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这里是“知某数”一句话的展开，讨论的是数学。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所谓的“数理化”，数学排第一位是基础科学的基础，没有对数的研究，人类就无法认识宇宙的规律。其实数学是真正的美学，用简单的几个公式、公理就能推导出支配整个宇宙的自然定理，真是奇妙无比。数学用最简单的数字符号系统，概括了宇宙的复杂性，使人类彻底更新了自己的生存手段和生存能力。


　　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就是运用微分几何学的方法破解了著名的“卡拉比猜想”，证明了名数学家卡拉比提出的关于高维空间曲率的一个猜想，获得1993年诺贝尔数学奖。连数学家卡拉比本人都未能证明的猜想，包括多维次空间存在的证明，被丘成桐用微分几何学彻底解决了，而且还一并解决了多变函数与广义相对论方面的两个猜想，这就是数学的伟大。


　　数学研究宇宙的对称美，训练我们思维的精密性，中国的《易经》是最早系统研究数理的伟大著作。数字是一种自然符号系统，传载着宇宙的全息信息，中国的传统科技一直是由道家担负的。道家的学术，从内容到思想无不体现着对数理的认识，例如炼丹术、五行说、天文、堪舆、医卜星相不一而足。


　　自然科学偏重研究物质的相，相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结构和表征。但是什么在支持着这个相呢？是什么让我们人类有如此的生命活力呢？是数的变化，是数在支配着相。再深入下去，又是谁在制造和控制着数呢？是理，理是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是某种无形的力量，它是宇宙本体的表现，也就是道。《易经》里面建立的方法论模型就是理数相三层模式，用计算机为例证来说明最好理解。


　　不同的计算机用户有不同的使用目的，有的作文字处理、有的看图像、有的听音乐，这些不同的功能态都是计算机具体的相用。但是什么支持着计算机的这些相用呢？是程序语言里面编排的数字程序，是二进制数字的加加减减。又是什么在操纵着数字的加减呢？是理，软件工程师按照计算机的理路设计某种程序，程序员则根据设计将数字固化到软件中去，变成计算机的操作指令系统，这是一个由理到数再到相的完整过程。


　　《易经》中提出多种不同的数理逻辑系统，《三字经》这里提到的十进制只是其中之一。一是自然数字的开始，由一到十，十十为百，十百为千，十千为万，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传统的十进制就到头了，这与现代数学中的十进制又不同。

　　研究宇宙的运动规律要用二进制，就是阴阳之数的数理逻辑系统，《易经》中卦爻卦象的演算主要用的是二进制系统，这是宇宙的奥密。在西方，莱布尼兹是微积分和二进制数学的创始人，也是计算机的先驱。英国人李约瑟博士是研究莱布尼兹的专家，当他根据大量史料仔细追溯现代一系列最有影响的西方科学家的欧洲思想渊源的时候，都通向莱布尼兹。莱布尼兹的思想又是哪里来的？李约瑟的研究结果表明，莱布尼兹从20岁起直到逝世为止，终身都是中国学术的爱好者，特别是对《易经》图象数理的研究。


　　莱布尼兹有一个好朋友鲍威特是欧洲传教士，曾在中国耶稣会传教。鲍威特是研究《易经》的专家，他把中国的《易经》介绍给莱布尼兹。莱布尼兹本就在研究二进制系统，这一下一拍即合。1701年鲍威特将自己珍藏的两个“易图”送给莱布尼兹，莱氏从六十四卦图中惊奇地发现了从63到0的二进制数字。1703年莱氏发表了“谈二进制算术”的论文，此文收于英国皇家科学院论文集中。莱布尼兹正式确认了《易经》卦爻与二进制数字的同一性。


　　所谓二进制的数理结构，只有一和零二个数。零是个圆圈没有数，却代表了无限的数无量的数。宇宙之中到底有多少数呢？只有一个数就是“一”，永远都是一，一加一就是二，加零就是十，过了十又是一个一，过了百又是一，没有穷尽。

