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董仲舒是否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汉初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罢黜诸子百家，只允许通晓儒家学说的人做官，以此来统一思想，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汉朝在太学设立五经取士，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选拔官吏，也以儒家学说为标准，从此，儒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统治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这是中学课本都有的历史事实，中国理论界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然而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他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初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汉武帝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史不合。因此，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这一观点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赞同和反对声一直不断。
　　为什么会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与董仲舒连在一起呢？主要由于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春秋》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因此，董仲舒长期以来因“独尊儒术”成为儒家元老，也因此一度而成为罪魁。那么，董仲舒该不该为这一思想的提出负责呢？关键在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哪一年提出。
　　据《 汉书• 武帝本纪》 记载：“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承相缩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就是说，在建元元年（前140 ）就已经有了“罢黜百家”之说。在元光元年（前134 ）岁首《孝武本纪》记载，“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又在五月记载了汉武帝诏贤良对策的事，“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如果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刚刚被举孝廉并参加对策，那么，他就不是“罢黜百家”的创始人了。
　　反对者认为，历史上宣传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指的是从武帝元年开始到武帝六年截止的几次大的思想斗争或学术斗争。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和后来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初期有儒家学者两次大的思想斗争：一是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其中心人物是丞相卫绾；二是“议立明堂”，其参加者有赵绾、王臧、申公、窦婴、田蚡，反对者是窦太皇太后。第一次进行得较顺利，第二次则遭受了惨重的失败。王、赵被杀，申、窦、田免官。不过，经过这番较量，儒学反更深入人心了。《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晚于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且根本就没参与武帝六年以前的所有尊儒活动。因此，不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后才出的董仲舒，董仲舒只是“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时所延的一个儒者。
