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孔子是否“野合而生”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尤其是在儒家思想被封建社会封为正统治后，他就一直被奉为“圣人”、“素王”，倍受推崇。古语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然而孔子的身世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历来说法颇多：有说他出生于屠夫之家的；有说他父亲是鲁国小官吏的；更有人说他根本没有父亲，他是母亲郊游时踩到巨人的脚印感应而孕才得以出生的。总之，随着孔子由普通人变成“圣人”，他的身世也逐渐变得高贵起来。
　　然而，目前较为正统的观点是孔子系“野合而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叔梁纥便是孔子的父亲（叔梁为字，纥为名），“野合”指男女关系者，即“野外交合”之意。孔子名丘，字仲尼。《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名曰丘云。”“圩”乃是凹陷之意；“丘”则是小山、土堆，是凸起之地，两字含义恰恰相反。尼丘即是颜氏与叔梁纥的野合之地，因此颜氏求子去尼丘祈祷，生子也取名尼、丘。这似乎可以作为“野外交合”说的一个佐证。但是既然孔子父母是夫妻，那么他们必然有自己的家，何必跑到野外的尼丘山的荒地去“野合”呢，有关这个问题，倒有不少说法。
　　据《孔子家语》记载，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了鲁国的施氏，生了九个女儿，但是没有儿子。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没有儿子是备受歧视的。于是叔梁纥又纳了一名小妾，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孟皮。但是孟皮的腿残废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然而老夫少妻，在春秋时期是不合礼仪的婚配，因为孔子之父叔梁纥年老而母亲颜征年少，故两人结合不合礼仪。司马贞《史记索引》就说：“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年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没有办法，他们二人虽然是夫妻，只能去“野外交合”。
　　张守节《史记正义》这样解释《史记》的“野合”之说：“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颜征在与叔梁纥结婚时，叔梁纥已在六十四岁以上，而颜征在还年轻，因为岁数不相当，所以叫“野合”。在古代，“野合”并非像现在这样被人嗤之以鼻，相反，它是一种吉祥、美好而神圣的象征。所以在墓砖、岩画、绘画、雕刻中常有“野合图”。野合之风沿袭甚久，《后汉书•鲜卑传》载：“此春季大会，洗乐水上，饮宴毕，然后婚配”。此处“婚配”即性交。
　　现代学者从婚姻制度考察，认为孔子所处的时代对偶婚盛行，而男子又处于当家作主的地位，所以每当花好月圆之夜，许多男女就会聚集到一定的地点，唱歌跳舞，以至幽会。《左传•定公十年》记载齐鲁在祝其会盟，齐侯宴请鲁公，孔子对梁邱据辞谢说：“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是弃礼也。”这里的“野合”，是在野外宴享、奏乐的意思。那时的“野外交合”，并非像现在偷偷摸摸，唯恐被别人知道，而是一种光明正大的事情。至于狂欢的场所，《墨子•明鬼》记载：“燕之有祖（通“沮”），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 沮泽、桑林、云梦，就是当时的人们野合的好去处。
　　只是到了秦朝，这种风俗才被禁止。秦始皇二十八年封禅泰山时专门刻石为戒：“贵贱分明，男女理顺，慎遵职事。” 三十七年，又在会稽刻石警告：“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逸，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秦朝的律令对后世的婚姻制度起了重大的作用，野合之风才渐次改正。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的“野合而生”是强奸的结果。“所谓野合，只能是指这位少女（按：指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在野外被老奴隶主叔梁纥强奸，迫使她怀孕而生下孔子”。蔡尚思就是这一观点的坚定论者，他认为根据有二：一是《史记》所载孔母颜征在十分忌讳孔子父墓之所在，在生前从没告诉过孔子是谁的儿子，因此孔子才不知道其父叔梁纥葬在那里。而孔子的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呢？这就是因为“野合”之事。东汉经学家郑玄曾云“孔子之父陬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处在野合而生孔子。征在耻焉，不告。”二是《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说明孔子的母亲因出身贫寒，其与叔梁纥“野合”而生的孔子又得不到孔氏家族承认，否则作为大夫的儿子，孔子在少年时的生活是不可能贫困的。
　　然而，此观点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驳。他们根据考证，找出了几大例证来推翻“强奸”说。他们认为，古人所说的“野合”，与强奸没有关系。司马迁十分敬重孔子，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如果他认为是羞耻的事，也许不会这样写。把“野合”解释为“男女苟合”，主要是现代人的说法。1936年版的《辞海》，在解释古代“野合”的含义之后附注：“今亦称男女苟合曰野合”。新编的《辞源》也在解释了古代“野合”的含义之后说：“后亦称男女私通为野合”。如果“野合”是一种强奸行为，而颜氏又耻之，很难想象还会到尼丘去祈祷神灵赐生儿子。而且，说颜氏耻于“野合”，这实际上是以汉朝以后人们的观念去揣度前人。因为，春秋时期保留着许多原始的婚俗遗风，“野合”在当时并非耻事。至于“讳墓”一事，这其实也不难理解。《世家》载：“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按：孔子出生后不久，叔梁纥便去世葬于防山。）防山在曲阜城东约二十五里处，这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是一个不短的距离，所以，当年幼的孔子问自己的父亲所葬之地时，颜氏很可能笼统地告诉他在城东的防山。所谓“母讳之也”的“讳”，应是指对孔子问题的一种含糊其词式的回答，而并不是有意要隐瞒事实。
　　至于郑玄的论断，很可能是根据司马迁的话以意发挥，增加了“征在耻焉，不告”这句话。这样”就把“野合”的含义有可能接近了强奸的意思。但是有人曾以孔子生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推知孔母受孕之时在冬季，这时野外天寒地冻，绝不会有野合之事，更不用说强奸了。尽管冬天发生的强奸案也并不罕见，但是真正的理由很简单：若颜氏是被强奸，那她肯定是希望不会致孕的，怎么还会去尼山祈祷求子呢？
　　也许，“野合”真正的解释就是二者私通。春秋战国时代的两性关系以及女性的贞操观念，都与后代、特别是宋代以后大不一样。尽管当时孔子主张“男女行者别于涂”，孟子亦曾主张“男女授受不亲”，但是这种观念在当时并未为社会普遍接受。从《诗经》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量男女自由结合的例子。此外，《周礼•地官•媒氏》更明确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可见，当时从风俗到制度，从宫庭到民间，男女关系都是相当开放的，野合私通不足为奇。孔子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是因为孔子的祖先是贵族，但到他父亲时已大不如前，而并非由于他是私生子的缘故。在古代寡妇与宋代以后相比是非常高的。《后汉书•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在丈夫死了不久，曾对刘秀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要求改嫁宋弘。刘秀就把宋弘请来商量，并让湖阳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听。所以我们现代人没有道理用血统论去指责孔子是私生子。
　　总之，孔子的身世扑朔迷离的，这种特殊身世和早期的坎坷经历，应该说对孔子一生在仕途和思想上的发展也有微妙的影响。上述观点虽有分歧，但是大都认为孔子“野合而生”是可信的。至于孔子的父母为什么要野合，则是各有评论，莫衷一是了。

2、《孙子兵法》两大未解之迷

　　孙子名武，又称孙武子，是我国古代军事家，兵家的创始者。齐国乐安（今山东博兴北，一说惠民）人。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孙武原为齐国田氏后裔，后来因为躲避战乱，流离漂泊到吴国，得到吴王的重用，帮助吴国改革图强。吴国在孙武的辅佐治理下西破强楚，南服越人，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国力达到全盛。
　　孙子一生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他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它是我国现存最早、也是最杰出的兵法，历来被称作“兵经”。这本书总结了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比较系统地涉及战争全局问题，总结了若干至今仍有科学价值的作战指导原则，是不朽的军事名著。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哺育了我国一代又一代军事家的成长。“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专门为本书作著，他的《孙子注》颇为后人称道。唐太宗、宋仁宗、明代大儒王阳明、丞相张居正、清人朱墉都曾力主学习此书。毛泽东早在一九三八年在其名著《论持久战》中高度评价《孙子兵法》，称赞书中理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科学的真理。现在，《孙子兵法》已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传到世界各国。除了军事领域外，它还被运用到外交活动、企业管理、市场竞争、体育竞赛等方面，成为世界人民最喜爱的读物之一。
　　然而，这样一本旷世奇书，在广泛流传的同时，它本身的许多疑点也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目光。
　　首先，《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就是一个令史学家疑惑不解的问题。《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有两个“孙子”，一是春秋后期吴国的将军孙武，一是战国中期齐国的军师孙膑，他们各有兵法传世。《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记载有《吴孙子兵法》和《齐孙子》两种，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注前书的作者是“孙武”，后书的作者是“孙膑”。然而后世所能见的只有《孙子兵法》一部，据说孙膑的兵法书自东汉末年以后就失传了。
　　于是，自宋代以来，就有许多人开始怀疑和猜测《孙子兵法》的作者。有人根据《孙子兵法》阐述的多是战国时代的情况，认为此书源出于孙武而完成于孙膑，因为书中有大量关于战国时期的内容，在春秋时期的孙武是不能预测到他死后之事的。还有一些人干脆主张孙武在历史根本不存在，《孙子兵法》是孙膑所作。公元1200年，南宋的军事研究者叶适就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孙武并无其人，“其事其书皆为纵横家作伪”，他是这样质疑的：如果孙武像世人传说的那样“南服越人、西灭强楚、北威齐晋”，为什么没有被升为卿大夫？在举世公认的权威史书《左传》中，为什么没有关于孙武一字一句的记载？叶适的观点在当时掀起巨大波澜。影响巨大，直至近代。
