系，深信机遇在即，机会到来。
　　这一次，他没有婉拒坚辞，立即拜受官职，只是延迟七个月后才成行晋京。在没有确知皇帝的态度之前，王安石怎会冒然前行。
　　这样的事总会让人犯嘀咕，即使皇帝也不例外。先王之时，王安石一向谢绝任命，不肯来京。有人以为他冒失无礼，现在他仍然不来，以有病为借口。是真有病在身，还是冀图高位？
　　回答皇帝问题的人影响了王安石的前途。两位元老重臣曾公亮与韩琦此时面和心离，互相嫉恨。韩琦有三朝宰相与枢密之职，权高势重。曾公亮有撼韩琦之意，想将王安石拉在身边，就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结果表明皇帝对他的话深信不疑。这时，只有大臣以王安石的为人为由提醒皇帝说，如果让王安石得权，天下必然会大乱。
　　神宗准许王安石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
　　
　　从行政上讲，王安石是强硬的。
　　在当太守时，王安石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创立农民贷款法，将思想和策略付诸实施，深得民众的爱戴。

之三：半个同盟者的事业
　　
　　
　　变法是王安石终生的追求，一生的事业。他因此而名扬天下，名垂青史，备受唾骂。
　　变法只有半个同盟者，虽然他是皇帝。
　　变法的前奏偃旗息鼓。
　　王安石接任三司度支判官不久，他就以万言之篇上书仁宗，以检验自己的政治基础。
　　在万言书中，他陈明了自己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大宋自开国以来，财力不足问题久拖未绝，其因在于没有良好的财政政策。无策是因无才，朝廷虚位以待，朝野无此人才。直至现在，也无法知晓谁可以担此重任。
　　这篇结构严谨、文字老辣的政论文章，承古圣先哲之道，解当朝天子之惑，论及政府职能，无所不用其极。
　　仁宗皇帝读完他的万言书后就将其束之高阁，置之不理，王安石不能不心灰意冷。
　　在变法的大幕正式拉开前，神宗问政于王安石，并有了一次不为人知的密谈。
　　年方二十的宋神宗雄心万丈，力图富国强兵。王安石登上舞台，更是顺理成章。
　　皇帝问到朝政的当务之急，王安石以为是决定政策为首要。皇帝又问对唐太宗的看法，王安石回说皇帝应效法尧舜，而不仅仅是唐太宗，行尧舜之道容易，后世的儒臣们并不能真正了解先王之道，都以为尧舜之政，以后不可复见。
　　这样的话，昏君听了会忘乎所以，明君听了自然也会称心如意。
　　那次密谈才真正坚定了神宗变法的决心。
　　神宗问为什么象唐太宗、刘玄德那样的明君也一定要获得贤臣为相来辅佐朝政。王安石说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无须多论，他的政治才干不过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以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
　　王安石接着说，陛下御临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现已升平百年之久，全国才智之士众多，竟然没有贤德智臣辅佐陛下，这恐怕是皇帝无明确政策和用人不专的原因。现在虽然有非常之才，就像当年辅佐尧舜的贤臣，如果受到小人的阻挠，也应该让他弃职而去。
　　
　　变法的条件明显具备。
　　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的五十年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西夏、契丹与金不断侵扰，战争无论胜败，宋朝割地赔款。宋朝的地位和天子的皇位是靠金银绸缎换来的。国库之财大量外流，国家经费捉襟见肘，国内行政软弱涣散。
　　国不富则兵不强，兵不强则国危弱。在西北用武将恢复国威，这就需要充裕的资财。这正是宋神宗铤而走险的动机。
　　不必怀疑动机，不必怀疑过程，更不必怀疑后果。
　　 有争强好胜的皇帝，有刚愎自用的宰相，激进的改革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变法的启动十分艰难。
　　变法中最为时人所知和最为后人所议的是青苗法。这是一个无名小吏提出的。其理想设计是投资五十万两白银，每年可赚二十五万缗，一年夏秋两收，则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息可以一年收两次。
　　颇费踌躇后，王安石决定实行借款给农民的做法。在他做太守时，曾经在春耕时贷款给农民，收获时本利收回，并认为这个办法确实对老百姓有帮助。
　　这一下就惊扰了每一个村庄、农户和农人，后又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
　　这种贷款不可能是自愿的，必然会变成强迫贷款。开弓没有回头箭，王安石力排众议，独求成功，以换取神宗的赞赏和支持。
　　
　　变法的过程非常曲折。
　　任何变法都不会一帆风顺，何况是王安石主推的变法。
　　官居河北安抚使的韩琦，亲眼目睹了青苗法的恶果，向皇帝奏明情况。皇帝对王安石说，韩琦是国之忠臣，为官在外，对朝廷念念不忘。青苗法危害乡里，为何又在都市中推开。王安石对答，如果需要，有何不可。
