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曰无人—谈谈明清两朝重臣洪承畴。
清张廷玉曾评价明灭亡时文无房、杜,武无郭、李;虽然崇祯奋发也无济于事。而崇祯皇帝在临死时也发出“臣皆可杀”的怒吼。那段历史似乎给了我们一给印象,明朝末年中国无干才。
可是看看在明清两朝都担任过重要职务的洪承畴,似乎历史的真相并不是这样的。
洪承畴,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出生在福建泉州一个家道中落的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因家境贫寒,11岁辍学,在家帮母做豆干,每曰清晨还要到英圩埔走街串巷叫卖豆干。当时西轩长房的才子洪启胤在水沟馆办村学,洪承畴叫卖豆干之余,常在学馆外听课,偶尔也帮学生做对子。洪启胤发现洪承畴极有天份且抱负不凡,免费收洪承畴为徒,重返校门。
洪承畴学习用功,博览群书。启胤老师的《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孙子兵法》等书都被他借来认真研读,从小就表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甚得洪启胤赏识。洪启胤曾在洪承畴的一篇文中批下“家驹千里,国石万钧”的评语。
洪承畴在水沟馆读了五年书后,又到泉州城北学馆读书。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23岁的洪承畴赴省参加乡试,为乙卯科中式第十九名举人。次年,赴京会试,连捷登科,为丙辰科殿试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
应该说洪承畴年轻时的奋斗史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以及典型意义的,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报章杂志中看到与洪承畴相似的成功范例。孟子云“天将降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不管我们怎么样评价洪承畴,他的确做了一辈子大事。
洪承畴初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等职,在刑部任事6年。明·天启二年(1622年)擢升浙江提学佥事,以才高识士,所选人才皆俊奇,为朝廷所器重,2年后升迁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
明·天启七年(1627年),升陕西督道参议。
崇祯二年(1629年),农民军王左挂、苗美率兵进攻韩城。陕西总督杨鹤手中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还是参政的洪承畴领兵出战。洪承畴斩杀敌兵三百人,解了韩城之围,顿时名声大噪。
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洪承畴被任为延绥巡抚。作为杨鹤手下干将,本该支持上司的“招抚政策”,可是洪承畴没有,他反而大力剿匪。而且不仅剿匪,且并“杀降”!当时被其杀掉的投降“贼军”多达数万,虽然这一举动甚为残忍,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洪承畴具备能臣干才的素质。
明朝末年之所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最后甚至断送了明朝将近300年的江山,除了明朝末年政治腐败以外,也和当时全球气候变异造成北半球灾害频繁有很大关系。简单地说,是气候灾变导致大面积的饥荒,饥荒引发农民起义,加上当时政治腐败,农民起义越演越烈,最后导致明王朝的灭亡。从河南老家修养的退休兵部尚书吕维祺在崇祯七年写给朝廷的奏折李可以看出当时明朝北方人民困苦情况:
“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曰不苦輓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草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兼以流寇之所焚杀,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矿徒之煽乱,而且有防河之警扰,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补禄……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 ”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绝对没有能力安置那些投降的农民起义者,而这些起义者基本上是“流寇”,一路烧杀抢掠,裹挟民众以壮声势,且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李自成、张献忠多次诈降,养精蓄锐一段时间后再反。明朝多次对“贼军”剿而不死,就是因为这种诈降。
因此,洪承畴“杀降”一可以震慑其他人,二实在也是出于无奈。如果明==有能力赈济饥民,洪承畴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也许我们看来洪承畴或许残忍,但是在当时以及结合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不得不说,洪承畴的做法至少可以保证一段时间的安定。
而做为洪承畴上司的三边总督杨鹤却没有这样的眼光,只知道一味的安抚、招降。果不其然,崇祯四年(1633年),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再起;杨鹤因此被罢官入狱。
此时洪承畴继任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改杨鹤的“边剿边抚(诱降)”为“全力清剿”、“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农民军。崇祯五年(1632年)春天,一股农民军由于顶不住官军的压力,向庆阳突围。洪承畴亲赴庆阳,指挥会战。双方在西澳激战数十次,农民军损失惨重,首领杜三、杨老柴被斩杀。此战一扫多年官军之颓气,被朝廷称为“西澳大捷”。如果当时仅仅只是陕西问题,那么洪承畴是可以解决的,可惜在腐败的==以及大面积灾害面前个人的努力是毫无意义的。
崇祯四年(1631年)至六年(1633年),各部义军在洪承畴手上讨不到便宜,只好避重就轻,先后东进,活动中心移至山西。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
崇祯六年(1633年)冬,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24营10余万人突破官军包围,经渑池县突破黄河防线,转进至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郧阳为中心,分部来往穿插于豫楚川陕之间,利用官军分兵守境,互不协同的弱点,进行游击性质的流动作战。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穷于追剿,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洪承畴为改变被动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被迫转入西部山区。
明廷为改变“事权不一、相互观望”被动局面,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围剿”方针。崇祯七年(1634),以陈奇瑜为五省总督,统一指挥陕晋豫川及湖广官军,由四面分进合击,企图一举尽歼各部义军。义军相继转进汉中,围剿落空。
