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而富饶的宝岛台湾，是祖国的一颗明珠。台湾的土地，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人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千百年来，内地迁台的汉人和台湾人民共同开发了台湾的土地，发展了生产，建设了台湾。内地和台湾在经济、文化上广泛交流、紧密合作，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清朝统一台湾后，和平统一的局面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便利的条件。两岸交流使得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潮。

一  统一前台湾的发展状况


宋元以来，大陆进入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时的台湾，尚处在原始社会。统一前台湾社会发展已展示出鲜明的大陆倾向，台湾经济已开始从狩猎时代进入农耕时代。

台湾南部地区为热带，亚热带草原，北部是草深林茂的丘陵和平原相间的地区。这样的生态环境适宜野生动物的繁殖，因此畜产资源较为丰富，其中特别是鹿科动物为最多。这种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使台湾的土著居民很早就以狩猎业为重要的生产部门。当地人们不仅以此为食物的来源，关键是他们把鹿皮、鹿角这些非食品性产品用于对外交换，致使狩猎经济的发展很早就与对外交换密切相关，而且最终发展为简单的商品经济生产部门。对于土著人来说其打鹿业和对外交换的黄金时代，是在荷兰入侵之前的民间贸易时期。土著人在其中获得了交换来的大量铁制工具，从开始的打猎用工具到后来的农业生产工具，极大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最主要的是打鹿业的衰落，农业的兴起。一方面是鹿数量的急剧减少，另一方面是利用铁制工具进行农业生产的各种好处逐渐被人们认识到。所以到了郑氏统治时期，农业已是土著人的主要经济部门和主要的食物来源，狩猎经济开始退居次要地位。

随着这种转变，台湾的经济发展也就进入了传统经济阶段。在这里，传统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从大陆移民的人所具有的各种生产方式、生产技术、以及经济组织形式。1662年郑成功驱荷复台后，台湾的汉族人成倍的增长。三万郑氏屯垦军和其他大陆来的汉族农民分布于西海岸大部分地区，大大扩大了与当地人之间的接触范围，使越来越多的土著人受到了汉族先进农业的直接影响，从而加速了台湾经济形态的转变。

恩格斯指出经常进行交换的条件：一是“产品出现剩余”，一是“两个并列的不同的生产阶段”。①而在郑氏集团与清廷对抗的情况下，丧失了这两个条件，曾经是郑成功部下的一员大将黄悟就说过：“成功全靠内地接济，木棉、丝绵、油麻、铁钉、柴米、……”。②可见台湾在郑氏的统治之下不仅没有剩余，而且不能自给，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多依靠内地。因此其不构成交换的第一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与台湾的交流，不是经济自由发展所需的交流，而是人为的作用，最终不符合经济规律。再者,大陆与台湾也并不是处于并列的不同生产阶段。大量的汉人移民台湾，使台湾明显的带有移民社会的特点，必定使台湾的经济形态与大陆趋于一致，从前面打鹿业的衰落，农业的崛起已经看出台湾经济和大陆传统经济趋同。所以交换的第二个条件也不成立，两岸几乎处于同一个生产阶段。在这种局面下，台湾的发展纯属于大陆先进农业对其冲击后的被动反映，其发展是有限的，要重新找到经济发展的交换条件，必须打破两岸的对立局面。

郑氏集团与清王朝分庭抗礼，使海上贸易断绝，于国于民都是一个重大损失，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也受到很大的制约。郑军以一个处于刚刚开发阶段的台湾来支撑长久的战争，本来就不可能，何况当时的台湾经济还极大的依赖着大陆。郑氏人为的割断与大陆交往的纽带，也就是断送了自己前程。清统治者认为郑氏之所以能凭借几个岛屿长期与清廷抗争，“实凭沿海居民交通接济，今将山东、江、浙、闽、广海滨居民尽迁于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企图使“海上食尽，鸟兽散矣。”③清朝被迫实行的禁海迁界政策，在统一台湾中，确实起到了预想中的部分效果。但更深层次的反映了，这种破坏贸易，阻断交流的做法能使台湾的经济陷于瘫痪。郑军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没有了大陆的经济来源，台湾又没有充足的发展，经济不独立，也就不能维持其政权。当然大陆人民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同时也为清后来的不时的限制贸易政策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认为外来的压力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只要用这种消极的抵制政策，隔绝与外面的交往就会安然无恙，就会保住政权。但最终的结果是走到了世界的后列，失去了发展的有利时机。割裂的局面使大陆和台湾都不能正常的发展，两岸只能在对峙中共同衰弱。