　　道家学说认为，宇宙的开端就是“道生一”，道是无极，一是太极。宇宙大爆炸一开始，就是太极生两仪（阴阳），二进制就出现了。二进制的原理就是“相对论”，有天就有地，有阳就有阴，有南就有北，相对一出现，就是老子说的天地相生、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合。我们这个世界是相对的世界，在相对世界里想找到绝对的东西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能超越相对、超越这个对立的物质世间，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易经》是关于科学的哲学，训练出来的是数学家的头脑。《易经》教给我们系统论的思想，看问题要敏锐、要细致，要做个有心人；其次观察问题要有逻辑性、要全面；分析问题要有条理、有层次、有耐心；处理问题要果决，因为一切都在变，解决问题的条件转瞬即逝，必须当断立断。处理问题的时候要给自己留退路，因为变量太多、环境随时都在变，有一个环节疏忽了，将来必定因此又起争端。


　　《易经》洁净精微，确实可以训练我们的思维。至于八卦的推演，无外乎就是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方程式、一套套假设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已，并不神秘。

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三才是天才、地才、人才，三光是日光、月光、星光。不要小看了这个三，整个物质世界都是由三而来的。三既是物质运动的结构也是物质运动的极限，小到原子结构中的电子多数是分三层轨道围绕原子核运转，大至宇宙天体按照“理数相”的法则在运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一而再还可以，再而三就不行了，所以老子才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的本源，是形而上的本体，它永远生生不已，这是道的第一层功能；所形成的天地宇宙，是道的第二层功能；地球上出现的人类社会则是道的第三层功能，所以宇宙开始于零、开始于一。

　　龙师伏羲氏观龙马之图始画八卦，一横为阳数之始，为法太极之道立于一；再画二横为阴数之始，即《易经》的九六之数，阴阳交变而有万物。三字的来源可是不简单，乃是一阳合二阴之象。宇宙形成之前，古人形容为“乾坤未判，天地未开”之初，名为混沌之世，还没有形成现在的物质宇宙，也没有日月星辰，此时为无极。无极静而生动出现太极，事物内部静而不动是无极，内部一动就是太极。由太极产生了宇宙大爆炸，形成了形而下的物质宇宙。形而下的特点是对立，任何事物都是相对存在的，这就是太极生两仪（阴阳），由二再生三，就是三才。

　　天地宇宙都是相对而生，互存共荣，在天为阴与阳，在地曰柔与刚，在人为男和女。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神气精。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亲师。


　　我们这个物质宇宙存在的时间，佛家称为一劫；而人类世界的历史寿命（这一冰河时期的人类文明）为一元，其数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这是宋儒邵康节在《黄极经世》中提出的“元会运世”的概念。现代科学证明，地球诞生于五十亿年以前，而人类只有五百万年的历史，五百万相对于五十亿，简直是电光石火的瞬间。这五百万年的历史，也还是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冰河时期，人类文明又不知生灭了多少次。邵雍认为，人类世界的历史寿命，由开辟到终结为一元，共计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其间又分为十二会，按照十二地支的顺序命名，每会一万八百年。一会有三十运，每运十二世，一世是三十年。一年十二个月，一月三十天，一天十二时辰，这是最基本的时空之数。既然世界的开辟到终结分为十二会，于是“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观念又与“三才”混合起来，成为后世阴阳家说理的工具。

　　十二会各运行一万八百年，这个世界就告一段落，复归于混沌。但邵康节所说的天地终始之数，只是此次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生灭的一段过程，大概相当于佛学所说的一个“小劫”，而非地球“成住坏空”的大劫。佛家只是说理，邵子却能够用数字计算出来而且与轮回的道理完全契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物质世界“本乎数”的道理之所在。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谁也不知道。存在决定价值，老祖先既然这样说，一定有它的道理。我们就姑且听之，留待未来的科学家去考证。

