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19日，郭氏夫妇得知郭世英被人绑架，生死难卜。晚上郭刚好要陪周恩来参加一个宴会，行前，于立群要郭趁便请求周恩来关心一下。然而，尽管郭一个晚上都在周的旁边，却最终也没有开口向周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终于死于非命。

49年以后郭步步紧跟，不敢有半点闪失。1965年2月《光明日报》登出毛的《清平乐•
蒋桂战争》的墨迹后，郭即著文颂扬：“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诗词的‘顶峰’；主席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是书法中的‘顶峰’。”郭甘当神权时代的弄臣却总是讨好不得好。“1967年6月郭沫若诗颂扬江青，但他得到不是江青‘钦赐’他什么‘御物’，而是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儿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点名批判，两次叫82岁的郭沫若低头站起来接受江青一伙儿的羞辱。”原因在郭在《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统一中国是功，焚书坑儒是罪。力倡“一分为二”的毛泽东以秦始皇自居，当然容不得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劝君少骂秦始皇，焚烧书事业要商量。”要郭为几十年前的观点付出代价。

知名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的用处。1957年，北京人艺的最大难题是划不划焦菊隐为右派。“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这当然不是彭真个人的主意，1957年9月8日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中就规定，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这也就是从57到76这一政治动荡的时期，中国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之一。

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1946年7月，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陶宅慰问，并取消了下午与司徒雷登的约会，向延安详细报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出唁电，盛赞“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此后一段时间，又精心组织了海内外一系列旨在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悼陶活动。但49年后“民主魂”已无价值。1951年批《武训传》时，舆论界翻脸不认5年前毛泽东对陶的颂扬，大量的文章把陶拉来作为武训的陪斗，《人民教育》给陶定下四条罪状，判定所谓“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不过是徒有其名。批判者中当然少不了郭沫若。

像郭沫若、陶行知之类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其价值只有在两派政治力量较量之时才能实现。可以设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后来的处境只有两种：一种是像郭沫若一样批武训、写检讨；一种是像梁漱溟那样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总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动了。

６ 原则和纵欲

罗自杀后，旨在批判他的“三月会议”停开了。

但是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他们说爸爸是自绝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的行为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

内部斗争的严厉性，非身临其境者不能领略。毛泽东之所以能纵横捭阖、无所顾忌，是因为一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很欢迎这种此起彼伏的斗争方式。

1945年的“华北工作会议”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罗不也是从迫害彭德怀的斗争中获得“纵欲后的满足”？权力和资源是有限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却是无限的，如此就需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重新分配，斗争的哲学势在必行。在一切都取决于个人意愿的氛围中，很多问题并非原则之分、主义之争，核心是权力转移。林彪在“文革”初说得明白：“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一个全面的调整。”所以几十年的“革命友谊”并不会使一些人在落井下石时犹豫一下。对普通人而言，政治原则无人情可言，但一小部分精于权力角逐的人却可以充分伸张自己的欲望，在风吹浪打中信步闲庭。被剥夺和被满足同时完成。

７ 乐园

1928年，饶漱石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时，杨尚昆是他的上级，习惯地称之为“小饶”。“皖南事变”后，饶在刘少奇的提携下荣任新四军政委、东南局书记。1946年饶从北京到延安，位置已不再显赫的杨尚昆机场接他，“招呼他‘小饶’，他就像没有听见一样。我追上前喊一声‘饶政委’，他才答应。”价值和尊严来自权力，如果毛泽东或刘少奇喊他“小饶”。饶漱石断不敢“像没有听见一样”。

成功的革命夺取了控制一切的权利，胜利者拥有了乐园，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就是保护革命的成果。作为一个集体，党内任何派别、任何个人对任何反党行为都严惩不贷，只有江山稳固，个人才可能层次清晰地拥有自己的小乐园。毛对此十分清楚。“九一三”事件后，点点去找时任中联部长的耿飚，回来的路上：

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脚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们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子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的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

权力就是乐园。1959年后，罗达到一生的巅峰，身占党政军十多个要职：在党内，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在政府，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队，是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国防工业战线，是国防工办主任，十一人专门委员会和中央专委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人大，是全国人大常委。他理所当然地享有既大又美丽的房子和院子和一大堆秘书、参谋、警卫员、管理员、司机、保育员、厨师的服务，“院子里还有齐刷刷五个漂亮年轻的女人”。

罗失去权力后，人去楼空，“妈妈开始自己做饭，剩下来的工作人员日益与我们为敌。”要是罗部长在位，借他们100个胆也不敢。这还算客气的。陆定一与罗一起下台之前，他的夫人严慰冰1966年4月28日上午在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增福堂被诱捕到一个秘密拘留所，“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几下子就把严慰冰从头到脚。剥得几乎‘暴露无遗’了，仅剩下三角裤衩、汗背心。……那个汉子又喝道：‘你还摆什么臭架子？现在就要打掉你的臭架子！’”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一切，包括“臭架子”。

