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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欲时代――大明朝的另类历史

纵欲时代――大明朝的另类历史

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写法,同样精彩!
本贴pk<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




《纵欲时代――大明朝的另类历史》目录


1.从头收拾旧山河
——朱元璋的个人“奋斗史”

2. 最成功最无情的篡弑者
——朱棣“半由人事半由天”的帝王之路

3. 太监公公要回家
——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

4. 人生一场戏
——性情皇帝明武宗


5. 人生达命岂暇愁 且饮美酒登高楼
——从诗文观风流才子唐伯虎的真实一生

6. 万事浮生空役役
——严嵩的历史机遇与一生浮沉

7.被遗忘的盗贼
——盗据澳门的“佛朗机”

8.倭刀狂徒们的覆灭
——明朝沿海“倭乱”始末

9. 朝鲜半岛,大明旗迎风飘扬
——明朝的抗日援朝

10. 关键的“下半身”
――阉人也疯狂的“九千岁”魏忠贤

11. 白山黑水飙狼烟——明朝与“后金”的战争

12.北京皇气黯然收――崇祯皇帝的自杀选择

13.杀人如草不闻声――李自成、张献忠的成败

14徒持金戈挽落晖——妇人、孺子的杀身救国

15.冲冠一怒报红颜
——明清易世之际“刽子手”枭雄李成栋的反反复复

16. “圣朝”不留旧皇脉——崇祯三子及明宗室的结局




本文作者“赫连勃勃大王”简介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男,天津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深圳从事金融工作十余载,精通英、法等外语。著有《生命的伤口》、《赫尔辛基的逃亡》、《表层》等多部中篇小说,并有“伪青春三步曲”――《南方的日光机场》、《失重岁月》、《城市碎片》等三部长篇小说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等),还出版有长篇社会学译著《人类行为》(中国社科出版社),曾获国家、省、市等多项文学奖项。二00四年起,开始“中国历史大散文”的写作,出版有长篇历史散文集《隐蔽的历史》、《历史的人性》、《华丽血时代》、《帝国的正午》、《刀锋上的文明》《帝国如风》(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同时,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有《历史长河的悲喜英雄》、《帝王将相的博弈真相》繁体字版。上述诸种著作的台湾繁体字版和韩文版也即将出版。其作品不仅仅在网上受到成百上千万读者热捧,著名作家李国文、雷达、蒋子龙、梁晓声、林希等人也对其作品大加推崇。可称是国内极少的同时受主流文学承认而又被网友认可的作家。



作品导读:

拜伦说,“时间像是驿站,命运之神就在那儿换马,教历史换调子,然后再沿着帝国兴亡之途奔驰”。梅毅(赫连勃勃大王)的笔触正好落在了那一个个驿站,落在了那换马的瞬间,落在了换调子的历史和换命运的人物身上,并展示了时代背后细节还原的点点瞬间。正是由于他对于沉埋于历史深处的金宝的那一种近乎痴迷的嗜好,才最大限度复苏了我们民族对于祖先历史的刻骨而斑斓的回忆!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自传:

生于天子津渡之地,长于海河之滨。换罢青衿,独入岭南。十载生涯,金融业内浮沉;半晌欢娱,青书卷里陶醉。弱冠之年,遍游四夷;而立之后,阅世淡然。虽满腹西学,仍一肚子不合时宜。羡谢安之屐、陶潜之菊、嵇康之琴、倪瓒之墨、唐寅之笔,以诸癖自喜;慕马迁之刀、荆柯之剑、张良之椎、张巡之齿、祖逖之节,博块垒全消。

岭南四季,无非青翠;销金窟里,尽是红尘。读古人“一饭之恩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磊落爽朗之情,油然顿生;念畴昔“胯下之笑能忍,唾面之辱能干”,刻骨铭心之痛,悄然滋长。虽为书生,燕赵慷慨豪气不减;忝为文士,津沽倜傥心肠横生。

太平盛世,书剑老于风尘。天下可以忘吾辈,吾辈不能忘天下。恬嬉之余,存英雄骨相,观书写史,保身,乐天,忘忧,尽年。
 

回复:

序言:纵欲的困惑
——明朝灭亡的历史悖论
回首当年,绮楼画阁生光彩。朝弹瑶瑟夜银筝,歌舞人潇洒。一自市朝更改。暗销魂,繁华难再。金钗十二,珍履三千,凄凉千载!
这首《烛影摇红》丽词,乃明朝南都陷落之际松江美少年夏完淳的感时伤怀之作。绮楼盛境,帝国繁华,转瞬间皆成梦忆,不能不让人扼腕慨叹。
明朝,是一个欲望自始至终都勃勃膨胀的年代。其实,欲望,绝非一个贬义词。人之所以为人,欲望乃基本的原始驱动力。中国社会,从历史的经验大体上讲,一向对“人欲”采取优容的态度。遥想亚圣孟轲,他就曾侃侃言曰:“食色,性也”,肯定了人生的基本欲望。即使是给后世人以刻板说教印象的理学宗师朱熹,他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原本的指向是要求帝王敬理克欲,并不是板着面孔训斥一般士民来压抑基本的欲望。而且,明代以来,“童心说”、“性灵说”、“情教说”等哲学思潮,都是不断呼吁人们要打破禁欲的桎梏,鼓励众生去追求人生的欢乐,并竭力尊崇人之为人的情感意志。可惜的是,抛开明代后期非君抑尊思想的进步意义不讲,明朝社会,自上而下,由始至终,爱恨骋意,倨傲以狂,狂放自适,喜乐贪欢,最终皆归并成为个体欲望和群体欲望的无限放纵。
个体性和社会性欲望的无限膨胀和放纵,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明太祖朱元璋刑网四布的统治欲,明成祖朱棣骇人听闻的杀戮欲,明英宗朱祁镇、明武宗朱厚照毫不负责任的嬉乐欲,明世宗朱厚璁、明神宗朱翊钧爷孙财迷心窍的贪攫欲,明熹宗朱由校放任自流的淫乐欲,明思宗朱由检刚愎自用的控制欲,同时,在这些迷狂帝王的欲海中,李善长以营party欲,朱高煦以篡夺欲,王振以虚荣欲,刘瑾以把持欲,严嵩、张居正以求权欲,魏忠贤以变态欲,李自成、张献忠以残虐欲,吴三桂以私情欲,无遮无掩、放荡恣肆地在近三百年间狂暴地躁动,横溢泛滥,莫有止息。最终,欲望湮没了一切,家倾国亡,同归于尽。
明朝的“纵欲”之风,完全是“贵已贱人”的放纵。此种纵欲,竭性慢人,既非兼爱,又非尊身。各种人群在追求一已之利的同时,聚滴成潮,最终成为淹没一切的天下大害。而且,在这个纵欲成风的时代,人的价值并非因追求有所升华,个体缺失反而成为整个时代的人性普遍特征。纵观“社会良心”的士大夫阶层,负性、好刚,使气、 矜夸、孤傲、浮躁,成为最为显著的性格特征。即使在他们淋漓挥洒的诗文中间,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戾气而不是霸气,是狂狷任性而非个性张扬,是浮躁阴鸷而非明朗任侠,是纵情放荡而非率情求真。
于是,在纵欲快感喷射之后,迷惘、孤寂、苦涩、失落、忧郁、凄苦一涌而上,理性与克制成为了真空,道德感被从社会人群中抽离几尽。内忧外患之中,网罗高张之下,酒醉金迷之间,危机日甚,直至于亡。
万历年间《顺天府志》中所描写人欲横流、穷奢极欲的社会现象,即使对于今天也极富警省性;“风会之趋也,人情之返也,(开)始未尝不朴茂。而后渐以漓,其流殆益甚焉。(社会)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厌老成而尚轻锐,以宴游为佳致,以饮博为本业。(人民)家无担石(之储)而饮食服御拟于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进香。(更)甚则遗骸未收,即树幡叠鼓,崇朝云集。噫,何心哉!德化凌迟,民风不竟。”
明朝一代,自1368年至1644年,共277年历史(明朝年代计算有多种说法。崇祯帝死后,南明有福王、鲁监国、唐王、桂王等政权一直延至1662年。如果算上奉明正朔的台湾郑氏政权,即可延至于683年。但从“大一统”观念看明朝,其终止年代应为1644年)。近三百年间,处于晚期封建社会嬗变时代的明王朝,仍然有它本身自盛而衰的宿命过程:自洪武元年(1368年)至“土木之变”(1449年)的八十余年间,为社会经济重构期;自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到正德末年的七十多年,是明朝统治经济自我修复和调整期;自正德、嘉靖相交之际到万历中前期,乃商业经济新变化社会相对稳定的变革期;自万历中后期到崇祯末年(1644年)的半个世纪,乃社会土崩瓦解一步一滑落的溃决期。
总体上讲,除了朱棣“靖难”篡位内战以及最后十几年内外交困大战的两个时期外,明朝二百多年间的对外武装冲突和境内离叛都不算严重,持续时间也不长。从“大局”上观察,明帝国社会大多时间段内处于稳定和平稳发展之中。明朝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积极有效,对内政令推行顺利,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传统方面极具总结性并传承空前。
但是,明帝国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如果放置于当时世界意义的大舞台上观察,就难免显得逊色。特别是在火器制作、天文地理、历法运算等自然科学领域,大明王朝因中央帝国固步自封的意识,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而且,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全球,是世界性的地球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当郑和的辉煌远航被当作滥费国帑而遭故意尘封之后,中国人的冒险意识和进取精神,逐渐皆为泱泱大国心态和科举场屋钻营所遮蔽。放纵享乐的低俗欲望,取代了原先勃勃拓展的高尚萌动。
成熟文明的崩溃,并非在于社会与个人陷于纵欲状态下的麻木不仁。而且,所谓的王朝宿命周期性也仅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暗喻。明朝的灭亡,同样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渐进的过程。但它在僵卧不动的边缘没有坚持太久,突然奇来的内部崩坍和蛮族外力结束了在旧时代的 踽踽独行:农民战争的巨大消耗与女真蛮族令人瞠目结舌的突然崛起,终于把大明王朝在极短时间内推入了历史的鸿沟之中。一种长期平稳发展的文明,终于沦为充满暴力与自腥的末世。这个并不十分邪恶的旧时代,被白山黑水之间的屠龙骑士们最终用刀刻划上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明帝国灭亡前连一个让人喘息的回光反照时期都未曾享受过,但它也非经历过五代十国那样长久的“末世”期。满清统治者汲取了蒙古统治人群的失败经历,在使用短暂而骇人的血海恫赫之后,他们手持儒家传统的幌子,开始了庞大帝国处心积虑的经营。
可悲的是,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并未被移置于一种更为广大的空间,这种毫无新意的平移置换,使中原王朝迈上了一种看似辉煌其实是原地踏步的停滞之途。古老的中华文明,并未在改朝换代中和“异质文化”的浸染下得以凤凰涅磐,而是陷于一种新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精神圈囿的窒息氛围。大辫子们这种“柔性”的精神摧残,表面上看似粘合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理与文化间的裂痕,究其实也,于汉民族而言,这种摧灭对中华核心价值的腐蚀性和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衰退的可怕性,超过十个“扬州十日”。
万马齐喑中,在无尽的高压之下,我们的民族性格同趋变得消沉、靡顿和繁琐,昔日天真率直、极富文明创造力的人民,日益成为柔懦和忍耐的“顺民”。这种消极影响,持续至今日也未全然散尽。
明王朝的丧钟响起之后,中国步入一种昏噩的长久的假寐期。令人泫然悲哀的是,明亡之后,经过又一个近三百年时间的轮回,继之而来的,是命中注定的更严重的分裂和混乱以及类西方“文明”蛮族的野蛮侵略。赫赫中央帝国的臣民,在手持刺刀和新式武器的外夷士兵眼中,竟成了荒诞可笑的脑后拖着猪尾巴小辫的“土著”。
可悲的是,当满清龙旗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被扯下之后,时光又过了快一个世纪,我们不少人心中的“辫子”,仍然顽固地悬浮在脑后。
大明王朝的赫赫人物,当然不是滚滚历史车轮中机械僵硬的“部件”,更不是教科书中枯燥呆板的平面人物。拭去民间艺人和戏剧演义的垢腻油彩,挥退尘封久远的历史沉积,我们会恍然发现那些已经格式化的并渐渐消隐于历史隧道中的面孔,却是那么新奇和陌生:
朱元璋看似暴戾无情的帝王人生,其实他在立国“道德”层面上却无可指摘,得国最正;朱棣看似治国有道的雄才大略,却真正种下日后女真崛起于东北的深祸至忧;王振公公看似误国误民导致英宗皇帝被俘的“土木之变”,一切的一切竟然是出于乡儒衣锦还乡的虚荣心;明武宗看似嬉乐荒唐的不可饶恕的游戏生涯,其实有过赈灾免赋的为善之举;严嵩大学士看似“罪恶满盈”的一生,其实都是他桑榆之年的失误,而青年时代的严嵩原是一位好学上进的士子;嘉靖年间看似喧扰一时的沿海“倭患”,真正的罪魁祸首竟然是葡萄牙人和中国海盗;明神宗看似贪敛暴虐的统治年代,竟然也有“三大征”的进取(当然还包括由此导致的巨额开销);魏忠贤看似只手遮天的阉人阴险,其实暗中籍助了不少本性卑劣的阁臣士大夫之力,party争的病态使得士人内哄一发不可收拾;努尔哈赤、皇太极统据中原的“雄才大略”,仔细推究却发现大都源于投附汉人奴才们的怂恿;李自成、张献忠看似“进步”的农民“革命”意绪,其实不过是出于下岗驿卒和弃伍士卒的怨毒;吴三桂、李成栋看似皆“冲冠一怒为红颜”,原来各有各自的难言隐衷……
汤传楹在其《闲杂笔话》中这样写道:“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哀逝过旧游处,悯乱说太平事,垂老忆新婚时,花发向陌头长别,觉来觅梦中奇遇……然以情之最痛者言之,不若遗老吊故国山河,商妇话当年车马,尤为悲悯可怜。”伤痛悼惜之中,回首明朝,风流如梦,绮华成空。
苦涩之余,仅以陈子龙一诗述怀:
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香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
是为序。
赫连勃勃大王(hlbbd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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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头收拾旧山河
——朱元璋的个人“奋斗史”

