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民族界限与知识分子境遇

如果仅看《元史》，会觉得忽必烈得天下完全是依靠儒臣辅佐，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鹰犬皆是北方汉人将领。忽必烈在作宗王时，儒臣谋士确实给他帮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诸如“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举措，无外乎是出于收拾人心的目的。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陡增。随着南宋在厓山的最终败亡，汉人儒生在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价值。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
    1278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委任状），把大批旧宋儒臣官员清理出去。

    元朝大一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类。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包括数十种蒙古部落的“国人”，如札剌儿、蔑儿乞、塔塔儿等部。第二等是色目人；“色目”一词原本起源于唐朝，取“各色名目”之意，我们不能望文生义以为是“眼睛有颜色的人种”。元朝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诸族、西北各族以及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包括了汉族、女真族、契丹族、高丽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无心插柳柳成荫”，“汉人”分等使契丹、女真融入了汉族，加速了“汉”族的融合，先前仇怨，慢慢消泯于身份一致的认同之中）。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后攻下的南宋辖境内的人民，他们被元朝统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称为“蛮子”（蒙语“囊加歹”）。在元朝，“南人”泛称前面的三种为“北人”。

    元朝的民族压迫，十分残酷。据《元典章》记载：“诸蒙古与汉人争斗，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打死汉人，一般就罚数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汉人打死蒙古人，根本不问原因，一律处死抵罪，并没收家产交予蒙古人处理。

    自1279年开始，在平毁所有汉地城郭后，元廷又下令汉人士兵平时在军中也进行武器管制。过了五年，元朝下令汉人禁持弓箭，连各地庙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枪也被追缴入库（估计关庙中关老爷的大刀也被木刀所替代）。不久，元朝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辖地收缴所有武器，除把质量好的刀剑归蒙古人使用及上缴兵库外，其余一律销毁。元成宗时代，在元朝两都宿卫军中充值的汉人也不得持弓箭“上岗”，最后甚至规定汉人二十家（一甲）才能使用一把菜刀。

    元朝的这种歧视和民族压迫，说穿了也是内心虚弱的表示。翻看《元史》中的《刑法制》，可以看到元廷对汉人种种武器限制的最详细记录：诸都邑小民，造弹弓及执者，杖七十七，没家财之半……诸汉人执兵器者，禁之。惟为兵者，不禁。诸汉人有藏铁尺铁骨录及铁柱杖者，禁之。诸私藏甲全副者（全套甲胄），处死。不成副者，杖七十七，徒三年；四件以上，杖七十七，徒二年；不堪使用者，杖五十七。弓箭私有十副者处死；五副以上，杖九十七，徒三年；四副以下，杖九十七，徒二年；不成副者，笞五十七。凡弓一箭三十为副（元杖罪以“七”为断，出于忽必烈的“仁慈”——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朕饶你一下）。生活于汉人的“汪洋大海”中，作为统治者，蒙古贵族不能不“忧心忡忡”。当然，蒙古人在“以少治多”方面也有诸多妙计，“军户制”即是其中一种，以汉治汉，以“汉人”治“南人”，又派蒙古和色目监视后两种人，在一定时期内成功保持了蒙元的统治。

    “鼎革以来（元灭南宋），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徐大焯《烬余录》）元朝的这些基层“干部”，个个都是恶霸，连辖下人户女孩的“初夜权”也归其所有，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少良家妇女不堪淫辱，羞愤自尽。特别令人浩叹的是，有不少美貌女子的人家为避免遭受淫污，竟出下策让女儿充当“舟妓”（供娱乐弹唱的船上卖唱女），“以舟妓不设甲主，舟妓得不辱身”。

    元初以来，欧洲人或外来西域商人到了元朝大都或上都，会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南人仕于朝者，每当参礼既毕，必交手于背，作反接之状，虽（南人）贵官亦然，以示归顺之意”（曹春林《滇南杂志》）。不知实情的外来者还以为中国南方人喜欢背后手站立以示有“风度”，其实他们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状向蒙古人表示服从。

    至于官僚体系方面，“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长”。“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各个部门“一把手”，不是蒙古人，就是色目人。在元一代，汉人为相的，只有初期的史天泽和后期的贺惟一（太平）两个人，而此种特殊，也出于忽必烈时代需要依靠汉人灭南宋和元顺帝时代内部平衡权力的“不得已”之举。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除此以外，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各道廉洁司也必选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赵翼）。至于元朝各行省的蒙古人官长，多为世袭，形同封建，“同列（汉人、南人）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实足的土皇帝架派。

    蒙古人出身于奴隶制一般的低层文明，这就从“上层建筑”方面决定了他们对儒士的态度。游牧民族纵铁骑而来，摧枯拉朽一般灭金亡宋，自然“视南方（士人）如奴隶”。所以，“九儒十丐”，是那个文明沦丧、礼崩乐坏时代最好的标签词（文革时“臭老九”一词正源于此）。

    元朝对儒士的歧视，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资料：其一是谢枋得《叠山集》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所述：“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其二，是郑思肖《心史》：“鞑法（蒙古法令）：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种说法的“七猎（户）八民（农民）”，与“七匠八娼”稍有出入；其三，元人笔记《初学集》有载：“蒙古分民为十等，所谓丐户，吴人至今贱之”，虽未提及“儒”排第几，但证明元朝的“等级”分类肯定存在。

    今人治史，好兴“翻案”来博取点击率和注意力。为此，不少人撰文讲元朝对儒士没有所讲的那么坏，他们所持论据，无外乎把忽必烈早期“优待”儒臣等摆出来说事，要不就是列举元朝中后期恢复科举等“仁政”。忽必烈利用汉朝文臣不必细讲。从科举方面看，元朝对科举制进行摧残，使得原金国占领地区长达八十年无科举，江南也有四十年左右没有开过科，直到元仁宗时才“装饰性”地恢复科举，其实也只有三年一科，到元亡仅仅开过十六科，每科七十多人，南人仅占其半。从这个数字可以见出，元朝一代，汉族士人能走上仕进之途至多五六百人而已，且终生沉沦下僚，完全是大元统治的点缀和装饰。

    读书的士人，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所以，儒士们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但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所以，“九儒十丐”，是元朝的社会现实，绝非是遗民们愤激夸大的不实之语。

    当然，还有人说，元朝文网疏阔，没有文字狱——以此来证明元朝对士人的“宽容”和“厚道”。如此，则大错特错。蒙元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至于高级官吏，唯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字里行间”之事不甚关心，不少人“目不识丁，书押文卷，但攒三指，染墨印纸上”，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的，以印章代签名，据《辍耕录》记载：“今蒙古色目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相近辅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印章，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元史》中《塔塔统阿传》记载：“乃蛮可汗，尊之（塔塔统阿）为（师）傅，掌其金印以及钱谷。”（元）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亡去，“帝（元太祖）诘之曰：‘负此何之？’且问（印是何用）？（塔塔统阿）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均用此为信验。’帝善之，命（塔塔统阿）居左右，嗣后每有制旨，辄用印章。”可见，蒙古马背大汗，当时脑子里连玉玺、私章等要领一丝全无。这些人“崛起沙漠，毡裘旧俗，尚巫信鬼”，连字都不会写，自然不会寻章摘句去大搞“文字狱”。所以，元朝文网之宽疏，是由于蒙古统治层没有“侦破”手段，并非是大元的什么“有容乃大”。至于其治下的汉族“辅佐者”，他们本身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自然不肯向蒙古人告发同胞在诗文中的牢骚和发泄。到了日后的满洲皇族，个个高度汉化，连有人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会诬为讥讽提进囚牢杀头。同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相比，元朝的文禁几乎不存在，谢枋得可以一口一个“胡虏”，郑思肖可以一口一个“犬羊”，并高题诗句：“大军四十万，谈笑却胡尘”。可笑的是，甚至元朝贵臣自己也不忌讳词语，色目人贯云石乃色目世臣出身，其诗《筚篥乐》中竟有“胡尘不受紫檀风”之句，而他此诗的墨宝真迹流传到清朝，收藏者害怕遭受当局迫害，竟把“胡尘”两个字挖去，使“文物”受损不浅。至于显摆清帝文治的《四库全书》，修书不如说是毁书，“虏”、“胡”等皆删改，“胡尘”改为“烟尘”，“腥膻”改为“狼烟”，实在不好删改的就用空格来代替，把汉文化典籍和图书弄得百孔千疮。

    元朝时代，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不仅仅亡国也是“亡天下”的时代。“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语）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些“形式”尚可容忍，最重要的是华夏文明也被逼到了“厓山”。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To be or not to be，确实成为一个人生重大的问题。是作孤臣义士，还是作朝廷鹰犬？是同流合污，还是高蹈肥遁？是大义凛然，还是谄肩媚背？

急流勇退的“郭子仪”——史天泽

与张柔、张弘范、张珪相仿佛，史天泽上有其父史秉直，下有其子史格，一家三代，也皆是蒙元耿耿忠心的“大狼狗”。
    史家同张家一样，也是河北土豪出身。他们的籍贯为永清，多年来一直从于金国统治下。史天泽的曾祖史祖伦是个盗墓贼，史臣为之涂金，说史祖伦“少好侠，因筑室发土得金，始饶于财”，盖房子挖地基，竟能掘出一窖大元宝，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但“少好侠”三个字，不经意暴露出史祖伦盗墓贼的嘴脸。到史天泽父亲史秉直这一辈，正赶上金国末年蒙古军队攻入金境杀人劫财毁城的乱世，听闻蒙古的“太师国王”木华黎统兵南伐，杀人无数，吓破胆的史秉直招集族人，裹胁当地数千居民，径自到涿州向蒙军投降。河北的汉人一直很顽强，木华黎看见这么一个汉族老混蛋如此孝顺，大喜，想提拔史秉直当官出力。史秉直年岁已老，就把自己儿子史天倪、史天安、史天泽三人推荐出来。于是，木华黎授史天倪为“万户”，又令史秉直在霸州管理附降汉人、女真人、契丹人的家属，为蒙军做“后勤”工作。

老混蛋史秉直兢兢业业，括银造甲，收敛赋税，源源不断向蒙军输送银粮。蒙古初期占据中原的念头还不大，不久，蒙军与金国暂时讲和，军队回撤，就使史秉直把他诱集的十万余户汉民迁往漠北当奴隶，一路之上，饥寒交迫，缺吃少穿，加上凶残蒙古兵士的折磨殴打，十万余户汉人能活着到达漠北的，百不存一。后来，蒙古又兴兵，攻打金国“北京”，史秉直仍旧为蒙军主持“馈饷”等后勤工作，使蒙古“军中未尝乏绝”，保障有力，服务到位，最终“光荣”退休，归老于家，安死床上。

史秉直三子，长子史天倪和次子史天安同史同传，其三子史天泽自己单独一传。

史天倪很为蒙古卖命，在木华黎手下东杀西伐，连克城池，杀人数万，把金国“九公”之一的武仙也打得不得不“投降”。为此，木华黎任命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以武仙为副（史天倪堂兄史天祥“孤胆英雄”入武仙营中劝降此人）。二人开始挺配合，把趁金乱进入河北的南宋将领彭义斌一部在思州杀得大败而去。

乱世变多。不久，武仙老哥们老部下数千人据二山寨“反正”，重新换上金军旗号。史天倪闻讯，亲自率军直捣山寨，把数千人杀得一个不剩。惭怒之下，武仙设宴“邀请”史天倪，表示说一来为昔日部下“造反”谢罪，二来为史天倪庆功。当时史秉直还活着，向儿子密言武仙有诈，劝他别去。史天倪觉得自己英明神武，不听，老史只得捎上两个孙子离开军营回老家。

结果，史天倪一去不回。刚入酒席，武仙当面就给他一刀。埋伏兵士群上，把史天倪剁成肉酱，并杀其三个幼子。其妻程氏闻乱，惊惶下也投环自杀。

史天倪的弟弟史天安听闻大哥被杀，马上与三弟史天泽会军，满怀悲愤向武仙发动攻击。武仙不敌，败走。而后，史天安在蒙国灭金过程中出力不少，并为蒙军消灭了河北梁满、苏杰等不少汉族地方武装。此人命短，壮年病死。其子史枢“以勋臣子知中山府，有治绩”，也是蒙古得力鹰犬。蒙哥汗伐蜀，史枢自荐为前锋，在剑州苦竹崖率数十精兵，缒绳入数百尺绝涧，攻取南宋一处咽喉要地。庆功大宴中，蒙哥汗命自己的皇后亲自酌酒给史枢喝，并向在座的“新附渠帅”们讲：“我国家自开创以来，未有皇后赐臣下酒者。特以（史）枢父子世笃忠贞，故宠以殊礼。有能尽瘁事国者，礼亦如之！”得到主子如此鼓励，史枢跟随其三叔史天泽败吕文德，讨李璮，伐南宋，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征伐攻杀大半辈子，史枢于至元二十四年病死，时年六十七，其二子仍为禁卫军将一类的元帝心腹。

史天泽，字润甫，乃老贼史秉直第三子。此人“身长八尺，音如洪钟，善骑射，勇力绝人”，是块冲杀的天生料子。其兄史天倪被武仙诱杀后，史家部曲多亡散。史天泽报仇心切，搜罗大笔金银驮于马上，招兵买马，又得三千蒙古援军，击败武仙手下有名的骁勇之将葛铁枪，乘势破中山，略无极，拔赵州，与二哥史天安会兵一处，并力赶跑了武仙，克复真定治所。

而后，史天泽在蒙古灭金的战斗中胜绩连连，特别是金哀宗弃汴京逃跑以后，史天泽一路率军紧追不舍，并在蒲城歼灭了金国宰相完颜白撒所率的八万兵，给金王朝以灭顶一击。蔡州之战，史天泽“血战连日”，最终逼得金哀宗在幽兰轩上吊自杀。蔡州灭金战中，史天泽与张柔等昔日金国臣民，打起仗来比蒙古人还要卖力百倍。