二 清政府的台湾政策


1、统治机构的建立及演变。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军攻取了台湾，清攻取台湾是为了消灭郑氏反清势力，达到这一目的后，是否还要将台湾作为清朝的永久保留之地呢？围绕这一问题，在朝廷中又引起了争论。很多大臣认为，台湾孤悬海外，保留并无益处，只要以澎湖为门户就可以了。作为一个几千年的大陆性的国家，在开始对待大陆以外的岛屿时，提出如此的问题也是不足为怪的，历代的王朝都是以中原领土为核心，大陆政权的安然是最关键的，至于其它，眼光就不够开阔。所以在当时西方国家纷纷走向世界的浪潮中，逐渐的落伍了。在此关键时刻，施琅力排众议，单独上书陈述台湾弃留的利弊：“台湾一岛，北通吴会，南接粤峤，实东与数省之屏蔽。且其地野沃土腴、物产利溥；耕桑并盛，鱼盐充足；硫磺水藤、悟蕉鹰皮。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今既入版图，一旦弃之，必仍为荷兰所得，海疆浸将多事。”④康熙帝准奏，于1684年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并设台湾、诸罗、凤山三县。从这时候开始，清朝在台湾的统治确立了。随着时势的变化，清政府后来也多次对台湾的统治机构进行改造，如1787年为了加强海防，清政府改分巡台湾道为分巡台湾兵备道。1885年把台湾单独划为一个省份，是清政府充分认识到了台湾重要的地位，1888年，重划全台行政区，设三府一州三厅十一县，加强了对台湾地方的管理。这些变化表明了清政府从消极经营到积极经营政策的演变过程。

2、贸易政策的演变。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接受有识之士的建议，决定开海贸易，随后设置闽、江、浙、粤四海关。从此结束了禁海闭关的局面，一种比较正常的中外经济交往的关系与秩序建立了。

随着两岸的通商贸易，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已完全融为一体，两岸互通余缺，在共同的经济圈中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清代前期，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粮食极缺，特别是福建，每年的粮食都仰给台湾和内陆。虽然朝廷多次对东南沿海的贸易进行管制，但对台湾粮食的回销大陆并没有禁止过，政府已经认识到台湾在东南沿海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雍正十年（1723年）一度实行粮食禁运政策，“于是漳，泉之民仰使台米者，大形困苦。”因而遭到了抵制和反对，迅速废除了这一政策。

后来因为台湾经济迅速发展，两岸贸易交往日益频繁，不得不于乾隆四十九年开放鹿港与泉州蚶江间对口通航。于五十七年（1792年）继续开放八里岔（淡水河口）与泉州蚶江及福州五虎门对口通航。⑤显然清朝廷在对待对外贸易和对台贸易的政策上是不同的，作为大陆市场的一部分，大陆与台湾的贸易是内部的贸易，加强贸易，放松政策对两地物资流通是有好处的，而且在补充东南沿海的军饷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可见清政府在对贸易政策上并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完全的禁止。而且还通过规定保障台米内销，道光七年（1827年）又议定“不计梁头之丈尺，亦不论船之名目，厦船无论大小，配谷一百五十石，蚶船大号配谷一百石，小号八十石，五虎门船与厦船一律配给，厦门横洋大船照旧配给一百八十石，糖船照旧配给三百六十石，若载运班兵，照常减配米谷。”⑥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到，沿海地区依赖台米的程度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台湾在短短的一百年中生产由自给不足而转化为大量节余，说明台湾发展远迅猛于东南沿海。这与当时禁海迁界对东南沿海生产的破坏有关，并使大量的技术工人流落内陆或是冒险偷渡台湾，所以在恢复发展阶段，依赖于刚发展起来的台湾。清政府的贸易政策也不得不随着发展而不断变化。

3、统一的海防体系。清朝统一台湾后，当时的有识之士对台湾与大陆海防一体、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已经有深刻认识。福建总督姚启圣指出：如果弃金厦而不守，置台湾而不问，则“五省之界不能还，六省之海不能开”；“况台湾户口十数万，岁出钱粮似乎足资一镇一县之用，亦不必多费国帑，此天之所以为皇上广舆图而大一统也，似未敢轻言弃置也。”⑦蓝鼎元亦云，“台湾一府屹立海外，高山百重，平原千里，舟楫四通八达，外则东洋、南洋、西洋诸番，片航可渡。内则闽、广、江、浙、山东、辽阳，不啻同室而居，无间或之隔。实为国家东南沿海封疆之要地，非寻常岛屿比也。”“台湾一去，则泉、漳先为糜烂而闽、浙、江、广四省俱各寝食不宁。山东、辽阳皆有边患。”因此，他们都认为守住台湾才能永绝海滨之祸患。