朱元璋,今人言及这位大名赫赫的皇帝,往往和“骇人听闻”四字成语联系起来,人们总是指斥他诛杀功臣的千古凶暴和个人性格方面的阴骘沉猜。确实,这位明朝的太祖爷以酷治国,尽揽朝中所有大权于己手,建立锦衣卫皇家特务组织,禁锢百姓思想。为了诛除功臣,他机关算尽,大肆罗织,戕害无数无辜人命。在朱元璋时代,帝王皇权不仅仅是被神化,也被推至于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顶尖地位。同时,文臣士大夫再无“尊严”可讲,随时会被皇帝或者太监一声令下,按在朝堂上当众击打“杀威棒”一样的“廷杖”。看见众臣士大夫在殿下哭滚哀嚎,朱元璋脑海中很有可能幻化出他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影像:一位步履匆匆、惊惶四望、衣衫褴褛、手提打狗棒、四处乞讨的和尚。所以,看见自己的臣下们狗一样地被卫士们用大棒乱打,老朱那变态的心中,肯定会涌起无限的快意。
但无论如何,朱元璋皇帝在开国者最基本的“道德”方面,却无任何让人指摘的地方:明朝得国,正大光明!
中国历史,自上古三代之后,得国最正的,只有汉朝与明朝。刘邦与朱元璋,皆平头百姓出身,一刀一枪拼打出国家,化家为国,由匹夫而成为天子。其兴兵之始,本来就是荒乱末世活不下去,原意并无欺上造反之心和狡诈乱世之意。而且,他们两个人又不似曹操、司马懿、刘裕、萧道成、赵匡胤之流,那些人凭借在朝中的掌国大权,篡夺老主人的国家。
当皇帝后,朱元璋忌讳多多,惟独不忌讳自己“匹夫”身份的苦出身,在诏书中多次自称发迹前是“准右布衣”,总忘不了把他自己以刘邦自比。也甭说,史书上记载,朱元璋“先世家沛(地),徙句容,再徙泗川。父(朱)世珍,始徙濠州之钟离。”不知是否是老朱授意还是当时记实录的史臣“希旨”,连这位爷“老家”也与汉高祖刘邦同籍。
当然,时代在进步。史臣笔下,朱皇帝他妈不是像刘皇帝他妈是被“神龙”摁在地上弄那事才怀孕,而是“(朱妈妈)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而后寤,口余香气”,改吃神仙大力丸了,似乎朱老爹没做啥事就有了朱皇帝。古人每当涉及记载皇帝之生,想象力总是贫乏,刚刚在“神龙”“神虎”梦奸帝母的叙述上有些“改进”,笔势一转,又归流俗:“(朱元璋)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这些当然纯属瞎编滥造。老朱家穷得叮铛乱响,不可能连夜烧柴煮鸡蛋。果真数夜屋里发光,也早被元朝go-vern-ment的“村委会”上报加以铲平。
无稽之谈,帝王附会,人们只得是信真疑假了。

“我”的奋斗―――――――――――朱元璋发迹史

朱元璋自濠梁起兵以来,定东南,平“汉”、灭“吴”,击降方国珍,打败陈友定,收取两广,而后收拾队伍,鼎力北伐,平秦晋,取大都,继而收蜀取滇,十五余载苦战经营,终成大一统元明朝。“明太祖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