　　另外还有几种孙武与他人“合一”的说法。一为“武伍一人”说，清朝中期的山东文人牟庭认为：《孙子兵法》是伍子胥的作品，“武”不是孙武的名字，而是《孙子兵法》原来的书名。一为“武膑合一”说，该观点认为孙武和孙膑是同一个人，孙子名武，膑是他的绰号。由于孙子在吴、齐两国都呆过，司马迁没能分辨出来，就误以为是两个人，将二者记载于《史记》之中。
　　纷纭离奇的争论一直到建国后才见分晓。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西汉墓葬，出土了大批竹简，包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一发现不仅使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著作得以重见天日，而且证实了《史记•孙子传》和《汉书•艺文志》关于两个孙子有两部兵法的记载是正确的。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认为，《孙膑兵法》的发现还不能证明《孙子兵法》就是春秋末年的孙武所撰，主要有以下几大疑点：第一、《孙子兵法》的许多用语都是战国时代流行而春秋时所未见的。如“形名”、“霸王”等；第二、《孙子兵法》记载用兵数动辄十万，但是春秋时期即使是大国用兵也不过二、三万人，只有到了战国中期，才有用兵十万至数十万的记载。第三、《孙子兵法》所谈的战术多为运动战，主张深入敌后，长距离的调遣。这些都是战国时代的打法。第四、《孙子兵法》言兵，由“将”独当一面，这一军事格局是战国时期的写照，春秋时的战争一般都由国君亲自统率军队出征。第五、《孙子兵法》有关于苏秦的记载：“燕之兴也，苏秦在齐”，而苏秦活动的时代当战国中后期，在孙武之后约200年。这些疑点不能正确解释的话，要断言《孙子兵法》系孙武所作，似乎有失偏颇。
　　其次，《孙子兵法》究竟是八十二篇还是十三篇，这也是史学家和军事学家苦苦探索的问题。《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两次提到兵法“十三篇”：一是吴王阖闾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二是“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吕氏春秋•上德篇》记载“孙武，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这里的“五千言”也是指“十三篇”。曹操《孙子略解序》中称：“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这些记载都说明《孙子兵法》只有十三篇。“八十二篇”之说最早出现于《汉书•艺文志》，作者班固认为《吴孙子兵法》共八十二篇、图九卷。到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定著《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有一种观点认为《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传至东汉末年，曹操认为世人对《孙子兵法》“失其旨要”，于是删掉了其中69篇，只注“十三篇”，这就是现今所说“十三篇”的来历。
　　但是《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的真伪性令人怀疑，“八十二篇删减说”也就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了。1996年9月，新闻传媒报道在西安发现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抄件，全世界为之震惊！抄件持有者张敬轩是清光绪时进士、晋陕名人张瑞玑之孙。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瑞玑被调任陕西韩城知县，在赴任途中，他慧眼识宝，用重金买下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汉简。1923年，张瑞玑辞职回家专门研究整理这些汉简。张瑞玑去世后，其子张联甲遵照父训，终将此书竹简整理成册。“文革”时期，张联甲恐汉简兵书“惹祸”，采取“毁简保兵法”策略，主动将竹简烧掉。在“红卫兵”监督疏忽时，从火中抽出一捆即将点燃的竹简(即“八十二篇”中的第三十一篇)，从而幸运地保存了一件汉竹简原物和张瑞玑父子书理竹简的墨迹手稿。如今，这些珍贵的保存在了张家第三代张敬轩手中，被称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文化宝库中崭新的华章”。
　　如果这些文物被证属实，那么《孙子兵法》应该是八十二篇而不是十三篇，然而这则轰动一时的消息没过多久，就遭到很多人的质疑。许多历史学家和军事专家从科学的角度进行考证，结果发现漏洞百出。
　　其一，张瑞玑之后的身世是否属实？据考证，张联甲与张瑞玑根本无血缘关系，所谓张联甲是张瑞玑的儿子之说纯系捏造。这就使“张氏三代护国宝”的故事不攻自破，汉简来自“张氏家传”的说法也就成为无稽之谈。其二，从科学的角度分析，竹简在没有科学储藏条件的情况下，在地上经历二千年而不腐是不可能的，何况是经历了那么多折腾而保存完好。其三，张敬轩拿出的所谓抄自其父于“民国十二年”的抄本原件，据专家考证，实际上是抄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说明抄本也不是真品。其四，先秦著作一般不是出自一人之后，大多为同一派系的人累世完成。即使是《孙子兵法》“十三篇”，也可以看出有后人增益的成分，何况是篇幅更多的“八十二篇”！而据张敬轩介绍，孙武不仅独立完成了八十二篇巨著，还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为《孙武兵法》，这也存在着许多的不合常理之处。
　　总之，新发现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无论从发现过程上还是从内容结构上，都存在了许多的可疑之处，其可信度也是让人持保留态度的。因此《孙子兵法》的“八十二篇”与“十三篇”之争仍在持续，悬案仍未解决。人们希望尽快看到被张敬轩收藏的八十二篇手抄本全文，只有这样，才能尽早的揭开历史迷案，给这场争论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3　和氏璧下落何处？
　　春秋战国时期“卞和献玉”、“完璧归赵”的故事家喻户晓，这件玉璧也被战国各诸侯国奉为价值连城的“天下所共传宝”。各个诸侯国为了把玉璧据为己有，想尽办法互相争夺，许多条无辜的任命甚至搭在了这块玉璧上，然而这件珍贵的玉器最后竟不知落到何处，成为历史上一大疑案。
　　最早记录和氏璧的是《韩非子•和氏篇》，春秋时期，有一个楚国人名叫卞和，一天他在荆山采到一块玉璞，为了表示自己对君主的忠心，他把这块玉璞献给了楚厉王。玉璞是一种天然玉料，如果不经锯割，外表看来和普通的石块没什么区别。楚厉王找来相玉家进行鉴定，但是玉工没有识辨出来，认为它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没有什么价值。于是厉王大怒，认为卞和在戏弄自己，命人砍掉了卞和的左足，并把卞和驱逐出楚国。
　　楚厉王死后，楚武王继位，卞和又去献宝，玉工仍鉴定为石头，武王又以欺君之罪砍掉了卞和的右足，又过了几十年，武王之子文王继位。这时的卞和还想去献宝，无奈自己已是风烛残年，又被砍掉了双脚，行动很不方便，眼看自己的愿望无法实现，卞和便怀抱玉璞来到楚山下痛哭三天三夜不止，眼泪都流尽了，眼睛直往外滴血。楚文王听说了这件事，派人接来卞和问：“天下被砍足的人很多，你为何哭得如此悲伤呢？”卞和答道：“我并不是因为被砍掉双脚而痛哭，而是因为明明是宝玉却被误认为石头，忠贞之士被当作欺君之臣，我是为大王哭泣，他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啊！” 文王听后，让玉工进行打磨，果然得到一块洁白无瑕、光润晶莹的宝玉。因为是卞和所献，便取名“和氏璧”。后人遂用“楚玉、荆玉、卞玉、卞宝”等，泛指美玉或玉，用以称誉人的才德之美，形容物的质地纯真；用“献玉、卞和三献、美玉三献”等表示奉献才艺或杰作。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交往，往往以玉为使臣信物，而玉中极品和氏璧更是国家的象征。就这样，“和氏璧”被楚国奉为国宝收藏着，然而“和氏璧”发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诸侯国，各诸侯国的国君都想亲眼看看这件宝玉。公元前333年，楚国吞灭越国，楚威王因为宰相昭阳在消灭越国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于是将和氏璧赐给了昭阳。昭阳某日请客时，出壁让各宾客观赏，席散时却不翼而飞。虽多方嫂查也毫无下落。国宝的不翼而飞震惊了朝廷内外，楚王下令全国范围内搜寻这件价值连城的宝物，但是最终没有结果。人们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张仪，因为张仪当时正在楚国游说，曾与昭阳一起饮酒，人们认为他有机会偷窃了和氏璧。楚王命人对张仪严刑拷打，张仪拒不承认，楚王无奈，只好将张仪无罪释放。张仪受辱后辗转到了秦国，后来成为秦国的宰相，为秦国日后的强大立下了汗马功劳。楚国为一件国宝损失了一个人才，这是他们所没预料到的。
　　和氏璧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几十年后，有一天突然在赵国出现，至于和氏璧是怎样流落到赵国的，至今仍是一个谜。赵惠文王时，一个名叫缪贤的宦官从一名外人手中购买到这块玉，经过鉴定后，才知道正是失踪多年的和氏璧。赵王得知后，便下诏将这件宝物强行夺进宫中。赵国得到和氏璧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秦昭王的耳中，秦昭王对这件稀世之宝产生了凯觑之心，于是派人送信给赵王，希望用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赵王明知秦国想强取豪夺，但慑于秦国势力，怕得罪秦国招来灭国之灾，只好派蔺相如持璧出使秦国。
　　蔺相如到秦国后，把和氏璧献给秦王，秦王看到玉璧，非常高兴，将玉璧传给左右殡妃大臣观看，众人皆呼万岁。蔺相如见秦王根本无意割城给赵国，就走上前去说：“璧上有点瑕疵，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将璧递还给了蔺相如，蔺相如持璧而立，大怒道：“大王您想得此璧，派人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群臣商议时，群臣们认为秦国依势欺人，拿巧座城换玉璧只不过是一种空话。可我认为百姓之间交往都不会欺骗，何况秦国是一个大国呢！赵王采纳了我的建议，为了表示对秦国的尊重，赵王斋戒五日后，才派我将璧送给您。可大王您在召见我时无礼傲慢，还将璧传给众人看，这是在戏弄赵国。我看大王您根本无意割城易璧，就取回此璧。您若再逼我献出玉璧，我的头就和这玉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秦王惟恐玉璧被撞碎，连忙道歉，并召人拿来地图，指出给赵王割去15座城。蔺相如看出这不过是秦王的缓兵之计，就对秦王说：“赵王派我送璧之前曾斋戒五日，现在大王您也应斋戒五日，并设九宾之礼，这样我才会献出玉壁来”秦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蔺相如回到宾舍，认为秦王根本不可能割城给赵国。于是便派手下人乔装打扮，怀揣玉璧，连夜逃回了赵国。
　　五天之后，秦王在宫廷内设九宾之礼，命人宴请蔺相如。蔺相如进宫后对秦王说：“秦国从缪公以来20余位君主，没有一位是信守誓约的。我担心因您的失约而辜负赵王对我的重托，所以已经派人把玉璧送回了赵国。秦国强盛而赵国弱小，如果大干先割巧城给赵国，赵国怎么会留璧而得罪您呢？我知道欺君之罪当杀，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秦王和众位大臣听后面面相觑。秦王想即使杀了蔺相如也得不到玉璧，而且还会使两国的关系恶化，不如厚待蔺相如，自己也可得一个明君的声誉。于是秦王在宫廷内以隆重的礼节款待蔺相如，并将他送回赵国，这就是历史上“完璧归赵”的故事，蔺相如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保住了和氏璧。