　　既然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一说法是怎么产生的呢？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绝口未提此事，他自始自终认为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是东汉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董仲舒传》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班固这段话既背离了《史记》，也背离了其《汉书》的《武帝纪》和《儒林传》。到底是否可信？唐代韩愈写《原道》时，根本未将董仲舒列为汉代重要的儒学传人。到了宋朝，班固的说法被司马光借鉴，他在其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之《汉纪》这样写道：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同时，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解释：“今举孝廉在元光年十一月，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司马光在这里把董仲舒在元光元年贤良对策的时间提到了建元元年。
　　南宋人洪迈不同意司马光的说法，他认为应该是元光元年，“对策者百余人，帝独善庄助对、摧为中大夫。后六年，当元光元年（五月），复诏举贤良，于是准仲舒出焉。”清人王先谦也赞同此说，并作补充说：董仲舒对策中有“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之语，据《 汉书• 西南夷传》 记载，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发生，次年，也就是元光元年董仲舒对策时才可能说出夜郎归德的话。
　　千百年来，对于建元元年和元光元年五月两说对峙，直至今日。施丁先生同意并证明了元光元年之说，因为董仲舒对策中有“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之语，汉自建立至建元元年并没有七十年，而到元光元年，正好有七十二年，这一论断与《董仲舒传》中的“皆自仲舒发之”不矛盾，这里的“发”可以理解为“发挥”、“发表议论”。况且，设置《五经》博士，也并非从建元元年开始，在文景之时就有了。
　　孙景坛先生则坚持建元元年之说。他认为，元光元年的诏贤良与建元元年的举贤良不同，前者对策的内容为《五经》，后者为百家。《五经》对策，必须以五种经学内容为理论根据来回答皇帝的提问，用其他理论回答均不对。《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五年才“置《五经》博士”，如果没设置《五经》博士，是不可能用《五经》策问的，所以不可能有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张大可先生也同意孙景坛的说法，并作了补充。他认为，从史实上看，武帝一朝举贤良名系列传的有董仲舒、冯唐、袁故生、严助、公孙弘等五人，据《史记》、《汉书》记载，这五个人都是建元元年举贤良，没有一个人为元光元年举贤良。由此这两人认为，把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提到建元元年是站不住脚的。董仲舒对策不是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的起因，而是其结果。司马迁与董仲舒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司马光不仅跟董仲舒的时代相隔久远。《资治通鉴》的基本原则是“谨名分”，董仲舒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先驱，司马光有可能给董仲舒“谨名分”，所以伪造“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总之，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于何时关系到他是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于古代史书对这一时间的记述出现了偏差，所以导致了现在对董仲舒是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疑问。至于这一争议何时休止，除非出现确凿史料证明，否则将会永无休止的继续下去。