早岁已知世事艰:濠梁起兵
读过宋史、元史的人都知道,元朝的武力之盛,自古罕匹,亚欧大陆,无数帝王、国王、部落酋长,皆在蒙古铁蹄下颠抖。然而,这些黄金家族的爷们统治中国才几十年,由于蒙古人“马上得之”,继而“马上治之”,致使国祚日衰。昔日赫赫雄武,竟沦变为不堪一击。特别是元顺帝继位以来,天灾人祸不断,自广州朱光卿和汝宁的“棒胡”造反以后,全国动乱峰起,按下葫芦又起瓢,最终闹出了刘福通等人的“红军”,一时间忽变为燎原之态,元朝灭亡,已成必然之势。
朱元璋,这个名字是他投附郭子兴后由郭爷取的,他原名叫朱重八。朱重八的父亲,也不叫朱世珍,原名朱五四。朱元璋的妈妈,叫陈二娘;朱元璋的大哥叫朱重四,二哥叫朱重六,他本人排行老三,所以叫朱重八。看见这么多“数字”,我们当代人可能奇怪,这老朱家难道是“数学世家”,咋起名字都是按数码排列?老朱家当然不是数学世家,数代都是土生土长庄稼汉。清朝人俞椒春在他的《春在堂随笔中》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然证以明高皇(朱元璋)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他又举当时绍兴乡间为例:“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命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即名 ‘五九”,五九相乘,四十五也。据老俞钩沉,明朝大将常遇春的曾祖父叫常四三,爷爷叫常重五,父亲叫常六六;大将汤和的曾祖叫汤五一,爷爷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等等,皆为佐证。猫三狗四,日后皆成为人中龙虎。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淮河大灾,水旱蝗灾祸不单行,活人一个个倒下变成死人,速度快得不及掩埋,就当然爆发传染病。老朱家虽然在朱重八小时候夜夜“冒光”,此时却无任何“异兆”,与常人凡家无异。几天内,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幼弟均病死,贫不能殓,只得用草席一裹随便挖坑埋掉。又过几天,朱元璋二哥朱重六也染病而亡。无奈之下,年仅十七岁的小朱只得就近入皇觉寺为僧。他并非信佛,只图有口饭吃。仅仅一月刚过,庙里粮食被僧人食尽。树倒猢狲散,小朱重八只得身着僧服,步行西至合肥,在光州、固州、汝州等处辗转流浪,化斋乞食。
三年下来,天天辛勤奔走,只为饱腹活命,朱元璋熬过人生一大劫难,终得不死。
大饥荒之际,淮西地区动乱的种子已经遍布。当地最活跃的“革命家”,当属游方僧出身的彭莹玉,人称“彭和尚”。此人到处散播“弥勒教”,以烧香拜佛为名,奉“弥勒佛”和“明王”为大神,称为“明教”。彭和尚属“明教”南宗一系。北宗一系是家在河北栾城的韩山童。韩家几代人皆为白莲教教主,世为土豪,一直想趁天下大乱时机成王成帝,便也称“明王”要出世,暗中加紧准备。
明教,其实最早叫“摩尼教”,乃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一种揉合佛教、袄教、基督教为一体的混合宗教,武则天时代传至中国,一度在汉人与回鹘地区大盛,信众人数颇多。唐武宗时期毁佛,顺便也把“明教”禁了。转入地下后,本来就是大杂烩的“明教”很能适应地方生活,道教及民间淫祀诸神和原始传说日益添入其中,最终形成了类似会道门的邪 教组织。北宋时期,明教一度大盛,特别是江南地区,明教斋堂比比皆是,其中供奉摩尼和耶酥(夷数)的画像。由于明教人戒吃乳葱,以菜为食,又供“魔鬼像”(当地当时的百姓见画像中人皆黄毛绿睛,以为是鬼),不在教的人就称明教为“吃菜事魔”。但凡邪 教发展到一定地步,都会和go-vern-ment叫板。日后,明教与白莲教合流,在缺少经济联系的广大农时地区如火如荼发展,多次起事,也多次被镇压。元顺帝时,天灾频频,人心思乱,正是邪 教流出手之机,于是信徒们纷纷暗中串连,号称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蠢蠢欲动。1337年,陈州人胡闰儿(棒胡)起事,就是“明教”规模很大的一次暴动。1338年,彭和尚的弟子周子旺在惠州起事,自称“周王”,率众五千人造反,但很快被元朝平灭。彭和尚由于擅用符水“治病”,为当地民众掩蔽逃走,跑到淮西潜伏起来。
元末大乱,除了各种政治、经济原因以外(可以参见拙作《帝国如风》),导火索是黄河水灾。时任元朝宰相的脱脱知难而进,非要起国内几十万人工治理黄河。他在至正十一年初夏发调民工,开河二百八十里,以贾鲁主持河政,勒黄河入故道。此举此行,“利在千秋”,患在元朝。一直寻摸起事机会的韩山童得到消息后,暗中凿刻了个一只眼睛的石头巨人,派人埋于黄陵岗开河必经之地,并派遣徒众四处散布谶谣:“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韩山童以及得力助手刘福通、杜遵道等人四处活动,大肆宣传“明王”出世的消息,开始打起复兴宋朝的旗号。
结果,石人挖出,数万黄河挑夫、兵士亲眼所见,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本来就遭受元朝重重压迫的汉人百姓均闻言思乱。
于是,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自称宋将刘光世后人,大家齐推韩山童为“明王”,聚众起事。不料,人多嘴杂,消息泄露。元朝地方go-vern-ment派出几百人,在“开幕式”上把韩山童逮个正着,押住这个邪 教头子立马送县府开斩。刘福通、韩山童之妻杨氏与其子韩林儿好不容易才得脱。
依理讲,擒贼先擒王,韩山童都被杀掉,大事应该不成才对。但刘福通有勇有谋,振臂一呼,旬日之间,得河工数万人为兵。这些人均头缠红巾,一哄而起,杀掉元朝监工,四处攻掠。由于红巾军很快攻下朱皋这个大粮仓(今河南固始),开仓放米,马上吸引饥民十余万来入军。这样一来,江南大震,义军四起。
彭和尚闻讯,当然不会闲着,推徐寿辉为主,拉起队伍,攻克沔阳、武昌、江陵、江西等多处府郡。几个月时间内,数支“红军”几乎占领了西至汉水、东至淮水之间的所有土地,成为元朝的“国中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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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之(2)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各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官吏们)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当然,这种景象并非元末才有,实际上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元代,只不过“发展”到末期,“名目”得到更细的划分。

政治上自不必讲,元朝“四种人”的划分,是毫无遮掩的民族压迫。经济方面,蒙元的破坏可谓“馨竹难书”。北方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最为悲惨,几个世纪以来,契丹、女真、蒙古,一次又一次浩劫,人口锐减不说,大部分良田变成荒地,昔日衣冠之邦,长久沦为豺狼异域。蒙古人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以后,不仅“继承”了宋、金留下来的大片“官田”和“公田”,把战争中死亡人户的有主土地划为“官田”,还强行侵夺当地汉人正在耕种的良田,没为“公田”。然后,慷慨至极的蒙古大汗和皇帝们很快把这些田地分赐给宗王、贵族以及寺庙。这些奴隶主领主,各拥赐地,俨然是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大的“分地”(蒙古贵族在“赐田”以外还有“分地管辖权”),可广达方圆三千里,户数可达二十万之多。由于“分地”有免役特权,寺庙又免纳租赋,最后一切沉重的负担,均转嫁到所谓的自由民身上。特别在初期,蒙元贵族不喜欢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万顷的土地被故意抛荒,使之成为他们思慕梦想中故乡的“草原”,以供放牧之用。而在其间,供他们残酷役使的“驱丁”,则完全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在中国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掳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汉族人民要忍受与蒙元上层相勾结的汉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压迫。这些人并不因为自己一直身处南方而在剥削方面稍显温情,他们甚至仿效北方那种压榨“驱丁”的方式盘剥佃户。元朝的佃户与前后朝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整家整家地可以被田主任意典卖,他们所生的后代仍是男为奴仆女为婢,完全是农奴制的一种另类表现形式。 即使在大罗网中星星点点分散些少量的自耕农,仍旧被蒙元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他们常常又跌入另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向官府以及与官府勾结的色目人借高利贷,即骇人听闻的“翰脱钱”,这种高利贷的利息有个听上去好听的名字:羊羔儿息——一锭银本,十年后即飞翻至一千零二十四锭——比现在入矿股的官员分的息还要多出数倍。在此情况下,自耕农的破产与逃亡,成为元代社会的常态。


对蒙元帝国大唱赞歌的人们,总是炫耀地声称元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品货币关系:纸币交钞是大元帝国惟一合法的通货,在欧亚大陆诸多地区畅行无阻。但是,这种“畅行无阻”,是基于铁火强权和刀锋下的强制。除元初忽必烈时代交钞尚有基本信用外,这种基本上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政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蒙元政权贪淫暴政下肆无忌惮的掠夺。老皇帝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加剧。红巾乱起后,军费支出增剧,元廷只能天天拼命赶印纸币,最终使得这些“通货”形同废纸。即使是在所谓的“和平年代”,蒙元凭这种纸币形式不断地掠夺人民的资产,除支付军费、征服开支以及维持官僚机构运行外,都是套取现货输往海外,换来一船又一船、一车又一车价值连城的宝石、美酒、金银器、地毯等骇人听闻的奢侈品。所以,一部分东西方蒙元史家夸夸其谈的横跨欧亚的帝国交通线,最初的本来目的就是便于运输这些帝王贵族的“必需”之物以及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把帝国军队派往每一处角落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至于后世所谓的“加强了世界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非蒙元统治者的原意,他们至死(甚至元朝灭亡),也没什么人会想到这样的“积极意义”。而且,设驿站、铺道路、开漕运的所有这些“方便”,无不是建立在汉族人民的血汗之上。报应分早晚,元朝的崩溃,最后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这小小的片纸钞币,财政崩垮后,再想维持统治,难比登天。


工商业方面,一反宋代普及化、平民化的高度精细,元代分成极端的两极:宫廷、贵族所使用之物精益求精,一般人民所使用的器皿粗滥不堪。我们现在如果进入博物给参观,看那些分朝代阵列的器具,人们会立刻发现元代时期出现工艺方面的惊人倒退。当然,蒙元统治者在一开始就对工匠无比“重视”,每到一个地屠城,“幸免” 只有工匠和具有“特异功能”的巫祝等类人,他们需要这些“工奴”为自己生产制作高端消费品。统一全国后,元廷把几乎几十万户工匠全部聚集在大都,建立工匠“集中营”,日以继夜地为宫廷和贵族生产精细用品,而“工奴”们得到只是仅够活命的口粮和食水。在这种条件下,工匠天才的创造力和积极主动性几乎无从谈起。所以,相比宋代那种独立手工业和工匠雇佣制度,元代的手工业也仍然倒退为奴隶制水平。如此,手工业的严重退化,商业肯定也随之倒退(色目人放高利贷以及那种巧取豪夺的“商业”活动不包括在内)。

施行如此残暴而无人性的统治,在冷兵器时代,元朝的灭亡就成为必然。

身为天下至尊,元顺帝整日与十个“倚纳”宠臣在宫中群交滥交,性活动的过程扑朔迷离,骇人心目:各人赤身裸体,脑袋上都戴顶高色黄帽,上缀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殿内有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按弦品萧,玉肉横陈,高唱《金字经》,四下蹦跃,大跳“雁儿”舞。顺帝等人,又饮酒又服食春药,心醉神迷,大有一日快活敌千年的极乐之感。不仅自己快乐,顺帝表示“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呵”,于是他又让秃鲁帖木儿教太子有样学样,“未几,太子亦惑溺于邪道也。”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淫暴如秦始皇、齐显祖、隋炀帝、金海陵,都是自身宣淫,对下一代储君太子皆付名师硕儒教诲,从未听说上述几个爷们让人教儿子也“学坏”的。这一点,元顺帝为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向儿子传授性学苦怪大法的皇帝。