　　但是事隔六十多年以后，即公元前228年，赵国还是被强大的秦国吞并，赵幽王投降，献出了和氏璧。秦王赢政统一六国，建立了强大的秦王朝，和氏璧最终落到了秦王嬴政的手里。但从此以后，和氏璧便从历史记载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有一种说法认为：秦始皇得到和氏璧后，命玉工将宰相李斯书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鸟虫形篆字雕刻在和氏璧上，作皇帝的玉印。这样，和氏璧就成了国玺。代代相传。有人甚至还找到了用刻玺的边角料所制作的玉块。秦始皇死后，赵高利用和氏璧篡权。刘邦率兵攻入咸阳时，国玺落到了他的手中。刘邦建立汉朝后就把玉璧作为汉朝的国印，从此和氏璧成为“传国玺”。刘邦之后，传了九代皇帝。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当时因小皇帝刘婴年幼，传国玺由皇太后代管。王莽让弟弟到长乐宫去要玉玺，皇太后气愤地把传国玺摔到地上，骂道：得这块亡国玺，看你兄弟有什么好下场！传国玺被摔缺了一角，后来王莽用黄金镶补，但无济于事，还是留下了缺痕。
　　但是，历史文献中关于秦国传国玉玺的来龙去脉记载还比较详细。《晋书•舆服志》、唐徐令信《玉玺谱》等记载“色绿如蓝，温润而泽”，指明它是用蓝田玉制成的，因此用和氏璧制成传国玉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和氏璧到底流落到何处呢？目前有两种推测：第一种推测认为和氏璧被作为随葬品埋在了秦始皇陵墓内，并没有作为传国玉玺流传后世。如果这样，将来有朝一日发掘秦始皇陵墓地宫，我们还有机会一睹和氏璧的风采。另一种推测认为和氏璧可能在秦末战争中丢失或者被项羽掠夺而去。秦末，项羽率兵进攻咸阳，焚烧秦宫殿，挖掘秦陵墓，掠夺宝物、美女，和氏璧可能就在其中。但随后而来的楚汉战争中，项羽兵败，又使和氏璧下落不明。玉玺或许藏在项羽的都城彭城〔今江苏徐州），或许遗落在项羽败死的亥下（今安徽灵璧）。
　　和氏璧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非常著名的无价之宝，在它流传的几百年期间，多少人的命运、多少国家的命运都和它紧密地联系起来，而它神秘的失踪，又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4　西施失踪谜案
　　西施，名夷光，春秋战国时期出生于浙江诸暨苎萝村。因为天生丽质，貌美绝世，远近闻名，所以人们不喊她的名姓，只把这位西村的施家姑娘，称作西施。当时，吴王夫差为报杀父之仇，领兵打进越国，俘虏了越王勾践，越王夫妇被押到吴国做奴隶。三年以后，吴王夫差放回了勾践，勾践回国以后，卧薪尝胆，力图报仇雪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采用范蠡所献美人计，把西施献给吴王夫差。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凭借她倾国倾城之貌和高超的琴棋歌舞，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从此吴王日日沉迷酒色，不理朝政，最后落得众叛亲离，为勾践的东山再起起了掩护的作用。在她的内应下，勾践终于灭吴复国。最后，吴王夫差拔剑自裁，结束了持续几十年的吴越战争。西施荣归故里，可是回来以后又怎么样呢？
　　对西施的结局，历来也有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她随范蠡归隐于五湖。西施和范蠡本来是情侣，后来西施为了救国，两人只能为国牺牲自己的爱情。待到西施功成归国后，范蠡认为勾践可以共患难而不可以共安乐，再待下去会有危险，建议西施随他一起逃走，归隐江湖，不知所终。因为有范蠡泛于江湖的传说，或许是后人不忍这位绝代佳人遭到悲惨的结局，就流传出西施和范蠡归隐五湖的美满姻缘的故事，以寄托对他们的同情。
　　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根据。根据历史记载，勾践这个人很有心计，早在他被吴国俘虏做人质之时，一次夫差生病，勾践前往探病，竟口尝了夫差的粪便。夫差很奇怪勾践的这种做法，忙问其故，勾践说：“臣闻尝粪便之类，可知病情的发展；味甘则不佳，味苦则渐愈，今味苦，知大王之圣躬无碍也。”通过勾践这些话，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心狠手黑、阴险毒辣的人。范蠡辅佐勾践几十年，对勾践算是看透，所以等到越国灭吴复国之后，勾践便退隐江湖，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功成以后就杀功臣，这似乎是一个规律。所以勾践不会轻易地放过西施。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即使是西施逃走，为什么会跟一定跟范蠡一起逃走呢？唐朝的《吴地记》转引东汉《越绝书》这样记载：“吴之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唐代诗人杜牧在所作《杜娘诗》这样写道：“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这里的“鸱夷”代指范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有关于范蠡这样的记载“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根据这些记载，明代的戏曲作家梁辰鱼编成了颇具影响的《浣纱记》。他说：“范蠡和西施早已定情。吴亡后，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范蠡却认为越王雄猜阴狠，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于是激流勇退，在一个风清月白的夜晚，带着西施，驾着一叶扁舟，泛五湖而去。”上海前几年出版的《辞海》（修订本）也这样说：“西施一作西子，春秋末年越国苎萝人，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传说吴亡后，与范蠡偕入五湖”。据说范蠡和西施归隐五湖后，每天早上，西施对着青铜镜梳妆，随手将脂粉水倒入湖中，以致湖中螺呈五色。宋有张尧曰诗云：“少伯曾居此，螺纹吐彩丝，一奁秋境好，犹可照西施。”清人朱彝尊也写过这么一首诗：“落花三月葬西施，寂寞城隅范蠡祠。水低尽传螺五色，湖边空挂网千丝。”说的也就是这件事。
　　然而今传的《越绝书》却并无“同泛五湖去”这段文字，另外几段关于范蠡和西施归隐江湖的记载都是根据唐朝版本的《越绝书》，这是历史更迭的时间链中的佚文还是唐朝人自己杜撰的美好的爱情故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种说法是西施被沉水而死。这种说法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墨子•亲士》记载说：“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死，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沉”，古作“沈”）这句话把西施是被沉于水中解释为是因为她的美丽。《修文御览》转引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有关西施的记载说：“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这里的“浮”字也是“沉”的意思。“鸱夷”，就是皮囊。这句话的意思是，吴国灭亡后，越王把西施装到皮囊里沉到江里去了。
　　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和柏杨先生的《皇后之死》根据《吴越春秋》这段史实附会了如下情节：越王把西施掳回了越国，第一天晚上勾践就叫她侍寝：“夫差能够与你同床共枕，我为什么与你不能？”越王妻子大发醋劲，妒而生恨，背着越王，把西施沉入水中，还说：“此乃祸水，岂可久留？”当了“美人计”的工具，事成之后，被人弃之，还是合乎情理的。
　　同为苦命人的林黛玉也支持西施沉水的说法，她在《西施》诗中写道：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诗中后两句意思是：不要去笑东邻那个效颦的丑女，她却能平平安安地在溪边浣纱直到白发。这诗的主旨就是是说，靓女命短，丑女长寿。绝色美女的生命之所以逐浪花而去，是因为往往被政治家用作“美人计”，成为男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而在事情大功告成之时，也就是这些薄命女子的寿终之日了。
　　当然，还有人认为西施被沉水并非皇后所为，而是她的恋人范蠡。这种说法颇为残酷，说吴国灭亡以后，越王因为西施的美貌想要将她留在身边，但是范蠡坚决反对，他要越王吸取吴王教训，不能被美色诱惑。他设下计策，派人用越王的车把西施骗到太湖，又把她骗上船，到湖心的时候把西施从船上推下，西施就溺死于太湖中了。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越国灭吴之后，范蠡不辞而别，改名叫“鸱夷子皮”，“鸱夷子皮”意思就是皮袋子。为什么在越国时候范蠡姓范名蠡，后来离开越国到陶（今山东定陶）的时候又改姓朱，却偏偏在离开越国的时候改名叫“鸱夷子皮”，这件离奇的举动发生在西施沉江之后，因此是范蠡和西施相恋的铁证。范蠡并非无情无义之人，既然他已决意离开越国，他对于自己的恋人还不至于下此毒手。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施沉水是勾践吃醋而为。《吴越春秋》记载，越王“乃使相者国中得苧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榖，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西施在宫中三年学习期间，与范蠡之间深深埋下了爱情的种子。越王勾践显然也被西施的美貌打动，但他为了成就自己的伟业，只能将西施献于吴王。为了使西施死心的替他完成使命，勾践和范蠡约定：灭吴之后，将西施赐于范蠡，不仅可成全二人的一番相恋，同时也稳住了西施的心，才能身在吴宫，心存越国。但是灭吴之后，阴险的勾践变了卦。他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落到别人的手中，于是下令将西施鸱夷沉江。
　　另外还有西施不慎落水而卒的说法。人们并不希望西施这位无辜的弱女子有个悲惨结局，于是找出初唐诗人宋之问《浣纱》诗：“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鸟惊人松梦，鱼沉畏荷花”为依据，认为吴国灭亡后西施回到故乡，在一次浣纱时，不慎落水而死。今天位于诸暨城南苎箩山麓的西施故里，唐朝时就建有浣纱庙，1986年重修，建筑群包括西施殿、郑旦亭、古月台等。浣纱江畔，有西施浣纱处，临江岩石上有王羲之所书“浣纱”二字。唐朝诗人李商隐曾作《景阳井》绝句一首：“景阳宫井剩堪悲，不尽龙鸾誓死期；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另一诗人皮日休也有诗题《馆娃宫怀古》共五绝，第五首是：“响屟廊中金玉步，采苹山上绮罗身；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唐代也流传过西施被沉于水的说法，可是都没有谈到西施与范蠡有什么关系。西施不慎落水而卒的说法似乎最理想，可是最缺乏证据，只是人们的一种猜测罢了。
　　显然，这几种说法尽管存在分歧，但是都是认为西施被沉水中是可信的。现在此沿海的泥沙中有一种似人舌的文蜊，大家都说这是西施的舌头，所以称它为“西施舌”。三十年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在福建时，亦称赞长乐“西施舌”是闽菜中最佳的一种神品。
　　自古红颜多薄命，西施本是农家女子，只是因为天生丽质，做了越王政治斗争中的工具，事成之后，“兔死狗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西施到底是随范蠡归隐五湖还是被沉江底，只能由后人自己评说了。

5　　 秦始皇“生父”到底是谁?