灭金后，史天泽又与蒙军杀向南宋。峭石滩一战，杀溺宋兵数万；寿春之战，他又率蒙古把数万宋军驱入淮水中淹死；蒙哥汗伐蜀，史天泽亲统水军，在嘉陵江三败南宋援蜀的大将吕文德，顺流纵击，夺得战舰数百艘。忽必烈继位后，史天泽扈从北进，得拜中书右丞相，从征阿里不哥，立功甚多。李璮据山东叛，史天泽亲受忽必烈诏旨，率军讨伐，最终攻克济南，活捉李璮。因怕李璮被押送大都后胡乱牵扯自己及河北的汉将，史天泽未经忽必烈批准，即刻剐杀了这位“造反”的地头王。

回大都后，怕忽必烈猜忌汉人（实际上忽必烈对汉人地方势力已经大起疑心），史天泽主动要求解除兵权，“于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此举，大得忽必烈欢心，也为史家赢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至元元年，元廷加其为光禄大夫，“右丞相如故”。至元三年，史天泽任枢密副使（太子真金持衔为正使，所以他实际上是主事的“国防部常务副部长”）。至元四年，改授中书左丞相。

至元十一年，忽必烈下诏派史天泽与丞相伯颜一起统领大军，发起对南宋的最后一击。行至郢州，史天泽患病，返至襄阳休养。忽必烈闻讯，立刻派近侍携葡萄酒相赐，并慰勉说：“卿自朕祖以来，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宋朝），异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为忧。”

于是，忽必烈派人护送史天泽回真宗老窝，派去数批御医为这条“大狼狗”治病。

史天泽回真定后很快就病死，时年七十四，“讣闻，帝震悼，遣近臣赙以白金二千五百两，赠太尉，谥忠武。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

可称的是，史天泽“年四十，始折节读书，尤熟于《资治通鉴》，立论多出人意表。”倘使司马光地下有灵，知道自己的巨著帮助这个蒙古鹰犬补上EMBA课程，变相协助了元朝灭宋，老头非气得地下翻身大叫不可。正是由于读书明史，史天泽“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其）比于郭子仪、曹彬。”这位元朝的“郭子仪”，可谓一生谨慎，善始善终。

有其父必有其子。史天泽之子史格自少年时就为蒙元效命，灭宋战役中常常不避箭矢，纵马前冲，一身战疮无数。特别是史格跟从元朝大将阿里海涯进攻广西、广东，破十八州，杀人无算。宋恭帝出降后，陈宜中、张世杰等人拥益王在福州为帝，准备复兴宋朝。当时，元朝在广东、广西等地的将领多年在外征战，常思北归，纷纷上言要求元廷放弃肇庆、德庆、封州等“蛮荒”之地，并兵合力在梧州设置戍守即可。如果这样，南宋很有可能苟延岁月，没准过几年又会出现个“中兴”奇迹。正是史格“高瞻远瞩”，上表坚称不可撤备。在他要求下，忽必烈“益增兵来援”，最终没给南宋最后的一丝喘息机会。

由此可见，史氏祖父孙三人，既是蒙古灭金的“大功臣”，又是灭宋的“大功臣”。蒙元的汉族鹰犬中，老史家无疑是最得力的一个族群。而史天泽所得的“右丞相”高职，在蒙元史上可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史天泽明哲保身最高的一招是“交兵权”，无形中解决了一直困扰忽必烈的汉族“世侯”问题。金末以来，河北等地汉族地方势力结众自保，分族群地投附蒙古。蒙古人对这些人，基本上采取“争取”的政策，招降纳叛，不仅大授美职，还模仿漠北蒙古传统制度让这些汉人土豪世袭官职。当然，每处均会派出“政委”达鲁赤花行监督之职，汉人“世侯”们也要送子弟入蒙古为人质。双方配合的真还不错，汉人势力最盛者，除张柔、史天泽两家外，还有西京的刘黑马，东平的严实，济南的张荣，大名的王珍，太原郝和尚，以及益都的李全之子李璮。这几个汉人家族各拥重兵，子弟为将，每家的统治范围都有千里、数千里之广，地位十分重要。最后，正是由于拥兵近十万占据山东数十城的李璮叛乱，才使元朝下决心收回汉族世侯手中的权力，结束了他们为时数十年的“藩镇割据”。所以，老史既首先带兵平定李璮，又使元廷兵不血刃收回世侯的权力，忽必烈不能不对他委以重任。

被遗忘的“苏武”-- 郝经

雁啼月落扬子城，东风送潮江有声。乾坤汹汹欲浮动，窗户凛凛阴寒生……起来看雨天星稀，疑有万壑霜松鸣。又如暴雷郁未发，喑呜水底号鲲鲸……虚庭徙倚夜向晨，重门击柝无人行。三年江边不见江，听此感激尤伤情。……

这首《江声行》，并非哪个幽怨的妇人所作，乃元朝汉人郝经出使南宋被拘时，在真州（今江苏仪征）的囚所感慨而发的诗作。

郝经，字伯常，泽州陵川人（今山西陵川），“家世业儒”，乃金朝大文豪元好问的弟子。金亡后，郝经一家迁于顺天府，“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后来，蒙国汉将张柔、贾辅知其名，请他到家里教子弟读书，“二家藏书万卷，（郝）经博览无不通”。这一来，真正的“教学相长”，他不仅教出了张弘范这样的“人才”，自己的儒业也有长足进步。蒙哥汗时代，忽必烈在金莲川以宗王身份开府，延请郝经当幕僚，“条上数十事，（忽必烈）大悦，遂留王府”。

后来，他跟从忽必烈攻鄂州。蒙哥汗在钓鱼城下受伤身死，忽必烈犹豫不决，正是郝经一席话，坚定了他北返争夺汗位的决心：

“国家（指蒙古）自平金（国）以来，惟务进取，不遵养时晦，老师费财，卒无成功，三十年矣。蒙哥汗立，政当安静以图宁谧，忽无故大举，进而不退，畀王东师，则不当亦进也而遽进。以为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闻凶讣，即当遣使，遍告诸帅，各以次退，修好于宋，归定大事，不当复进也而遽进。以有师期，会于江滨，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归，不当复进也而又进。既不宜渡淮，又岂宜渡江？既不宜妄进，又岂宜攻城？若以机不可失，敌不可纵，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当乘虚取鄂，分兵四出，直造临安，疾雷不及掩耳，则宋亦可图。如其不可，知难而退，不失为金兀术也。师不当进而进，江不当渡而渡，城不当攻而攻，当速退而不退，当速进而不进，役成迁延，盘桓江渚，情见势屈，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则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诸军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还不能。

“彼既上流无虞，吕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国疵（指蒙哥汗暴崩之事），斗气自倍。两淮之兵尽集白鹭，江西之兵尽集隆兴，岭广之兵尽集长沙，闽、越沿海巨舶大舰以次而至，伺隙而进。如遏截于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关口，塞汉东之石门，限郢、复之湖泺，则我将安归？无已则突入江、浙，捣其心腹。闻临安、海门已具龙舟，则已徒往；还抵金山，并命求出，岂无韩世忠之俦？且鄂与汉阳分据大别，中挟巨浸，号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则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溯流而上，则入洞庭，保荆、襄，顺流而下，则精兵健橹突过浒、黄，未易遏也，则亦徒费人命，我安所得哉！区区一城，胜之不武，不胜则大损威望，复何俟乎！

“宋人方惧大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未暇谋我。第吾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肱髀相依，在于背胁；西域诸胡窥觇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启戎心，先人举事，腹背受敌，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指忽必烈）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完颜亮）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

最后，郝经为忽必烈出主意：

“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辎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下，彼之奸谋僭志，冰释瓦解。遣一军逆蒙哥汗灵舆，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

忽必烈依计，一步一个脚印，果然以鱼化龙，由一个蒙古宗王变成了“元世祖”。郝经立马受重用，得授翰林侍读学士，佩金虎符，充“国信使”，带大批从人出使南宋，“告即位，且定和议”。

临行，郝经一腔忠心，“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

结果，郝经行至宋境，贾似道怕自己在鄂州私下与忽必烈议和纳贡之事被宋帝知晓，命李庭芝派人把郝经软禁在真州。这一囚，不是一两年，也不是三五年，而是整整十六年，其间，元廷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如果换了别人，可能早就郁闷而死，郝经大儒出身，善于处变，常常给从行者讲课授经，“从者皆通于学”。而他本人，也以节操自诩：“心苦天为碎，辞穷海欲干。起来看北斗，何日见长安。”以长安拟“大都”，郝经日夜思归元京。

据《元史》载：

（郝）经还（大都）之岁，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书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曰：“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

也就是说，郝经被拘几年后，在1274年从宋人供食的活大雁中挑出一只健壮能飞的，系蜡书于雁足，放飞大雁。“中统十五年”实为“圣元五年”，郝经被拘于宋，不知元朝改元的事，所以他依此推之为“中统十五年”，据此，可以想见这个“传奇”故事倒八分有真。遥想当年汉武帝时，汉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奉命出使匈奴，被这群野蛮人扣押于北海（今贝加尔湖）。匈奴人对苏武威逼利诱，招数使尽，但这个汉朝忠臣手持汉朝符节，誓死不屈。最后，他被匈奴人放逐到穷荒之地，靠牧羊求存。一直到汉昭帝继位，派人与匈奴和亲，并索还汉使苏武。匈奴人理亏，谎称苏武早已病死，汉使得密报，知道苏武仍在世，就谎称大汉天子在上林苑射雁，其中一只大雁足系苏武亲笔所写帛书，讲明他本人仍在北方沼泽中被困。这一招管用，笃信“怪力乱神”的匈奴人惊惶，忙派人找到苏武，把他送还汉朝。当然，苏武受囚时间比郝经还多三年，总共十九年。文史的力量真大，郝经据此演出“真人秀”，把昔日汉使所编的“故事”演绎成真。

贾似道败后，至元十二年，郝经才被宋人放归。倒霉的是，他在归途中染病，回到大都即一病不起。濒死之际，老郝仍不忘作诗效忠：

    百战归来力不任，消磨神骏老骎骎。
    垂头自惜千金骨，伏枥仍存万里心。
    岁月淹留官路杳，风尘荏苒塞垣深。
    短歌声断银壶缺，常记当年烈士吟。

    （《老马》）

他以马喻己，不服老，不输老，很想再为大元朝干上几十年。可惜，几十天过后，这位元朝“苏武”便一命归西，年仅五十三，一辈子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如此死心踏地服务蒙元的一个儒生，死后虽被谥“忠武”，仍不免遭人遗忘。

假若问起当今青年人，苏武是谁，一百个中大概有六十个知道，毕竟有羊肉饭馆名叫《苏武牧羊》嘛。如果问他们“郝经”是谁，估计一个也答不出，“郝经”为何物，着实让人惘然。

如果郝经在今天的被遗忘是“悲剧”，元朝还有一伙汉人是更大的“悲剧”。蒙古灭金后，大汗窝阔台曾派月里麻思为正使，率七十多人的使团出使南宋。行至江南，即被宋军扣留。这伙人比郝经一伙人还冤，从1241年起，一直被秘密扣押了三十六年之久。其间，正使月里麻思因病而死。其属下有位汉人名叫赵成，出发时是个毛头小伙子，与其父一起作为月里麻思随人的身份使宋。正使死，父亲死，赵成直到元军平灭南宋后才被“救出”，元军将士自己都糊涂：宋军关押的这个“蒙古使臣”是什么人，啥时啥人派他来干啥的？确实，三十六年过去，物是人非，赵成一行不仅被宋人“遗忘”，也被“祖国亲人”（不知蒙古视此汉人是否为“亲人”）遗忘。悲夫！

《窦娥冤》的背后 -- 挣开人性的枷锁

我们身之所处，是一个调侃的时代。“靠，我比窦娥还冤！”这句顽皮话，八十二岁以下、十二岁以上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曾絮叨过。文化“档次”高一点儿的人，可能还会双眼望天故作沉痛状，加上一句：“六月盛夏，咋不下雪呢？”以此表示他“冤”得可以。

窦娥，昔日关汉卿笔下那个贪婪、无耻社会的牺牲品形象，在中国人力避沉重的天性中，逐渐消解了。剩下的，只是一种充满轻松俏皮的言语皮屑。庄严、悲沉，在无知无畏的时代，皆沦为浮薄的滑稽、调笑。

我们是个喜欢矫枉过正的民族。数十年前，《窦娥冤》不仅仅“反映封建社会普通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反映被压迫妇女的反抗意识”，还“反映出在元朝蒙古奴隶主残酷压迫下亡国的中国人对现实社会的几种不同态度”，阐而发之，上纲上线的学者们还把窦娥的悲剧提高到“民族气节”的高度，大加鞭挞“封建主义”、“民族败类”、“投降恶势力”，等等。所有这些牵强附会，无外乎是“政治挂帅”时代的产物，文学分析，沦落为庸俗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教条分析。这种看似“崇高”的议评，其实与今天的口头禅“我比窦娥还冤”，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