除“大喜乐”以外,元顺帝又是个天才木工设计师。凡是他左右喜欢的宦官在宫外建宅院,元顺帝皆亲自动手,设计出屋宅的模型。当然,模型并非明清宫廷建筑师用夹纸板制作的立体“烫样”,而是按比例缩小的真材实料的模型,其中满嵌黄金珠宝点缀。元顺帝自画屋样,自削木构,制作模型宫房皆高尺余,栋梁楹榱宛转如真,然后把模型交付匠人,嘱咐照此构建,为此,京师人戏称顺帝为“鲁班天子”。


侍侯顺帝左右的宦者们贪财,当皇帝向他们询问对自己“作品”的意见时,这些人常常拨郎鼓一样摇脑袋,不是说样子不好看,就是说城内已经有类似样式建筑。顺帝在“艺术”方向很执着,立即自己动手猛抡一斧子,把辛苦构制数十天的模型砸毁,重新构思另建。待他转身离开,内侍们便哄抢被弃模型上镶嵌的珍宝,皆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元顺帝不仅仅是有双鲁般一样的巧手,他在工程力学和设计构造学上造诣独特,《元史》中列举他自造龙船和宫漏(报时装置)二事,从中可以窥见这位皇帝建造学方面的“天份”:

(元顺)帝于内苑造龙船,委内官供奉少监塔思不花监工。(顺)帝自制其样,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前瓦帘棚、穿廊、两暖阁,后吾殿楼子,龙身并殿宇用五彩金妆,前有两爪。(船)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带,四带头巾,于船两旁下各执篙一。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龙船)行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又自制宫漏(古代报时器),约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之鸣,狮凤在侧者皆翔舞。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度仙桥,达三圣殿,已而复退立如前。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


巨大龙船的精巧自不必说,顺帝所造报时器的精密、复杂和有趣程度,如果西洋毛子们见过这位爷的设计和真品,估计清朝时他们再不敢把自鸣钟等“奇技淫巧”拿到北京卖给乾隆爷大骗银子。元顺帝几百年前的设计,其精绝程度,甚至超乎现代人的想象。而且,现在的大头头们奠基、剪彩等事都是象征性地挖几锹土,动一下手中金剪(金剪刀其实也是高级行贿品),元顺帝从图纸到构件,皆亲力亲为,没有一丝掺假,从一点上,可说是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皇帝的勤劳与智慧”。无独有偶,明朝的熹宗皇帝也是个“木匠皇帝”,但那哥们只喜欢操斧运锯干体力活儿,设计方面的天赋远远逊于这位元顺帝。


眼见元顺帝在宫内制作不息,皇后奇氏也心急,一次,趁顺帝高兴,她挽衣谏道:“陛下岁数不小了,太子也大了,希望您不要再天天埋头于造殿搭屋,应该稍事休息。后宫嫔妃众多,足可侍奉陛下,请陛下勿再沉迷于那些天魔舞女之辈,要爱惜身体啊。”


顺帝最听不得劝,闻言勃然大怒:“古往今来,就有一人如此吗!”言毕,他拂袖而去,两个月不到奇氏宫中。为此,皇后奇氏日后再也不敢逆拂“圣意”。


奇氏皇帝有些“善举”,并非证明她是什么好人。由于自己是端茶倒水的低贱高丽宫女出身,奇氏刚刚当上皇后时很“低调”,没事就捧本蒙文的《孝女经》苦读,遍阅史书,很想以历代皇后有贤行者为榜样,给人以“贤后”的印象。各地贡献奇珍美味,她马上选取其中最好吃的,遣使荐送太庙,然后自己才尝鲜。这一点有些做作,庙里的死人牌位又吃不了好东西,完全是演戏。但真的好事,这位奇后也做过,至正十八年,京都附近闹饥荒,奇氏自己出钱,让官员在城内设粥厂,救了不少人命。同时,她还让太监以她的名义安葬饿死者尸体有十余万之多(这也见出元朝末期社会动荡的严重性,仅京城附近就能饿死那么多人)。当然,越往后,皇太子渐长,奇氏皇后腰杆越硬。不仅她本人发生变化,在高丽国内的奇氏家族,也都怙势骄横。一向狼心狗肺的高丽王族也不再象元朝中前期那么软弱可欺,高丽王大怒之下,把奇氏一族杀得一个不剩。至正二十三年,奇氏向时为皇太子的爱猷识理达腊哭诉:“你已经长大,怎样不为我母家报仇!”于是,元廷下诏立在大都居住的高丽王族人为王,又以仅剩的奇氏一族男子三宝奴(元朝好多人叫这名字)为“元子”(王世子),此后,皇太子派遣一名大将率一万多精兵,并秘密联络倭人,准备夹击高丽。倭人奸滑,根本未发一兵一卒,观望伺机而已。元军刚过鸭绿江,高丽军伏兵四起,杀得一万多元军最终只剩十七个人逃还,为此,奇氏皇后大惭,再也不提这档子事。高丽蕞尔小邦,自尊心反而过旺,他们常常言及明成皇后什么的,很少有人拿出奇氏皇后显摆,其实,元朝是高丽人最值得显摆的光荣往昔:世代国王为大元驸马,还有一位高丽血统的皇太子差点成为大元皇帝(爱猷识理达腊)。从这一点上,也可见出三韩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奇氏母子再显贵,毕竟是引倭夹攻“祖国”的敌人。


奇氏皇后虽无理国大略,却很有些怀恩施惠的小谋。她本人在大都蓄养成千的高丽美女,凡是大臣有当权者,奇氏则以高丽美女赐之。一时之间,京城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郎,然后才敢自炫为名家。这些经过精心培训的高丽女孩婉媚有心机,她们本来入达官家是以侍妾身份,不久皆因宠得嫡,夺去正妻的位子。而且,自至正年间以来,皇宫中的女官大多为高丽人,所以当时的大都及周边地区,衣服、鞋帽、器物,都依仿高丽式样。由此思之,早在数百年前的元朝,“韩流”已经来袭过中国。由于不少大臣知道忽必烈说过“我誓不与高丽共事”这样的话,见高丽女人充斥京师,他们深以为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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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之(3)

当元顺帝浸沉于歌舞享乐的时候,元朝的“叛逆”们力量越来越大。



刘福通于1355年(至正十五年)在亳州立韩林儿为帝建“宋”后,先是打败元朝的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答失不都鲁,并生俘其子孛罗帖木儿。但不久元军发动忽袭,又抢回了孛罗帖木儿(此人日后还有“大故事”可说)。同时,元廷调察罕帖木儿等军进攻“宋”军。



刘福通才略不凡,他以进为退,以攻为守,在1356年秋发动三路北伐:李武、崔德率西路军出潼关,直奔晋南;赵均用、毛贵统东路军,由海道攻山东;关铎和潘诚领中路军跨越太行山进攻山西。刘福通本人则率大军转战冀南、豫北地区,大败答失八都鲁。这位元将有勇能战,刘福通又使计,四处派人放出风声,说答失八都鲁与自己暗中讲和。元廷侦之愤怒,下诏严责答失八都鲁,这位骁将竟“忧愤而死”,其子孛罗帖木儿接替他的职位。



刘福通趁元军内部混乱之际,于1358年攻克汴梁。这是一座政治含义极浓的城市,刘福通终于可以以之为都城,想以昔日北宋的首都当招牌,想真正来重开“大宋之天”。



三路北伐军方面,西路军在攻凤翔时失利,一战溃散,诸将散走;东路军开始连连得胜,几乎占据整个山东,并挥师北上,直逼大都。当时,山西的两部元军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正因争地盘窝里斗,打得不可开交。毛贵、赵均用二人如果抓住有利时机,稳扎稳打,很可能一举攻下大都。由于内部不和加上轻敌,红巾军在柳林大败,溃退回济南。不久,内哄发生,赵均用杀毛贵;又过一阵子,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如此一来,本来是统一部队的山东红巾军分裂成数股散贼;中路军本想进入山西后驰援毛贵进攻大都,中途被元军阻挡,在河北南部战斗一阵,就忽然转攻晋北。



1357年,这只行踪飘忽的中路红巾军竟然一举攻破元朝两都之一的上都,把宫阙尽数焚毁。然后,他们又进攻辽阳。至正十九年,关铎等人又率大军攻入高丽,并攻占高丽都城,高丽王本人使出他们祖辈以来最擅长的功夫:“跑”,一溜烟跑到耽罗躲避。这一只红巾军虽然神勇,可他们的首领皆长着猪脑子,就知道四处指挥兵士辗转征杀,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理念和终极目标。



高丽王逃跑,其手下大臣很贼,重演“装孙子”的好戏,一大帮人跪迎红巾军,纷纷献出自己的女儿、姐妹,分配给红巾军各级将领为妻。上行下效,红巾军士们纷纷娶高丽女人为大小老婆,恣情往来。转战多年的红巾军乍入温柔乡,天天偎红倚翠吃泡菜,一下子丧失了革命斗志和警惕性,数万人挤在高丽王城中,成日醉了睡,睡了醉。