　　奏批往返数次，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如此榨取民脂民膏而供皇帝穷兵黜武，绝不是富国之道。
　　这真正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请了病假，士子沸腾，黎民骚动。曾公亮要王安石赶快销假，回到朝上，规劝皇帝。
　　皇帝派两个太监视察后听报，太平盛世，万事大吉。老臣文彦博说，韩琦三朝为相，太监之言可信而韩琦不可信吗？结果是新政得到了强推。
　　
　　变法的派争异乎激烈。
　　变法从一始就阵营分明，但并不势均力敌。最初王安石只是个参知政事的副宰相，因皇帝的支持，可以越权行事，与吕惠卿、曾布可以私下决定一切。因此，争议就不可避免，主要是青苗贷款法和御史的言论自由问题。
　　变法派的首领是神宗皇帝，主将只有王安石，支持者是一帮和一批默默无闻的小人，总体表现为野心冲天，精力十足，阴险狡诈。反对派的首领是元老重臣，主将走马换灯，从者遍及朝野。
　　神宗熙宁六年，苏东坡兄弟回到京师。在随后的两年之中，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排斥清肃，朝廷乌烟瘴气，派争异常激烈。这都与王安石有关系，他是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谏官已都换成他的人，异己已经清除，台上人少鬼多。
　　德高望众的大臣公开反对王安石，年轻的皇帝不明就里。王安石想方设法使皇帝感觉到这场混乱纷争，是胆敢反对变法的大臣与皇帝之间的殊死之战。王安石应陛下之问说，陛下师法先王之道，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的旧臣。在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倘若他们获胜，朝廷大权将落在他们手中；若陛下获胜，则朝廷的大权仍将在陛下手中。自私的大臣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才闹出了乱子。
　　论争的裁判是皇帝，论争的双方势均力敌。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论争双方的主辩手。
　　春季的祭天大典到了，因为国库真的空虚无银，皇帝想免去赐予臣下的银两绸缎，以便节省这笔钱。
　　王安石借题发挥，说这是朝臣不懂理财之道的结果。
　　对方主辩手司马光反驳说，你所谓的理财，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王安石对答，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司马光反诘，一国有其固定的财富，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国家手中，不论实行什么名堂的政策，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钱多拿一部分罢了。
　　皇帝认为司马光说得有理，随后就把新政暂行搁置。
　　政治风暴卷地而起，朋党之争笼罩朝野。
　　有人从中渔利，有人受害一生。苏东坡几乎就是一个在朋党之争漩涡中一生挣扎的人。
　　王安石最喜用“流俗”与“通变”之说。凡是与他持有异议或者他不喜欢的，都归之于“流俗派”，将自己的同党称为“通变派”。
　　反对派的攻击一言中的。“视民间清论为流俗，视异己者为腐败。”“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王安石“钳天下人之口”的想法与做法成为让人愤怒和抨击的把柄。
　　司马光、范镇与苏东坡并肩作战。深得皇帝信任的司马光原本对王安石很器重，他对皇帝谈过对王安石的看法，说百姓批评王安石虚伪，是言过其实，但他却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他在与吕惠卿一起给皇帝讲历史时，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辩，皇帝只得拉架。王安石因司马光反对他的政策而开始厌恶他。
　　王安石请病假后，神宗打算任司马光为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不就，说个人的官位毫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法。司马光九次上奏折，皇帝问，让你当枢密使主管军事，你多次拒不受命，却不断谈论与军事无关的事。司马光回说，我至今没有接此军职，只要在门下省一日，就应该提醒陛下留意此等事。
　　王安石销假后地位又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诰。范镇拒发新命，皇帝只得亲手交给了司马光。范镇请辞，皇帝允准。
　　王安石又复相位，韩琦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仍然照准。
　　很多人怒不可遏，有话要说，非说不可。
　　时年只有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的苏东坡挺身而出，引人注目。