12 《左传》作者是谁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详细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它以丰富的史料和优美的文笔，闻名于世，为“十三经”之一。因为《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为解说《春秋》而作，所以它们又被称作“春秋三传”，《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也有人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历史著作。此书西汉时已经定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记载：“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司马迁撰写《史记》，多采《左传》材料，王莽时刘歆大力推崇，“教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诵读”，《左传》才得以广为流传。两千多年来人们一般都认为《左传》的作者为左丘明，此说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一说法自两汉至隋的学者都奉之为权威，但是从唐以来，就有学者产生了质疑。但《左传》的作者毕竟是千古之谜，到底是谁呢？目前主要的说法有三种：
　　（一） 左丘明所作
　　《左传》称鲁国为“我”，对鲁国国君单称“公”，记述鲁国的事情非常详尽，并且都站在鲁国立场上叙事评论。所以有人认为作者为鲁国人无疑。再观《左传》的行文，其中叙述孔子之言时多称孔子之字“仲尼”，而孔子学生在《论语》中都是尊称其师为“子”，从未称字，所以“仲尼”之称应为孔子的好友对他的称谓。孔子的好友是谁呢？就是左丘明。《左传》深得《春秋》之微言大义，较《公羊》、《榖梁》为胜，其人必亲与夫子论史，而深明夫子之理。至于《左传》中某些预言要到战国时才应验，而且又记载了些战国时的历史，这应该是后人增添，而全书之绝大部分还是写成于春秋晚期。而孔颖达引前人语曰：“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然而，在这同一看法中，尚有许多分歧。对于作者的名字，有人认为“左”是官名，“丘”是姓，“明”是名，刘师培《左传答问》这样解释“以丘明为鲁太史，左史即太史，左其官，丘其姓，明其名。其不称《丘氏传》，而称左氏传者，以孔门弟子讳言丘也。”也有人认为“左丘”是复姓，刘宝楠《正义》说：“史记自序：‘左丘失明，厥有论语。’史公以左丘连文，则左氏是两字氏，明其名也。左丘亦单称左，故旧文皆言左传，不言左丘传。”按这个说法，司马迁所记国语的作者复姓“左丘”，而写左氏春秋者姓左名丘明。另外，这一观点还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如果说《左传》为左丘明所作，那么里边有许多不能解释之处。《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进一步说成书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86年之间。而根据《史记》、《论语》等一些资料记述，左丘明生活在鲁国的襄、昭、定、哀公时期，年龄大约与孔子仿佛。由此计算，即使左丘明年龄小于孔子二三十岁并且高寿，也活不到公元前403年。
　　（二） 战国时人所作
　　这一派学者认为《左传》是战国时人根据各国史料辑录而成。宋代就有人如此主张，例如王应麟在《困学记闻•六》说：“王介甫疑左氏春秋为六国十人者十一事。”叶梦得在《春秋考•卷三》也认为《左传》的作者“殆战国周秦之之间人无疑也”。郑樵在《六经奥论•卷四》、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八》也都认为左氏是六国时楚人。到了现代，以钱穆、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也赞同《左传》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并且进一步指出其作者为吴起而非左丘明。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中，从《左传》的预言是否应验来看其成书的年代，进而判定《左传》一书出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没有关系。郭沫若也主张《左传》成书于吴起而非左丘明。他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中认为：“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早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娴习；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还有人指出，《左传》尊奉季孙氏，而《韩非子》记载，“季孙新弑君，吴起仕焉。”吴起对季孙感恩戴德。《左传》中之晋史尊魏氏，而魏文侯正是重用吴起。《左传》之楚史尊王而贬臣，吴起在楚国受到楚王重用，而大臣反对他，阻挠其变法。吴起是大军事家，而《左传》正是长于描写战争。吴起为“卫左氏人”。所以吴起应该为《左传》之作者，但某些预言的应验又是吴起不能看到的，某些内容可能为其门人所添加。