见时机差不多,一天晚上,在京的高丽大臣和平民忽然接到高丽王命令:立刻进攻,王京内只要是不讲高丽话的,立刻攻杀,一个不留!事起苍猝,红巾军上下本来都把这些天天把他们伺侯周到的高丽男女当成亲人,不时还亲热地“前辘轱不转后辘轱转”跟倒茶递水的阿妈妮来几句,忽然之间,石头代替了泡菜缸,大刀片子代替了高丽参,惊愕之余,“革命”战士们脑袋纷纷搬家,主将关铎等人及数万兵士皆一夕被杀,惟独悼号“破头潘”的潘诚手下一名偏将左李命大,驻守城外,最终率一万不到的兵马逃回鸭绿江,向元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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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之(4)

大概交待了刘福通等“红军”和元顺帝,回来再讲朱元璋。


出外走动三年,乞讨三年,阅尽人生冷暖。此时的朱元璋,身在皇觉寺,心在众山间。外间动乱四起,“红军”到处拉杆子占城池,元军打不过“红军”,整日杀掠良民百姓邀赏请功,世道间怎一个乱字了得。于是,和尚更思人间事,小朱在佛前掷卜三次,终于为自己出去做“贼”找到了心理凭依。至正十二年三月十五日,朱元璋穿件破烂僧服,直抵濠州城下,要见当时占据此城的“城大王”郭子兴。



郭子兴,原籍曹州。其父乃一走方郎中兼算命师付,年青时为谋生在定远一带转悠,最后,他娶县中一老财瞎而胖的闺女为妻,家财益饶。腰中有了钱不算,瞎老婆还为老郭生下三个儿子,其中老二就是日后的郭子兴。有个混混爹,郭老二肯定也是棵土豪的苗子,长大后,任侠好施,喜延宾客。如此的惹事精,赶上乱世,定为一方英雄。乱起之时,郭子兴聚数千青年人,一举攻克濠州(今安徽凤阳),一时间声名大震。与郭子兴同为事头的,还有郭德崖等四个人,五位爷各称“元师”,这些人谁都不服谁。郭子兴本人土豪出身,另外四位百分百流氓无产者,粗鲁野蛮,日行剽掠,郭子兴很看不起他们。四人不悦,合谋想搞掉郭子兴。



濠州门兵见朱元璋这样一个粗头大脸的怪和尚要见元师,以为是间谍,立刻把他五花大绑通禀郭子兴。结果,郭子兴见来人状貌奇伟,聊了几句,很投脾气,大悦之下,把和尚任命为自己的贴身亲兵,立刻就让朱和尚当上十夫长。日后,凡有攻伐,皆让朱元璋打头阵。小朱运气不错,往往旗开得胜。由于当时郭子兴与四师倾轧,正需贴身卖命的心腹,他很快就把自己的义女马姑娘嫁给朱元璋为妻,正式为他起名为朱元璋,字国瑞。成为郭元师的乘龙快婿后,朱元璋在军中地位日益提高,人皆呼之为“朱公子”。至于他的老婆马氏,乃郭子兴老友宿州人马公之女,十余岁时父死,入郭家为义女。
“朱公子”个人事业有成,但当时“红军”的大形势却一派大坏:十月间,元朝丞相脱脱亲率兵马,在徐州大败义军“芝麻李”。赵均用、彭早住两部人马也被击溃,一起窜入濠州。赵彭二人喧宾夺主,入濠州后反而成为郭子兴等“五帅”的首长。“五帅”见风使舵,郭子兴尊礼彭早住(彭大),孙德崖等人拥推赵均用,各自拉帮结派。城外,脱脱派贾鲁(治河那位爷)率大批元军,把濠州围个水泄不通。



大乱当前,濠州城内诸人互相算计。孙德崖挑拨赵均用,说他眼中只有彭大。赵均用愤怒,设计诱执郭子兴,捆起来准备杀掉。朱元璋当时正在淮北带兵,闻讯大急,忙回濠州向彭大诉怨。彭大也怒,拍胸脯说:“有我在,你岳父肯定无事!”于是,两个人拥兵而行,直冲入赵均用府邸,把浑身枷索的郭子兴放出。麻杆打狼两头怕,赵均用没敢吱声。只有孙德崖心中暗恨没杀成郭子兴。



还好,濠州被围七个多月后,元军主将贾鲁病死,围解。城内的赵均用和彭大来了精神,一个称永义王,一个称永淮王,关起门当起王爷来。


朱元璋处于“创业”期,很注意招募人才,陆续得淮西二十四将为自己效力,这些人的名字一定要记住,除汤和外,再除去明朝建国前战死的,其余皆在功成后被朱元璋整族诛除。他们是: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材、张赫、周铨、周德兴。带着这些人,朱元璋南攻定远,软硬兼施,连蒙带骗,收降附近占山据寨的“红军”近三万人,“军威大振”。


不久,定远人冯国用、冯国胜(又名冯胜)兄弟也率众来投。与其他若大仇深穷棒子不同,冯氏兄弟地主出身,读过书,特别是冯国用,很有政治头脑,向朱元璋建议道:“金陵虎踞龙盘,帝王之都。您应该先拨金陵,定鼎之后,命将四出,救生灵于水火,施仁义于远近,切勿贪妇子玉帛之小利,如此,天下不难定也!”

朱元璋闻言大悦。

继冯氏兄弟之后,定远儒生李善长也来投靠。此人与朱元璋一见倾心,气味相投,马上就被任命为“掌书记”,军政大事,皆咨之而后行。红红火火之际,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也来归。当时李文忠年才十二,牵着二舅的衣服不放,朱元璋感动:“外甥见舅如见母呵。”就把他和沐英等少年兵皆“赐”姓朱,养为义子。每逢大乱之世,诸将皆喜养“义子”自固。日后,朱元璋有“义子”二十余人,有名的除李文忠、沐英外,还有朱文刚、平保儿等人。这些“义子”并非只是充任朱元璋保镖那么简单,日后老朱“生意”做大,义子们又兼“监军”之用,在各大“军区”当政委,监视诸将。朱元璋庄稼汉出身,统驳人才很有一手。除“义子”外,他攻下金陵后又实施主将留家眷当“人质”的作法,逐渐成为制度,以防将领叛变。而且,冯氏兄弟、李善长等“知识分子”给予他很大启发,为防止手下大将身边也有“诸葛亮”出谋划策,朱元璋严禁诸将手下置儒生,只允设办事员一类的“吏”来处理公务。


濠州方面,彭大、赵均用二人裹挟郭子兴等人,窜往泗州。其间,彭、赵二人争权,士卒内斗,彭大本人竟中箭而死,没牺牲于“革命”阵上,竟亡于自己人之手。由此,赵均用一技独大,兼并彭大手下部伍,狼戾益甚,开始又打郭子兴算盘,时刻想整死他。


在外掠地的朱元璋闻之,遣人劝解:“赵王您当年落魄趋濠州,倘若郭公闭门不纳,必死无疑。入城后,赵王您又踞位其上,以势凌之。郭公乃无大略之人,容易对付,所可虑者,乃郭公手下驻滁州将领。”


赵均用思之,甚觉有理,加上收受朱元璋大笔金宝孝敬,便放郭子兴去滁州。


郭子兴人到滁州,朱元璋立刻率两、三万人马来归。老郭感觉很好,也想过下当王爷的瘾,想立刻称王。朱元璋劝阻:“滁州四面皆山,舟楫商旅不通,非求安立国之地。”郭子兴悻悻,但不得不听。


老郭的为人,枭悍善斗,本性刚强不容人,待人寡恩。每俟事急,老郭总召朱元璋谋议,亲信如左右手一样;事解,则马上轻信人言,戒备这位屡立大功的朱女婿。入滁州才一个多月,老郭听信谗言,剥夺朱元璋一切兵权,并要召朱女婿的文胆李善长为自己做事。老李厚道人,“涕泣不行。”


在这种危险情势下,朱元璋发挥其天性中的“大奸似忠”品质,对老丈人“事之愈恭”。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妻子马氏从家中拿出大把金银珠宝往自己干妈那里送。枕边风最硬,郭子兴老婆天天在老公面前说干女儿、干女婿的好话,终究使得朱元璋免于被杀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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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之(5)

至正十四年(1354年)冬,元朝丞相脱脱率大军进攻高邮的张士诚,分兵围六合。六合守将心慌,遣人来求郭子兴出手相援。


张士诚本人不是“红军”系出身,郭子兴与六合守将大有旧怨,根本不愿发兵。朱元璋劝说:“唇亡齿寒,六合一破,滁州不能独完,奈何因小 而忘大事!”郭子兴醒过味,连连称是,询问诸将谁愿领兵救六合。当时,元军号称百万,众人皆畏,无一人愿往。


朱元璋自告奋勇,提数千人东去,坚守瓦梁垒。元军势大,不久攻下六合,直逼滁州,朱元璋赶忙回防。其间,朱元璋用计,命部将耿再成佯败,引元兵来攻。元兵追击,朱元璋忽然反击,反戈一击,埋伏的兵马四起,滁州兵又冲出,大败了元军一仗。得胜后,朱元璋忙派人把缴获的马匹悉数还与元军,送酒送牛慰劳,表示说滁州城内皆是大元良民,目的是完城自保,对官军没有恶意。


元军有了面子,又攻不下滁州,就上报说“招安”了滁州,径直参与高邮围城战,放了郭子兴、朱元璋一马。


可笑的是,高邮城内张士诚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时,元廷内哄,顺帝一张诏书解除丞相脱脱兵权,散罢其兵。一时间,高邮围解。


朱元璋方面,又得到虹县壮士胡大海入伙,此人长身铁面,智力过人,立即被任命为先锋将。归附人马日多,滁州乏粮,朱元璋就建议郭子兴南攻和州。郭子兴同意。于是,朱元璋派胡大海领兵,一鼓而下和州。郭子兴大喜,命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至此,十夫长变成了“总兵官”,朱元璋终于有了发家的大本钱在手。为了经营“根据地”,朱元璋整肃军纪,严禁掠人妻女,于是附近百姓大悦,都把他的军队当成人民的队伍。