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纲是纲纪、纲领的意思，三纲是五种伦常关系中最重要的三条，就是“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但是原始儒家思想中没有这种提法，不要说孔曾思孟没有讲过，连荀子也没有讲过何者为纲的问题。孔子倒是在《易经•序卦》中说过：“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关系居先，君臣关系居后。而三纲的“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君臣关系在前，夫妇关系在后，与孔子说的刚好相反，显然是后人为推行忠君思想提出来的。


　　谁提出来的呢？是西汉的董仲舒。董仲舒提出三纲，汉武帝独尊儒术，再由班固正式记载在经学著作《白虎通义》之中。


　　我们知道，五伦关系中的每一伦都是互存共荣的共同体，古人称为阴阳未判的太极。总之就是一体的意思，像手心与手背的关系一样，你能说谁是谁的纲？如果硬要分出纲常，也只能说是互为己纲，大家都是纲不是等于没说一样吗？那么董仲舒为什么要提出“三纲”，仅仅因为他端着汉武帝家的饭碗吗？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我们应该认识清楚。


　　世间的事情都是物以希为贵，缺什么才吆喝什么，要振兴的东西一定离死不远了。正因为“君臣不义，父子不亲，夫妇不顺”，董仲舒才大声吆喝“三纲”。其实不要说汉朝，臣弑君、子弑父的传统早在东周就开始了。春秋242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推其原由就是孔子说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至于汉朝时夫妇一道的纲常紊乱，实是肇始于刘邦。刘邦起事之时身无分文，不要说军费得由老丈人开支，自己藏在邙砀山还得由老婆吕雉天天送饭。这才种下了汉朝女权篡政，以阴乱阳的因果。现代社会还不是如此，哪一家不是女权当政？哪一家是老子说了算？董仲舒正是看到了“细恶不绝之所至也”的伦常关系的紊乱，才提出其中最严重的三条，要汉武帝正此“三纲”。

　　后世要打倒孔家店，主要罪名就是冲着这“三纲”来的。他们哪里知道卖“三纲”的是董家店，而非孔家店，而且“三纲”的货源已经断档多少年了。


　　五伦十义的道理，下面还会讲到，这里就不再多解释了。

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


　　春夏秋冬为四季，又叫四时，应乎北斗七星。北斗七星的勺柄总是围绕着北极星转的，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北斗七星不停地转动，就代表了一年四季不断地推移交替，循环运转，没有穷尽。


　　中国文化里面发达最早、最系统的就是天文学，中国天文学在明朝以前，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是我国传统科技的一部分。为什么中国天文学发达呢？因为中国是以农业立本、以农为主的国家，务农的根本是不误农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定要按天时，不能胡来。所以中国历代都有司天监，有“天官”，专门观测天文气象的变化，以此作为行政施治的根据。


　　《易经》里说：“寒来则暑往，暑往则寒来，寒暑想推，而成岁焉”。气候与物候历来就是农本国家的大事，游牧民族就无所谓了，不太重视。气候注重的是地球上的温度、湿度和光照时间，物候则关心生物消长的节律性，偏重在生物与自然的关系。


　　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是椭圆的，一年之中有距太阳最近的近日点（1.4亿公里）,距离最远的远日点（1.6亿公里），造成四季日照时间的长短不一样；地球的地轴又是歪的，自转起来造成各地区日照强度不均衡，这就产生了四时寒暑的变化。


　　根据我们中国的历法，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岁和年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年表示从今年的正月初一到来年正月初一的这一段时间，为一个自然年。岁表示从今年的某一节气到明年的同一节气的一段时间，为一个回归年。一个自然年是365天，一个回归年（岁）则是365天又5小时48分46秒。


　　举春时为例来说，春三月万物发生，正月为孟春建寅，二月为仲春建卯，三月为季春建辰。孟春的一气为立春，包括“东风解冻、蜇虫始振、鱼上冰”三候；孟春的一节为雨水，有“獭祭鱼、鸿雁来、草木萌动”三候。四时有十二节、十二气（二十四节气），共计七十二候。