　　 秦始皇（前259～前210），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史书记载，他有三个名字。一曰嬴政，他是秦庄襄王之子，“秦人赢姓”，由于生于正月，故起名为正，古代通政，因此写作政，所以追根而论为嬴政。二曰赵政，先秦时，有以出生地为姓的习俗。秦始皇以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生于赵国首都邯郸，故以赵为姓，称赵政。三曰吕政，秦始皇又怎么会姓吕？这就牵扯到了秦始皇的身世问题。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赢政的父亲子楚在赵国做人质时，当时赵国的政治投机商吕不韦钻了秦国宫廷的空子。吕不韦先与一个能歌善舞的赵姬同居，知道赵姬有身孕后，让赵姬去勾引秦太子子楚。不久子楚爱上赵姬，吕不韦便把赵姬献给子楚。赵姬足月后生下赢政，子楚于是立赵姬为夫人。后来子楚回国继承王位，死后把王位传给子政。这种说法被班固所接收，于是《汉书》直接称赢政为吕政。东汉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他的序记载的情形跟司马迁的记载基本一致：“不韦取邯郸姬，已有身，楚见说之，遂献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为夫人。”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这样解释：“吕政者，始皇名政，是吕不韦幸姬有娠，献庄襄王而生始皇，故云吕政。”
　　
　　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期（古音为ji）即一周年。就是说子楚娶了赵姬一年后，赵姬才生赢政。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按照这样计算，赢政应该是子楚所生。从两汉到宋元时期，一直都信奉秦始皇私生子之说，未有异议。
　　
　　秦始皇果真是私生子？这是一个千古之谜，由于年代久远，事实已无法查实。然而有人从动机上开始怀疑《史记》记录的真实性，由于司马迁因祸遭到残酷的宫刑，在他的笔下，历代酷吏、暴君多少被涂上不良的墨迹，所以也不能排除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时，因反感而夸大其辞。
　　
　　在明代，便有人开始对《史记》提出异议。明人汤聘尹以秦皇乃吕不韦之子，是“战国好事者为之”。清代学者梁玉绳也提出异议，认为《史记》系从传闻得来，非从考实得来，并从行文剖析，以为司马迁在记述中即有所保留。明朝的王世贞则更进一步，他在《读书后记》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吕不韦为使自己长保富贵，故意编造自己是秦始皇的父亲的故事；二是秦灭六国后，原六国的贵族或失去他们的食邑、或家破人亡。但他们除了进行言论攻击外别无办法对秦朝进行报复。于是在极端的愤恨中他们散播对秦始皇的身世进行攻击的这一言论：“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秦宗室的香火到了这里也就熄灭了。六国虽亡，但秦国也同样灭亡”。另外，还有人对“大期”的解释提出疑问。期，一年也，所谓“大期”，是指过十二个足月之后分娩（一说十个足月）。按照常情，女子发现“有身”，一般在孕后一二个月，既然吕不韦在“献其姬”前已经“知有身”，据生育规律，赵姬何以能在归子楚后十二个月方分娩生政？怀孕超期分娩的情况也有，但赵姬的超期未免超得过于异常。所以他们认为《史记·吕不韦传》所述值得怀疑。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也怀疑吕不韦为秦王政生父之事，他指出三个疑点。其一，仅见《史记》而为《国策》所不载，没有其他的旁证，这未免不让人产生怀疑。《战国策》是研究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而秦国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对于吕不韦偷天换日，有关秦朝血脉的事情只字不提，一直等到西汉时期的《史记》才来记载？其二，关于秦始皇故事的情节与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如同一个刻板印出的文章，情节大类小说。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大致梗概是这样的：赵国有个人叫李园，他想把自己的妹妹环献给楚王，但是听说楚王不能生育，惟恐妹妹进宫由于没有子嗣而得宠爱不长久。于是他跟妹妹商量，先将她献给春申君，等到怀孕的时候再献给楚王。事情果真如愿，春申君果真使李园的妹妹怀上了孩子。事情至此也就到了关键时刻，这时李园的妹妹引诱春申君说：“今妾自知有身矣，而旁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而有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封尽可得，孰与其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被说服，遂将女环献于楚王，生了个儿子，即后来的楚幽王。这段故事与吕不韦与赵姬的故事如此之相似，郭老据其推断，吕不韦与赵姬的故事可能流行于西汉初年吕后执政时期，是吕氏集团成员仿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编造的，目的是为吕氏称制制造舆论。其三，《史记·吕不韦传》记载秦始皇的母亲是邯郸的歌姬，但是记载子楚回到秦国时候又说：“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歌姬和豪家女，这二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难于自圆其说。
　　
　　但《史记》的历史地位还是让许多学者不肯轻易怀疑它记载事件的真实性，他们认为，明清学者以及郭沫若先生的论断都只是对于史实的一种臆测，论据不足。司马迁的记述虽然有矛盾之处，但他的著书风格一向以严谨、直笔而不是猎奇而著称，所以他对于吕不韦和赵姬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当代有的学者就对郭沫若的三点质疑，作了针峰相对的批评，认为：第一，《史记》的记载有不少是《战国策》没有载过的，这正是《史记》流传千古，受人称颂的原因之一。没有旁证，照样能保持《史记》的真实性。例如，司马迁的《史记》详细的描述了夏朝的世系，然而司马迁距商代已有千年之遥，以后也基本没有实证。所以二十世纪之前许多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对夏代的有无产生怀疑，但是二十世纪初发现的殷墟甲骨文献，却雄辨地证明了司马迁记录的高度准确性。第二，吕不韦与赵姬的故事跟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类似，只能说明这种斗争手段，在当时是被不少政治上的风云人物所运用；第三，关于《史记》记载矛盾的地方，其实并不矛盾，二者还是有相通之处。假如子楚果真看上了吕不韦的小妾，这无疑给吕不韦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因为一旦子楚回国即位，他和歌姬肚子里的孩子就有可能成为皇帝，这一想法符合吕不韦的野心。吕不韦是一个冷静的人，他善于处理各方面关系，也知道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他能想到异人看上了歌姬，也就想到歌姬肚子里的孩子能够有承国的希望。所以他会尽一切能力掩饰歌姬的真实身份，为歌姬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背景，所以出现《史记》记载的那样“赵豪家女也”。另外，根据常理分析，当时的子楚作为一名王孙，娶妻纳妾总要有一定的排场的，否则又怎能名誉盛于诸侯？这也会要求歌姬有一定背景，所以就出现了称谓前后矛盾的地方。
　　
　　另外，不论《史记》也好，《战国策》也好都记载了秦王政当上皇帝之后，吕不韦与太后私通。如果吕不韦以前和太后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吕不韦必然会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不会去和太后私通。只有吕不韦有所依仗（包括吕不韦认为秦王政就是自己儿子），或者和太后早有私通，才会冒险与太后私通的，否则，一个后庭美女如云的丞相，如不是有什么隐情，冒着生命危险与太后私通，让人难以理解。
　　
　　转眼间，两千多年过去了，有关秦始皇身世的争论仍未取得一致看法。但不论赵姬是否是有娠而嫁，还是嬴政真为皇室血脉，这些诌议均无法掩映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作用。也许正是由于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扑朔迷离的身世，才使得许多电视剧一部一部的“戏说”下去。

6　秦始皇是怎么死的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被称为 “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死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或许秦始皇注定是一名历史上的争议颇多的人物，他的死如他的身世以及此雄才大略，同样引起了后人的争议。目前史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说死于疾病，一说死于非命。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关于秦始皇之死，《史记》记述很多，分别见于《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等处，死因已明，无可置疑。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时遭人行刺，身后的一辆副车被刺客用重锤砸得粉碎。随后，又发现了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的陨石和出言“今年祖龙死”的“仙人”。秦始皇很迷信，这些现象使他感到恐惧不安。为了消灾避难，寻找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听从了一名相卜者的建议，准备第五次巡游。然而由于一路劳顿，秦始皇到平原津(今山东平原附近)就病倒了。赵高奉命写遗书，给受命监军河套的秦始皇长子扶苏：“与丧命咸阳而葬。”信还未发出，秦始皇就死在沙丘行宫(今河北广宗附近)。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自幼有疾，所以体质较弱。他为人又刚愎自用，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裁决；每日批阅文书一百二十斤，工作极度劳累；加以巡游中七月高温，以上诸因素并发，促使他在途中病发身亡。至于他死于何病，有人认为他死于癫痫。癫痫发作一般分四个时期：起初头晕、胃部不适，继尔突然意识丧失，隔肌痉挛，面色青紫、瞳孔散大、呼吸暂停，然后全身肌肉抽动、口吐白沫，最后数十分钟才能清醒。郭沫若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推测秦始皇幼时患有软骨症，时常患着支气管炎，所以他长大后胸部和鸷鸟一样，声音似豺狼，后来由于政务繁重，引发脑膜炎和癫痫等病症。后来秦始皇渡黄河，癫痈病发作，后脑壳撞在青铜冰鉴上，加重了脑膜炎的病情，人处于昏迷状态；当车赶到沙丘后第二天，赵高、李斯发觉秦始皇已死去多时。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从几篇有关秦始皇死亡情况的史书推敲，发现了可疑之处。赵高是一名宦官。他的父母都是秦国的罪人，他的父亲受秦宫刑，母亲是一名官奴婢。赵母在秦宫中生下赵高兄弟几人，都是生而为奴。后来秦始皇听说赵高身强力壮，懂点“狱法”，提拔他为中车府令。赵高在秦始皇病重和死后的种种表现，使人不得不怀疑秦始皇的死与赵高有关。这次出游随从人员主要有赵高、李斯、胡亥等人，上卿蒙毅也在随行之列。蒙毅是蒙恬的亲弟弟，扶苏的亲信，可是当秦始皇在途中病重时，蒙毅被遣返回边关。从突然的人事变动来看，这似乎是赵高等人的计谋。因为蒙恬领兵30万随公子扶苏驻防上郡，从秦始皇的身边遣走蒙毅，也就是去掉了扶苏的耳目；加之赵高曾被蒙毅治罪而判死刑，后后因秦始皇赦免，赵高才恢复官爵，赵高从此对蒙毅恨之入骨，发誓要灭掉蒙氏一族。赵高在秦始皇遣病重时遣走蒙毅，也为自己后来计谋的实施清掉了一块绊脚石。
