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一个宽松的市场空间，变革中的生产关系需要新的市场拉动，而海外贸易是一个最适合最有潜力的市场空间。希克斯说：“最容易发展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东西（即社会价值）的是对外贸易。但如果对外贸易要赢得这种重要地位，他所提供的机会必须大于国内的机会。”26对于孤悬于大陆之外的台湾，海外贸易提供的市场机会必然大于内地贸易。积极的海外贸易极有可能使中国的台湾地区，甚至是东南沿海地区如当时的地中海，大西洋沿岸城市一样发展成为地区性市场经济。而“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趋于内向化，失去了参与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发轫阶段的有利机会。”27

在清代前期的196年中，只有顺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二十二（1683年）实行了比较严格的海禁，康熙五十六（1717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实行了部分地区海禁，总计不过39年，其余157年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的。即使在禁海期间，也没有完全断绝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因此，不能笼统的说清代前期的海外贸易是实行了一条闭关锁国政策，它实行的是开海设关，严格管理贸易的政策，海外贸易额比宋明两朝是有发展的。28这是因为民间私商却有悖于政府的政策羁绊，从宁波、上海、福州、厦门、广州等港口出海，航至亚洲、欧洲、美洲、澳洲、非洲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向这些国家出口生丝、丝织品、砂糖、瓷器、铁器、漆器、茶叶、药材等商品，和进口白银、铜、香料、食物等实现了以中国出口商品为主导的贸易全球化。29《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书中统计，到18世纪中叶，中国每年出海贸易的商船达到90至110艘。至1830年，增至220多艘，且船吨位不小，每艘可载60至80人和大量货物。所以贸易商品量值亦相当大，到1830年，外国商人因购买中国商品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400到500万两。这时的台湾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大陆与台湾之间直接贸易也使得大陆许多货物通过台湾出口，因为早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还没有实现与大陆直接贸易之前，就与台湾有了广泛的联系。

虽然在清政府的眼中，各国或者各集团是为了掠夺台湾的财富并进一步进攻大陆颠覆政权。这也是明末清初多个海上贸易集团窃据台湾的原因，他们看中了这块良好的贸易地区，可以以此为根据地进行各种活动。但也不乏有真正想与台湾等各地进行贸易，发展经济者。所以，大陆通过台湾与外国贸易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这使得台湾成为中外经济交流的中间站，台湾也就从中获得了发展的许多便利。台湾的商贾也因“通外洋诸国”而“财用不匮”。海上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国计民生都有莫大的裨益。封建政府从中征收了一笔巨大的海关税银。据《大清会典事例》所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海关每年的正额税银和赢余银计达一百二十三万余两。其实清政府也明白，不实行禁海，对于朝廷和人民都是有好处的。只是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实行的“防台而治台”的政策，一方面怕台湾快速的发展后成为各种反叛势力的据点；另一方面也怕台湾与外国在交往中惹祸上身，危及到清政府的统治。他们认为严重的国际形势和各种内患都能通过禁海这种固定的政策来应付，把一切都固定下来，至于自己政策的控制之下。台湾的发展不以清政府的意志为转移，经济发展的势力最终战胜一切阻力。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经济成熟的各个要素在台湾已经基本具备，台湾经济的发展在此时有了一次质的飞跃。

五  统一局面与两岸的互动关系


清朝统一台湾后，内地和台湾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经济依存关系更加紧密。以粮食贸易为例，当台湾缺少米谷时，即由内地送去，“今岁（乾隆六年即1742年）夏间，台湾地方因米价昂贵，曾借拨潮州仓谷六万石，运台接济。”30当台湾缺粮，粮价上涨时，就由内地运去粮食，以补不足。当台湾米多价贱，内地缺粮时，又由台湾运粮到内地。当时闽浙总督杨建璋曾建议：“台湾米多，患谷贱防农；漳、泉产少，患谷贵病民。”这样禁运下去（雍正十年即1723年一度实行禁运），只能对国积居奇的奸商有利，助长了投机偷漏的行为。因此他要求开“米禁”，准许去台湾卖米，但应有一定的限制。“专准横洋的船每船带米二百石，谷倍之。定口出入。”得到了皇帝的同意，“得旨：此所谓因地制宜也，如所议行。”可见内地和台湾之间粮食的交易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仅是简单的物质交换，对推动当时政府政策的改进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大陆沿海和台湾逐渐建立了官运粮食的制度和设立官仓的措施，保证两地兵米眷米、兵谷眷谷的调剂。