　　苏东坡给皇帝上了两次奏折，也有上皇帝的万言书。
　　在第一折中，开言直击青苗法，说全国人都已在反对皇上，千万不可凭藉权力压制人民。多少官吏已然降职或革职，甚至有恢复肉刑之说。
　　此时，忠厚之人都已去职，情势危如累卵。苏东坡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御史中丞吕晦对王安石首发弹劾，连司马光也深感意外。一场争斗，化暗为明。吕晦被革职后，御史台群情振奋，联名上书请求罢王安石的相位。王安石欲速则不达将数人入监，范纯仁起而应战，同遭流放。苏子由接着身受其祸。老臣富弼辞职归隐，临去时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则必败，小人为权力而争必占上风，最终结果是双方必然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
　　期待之后是怀疑，怀疑之后是迷惑，迷惑之后是恐惧。
　　范镇的外貌胖而松软，个性之强则不让坚钢。在去职之时，他在辞呈上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有进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皇帝将奏折交给王安石，他的脸色立时煞白，人不自持，双手乱抖。
　　司马光做到了态度诚恳又严肃认真地与王安石讨论新法，最后才完全决裂。皇帝仍希望他在朝为官，他一直认为只要司马光在身边，就不会犯什么大错。皇帝三番五次地召他回朝，司马光再三再四地坚辞不从。
　　从朝中退归林下，司马光同样怒不可遏，也同样写给了皇帝：“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也。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自此后十六年，国家以乱而得一部历史巨著。
　　后来，神宗重召司马光回朝主政，他的唯一回答仍然是一个问题，那就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么？
　　苏东坡所上之书如石沉大海，又上了第三书。皇帝临时严禁强销青苗贷款，并无全废之意。苏东坡以孟子的话讥其如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变作每月只偷一只鸡。
　　真正激怒王安石的是苏东坡所出的一道考试题。与强硬的对手相比处于明显劣势的苏东坡，只会单枪匹马地强打硬拚，最后以一道乡试题而败下阵来。这道《论独断》的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重锤击向王安石的软肋，死人也会被激怒。
　　苏东坡走进了强权人物的视线，小人也有了可以捏造的藉口，他终于从混乱的外围投身于漩涡的中心。
　　皇帝曾对司马光说，似乎苏东坡人品欠佳，你对他评价过高了吧。司马光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吧。我对他知之较深。谢景温是王安石的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瑕，他不比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有政绩的苏东坡，此时应官居太守，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与谢景温反对，只安排他任一个县的判官。但是，皇帝没有应从，让苏东坡到杭州作太守。
　　苏东坡与王安石一生的交往从此开始。
　　
　　变法的结果万分凄惨。
　　朝廷的本意和实际操作大相径庭，注定失败的后果不言而喻。
　　免役法是王安石变法中最优的一项。后来苏东坡的蜀党掌权时，众人想把变法全部推翻，苏东坡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涉及的就是免役法。
　　皇帝对变法也并不是一推六二五，他也想知道新政推行后的事实真相。派下去的太监和调查的官吏，都刁钻诡诈无比，知道皇帝支持新政，睁着有眼无珠的眼睛，张着有口无牙的嘴巴，光捡假的讲，只把虚的说。皇帝被蒙蔽了，王安石一时侥幸过关。
　　是皇宫的门吏郑侠两幅难民图，才使皇帝痛下决定。
　　郑侠看到成群的从东北逃往京都的难民充塞在街道上。良心促使他舍命呈皇。因为图画比文字更有力量，他画了几幅难民图。一幅画的是灾民一半身体裸露，忍饥挨饿，在急风暴雨中挣扎跋涉。另一幅是半裸着的男女正在吃草皮树根，其中有人带着铁链，扛着砖瓦薪柴卖后缴税。
　　两年四季久旱不雨，皇帝对王安石的善政心下不安。郑侠在呈图时所附的文字中说：“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皇帝的眼泪滴在了画上。
　　苍天有眼，彗星惊现；大地有情，嵩山怒陷。
　　天怨地怒，才使皇帝废止了多项新政之策。
　　皇家的许多人看到了画卷。神宗的祖母发了话。第二天，王安石被罢相，中止推行八种新法。
　　老天爷肯定知道了，天开始下雨。
　　郑侠却难逃死罪，如果不是皇帝阻止，说郑侠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勇气，颇可嘉许，不可重罚。
　　朋党之争自此陪伴了宋朝的一生。变法可以或行或止，派性的斗争和裂痕却会是越来越烈，日甚一日。