时代，生活，人性，才是《窦娥冤》真正的精髓所在。

文学史上的“孙志刚”-- 关汉卿

读者乍看此小标题，定认为笔者玩新闻记者那一套吸引人眼球的把戏，拿肉麻当有趣——关汉卿和孙志刚怎么沾得上边，一个是元朝大戏剧家，一个是因无“暂住证”被打死的无辜青年，哪挨哪儿啊？其实，两个人确实有相似之处：在中国文学史上，别说“暂住证”，关汉卿的“户口簿”记录都十分可疑，不仅居住地不清楚，生卒年月也模糊无据。出生地方面，有说他是大都人（今北京），又有说他是河北祁州（今河北安国）伍仁村人，当然，祁州其实当时也属于“大都”范围内（元代时祁州属中书省保定路），关汉卿的出生地应该歧异不是很大（又有一说他乃解州人，即今天的山西运城）。最模糊不清的，是老关的生卒年问题。元末杨廉夫称他为“大金优谏”，另一位元末的朱经（《青楼集序》作者）也称他为“金（国）之遗民”，大多数介绍性文字皆称关汉卿青年时代（二十岁左右）经历了金朝的亡国之痛，所以认定他的卒年最迟不会超过1300年。这是因为，钟嗣成所著《录鬼簿》成书于1300年，把关汉卿列为已经“西归”的才子第一人。可以肯定的是，关汉卿在南宋亡国时的1280年左右仍很健朗，并做《杭州景》描述临安风貌：

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

此外，证明关汉卿在1297年还活在人世的“证据”是，他曾做《大德歌》十首，而“大德”是元成宗在1297年的年号，由此可以推算，关汉卿1297年仍活蹦乱跳地活在世上。在《大德歌·夏歌》中，老关还神气活现地唱道：“俏冤家，在天涯，偏那里绿杨堪系马。因坐南窗下，数对清风想念他。”

但是，细心钩沉的中外学者悉心推究，又“推翻”了关汉卿卒于1300年以前的说法——研究元史学者所凭据的最重要历史笔记之一《辍耕录》（元末天台人陶宗仪著）上讲了一个“掌故”：

诗人王和卿临死时，其老友关汉卿去生祭他，看见正在学和尚临死趺坐的王和卿鼻孔中垂下两条大混鼻涕。文人喜诌，有人就嚷嚷说王诗人坐化了，他的大鼻涕乃佛家所称的“玉筋”，只有道行高的信者坐化时才出现。关汉卿不以为然，拿这位一脚已经踏入鬼门关的王诗人大开玩笑，说他那鼻涕不是“玉筋”，而是牲口得疫病要死时流出的“嗓”涕。众人闻言皆笑，关汉卿很是“无厘头”了一把。

有据可考的是，诗人王和卿死于1320年，那时距金国灭亡已过去了八十六个年头。即时金亡时关汉卿只有十几岁，推算下来，王和卿死时他就有百岁高龄了。百岁的“无齿之徒”还能开这么生猛的玩笑，大可令人生疑。恰恰因为陶宗仪的《辍耕录》很权威，学者们便又展开遐思，并大胆论证出：关汉卿应该有两个人，一个是由金入元的关汉卿，一个是活跃在元代中前期的关汉卿。这两个人都写杂剧，都行为纵荡，都老不正经，所以后人便把二人合而为一。

笔者揣测，上述“论断”，过于拘泥于《辍耕录》的记载。其实，“两个关汉卿”之说根本站不住脚，虽然天下无巧不成“书”，却也巧不到有两个老关都以写杂剧著名。陶宗仪所载，有些是史实，有些是梨园内对前辈艺人和创造者道听途说的“轶事”。可以这样讲，到王和卿家吊丧之事就属于“轶事”。依关汉卿性格，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出，但对象不一定是王和卿。王和卿死时年近八十，其儿子又是当朝司天监这样体面的官员，那种场合下不可能出现任由老关“搞笑”的情况。极有可能的是，有一位姓名类似“王和卿”的诗人或梨园人物入殓之际，老关前往生吊，才演出了这么一出活报剧。陶宗仪不知就里，把“死人”按在了他所知道的“王和卿”身上。所以，我认为钟嗣成《录鬼簿》中记载可信，关汉卿应是死于1300年之前，确乃金亡入元的人物。

关汉卿像老关确实是艺术大家，创作力惊人，比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都不遑多让。他一生写出六十三本杂剧（比莎士比亚多出近一倍），可惜的是，后世留存的关汉卿剧本仅有十八本，除三本是误归入他名下的，其实只有十五本。所以，在这一点上，英国的莎士比亚比“东方莎士比亚”要幸运好多，人家的东西基本都保存下来，还有手稿呢。此外，莎士比亚生活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即使是写戏的“戏子”，也有吃有喝风光无限。反观我们的关汉卿，正处于中国知识分子最黑暗的年代，仕进不得，又位列“臭老九”，故而他们只能向市井瓦栏的“劳动人民”投靠，写些剧本或传奇赖以糊口。

蒙古灭金时，曾因耶律楚材建议一度恢复过科举，但很快就因蒙古人、色目人的反对而罢止。这一停就停了八十年，元仁宗延祐元年才“恢复”科举。所以，亡金亡宋的汉族士大夫们，或沦为刀笔吏当“公务员”，或卖身入蒙古、色目大户人家作账房先生，实在混不上一口饭的就只能一手提灰一手拎竹枝在闹市中画字行乞（不像“文革”时期，老九们还能进“牛棚”啥的，他们累得臭死之余总算有口续命饽饽）。

与上述几种“士人”相比，关汉卿们其实混得还算不错，称得上是汉族士人群中的“天王巨星”。如此心气，才能写出这样放荡不羁的“自诉状”：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

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

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

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魂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北宋以来，中国的都市发展迅速，手工业和各种行会组织雨后春笋般兴起。蒙古人的铁蹄虽蹂躏中原、江南数十年，但横跨欧亚的大元帝国的建立，使得海上、陆路交通四通八达，辐射南北东西，城市发展逐渐恢复了元气。大都、苏州、杭州等地商业繁华，人头涌动，昔日已经风行一时的瓦肆勾栏中的说唱、杂技、戏剧，在元朝这样一个畸型时期忽然更加发达。同时，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大批蒙古、色目、汉人等“北人”随着军队蜂拥到中国南方，或行戍，或做官，或经商，战尘落定，这些人也需要适合自己口味的娱乐。于他们而言，北曲歌吟为主并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杂剧，最符合他们的欣赏需要。由此，供需关系形成，本来应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人们因科举停罢，只能走“形而下”道路，为了谋生糊口，他们“屈尊俯就”地与昔日的“俳优”之流合作，写话本，弄杂剧，甚至自编自导自演，又是“梨园领袖”，又是“杂剧班头”，总算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如此以来，南方的知识分子逐渐知道了整天吟诗作赋会饿死，也开始模仿北方作家的杂剧等体裁进行“创作”，诸如杭州沈和甫，因戏本写得好，名气渐大，被人称诩为“蛮子汉卿”，即“南方关汉卿”。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昔日吟风弄月的士大夫在串场走穴中不仅挣得了活命饭，物质生活越过越滋润，放下身架后，他们又能在戏曲中抒发胸中块垒，自然日渐投入，并把剧场和书会逐渐发展成行会组织。元代的汉族大官赵孟很熟悉关汉卿等人的“动作”，他认为：

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或问其何故哉？则应之曰：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辈所作，娼优岂能扮乎？推其本而明其理，故以为“戾家”也。故关汉卿以为：“非是他当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过为奴隶之役，供笑殷勤，以奉我辈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虽复戏言，甚近于理。

由此，也可见出老关等人对士人辈作者的拔高。当然，与供调笑的“戏子”们相比，关汉卿等人的艺术修养自然与他们判若云泥。

关汉卿的杂剧流传至今的有以下十五种：《元曲选》中有八本，包括《望江亭中秋切脍旦》、《感天动地窦娥冤》、《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赵盼儿风月救风尘》、《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温太真玉镜台》；《孤本元明杂剧》中有两本，《山神庙裴度还带》以及《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古今杂剧》中有四本，《关张双赴西蜀梦》、《闺怨侍人拜月亭》、《关大王单刀会》、《诈妮子调风月》；《元人杂剧全集》中有一本，即《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可以这样讲，在中国古代戏曲创作方面，关汉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是戏曲巅峰的明清时代，也没有哪个戏剧家的成就能与之比肩。

关汉卿的杂剧，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为讨好市民阶级，自然是以男女风情为主要内容，代表作有《诈妮子》、《拜月亭》、《救风尘》等；第二，历史故事“新编”剧，如《单刀会》、《哭存孝》、《西蜀梦》等；第三，“现实主义”作品，《窦娥冤》、《望江亭》、《救风尘》等。由于杂剧是以“唱功”来加以表现，因此对剧作家的文学修养要求甚高，好在关汉卿这类才人皆是文章圣手，诗词大家，平日里“兴观群怨”玩得炉火纯青，自然是以诗入戏，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糅合，道白方面又从市民口语加以精心提炼，生动活泼，意味隽永，难怪让人留连忘返。

关汉卿青壮年时代，除写出一些市民“喜闻乐见”的剧本外，多着墨于历史人物剧，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西蜀梦》和《单刀会》。

《西蜀梦》是讲关羽、张飞被害后的鬼魂复仇故事，两个幽魂共去迢迢蜀地见大哥刘备，共同商议复仇大计，要“杀得那东吴（孙权）家死尸骸堰住江心水，下溜头淋流热血汁”，高呼着“杵尖上排定四颗（仇人）头，腔子内血向成都市里流”，整出戏里的对白和唱辞，激愤幽沉，杀气重重，戾暴之语随处可见。这些，皆是那个残酷时代的烙印。

金朝末年以来，“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幸免人民）多转徙南北，寒饥路隅，甚至髠钳黥灼于臧获之间者皆是也”，蒙古人在战争中所犯的残暴罪行，令人发指，不可胜数。屠戮成风之下，人民百不遗一，致使“遗民心胆破，讳说战争初。”至于中国北方的昔日大儒世家，更是沦落到后世子弟成为文盲“犬与猪”的悲惨境地。擅画梅花的元代大画家王冕有《冀州道中》一诗，真实表现了他路上所遇一个世代书香家庭而子孙已经目不识丁的状况：

    我行冀州路，默想古帝都。水土或匪昔，禹贡书亦殊。
    城郭类村坞，雨雪苦载涂。丛薄聚冻禽，狐狸啸枯株。
    寒云着我巾，寒风裂我襦。盱衡一吐气，冻凌满髭须。
    程程望烟火，道傍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醪无得酤。
    土房桑树根，仿佛似酒垆。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厨？
    野老欣笑迎，近前挽我裾。热水温我手，火炕暖我躯。
    丁宁勿洗面，洗面破皮肤。我知老意仁，缓缓驱仆夫。
    窃问老何族？云是奕世儒。自从大朝来，所习亮匪初。
    民人籍征戍，悉为弓矢徒。纵有好儿孙，无异犬与猪。
    至今成老翁，不识一字书。典故无所考，礼义何所拘？
    论及祖父时，痛入骨髓余。我闻忽太息，执手空踌蹰。
    踌蹰向苍天，何时可能苏？饮泣不忍言，拂袖西南隅。

由此可见，金宋的汉族遗民悲伤沉郁之下，内心之中仍然抑制不住勃勃复仇的怒火。一切的一切，只能以戏剧形式得以渲泄。报仇雪恨与至死不屈，皆被关汉卿移植于剧中主人公身上，浓墨重彩地塑造他心中百折不挠的大英雄。

除《西蜀梦》以外，关汉卿最成功的历史剧本还有《单刀会》。亡国亡天下之余，汉族士庶苦闷的心中，只能把精神寄托于昔日的英雄豪杰身上，以他们的刚烈勇猛投射心中映像。阶级仇，民族恨，平素口中道不得，只能借戏中人物一展雄豪。因此，关老爷单刀赴会，在关汉卿笔下千锤百炼，终于成为脍炙人口的不朽传说。不管敌营“千丈虎狼穴”，只要凭关羽“大丈夫心烈”，无视“大江东去浪千叠”，好男儿只“引着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手持单刀，长髯飘洒，潇洒无畏地直赴“鸿门宴”。至今，笔者仍然记得高中时代背诵《单刀会》中关老爷那一段悲沉慷慨的豪迈唱词：

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驻马听〕

谢谢楼主！元朝的历史值得一读。

元成宗‘守成’时代的蹉跌

公元1294年，春正月，二十二日。

再过很多年，假如，假如爱因斯坦“相对论”能从理论付诸实践，那时的人们乘“时光穿梭船”进行“历史漫游”，我想他们肯定在“回视”元朝时，会把飞船的时间设置在1294年春天的那一刻。设定地点：元朝上都。彼时，“历史游客”们躺在飞船舒适的按摩椅上，透过超广角大屏幕，可以观看神奇影像摄录机拍下的历史镜头：

紫檀殿内，香烟燎烧，三名金紫贵臣跪于病榻之前，分别是平章政事不忽木、御史大夫月鲁那颜，以及太傅伯颜。而躺在床上的，是个三百多斤的巨胖男人，他身前股后被厚实的锦被毛毡拥裹，很像一个巨大汉堡包夹着的一颗硕粗无比的香肠。

“历史游客”们见此情景，可能会笑出声来。但是，在场的三个重臣以及宫内角落屏息侍跪的太监、宫女们却愁容满面，彼时彼地，老胖皇帝那渐行渐远的微弱呼吸，几乎使在场所有人喘不过气来。

苍鹰，终于消融于蓝天之中。忽必烈，死了。

并不顺利的继位——元成宗之立

忽必烈死时，其太子真金九年前已经病死。依理，皇位应由真金的儿子来坐。真金有三子，分别是甘麻剌、答剌麻八剌以及铁穆耳。可以先排除一个答剌麻八剌，这个人在圣元二十九年已经病死。当然，蒙古人喜幼子，忽必烈嫡子中最幼者那木罕本来很有机会，但这个王子倒霉，先前他拥兵北去与北边诸宗王打仗时，被手下人捆起当成俘虏礼物“卖了”，地位自然陡落。真金太子死后，他的“进取心”又太盛，引起父皇猜忌，自然完全丧失了做皇储的机会。