　　秦始皇死后，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三人经过一番密谋，假造秦始皇发布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同时，还以秦始皇的名义指责扶苏为子不孝、蒙恬为臣不忠，让他们自杀，不得违抗。在得到扶苏自杀的确切消息后，胡亥、赵高、李斯这才命令车队日夜兼程，迅速返回咸阳。为了继续欺骗臣民，车队不敢捷径回咸阳，而是摆出继续出巡的架势，绕道回咸阳。由于暑天高温，秦始皇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为遮人耳目，胡亥一行命人买了许多鱼装在车上，迷惑大家。到了咸阳后，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赵高任郎中令，李斯依旧做丞相，但是朝廷的大权实际上落到了赵高手中。赵高阴谋得逞以后，开始对身边的人下毒手。他布下陷阱，把李斯逐步逼上死路，李斯发觉赵高阴谋后，就上书告发赵高。秦二世胡亥不仅偏袒赵高，并且将李斯治罪，最后将李斯腰斩于咸阳。赵高升任丞相，由于他是宦者，可以出入宫禁，特称“中丞相”。
　　赵高的最终目的是要做皇帝，而他不能支配活的秦始皇，秦始皇第五次出巡途中病重，对他来说是天赐良机，只有在秦始皇死后，他才能假传遗诏，一步一步实施他的计谋。秦始皇是病死还是被害，目前尚无定论，如果是被害，赵高又是如何使秦始皇致死的？
　　郭沫若曾写过一篇历史小说《秦始皇之死》，曾这样描述秦始皇死时的症状：右耳流关黑血，右耳孔内有一根寸长的铁钉。郭沫若认为这是胡亥害怕夜长梦多，担心赵高、李斯发生动摇而下的毒手，这事李斯和赵高事先也不知道。实际上赵高进行谋害的可能性比胡亥大，因为诏书、玉玺都在赵高手中，继承王位的决定权也掌握在他与李斯手中。而胡亥即使弑父，如果得不到赵高、李斯的配合，不仅得不到王位，反而有杀身之祸。而赵高常随侍在皇帝左右，趁机行事不露痕迹，所以比胡亥方便得多。
　　然而赵高为什么要谋害秦始皇？主要原因就是赵高唯恐扶苏继承王位。赵高曾对李斯讲：“长子（即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全必用蒙恬为丞相。”如前所述，由于赵高跟蒙恬的关系，赵高对蒙恬、蒙毅恨之入骨，所以他不希望蒙氏尊宠，所以必须阻止扶苏即帝位。但是秦始皇宠爱长子扶苏，只有伺机杀掉秦始皇，才可拥诏立十八子胡亥。秦始皇平时居于深宫，戒备森严，赵高根本无法下手，现在他在旅途中病倒，这真是天赐良机，正如赵高劝胡亥时所说：“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所以他果敢地对重病中的秦始皇下毒手，提前结束其生命，这完全有可能。
　　那么，赵高是否敢冒着弑君的罪名，去做这风险极大的勾当呢？事实上，赵高的言行已作出了最好的解释。他对胡亥说“臣闻汤武杀其主，在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往，孔子著之，不为不孝。”赵高不仅有以上弑君议论，而且后来还有弑君的公开行动，当秦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后不久，大泽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燃起农民斗争之火，这时，赵高认为天下已乱，准备篡位称帝。可朝中大臣有多少人能听他摆布，有多少人反对他，他心中没底。于是导演出一出“指鹿为马”的闹剧，准备试一试自己的威信，同时也可以摸清敢于反对他的人。
　　 有一天上朝时，赵高让人牵来一只鹿进入咸阳皇宫，把它献给秦二世，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心想：这哪里是马，这分明是一只鹿嘛！便笑着对赵高说：“丞相搞错了，怎么把鹿说成是马呢？”赵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请陛下看清楚，这的确是一匹千里马。”秦二世又看了看那只鹿，将信将疑地说：“马的头上怎么会长角？”赵高一转身，用手指着众大臣，大声说：“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问众位大臣。”大臣们都被赵高的一派胡言搞得不知所措，当看到赵高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大臣们忽然明白了他的用意。他们当中，有的怕得罪赵高，不敢说实话，只好默默不语；有的讨好赵高，跟着说假话，硬说是马；有的尊重事实，直言为鹿。事后，赵高认为直言为鹿的都是反对他的人，便将他们一一暗害。而对那些在事实面前表示沉默的人，特别是对那些存心说假话而巧于阿谀奉承的小丑，则成了赵高网罗的对象。赵高摸清了底细，不久使派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率士兵千余人，乔装谎称为盗，闯入望夷宫，逼胡亥自杀，胡亥苦苦求免，阎乐骄横地说：“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沫足下。”胡亥无奈，只好自杀身亡。事后，赵高把玉玺佩在自己的身上，欲自立为帝，可是群臣一致反对，他无可奈何，只好立胡亥的侄子子婴为王。从这般逼宫的行径就可以看出，赵高这种心狠手辣的人，他弑君并不为怪。
　　这种观点认为秦始皇之死，实质上是一场宫廷政变，而这场政变的导演是赵高，而扶苏、蒙恬、蒙毅、李斯、胡亥等就是被他支配的牺牲品。至于赵高怎样使秦始皇致死，这正是历史上的缺页。
　　是病故还是被害？这两种观点至今尚无定论。不过，人们对解开此谜充满信心。据考察，秦始皇陵没受破坏，秦始皇可能遗体尚在，而且墓中大量的水银形成的水银蒸气对遗体有冷凝防腐作用。待秦始皇陵发掘之时，秦始皇死亡之谜自然而然就可以解开了。

7  秦始皇“坑儒”之迷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完成政治上许多举措之后，秦始皇开始了精神上的控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为儒生大排酒宴。在宴会上，众多儒生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王绾、博士生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而丞相李斯等赞同实行郡县制，并指责淳于越等“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最后秦始皇支持李斯的观点，并采用李斯的“焚书”建议，下令除秦纪(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之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典籍，统统焚毁。同时，禁止谈及《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定当严惩乃至判死罪。
　　秦始皇称帝以后，力求长生不老，先后派徐福、侯生、卢生等人寻求仙药。侯生与卢生当初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长期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药，却始终没有找到。依照秦朝法律，求不到仙药就会被处死。于是，侯生、卢生悄悄地远走他乡。这使秦始皇十分恼怒，于是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方士进行审查讯问，欲查出侯生、卢生两人。秦始皇最后把圈定的460余人，都在咸阳挖坑活埋。
　　这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是一段非常残酷的历史。史籍对此多有记载，历史学家也多有论述。但是各类书籍只对焚书作了详细记载，对坑儒一事则显得十分笼统。并且在坑儒的问题上，还出现了歧议：对于坑儒的次数，有的说只有一次，有的说有过两次坑儒；对于坑儒的数量，一说坑了460余个，一说坑了1600余人。更有甚者，说秦始皇只焚书，没有坑儒。在秦朝的历史上到底是否有过坑儒事件？如果有这一事件，那么究竟几次？秦始皇到底坑过多少个儒生？这一系列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争议之一，秦始皇是否坑过儒？“焚书坑儒”一直被人们引为秦始皇“尊法反儒”的重要证据。然而，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秦始皇“坑儒”实是“坑方士”之讹。持论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第一，史籍中对此事件所提及的的具体人物为侯、卢二生，以及韩众、徐市等四人，《史记》载明他们的活动仅限于访仙和求仙药，四人皆为神仙学派的方士。他们为秦始皇求仙，求不死药也纯粹是方士活动，后来没有成功，秦始皇感到上当受骗，发怒杀了这些人。这与后世君主肆意杀人的性质一致，只不过这次株连面过宽，冤假错案太多，所以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侯、卢二生指责秦始皇无道，与儒家观点类似，但是这与儒家的政治主张或学派观点无关。司马迁记录“焚书坑儒”事件，用的是“方士”或“方术士”，明确指出是神仙学派之士。汉初大儒如贾谊、董仲舒等对秦政多有评论，屡屡谴责焚书事，但也从未论及“坑儒”之事。汉朝离秦朝时间之近，以贾、董之博学，“焚书坑儒”的事情应当知晓，假如秦始皇所坑确实是儒，尊儒的贾谊、董仲舒等绝无不议之理。据此可以判断，“坑方士”之说，才是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情况。只是到了东汉以后，时间距秦已远，“剧秦”之社会舆论、儒家独尊之地位、加以“今文学派”虚指浮夸甚至作伪之学风日盛，提供了炮制秦始皇“坑儒”这一情节的土壤。班固用“术士”一词，其词义就更加广泛，他在《汉书•儒林传》中写道：“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所谓的“术士”已有隐指“儒生”之意，于是就被后人附会为成“焚书坑儒”。