由于福建地狭人稠，山地丘陵几乎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80%以上，平原面积不足 20%，素有 “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土地十分贫瘠，粮食常常无法自给，尤其是漳州、泉州等闽南地区，缺粮情况非常严重。每逢灾歉之时，福建就人心惶惶，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各地由于粮食危机衍生的社会动乱层出不穷，贫民结伙抢掠富人和米铺的事件屡见不鲜。不少人为生活所迫，甚至入为寇，出海为盗，严重危害了福建的社会秩序。清代福建官员最为头疼的事情，莫过于筹措粮食。雍正时期任闽浙总督的高其倬就深有体会地说： “米谷一节，最为福建第一紧要之事。”乾隆时期任福建巡抚的周学健也慨叹道： “闽省第一要务，无如筹画民食仓储一事”。而清初台湾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农业相当发达，号称 “海外一大粮仓”。米谷一直是台湾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常年有上百万石的米谷源源不断地接济福建沿海各地，其数量甚至超过本地的粮食产销量。闽浙总督高其倬就称，漳、泉等地的民食，是“四分出于本地，六分资于台湾。”足见漳、泉等地对台湾稻米的倚赖程度之深。台湾米谷源源不绝地供给，大大缓解了闽南地区的粮食紧缺的困境，对调节米价、稳定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若台粟三五日不至，而漳、泉米价即行腾贵”， “台米一至价必渐落”民以食为天，温饱问题向来是维持社陆会安定的根本保证。台湾米谷的接济，对于缓解福建粮食紧缺、减少社会动乱、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福建官员都对台米的积极作用赞不绝口，认为福建 “终以台米为接济根本”。就连乾隆帝也大加赞赏， “历来闽省所恃者，乃台米也”。我们可以从相关的表中看出，每年官办的台米内运的规模，下面是道光七年（1827年）的数据。

          鹿耳门应运兵眷米谷表  （单位：石  米△ 谷▲）

运出之地
收用之地
兵米兵谷
眷米眷谷

嘉    义

台    湾

台    湾

凤    山

凤    山

凤    山

凤    山

凤    山
厦防厅仓

龙溪县仓

龙溪（同安、平和）

福州府仓

南澳厅仓

漳浦县仓

海澄县仓

漳浦、诏安
▲24，154

▲2，370

△1，500

▲3，638

▲5，914

▲983
▲1，920

▲3，806

▲3，476

      鹿港应运兵眷米谷表 （单位：石  米△ 谷▲）

运出之地
收用之地
兵米兵谷
眷米眷谷

嘉    义

彰    化

彰    化

彰    化

彰    化
福    州

福    州

莆    田

晋    江

南    安
▲5，500  △5，500

▲875  △875
▲3，727

▲5，414

▲465

八里岔应运兵眷米谷表 （单位：石  米△ 谷▲）

运出之地
收用之地
兵米兵谷
眷米眷谷

彰    化

彰    化

彰    化

彰    化

彰    化

彰    化
闽    县

罗    源

福    安

侯    官

连    五

长    乐
▲1，040

▲2，205

▲2，073

▲2，381
▲5，500

▲460

▲456

▲648

（此三表的数据引自：连横著《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85—386页）

当时闽浙总督高其倬都认为：“民人用力耕田，因为自身食用，亦图卖米换钱”，如果禁运，“既不便于台湾，又不便于漳泉”，“究漳泉之势，不得不买；台湾之民，亦势不得不卖。”这样下去对内地和台湾都是有害而无利的。如容许买卖，“漳泉二俯之民，有所资籍，不苦乏食。”“台湾之民，既不苦米积无用，又得卖售之益，则垦田益多。”这样对内地、台湾都有利而无害，可互为补充，调剂需要。