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东南西北是人类臆设的方向坐标，其实茫茫太空之中哪里有方向呢？连地球都是圆的，《庄子》一书中就提到“南方有穷而无穷”的辩题。南方看似有头，你走走看，保证转一圈又走回来了，因为地球是圆的。四方是假设的，但中是真实的。何为中？你站立的这一点就是中，有了这个中，东西南北就有了。中国文化讲究“面南背北，左东右西”，中心一确定，四方的概念就出来了；中心一移动，方位也就随着移动了。


　　如果以地球为中，就要以北极星来定位，但地球在上一个冰河时期曾经受慧星的引力作用翻了个倒毛筋斗，南变了北，北变了南。地质学家一直就怀疑岩层中的反方向磁力线痕迹到底是怎么回事。《易经》的八卦方位图，与现代的地图方位正好相反，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东方甲乙寅卯木，应正月、二月，居震宫。南方丙丁巳午火，应四月、五月，居离宫。西方庚辛申酉金，应七月、八月，居兑宫。北方壬癸亥子水，应十月、十一月，居坎宫。中央戊己辰戌丑未土，应三、六、九、十二月，居中宫。


　　实际上，中指的是整体的平衡点，并非是平均的度量衡单位。一根粗细不一的棍子，其平衡点绝对在靠近粗的一头，这一点就是中。社会学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就不是中，也永远不可能有中。《尚书》里面有四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讲的就是教育的中心、为政的中心、也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允是诚信、公平，把握住这两点不动摇、不放弃就是持中，就能天下太平。水平则不流，物平则不动，不动就正、就定了。


　　在世界范围，中国属土，居全球之中。历史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中国的问题不解决，全世界就不得安宁。中国强大一点四方都害怕，中国的产品一来，谁也招架不住，这就是中位的力量。在中国领土内，嵩山为中岳是中国之中，嵩山之中在少林，少林之中在大雄宝殿释迦摩尼佛的莲花宝座之下，达摩老祖所以要在嵩山面壁九年绝不是偶然的。


　　帝都北京的中心在紫禁城，紫禁城的中心在太和殿，太和殿的中心在皇帝的蟠龙宝座之下，从这一点放射出去，北京四城呈对称格局：四正四隅方位有庙堂八座，东西南北有四坛（天地日月）再加上社稷坛，一共是五坛八庙，这是明成祖时代，姚广孝按《易经》之理设计的北京城。现在太和殿的蟠龙宝座后撤了十几步，起因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登基大典时害怕。太和殿顶上，蟠龙藻井内龙口里悬挂一颗亮晶晶的大球，象征着龙戏珠。袁世凯怕大珠子说不准哪天掉下来，他虽然叫“袁大头”怕也扛不住，就后撤到现在的位置，这是说到中随便扯出来的闲话。

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五常是人的性德，人性中含有五常之德，就是“仁义礼智信”，这是天赋与人的天性，也是天德，是不能够紊乱的。这里的天，指的是宇宙中那股冥冥之中无法抗拒的力量。常是恒常、永远存在、不能改变的意思。


　　五常之中以仁德为首，仁统四端，有仁才有义礼智信四德，所以古人在很多时候只用一个仁字就代表了五德。例如孔子在《论语•里仁》一篇里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就是说君子在吃一餐饭这样短的时间里，也不能离开五常之德，至于生活动荡困苦、人生挫折困顿的时候，更应该是如此。


　　那么，什么叫做仁呢？通俗地说，仁慈、有爱心就是仁。仁是体，慈是相，爱是用，表现出来就是爱心。能够不讲条件的博爱就是慈，慈的本体就是仁，它们是一体三面，同出而异名。


　　仁是五德之首，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也是孔子一生追求的根本。《论语》中有“里仁”一篇，专门谈仁的体和用。仁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不能离开具体事项空对空地谈仁，所以孔子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例如“仁者爱人”，有爱心，能够爱人、爱物就是仁，这是孔子不得已的说法，因为爱毕竟还不是仁的全部境界和内容。中国有一句话，叫作“博爱谓之仁”，有人说这是孔子说的，其实这是唐朝韩愈说的，不是孔子的话。