　　（三） 刘歆伪作
　　此说源自于清代经学家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而强烈认为此书为伪书的，则是康有为。他在其所著的《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中大张其说，断言《左传》是西汉末年的刘歆的伪作，梁启超总结了康有为的观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逢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崔适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在《史记探源》中进一步阐述《左传》是刘歆根据《国语》编造而成的伪书这—主张。他说：“刘歆破散《国语》，并自造诞妄之辞，与释经之语，编人《春秋》逐年之下，托之出自中秘书，命曰《春秋古文》，亦曰《春秋左氏传》。”钱玄同也曾多次著文，力证《左传》是刘歆将原本《国语》二书瓜分为二的。此论一出，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辩。
　　钱穆强烈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第一，刘歆没有作伪的时间。刘向死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刘歆复领校五经在绥和二年（前7年），刘向死离刘歆领校五经才几个月，刘歆“何得遍伪群经”？“在数月之间，欲伪撰《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固为不可能。”第二，从刘歆个人的精力及同时代人的言论上判断，古代的书籍由繁重的竹简制成，以刘歆一人之力难以伪造出群经。如果说是众人所为，那么与刘歆同时代的学者，有的还与刘歆共同参加整理五经的工作，为什么没有一人泄露其秘密说刘歆伪造诸经？第三，刘歆没有必要伪造群经以助莽篡汉。钱穆考证，刘歆为古文诸经争立博士时，王莽刚刚退职，刘歆没有必要为一个失势的外戚大臣造假献媚。当时流行着阴阳五行学说，阴阳轮换、五行转移、汉运将终的观念早已流行于世间，刘歆不可能凭一己之力逆转风气。再者，他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王莽篡汉制造“符命”。因此，钱穆认为《左传》作为史书，非常可信的，本书一定是春秋之间了解各国史料者所记。刘歆凭一己之力是没有这个能力伪造此书的。《左传》真伪之所以是一件大学案，就是由于康有为的发挥才成所谓的“学案”的。
　　总之，关于《左传》作者的争议，从前争议不断，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左传》作者是谁，当然还有其他的观点。然而其他诸说，论据不足，难以信服。自唐朝以来，就有不少人对左丘明作《左传》质疑，并且也能出示论据。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这三种主要的观点也没有确凿之证据表明《左传》确为某人所作，所以《左传》作者究竟何者我们也没有办法证明。《左传》真伪及其作者的争论和研究，必然仍将进行下去。

13  楚汉争霸决战何处
　　楚汉战争进行到公元前203年，楚强汉弱的形势已经彻底改变了。刘邦后方稳固，兵强马壮；而项羽却三面受敌，粮草不继，战略形势明显处于劣势。项羽没有办法，只能与汉王讲和，约定以鸿沟为界，双方相安共处。但是，刘邦在张良、陈平等人的劝说下，很快背弃和约，向楚军进军，双方在垓下进行了惨烈的决战，这次战役汉军大获全胜，而楚军近十万精锐部队全军覆没，一度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项羽，也走向了穷途末路，自刎乌江。垓下之役是楚汉战争的最终要的一次大决战，是刘汉王朝奠霸业的关键性的一仗。
　　然而，楚汉战争至关重要的地点垓下的详细地点到底在何处，历来争议很大。目前史学界对垓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认为垓下为今天的鹿邑，他在《中国通史简编》写道：“垓下在河南省鹿邑县境”。这一观点的根据是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的记载：“高岗绝岩，今犹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今在毫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范文澜这样分析，唐朝的真源县是秦汉时的苦县，故城在今河南鹿邑县，老君庙即今天鹿邑城东的太清宫，所以垓下在今天的鹿邑。此说由于晚出，因而从其说者较少。史学泰斗郭沫若认为垓下应该是灵璧，他在《中国史稿》这样写：“垓下在安徽省灵璧县南、沱河北岸”。郭老的观点是根据下列史书记载的，《汉书•地理志》沛郡渡侯国这样注释：“垓下，高祖破项羽处”。《水经注•淮水篇》载：“洨水东南流，经洨县故城北，县有垓下聚，汉高祖破项羽所在也”。”唐《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五》也在宿州虹县下载言：“垓下聚，在县西南五十四里，汉高祖围项羽于垓下，大破之，即此地也。”这种观点是最传统的说法，绝大多数学者都支持这一观点。