粮食的产量和土地开垦的数量的增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时，台湾耕地面积为18.453甲,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耕地面积为28.582甲,增垦田数为10.129甲。31我们从微税额的增加中，亦可窥知一二。据说台湾旧额正供只有谷九二一二石，雍正十三年（1735年）时，新垦田园增加税额为谷八零零七五石。这从侧面上反映了粮食销往大陆广阔的市场又反过来促进了台湾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另外，台湾米谷大量运销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缓解了当地的粮食危机。那些在大陆无立锥之地的百姓也从中领悟到：与其在大陆被动接济台湾米粮的救济，不如主动前往地广人稀的台湾从事生产谋生。诚如当时福建官员讲的，“一到台地，上之可以致富，下之可以温饱，一切农工商贾以及百艺之末，计工授直，比内地率皆倍蓰”。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为开发台湾提供了一支庞大的生力军。台湾米粮的主要销售地——福建的漳、泉、厦等地民众成为开发台湾的主力军，许多台湾开发史上著名的人物如施世榜、王世杰、吴沙、林成祖等都是福建人，他们对开发台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内地来讲，只有在统一台湾后，才能把禁海迁界时抛荒的土地及沿海的鱼盐之利重新恢复起来。这些地区“俱有田可耕，而渔盐之利尤大。”并可“商市”、给牛种兴农业，为国家抚恤了流亡，创造了生产的环境，保持了社会的稳定，“而收获脱自然之利”。显然可见，形成统一大业后，对东南地区经济的繁荣，也提供了有利条件。

六  开埠后台湾经济的新变化


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一条第十一款中规定，开放台湾（台南）为通商口岸，在补充的《天津条约》内又说明淡水为通商口岸。由此台湾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开港后，台湾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英美德等国的商业资本流入，分别于南北各港开设洋行，台湾成了糖、樟脑、茶等的输出市场，并作为鸦片的贸易地，买办的妈振馆背后有汇丰银行作其后盾。清末台湾已置于英美资本的控制之下，在1868年的“樟脑战争”中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获得了许多在台经营的特权。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支配下的进出口，以1865年为基准，1880年台湾的出口已达8倍，1893年已达10倍，但进口依然停滞不前。总之，从出口额看清末台湾的贸易已经有空前的发展，盛极一时。

洋务派的改革举措则是台湾经济文化变化的内在因素。洋务运动开始于咸丰十年（1860年），止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分成三期。台湾因孤悬海上，素为清廷所忽视，故第一期的洋务运动并未包括在内，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琅侨引起牡丹社事件后，朝廷派钦差大臣沈葆桢来台办理交涉及善后事宜，并兼理各国通商事务，台湾才算进入洋务运动时期，与内地相比较已晚了15年。沈葆桢莅台后，重新规划台湾的行政体系；取消对后山的禁令，促成台湾东部的开发；降低台煤的出口税，引进新式机器开采煤矿；……凡此种种,皆为致富图强的第一步。台湾孤悬海上，为沿海各省之屏障，时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兼督船政，光绪二年（1875年）到过台湾，对台湾的洋务措施，注重于海防的加强与经济的发展。在丁日昌看来，二者密切相关，相互为用。此外，他尚有一层意思，即大陆各处创办的新式事业，常易遭受守旧者的反对，希望在台试行，产生成效之后，能取信于人，再进而推广到他处。故对在台湾举办洋务事业抱有极大的热情与希望，台湾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内地各种新式事业的实验地。刘铭传任台湾首任巡抚，在其六年（1885—1891）任内及其早期到台设防法国时期，积极改筑炮台、巩固海防、架电线、铺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兴办新式企业、设立学堂、提倡新教育、着力垦殖、整理财政。这些建设与发展都是在当时的大陆上所未曾见到的，创造了许多国内的第一。