元世祖后（察必）像由此，真金太子的长子甘麻剌作为嫡长孙，自然是皇位最佳的继承人——这种观点只是汉儒的观点。甘麻剌与铁穆耳皆由真金太子妃伯蓝也怯赤（又名阔阔真）所生，自小由忽必烈皇后察必抚养长大，封晋王，长期在漠北任方面主帅。忽必烈在真金太子死后，并没有特意立“皇太孙”，可他专门为甘麻剌专立设置“内史府”，似乎是倾向把这位孙子当接班人来培养。但是，真金太子妃阔阔真对长子并没多少感情，她更喜欢幼子铁穆耳。铁穆耳文才武略都不错，曾统军平灭北部诸王乞丹的叛乱。忽必烈死前一年，他“受皇太子宝，抚军于北边”。史书上这种记载，非常可疑。忽必烈生前并没有刻意讲明要立哪个孙子为帝，总体上讲更可能倾向于嫡长孙甘麻剌。所以，他似乎不大可能把“皇太子宝”这样有象征性的印玺交给铁穆耳。

元朝皇位继承如此周折，确实与蒙古人立储制度的不完善有关。蒙古“黄金家族”个个如龙似虎，每位大汗（皇帝）死，即使真有遗旨，也不完全以之为凭，还往往要经过“忽里勒台”这种奴隶制“民主”过程才能生效。由于缺乏“制度”，皇族以及关键大臣在新君推立的过程中就尤显重要。此外，忽必烈正后南必的态度，也很关键。忽必烈原来的皇后察必死后，又以南必为皇后。特别是老皇帝晚年，南必颇预政事。但这个女人似乎政治手腕并不高明，人也不是多么有心计，整本《元史》中，她的传记只有短短五十九个字：

南必皇后，弘吉剌氏，纳陈孙仙童之女也。至元二十年，纳为皇后，继守正宫。时世祖春秋高，颇预政，相臣常不得见帝，辄因后奏事焉。有子一人，名铁蔑赤。

忽必烈病危时，只有不忽木、伯颜与月鲁那颜三个人侍疾，这样一来，南必在老皇帝死后摄政的可能性就降低到零，因为她无法捏造忽必烈的临终遗旨。丞相完泽也对自己无法受顾命很不高兴，他曾对伯颜和月鲁那颜报怨：“我年纪职位均在不忽木之上，国家面临如此大事而不得预闻，真让人郁闷！”伯颜一句话把完泽噎回去：“假如丞相您识虑与不忽木相当，又何至于把我辈劳累成这个样子！”完泽向“准太后”阔阔真告状，这位姑奶奶大怒，召三人前来质问，因为她本人同婆婆南必一样，心里根本不清楚不知道要死的老公公立自己哪个儿子当皇帝。御史大夫月鲁那颜理直气壮：“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为之。臣若误国，即日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话说得有理有据，阔阔真“然其言，遂定大策”。这一大策，当然就是立铁穆耳为帝。为此，不忽木、伯颜、月鲁那颜实际上与阔阔真不谋而合。丞相完泽虽因不受顾命而气恼，但他本人是真金太子的老部下，只要真金的儿子为帝，无论立哪个，他肯定百分百支持。所以，立储之事，完全是几个大臣和准太后阔阔真导演，“太皇太后”南必反倒没什么事儿了。

说起这位阔阔真，她所以能成为真金太子妃，还有一出类似传奇戏曲的故事。忽必烈壮年时代外出打猎，途中口渴，发现路旁有一个蒙古包，便与从人下马，进去讨马奶酒喝。帐房内，只有一妙曼女子在整理驼茸。见忽必烈等人入帐，这姑娘不慌不忙，不卑不亢，表示说：“我家有马奶酒，但我父母兄弟却不在家，我一女子不能擅自把东西给你们。”忽必烈听此说深觉有理，转身欲去。姑娘又道：“我一人在家，你们自来自去，好像不太妥当，不如稍等一会儿，我父母就回来。”果然，话音甫落，姑娘父母回家，看见贵人到来，马上端上马奶酒招待忽必烈一行人。豪饮狂吃一顿，一行人离开。忽必烈在马上叹道：“如果能娶这样的女子为媳妇，该多好呀！”日后，太子真金到了结婚年龄，不少贵臣荐女，忽必烈皆摇头不允。一位老臣当日与忽必烈打猎，知道皇上意中所属，私下一番“调查”后，上报说那姑娘仍未嫁人。“世祖（忽必烈）大喜，纳为太子妃。”这位姑娘，正是阔阔真。入宫后，阔阔真深得忽必烈夫妇欢心，孝顺尽心，连察必皇后上厕所用的大便纸，阔阔真都会事先每张以面揉搓，“令柔软以进”，小事积成山，老皇帝夫妇不停称道她是“贤德媳妇”。相比之下，南朝皇帝萧衍与李后主亲自削制厕筹及以面揉便纸，他俩的“孝敬”对象是寺庙的大和尚们，难免显得“形而下”了。此外，真金太子病重时，忽必烈来太子宫探视，见床上有用金丝密织的卧褥床具。忽必烈恼怒，斥责太子说：“我一直以为你本性俭素，怎能用这种奢侈之物！”真金太子重病加惶恐，一时不能辩白。阔阔真忙跪下，大包大揽：“平时太子从不敢用如此贵重之物。现在他病重，怕湿气侵体，才用上这种东西。”为使公公消气，阔阔真命宫人立即撤换掉那床大金褥子。凡此种种，皆说明“这个女人不寻常”。

忽必烈崩逝消息发布后，蒙古诸王皆集上都，就等着开大会确立新皇帝人选了。万事俱备，“宣传”方面还有一点不到位：没有传国玉玺。于是，阔阔真又导演关键一幕：她指派御史中丞崔彧献玉玺。据崔彧自己讲，这块玉玺得自“太师国王”木华黎的一个曾孙世德的老婆处。拿到玉玺后，崔彧自己还假装不识字，遍示群臣，大伙传看，汉臣们立刻大叫：“受命于天，既寿永合，这是传国玉玺啊！”于是，崔彧立刻上交阔阔真。阔阔真又当着众大臣们的面，亲自授与铁穆耳，以示天意人望所归。史书记载中虚透这样一种消息：木华黎的曾孙之一世德是个放荡公子，死时家徒四壁，其妻卖家里东西时，正好把这块宝玺卖给了崔彧。世上哪有如此巧事，思忖一下，凡是稍有点智商的人都会想到，这不过是崔御史在阔阔真指挥下与世德老婆演的一出双簧：崔彧得官，世德老婆得钱，铁穆耳得帝位，皆大欢喜。

铁穆耳高兴了，他大哥甘麻剌甘心吗？对此，《元史》中记载矛盾：玉昔帖木儿传中，记载甘麻剌听从玉昔帖木儿劝告，表示说自己愿意对弟弟“北面事之”；但是，伯颜传中，却讲“诸王有违言，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皇太子（铁穆耳）意，辞色俱厉”，可见“诸王”中最敢最有资格表示异议的，肯定是甘麻剌莫属。上有母后，下有重臣，弟弟已经坐在宝座上，甘麻剌也只改叫“干瞪眼”了。那位手握宝剑吓唬诸王的伯颜不是别人，正是忽必烈时代灭宋的主帅伯颜。

此外，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诸王大会时，阔阔真见大儿子甘麻剌与小儿子铁穆耳争位，就当即表示：“先可汗（忽必烈）遗命，后人能熟知成吉思汗遗训者，即以大位与之。你二人可各言所知，然后由与会诸王定夺。”铁穆耳善词令，“历数其曾祖遗训，语言详晰。”甘麻剌是个结巴，自然在这种“大专辩论会”上露拙，于是与会诸王一致推戴铁穆耳为帝。这种说法，虽有“参考”价值，但可信性不高，因为阔阔真并未摄政过，她不可能在诸王大会上当“主持”。如果主持，也应该由忽必烈正后南必牵头。

“（元）成宗承天下混壹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从史臣的评价看，元成宗铁穆耳，确是一个无大过失又无大功德的守成之主。他统治期间，最大的“坏事”是对“八百媳妇”用兵，最大的“好事”是因海都死亡而导致北部诸王的乱平。二者相抵，功过相当。

“八百媳妇”-- 南方又一个陷阱

元成宗坐稳帝位后，几年无大事。大德四年底（公元1301年），身在云南的行省左丞刘深好利生事，上奏道：“世祖以神武混壹海内，功盖万世。皇帝继位以来，未有武功以彰显神武天资，西南夷有八百媳妇国未奉大元正朔，请允许为臣我为陛下征之。”

铁穆耳（元成宗）像虽然御史中丞董士选等人认为刘深出兵是“以有用之民而取无用之地”，可丞相完泽支持这一建议，元成宗本也想“开边”弄出件大功青史留名，因而“用兵意甚坚”，谁劝也没有用。于是，大德五年正月，元廷发钞近十万锭，作为军费支持用兵。

这“八百媳妇”国，位于今天的泰国清迈与缅甸掸邦一带地区，其土王有妻八百多，各统一寨，所以号称“八百媳妇”。听上去挺美的，八百个妃子比元帝还多，实际上是深山老林蛮荒之地上小土皇上的自娱自乐，想必那些“媳妇”们个个手脚粗大，绝非貌美如花。

刘深率大兵自云南出发，“取道顺元，远冒烟瘴，未战，士卒死者已十七八。”顺元即今天的贵州贵阳，元军数万，连“八百媳妇”黑牙都没见着一个，已经因疾疫和行军危路摔死等原因死掉百分之七八十。同时，刘深又驱民夫负粮食辎重辗转于西南热带丛林，“死者亦数十万人”，一时间中外骚然。不仅如此，刘深又威令水西（今黔西）土司之妻蛇节出马三千、银三千助军。蛇节惜钱，就与云南当地另外一个土司宋隆济联手，起兵反抗元朝。

这几拔土蛮联合一起后，熟门熟路，攻克元军据点杨黄寨，接着猛攻贵州，杀掉了元朝贵州知州，并把刘深所率元军包围于深山穷谷之间。幸亏元朝的宗王阔阔相救，刘深才没有被土人杀掉喂蚂蚁。

大乱之前，元军在大德四年征缅甸的远征军回军途中，被金齿部（今镇西）土著遮杀，战死数千人。“金齿地连八百媳妇（国），诸蛮相效，不输税赋，贼杀官吏”，西南一片动荡。

志大才疏的刘深率数千残兵往后撤退，被宋隆济所率的土蛮军一路邀击，毒箭陷井一起上，“（元军）士卒伤殆尽。”消息传至大都，南台御史中丞陈天祥上书，痛陈对“八百媳妇”的用兵之失：

八百媳妇（国）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为利，不取不足以为害。而刘深欺上罔下，率兵伐之，经过八番，纵横自恣，中途变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食尽计穷，仓皇退去，丧师十八九，弃地千余里。朝廷再发四省之兵，使刘二巴图总督以图收复，湖南、湖北大发运粮丁夫，众至二十余万。正当农时，驱此愁苦之人，往回数千里中，何事不有！比闻从征败卒言，西南诸夷皆重山复岭，陡涧深林，其窄隘处仅容一人一骑，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贼若乘险邀击，我军虽众，亦难施为。或诸蛮远遁，阻隘以老我师，进不得前，旁无所掠，将不战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国、占城、交、缅诸夷以来，近三十年，未尝有尺土一民之益，计其所费，可胜言哉！去岁西征，及今此举，何以异之！请早正深罪，乃下明诏诏谕，彼必自相归顺，不须远劳王师，与小丑（指西南夷土著）争一旦之胜负也。为今之计，宜驻兵近境，多市军粮，内安外固，渐次服之，此王者之师，万全之利也。苟谓业已如此，欲罢不能，亦当详审成败，算定而行。彼诸蛮皆乌合之众，必无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疑，以计使之互相仇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动之时，徐命诸军数道俱进，服从者怀之以仁，抗敌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济，功乃易成。若复舍恩任威，深蹈覆辙，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者也。

书上，元廷不报。虽如此，元成宗深恨刘深无能败军，下旨罢免刘深等人官职，收缴符印。同时，派出能将刘国杰率军征讨宋隆济和蛇节等人。刘国杰百战良将，在先战失利的情况下，诱敌深入，大败土蛮军，蛇节被迫投降。元军恨这位女蛮酋首先生乱，立即剐杀。宋隆济本来逃免，不久却被他侄子诱执献与元军，也被凌迟。至此，“西南夷”们总算消停下来。

元朝损兵折将加上民夫数十万条性命，也没干掉几个“媳妇”，得不偿失。悔怒之下，元成宗下诏杀掉带头生事的刘深。

其实，元朝对云南、贵州等地区一直倾力经营。至元十三年，即1276年，元朝就在云南行省设置大理、金齿等诸处宣慰司，特别是日后还开辟了从中庆（昆明）到车里（景洪）的驿道，目的在于加强西双版纳地区的统治。忽必烈时代，元朝在西南所使用的“土司”制度饶有成效，招降了不少当地土著，并允许世袭。土司职务也很齐全，设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职位，当然，元廷一般都会派“达鲁花赤”数员到任，监督这些土司向中央政府朝贡和交赋。刘深多事，兴军惹祸，死人耗物，很让元朝受了一把伤。观前顾后，远远不如用“加官晋爵”给大印的手段效益高。

南方虽败，北方却传来好消息。

海都之死——西北诸王的最后“归顺”

早在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争位时，窝阔台大汗的孙子海都（窝阔台第五子合失之子）就站在阿里不哥一边与忽必烈叫板。1266年，阿里不哥战败后被忽必烈毒死，海都领兵还归于其位于叶密立河流域的封地，并广结术赤诸后王，于1268年与忽必烈再次开战。所以，忽必烈在灭南宋过程中数次以天热为名要伯颜等人驻兵，实际上最大的忧虑恰恰是害怕海都的大举入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忽必烈难洗失败之耻罢征日本，也是因为他心腹之患海都在北方觊觎帝国边境所致。