康熙帝认同了姚启圣等封疆大吏的意见，认识到海防建设必须立足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曾谕曰：“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⑧在中果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王朝对台湾海防如此重视。当时海防设置的特点有：

    其一，体制上闽台一体设防。行政方面设台湾府，隶属福建；军事方面设立台湾镇，为福建水师五镇之一，归福州将军、闽浙总督与福建水师提督节制。

其二，兵制上是镇、营、汛、塘四级制，总兵官具有独立处理事务的权力。台湾镇设防于海岛，故台湾总兵官为驻军最高长官，尤显重要。

其三，针对防备殖民者入侵的作战特点，并考虑到海防与陆防、战与守结合的需要，当局加强了台湾海防设施的建设。在此不一一赘述。

当局对台湾海防重视之程度，在台湾驻兵之多、设防之周密，均史无前例。派重兵驻守台湾海口要地，并大量添置水师战船、构筑炮台。从客观效果上看，自清初完成统一到鸦片战争前的一个多世纪中，台湾海防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时人曾评论说：台湾“为东南沿海数十郡外藩，日本、荷兰无敢窥视者，台湾之功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屡次进犯台湾，在坚固的台湾海防面前均不能得逞。这说明，清初当政者在统一台湾后，即致力于台湾海防建设、确保金瓯无缺，是颇具战略眼光的。上述措施必然引发出十分棘手的海防经费、粮饷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清廷出台了一些重大举措。

其一，通过开海贸易、发展经济来解决海防经费问题。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清帝谕曰：“前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份转输协济之劳。”⑨

其二，通过移民垦荒和屯垦解决闽台沿海驻军的粮饷问题。这一方面解决了军费问题，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台湾土地的开发和农业的快速发展。

其三，清廷还意识到社会安定有助于巩固海防。康熙帝对台湾居民实行轻徭薄赋的宽松政策，鼓励发展生产，规定台湾新垦田园改照福建同安下沙之例，比旧额减轻约三分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统一海防的建设，不仅起到了安定边疆的作用，也进一步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对缓解东南沿海人口的压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安定社会等起到了多重作用。

              三  统一局面对台湾发展的影响

从1684年到18世纪末百年多的时间，清朝经济处于上升时期。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大陆与台湾之间交往也处于高峰时期，对台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大量的移民给台湾带来丰富的人力资源。清政府统一台湾时，汉族人口最多不过二十万人（一说是十万人），到了嘉庆十六年（1811年）编查户口时，以增至二十四万一千二百二十七户，二百零三千八百六十一人，一百余年间增长十倍。10在当时清政府官渡移民中，也不能有多少人带眷入台。这说明入台的移民绝大多数是男人，因此自然增殖率是不高的。我们也可以从当时台湾男女比率严重失调的现状推测，台湾人不符合正常社会发展中的人口构成，而带有外来人口的典型特征。从另一方面考虑，这中构成也为台湾发展提供了大量短时可用劳动力，对经济发展颇有助益。这是因为工作人口增加，各种负担减少，教育程度提高等，都有利于经济发展。台湾经济在土地面积有限，自然资源缺乏的条件下，经济发展能有如此快的速度，与人力资源的充足有极大关系。11而这些充足的人力资源大部分是来自大陆的移民，相对与台湾的原住民而言，素质较高，而且没有家眷就没有多少负担。在这段时间，大陆移民台湾的阶段已经逐步从侯鸟式的迁移（春耕时去秋收后回）发展到单向的定居移民，为台湾后来基本人口结构奠定了雏形。

清初移民高潮的出现，是由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就经济方面说，闽南、粤东沿海，“田少山多，人稠地狭”。在封建剥削严重、兼并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历代都有许多失掉土地或得不到土地耕种的人民冒着万死一生、远涉重洋的危险，到西方殖民者支配下的东南亚出卖劳动力。现在，台湾已经处于一个统一的政权统治之下，距离既近，荒地极多，一到那里，就不愁找不到土地耕种。而况气候常暖，雨水充足，土壤肥沃，“一岁所获，数倍中土”。而租赋的负担反较内地为轻。经过二三十年的开拓垦殖，初期所出现过的那种“人到既病，病即死”的情况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所有这些，都对大陆沿海劳动人民有极大的吸引力。

