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世界新闻报

编者按

　　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的日子。带着对他的深切怀念，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老外交官，他们都曾给周总理做过翻译。就让我们跟随着他们的动情叙述，去感动、去怀念……

　　我见总理最后一面

    “伊朗的阿什拉公主对周总理非常敬仰，所以她提出一定要去看周总理。 那次是最后一次见总理，当时他脚肿，穿了一双很大很大的特制布鞋……”——华黎明

    “过去，周总理签字是很快的，但是这一次签字，他费了很大劲，可以说是一点一点写出来的。他的手一直抖，‘周恩来’三个字花了很大劲和毅力才写出来。”——程瑞声

    资料图片：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怀着对真理的渴望，搭乘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轮启程，赴欧洲勤工俭学。这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周恩来。

　　最后一次签约

　　总理的手一直在抖

　　施燕华(前驻卢森堡大使)：

　　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他去世以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中。1975年7月1日，中国同泰国建交，同泰国的建交公报是由周总理和泰国总理两个人亲自签的。那时候总理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双方就在北海对面的305医院里会见的。

　　我们进去后看到，总理因为脚肿，已经不能穿皮鞋了，他穿的是布鞋。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作人员，总觉得总理好象身体平常挺好，没想到总理病成了这样。但是，在接见外宾的时候，他还是打起精神来，就像健康人一样，讲话的思路非常清楚。谈完之后，他就跟泰国的总理一起签了建交公报，然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拍完照之后，他们又握手告别，泰国的外宾以及我们中方的几个领导都一一跟他握手。

　　当时，我们翻译站在后面，我觉得自己是小同志，不敢上去跟他握手。而且我觉得总理很累了，想让他能快点休息，所以我就往外走。这时候，总理突然把我叫住了，他可能记不得我的名字了，他就说：“哎，你怎么走了？”我就转身回来，走到总理身边，总理握着我的手说：“你回来了。”我非常吃惊！因为1971年的时候我作为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被派到联合国。没想到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居然还记得我被派出去这件事。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在文革期间，我曾负责中国和马来西亚、菲律宾还有泰国的外交事务。1975年7月1日中国和泰国建交，当时泰国总理是克立·巴莫。而周总理这时已经病得很重了，根本没法出院。本来当时的代总理邓小平是可以签约的，但是克立·巴莫提出来要和周总理签约，那就只能到医院去。后来是到305医院签的字。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周总理。过去，周总理签字是很快的，但是这一次签字，他费了很大劲，可以说是一点一点写出来的。他的手一直抖，“周恩来”三个字花了很大劲和毅力才写出来。这也是他签的最后一份公报。

    资料图片：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最后一次演讲

　　总理的脸庞异常削瘦

　　江康(外交部前礼宾司司长)：

　　最不平常、最使我激动的是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出席这种大型招待会，当时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招待会的礼宾工作。之前，我们知道总理已经生病了，都盼望着总理能够康复，来主持这个招待会。

　　当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同志们克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当时总理的脸庞已异常削瘦了。如果按一般的惯例，周总理要发表一个国庆致辞，由于总理的身体比较虚弱，大家就请求他不要讲了，但是周总理还是坚持要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主义强国。总理的讲话多次被听众的掌声打断，他讲完后，大厅里又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时大家都期盼着他能早日康复，但是很遗憾，这次讲话成了他最后一次讲话了。

　　还有一个最令人悲伤的场面，就是1976年1月9日，向总理的遗体告别。那是个星期天，我正在家里的时候，突然礼宾司的一个同事通知我，马上到北京医院去，向总理的遗体告别。当时正式的遗体告别仪式还没开始，就是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医护人员、警卫人员等向总理遗体告别。我看到总理的遗体仰卧在鲜花丛中，脑子里想起总理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和过去跟随总理工作的一些情景，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眼泪不禁流了出来。

　　蔡方柏(前驻法国大使)：

　　总理忍着病痛冒雨陪同蓬皮杜

　　1973年，周总理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接待了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这是中法关系史上法国总统第一次访华，也是当时西方国家大国元首第一次访华。在这种情况下，总理尽管身患癌症，还是坚持亲自主持接待工作，以非常顽强的毅力支撑病体去机场接，接回来之后是宴会和会谈，之后又全程陪同蓬皮杜到大同、杭州和上海参观。