刚刚消停了几十天,濠州“五师”之一的孙德崖率部下涌至和州就食。朱元璋见老上司来,不敢不让他进城,连忙热情招待。身在滁州的郭子兴闻讯大怒,率众兵前往和州,想与老对头孙德崖火拼。老孙听说老郭气汹汹而来,心里也惊,忙指挥人马往外撤。

朱元璋觉得过意不去,亲自送部队出城,并让老孙率军殿后,镇抚已军,免得与老郭的入城先头部队发生冲突。不料想,郭子兴怒气冲冲来得快,正赶上孙德岸往城外走。仇人见面,分红眼红,两只友军登时交手,杀得你死我活,孙德崖被郭子兴活捉。


朱元璋闻变,策马欲逃,被孙德崖手下军将一棍子打落下马,捆个结实,拥之而行。半路,众人遇见孙德崖弟弟,一起商量,准备杀掉朱元璋泄愤。彼时,日后的朱皇帝命悬一线,只要有哪位急红眼的孙德崖兵上前给他一刀,日后所有的中国历史会全然改观。关键时刻,孙部中有一位张姓将领全力上前阻止杀人,认为现在还不知道孙德崖死活,如果杀掉朱元璋,主帅也必死无疑。


和州城内,郭子兴正高兴逮住孙德崖,准备千刀万剐了这个“老战友”以泄愤。忽听女婿朱元璋被对方生擒,老郭快乐顿成郁闷,顿感如失左右手,立即派徐达为“人质”换回朱元璋。又是那位张姓将领力争,孙部兵将释放了朱元璋。无奈之下,郭子兴只能放掉了孙德崖,不久汤和也从孙部得归。
此次遭遇,险过剃头,如无那位张姓将领,老朱早就被砍掉人头。可叹的是,这位张姓将领并未留下名字,日后再无出现于史书之中,一是可能在混战中死亡,二是可能隐姓埋名。否则,老朱就会和他儿子朱棣一样,也有一个“恩张”了。(事见朱棣传)


值得一表的是,作为堂堂一方统领,郭子兴因放走孙德崖一事郁闷至极,终日咬牙切齿,自己和自己叫劲。三个月后,老哥们酒后越想越气,一下子脑溢血,喀崩一下,死了。


当时,“红军”中势力最大的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皇帝,号“小明王”,改元“龙凤”。自然,刘福通以“大龙头”自居,行檄天下,也派使者到和州招抚,任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师(郭子兴有三子,长子战死;次子郭天叙,三子郭天爵),以张天佑和朱元璋为副元帅。张天佑是郭子兴小舅子。《明史》和《实录》等书上讲,太祖(朱元璋)慨然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即拒绝接受刘福通的“任命”,“然念(韩)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这种讲话完全是日后朱元璋“阔”了翻脸不认人。当时接到这种任命,几个人乐得屁颠屁颠。与方国珍、张士诚不同,那些人有与同元朝讲条件受招安的“本钱”,而朱元璋等人当时的身份是“群贼”,翻来翻去想找一只粗腿来抱。他们巴结不上大元,好歹先靠上一个韩林儿这样的“皇帝”,混个名号,心里上也好受些,四处攻掠更有借口和凭恃。


郭子兴这两个儿子,从前在滁州时见干妹夫声名日盛,当时就想以毒酒害死朱元璋。老朱当时不说穿,按期与二人一起赴宴,中途忽然勒马跃起,往复再三,仰头向天空喃喃自语,煞有介事似在与“神人”谈话。而后,朱元璋变脸大骂:“我怎么对不起你们两个人,空中神人告诉我,你俩要用毒酒杀我!”这两人智商低,不察是消息泄漏,真以为有神灵佑护干妹夫,骇汗浃背,自此再不敢对朱元璋盟生害意。后来,郭天叙与另一个副元师张天佑均死于陈野先之叛。郭天爵被韩林儿任为中书右丞。朱元璋得势后,找个借口把这位干小舅子杀掉,由此,他干老丈人郭子兴就成了绝户。不过,郭子兴有一妾生女,后被朱元璋享用,封为“惠妃”,还生下蜀王、谷王、代王三个儿子。这样讲的话,老郭也有幸使血脉得延。洪武三年,朱皇帝追封老上司郭子兴为“滁阳王”,终于了却老郭当王爷的耿耿“宿愿”。


势之在起,人人从龙。虹县人邓愈、怀远人常遇春两位神勇之将即来投附。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很有政治权谋和驭人手腕。他知道常遇春乃武装头目刘聚手下,便说:“汝因部队无粮来归,然汝故主在,吾安得夺之。”


常遇春顿首泣诉:“刘聚剽掠盗贼,胸无大志。如能效力于您,虽死犹生!”


当时,朱元璋正要渡江发展,便激言道:“能相从渡江乎?取太平之后,归我未晚也。”


本来,朱元璋坐屯和州,一直想渡江开辟新领地,却找不到渡船。之所以忙着渡江,重要原因之一是军粮问题。虽只一江之隔,对面的太平路周围皆是产米区,鱼米之乡,如果部队得进,吃穿不愁,那日后的发展肯定就是硬道理了。恰在此时,廖永安、俞廷玉一伙人,率领一帮人马船只泊于巢湖结水寨自保,遣使向朱元璋表示投附之意。朱元帅大喜,“此天意也,机不可失”,亲自率兵至巢湖与廖永安等人会合。接着,他登舟前行,在黄墩大败元军水师蛮子海牙军队,打通了通向长江的水路。


1355年夏七月,朱元璋集结大军,直攻采石。常遇春身先士卒,在牛渚矶大显神威,单人持戈跃上岸边,所向披靡,攻克采石。大军乘胜,径冲太平(今安徽当涂)。元朝太平路平章完者不花等人弃城遁逃。


在太平,朱元璋定下取金陵方略,又得儒士陶安、汪广洋等人,开帅府,立规模,移文仍用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红色”,俨然一支超正规的红巾军。但是,太平一点不太平,城四周元朝军队密布,元将蛮子海牙等人以巨舰拦截采石,中闭姑孰口。元朝地方民兵武装头领陈野先进攻最积极,与其将康茂才水陆分道,充当元军先锋,直杀太平城下。岂料,朱元璋早有准备,命徐达、邓愈出奇兵突出其后,在襄阳桥设下伏兵,一举生俘了陈野先。


朱元璋释之不杀,陈野先表示降附,但他心中仍然想帮元朝灭红巾。于是,他写信给蛮子海牙等部以及屯于集庆路附近的元军“招降”,表面上是招降之辞,实则阴地激之,想激发这些人的血气和斗志反攻。不料,各路元军心怀贰志,见到这位陈猛将都投降了,略无斗志,一时间真有许多人前往太平向朱元璋投降。


自悔失计之余,陈野先阴嘱其老部下,待红巾军攻集庆时不要卖命,并声称自己有机得脱的话,一定复归元军。朱元璋闻之,也不强留,纵之使还。溧阳、句容、芜湖等地,皆在朱元璋掌握之中。


陈野先被朱元璋释放后,纠集旧部,在秦淮河附近集结,暗中与元军集庆主将福寿联络。此时,郭子兴儿子郭天叙与舅舅张天佑两人均领兵,先于朱元璋之前对集庆展开进攻。攻了几日,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陈野先部根本不卖力,郭天叙和张天佑手下又无猛将,双方在集庆呈胶着状态。


陈野先以商议军事为名,请都元师郭天叙和副元师张天佑来自己营中饮酒。二人不知是计,欣然前往。刚一落座,大刀横飞,两位主师前后脚进地府报到。


陈野先与元将福寿立刻对红巾军败军猛打,边杀边追,一直追击到溧阳。岂料想,溧阳的元朝地方武装只知道陈野先投降的事情,认定他是“贼”,听说有人打着他的旗号来,立刻准备上好的埋伏圈,正好把陈野先侯个正着。见到迎前的一伙人皆元军装束,陈野先还没在意,刚要张口打招呼,对方箭飞枪掷,老陈自己被弄成血蜂窝,死于马下。


即使有了陈野先的“前鉴”,朱元璋仍旧礼待元朝官员。太平陷落后,元朝贵族哈纳出(木华黎后人)被俘,天天郁郁不乐。朱元璋对他说:“人臣各为其主,何况你又有父母妻子,还是放你回去吧。”这些小伎俩,日后证明效果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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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之(6)

1356年春,大将常遇春又出奇兵,在水上大败元朝蛮子海牙的水军,自此,元军“扼江之势遂衰”。四月,朱元璋率领诸将,水陆并进,向集庆发动猛攻。朱元璋部下勇猛,又无陈野先这样的人诈降与城内里应外合,一下子就把驻守城外的元军陈兆先部打得大败投降,得数万降卒为已用。为了表示自己宽宏大度,朱元璋故意从这数万降兵中挑出五百精壮之士为自己的护卫,并在夜间解甲而寝,安睡达旦,以示不疑。此计管用,新降兵士疑惧顿消,铁定心要为朱元璋卖命。


几天休整后,红巾军尽力攻城,冯国用将五百兵为先锋,在蒋山大败元军,直抵城下,诸军拨栅竞进。元将福寿督兵力战,终于不敌,兵败身死,集庆最后落入朱元璋之手。


元将康茂才率部投降,蛮子海牙逃归张士诚。


有了集庆(今南京)这块风水宝地,朱元璋终于为帝业奠定了最稳固的地基,不仅获形胜之地,又凭添兵民五十万。于是,他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并设天兴、建康翼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上报韩林儿“party中央”后,“朝廷”升任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国防部副部长),不久索性让老朱做了“江南行中书省平章”,诸将不少人也获封为“元帅”。