在外贸和内在的双重因素作用下，台湾在洋务运动中后来者居上，很快发展起来，到甲午战争前夕已成为全国较具近代化基础的地区。

在这些新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倾向，那就是台湾社会内地化的加强，也就是台湾的发展不是超脱于大陆，而是进一步的与大陆融合，更深层次的与大陆联系。而这种变化之所以能在此时期完成，就外在的因素而言，实在是由于外力入侵的威胁，迫使清政府为保有台湾领土，不得不积极的加以经营，使之与我国的本部各省凝结成为一个整体，产生强大的凝聚力量。就我国整体而论，“因外力的冲击而产生的近代化作用有两种情形，一是本部各省的社会与文化逐渐变迁，吸取西人之长，来适应新的时势环境。一是边疆地区透过内地化作用，与我国的本部各省凝聚成一个整体，产生对我国本土文化强大的向心力。”32在统一局面下的台湾顺应了这种变化。所以台湾与大陆的紧密度也就进一步加深，发展的空间环境与市场也就越大。

结语


综上所述，郑氏集团占据台湾与清朝隔海相抗，以及清朝为防御郑氏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严重阻碍台湾经济的发展。台湾的统一，不仅使海峡两岸政治上归与一统，且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和平安定这一有利条件。清政府也因此取消了那些为防御郑氏而导致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禁条，这一切都促使台湾社会经济迅速地发展。台湾从统一之初的初步融入中国传统经济圈中，到百多年以后融入到世界贸易的体系中，发展速度前所未有。1683---1895年是台湾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阶段，实现了从原始经济到传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注释：

1、恩格斯：《起源》第161页，转引自施联朱，许良国编《台湾民族历史与文化》162页； 2、《清史稿》卷二六一《黄梧传》； 3、《伪郑逸事》郁永河，第20页； 4、《清鉴》上册，第238页，转引自连横《台湾通史》上册第276 页； 5、陈碧笙著《台湾地方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 6、周凯《厦门志》卷6； 7、“姚启圣题为舆图既广请立洪远规模事本”见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编《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 300----301 页，福建人民出版 1983 年版； 8、《圣祖仁皇帝实录》三，卷二百七十，《清实录》第六册，第 650 页，中华书局影印本； 9、《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116，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第五册，第 212页； 10、林仁川著《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361页； 11、《台湾省经济地理》李家泉主编，新华出版社，1891年，第28页； 12、余文仪：《台湾府志》卷14，《番社风俗》； 13、连横：《台湾通史》卷3，《经营纪》，第41页； 14、连横：《台湾通史》卷31，《列传》3，第547页； 15、连横：《台湾通史》卷3，《经营纪》第48 页； 16、周文顺著《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2期； 17、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五《商务志》； 18、黄叔五儆：《赤嵌笔谈》《沿海使槎录》卷二； 19、余文仪：《台湾府志》卷16，《番俗通考》； 20、同1 第397 页； 21、《台湾通史》卷八，《田赋志》； 22、陈碧笙著，《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23、黄叔儆《台海使槎录》卷三； 24、《明清史料》已编第十本《福建巡抚刘揭帖》乾隆八年； 25、《清统一台湾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刘经发，文史杂志，1990年第5期； 26、「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7页； 27、松浦章著，《清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黄启臣，张德信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2年； 28、樊卫国《论明清经济的内向化倾向》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02年2期157--165 ； 29、董书城著《中国商品经济史》安徽教育出版社，日本朋友书店出版1990年，第287页； 30、《清高宗实录》卷一五六； 31、康熙《重修台湾俯志》卷五<赋役土田>； 32、李国祁《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文化讲座专集之119，1978年版，第39----40页

参考文献：

1、《台湾通史》，连横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台湾地方史》，陈碧笙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3、《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林仁川著，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4、《台湾省经济地理》，李家泉主编，新华出版社1891年版； 5、《台湾大事纪要》，周托、魏大业编著，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
6、《中国商品经济史》，董书城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7、《台港清史研究文摘》，王戎笙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8、《台湾外志》，江日昇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9、《台湾政治风云》，张星久、吴怀连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10、《台湾秘史》，郑剑著，团结出版社1998年；


11、《台湾今昔》，田钰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12、《台湾祸福》，倪健中等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


13、《台湾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时事出版社1988年；


14、《台湾研究集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出版，1982年—1983年；


15、《台湾经验与大陆经济改革》易纲、许小年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


16、《台陆关系通史》，周文顺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 17、《中国移民史》，葛剑雄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18、《清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松浦章著，日本朋友书店出版社 黄启臣、张德信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 19、《清史稿》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