　　第二，对被杀者所定罪名是“诽谤”皇帝，而并非因信仰或传播儒家学说。也就是说，引起秦始皇愤怒的并不是某一派的政治主张或某一学派的议论，而是方士们从他那里骗得“费以巨万计”的赏赐，可是“终不得有药”。反而却作诽谤之言，最后一个个逃跑了。皇帝上当受骗，于是惩处他们，这就是“坑儒”为“坑方士”的直接原因。所谓“坑儒”，实际是皇帝个人报复的恣意行为，并不是秦王朝的政策。秦始皇一怒之下，共杀所聘之“文学、方术士”460余人。因此，即便460 余人中确有儒生之流，但秦始并非因信仰或传播儒家学说而定罪杀人，所以不能称为“坑儒”。而且，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始皇三十四年焚书，所焚者为民间私藏之“百家语”，而非针对儒家。
　　根据以上两点，不能说被杀的460余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由其代表人物为侯、卢二生可推知，被杀者的主体应是方士，其被杀的原因更与儒家的政治主张或学派观点无关。因此，不能说秦始皇是“坑儒”，只能说是“坑方士”。但是，关于“焚书坑儒”，占主导的观点还是赞同传统的说法，即秦始皇坑的是儒，而非仅仅是方士。只是在坑儒的次数上，颇有争论。
　　争议之二，秦始皇坑儒次数以及人数。对于这一问题，《史记》、《资治通鉴》、《藏书》以及现代的《中国通史简编》，都说始皇坑儒仅有一次，即公元前212 年的那一次。剪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也认同这一观点，书中这样写道：“第二年（公元前212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起因是有些书生队始皇不满，说他‘专任刑律’、‘乐刑杀为威’等等，秦始皇以为他们‘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就把他们逮捕，严刑拷问。先后逮捕了460多名儒生，最后全部在咸阳坑杀。但也有一些材料记载：秦始皇起码坑了两次儒。第一次是在咸阳坑儒460 余人，这是公开坑杀。其目的是想“杀鸡做猴”,“使天下知之”, 以惩效尤。第二次规模更大，一下坑了700 余人，不过采取的是秘密暗害的手段，方法也更为“巧妙”和残忍。东汉卫宏在《诏定古文官书序》中记载，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种瓜，以冬季瓜熟的奇异现象为由，诱惑博士诸生集于骊山观看。当众儒生争论不休、各抒己见时，秦始皇趁机下令秘杀填土埋杀，七百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山谷里，外人不得可知，一直隐瞒了二百余年之久。后来唐朝张守节编写《史记正义》时，将这段史料编入了史书。唐朝颜师古注《汉书•儒林外传》也引用了这段故事。
　　有人认为，既然载入了《史记• 儒林传正义》，秦始皇骊山坑儒应当是是事实，只不过因为手段秘密，当时人知之者甚少，极少数知情者又不敢公开罢了。不过，也有人虽不否认骊山坑儒的史实，但却认为秦始皇坑儒只是一次，至于咸阳坑儒、骊山坑儒，是一件事的两次不同记载。不过，这种说法的支持者不多。因为这两次坑儒差异太大：一次是在咸阳公开坑杀，另一次是在骊山温谷秘密坑埋；前一次是460人，后一次是700余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首次记述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的卫宏是一名治学态度相当严谨的学者，他的著作都是经过长期的深入采访、研究、整理才写出的，学术价值很高。加之东汉光武帝比较开明，重视学术研究，所以卫宏揭露的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真实度很高。
　　这一说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元代史学家在《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考》记载：“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令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人。”《太平御览》所引《古今奇字》记述也同意这一说法：“秦始皇密令人种瓜于骊山硎谷温处，瓜实成，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儒生皆至，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而填之以土，皆压死。”有人据此认为，秦始皇坑儒不止发生一次，并且进一步指出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的原因：因为第一次只坑杀了在京都的四百六十余博士、诸生，广大儒生还散布在全国各地，更加强烈的继续反对秦始皇的暴政，就连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也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来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有其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以秦始皇坑儒到底几次，多少人，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其实，460人也好，700人也好，焚书坑儒（即使所坑是方士）属于一种极端残忍的野蛮行为，秦始皇也因“坑儒”之举背上千古骂名。然而，直到今天，秦始皇究竟有没有“坑儒”以及数量等谜团还是没有解开。

8  韩非为何被杀
　　 韩非(约前280—前233) 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家，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他对左右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但是韩非到秦国之后，并没有如秦王所言那样，反而被投进牢狱，不久就被处死。有关他的死因，从西汉起就有不同的说法，至今学术界仍无定论。
　　一种意见认为，韩非死于李斯的嫉贤妒能。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曾与后来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他不善言谈，但很会写文章，连李斯也自认不如他。韩非曾上书韩王实行变法。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只得退而著书立说，以阐明其思想。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大为钦佩，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这使李斯非常嫉妒，害怕自己的地位被韩非所取代，于是伙同大臣姚贾，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坏话，伺机将他置于死地。韩非因而被关进监狱，不久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就是李斯。《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对此也有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根据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嫉妒陷害。
　　有的学者认为上述意见不能成立，《史记》中的记载，不仅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使李斯等人蒙上了不白之冤。他们的理由是，当秦王读到韩非的文章后，认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时，向他推荐韩非的正是他的同门李斯，如果李斯有妒贤嫉能之心，又何必多此一举？另外，韩信被囚禁进而被杀，不是在秦王重用他时，而是在还未信用的情况下发生的，根据当时的情形，韩非并未对李斯构成任何威胁，根本谈不上什么嫉妒的。李斯在秦二世继位之后，甚至被投放监狱的时候，还多次引用“韩信子言”，劝二世实行韩信之术，这足以证明李斯对韩信是一支敬重的，故暗害之说无从谈起。
　　还一种意见认为：韩非之死固然与李斯、姚贾有关，但关键因素在于秦王的多疑。秦王为人“少思而虎狼心，”他对韩非学说的倾倒，并不能消除他对韩非的不信任。韩非使秦是韩国弱秦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他的到来是为存韩之目的，因而处处站在韩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秦王对他的到来疑虑很多，于是下了毒手。如果秦王没有杀韩的打算，李斯是不敢轻举妄动的。首先，韩王曾找韩非详细商量过去对付并削弱秦国的问题，正当秦国派兵攻打韩国的时候，韩王把韩非派来秦国，难免不引起秦王的怀疑。其次，《史记》虽然记载了韩非死后秦王很后悔，但是他既没有为韩非平反，也没有追究李斯、姚贾二人的诬陷罪，可以推测出当初杀韩非是出于秦王的本意。
　　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秦王政对韩非的著作一直赏识之至。为了得到韩非其人，可谓绞尽脑汁，甚至不惜调动千军万马发动战争，这才使韩国被迫交出韩非，秦王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人才，他还不至于“叶公好龙”，当韩非真的来到他的身边时候，忽然心生猜忌，不仅不重用他，还将他置于死地。
　　第三种意见认为，韩非的死因与当时秦韩两国政治斗争有关，并非李斯的嫉妒陷害。韩非咎由自取，他秦王百计阻碍秦国的统一大业，具体表现为：第一，游说秦王进攻赵国。战国后期，秦国势力强盛，扩张势头很猛，韩国首当其冲，对此“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韩国的“弱秦”计划，开始是派水工郑国到秦游说。抓住秦王好大喜功这一点，用兴修水利的计策来消耗秦之国力，但此事不久即败露，并且修建的“郑国渠”不仅没有“弱秦”，反而使秦更趋富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韩非亲自出使秦国。到达韩国后，立即抛出上秦王书，旨在破坏李斯的计划，企图把秦军引向赵国，从而达到“存韩”的目的。第二，破坏秦之君臣关系。这一点西汉刘向在《战国策•秦策》中有所提及：楚、燕、赵等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招大臣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制止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得到重赏。然而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开始时候攻击姚贾用秦国财宝贿赂四国君王，“以王之权，国之宜，外自交于诸侯”；接着对姚贾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是“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坚持以财宝贿赂四君是为秦国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又何必回秦国；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秦王信任姚贾而杀了韩非，从这里看，韩非似乎咎由自取，妒忌别人而终害自己。