明·崇祯七年(1634年)十二月,明思宗朱由检撤陈奇瑜,洪承畴仍任陕西三边总督,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成为明廷农民起义的主要军事统帅。当其调动官军入陕,重新组织围攻时,当时农民军聚集在陕西的有20余万人,其中以闯王高迎祥,及其部属李自成的力量最为强大。洪承畴命总兵贺人龙、左光先出兵夹击,义军突围东走,转进灵宝、汜水(均在河南)。
崇祯八年(1635年)一月,洪承畴率主力出潼关,在河南信阳大会诸将,准备对起义军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义军于崇祯八年初,分三路分进:一部西返陕西,一部北进山西,一部东入凤阳,焚毁皇陵。洪承畴军三月间至河南时,义军已大部又集中于陕西。洪承畴匆匆回军关内。李自成在宁州、真宁两歼官军,破咸阳,逼西安。高迎祥、张献忠等乘官军被牵制于陕之机,三度进入河南。
明廷认识到在义军流动作战情况下,全面围剿,势难成功,又改用分区负责,重点进攻的方针。崇祯八年(1635) 八月,以卢象升为五省总督,专治中原;洪承畴专治西北,各自负责,相互协同。当年冬及九年春,高迎祥、张献忠在河南连续失败,兵力损失过半,残部再返陕西。此时,李自成在兴平等地亦多次失利。也难怪后来在清朝任职的洪承畴看不起李自成,毕竟洪承畴在与李自成的交锋中未落下风,经常性的把李自成打的落花流水。
明廷为加强陕西攻势,令孙传庭全力进攻汉中的高、张各部,令洪承畴专力进攻陕北的李自成等部。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洪承畴率军在临潼大败农民军,起义军被围困在丛山之中长达3个月。高迎祥率部从陕西汉中突围,遭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在整厔(今陕西周至)被洪承畴俘虏,并将其解京磔死。高迎祥余部走归李自成,起义军推戴李自成为闯王。
此时,清军入边,破昌平等16城,朱由检急调卢象升率军驰援,中原压力减轻。张献忠乘机复起,联合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沿江东进,分散活动于蕲州、霍山一带。
崇祯十年(1637年),朱由检再命熊文灿为五省总理,增派禁军1200人,组织新的围剿。李自成进军四川,一度破城l0余座,并攻克甘肃的宁州、羌州,入七盘关,但在十一年(1638年)返陕时,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亦为左良玉军击败,负伤退谷城。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先后降明或就抚。李自成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
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月,陕西最后一股“贼军”——李自成部在流窜途中,被洪承畴令总兵马科、左光先领兵截击。李自成回师转东,洪承畴又令曹变蛟潼关设伏邀击,李自成大败,仅余18骑走入陕南商洛山中,农民起义陷入低潮。
洪承畴治军有方,农民起义连连胜利,俘杀高迎祥,又多次打败李自成,统治阶级内部颂声大起,称洪承畴的军队为“洪军”。在取得一定战果之后,洪承畴向崇祯皇帝上书请求留饷银20万两,一部份作军费,一部份赈济贫民。
事实上洪承畴也知道光剿不抚是没有办法解决农民起义的,而面对当时北方民不聊生的惨状,洪承畴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洪承畴是政治人物并不是杀人魔王那种心理变态者。只要稍微了解明朝末年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在洪承畴之前只有袁崇焕敢上书崇祯皇帝,要求崇祯给钱。而袁崇焕后来的下场,使得后来效仿者必须具备相当的勇气才行。很明显洪承畴具备这些。
接下来,就是明清决定性的会战“松山之战”了。这一战,也是洪承畴军事生涯李最惨痛的一次失败,而最令洪承畴以及后来者郁闷的是,这本来是一场不该失败的战争啊。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军两路南下,陷真定、广平、顺德、大名(均在河北)等地,高阳失守,大学士孙承宗殉职,卢象升在巨鹿阵亡,京师戒严。两面受敌的明朝,不得不从西线把主帅洪承畴调来,与孙传庭率军入卫。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以后,清政权机构曰臻完善,国力军力都有很大增长。但是它的地盘,仍限山海关以东。而且在这个有限的地盘中,还有几个明军困守的据点,比如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山海关等等,这些据点是清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了统一东北并把势力扩展到内地,必须拔除这些据点。为此,皇太极下决心要攻克山海关和锦州,打通去往关内的交通要道,为灭亡明朝、夺取北京创造条件。1938年秋,皇太极领兵攻占义州,以此为基地,展开对锦州的围攻战。
明·崇祯帝也极力加强对山海关和锦州的防守。 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1639年)初,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领陕西兵东来,与山海关马科、宁远吴三桂两镇合兵。锦州有松山、杏山、塔山三城,相为犄角。
崇祯十三年(1640年)冬,清军攻锦州及宁远,洪承畴派兵出援,败于塔山、杏山。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为挽救辽东危局,明廷遣洪承畴率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等所谓八总兵兵马,领精锐十三万、马四万来援,集结宁远,与清兵会战。
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皇太极发大兵围攻锦州,采取长期围困方针,势在必克。清兵逼城列营围困,明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对明朝来说,这些据点所形成的一条防线,是拱卫大门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
洪承畴是一位富有实战经验的统帅,他所率领的明军,是分别由八个边镇临时调集起来的。兵虽是精兵,但明末的将帅是骄横出了名的,临阵能否服从洪承畴的统一号令,这是洪承畴难以充分发挥指挥才能的最大障碍。因此,洪承畴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勿轻浪战。洪承畴控制了松山至锦州的制高点,以凌历攻势重挫清军,锦州局势开始好转。
但明廷政治极端腐败,崇祯皇帝又性多疑忌,用人不专,片面听信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促战意见,同时又密敕刻期进兵。陈新甲还派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骐作监军,到前线督促洪承畴速战速决。张若骐虽是五品小官,但职权很大,使洪承畴以守为战把清军拖疲拖跨的作战方略无法实施,迫不得已,即进师松山。想必洪承畴彻底了解唐朝时哥舒翰的那种痛苦了,那种明知道前面是火坑也不得不跳的心酸以及无奈恐怕是现在的我们所不能了解的。而不听崇祯号令的袁崇焕的下场恐怕也在提醒洪承畴,违背皇帝命令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