听说爹爹去世以后，康妈妈的日子总是过得冷清一些。

康妈妈即康克清，朱德的在与不在对康是大不一样的。嫁夫随夫，在政治生活中，夫荣妻贵，夫损妻辱。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本人也是老红军，但张一倒，刘也尾随而去。1967年，康生派人要张闻天交代刘少奇在61人出狱问题上的罪责，鉴于张此前说过这是他当时代表中央决定的，来人特别警告他：“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这种株连术令每个丈夫都要万分小心，进退得失关系到子孙后代、亲朋故旧。贺龙出了事，二方面许多老将军都跟着倒霉，处理王尚荣、许光达、黄新廷、廖汉生、杨秀山、成钧、谭友林、郭林祥等人的“专案组”纷纷成立；林彪倒台后，贺龙的夫人被接到北京，1974年秋邓颖超前来探望，消息传出，正在被“挂起来”的二方面军的老将军当晚就喝了酒。

权力来自何处？理论上讲来自人民，但不但人民、就是高级将领，也没有决定罗为总参谋长的权力。刘亚楼告诉罗：林彪说“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罗的权力来自林彪，更来自毛泽东。可以让位极人臣的刘少奇、林彪死无葬身之地，也可以让写文章的秀才一步登天。谁敢不提起十二分精神？

８ 虚无主义

罗自杀前给妻子的遗书是：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1977年恢复工作后的罗瑞卿在百务缠身的情况下，还担任了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委员会主任。无论在这个以革命为主题的世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对毛泽东的信任的爱戴从未动摇过，他始终是这个伟大天才革命家的忠实追随者。

但罗清醒了一些，1978年，他支持《解放军报》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他不认为毛可以逃避历史的检验。

这种情结可以见之于一大批老革命家。朱德长期受冷遇，失意时种一点兰花都不被允许，但点点看望康克清时了解到：

原来这年的8月，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随后，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城头易帜，共产党失去政权，国家解体。康妈妈面对突然的事变十分痛心，每天要花大量时间读书看报，劳累过度，才发病住院。

确实，如果社会主义都要被否定，这些从死人堆中爬起、在残酷清洗中幸存下来的革命家的一生还有什么意义？连点点也认为：“无论我和我的一家在‘文革’中经历了什么，我们和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血肉相联的。”

但是我还是感到一种虚无，因为我最怕认认真真地做一件事情，那结果却只是一个错误，或者叫做误会。

罗是忠心为党、忠心为毛的，但却被一脚踢开。他本人可以不计较，但在宣扬绝对理想主义和革命原则的政治运动中，却闹出文革这样的悲喜剧，这种理想与原则的可信性就大可怀疑了。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从来不允许对“组织上”有半点怀疑，对革命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坚决否定，那么结局是两种，一种恶梦醒来，认定一切都是虚伪，世上本无所谓理想与原则，从而导向犬儒主义、享乐主义，这在一些老干部及其子女的身上已经表现出来；再一种是继续非理知、非反省地坚持原来的价值信念。谁又能说哪种更好？

９ 犹太人与犹大

点点把罗的被整与犹太人的命运相比。犹太人为什么受迫害，她认为这和犹太民族拥有太完美的理想和太彻底的责任感有关。悲惨的犹太人是否因其理想品格而受难姑置不论（因为欧洲人迫害犹太人的理由之一是犹太人中出了一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但罗的遭遇可能并非因完美的人格，庐山会议上，他扮演的是犹大：一次是7月10日晚了，毛召见周小舟、李锐等人，周讲了“上有好者，下必甚下必甚焉”之类直接批评毛的话，毛没有见怪，并表示了反左的态度。事后周很兴奋，就向罗讲了，由此传给“下必甚焉”的柯庆施等人，间接推动了庐山会议的转向；二是7月23日上午，毛发表批彭的讲话，当天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气不过，就到黄克诚处出气。彭德怀进来后他们几个告辞出来，路中遇见罗，罗当然向上告发，“二十三日事件”后来成为湖南集团和“反党俱乐部”的证据之一。在庐山会议期间，罗是批彭“护神”的主力，几十年后李锐还说：“我特别记得他对黄克诚疾言厉色的神情。”从彭德怀下台的1959年到1966年，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恰恰在此时飞黄腾达的罗脱不了干系。承认这段时期党犯过错误，其中少不了有罗的一部分。

但点点的这一比较还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她说的：

当有人自认为有最完美的道德和献身精神的时候，他就得罪了整个人类，就激发了深藏在人类天性中这种邪恶的迫害欲，就在理论上沦为受迫害的犹太人。

萨特的名言是搞政治一定会把手弄脏，通过原始而残酷斗争夺取政权的政治体系不可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罗也许并不高尚，但比一些同侪能干一些，上面对他更信用一些，“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10理想无辜

点点没有就事论事，她有许多反省和总结，比如：

无产阶级的职业家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付出自己与他人的双重代价。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坚硬决心，在一切人身上留下累累伤痕，包括在儿女们的身上。这种为信仰牺牲一切的的悲壮故事会被现代人理解和原谅吗？当然问题并不在于任何人的理解和原谅，而在于理想化的人生给世界和他人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多少大奸大恶假至诚至爱之名，猖獗盖世大行其道。这是所有真诚善良者，包括真诚善良革命者的不幸和悲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