就政治方面说，封建制度影响台湾才不过几十年，当地地主阶级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与劳动人民的分化还不十分明显，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统治亦未完全确立。清政府在台设治未久，机构不全，吏员未足，统治势力所及，仅限于台湾俯（今台南市）周围一带，与以郑氏残余势力为代表的当地地主阶级的矛盾尚相当尖锐。台湾又是一个山高、路险、林密、天高皇帝远的地区，大陆移民一登彼岸，就有一个广阔的天地可以自由的驰骋，任意翱翔。即使有人触犯了刑网，得罪势豪，不能在郡县立足，还可以逃匿深山，深山无法藏身，还可以避入“素来不服王化”的“番地”。

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台湾收入清代版图未久，就有数以万计的劳动大军，成群结队，纷至沓来，涌入台湾，不论清政府怎样使用严刑峻法，加紧稽查缉捕，都无法阻挡这一移民的狂潮。

2.台湾广大的土地得到开发。汉族移民和原来的高山族渐渐的融入到了一起，在两族人民共同的辛勤劳动下，把台湾岛从南部到北部，东部地区等高山族聚居区都逐渐的开发出来。如大杰颠社（今凤山县竟），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起，“台诸民人招订州属县民恳治，字后来渐众”。12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泉州人陈赖章来台贸易，开垦大佳腊(大加蚋)“番社”地区（即今台北盆地），至1875年改为台北府，以初具都市的规模。13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岸里社土目阿穆清垦猫雾悚之野，是为开辟台中之始。14乾隆初彰化人张振万募佃凿圳，引水灌田，开垦岸里，阿里史等社，凡千余甲，岁入谷数万石。161796年，“漳浦人吴沙入垦蛤仔难，至者日多。”15道光八年（1828年）“陈集成公司始垦大蝌嵌之地”。由于垦荒的需要，汉族劳动人民很自然的把原来一套生产工具、技术、经验和方法带到台湾各族地区，在那里进行生产劳动。这便利于各族人民实地考察学习，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只有在和平的政治环境中，两族人民才可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进一步丰富了彼此的经济生活。

3.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两岸的贸易交往也日益兴盛。台湾的生活必需品来自大陆，台湾最有力的产品销往大陆。这就是自宋、元以来，台陆贸易关系长期发展所造成的一个客观结果。这种社会分工，一方面，使台湾社会经济对祖国大陆产生了明显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也使台湾社会经济扬长避短，集中发挥其自然优势提供了条件。使其尚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的时候，便开始弥漫着一派商品化生产的气息。近现代以来，台湾商业经济之所以能飞速发展，与这一古老的传统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16

东嘉朱先生在《台湾经济史研究》中认为：康熙年间台湾同大陆的贸易，主要是台湾商船单向的驶向大陆。真正由大陆商船来台湾贸易，则是雍正年间前后的事。这说明了台湾的发展促进了台湾主动与大陆进行贸易，与大陆进行交换的条件也又一次成熟。与大陆行成的贸易格局在这时也已经演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商务特盛，贸易之船充积港内”，货商往来很多。贸易范围很广，“北至津沽，南达岑峤”都与台湾发生交易关系。由于贸易的频繁，富商很多，号称百万富翁的有数十人。主持贸易的商人有三郊之称，即南郊苏万利，北郊李胜兴和糖郊金永顺，“各拥巨子资，以操胜算”。17这时由内地去台湾的商船。运去了大量的商货。“海船多漳，泉商家贸易，于漳则载丝线、漳纱、剪绒、纸料、烟布、草席、砖瓦、小杉料、鼎绉、雨伞、柑柚、青果、桔饼、柿饼，景德镇则载瓷器、纸张，兴化则载杉板、砖瓦，福州则载大小杉料、干、香菰，建宁则载茶。（从台湾）回来载米、麦菽豆、黑白糖粉、番薯、鹿肉，售于厦门诸海口。”18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各地商品都有其特色，商人往来贩运，都有不同商货。商业贸易的兴旺，把内地和台湾连结的更为紧密，使全国统一有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台湾已经深深的植根于整个中国经济圈中。