　　普通人的爱是有条件的，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喜欢才爱不喜欢就不爱，所以爱字里面有心。简化汉字的爱，干脆连心也掏去了，更赤裸裸了。慈则是爱的升华，是没有条件的爱，母亲疼爱儿女是无条件的，这种爱就是慈，所以称母亲为慈母。

　　在具体事项上如何才能达到仁呢？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提出五条标准，就是恭宽信敏惠。孔子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恭是自重自尊，是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就不会有外来的侮辱；恭既是严以律己，宽就是宽以待人，包容他人的缺点，宽宏大量的人一定得众。信是自信信他、信因信果等的合称，是内心诚敬，不自欺的结果，能如此则天下没有不可以用的人，也就是老子说的“圣人无弃物”。敏是聪明敏捷、反应快、办事情不拖泥带水，容易有事功。惠是恩惠，要有行动表示，不能总是空口说白话，但恩惠必须出自于诚，是真感情而不是假手段，这样的人君才可以与其共事。孔子提出的实行仁的标准并非高不可攀，只要肯接受，人人都可以做到。


　　五常之中的“仁”懂了，其余的义礼智信四德自在其中，是“得一万事毕”的自然结果。例如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是智；能做到恰到好处就是义。义是孟子学说的核心，也是孟子一生追求的目标。信是诚信，礼是守规矩、不放肆，内恭外敬，能如此则说话做事都不会逾矩。要达到随心所欲又不逾距，孔子说要七十岁才能做到，我们时时看着自己还在不断地犯规，能随心所欲又不逾矩实在是太难了。

稻梁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


　　稻子、高梁、豆子、麦、黍（黄米）、稷（小米）称作“六谷”，是我们人类所食用的主食。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气候、水土、民情不同，出产的谷物和食用的主食也各不相同。


　　“黍稷”是古代中国，特别是黄河流域地区，最主要的两种粮食作物。黍是比小米稍大、煮熟以后有黏性的一种黄米，因为要在大暑节气下种，故称为黍。稷又称为粟、谷子、小米，秋种夏熟，要经历四时，似四时之祭，故称为稷。梁是高粱，因其性凉故称为梁，有青黄白三种，都可以酿酒。菽是豆类的总称，包括青赤黄白黑各种豆类。麦子有大麦、小麦、燕麦、黑麦等，秋种夏实，农历四月前后是麦熟季节，五月就到麦收了。


　　中国人历来讲究五谷丰登，庄子形容姑射山上的神人，也用了“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话；但是这里有提到“此六谷，人所食”。五谷与六谷的说法有什么不同之处呢？简单地说，五谷中不包括稻子，上古时期的中国人集中生活于黄河流域，而长江以北地区是不种稻子的。据文献记载，稻子是在唐太宗祥符年间从南方占城国引进的品种，为纪念此事，将稻米称作粘谷，粘者占城国之米也。因此，中国北方早期没有稻子，只有“黍稷菽麦麻”五谷（《汉书•食货志》）。


　　但是，近年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种植水稻的国家。例如，湖南省株洲市的云阳大地泽文化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内有距今五千一百五十年的稻种标本；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稻种标本，距今有七千余年。最重大的发现，是一九九四年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文化遗址，出土了目前全世界保存最好、最早的人工稻种。经同位素炭十四测定，这些金黄色的稻种实物，距今已有一万四千多年的历史了。


　　黄帝距今有五千年的历史，但种植五谷、从事农业活动并不是从黄帝时代开始的，而是从神农氏时代就开始了。伏羲氏至今有一万二千年至一万四千年的历史，伏羲氏至黄帝时代也有七千余年，其间尚有神农氏时代，神农氏距今至少也有九千的历史。我们中国人要相信自己的祖先，相信自己的历史，不要做自贬祖先、自己缩短自己历史的蠢事。这也同时证明了，中国以农业立国的历史太悠久了，至少有九千年。