　　变法的失败以变法者退出政坛为标志。
　　吕惠卿以卑鄙的手段公布了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信，将王安石自制的炮弹直接打向皇帝，王安石便真的垮了。

之四：钟山起风雨
　　
　　
　　昨日的高官已失去辉煌，明日的高官正要登上峰巅。
　　他们是两座山，曾经怒目而视，曾经剑拔弩张，曾经刃白血红。
　　钟山的胸怀是博大的，她接纳了这两座令人仰止的高山。
　　这时的钟山，风是柔的，雨是细的，情是温的，气是顺的。
　　如今，这两座山重新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政声既往，人事不再，可以碰撞的，只剩下文学艺术了。
　　明朝人为唐宋古文家编排座次，“八大家”约定俗成，星耀文史。被人称为“拗相公”的政治家王安石以拨云见雾的胆识和奇崛恢宏的气魄，横扫群议，异峰突起，尺幅之中有涛走千里之势，方寸之内呈气象万千之壮，千秋绝调，万代情声。
　　作为诗人，王安石领一时之风骚，起数代之雅兴。他是继韩愈之后对杜甫作出高度评价的第一人。“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崇尚杜甫之心可鉴日月。《临川集》现存其诗作一千六百多首，诗风独特，辨理沉郁，是宋代绝句的精品，因“荆公绝句妙天下”而自成一家，“王荆公体”备受推崇。
　　探海知世界，登高凌浮云。有颇富哲理的《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钟山犹可待，明月在心间。有写景抒怀的《泊船瓜州》：“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崇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照我何时还。”
　　日长静有意，心远地不偏。有田园风情的《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春夜花有影，寒晨风无踪。有怀春念人的《夜值》：“金炉香尽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干。”
　　作为前辈的欧阳修通过曾巩了解王安石的人品与文章，后又与王安石相识畅谈，在《赠王介甫》中赞赏有加：“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作为词人，王安石虽词作偏少，但也是字字珠玑、篇篇宝玉。《桂枝香•金陵怀古》到现在仍然秋桂有香、荡气回肠：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著有《古今词话》的南宋人杨堤在书中说：“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说：‘此老乃野狐精也’。”当代学者周汝昌评价说：“王介甫只此一词，已足千古。其笔力之清遒，其境界之朗肃，两宋名家竟无二手，真不可及也。”
　　写作这首词是在王安石赋闲金陵之时，清廉自守的他在谢公墩修建了数间草房。这得名于东晋名相谢安曾在此居住。谢安字安石，王安石身归名叫半山的谢公墩，数重巧合，自可以拿来入诗：“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这是乐中的幽默，更有苦中的彷徨：“百亩庭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童童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万象更新的旧历新春已成旧忆，变法革新的成功喜悦已入云烟，壮志非但未衰，热血岂止不冷。
　　晚年的王安石喜作集句诗，并成集一卷。《怀元度三首》之二都是手探银河、揽月摘星：“舍南舍北皆春水，恰似葡萄新泼醅。不见秘书心若失，百年多病独登台。”写金陵的《南乡子》：“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王安石还是有些朋友的，毕竟他不是无能之辈。在得到欧阳修的赏识和赠诗后，王安石十分感激并回赠以诗。两人开始成为忘年之交，后来因为政见不同而成为政敌，基于国家社稷与民生福祉，实属君子之争，绝非小人私怨。欧阳修因新政被罢，郁郁不得志而撒手西天，王安石闻讯悲痛难耐，作《祭欧阳文忠公文》赞叹其学识文章：“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灿如日星之光辉”，褒扬其人品政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新法尽废，新政夭折，国势衰微，在劫难逃。被罢居金陵的王安石不可能熟视无睹、心无所动：“杖黎随水转东岗，兴罢还来赴一床。尧桀是非时入梦，固知余习未全忘。”
　　　　
　　两座山之间总有一线相牵，总有一溪相连，作诗唱和敞开了他们的心灵世界。
　　在同游蒋山时，王安石将近作《寄蔡氏女子二首》示与苏东坡。
　　苏东坡的赞美是由衷的：“如‘积李兮耀夜，崇桃兮炫昼’，自屈原没，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
　　真正的知音心领神会。高兴的王安石也能推心置腹：“不惟子瞻谀美，安石亦自负如此，只是未尝为俗人道耳。”