当然，忽必烈很会耍手腕。为了分化海都等西北诸王，他册封八剌为察合台汗国的大汗，想让这两位“邻居”火拼。果然，这两个蒙古王爷大打出手，开始海都遭伏大败，但他又联合术赤诸后王共击八剌，八剌反败。不得已之下，双方谁也吃不掉谁，八剌与海都又结盟为“安答”（兄弟）。这样一来，实际上察合台汗国归于海都控制下。八剌死后，察合台的一个孙子捏古伯继位为汗，他虽为海都授立，但心中不服海都这位“大叔”，忽然进攻海都。海都沙场老帅，起兵相迎，杀掉捏古伯，立八剌之子笃哇为察合台汗国的大汗。日后，双方联合术赤诸后王，时时侵扰大元朝的北方边境，使得老皇帝忽必烈七十九岁高龄还要御驾亲征，一直不让大元消停。

海都等人不仅不让忽必烈消停，这些人自己也不消停。1297年，钦察王子土土哈病死，其子床兀儿好战，率军与海都和笃哇等人打个不停，但最终被海都等人击败。乘胜凭势，笃哇又侵元境，生俘了忽必烈女婿阔里古思，不久又杀掉了这位帝婿。

元成宗继位不久，听闻此事，又急又气，直嚷嚷要“御驾亲征”，其母后阔阔真劝他，认为海都等人距大都遥远，亲征要花一两年时间，其间恐内地生乱。克制半天，元成宗才打消亲征的念头。

否极泰来，元成宗正郁闷间，先前一直与忽必烈为敌的诸王药不忽儿等三个王爷率万余人投附大元朝，并自告奋勇要带兵去打笃哇和海都。元成宗大喜，忙派人送物，让这几个人为自己打头阵。这几人昔日与笃哇等人是同盟军，不仅熟悉地形，又深知对方行军布阵的规律，一出手就把笃哇打得大败，并生擒了他妹夫。

海都闻讯大怒，大集诸王，包括察合台大汗笃哇在内共四十个蒙古王爷，提兵数十万杀向大元边境。海都此行，他自己是自找倒霉，反而成就了元成宗的侄子海山（元成宗早死的二哥答剌麻八剌之子）。海山大侄子年纪虽轻，临危不乱，督五部元军予以海都联军迎头痛击，在1301年秋天于哈拉和林与塔米尔等地大败敌军。海都不敌，败走时身受重伤，笃哇也膝部中箭。退军途中，海都伤重身死。

有关海山的大胜，中外史书记载不一，多有存疑。元史中自然大肆宣扬海山这位日后皇帝的胜利。但西亚等地史书记载双方交战实际上不分胜负，最后是经谈判达成“和议”，海都还捞得不少便宜，向元军勒索了无数金宝兴高采烈而还。半途中老头得上传染病，这才一命归西。而且，海都一生中打过四十一场大战，基本上场场皆胜，是忽必烈的心中噩梦。

海都人死，西北诸王心也凉了。笃哇从海都四十个儿子中拥戴察八儿为大汗，继承窝阔台汗国的事业（笃哇之所以立察八儿，因为此人从前劝海都立笃哇，此举也是“投桃报李”）。笃哇知道自己打不过大元，就劝察八儿及诸王与元朝讲和，共同遣使表示臣服，承认铁穆耳的蒙古宗主地位。

由此，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以及统治波斯广大地区的伊儿汗国和统治今天俄罗斯地区的金帐汗国，均表示拥戴元成宗。这样一来，整个蒙古诸王族在形式上又重得统一，元成宗完成了他爷爷忽必烈也未能完成的任务。

不久，笃哇与察八儿二人因利益不和，兵戎相见。元成宗自然偏向笃哇，双方合兵，把察八儿打得穷蹙投降。笃哇虽未杀察八儿，但昔日的窝阔台汗国至此已全归察合台汗国域中。1306年，笃哇病死，其子宽阇继位后，一年半后也病死，汗位被察合台的一个后裔塔里忽所夺。没过多久，塔里忽被忠于笃哇的旧臣刺死，众人拥笃哇幼子怯伯为大汗。见内乱迭起，察八儿又联合海都系诸王来攻，最终反被察合台一系诸王打败。正是由于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之间的厮杀，河中地区长年流血，不得安宁。与之相较，元成宗统治下的大元朝，要相对稳定得多。

总之，其他几个蒙古汗国汗王之间狗咬狗，对大元朝皇帝最有利。如此，他可以时常以仲裁者身份出现，扬此抑彼，坐山观虎斗。

元成宗这个亚洲“共主”也没当几年。笃哇死的转年，即1307年，他也得病而死，时年四十二，在位十三年。

铁穆耳年幼时，是个嗜吃狂。大胖爷爷忽必烈曾为此三次杖打这个大胖孙子，督促他节制饮食。同时，为了强迫铁穆耳减肥，忽必烈派数名御医日夜“监视”他，只要觉得这大胖孩子吃够了，立刻击杖两声以为号，铁穆耳就不能再狂吃。节食难受之余，有个回回人很坏，他自称有神仙“甜水”能让铁穆耳肚子舒服。这位皇孙信以为真，随回回来到一个装潢精美的浴室。蒸洗完毕，回回人引他到一个金笼头前，事先置美酒于其中，铁穆耳一顿酣饮，马上来瘾。从此，他天天以酒当水，节食很有成效，却成了个不可救药的酒精上瘾者。过了好几年，忽必烈见这个皇孙日渐消瘦，才得知回回人诱引他喝酒成瘾的秘密，暗中派人劫杀了此人。但是，青年铁穆耳的酒瘾，一发不可收拾。

更加奇怪的是，铁穆耳继位后，痛自诫厉，完全戒酒，至死也没再喝一口。虽如此，他青年时代的纵饮已经淘空了他的身体，故而寿命不长。

元武宗与元仁宗兄弟 -- 兄终弟及后患无极

公元1307年初春时分，元成宗病死。这个时刻，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非常非常关键——元成宗皇后卜鲁罕在皇帝死后摄政，她本人很想推立忽必烈的一个孙子、安西王阿难答为帝。这位阿难答不是幼儿，乃是成年人，而且是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狂热的穆斯林。其属下近二十万蒙古军队，皆在他强制下已经全部改奉伊斯兰教。所以，如果阿难答即位，他肯定一反大元朝允许多种信仰共存的规矩，强制下令元朝统治区的所有人信奉真主。倘如此，中华大地会在十四世纪初的几十年内全部伊斯兰化，很有可能，会永远伊斯兰化。

幸与不幸的是，元成宗早年病逝的二哥答剌麻八剌有两个不同凡响的儿子，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这哥俩先后登上帝位，一为元武宗，一为元仁宗。

武宗未必“武”-- 海山时代的瞎折腾

元成宗本人有儿子，名字很好听：德寿。事实证明，还不如叫狗剩儿，这位德寿在大德九年被立为皇太子，半年后即病死，德寿德寿，寿既不永，何言德焉。数岁小儿，即赴起辇谷与蒙古先祖地下相会了。屋漏又遭连夜雨，由于在立德寿当皇太子时，元成宗皇后卜鲁罕出于私心怕海山兄弟与自己儿子日后争位（其实德寿不是她亲生，乃元成宗第一个皇后失怜答里所生，此人福薄早死），她当时借故把海山之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其母一起贬外出居怀州（今河南沁阳）。至于海山，他自大德三年一直在北部边境为叔叔元成宗抵御海都等诸王的入侵，边功赫赫，受封于怀宁王。由于怀宁王海山离大都政治中心较远，皇后卜鲁罕当时没有特别在意他。

海山（元武宗）像元成宗崩逝，怀宁王海山却成了继统的最佳人选之一：他不仅血脉高贵，又有捍边的大功（元武宗死后被谥为“武”，其实也因其早年与漠北诸王争战的胜利）。更重要的是，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也支持海山为帝，这位丞相另外一个关键职位，是兼怯薛长，也就是说，不仅中书政令多由他出，依理皇家禁卫军也由他指挥。

记性好的读者可能会说，元成宗不是还有个哥哥晋王甘麻剌吗，那人是太子真金嫡长子，当初“让位”与元成宗，他出来当皇帝不是最合适吗？这位甘麻剌确实有资格，但他已经在元成宗大德六年病死，时年四十。后来，元英宗遇弑，他的儿子也孙贴木儿继位为帝，才追尊甘麻剌为显宗皇帝。

元成宗皇后卜鲁罕当然不希望前日种下过节的海山兄弟继位，她与中书左丞相阿忽台想拥立元成宗的一个堂弟阿难答。这位安西王的父亲忙哥剌是真金太子之弟，也是忽必烈非常喜欢的儿子，但至元十六年就病死。阿难答，也不是生养深宫的少爷羔子，他一直在北部边境为大元御边，与海都等叛王交战比海山还要早，年纪也比海山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海山兄弟夺得帝位后，把婶娘元成宗皇后卜鲁罕说成是本性淫邪的大破鞋并杀于东安州。政治就是这样，成王败寇，话语权总是掌握在胜利者手上。其实，卜鲁罕皇后乃驸马脱里思之女。大德三年，她受封为后。由于元成宗多病，卜鲁罕居中摄事，与丞相哈剌哈孙关系融洽，“大德之政，人称平允，皆（卜鲁罕皇后）处（置）决（定）。”大都内修筑宏侈的万宁寺，其中不少密宗男女交媾的塑像，卜鲁罕皇后见此丑怪“欢喜佛”忙以帕覆面，下旨令人销毁塑像。可见，从汉儒角度讲，她是一位深受儒家教育知书达理的好女人，道德层面比一般笃信怪力乱神的蒙古男女贵族要高得多。而且，恰恰是先前多年与右丞相哈剌哈孙的愉快合作，元成宗死后她也没有像北魏胡皇后或者满清慈禧那样施出妇人毒心先下手为强铲除“异己”者。

安西王阿难答身在大都，也是稀奇古怪的死催。他本来在北部统领二十万大军捍边。海都死后，诸叛王纷纷来降，忽必烈弟弟阿里不哥的儿子明理帖木儿事隔多年也投降过来，由于此人乃黄金家族重要成员，阿难答亲自陪他回大都觐见元成宗。这一来，他身不由己地陷入了政治漩涡，且有去无回。

左丞相阿忽台等人想得“拥立功”，便想推阿难答为帝，奉卜鲁罕皇后垂帘听政，并暗中派人阻隔海山的归路。这几个人死脑筋，如此大事，做就做了，非要召群臣议事，告知皇后即将摄政之事。汉族大臣田忠良和何玮立即表示反对。阿忽台吓唬他们：“皇后制令如天，你俩不怕死吗，敢沮大事！”何玮抗言：“我就怕不义而死，如死于正义，又有何畏！”两个汉臣挑头，多数朝臣又不表态，阿鲁台没“民主”成，悻悻而归。

此举“打草惊蛇”，右丞相哈利哈孙先下手为强，把百司印符全收集起来藏在自己家里，封锁宫内府库，然后称疾不出。皇后卜鲁罕数派内官要他出来视事，皆遭拒绝。如果皇后够狠，阿忽台够胆，派兵冲入哈剌哈孙府把他弄死，大事可定。但阿忽台等人怯懦，“未敢发”。

哈剌哈孙一面派人死命催促海山返京，一面派人去怀州就近先迎海山亲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入京。

后世史书，皆一面倒称颂日后的元仁宗爱育黎拨力八达多么“聪明刚毅”，其实，开始接到哈剌哈孙所送密信，他犹疑再三，迟迟不敢出发入京师。正是其汉人教师李孟，才是他能走出怀州最关键的人物。

李孟，字道复，原籍潞州上党，后徙居汉中。此人“生而敏悟，七岁能文，倜傥有大志，博学强记，通贯经史，善通古今治乱”。由于有元一代汉人无由仕进，李孟青年时代就以教书为业，开门授徒，“远近争从之”。后来，他有机会得见真金太子，终于有机会可以显露干才。可惜的是，未几，真金病死，不及擢用李孟。蹉跎有年，海山兄弟少年时代寻汉儒教书，李孟得进王府当师傅。海山北境捍边时，李孟就留在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身边，“日陈善言正道”，为他讲授课业。在怀州四年，李孟“诚节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爱育黎拔力八达日后成为“仁”宗，大多是其青少年时代李孟向他灌输儒家“仁义”思想所致。

听闻元成宗崩后大都出现政治真空，爱育黎拔力八达犹豫不行，李孟切谏：“世祖皇帝有宝训：皇族旁支不能嗣统。今宫车晏架（指元成宗崩），大太子（海山）远在万里，宗庙危急，殿下您当奉大母（海山兄弟生母）急还大都，以折奸谋，安人心。否则，国家安危不保！”见爱育黎拔力八达仍旧沉吟，李孟激说道：“倘使安西王为帝，一纸诏书，殿下兄弟母子安有命在？”这句话说到痛处，这位王子忙派李孟先入京打探情况。

可巧的是，李孟入右丞相哈剌哈孙内宅时，正赶上卜鲁罕皇后派去“问疾”的一大群使者在场。情急智生，李孟直接走到哈剌哈孙床边，拿起丞相的手腕就把脉，那群人误认他是外面请来的大夫，竟无人生疑。