　　持相反意见的论者指出这一观点的缺陷。第一，《战国策》这部书相当庞杂，虽然经过刘向校录，但是仍然错误百出。而司马迁对于史料的鉴别相当认真和慎重，他在史记中采用了《史记》中采用了《战国策》的材料十几处，但是唯独没用《秦策》“四国合一”的内容，可见这一段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第二，韩非“为人口吃，不能说道”，在韩国时，他只是“数以书谏韩王”，为何到了秦国后能一反常态，在秦王政面前唇枪舌战起来？所以这种韩非之死咎由自取的观点不可靠。
　　还有几种观点比较有新意，但都属于一家之言，没有史学根据。一种观点认为韩非之死是与李斯争权夺利失败所致。这种观点认为人们总把韩非视为爱国者，为“存韩”而死，实际上并不然。韩非和李斯都是战国时代的纵横游说之士，换一种说法就是政客。韩非到泰国去是与李斯争权夺利，要说嫉妒之心两人都有，两人钩心斗角的结局则是李胜韩败罢了。另一种观点认为韩非之死是文人的性格所致。这种观点上升到了很高的理论高度，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在于不忘政治，在文章中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政治上的微言大义。搞政治时与写文章混为一谈，只会引经据典做长篇大论或者上万言书，对现实中的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一无所知。韩非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称按照某一标准或某种法令某人该杀某人该流放，其实只是书生意气，并没有针对具体的人。但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韩非这样说难免不会被某些人理解成为采取某些行动的先兆。而秦王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对韩非学说的倾倒，但并不能消除对韩非的不信任。他需要的是能实现他统治野心的工具，不能充当这种工具的人，不论学问多好，也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韩非之死，为中国封建历史上文人从政的悲哀。第三点观点认为，韩非的死是由于没有遵守说客的道义。杨子《法言》中这么认为，韩非的死是因为“说不由道”。这里的“道”，有天道、礼义、仁德等含义。韩非游说秦王，他的指导思想是与“道”相背离的。作为说客，韩非知道说服他人服从自己的意愿是件很难办的事情，所以，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便不择手段：为秦国谋划，不惜出卖、灭亡自己的祖国。最终，他背叛了作为说客的准则，导致了自己的人生悲剧，并为史家所不齿，司马光评论韩非之死时说：“我听说君子由亲近自己的亲人而亲近别人的亲人，由热爱自己的国家而热爱别人的国家，因此才功勋卓著，名声美好，从而享有百福；如今韩非为秦国献策，首先要以灭亡他的祖国来证明他的主张，犯下此类罪过，本来死有余辜，哪里还值得怜悯啊！”
　　 总之，对于韩非之死，历来争议颇大。或许，真实的历史总是被隐藏在各种各样被裁减过的文字里，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韩非之死，也就成为千古悬案。

9  徐福东渡之谜
　　徐福东渡一事，最早出现于司马迁的《史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徐福再次求见秦始皇。因为九年前第一次入海求仙药，花费了巨额钱财未果，这时徐福谎称由于大鱼阻拦所以未能成功，于是请求配备强弩射手再次出海。秦始皇便相信了徐福的谎言，第二次派徐福出海。徐福于是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携带“五谷子种”，乘船泛海东渡，成为迄今有史记载的东渡第一人。对于徐福东渡，《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也有记载：“（秦始皇）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徐福东渡把秦代文明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社会质的飞跃。徐福因此在日本被尊为农耕神、蚕桑神和医药神，日本纪念徐福的祭祀活动历千年而不衰。但是，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记载徐福东渡活动以来，也把与徐福有关的疑谜留给了后人。
　　疑团之一，徐福东渡是否到达日本？关于徐福的目的地的问题，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徐福东渡确实到了日本，甚至有人提出，徐福到日本后建立了日本王朝，徐福就是神武天皇；也有学者对此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到了海南岛或者是朝鲜，还有人提出到了美洲。
　　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的记载：“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可以推测徐福登陆地是一平原。日本是一个由三千多个小岛组成的岛国。本州、九州、四国与北海道是其中四个大岛，总面积达到37.67万平方公里。全国有24%的面积为平原。较大的平原有关东平原、浓尾平原、畿内平原等。除日本列岛外，其他岛屿没有“平原广泽”的地理特征。
　　另外，徐福东渡日本，在后世的史书资料中也有记载。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也有记载：“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后汉书》中，把徐福入海求仙事件附在倭国之后。五代时期义楚和尚所写《义楚六贴》中提到：“日本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 在日本学术界，也有不少史料记述徐福到日本的情况，有《神皇正统记》、《林罗山文集》、《异称日本传》、《同文通考》等文献。林下见林在《异称日本传》中说：“夷洲、澶州皆日本。相传纪伊国熊野之山下有徐福墓。熊野新宫东南有蓬莱山，山前有徐福祠。”新井君美在《同文通考》中说，“今熊野附近有地曰秦住，土人相传为徐福居住之旧地。由此七八里有徐福祠。其间古坟参差，相传为其家臣之冢。如斯旧迹今犹相传，且又有秦姓诸氏，则秦人之来往乃必然之事”。和歌山新宫町《秦徐福碑文》这样描述：“今东海可当蓬莱者，无可舍皇国他求，则谓日本国，得其实也必矣。”
　　在日本民间，徐福被尊称为农神、蚕桑神、医药神。还一些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徐福的后裔，他们的根据是：在日语中，秦与羽田的发音相同。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称自己是徐福的后裔。他说：“我是秦人的后裔，我的姓在很早以前写作‘秦’，我当首相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我的家族进行了调查，并在祖墓碑上发现了‘秦’字。”
　　然而，有些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日本只是传说。日本古文献中载有徐福传说者以《神皇正统记》(1339年)为最早，其他大约是十七八世纪的记载，因此他们推断是受了宋元以来中国文献的影响。在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交往极为频繁，但在文献之中却罕见“徐福”二字。又有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是历史事实，但不是去了日本，而是美洲，因为徐福东渡的时间与美洲玛雅文明的兴起相吻合。台湾前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卫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考证，美洲特产四十多种动植物矿产为先秦人民所知。如《春秋》记载“六□退飞过宋都”，“□”即美洲特有的“蜂鸟”。是殷朝被灭国后，部分殷人逃到北美后，回国观光带回六只蜂鸟，齐桓公为纪念此次远征，特在旗上绘制“蜂鸟图”。聚贤认为哥伦布在发现美洲之前，已有多位中国人到过美洲，故徐福后来东渡美洲很有可能。吴人《外国图》指出“亶洲去琅琊万里”，根据距离分析根本不是日本，而是美洲。最早记述倭国的《后汉书》是把亶洲与日本区别开来的。“亶”字有大岛的涵义，美洲大陆像“亶”字。故以字形命名。现在檀香山还遗有带有中国篆书刻字的方形岩石，旧金山附近也有刻存中国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所有这些都是徐福东渡美洲的明证。
　　疑团之二，徐福东渡为何东渡？关于徐福东渡的原因，据《史记》所言，秦始皇不惜以巨资支持徐福东渡，是为了寻神山仙药，求长生不死药。《十洲记》也这样记载：“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数有鸟衔草，覆死人面皆登时活，有司奏闻始皇。始皇使使者赍此草，以问鬼谷先生，云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一名养神芝。其叶似菰，生不丛，一株可活千人。始皇于是谓可索得，因遣徐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
　　并非所有的言论都支持这种说法，还有不少史书提出了避祸说，《汉书》及《后汉书》中都有相应的记载。《汉书•郊祀志下》这样说：“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后汉书•东夷传》说：“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唐代诗人汪遵在《东海》诗也写道：“漾舟雪浪映花颜，徐福携将竟不还。同舟危时避秦客，此行何似武陵滩。”作者把徐福入海不归比作陶渊明《桃花源记》所写的武陵郡渔人避秦乱而移居桃花源之事。南宋祖元和尚为了逃避元代的统治，也东渡到了日本。他有一首祭徐福的诗：“先生采药未曾回，故国山河几度埃。今日一香聊远寄，老僧亦为避秦来。”祖元把自己去日比作徐福避秦。日本新宫市徐福墓碑文也写道：“盖徐生之避秦……”
　　还有一些人持“海外开发”的观点。他们认为，以秦始皇的雄才大略，绝不会轻信长生仙药之说，他派徐福出海，可能跟海外开发有关。《吕氏春秋•为欲篇》指出了秦国统治者的理想：“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扶木”就是“扶桑”，即后来所说的日本。秦始皇一再派徐福等入海寻找三神山，决不是单纯为了采神药，而是为了把东方疆土开拓至日本。　　　　