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马牛羊，鸡犬豕”，这六种动物是人类畜养的，称为家畜。我国蓄养家畜的历史可谓由来已久，在陕西西安半坡村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以及其他殷墟遗址上就发现有这六畜的遗骨。甲骨文家字的字型，也显示无豕不成家。古人将马牛羊称为上珍三品，鸡犬豕为下珍三品。举行祭祀典礼时，普通的用三牲供（羊犬豕），高级的要用五牲供（马牛羊犬豕）。


　　六畜之所以与人类关系密切，一是六畜服务于人，如马可负重至远，牛能运货耕田，羊有跪乳之恩，鸡有报晓之功，犬有守夜之义，猪有庖厨之用。二是六畜有很多优点是人类应该好好学习的，例如马的刚健进取、牛的忍辱负重、羊的跪乳报恩、犬的忠勇诚信。马是不休息的，睡觉都站着；鸡是三德兼备：不吃独食义也，敌前敢斗勇也，司晨不误信也。猪更不用说了，现代医学的器官移植大都是用猪的器官，根据免疫学的研究，人体对猪器官产生的排斥反应最小，看来人变成猪是早晚的事了。


　　第三，此六畜亦要靠人来帮助它们离苦得乐。马牛有阴火，羊有阴土，鸡有阴金，犬有阴木，猪有阴水。有一阴之性在，就会堕此畜生一道，受此一道之苦。人如果能够帮它们化掉这一偏之性，它们就能离苦得乐，也不枉了为我们服务一场。


　　由六畜又引出中国人迷信的十二属性，十二属性据说是从印度文化来的。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佛学传到中国，同时也带来了印度文化。印度人用来说理的十二种动物，经中国文化融合以后变为中国的十二种动物。我们确实在汉以前的古书中没见到有十二属性的说法，例如《春秋左传》交待时间都很具体，如“十年春，齐师伐我…”，没见过有“猴年马月，…的记述”。

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


　　喜悦、愤恨、忧伤、恐惧、爱恋、厌恶、欲望，是人人具备的七种情志，称为七情。七情是人的心意的变化，其中“喜者心之欢乐，怒者心之烦恼，哀者心之痛切，惧者心之惶恐，爱者心之贪恋，恶者心之憎嫌，欲者心之思慕”，可见其都与“心”有直接的关系。


　　心是我们东方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我们叫做“心性学说”，不称为心理学，因为心理活动无非就是心念的起灭和转移，不是心的本源。东方的心性学说，无论佛学还是儒道之学都不搞寻枝摘叶这一套，而是直接探查人心的根源，以期从根本上切断心念的起灭。


　　心性之心是宇宙的本体，是形而上的道，就是《楞严经》中“七处征心”所讨论的心。心念之心，是形而下人的心理活动，是念头、是心念的生灭。所以人心险恶说的是人的心念凶险，恶念不断；人心贪婪是说人的贪欲念头不绝。佛法说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说的统统都是念头。有念头就现出这个物质世界，这是有为法；停止了念头，物质世界就消失了，才能进入无为法。


　　所以中国文化中所说的心，既不是心脏也不是大脑，而是人的念头，它是人一切心理活动的要素。心之所发就是念之所动，就是意念，简称为意；心之所往就是念之所聚，念聚就是志。念头忽生忽灭，如梦幻泡影，根本控制不了，所以人的心意志都很难控制。学打坐的一上来就学空杂念，你就上当了，一辈子也空不了。因为念头本身就是空的，没有实体忽生忽灭，不去理睬它反而没有了，就是如此奇怪。


　　情也同样如此，是因心有所感，性有所动，感而后发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说要不动性、不动情，那是佛的境界，我们凡夫俗子做不到。“爱不重不生娑婆，情不深不为男女”嘛！人心为阴阳界的翻板，阳面叫菩提，阴面叫烦恼，阴阳是一体，没有办法分开，所以“菩提即烦恼，烦恼即菩提”，全赖阴阳板哪一面朝上。菩提与烦恼都是在圣不添在凡不减，想去掉烦恼换来菩提，不是多此一举吗？心念一转，马上就变烦恼为菩提了。为什么转不过来呢？性子没化。性子不化如同手持污染之器，再好的东西倒进去也一定会污染。无情不是真豪杰，菩萨的意思就是“觉有情”，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同时也要使一切有情众生觉悟。不爱人就无法度人，不爱物就无法成物，无情就不会生在人间了。