　　然而，根据陈可畏先生最新的研究，上述二种说法均不能成立。陈可畏推断垓下应该是陈县（即今河南准阳县）。他首先指出探究垓下的一条重要信息，即在楚汉之争中，项羽被围垓下之前与刘邦发生的一场固陵之战（固陵在河南省淮阳、太康、鹿邑县境内）。
　　刘邦与项羽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之后，刘邦的军事实力逐渐强大。后来刘邦采用张良的建议背弃和约，于公元前202年10月率军渡过鸿沟进击项羽。刘邦追杀项羽的部队到阳夏（太康）以南，并约定与大将韩信、彭越等人相会，在固陵一带消灭项羽。但是，刘邦率军到固陵后，韩信、彭越的军队却没有按期到达，致使刘邦兵败又被项羽追杀。刘邦率众退守固陵，在固陵城周围坚壁不战，使得楚汉两军在固陵城一带形成暂时的对峙局面。固陵战场方圆百里，运师数十万，楚军在固陵城附近阻击汉军，以防汉军东进或南下。刘邦被困固陵，危急中以裂土封王为代价，封韩信为齐王，封彭越为魏王，以换取韩信、彭越等及时出兵。
　　公元前202年十二月，韩信、彭越等部约40万人分别从齐、梁等地出发夹击项羽。刘邦也在固陵开始反击。同时汉将灌婴也率部从彭城西进，参与了这场决定楚汉成败的固陵之战。项羽的军队被汉军以十倍之师层层包围在垓下达三个月之久。项羽被汉军重重围困，兵少粮缺，陷于困境，楚军军心大乱。刘邦等人见时机成熟，深夜用楚歌瓦解楚军军心。这样，才引出了项羽悲壮的“霸王别姬”。 后来项羽率800随从冲出重围，连夜逃亡，于凌晨到达乌江一带（今安徽和县东北）。然而，项羽自叹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身死。
　　陈可畏认为，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固陵之战以后，汉王退保固陵县城，深堑拒守。其时楚军集结在附近进行阻击，以防止汉军继续东进或南下。而至垓下之围前，史书并没有项羽从固陵附近败走的记录，也没有汉王从固陵追击刺至垓下的记载，那就是说，垓下应距固陵县城不远，否则两军无法交战。而垓下如在今安徽灵壁的话，相隔二百多公里，楚军根本无法阻止汉军东进。况且，灵璧一带，自古是平川，县东南是古蕲水、古波水、澳水、沱水、唐水的五河河网地带，既不能攻，又不能守，根本不适合兵团作战。
　　垓下也不可能在今鹿邑县。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鹿邑县城东距固陵约有七十公里左右，不可能近距离作战，楚军当然也不可能阻止汉军东进南下。第二，据史书记载，汉军包围垓下前，灌婴的军队由彭城(今江苏徐州)西进、降留、薛、沛、酃、萧、相诸县，破苦县(今鹿邑县)、谯县(今安徽毫县)，又西至苦县之颐乡驻军，最后才破楚军于垓下。如果垓下在鹿邑的话，灌婴军就应来回穿越项羽大军的驻地，而史书上没有这样的记载，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因此，垓下不可能在鹿邑。
　　推翻了上述两种观点，陈可畏举出垓下在陈县（即今河南准阳县）的理由。首先，《史记》、《汉书》中几个参加此次决战的将领的传记中，有明确的记载。如《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从高祖击项籍……围项籍于陈，大破之”；夏侯婴也“从击项籍，追至陈，卒定楚”；灌婴“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史记•曹相国世家》亦云：“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汉书》的记载也与此相同。这些史料都不可能是凭空杜撰。其次，陈县北部正与固陵相接，垓下在陈县，正与楚军阻止汉军东进或东南进的军事形势相符。从军事防御的观点看，楚军无论是单纯的防守还是以攻为守，驻军于距固陵不远的陈县北部是最恰当的。不仅如此，陈县北部古代有很多丘陵和山冈，利于防守。所谓“垓”，阶次也。有山有冈的地方，自然会形成阶梯地形，垓下正是这阶梯地形之侧。其三，史书记载项羽从垓下突围，是在夜间率骑南逃，平明始达淮河北岸。如果垓下是在安徽灵璧的话，灵璧离淮河很近，骑马南奔，不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最后，陈县是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它傍鸿沟，接颍水、淮水，有邗沟直通江南，最宜于屯兵驻军。据考古发现，淮阳“贮粮台”遗址有屯粮的痕迹，有人推测这实际上就是楚汉一下决战时楚军的军粮仓。当时，项羽不派文官而派武将利几为陈县县令，就是要利几保护至关重要的军粮仓。