　　王安石的诗歌成就很高，尤其以绝句取胜。有人也认为他的得意之处，不在苏东坡与黄庭坚之下。南宋的杨万里读王安石的绝句竟至废寝忘食。“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朝餐。”
　　山一般的人写山更会让人心旷神怡。
　　先来看王安石的《游钟山》：
　　终日看山不厌山，贾山终待老山间。
　　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
　　曾经沧海却归山，历经磨难可待天。
　　再来看苏东坡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同样曾经沧海，一起历经磨难。
　　王安石更称誉后两句，说其富有哲理，必将传之不朽。
　　北斗与河汉交相辉耀，互相羡慕，彼此欣赏。
　　酴醯初夏时开白花，苏东坡曾说“酴醯不争春，寂寞开最晚”。王安石在居所的池边与金沙花一起栽，金沙花攀援到酴醯架上开放，红红白白，争奇斗艳。虽无良辰，却有美景，王安石有诗题为《池上看金沙花数枝过酴醯架盛开》，此题下有两首七言绝句与一首五言绝句。
　　酴醯一架最先来，夹水金花次第开。
　　沉绿扶疏去对起，醉红撩乱雪争开。
　　
　　午阴宽占一方苔，映水前年坐看栽。
　　红蕊似嫌尘污染，青条飞上别枝来。
　　
　　故作酴醯架，金沙祗漫栽。
　　似矜颜色好，飞度雪前开。
　　苏东坡捧读之后，步其韵和作《次荆公韵》：
　　青李扶疏禽自来，清真逸少手亲栽。
　　深红浅紫从争发，雪白鹅黄也斗开。
　　
　　斫竹穿花破绿苔，小诗端为觅桤栽。
　　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川江南花自开。
　　
　　甲第非真有，闲花亦自栽。
　　聊为清净供，却对道人开。
　　苏东坡将王安石比为晋代潇洒出尘的王羲之，敬意备至。
　　王安石曾写过一首有名的《北山》，畅写春日山中之水，聊抒悠游山林之趣。前两句是“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后人特别称颂后两句的“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王安石请苏东坡书此诗赠他，同时也有了苏东坡《次荆公韵》的和诗另首。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两山心灵交会，双方境界飞升。
　　王安石曾约苏东坡在金陵买田卜邻，相游于林泉之下，还送给他一个专治头痛的药方。真情备至，盛情难却，苏东坡自是十分感动。在离开金陵后不久的《上荆公书》中还说：“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
　　金陵之会，适值王安石晚年暮色苍茫，恰逢苏东坡前途未卜。这一会，不管是风雨如晦，还是雨过天晴，灿烂的一生和温馨的平安都得到了告慰，使后人有了无尽的享受。
　　离开金陵，告别王安石后，苏东坡曾写过两封信。第一封尺短字简，意深情长。第二封在叙别情之外，向王安石推荐了秦观的诗文与人品。后来，秦观及第，名声鹊起，与同样爱才的王安石有关。
　　在信中，苏东坡写道：“某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昔日互伤的烈火，已化作今日互慰的温火。
　　当时，苏东坡在王胜之的陪同下游蒋山，作了一首古体诗，在渡江后寄给了王胜之。王安石先睹为快，在读到“峰多巧障目，江远欲浮天”之句时，由衷赞赏且自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
　　《西诗话》中记载说王安石叹息并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东坡定然知晓这无上无价的美言，我们却无从知道他的感想了。
　　王安石在金陵病逝后，苏东坡遵命拟诏，也是不惜重墨。“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秉性如王安石、苏东坡者，于公必会势同水火，于私却可以雪中送炭。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身陷囹圄时，亲友多数噤若寒蝉，官员唯恐避之不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却在神宗面前为其开脱，闲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据说，这一重案因王公一言而后决。
　　不只苏东坡，光风霁月如司马光者，对王安石的私德也十分佩服，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
　　王安石在位时趋之若鹜，贬居金陵后门可罗雀，逝世之后人情如纸。张舜民有诗慨叹：“恸哭一声惟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劫波度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斯人杳然去，空候旧河山，寒梅清芬日，隔代盈暗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