　　七情在圣贤之人纯乎天理，故无七情之蔽；凡夫俗子则为物欲所蔽，放荡不羁。事如其心就喜，事与愿违就怒，动乎悲就哀，畏乎法就惧，见美就爱，见丑就恶，贪想就成欲。圣人看到我们真是可气、可叹、又可怜。


　　其实，圣人与凡夫的根本区别只在一念之间，全赖于你的发心：出之以正则为圣贤，出之以私则为凡夫，出之以邪则为奸佞，正邪之间，全凭此一念，因此不可不谨慎。

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


　　前面已经谈到了礼，这里再谈乐。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总称，也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们一定要明了古人为什么如此重视礼乐。礼代表了我们的文化精神、文化哲学，因此广义的礼包括了哲学、政治、社会、教育等人文文化。乐则代表了我们乐观的人生态度。礼接近于我们的宇宙观，乐偏重于我们的人生观。


　　广义的乐是艺术形式的总称，包括了现代的音乐、舞蹈、美术、影剧等所有艺术形式。狭义的乐指音乐。乐有什么作用呢？没有乐行不行呢？


　　没有艺术修养，人生会很枯燥乏味。设想一下，连自己哄自己玩的玩意儿都没有，生活不是会很枯燥吗？所以要用乐来调心，并不是要你去当什么艺术家。


　　古代的伟人都懂艺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同时又是大文学家、大书法家。无论自己心中的痛苦和烦恼有多么大，通过读书写字、吟诗赋棋、吹拉弹唱就化解了，不象我们现代人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非弄出个抑郁症、精神分裂症不算完。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传统教育为什么如此重视乐，以及为什么孔子在《孝经》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乐既是用来调心，就要轻柔和缓、低吟慢唱，自己唱给自己听嘛！所以中国的民族乐器差不多都是独奏的，无论笙管笛箫、琴瑟琵琶，都是如此，不象西洋乐器多是演奏给他人听的，所以震耳欲聋。


　　这里的八音既是八种乐器，也代表八种不同门类的音乐。《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周礼•春官》中则更具体的提出“匏土革，木石金，丝竹”的八音分类方法。

　　匏是匏瓜，匏瓜破开就是瓢，将匏瓜上面设13根紫竹簧管就是笙；36根簧管的大笙叫竽，不是有成语“滥竽充数”吗？所以匏就代表簧管类乐器。土是陶土，古代用陶土烧制成一种吹奏乐器叫埙, 又叫“陶埙”，大小如鹅蛋，有六个孔，顶端为吹口。


　　革指牛皮，可以制成鼓，属打击乐。古曲每奏乐一段，要击鼓三声。一个人不学无术信口雌黄，就被形容为“吹牛皮”，因为他不知道打击乐与吹奏乐根本是不同的两类。木指木制的乐器，例如有拍板、梆子、有敔。奏乐将终时，击敔使演奏停止。石类乐器有石磬，金属类乐器有钟、锣、钹、铙、唢呐等。丝代表弦类乐器，因为上古时期用蚕丝作弦，故又称为丝弦，例如有琴、瑟、琵琶、筝之类。竹制乐器是用竹管穿孔而成，有横吹的笛、竖吹的箫、龠（排箫）等。


　　八音既表示八种不同的乐器，也代表吹奏乐、打击乐、弹拨乐、管弦乐等不同的音乐形式。八音之乐据传是皇帝的大臣容所制，历史上的五帝三王都各有其乐。如舜帝之乐为韶，韶乐据说非常之美。《伦语•述而篇》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欣赏韶乐进入忘我的境界，连着三个月吃饭都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还感叹说：“我没想到上古时代的音乐有如此高明”！


　　韶乐我是没听过，东方红倒是听了几十年，确是一个月不识肉味。那是因为文革时期，买肉要肉票，听到东方红我就想起猪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