此时,元朝大军正和刘福通诸部周旋,所以朱元璋暂时还很安全。当然,应天府周围,东有元将定定,西有徐寿辉,南有元将八思尔不花,北有元朝地方武装“青衣军”,而且东南还有张士诚势力,皆虎视眈眈,想不居安思危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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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之(7)


平定江南首攻坚:击灭陈友谅


讲陈友谅,必定先要提一下“天完”政权。这一只湖北红巾,事主儿是“彭和尚”彭莹玉,主要执行人是邹普胜,至于被推为“领袖”的徐寿辉,本来布贩子一名,彭和尚见他相貌不俗,便推举他为王,老徐实则绣花枕头一个。


继刘福通起事后,至正十一年十月,彭和尚与麻城人邹普胜拥徐寿辉起事,攻陷蕲水和黄州路,彭与邹二人马上以蕲水为都城拥老徐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天完者,大元上各加一横一宝盖,“压”大元为主也。文字游戏,智短谋浅,“天完”,天要它完,能不完吗。


也甭说,天完政权初开张时,攻伐四克,不仅打败元朝威顺王宽彻不花大军,连陷饶州、信州以及湖广、江西诸郡县,未几又破昱岭关,攻克杭州。赵普胜一军也能打,连克太平诸路,声势大震。可惜的是,天完政权中,没有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知识分子教他们长谋远略,得城多多,遂得遂失。闹腾一年多,所存广大地区一个一个丢掉,最后连“国都”蕲水也被元军攻下,“皇帝”徐寿辉只能跑到黄梅躲着。


彭和尚见势不妙,携带大笔珠宝不知所踪,日后此人再无露面,估计蓄发当起了富家翁。


节节败退之时,“天完”政权幸好有倪文俊能干,率军连接攻克沔阳、襄阳、中兴(江陵)、武昌、汉阳、蕲水等地,最终把徐“皇帝”迎驾到汉阳。


不久,天完政权内哄,陈友谅杀掉倪文俊,并统其军。

陈友谅,沔阳打渔人出身。本姓谢,其祖父入赘陈氏,因从其姓。老陈小时候也读过几天书,略通文义。青年时代有算卦人说他家墓地风水好,当出贵人,这使得陈友谅窃喜之余,一直怀有造反异志。徐寿辉起兵时,陈友谅正当小县吏公务员,即刻投笔从戎,加入造反队伍。他首先在倪文俊手下当小文书,不久自将兵出外发展,很快成为天完政权的一方军将。


倪文俊与徐寿辉相处了一阵,“君臣”不合,老倪想杀“皇帝”老徐,不成,只得跑往黄州自己老部下陈友谅处。谁料,陈友谅正愁自己手下人马不多,见老倪自己送上门,欢天喜地迎接。没过几天,陈友谅就在酒宴上杀掉老上司,并其兵马,自称宣慰使,不久有自称称平章政事。


陈友谅部与朱元璋部最早的“接触”,是元顺帝至正十七年底(1357年)的事情。常遇春、廖永安等人率军自铜陵进攻池州,杀天完将洪元帅。陈友谅兼并倪文俊部队后,一路进击,连下江西隆兴、瑞州,并遣部下猛将赵普胜率军猛攻池州。赵普胜原是巢湖水贼,曾归附过朱元璋,后来叛去归徐寿辉。此人外号“双刀赵”,骁勇能战,一直以安庆为大本营。攻克池州后,他又进袭太平。朱元璋恼怒,急遣徐达等人突袭赵普胜的栅江大营,并夺回池州。


朱元璋深忌赵普胜勇武,派人携重金入陈友谅处行离间计,使其亲信陈说赵普胜有自立之心。赵普胜自己当然不知道这些情况,每次接待陈友谅来使,皆扬扬自得大夸自己的功劳,很有“舍吾其谁”的架式。陈友谅正疑他,听使人如此说,终定杀心。于是,他以会师为名,从江州领大军忽至安庆。赵普胜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派人驾船,亲自带了烧羊美酒去迎接老陈。两舟交会,陈友谅一脸笑容现于船头,赵普胜连忙跨身上前见礼。老赵刚一低头,精光一闪,脑袋就掉在自己双脚之间,刹那间,他还挺诧异:这一揖做过头了不成?


杀了如此勇将,诚为陈友谅一大败着。他兼并赵部后,即刻挑选精兵奔袭池州,被朱元璋手下徐达杀得大败而去。


徐寿辉“皇帝”听说臣子陈友谅在外边干得不错,又攻占了龙兴(南昌),觉得这地名不错,表示自己要“迁都”龙兴。陈友谅当然不想身边多出一个“皇帝”来,表示不可。徐皇帝也是死催,大草包带着几万人就从汉阳出发,直奔江州而来。江州乃陈友谅大本营,见徐皇帝自来寻死,老陈也不敢怠慢,伏兵郭外,把徐寿辉及其“禁卫军”迎入城中,即刻关闭大门,把数千人杀个精光,软禁了徐寿辉。


陈友谅自称汉王,置王府官爵。

1360年夏,陈友谅挟持徐寿辉,率水军直犯太平。朱元璋手下猛将花云守太平,人数只有数千,顽强抵抗。三天后,陈友谅乘涨水之际,巨舰直泊于太平城西南角,大船船尾高与城平,士卒蜂涌而登,太平城被攻陷。猛将花云被擒,不屈痛骂:“贼奴!汝辈现缚我,吾主必为我报仇,斩汝等万段!”他又奋力跃起挣开绳索,夺刀杀五、六人。


陈友谅大怒,派人把花云绑在大船桅杆上,命兵士万箭齐射,把花云射成个刺猬。

攻得太平城,陈友谅更觉“徐皇帝”再无用处,派壮士用铁锺击碎其头,胡乱抛尸完事。“天完”政权,这下真的彻底完了。

然后,陈友谅在采石矶一带的五通庙举行登基仪式,自称皇帝,国号“汉”,改元大义。


这位陈皇帝称帝太心急,“群臣”立于江边,草率行礼。突遇大雨,殊列仪节,狼狈不堪。最早拥立徐寿辉当“皇帝”的邹普胜,如今反成为陈友谅的“太师”。陈友谅以张必先为“丞相”,以张定边为“太尉”。然后,他率军还江州。

到了老窝后,他马上遣使送信给张士诚,约定共灭朱元璋。张士诚只想自固,没有应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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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之(8)


在江州修整了数日,陈友谅引大军东下,直扑建康。


金陵城中,人心大骇,朱元璋手下人不少心意摇动,有欲降的,有欲逃的,有欲据钟山死守的,人心惶惶。


朱元璋问计于刘基。刘基心沉气稳,说:“天道后举者胜。我军以逸待劳,何患不克!明公您宜开府库,固士心,倾至诚,伏兵伺陈击敌。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一举。”


朱元璋遂意决。

当是时也,朱元璋文臣武将中多有出迎自保之心,估计连朱元璋本人也多夜睡不着觉,细想过是否当个“汉臣”。正是刘基一席话,终使朱元璋心稳神固。刘基于1360年春与宋濂、章溢、叶琛三人一起往建康投附朱元璋,此人精通天文、兵法、性理诸书,通才人物,很是有真本事。更引人注意的是,他乃元朝进士出身(元朝汉人中举者,百年间仅两千人左右,极其稀罕)。
这时,有人提议朱元璋先收夏太平以牵制敌方,有人建议朱元璋自己亲自指挥出建康御敌,均为朱元璋所拒。这位爷没读过什么兵书,属于那种天生有感觉的军事家,他说:“太平城濠堑深固,如果当时陈友谅没有巨舰,不能水上进攻,太平根本不会陷落。倘使我们现在去围城,不可能短时间拿下。而且,贼军水军十倍于我军,屯兵于坚城之下,进不能取,退不及援,肯定吃亏。如果我自己出城逆敌,敌军以偏师牵制我,牵着我们主力四处兜圈,陈友谅会以舟师顺流而下直奔建康,半日即可抵城下。到时,即使我们的步兵骑兵能够即时回援,也是百里趋战,精疲力竭,乃兵法大忌呵。”


朱元璋先派出胡大海直捣广信(今江西上饶)以制其后,然后招指挥康茂才议事。老康乃是先前降而复叛的陈野先属下将领,闻召立至。朱元璋开门见山:

“听说你一直和陈友谅关系不错,今其入寇,我很想让他来快些。你假装充当他的内应,派人捎信给他约他速来,最好让他兵分三道来击,以弱其势。”


康茂才惟惟,仍旧有些摸不着头脑。“我家中有个门子,从前一直在陈友谅家中做事,让他送信,对方必无疑心……不过,我们如今多数人都害怕汉军到来,为何要引诱对方来找我们打?”


朱元璋一笑:“情况再发展下去,陈友谅必和张士诚联手,二寇谋合,何以对付!今先破陈贼,则张士诚闻之胆落!”


老康恍然,依计行事。


康茂才的门子化装进入陈友谅军,老陈得书大喜,问:“康公今何在?”

门子答:“正提军守护江东桥。”

问“桥是何质地?”