　　垓下之争在史学界延续了很久，如今又出现了陈可畏的新观点，究竟那一种是正确的呢？事实上，现在很难说到底谁的观点正确。引发垓下之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垓下作为一个地区名，并没有明显的标志。史书等记载，仅记其名。这样，一些地名等因文言简记，而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解释或推断。如“垓下”可理解为“垓”之下，即山之阶梯之下，也可理解为 “垓下”，为一个地名。其次，史志书籍的转摘沿用等，也会产生一些谬误，有时甚至会以讹传讹。许多史志书籍都有参考前人，甚至转摘前人的现象。若底本记载有误，则底误就会引出许多后来者的误解，如“垓下聚”和“垓下”在史志中解释并不一样。再次， 附会现象、攀附心理也能引起史志地名或事件的误传。中国人传统思想中都有一种攀附心理，攀名人、名地、名事等。正因为这种心理，才会把一些名人名事附会到各处。中国民间，梁祝故里之争、三顾茅庐之争、垓下位置之争等等都没有摆脱这种观念。
　　如今，《中国历史地图集》把垓下标在安徽灵璧的东南部；大型工具书《辞海》释“垓下”条日：“在令安徽灵璧东南沱河北岸”；各种历史教材对此也众口一词。假设陈可畏的论点成立，那么这些书籍将要改写。然而，楚汉之争的地点的定义，并不是很容易能够推翻的。或许，再过几十年，还会有人推翻陈可畏的言论，提出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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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韩信是该杀还是冤杀
　　韩信（？～前196），秦汉之际的著名军事家。韩信原本是项羽手下的一员大将，后来归附刘邦，协助刘邦制定了还定三秦以夺天下的方略。楚汉战争期间，韩信率兵数万，开辟北方战场。破魏之战，针对魏军部署，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攻其不备，俘获魏王豹。井陉之战，背水为阵，使将士死地求生，奋勇争先，大破赵军。淮水之战，借助河水，分割楚军，各个击灭。参与指挥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决战，击灭楚军。韩信熟谙兵法，战功卓著，为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司马光 《资治通鉴》中称：“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 汉高祖刘邦也盛赞韩信的功劳。西汉建立后，他分析楚汉成败原因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号镶，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功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百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所擒也。”然而，这位百战功臣却不能寿终正寝，在汉高祖十一年，被吕后、萧何设计诱杀，他全族也遭诛，落得一个可悲的结局。
　　对于韩信的死因，有人说他是因谋反而遭杀戮的，罪有应得；有人说是刘邦不容人，他是含冤而死。那以真实情况如何？目前这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谁是谁非，暂难解决。
　　持谋反说法的人主要有以下佐证：高祖四年，平定齐地后，韩信派人对刘邦说：“齐人伪诈多变，是一个易于反复的国度，如果不设王位来镇守，大局难稳定，希望你委派我当个假王。”此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日夜盼望韩信前来增援，见到韩信使者带来的信，震怒异常，骂道：“我被困在这里，早晚盼他来援救我，他竟然想自立为王！”身旁的张良和陈平见势不妙，凑近他的耳朵说：“汉军正处困境不利，怎么能禁止韩信称王？不如做个人情，就此立他为王，好好善待他，让他为我们守一方之地。否则”刘邦经提醒，顿然醒悟，连忙改口，说道：“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后就是真王了，又何必还要当假王！”于是，他派张良赴齐，立韩信为齐王。之后，征调韩信的部队与项羽会战于垓下，大破项羽。楚汉之争结束后，刘邦就夺了韩信的兵权，并徙封他为楚王。从此埋下了对韩信的戒心。
　　项羽兵败后，他的逃亡将领钟离昧因素来与韩信关系很好，就投奔了韩信。刘邦记恨钟离昧，听说他在楚国，就下令楚王逮捕他。那时韩信初到楚国，到各县乡邑巡察进出都派军队戒严。汉六年，(前201年)有人告韩信谋反。刘邦用陈平的计策，说天子要出外巡视会见诸侯，通知诸侯到陈地相会，说：“我要游览云梦泽。”其实是想要袭击韩信，韩信却不知道。