密谈之后，哈剌哈孙让他立刻还怀州，催爱育黎拔力八达快入京。安西王阿难答继位的日子已经确定，稍有迟疑，大事皆去。

李孟星夜兼程，赶回怀州王府，力促爱育黎拔力八达王子马上出发：“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如不早行，后悔无及！”王子左右不少人胆弱，表示说：“皇后深居九重，八玺在手，四方禁卫数万，一呼百应。加之安西王手下侍卫众多，从者如林。反观殿下（爱育黎拔力八达），从者仅数十人，兵仗寡弱，如前往大都，无异于自入不测之渊。不如在此静等大太子（海山）兵至，并力图之，时犹未晚。”李孟闻言，知道王子自己心里首鼠两端，痛心疾首道：“阿忽台等人党附皇后，欲立庶子（阿难答）为帝，人心必不相从。殿下如能挺身入京，晓以大义，京师晓君臣之义者，必一呼而至。倘使安西王继位成为事实，大太子（海山）纵然率兵赶至，对方也不会拱手交出皇玺。届时，国中乱起，生民涂炭，宗社危堕。乱起之时，殿下自身及大母必危，此非孝也；继之遗祸于大太子（海山），此非悌也；得时不为，非智也；临机不断，非勇也。如果殿下顺天而为，大事必成！”

有李孟如此激励，爱育黎拔力八达动心。毕竟王子是蒙古人，临大事仍然要求卜士占卜吉凶，派人去街上找算卦人。如果遇见个西域回回或密宗妖僧，估计对方肯定替王子打退堂鼓。恰巧，王府卫士从市场临时拉来一个穿儒服的算卦汉人。

李孟迎此人于王府门外，塞上几锭宝钞，叮嘱道：“惊天大事待汝而决，别的不要多说，只讲一定成功！”算卦人见李孟同自己一样一身儒服，又生受平时半辈子也赚不来的大笔宝钞，自然心领神会。入得殿内，立马卜筮，得到《乾》卦中的“暌”卦。这位卦者并不简单说万事大吉，反而一一道其详细：

“卦大吉。乾，刚也；睽，外也；以刚处外，乃定内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飞龙在天，上治也；舆曳牛，掣其人，耏且劓，内兑废也；厥宗噬肤，往必济也；大君外至，明相丽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刚运善断，无惑疑也！”

李孟从旁添油加醋：“如此大吉之卦，违之如违天！”

有此“精神胜利法”，王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大喜，振袖而起，出门登马，果决向大都进发。原先三心二意的随从、侍臣，大都是迷信的蒙古人，见卦吉，登时皆信心百倍，如影相随，护翼王子入京。

爱育黎拔力八达一行人虽然不多，忽然出现在京城，安西王阿难答与阿忽台等人也大吃一惊，此人此事，出乎意料。这些人毕竟不是成大事者，观望徘徊，一时间还没敢拿爱育黎拔力八达怎么样，听任他到皇叔梓宫前行哭哀之礼。

他们没有马上动手的另一个原因，也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哥哥海山正率军远来，这不能不让安西王一伙人踌躇。

于是，安西王等人合谋，想在阴历三月三日爱育黎拔力八达生日这天，借庆贺为名，把王子一帮人一网打尽。史书上如此记载，可能是武宗、仁宗兄弟手下大臣日后的“捏造”。最有可能的是，卜鲁罕皇后及安西王等人并未拿爱育黎拔力八达一伙人放在眼里，只顾准备登基大典，否则，用不着三月三日，趁海山还在远途，大可以趁爱育黎拔力八达一伙人一入大都就把他们抓起来处死，然后下诏全国称海山兄弟反叛。如果这样干，局势自然会倾向皇后与安西王等人。

政治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哈剌哈孙惟恐安西王被皇后卜鲁罕拥上帝位成既定事实，决定先下手为强，便连夜派人密告爱育黎拔力八达说：“怀宁王（海山）道远，不能尽快赶至大都。事不宜迟，当先事而发！”

于是，依恃哈剌哈孙身任怯萨长掌管禁卫军的权力，众人突入禁中，软禁了卜鲁罕皇后。行动顺利，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由此，也可见出皇后一派对爱育黎拔力八达并无特别的警戒。

然后，在李孟等人谋划下，诱骗安西王阿难答入宫。这位爷以为皇嫂要立自己为帝，高兴得翻蹄亮掌就驰奔入宫。甫一进门，即被人着实踹个大马趴，然后捆成粽子。大刑伺候下，安西王承不承认“谋反”都没关系，他的“自供状”已经承认了一切大罪。然后，在大帮卫士押送下，这位已经被打得骨断肉开的王爷躺在一个大囚车内被押往上都。与此同时，他的同党阿忽台等人，包括投降不久入大都朝见元帝的阿里不哥的儿子明理帖木儿，皆被逮捕。没审几句，诸人皆在殿中被就地砍头。

皇后被幽，安西王被囚，阿忽台被杀，在京的蒙古诸王顺风使舵，自然现在要听从爱育黎拔力八达这位爷，公推他“早正大位”。这位王子很有远见，推辞说自己的兄长怀宁王海山正在回京的道上，要等他回来即帝位。

于是，爱育黎拔力八达自称“监国”，与哈剌哈孙“日夜居禁中以备变”。由于李孟在这场宫廷政变中居功甚大，便以他为参知政事（副相）。

元顺宗后（答己）像李孟儒生出身，大刀阔斧进行理政，京城的蒙古王公利益受损，狂妄叫嚣等海山回京后拿他开刀。史书上没有明载李孟劝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己称帝，但肯定他暗中说过这样的话，被王子婉拒。加上蒙古王公对他积怨甚深，这位爷当副相没多久，在海山回京之前，竟然不打招呼，自己拔脚溜出京城，“不知所之”。他这一跑，也可能是自己心中对海山无底，也可能是“监国”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为保护他授意这样做。

弟弟在大都大事行毕，身为兄长的海山却在外逡巡不前。由于爱育黎拔力八达已经“监国”，当了代理皇帝，便有谣言传出，说老妈答己（弘吉剌氏）听从跳大神巫师的劝说，准备让海山把帝位让予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海山很不服气，对心腹康里脱脱说：“我为国捍边十年，又身为长子，星命卜卦之言，又怎能相信！如果我为帝，哪怕是坐宝座一日，也一定要上合天心，下副民望。母亲为乱臣所惑，想辜负列祖列宗之托，爱卿你为我一去大都探察，速回报我。”

然后，海山自率主力由西道进大道，分遣宗王按灰率兵行中道，宗王床兀率军走东道，三路并进，提防其母其弟中途邀击自己。

康里脱脱入大都，先去见海山的母亲，尽诉缘由。答己（幸亏她不是妲妃）愕然，表示说：“今贼臣已除，宗王大臣们一致推举，就等大太子前来。旁人谣言，必不可信，你马上回去，替我母子弥缝嫌隙，消除误会。”此前几日，答己刚刚派出大臣阿沙不花出大都迎接海山，他与康里脱脱擦身而过，互相没有交待清楚。康里脱脱马快，疾驰回返，半路赶上阿沙不花，一同拜见海山，尽道其详。“怀宁王（海山）大感悟”，至此才知道自己误会了母亲和弟弟。

也甭说，假使兄弟爱黎育拔力八达自己提前在大都称帝，海山也没有办法。

感动之余，海山立拜阿沙不花为平章政事，让他立刻还报两宫（其母其弟）。答己母子闻讯，立刻从大都出发赶往上都，与海山会合。几个人一见面，抱头痛哭。然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被逮捕的安西王阿难答处决，又把元成宗皇后卜鲁罕流放于东安州。没过几天，派人缢死了这位倒霉的皇后。

在蒙古宗王大臣拥戴下，海山即帝位，改元“至大”。追尊其父答剌麻八剌为顺宗皇帝，尊其母答己为皇太后，加对自己登位立功至巨的哈剌哈孙为太傅。不久，立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并赐宝印（其实应为“皇太弟”，元朝储位一直没有形成制度，选汗制与立“皇太子”制交错进行，遗祸万端）。

这位登上帝位的海山，即元武宗。据波斯历史学家瓦撒夫记载，海山的登基大典异常隆重和“蒙古化”：“宗王七人坐海山白毡上，二王扶其臂，四王举毡奉之于宝座上。一王献盏，诸珊蛮为新帝祝寿，而上尊号曰‘曲律汗’。”

海山大慷其慨，让人运来无数车绫罗绸缎，尽数散发给与会宗王、贵戚。又撒无数大粒珍珠、宝石于地，类似天上星宿布满一般，任人拾取。“宴乐七日，每日以马四十、羊四千供食；用马七百、羊七千，桶其乳以洒地，斡耳朵附近积乳之广，有如银汉。”排场之大，骇人心目。

当皇帝一般喜欢过河拆桥，但海山“拆桥”太过。仅仅过了两个月，他就把对他即位有大功的哈剌哈孙贬往和林去当地方的丞相。起因很简单：元武宗海山听说在殿内逮捕阿忽台时，这位从前的左丞相力大绝伦，持刀拒捕，蒙古贵族秃剌使扫堂腿绊倒阿忽台，并把他亲自捆缚。为酬秃剌之功，海山封他为越王。哈剌哈孙力争，抬出蒙古旧制，争辩说只有亲王才能封“一字王”，秃剌是皇族疏属，不能以其“一日之功”废“万世之制”。秃剌恼火，暗中对元武宗说，安西王阿难答先前要当皇帝时，哈剌哈孙也曾在拥戴表上签名。为此，元武宗不辨真伪，立刻把哈剌哈孙外贬。其实，元武宗的心态，是恨和尚及袈裟，不希望自己朝中看见叔叔元成宗的老臣。秃剌当王爷才一年，就“有罪赐死”，小人枉为小人也。

对哈剌哈孙“寡恩”，元武宗对李孟还算不错。一日，元武宗与“皇太子”弟弟及母后一起观宴，他忽然发现弟弟一脸愁容，便追问原因。爱育黎拔立八达道：“赖天地祖宗神灵，兄皇您荣登大宝。但能成就我们母子兄弟今日之欢聚，李孟居功实多。”海山一听，也觉有理。加上李孟也曾经当过他的老师，自然好感很多，立刻下诏派人四处寻访，最后在许昌陉山找到了“隐居”的李孟，入朝后，立授中书平章事。当然，此事的发生，已是元武帝宗为帝的晚期（海山为帝仅三年多）。史书上讲：“（李）孟感知遇，力与国事为己任，节赐与，重名爵，核太官之滥费，汰宿卫之冗员”，其实都是溢美之辞，老李在元武宗朝当然知道自己要小心脖子上吃饭的家伙，实际上一直处于蛰伏状态。直到元仁宗继位，李孟才真正出谋划策，大受重用，并劝元仁宗重开科举，为天下读书人展现出一丝光明前景。元仁宗死后，奸相铁木迭儿想害李孟，把他降职使用。历宦多年的老李已经是百毒不侵，欣然就官，使得铁木迭儿干瞪眼，抓不住把柄害不了他。老李最终善终于家，并得谥“文忠”。

元武宗在位的三年多，基本上没干什么好事。当然，小伙儿做坏事的主观愿望不错，那就是因为钱不够用，“大刀阔斧”进行金融“改革”。所以，他又步元世祖后尘，重行设立“尚书省”（旧事从中书省，新政从尚书省），意在理财。武宗皇帝刚“上任”四个月，元朝已经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所以，他的理财“新政”，也并非是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确实缺钱花。

（元）宪宗、（元）世祖登宝位时赏赐有数，（元）成宗即位，承世祖府库充富，比先例，赐金五十两者增至二百五十两，银五十两者增至百五十两。有旨：“其遵成宗所赐之数赐之。”戊戌，哈剌哈孙答剌罕言：“比者诸王、驸马会于和林，已蒙赐与者，今不宜再赐。”帝（元武宗）曰：“和林之会，国事方殷，已赐者，其再赐之。”

也就是说，为了感谢蒙古宗王对自己的拥戴，元武宗更加用滥赏来收买这些人。对宗王如此，对亲妈和弟弟更加大方：“以金二千七百五两，银十二万九千二百两，钞币帛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匹奉兴圣宫（母后答己），赐皇太子（皇太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亦如之”。至于贵族大臣、侍卫亲信，元武宗更是出手阔绰，加之兴建佛寺、治理漕河、大起宫室，等等费用支出，不缺钱才怪。

为了能使“改革”进行下去，元武宗还任意增设官职，他本人也只要高兴起来，就随时频降“天谕”，时时对亲随封官加爵。元武宗任期内，经他御笔赐官的，就有近一千人，根本不经过中书省走程序，使得吏治大坏。就连元武宗奶妈的丈夫，也得授“开府仪同三司”。

元武宗所信用的人是脱虎脱这样的佞佛者和三宝奴这种自已昔日的贴身侍卫，“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基本被架空（估计受李孟“教诲”，他故意做出被架空的姿态，以免让皇兄起疑动杀心）。所以，与忽必烈时期一样，尚书省这么一个宠大的“财政部”，基本把从前的中书省那样一个“国务院”的权利全包揽过来。这些人，理财也没有什么新办法，无非是大量赶印货币，使得“物重钞轻，钞法大坏”。他们罢废中统钞，新造出“至大银钞”，一年多时间印制新钞近一百五十万锭。同时，又赶制铜钱通行于市（即“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元朝在此之前从未使用过铜钱），并下令“历代铜钱相参通用”，叮叮当当，怎一个乱字了得。除此“币法改革”以外，增加收入另一个办法自然是滥增税目。为了鼓励税课官们的干劲，元廷下令，对这些“专业人士”以征税多少来定级，与“工资”挂钩。如此，可以想见这些虎狼干吏们会把蛤蟆都挤出尿来，以榨石头出油的精神和干劲，投身到火热的为国增税收的工作中去。

元武宗时代另外受后人诟病的，就是下令“殴西僧（密宗僧人）者断其手，詈（骂）者截其舌”的残暴法令。佞佛崇僧，已经到达丧心病狂的地步。当然，元武宗之母答己是个笃信佛教的老娘们，她在五台山造佛寺，不仅耗废金银无数，开山破岭之时，又造成无数役夫人命的死亡。每级浮屠，皆是许多生命所堆垒。