4.交流中形成的共同文化圈。台湾自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就像其它的周边民族一样，生活中无不体现中原文化的特点。统一以后汉族文化在高山族中进一步传播，文化交流更加丰富。清政府在原有“社学”的基础上，在许多新开发的地区设立学校，延请汉人教育高山族儿童。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凤山、诸罗县和淡水厅等地共设四十所“社学”。这些社学的兴办为传播汉族封建文化，对于改革高山族的文化落后面貌，提高高山族的文化生活水平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各社番众，衣衫半如汉制，略晓汉语，肆业番童……，诵诗读书，习课艺，应有司岁科试，锓锓乎礼教之乡矣。”19不难看出，高山族人民学习了汉族先进的封建文化，在精神面貌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居住在平地的高山族，由于长期和汉族交错杂居，接触频繁，在经济文化上相互关系十分密切，一般都会说汉语和使用汉文。住在偏僻山区的，都说本民族的语言。在高山族语言中，也借入不少汉语词汇（闽南，客家等方言），更加丰富了高山族的语言。20两族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彼此的了解，对于消除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障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只有互相了解对方的生活方式，才可以进一步融合，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共同发展。

四  台湾传统经济的成熟


传统经济的成熟，指的是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包括生产的增长、交换和消费的发达、分配关系的成熟等。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百多年的开发，台湾的经济在乾隆年间已十分繁荣，它能向大陆和海外输出大量的米和糖，以及靛青、麻、花生等农产品。同时，在人口的增长开始形成对土地的压力时，农业生产也进入精耕细作的阶段，产量进一步提高，乾隆嘉庆年间是台湾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农业生产增长的同时，传统经济分配形式也在台湾固定下来。像大陆一样的小农经济，地主租佃形式等，在台湾广泛的存在。当时台湾单位面积产量很高，上田每甲收谷百石，中田七十石，下田四十石（每甲约为十一亩多）。21折合成亩数，每亩产量上田为九石多，中田为六石多，下田为三石。在当时生产条件下，能有这样高的产量，表明这时台湾的劳动生产率是较高的。台湾人口不多，“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自食所余，大部用于输出。

在封建经济高度繁荣中，全岛各地出现了许多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大地主。当时著名的大地主，有新竹的王世杰，漳化的施世榜、杨志申，台中的吴洛、张振万、林成祖，淡水的胡焯猷，台北的林平侯等人。他们都是以募众垦殖和兴修水利起家，拥田千余甲至数千甲，岁收租谷万余石，数万石，最多有至十余万石的。有些地主拥有壮丁千余人，而且出资自备武器，构筑堡寨，雄视一方。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新生地主数量之多，占地之广，积资之多，在我国封建经济史上也是罕见的，反映了封建经济在台湾的飞跃发展。22

在台湾的经济作物生产中，制糖业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台湾出口仅次于粮食的物品，制糖业的充分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生产的高度发展，只有有了充足的的粮食生产，才可能转到经济作物的生产上。这也与台湾的地理气候因素有很大关系。制糖的手工厂称为糖部，“部中人工，糖师二人，火工二人，车工二人，牛婆二人，剥蔗七人，采蔗尾一人，看牛一人，工价逐月六七十金。”23上述资料虽为十八世纪初年所记，但这一种糖部的生产关系，在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下，早于十七世纪时代即已开始发展起来。这很明显的看出台湾的糖部已是多数工人在一个人的任命下，生产同种商品。所以那里佣工和主人的关系，已不是什么封建的，宗法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渐为一种单纯金钱关系所替代。如果说它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是能体现出的。在另一则乾隆时代的资料，说明台湾糖部的雇佣关系：“台湾俗例，要在糖部当佣工的，先给雇主十两作定，随后仍陆续还明。”24值得注意的是，佣工要先给雇主十两银子作定金才有被雇用的资格，这难道是不自由的农民所能办得到的吗？并且把这种关系在台湾说成是俗例，则可知其由来已久，而不是乾隆时代才有的现象。为什么台湾制糖业回出现这种生产形态呢？我认为，这正是十七世纪时代海上贸易对于生产的一种推动作用，至于其发展形态不够成熟，那完全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所造成的，新生事物总是受着长期发展的封建经济的束缚，同时新生事物的出现也反映了封建传统经济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少是和祖国大陆的漳州泉州一样了，在《陈清端公文集》第一册卷一中，有一篇《天下问语》，记录了陈并滨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任台湾知县和康熙的对话，内容反映了台湾社会经济情况：人口增多，生产发展，商业繁荣，和祖国大陆漳泉一样。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