　　刘邦将到楚国时，韩信打算起兵谋反，但又认为自己无罪；想去谒见刘邦，又怕被擒。这时有人向韩信建议：“杀了钟离昧去谒见汉高祖，高祖必定高兴，也就不用担心祸患了。”于是韩信把此事与钟离昧商议，钟离昧说：“刘邦之所以不攻打楚国，是因为我在你这里，如果想逮捕我去讨好刘邦，我今天死，随后亡的定是你韩信。看来你也不是位德行高尚的人。”结果钟离昧自杀而亡，韩信持钟离昧首级去陈谒见刘邦。刘邦令武士把韩信捆绑起来，放在随从皇帝后面的副车上。韩信说：“果然就像人家说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所以我也应该死了！”高祖刘邦却说：“我抓你是因为有人告你谋反。”说完就给韩信戴上械具。回到洛阳，刘邦没有马上杀掉韩信，而是赦免了他的罪过，改封他为淮阴侯，让他寓居长安整天无所事事。韩信怏怏不乐，常常称病不上朝。
　　韩信部将陈豨被封为巨鹿郡郡守，前来向韩信辞行。韩信辞去左右，拉着陈豨的手叹道：“你所管辖的地方，是屯聚天下精兵的地方，而你又是陛下亲信宠爱的臣子，若有人说你谋反，陛下一定不相信；如果再有人告你谋反，陛下就会产生怀疑；如果第三次有人告你谋反，陛下定会大怒而亲率军队征讨。我为你在京城做内应，就可图谋天下了。”陈豨平素就了解韩信的才能，相信他的计谋，表示一切听从韩信的指示。后来陈豨果然谋反。刘邦亲自率兵前去征讨，韩信称病不随高祖出征，暗地里派人到陈豨处联络。韩信与家臣谋划：可以在夜里假传诏旨，赦放那些在官府中的囚徒和官奴，率领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与叛将陈豨里应外合。这时韩信的一位门客得罪了韩信，韩信囚禁了他并准备杀他。那位门客的弟弟就向吕后密告韩信要谋反的事。吕后打算把韩信召来，又恐怕韩信不肯就范，于是与相国萧何商议，假装有人从皇上那里来，说陈豨已被杀死，诸侯群臣都前来进宫朝贺。萧相国欺骗韩信道：“虽然您有病，还是要勉强朝贺一下。”韩信入朝进贺，吕后派武士把韩信捆缚起来，在长乐宫中的钟室里斩杀了他，并诛灭三族。
　　持冤杀观点的人认为，韩信无意反汉，他是被屈杀的功臣。一些学者指出，所谓韩信密谋假传诏旨，赦放官府中的囚徒和官奴，率领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并试图与叛将陈豨里应外合，都是没有实据的。首先，告发者是韩信准备处死的一个罪犯的弟弟，有挟怨诬告的嫌疑，即使韩信确有密谋，也不可能让这个人知道；其次，当年韩信雄踞齐地，握有重兵，有人劝他反汉并与楚联合，三分天下称王，韩信却认为刘邦待他不薄，不忍心背叛刘邦。在绝对有利条件下尚且不反，而在闲居长安，既无兵权，又无武装的情况下，韩信为什么又要造起反来？再次，韩主被擒之后，未经审讯，立即被斩于长乐宫钟室。假设谋反有证据，为什么不昭示群臣？最后，刘邦平定陈豨是在高祖十一年年底，而韩信“谋反”却在第二年春正月，此时陈豨已经兵消瓦解，韩信又怎能与他里应外合？刘邦平叛归来后，对于韩信的死，“亦喜且怜之”。所喜者，心腹之患已经除掉，所哀怜者，大臣无辜遭诛杀。从这种心情也可以看出，刘邦本人也并不认为韩信真会谋反。
　　也有人认为，韩信虽有可疑之处，但没有谋反之心，他的被杀完全是刘邦猜忌的结果。在汉初功臣中，若论灭楚兴汉的功劳，韩信当数第一。韩信其人，虽有大将之才，但在个人品行上是有懈可击的。据《汉书•韩信传》记载，韩信击杀楚骁将龙且后，项羽派武涉劝说韩信背汉降楚，反复陈说利害，都被韩信谢绝。而韩信帐下策士蒯通，更为韩信进行透彻的形势分析。确如蒯通所言，当时“天下权在信”，韩信“为汉则汉胜，助楚则楚胜”，成为左右大局的关键性人物。如果韩信采纳蒯通建议，与项羽、刘邦三者鼎足而立，改写历史并非没有可能。这一点，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韩信不会想不到。蒯通分析韩信如果不自立，“必履危道，此乃势也”，这一点韩信有所考虑，但是始终不能断然突破感情上的束缚，不忍背叛汉朝。所以，韩信对于汉室，大节无亏。但刘邦对于韩信，早存防范猜忌之心。早在楚汉争霸期间，他就两次夺走韩信所率部队，垓下之战后，刘邦立即“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马上削夺韩信兵权，并且徒封为楚王。此后，有人控告韩信图谋造反，刘邦根本不加核实，利用韩信朝见机会，予以逮捕，虽然查无证据，但仍削去王爵，改封淮阴侯。最后韩信被牵连进陈豨叛乱事件之中，遭受夷灭三族的惨祸。还有学者指出。韩信“谋反”是由吕后一手编导的，先被诬造反，由楚王贬为淮阴侯。再次被诬造反，惨遭杀戮。韩信功高震主，加以“贪”、“骄”相循，因而招致杀身灭族之祸。
　　另外，有人分析汉初全部异姓诸侯王的命运，将他们分为三类：一类是与韩信一样，并没谋反，也无他罪，但最终被以“谋反”借口被杀贬，如梁王彭越、赵五张敖；第二类是由于刘邦的疑忌、逼迫以致走上反叛道路的，如淮南王英布、燕王卢绾；第三类是免于杀戮的，如势力最小的吴芮。根据上述分析，凡那些功高震主的将领，不管是否谋反，皇帝总是要找理由杀掉。刘邦对于韩信，虽然佩服他那“连百万之众，战必胜，功必以”的军事才能，但是对他这种才能极不放心，一旦夺取全国政权，其才不可留，终下杀手。这样，韩信当然免不了一死了。谋反云云，只不过是刘邦在政权到手之后杀戮的借口而已。
　　总之，韩信有无谋反之心？是否参与陈豨叛乱？目前史学界尚未论定。韩信被杀真相，如处迷雾，难以认清。

长篇大作，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