对于元武宗时代的黑暗政治现实，官为监察御史的汉人张养浩最为清楚，他当时上《时政书》，明明白白指出元武宗的十大弊政。

张养浩这篇长文，非一般章疏“公文”可以比拟。文采华章，可圈可点，所抨击的内容，可套用涵括元朝统治的大半部分时间，不仅仅是武宗一朝。

疏上之后，当权者“不能容”，把他弄出翰林院“赋闲”，未几又构陷以罪，免去张养浩的官职，并“戒省台勿复用”。小张学得李孟那一手，“恐祸及，乃变姓名遁去”。

元朝不似满清和文革，小脚侦缉队和“人民群众”的耳目不是太敏锐，张养浩逃得一命。不久，酒色过度的元武宗海山病死，时年才三十一。这位张养浩在元朝文学史上还是一位特别举足轻重的人物，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流存于世，有小令一百六十多首，最有名的为《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可称的是，海山时代的政治弊端多多，其人品却不是很差。特别是对待其弟“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亲近无间。其宠臣三宝奴、亲信太监李邦宁都曾劝他立己子为帝，元武宗都不为所动，终使元仁宗能顺利继位。

元武宗之政，有一个还要提一提，即大太监李邦宁。

当今几乎所有责斥元武宗政治阴暗面的指摘，都拉不下一个内容：授太监李邦宁为大司徒。而且，李太监还在武宗后期劝皇帝立自己的儿子为帝。众口一词，似乎李邦宁就是个百分百坏人。其实，所有持此种看法的，皆是由于不读史书原文，牵强附会，人云亦云。世易时移，李太监被日益涂黑，再无出头之日。有元一代，正是因为贵族子弟充当侍卫的“怯薛”制度，太监弄权的情况几乎没有出现过，只有元顺帝皇帝李氏的心腹高丽太监朴不花为祸最烈。而《元史》中《宦者传》中，仅有两个人，一个是李邦宁，一个是朴不花，其实是作为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也就是，李邦宁是个人品相当不错的太监。

    李邦宁，字叔固，杭州人，原为南宋皇宫太监。宋恭帝投降后，他随宋室入大都，因为有医术并熟悉宫殿礼仪，给事元宫内廷，“警敏称上意”，又有语言天才，很快就说得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和诸蕃语，深得忽必烈欢心，在宫内官职越做越高。忽必烈死前，李邦宁已是“礼部尚书”，并“提点太医院事”。元成宗继位后，李邦宁因忠于所事，仍受重用，进昭文馆大学士。元成宗生命中最后十个多月缠绵病榻，老李终日医护，须臾不离左右，全尽人臣忠心之意。所以，元武宗夺得帝位后，对历事元世祖、元成宗两代皇帝的这位老太监十分敬重，并授他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这样的实官。李邦宁固辞，表示：“为臣以阉腐余名，得侍至尊，高爵厚禄，已经荣宠过甚。宰辅者乃佐天子治理天下之臣，如此之职，奈何授予我这等阉寺之臣。陛下纵然爱宠为臣，天下后世又如何评价您，为臣诚不敢奉诏。”一个太监，能这么明白，说出这样的话，不得不让人另眼相待。此外，一次元武宗母子在宫中的大安阁看见一个竹箱，便问李邦宁内中有何物。李邦宁说：“此乃世祖皇帝贮存裘带所用，想让后代子孙想见他在世时的俭朴，以为华侈之戒。”元武宗为之叹息，但对身边的蒙古宗王说：“世祖虽神圣过人，就是太吝啬了。”李邦宁不怕武宗不高兴，马上反驳说：“不然！世祖皇帝一言一行皆为天下后世榜样。天下所入虽富，如滥用不节，必致匮乏。自成宗皇帝以来，岁赋已不足用，又广赐宗王，资费无算。长此以往，必将厚敛百姓，那可不是什么好事。”这些话要是别人说出口，说不定立刻掉脑袋。由李邦宁这么一个宫中“老人”说出，“太后及帝（武宗）深然其言”。所以才授其大司徒一职，后来又“遥授”丞相，行大司农事，可以说是尊荣已极。可见，李邦宁在武宗一朝，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他也不是武宗贴身太监引他做坏事那种人，实际上一直以长辈身份要元武宗学好。而且，元武宗爱酒爱色，连祀太庙都不亲自去，也被李邦宁进谏，最终他不得不亲自备法驾淋浴斋戒去祭祀祖先牌位。

元仁宗皇帝的亲近臣下很讨厌李邦宁。武宗皇帝临崩前，老李曾劝说道：“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渐长，父子家天下，古之至道，为臣未闻皇帝有儿子而立弟弟为继承人这样的事情。”但元武宗深知自己的帝位实赖兄弟玉成，便不悦道：“朕志已定，你有话自己去同皇太子（皇太弟）去说。”闻此言，史书上讲李邦宁“惭惧而退”。据笔者忖度，李太监不一定感觉“惭惧”，他只是尽了人臣之责而已。他本来就是宋室太监遗臣，深谙儒家道义，知悉“父子家天下”的古意，进谏忠言，不是什么奸邪行为。当时后世，总有些人以他对元武宗的谏劝当成李太监的“罪状”，殊不知，元代后来的事实证明，兄终弟及的遗祸是何其巨大。

元仁宗继位后，其左右搬出此事来讲，要“今上”杀了老李。好在元仁宗为人也比较厚道，说：“帝王历数，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怀”，并加封老李为开府仪同三司，授集贤院大学士，弄个虚衔把他养起来。

李邦宁很低调，新帝即位赐钞千锭，他辞而不受。不久，李邦宁获派去代替皇帝祭奠孔圣人。行礼时，忽然遇大风突临，庑烛尽灭，致祭礼品皆被吹落。为此，老李以为是圣人降谴，悚息伏地不敢起身，惭悔累日，最终竟然因此忧虑成疾，一病不起。从此事可以看出，李太监内心中的道德感与儒士大臣无异，绝非恶人。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时期的政治得失

兄终弟及，元武宗死后，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是为元仁宗（终于不用写他那怪且长的蒙古名字了）。

爱育黎拔刀八达（元仁宗）像元仁宗乃大有为青年，马上罢废尚书省，诏逮为哥哥元武宗敛财弄得天下骚动的几个贼臣脱虎脱、三宝奴、王黑等人，审讯后全部斩首抄家。其实，这几个人相比忽必烈时代的阿合马、桑哥、卢世荣等人，并无太大过恶，只有三宝奴曾经劝元武宗立己子为储君，别的人只是承上意为皇帝敛财罢了。政治就是这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立新必破旧，展威定杀人。宝位坐定后，元仁宗把哥哥元武宗的时政一一翻转：

罢止中都筑城的宏大工程。

罢止全国数处专供皇家御用的多余营造。

罢止江南地方大量印制佛经。

罢止国家专买专卖浙盐。

罢各地僧人“总统”地方佛政。僧人诉讼，悉归有司，不能逃法。

罢行至大银钞和铜钱。

禁止寺僧夺冒侵民田。

禁止汉人、回回术士出入诸王及贵戚、大臣之家妄言休咎。

罢征八百媳妇及大小彻里蛮，以玺书招谕。

元仁宗为当时及后世儒生一直挂在嘴边的“伟大”事迹，就是恢复了蒙元废止八十多年的科举。此举虽属“形象工程”，但确有不同凡响的象征意义：马上王朝，终于要以儒家法典为依据，求取治天下之才了。

元代科举自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年底开始施行后，元顺帝元统三年（1355年）曾停考五年，而后又恢复，最终延续到元朝灭亡。元政府中央一级的科考，从1313到1368年，总共录取进士1139人，从数目上讲，元朝科举完全是粉饰太平的装点，没有太大实际意义，汉人儒生之出路仍旧狭窄至极。

惟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汉、蒙官员多人反对以“辞赋”取士，元仁宗最终仍决定在考试中增加“古赋”的考试内容。当然，文化修养不占优势的蒙古，色目人可以不参加“古赋、诏诰、章表”等科目方面的考试，他们只以蒙古文考试“经义”等相对简单的题目。学以致用，由于科举有“古赋”内容，元代士人形成了“寒窗试赋万山中”的风气，在辞赋创作上推陈出新，一洗南宋、金国专营排比对偶的浮华空洞，强调“赋乃古诗之流”，赋予侈丽宏壮的辞赋以崭新的内容。以情为本，直抒胸臆，“祖（离）骚而宗汉（赋）”，致使空靡浮丽的俳赋和律赋完全失去了市场，尚情尚义的古赋成为文学复兴运动的主要形式。所以，元代的科举，使得中国古代重要文体之一的辞赋达至它最后的巅峰时刻，虽属昙花一现，但其“峻丽”之美和“汪洋恣肆”之豪，今天读之仍旧让人情思一振，神清气壮。

由于元仁宗身边有李孟、张珪（张弘范之子）这样的能臣，统治初期确实让人有气象一新之感。但是，由于其母后答己肆行干政，奸贼铁木迭儿的势力越来越大，而元仁宗又不敢惹老妈生气，使得时政愈行愈下。

铁木迭儿乃成吉思汗功臣者该的玄孙。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时任云南行省左丞相的铁木迭儿被人奏称未经允许擅离职守赴京。武宗皇帝看见这个奏报还很生气，御笔要有司严查。未几，“皇太后有旨赦之”。原来，身板魁梧、干嘛嘛行的铁木迭儿之所以这么大胆私自入京，正是应武宗的母后答己之招，前来服务的。春风数度，太后答己对铁木迭儿欢喜得不行。所以，元仁宗还没即位，太后答己自己下旨用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

有皇太后撑腰，铁木迭儿很嚣张。时任中书平章政事的张弘范之子张珪因上奏铁木迭儿不应为“太师”，惹起太后答己和铁木迭儿共怒，趁元仁宗去上都不在大都，把张珪召入宫内死打了一顿，打得这位副相血肉横飞，被人用轿抬回家中。时任元仁宗侍卫的张珪之子张景元以父病为由向皇帝请假，元仁宗大惊：“朕离大都时，你父亲身体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张景元不敢道实情，跪地涕泣不已。稍后，元仁宗知悉此事，意甚不平，罢去铁木迭儿相位，以合散为右丞相。太后答己恼怒，闯入儿子宫中大嚷大闹，儿子惹不起亲妈，元仁宗只得下诏恢复铁木迭儿右丞相的职务。

“铁木迭儿之再入相，恃势贪虐，凶秽滋甚，中外切齿，群臣不知所为。”幸亏平章政事萧拜住（契丹人）和御史中丞杨朵儿只（西夏人）不畏强权，联合内外御史四十多人，共同上章弹劾铁木迭儿：“桀黠奸贪，欺上罔下，占据晋王田及卫兵牧地，窃食效庙供祀马，受诸王人等珍玉之贿，动以万计。其误国之罪，又在阿合马、桑哥之上……”奏上，元仁宗看得触目惊心，大怒，立刻派人去搜抓这位奸相。

铁木迭儿眼线多，腿脚快，闻讯不妙，猪癫疯一样窜入国母老蜜的兴圣宫内。“帝不忍伤太后意，但罢其相位。”才隔一年多，经不住亲妈闹腾，元仁宗只得下诏起复铁木迭儿为太子太师。

1320年，元仁宗刚咽气，太后答己马上又以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此时，这位奸相凶相毕露，马上杀掉了先前弹劾他的萧拜住、杨朵儿只等人，肆行报复，大肆诛戮。

元仁宗太子元英宗甫即位，太皇太后（老娘们又升一格）答己下旨进铁木迭儿上柱国、太师。

英宗皇帝少年英锐，很快就不买皇祖母账，自己任用安童之孙、年纪与自己差不多的贵臣拜住为相。

忧惧新皇算账，加上天天“伺候”老娘们答己，铁木迭儿忽染重病，没几天就“过去”了。但是，其秽行恶政，涂污了元仁宗时代的政治。

元仁宗时代废至大钞钱、停止尚书省敛财，开科取士，尊儒崇礼，经理田赋，确实行了不少“善政”。此外，元仁宗时代，察合台汗国的也先不花起兵反元，也被元将床兀儿等人率兵打跑，北疆宁固，诸后王不再折腾。

仁宗皇帝“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个人品格方面几乎算得上是元帝中最好的一个，此人“平居服御质素，澹然无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货利”，确可称得一个“仁”字。但是，在立储问题上，元仁宗的确有所“亏心”。

依情依理（不是依礼），元武宗很守信用，以皇储之位予弟弟元仁宗，二人有约，元仁宗“万岁”之后，应该传位于元武宗之子。但是，出于私心，加上铁木迭儿的撺掇，元仁宗在延祐二年（1315年）封元武宗长子和世为周王，让他出兵云南。道路迢迢，瘴气遍路，此举无异于把大侄子“流放”。和世不高兴，其手下的元武宗旧臣更不高兴。一行人走到延安，就与关中的蒙古宗臣秘密联系，起兵兴戈，准备拥和世回大都争帝位。不久，这些人窝里反，内讧连连，和世只得跑往察合台汗国的老亲戚也先不花处躲避。

元仁宗也松一口气，如果众人把这个侄子抓回大都，还真不知如何“处理”他。于是，他便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此举看似合情合理，实则为人留下口实，种下日后的隐忧。其实，答己皇后和铁木迭儿之所以鼓捣元仁宗立硕德八剌，原因是武宗皇帝的儿子和世少年时代英锐之气显于脸面，而硕德八剌看上去“柔懦易制”。所以，同为自己亲孙子，答己自然倾向于拥立看上去容易摆弄的硕德八剌为皇储，这样的话，日后元仁宗有好歹，继位的孙子也不会对自己怎么样，她更年期后的性生活也不会被“打扰”。