答:“木桥”。

陈友谅喜形于色,“你回去告诉康公,我很快就去那里,到达后则高呼‘老康’,让他闻呼而出。”


门子回来后,康茂才马上报知朱元璋。老朱大喜:“贼人入套了!”忙命李善长派人把江东桥木板拆掉,改成铁石桥,一夜之间,桥成。同时,听说陈友谅一军打探过新河口方面的道路,老朱派大将赵德胜在新河两岸筑虎口新城。


于是,朱元璋动员所有人马,命常遇春、冯胜等人率精军三万埋伏于石灰山侧,徐达等陈兵于建康南门外,杨璟驻兵大胜港,张德胜等人率水军出龙江关外,老朱本人亲统大军在卢龙山待敌。


他命令持旗信号兵分持红黄旗埋伏于卢龙山左右,“寇至,则举红旗;黄旗举,则伏兵皆发。”


陈友谅自恃有康茂才做内应,人马船只又多,果然引水军浩浩荡荡杀下,直进大胜港。


港湾窄狭,又有朱元璋大将杨璟严阵以待,每拔只能有三船并进,急得陈友谅跳脚,也不想分兵了,他马上从大胜港掉头,出长江之上,径直扬帆趋江东桥。


结果,船队大集出发,巨船大舟,本想一下子撞毁木桥直行,近前却发现桥身是大石砌成,绕以铁环,灌以铁汁。


陈友谅大惊,忙急呼“老康”,希望“内线”康茂才出来接应。喊了半天,根本没人应声,陈友谅忽悟自己中计。


迂回半日,费了牛鼻子的劲,陈友谅只能下令舰队再次掉头,直趋龙江。汉军势锐。他们绕了半天道,却都是呆在在船上,体力并未消耗。靠岸后,一万多精兵飞身下船,在滩头立栅,准备结阵进攻。


身在卢龙山的朱元璋看得仔细,下令击鼓举旗。红旗扬起,诸军争相趋前拔栅,与陈友谅汉军厮杀在一起,你死我活。正相持间,又一轮鼓声响起,山前黄旗又起,常遇春伏兵忽现,徐达率部杀至,张德胜的水师也一时云集。
内外合击之下,陈友谅登岸的兵士根本招架不住,争相往岸边的船上跑。恰值退潮,无数巨舰搁浅,汉兵被杀掉、溺毙无数,仅被俘虏的就有近万人,又有巨舰百余艘、战船数百皆为朱元璋所得。


坐在指挥大舟上的陈友谅见势不妙,忙乘小船逃走。朱元璋没有鸣金,下令诸将急追。追至采石,陈友谅纠结溃亡之众,复与朱元璋军大战,复被廖永忠、华云龙等人打得大败。


朱元璋军队乘胜之下,吓得陈友谅太平守军也无斗志,慌忙遁去。朱元璋收复了太平城。


汲取上次太平城西南临姑溪水道的经验教训,常遇春派人改筑城墙,往后移二十余步重筑,以免敌方巨舰可以直泊城头。

胡大海方面进展也不错,攻取信州。


有了这次大胜,朱元璋声名赫赫,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老朱并未见好就收,很快占据了长江上流要地安庆。安庆本来是陈友谅手下勇将赵普胜坚守,由于此人被老陈诱杀,将领皆有怨心,赵普胜手下将张志雄向朱元璋投降,尽告安庆城守详情,带着朱元璋军队一举攻克安庆。但不久,陈友谅手下大将张定边率军突袭,又把安庆夺回。


1361年,朱元璋觉得火侯差不多,决定亲征陈友谅。他亲乘巨舰,自率水师进攻安庆。安庆城坚,数攻不下。刘基进言,要朱元璋舍安庆不取,直接进攻陈友谅的老窝江州。朱元璋从之,立刻率兵西上。


经小孤山时,陈友谅大将傅友德、丁普郎主动率部投降。朱元璋早闻傅友德的勇名,大喜过望,立刻把他擢为大将,派他去江西招谕诸郡归附。由于朱元璋行动迅速,陈友谅根本不知道对方径来江州施行攻击。


忽然之间,陈友谅发现朱元璋大型水师舰队在江州城外江面上密麻麻一大片,真如神兵天降。老陈仓猝间不能成军,只得携妻子率亲随逃奔武昌。苦心经营几年的老根据地,一朝为朱元璋所据。


大军乘胜,又攻克蕲州、黄州、兴国、黄梅、广济等地。不仅如此,形势逼人之下,为陈友谅守南昌的胡廷瑞见风使舵,派人向朱元璋约降。不废吹灰之力,南昌又入版图。虽然后来小有反复,南昌仍为朱元璋牢牢掌握。


此时此刻,陈友谅与朱元璋掉了位置。朱元璋一方咄咄逼人,陈友谅频频招架,疆域日蹙。愤恨之下,陈友谅大整水军,命人制作上千艘巨舰,皆高数丈,丹漆涂饰,上下三屋,每层可以驰马,又置马栅于其间。楼船下方,“设板房为蔽,置舻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可称是古代版航空母舰。更惊人的是,陈友谅巨船皆以铁皮包裹,极其坚实。他纠结六十万兵(不一定有这么多,但怎么也有四十万),尽载其家属官员,空国而来,直冲南昌,准备先拿下这一重城。


可见,陈友谅毕竟一鲁莽汉,净爱干孤注一掷的事情。


鄱阳湖大战,即将开始。


陈友谅轻躁,大军甫出,却径自去南昌,想攻陷此城。当时的南昌守将,乃朱元璋亲侄朱文侄和心腹大将邓愈。朱文正派出各将校分守南昌各门后,自提两千精兵,往来指挥、策应。


陈友谅相中了看似容易进攻的抚州门,亲自指挥兵士进攻,并立于船上督战。守抚州门的正是猛将邓愈。汉兵准备很充分,各人手举箕状竹盾牌,矢石不能伤,加上威办巨大的撞墙机,一下子撞毁城墙二十余丈,汉兵呐喊涌上。关键时刻,邓愈守军一排人从墙后忽然站起,个个手持火铳,枪声响处,冲在前排的汉兵全被打倒。如果是箭驽,威力即使比火铳大,也吓不住汉兵。眼见敌人手持喷火冒烟的怪家伙,声音震耳欲聋,汉兵很少有人见过这东西,登时胆落,屁滚尿流而去。其实,火器早在南宋对完颜这水军作战时就第一次使用。宋元更迭之际,忽必烈把这些东西发扬光大。火铳之物,发明制作于元朝中后期,战争中使用得并不多。江南多巧匠,朱元璋属下大将邓愈脑子活,先人一步,把这些“玩物”用在战争之中,效果惊人。倘无此物,南昌城当时就会陷落。



一顿狂轰后,陈友谅督战队斩杀汉兵数人,剩下的活人咬咬牙,又重新冲向城边。守城兵士在城门处和城墙倒塌处一直争竖木栅,汉兵争先恐后攻击,朱文正督诸将死战,且战且筑,连夜把被撞毁的城墙又重新修整完毕。


酷战之中,南昌城内李继先、牛海龙等数名将领皆战死。


见抚州门难以遽破,陈友谅又督军转攻新城门。守城猛将薛显更出人意料,率领锐卒忽然先发制人,守城部队大开城门,首先向汉军发动进攻。陈友谅猝不及防,手下平章刘震昭被斩杀,死伤数千人,乃退。


情急之下,陈友谅增修攻具,想破栅后从南昌水关攻入城内。他下达死命令,退后者皆斩,于是汉兵冒死撞冲。


朱文正派兵士手持长槊,隔栅刺杀汉兵。汉兵此次有准备,几个人抱住长槊尖头,死命往回拉,夺槊后,汉兵又发动新一轮猛攻,使得近战中南昌守兵被杀不少。幸亏朱文正的临时兵工厂就设在栅后,他命令士兵把长槊槊尖放入锻铁的火岸中烧红,再伸出栅外刺敌。汉兵夺槊,一时间皮焦肉烂,哀嚎遍地,终不得进。陈友谅用尽攻击之术,但城中备御万方,汉军被杀伤严重。


见南昌攻不下,陈友谅分兵陷吉安、临江,把俘虏的几个守将徇于南昌城下,朱文正等人丝毫不为所动。陈友谅恼急,又挥兵猛攻官步、士步二门,朱元璋手下勇将赵德胜中伏弩身亡。


南昌被围攻,内外隔绝,音信不通,朱文正在派遣千户张子明赴建康告急的同时,又派出一名外号“舍命王”的士兵出城诈降,诉称稍缓几日,城内主帅要降。陈友谅无谋,信以为真,马上缓其攻势。到了约定“投降”日,南昌城上旗帜一新,杀声动天。陈友谅恨极,命人把诈降的“舍命王”捆在城前碎剐,本来这位爷出来就没想活着回去,不然就不叫“舍命王”了。


当时的朱元璋,正亲自率兵去解救安丰被张士诚攻击的小明王和刘福通。张士诚并非有意和陈友谅相互响应牵诱朱元璋,纯粹的临时性军事行动而已。激战中,刘福通战死,朱元璋赶到,打败了张士诚大将吕珍,“救”了小明王。至此,“皇帝”韩林儿变成老朱手中之物。


张子明报告陈友谅猛攻南昌,朱元璋真吓了一大跳,问:“陈友谅兵势如何?”


张子明答:“陈友谅兵势很盛,但攻城中战死不少。现今江水转涸,很快就不利于巨舟泊行。其师出已久,兵粮马上也会成问题。如果有援兵至,里外夹攻,必可破敌!”


朱元璋沉吟片刻,对张子明说:“你回去告诉文正,让他再坚守一个月,我将亲自率兵前往破敌!”


张子明得命而还。行至湖口,被陈友谅巡逻兵抓住。


陈友谅亲自审问,说:“如能为我诱降,不仅不杀你,高官厚爵任你选。”

张子明假装答应。

转天,汉军押张子明至南昌城下,守城将士皆凭城往下观望。

张子明站定,仰头高呼道:“主上令诸公坚守,大军马上就来!”

朱文正等人闻言,守志益坚。狂怒之下,陈友谅又在阵前剐杀张子明。


朱元璋调兵遣将,他立命正围攻庐州的徐达、常遇春还兵,共集水陆兵二十万,与自己一起共征南昌。进至湖口后,朱元璋先遣一万军屯于泾江口,又派一军屯于南湖嘴,准备一战全歼这个宿敌。


至此,陈友谅整整包围南昌85天,虽杀掉朱元璋14员大将,仍未能克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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