　　秦始皇统一天下只有十二年的时间，但是四次到东方沿海巡视，这说明他对东方诸岛的极大关注。有的学者说：“始皇东巡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东至扶木的理想，而徐福探海东渡正是实现始皇理想宏愿的具体行动。”秦始皇曾琅琊刻石中说：“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又说：“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从中可以看出，秦始皇早有吞并日本之意，徐福东渡，或许正与此有关。
　　 疑团之三，徐福的船队从哪里启航？关于这一点的主要说法有：河北省的秦皇岛和黄骅附近说，浙江省慈溪和舟山说，江苏省海州一带（现在的连云港赣榆县）说，山东省登州湾（龙口市黄县）及胶州湾徐山（青岛）琅琊、成山头说。
　　对于河北盐山县出海说的说法，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徐福入海确有其事，无棣沟入海处即徐福入海处，至今犹存的古秦台旧址就是见证。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东巡至琅琊，徐福第一次请求入海。因入海地点选择不当，中途受阻而归。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再次来到琅琊，徐福请求再次入海。他根据秦始皇的旨意，更换了出海地点，在原齐国旧地饶安(今盐山县旧县镇)，经无棣沟入海。这次东渡到达日本一直未归。
　　然而，最有可能的一种是琅琊出海说。徐福的渡海求仙，与琅琊的关系最为密切。秦始皇巡视天下曾三临琅琊，其间两次召见徐福。由于他上书地点在琅琊，其出海准备工作和入海地点自然就是琅琊。《史记》这样记载，“（秦始皇巡幸江南），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方士徐福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司马迁明确的指出，秦始皇与徐福自琅琊启航北上，绕成山至之罘，射杀一巨鱼后，秦始皇返回至平原津而病，不日逝世。而徐福则自之罘射巨鱼后即远航异域，从中可以看到，徐福船队的启航港应是琅琊港。
　　迄今为止，仍有众多有关徐福的疑谜无法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大海茫茫，徐福东渡之迷，遂成千古悬案。

10  孟姜女真的哭倒了长城?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民间传说，它以戏剧、歌谣、诗文、说唱等形式，广泛流传，可谓家喻户晓。这个故事大致梗概是这样的：秦朝时期，秦始皇发动八十万民工修筑万里长城。苏州有个书生叫万喜良，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四处躲藏，误入孟家花园，无意中发现了孟姜女正在洗澡。古人贞操观念极重，信守女儿之体只能为丈夫所见，故二人乃结为夫妻。然而新婚不到三天，万喜良就被公差抓去修长城了。半年过去了，万喜良一点消息也没有。这时已是深秋季节，孟姜女惦记丈夫，就启程到万里长城寻夫。一路上吃尽千辛万苦，谁知到了工地后才知道万喜良已经累死了，尸骨被填进了城墙里。听到这个的消息，孟姜女伤心地痛哭起来，直哭得天愁地惨，日月无光。忽然听得一声巨响，长城崩塌了几十里，露出了数不清的尸骨。孟姜女咬破手指，把血滴在一具具的尸骨上，她心里暗暗祷告：如果是丈夫的尸骨，血就会渗进骨头，如果不是，血就会流向四方。最后，孟姜女用这种方法找到了丈夫的尸骨。这就是我国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
　　当然，根据常识来判断，孟姜女哭倒长城是不可能的。那么，孟姜女的故事是怎样产生、流传与演变的呢？有人认为，孟姜女的故事发生在齐国。齐为姜太公的封国，《东周列国志》等书中出现的“×姜”，一般是齐国人。孟姜者，姜氏之长女也。所以，他们认为，孟姜女传说的雏形是《左传》记载的孟姜。孟姜为齐将杞梁之妻，杞梁于公元前549年在莒战死，齐庄公在效外见到孟姜，对她表示吊慰。孟姜认为郊野不是吊丧之处，拒绝接受，于是庄公专门到她家里进行了吊唁。孟姜除了知礼外还有善哭的记载，淳于髡曰：“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在齐地产生了孟姜哭调。严格说来，这时的孟姜女故事和杞梁妻故事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首先，杞梁的身分与万喜良的身份不同，一个是齐国的贵族战将，一个是苏州的书生、秦国的筑城役人。其次，从二者行为的性质看，贵族杞梁不贪敌贿，战死疆场；万喜良则是不堪辛苦，偷偷逃走。再次，从二位女人哭的原因来看，同样是哀哭崩城，贵族杞梁之妻是表达心中悲哀；民女孟仲姿则是为寻求被筑在城中的丈夫遗骸，哭到长城崩倒、白骨尽出。最后，从二人哭的地点看，杞梁妻是在城郊等候迎接亡夫的棺柩，再抚屍而哭；孟姜女则自己前往长城，哭倒长城。
　　随着故事的流传，情节进一步增加和完善。西汉刘向的《说苑》，增加了“夫死后向城而哭，城为之崩”的情节。他的《列女传》中，又添了“投淄水”的情节。这样，杞梁妻的故事到了汉代，开始接近于孟姜女了。到东汉时期，王充的《论衡》、邯郸淳的《曹娥碑》进一步演义，说杞梁妻哭崩的是杞城，并且哭崩了五丈。西晋时期崔豹的　　《古今注》继续夸大，说整个杞城被孟姜女哭倒。到西晋时，杞梁妻的故事已经走出了史实的范围，演变成文学作品了。到了唐代，杞梁妻更加接近孟姜女。诗僧贯休在诗歌《杞梁妻》中，把春秋时期的事情挪到了秦代，把临淄的事搬到了长城内外，把城墙演化成长城。这样，杞梁妻的故事开始向“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靠近。到了明代，政府大修长城，招致民怨沸腾。老百姓为了发泄对封建统治者的不瞒，又改杞梁妻为“孟姜女”，改杞梁为“万喜梁”，加了诸如招亲、夫妻恩爱、千里送寒衣等情节，创造出全新的“孟姜女哭长城”传说。
　　有些人不同意杞梁妻演化成孟姜女这种观点，他们的根据是现在山东北部长城铺村的传说。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在泰山西边有一条由齐国通往鲁国的交通要道，在这条大道的咽喉处，南北排列着几个村庄，最南边的叫界首，中间的叫皮家店，最再往北的村庄叫铺子。当时这里正是齐鲁两国的交界点，鲁国为了防御强大的齐国，就在边界一带由西向东修建了一道边防寨墙，只在路口处留有寨门，并屯兵把守。不久，就形成了一个村庄，取名就叫界首。以后为了经商的方便，齐国商人便把货物运到两国边界附近的地方安顿下来，并在这里建商铺客店，很快形成了村落，村名也就被称为“铺子”和“店子”。
　　有一年铺子村迁来一户齐国都城临淄的姜姓人家，生了个女孩，取名叫孟姜。小孟姜聪明伶俐，十分招人喜爱。随年龄的增长，小孟姜不仅长得越来越漂亮，而且手也越来越灵巧，爹娘一直都把她当成掌上明珠。当孟姜女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上门求亲的人家络绎不绝，最后爹娘为她选中了一户也由都城临淄迁来的万姓人家的男青年，青年的名字叫万杞梁。
　　小夫妻结婚后，二人恩恩爱爱，相敬如宾。但他们结婚不久，齐国为了加强防御，就在国内大力征调人力修筑长城。当时青壮年基本都被征调，万杞梁也在其中。起先他在家乡一带修长城，虽然又苦又累，但终究因为离家较近，所以孟姜女能随时到山上探望丈夫，送衣送饭。经过几年的艰苦修筑，在铺子村的东西山上都建起了十分高大的长城。泰山以西的长城修筑完以后，万杞梁又被征调到沂山以东去修筑长城，一去几年，音信皆无。有一年冬天特别寒冷，孟姜女心疼在外的丈夫，便连夜赶制棉衣，沿着长城向东，为丈夫千里送寒衣。她一路经历几多艰难险阻，最后终于在莒国打听到丈夫的消息，但是此时丈夫已经累死，被埋在了长城之下。
　　孟姜女十分悲伤，如万箭穿心，再也忍受不住心头的悲痛，一头扑向埋葬丈夫的城墙边上，嚎啕大哭起来。就这样，孟姜女哭了十天十夜，感动了上天，长城崩塌了一大片，自己丈夫万杞梁的尸体也完好地显露了出来，她扑上去为丈夫穿上了新做的棉衣，并选了背风向阳的地方，重新埋葬。孟姜女本想随夫而去，但为了照顾公婆，强忍泪水返回。但不久公婆从别人嘴里得知儿子已死的消息，伤心过去去世。孟姜女在万念俱灭的情况下，投进村东的红石江而死。铺子村的村民为了纪念孟姜女，所以便把村子改名为“长城铺”，后又改成“长城村”，并在城门阁楼东边修建了孟姜女庙，庙内香火不断，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也就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这个传说并非没有任何根据。杞梁妻哭夫的故事最早的记载是公元前549年，这时的秦长城还没有修建。而根据我国历史学家的考证，齐长城西段早在周灵王十五年（前557年）就已完成。《史记•楚世家》正义引《齐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有余里。”可见孟姜女哭的是齐长城，而不是秦长城。至于山海关附近的孟姜女墓，已有史可查，是清朝把一座贞女坟改成的孟姜女墓。齐长城考察队对齐长城进行了全面考察后，认为孟姜女的原型就是杞梁妻，孟姜女埋完丈夫后，回到长城铺，痛哭一场，投村东红石江（现有殉情遗址）。通过这个传说，可以看出孟姜女在长城铺哭夫，进而演化为孟姜女哭长城。
　　孟姜女故事的原型到底是谁，这两种说法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顾颉刚是我国研究孟姜女故事的专家,他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写出了《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对孟姜女的传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所以顾颉刚提出唐代以来孟姜女故事由春秋时杞梁之妻演化而来的说法，即第一种观点。不少学者同意顾颉刚的上述论点。例如钟敬文先生就认为：“民间传说，是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的一种形式。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变化，正是这种文学的重要特点。”“孟姜女这个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传播地区几乎遍全国，它的变化多姿是必然的。”“孟姜女传说，由原来的齐国杞梁之妻，逐渐演变，到了隋唐之前，急剧转变为孟姜女哭倒埋夫尸的万里长城，正是口头文学这种规律的表现。”
　　当然，并非所有的专家都同意顾颉刚的观点。苏联汉学家鲍•李福清在1961年出版的《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一书中指出：“顾颉刚在分析各种有关孟姜女的作品时，并没有把民间文学创作与人民的生活联系起来。” “顾颉刚认为孟姜女传说起源于古籍资料，这一结论是不能令人同意的。”近期，国内部分文物专家聚会山东省长清县齐长城遗址，参加“中国齐长城文化艺术研讨会”，与会专家确认了在我国流传久远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发生在山东省长清县境内。
　　孟姜女故事的原型，专家尚且存在争议，我们就更不清楚她到底是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