元仁宗不像哥哥元武宗那样好色，却是个嗜酒成性的酒鬼。他的“驾崩”，实则是酒精深中毒使然。马上帝王家族，遗传数代，DNA中都带有高度酒精，欲罢不能。

成吉思汗陵墓

元仁宗葬所，与先前诸帝一样，都是埋葬于“起辇谷”。但是，“起辇谷”到底是什么地方，说法多多，成为后世学者白首苦思也找不出答案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有人认为“起辇谷”在斡难河流域（今黑龙江上游鄂嫩河），有人认为“起辇谷”是蒙古语“怯绿连河”的转音，即在今天蒙国境内的克鲁伦河岸边，有人说应该是蒙古阿尔泰之北的山谷之中，有的说是成吉思汗逝世地六盘山附近。最浅显的说法，是讲起辇谷就是今天成吉思汗墓所在地的鄂尔多斯草原上。此说最不可信，成陵应该是类似衣冠冢的陵墓。

当然，传说中陵内藏有一块灵骨以及吸附成吉思汗最后一口气的一绺白色公骆驼顶鬃毛，确实是全体蒙古人的精神圣地。笔者在2006年6月曾亲自去成陵参观，国家新近投资一亿二千万人民币，把成陵修葺得金碧辉煌。成陵所在地伊金霍洛旗阿腾席勒镇从前属于内蒙古伊克昭盟，现改盟为市，称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汉意为“宫殿”，守护“鄂尔多”的人称为“鄂尔多斯”，专职守卫“鄂尔多”的族群称为“达尔扈特”，日后，守陵人群日益繁衍，这些“达尔扈特”便以“鄂尔多斯”部族名义在草原上作为标识，守护成陵则成为这一族群的天职。由于鄂尔多斯部在明英宗天顺时期（1457—1464）迁到今天的鄂尔多斯高原，奉“八白室”（八组专门祭祀成吉思汗的白色帐蓬）于其中，清初迁至伊金霍洛，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可以这样说，真正埋葬蒙古诸帝尸身的陵墓群仍旧是个谜团。这与蒙古帝王入葬的习俗大有关联。据《元史·祭祀志》所记：

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袜、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匙箸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氈青绿纳奇实为帘，覆棺亦以纳奇实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奇实，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

以此观之，其棺木形状很像埃及的木乃伊形状。而最初记载元帝埋葬之法的，当属元末文人叶子奇，在其《草木子》一书中，他这样写道：

“历代送终之礼，至始皇为甚侈，至穷天下之力以崇山坟，至倾天下之财以满藏郭，至尽后宫之女以殉埋葬。坟土未干，而国丘墟矣！其它如汉唐宋陵寝，埋殉货物亦多。如汉用即位之年上供钱帛之半，其后变乱多遭发掘，形体暴露，非徒无益，盖有损焉。元朝官里，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小大，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岂复有发掘暴露之患哉！诚旷古所无之典也。夫葬以安遗体，遗体既安，多赀以殉何益！”

这种记载，与西方人马可·波罗、加宾尼以及波斯人拉施拉等人记载的内容相类似，即深埋土葬，不起坟茔，以此来保密葬所。

忽必烈以前的蒙古大汗，其卫士在护送他们灵柩去葬地路上，会尽杀所遇之人，“杀时语之曰：往侍吾主”，道遇马匹也宰杀，以供亡帝“地下”所用。成吉思汗棺柩运送途中，护送卫士杀人数千。杀人最多的当属蒙哥汗死后尸体运送途中，自四川钓鱼城至“起辇谷”，凡杀两万多，途中所遇百姓，不分男女老少，逢之必死，真正的“丧门星”。忽必烈之后，途中杀人之事再无记载。

蒙古皇帝死后，汉人官僚送帝柩至大都建德门就不能再往前走了，举行祖奠仪式后，“百官长嚎而退”，剩下的“旅程”，由蒙古王公、怯薛以及卫士担当。由此，汉人官吏从来不知“起辇谷”位于何地。

生如夏花：汉化帝王的悲剧

公元1323年（元英宗圣治三年）阴历八月初四夜，年仅二十一岁的元英宗正在距上都以南三十里的南坡行帐中挑灯看书。忽然，帐外一阵混乱，隐约听得丞相拜住的怒斥声。

元英宗披衣欲起，未及唤人，御帐门却被人踹开，一身鲜血的元英宗大舅哥铁失率数人闯入。还未等元英宗开口叱责，他当胸一刀，楞生生把这位青年皇帝捅死在御床之上。一刀不解恨，又怕元英宗未死，身为禁卫军头目（忠诩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铁失又连砍数刀，直到元英宗身首分离才停手。

这一个充满血腥气味的夜晚，标志着大元朝由盛到衰的开始。年少英毅的元英宗硕德八剌为帝仅三年，即为贼臣所弑。与其同时被杀的，还有年纪比他稍稍大些、年轻有为的中书右丞相拜住。

少年帝王少年臣
——元英宗、拜住的政治改革

元英宗硕德八剌，乃元仁宗嫡长子。元仁宗刚咽气，其母后答己就把铁木迭儿重新任命为中书右丞相。趁元英宗未正式即位，铁木迭儿一朝大权在手，对政敌进行疯狂报复，把先前弹劾过自己的御史中丞杨朵儿只和中书平章萧拜住二人逮捕处决，在中书省换上了自己的心腹黑驴（其母亦列失八是太后答己的心腹老淫媒，铁木迭儿、失烈门、纽邻这三个面首均是这老娘们“介绍”给太后答己的）和赵世荣为平章政事。两个多月内，铁木迭儿杀人、逮人、整治人、换人，生杀予夺大权皆在己手，完完全全过了一把“皇帝瘾”。

公元1320年四月，硕德八剌正式即帝位，时年十八。刚开始，太后（现在是太皇太后）答己和铁木迭儿并未拿这位乳臭未干的年轻皇帝当回事，以为他不过是手中的牵线傀儡。结果，登基礼完毕，太皇太后来入贺，“（元）英宗即毅然见于色”，对生活不检点的奶奶根本不给好脸。答己大悔，出门跌脚叫道：“谁曾想我扶立这么一个孩子！”

当然，政治那一套面子上的事情该做还要做，元英宗尊“皇奶奶”为“太皇太后”的册文上全是好词，不仅“表彰”了她养育父亲元仁宗和伯父元武宗的“功劳”，又大肆吹捧她对自己的“慈爱”：

“王政之先，无以加孝，人伦之本，莫大尊亲。肆予临御之初，首举推崇之典。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仁施溥博，明烛幽微。爰自居渊潜之宫，已有母天下之望。方武宗之北狩，适成庙之宾天。旋克振于乾纲，谅再安于宗祏。虽有在躬之历数，实司创业之艰难。仪式表于慈闱，动协谋于先帝。莫究补天之妙，允如扶日之升。位履至尊，两翼成于圣子；嗣登大宝，复拥佑于眇躬。矧德迈涂山，功高文母。是宜加于四字，式益衍于徽称。谨奉玉册玉宝，加上尊号曰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合德泰宁福庆徽文崇祐太皇太后。於戏！兹虽涉于强名，庶庸申于善颂。九州四海，养未足于孝心；万岁千秋，愿永膺于寿祉。”

铁木迭儿要夜里按时到答己太后床上“值班”，自然知晓老情人心中的“隐忧”，马上联合中书左丞相合散以及黑驴等人，准备搞宫廷政变，企图推立硕德八剌的弟弟、时为安王的少年兀鲁思不花为帝。少主无主见，拥推成功后肯定比元英宗易于控制。

结果，诸人行事不密，元英宗很快得悉此事，立刻与心腹大臣拜住谋议，果断逮捕了谋乱诸人。本来，拜住准备马上招集官员鞠审，元英宗年纪虽轻，英毅果决，表示：“这帮人如果招供时牵扯进太皇太后（答己），事情就不好办了。不如立刻都推出去斩了！”这招很灵，既避免了被逮捕诸人把太后与铁木迭儿的宫闱丑事张扬出去，又使太后答己等人顿时丧失了这些“左膀右臂”，再也救他们不得。最可惜的是，元英宗之弟兀都思不花根本不知道奸贼们推拥自己为帝的事情，事败后糊里糊涂被降封为“顺阳王”，不久，又被赐死于家。宫廷政治就是如此残酷，稍不留神，身为帝胄至亲，也要立赴黄泉。

此招“敲山震虎”真灵，铁木迭儿虽然没有被牵涉入案，他也知道新帝英明，马上乖乖称病在家里躲了起来。元英宗年少老成，为“安慰”铁木迭儿，还把谋乱诸臣被没收的家产、田宅也赐分给他一份儿，表示此事与他“无关”。

不久，时任中书左丞相的拜住到新城参加其祖父故丞相安童的立碑仪式，铁木迭儿以为有机可乘，马上入宫想重新“办公”。结果，未待他入内殿，元英宗派人传旨阻止他：“爱卿年老，宜自爱，待新年入朝未晚。”怏怏之下，老混蛋回到府邸，这次真的生起重病来。拖了大半年，铁木迭儿竟然忧惧而死。过了两个月，大权旁落的老淫后答己也前后脚随奸夫而去。

在此种情况下，元朝政事完全掌握在元英宗及其心腹重臣拜住手中。

拜住，乃忽必烈丞相安童的孙子，而安童又是成吉思汗的最得力臣子“太师国王”木华黎之后。拜住五岁丧父，由其母怯烈氏抚养成人。怯烈氏丧夫时年才二十二岁，对拜住严加训教，延请汉儒为师，孜孜不倦，终于把拜住教育成仁礼兼备的人才。由于家世显赫，拜住十几岁时就袭任元廷的怯萨长，元仁宗时代又进“荣禄大夫、大司徒”。

元英宗当太子时，常常听闻拜住盛名，让人招唤拜住入东宫想与他交谈，被拜住一口回绝：“我乃天子侍卫长宫，依礼不得私下与太子相往来，嫌疑之际，君子所慎！”时为太子的元英宗得知此语，心中更加敬重拜住为人。所以，继位不久，他马上以拜住为臂膀，明里暗里与铁木迭儿奸党相抗衡。元英宗深知拜住为人不党不私，常对左右近侍讲：“汝辈小心，勿犯国法。我可赦汝，拜住不饶！”执政初期，铁木迭儿奸党遍新朝中，百计倾害拜住，但由于元英宗对拜住一百万个信任，诸小人之谋“终不能遂”。

元英宗、拜住君臣协和，虽施政仅仅二年，所作所为却大可称道。首先，他们制定颁行了《大元通制》这部元朝新法，成为元朝最重要的法典，填补了忽必烈朝代《圣元新格》的许多法律空白；其次，罢汰冗官，精简机构，节省了不少行政费用；第三，推行“助役法”，减轻了忽必烈以来汉族民众长期以来负担的沉重徭役；其四，也是最有特点的，就是准备“以儒治国”，大用汉儒，把不少汉族官吏选进省、台及六部内任职，并下诏在全国范围内“举善荐贤”。可以说，元英宗是元朝第一个熟谙汉语和儒家文化的大有为帝王，倘使他能活上十年、二十年，元朝的日后走向或许与先前的北魏孝文帝和此后的康熙帝不相上下。如果这样的话，元朝的祚命也不会仅仅有九十多年。

拜住属于“真儒”一类的蒙古贵戚。鉴于元朝皇帝从圣元十四年起已经有四十年没有亲谒太庙，他首先劝元英宗依典到位于大都的太庙行亲享之礼。结果，“（元英宗）行酌献礼，升降周旋，俨若素习，中外泰然”，大礼告成后，“鼓吹交作，万姓耸观，百年废典一旦复见，有感泣者”，特别是对于汉族民众，太庙礼让他们产生了对元朝真实而深刻的“认同感”，发现这些异族统治者终于有了要变成“中国人”的苗头。

元英宗、拜住二人虽然皆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但君臣好政求治，都是从内心深处想一挽昔日积弊，力图使大元朝万象更新。现摘取一个二人对话的小场景，以小见大，可以发现这两个蒙古年轻人是多么地志向一致，勤政纳谏：

帝（元英宗）从容谓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虑所及，汝为朕股肱，毋忘规谏，以辅朕之不逮。”拜住顿首谢曰：“昔尧、舜（上古仁君）为君，每事询众，善则舍己从人，万世称圣。桀、纣（上古暴君）为君，拒谏自贤，悦人从己，好近小人，国灭而身不保，民到于今称为无道之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报。然事言之则易，行之则难。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则臣之罪也。”帝嘉纳之。

遥思拜住的祖父安童，也是蒙古贵臣中最亲近儒生者。气味相投，一脉相承，祖孙之业，全然同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铁木迭儿奸行愈暴愈多。于是，元英宗下诏，剥夺铁木迭儿生前死后一切爵位、封谥，并斩其长子八里古司，其次子知枢密院事（国防部长）班丹也受杖刑后免职。虽如此，其三子翰林侍讲学士锁南由于自小伺候元英宗读书，当时被免予处分。当时，任禁卫军大头目的铁失也被查出与铁木迭儿贪污案件大有关联（他是铁木迭儿的“干儿子”），但得以“特赦”，仍旧担任原职。不仅宽大他，元廷又委任他兼御史大夫，提领皇帝最贴身的“左右阿速卫”皇家禁军。

后世研究元史之人，总是讲元英宗、拜住等人太“仁慈”，没有对铁木迭儿党羽一网打尽，才容使铁失等人日后有机会在南坡行弑。其实，不少研究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铁失的亲妹妹是元英宗皇后速哥八剌，元英宗非无情无意冷血之君，与皇后感情又融洽，自然不忍心因铁木迭儿之故把自己大舅子一家全部弄死。妇人之仁，养痈遗患，终于造成日后铁失的忽然一刀。

元英宗、拜住君臣疏旷归疏旷，如果他们不把禁卫军指挥权交与铁失，他也没有机会行弑英宗皇帝。所以，“人情”这种东西，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最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