　　当时，总理病得很厉害，碰巧蓬皮杜也患了癌症。那天宴会结束后，晚上坐火车到大同去参观云冈石窟。总理说：“我还是第一次来参观云冈石窟，平常我都没有时间来，这还得感谢蓬皮杜总统选了这个地方参观，所以我才有机会来。”随后，周总理和蓬皮杜又从大同乘飞机到杭州，去看西湖。参观过程中，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是总理关心群众，非常愿意接触群众。当时蓬皮杜在看风景，而总理被好多群众围住了。大家围着他提了好多问题，总理都一一回答，总理还问大家“生活情况怎么样”、“你们单位的生产怎么样”等，感到很亲切。

　　最后是到上海参观。当蓬皮杜要离开上海、乘专机回国的时候，到机场的路上就下起大雨来。在机场告别时，蓬皮杜西装革履，冒着大雨不打伞。警卫想给周总理打伞，总理不让。后面不少领导因此也纷纷把伞收起来了，当时是9月份，已经是秋天了。总理在病痛中依然非常注意外交礼节。这一幕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会谈和宴会过程中，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个有病的人，但他实际上是忍受很大痛苦来做这些事情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照

    华黎明(前驻伊朗大使)：

　　总理说：“我去不了伊朗了……”

　　印象最深的、也可以说是令我终生难忘的，就是1975年那次，当时我们知道总理生病住院了，但具体什么病不知道。

　　当时伊朗巴列维国王孪生妹妹阿什拉公主到中国来访问，提出要见周总理。这个要求通过外交部报上去了，但给她的答复是，总理病重住院，不能见，很抱歉。但她强烈要求，说非见不可。她说：“恰恰是因为周总理住院，我一定要去看他，我跟总理是老朋友了。”原来，总理和伊朗的阿什拉公主是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就认识了，阿什拉公主对周总理非常敬仰，所以她提出一定要去看周总理。最后外交部同意了。

　　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见总理，当时因为脚肿，他穿了一双很大很大的特制布鞋，脸色很黄，非常消瘦，跟我们过去见到的总理已经大不一样。尽管如此，总理在医院里还是穿得非常端庄，保持了一个外交家的风度。

　　当时阿什拉公主最大的愿望就是周总理能到伊朗去访问。因为中伊建交前，总理有几次坐专机路过德黑兰，但是因为没有外交关系，没有去访问。当时总理说：“我是不行了，我是去不了了，将来要去的话，只能是我们在座的这些年轻人，要去就是他们去。”我们在座的人听了也很辛酸。我翻译给阿什拉公主听之后，她也非常辛酸，也非常感动。这时我们才知道，周总理的病原来已那么重了。在此之前，总理已经做过好几次手术了。

　　张庭延(前驻韩国大使)：

　　总理在医院里会见朝鲜客人

　　我最后一次见周总理是1974年7月11号，这一天周总理在医院接见了当时朝鲜驻华大使，我去做的翻译。他求见周总理，是为了转达金日成主席的口信，实际上就是看望和慰问周总理。当时周总理已经住院好几个月了，在医院见的客人不多，他的请求周总理同意了。于是我就陪着大使到医院去看望了总理，总理消瘦了许多，人显得很虚弱，但是精神还好。他穿的是灰色的中山装，脚上穿的是布鞋。大使转达了金日成主席对周总理的问候，祝他早日康复；周总理介绍了自己的病情，他虽然虚弱，但是言谈举止还是非常有风度。

    他是中国外交之魂

    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决不能局限于到外交部搞工作，而是搞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结合起来的外交。”

    作为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曾说：“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作为周总理生前的翻译，接受本报采访的老外交官们这样评价：“周总理是将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纯熟结合的成功典范，是我们外交官的偶像。”

　　坚如磐石

　　严厉批评基辛格 中法建交破常规

　　过家鼎(前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

　　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的立场非常坚定，中国外交史上几次重要表态都是他做出的。一次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总理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果然，这句话讲完两个礼拜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入朝参战了。

　　第二次是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不要跟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接着，周总理又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侵占了台湾，应该从台湾海峡撤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台湾从历史上、法律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什么方式来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第三次表态是在中美建交前夕。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实现的。大家可能会以为周总理与他举行会谈一定很友好，其实周总理非常严肃地批评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当时，基辛格是恭恭敬敬地聆听。

　　当然，总理搞外交非常注意方法。他待人总是彬彬有礼，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进行说服。比如1963年底总理到亚非14国访问时，阿尔及利亚比较急躁，也要马上建社会主义。总理就对它说，革命是有阶段性的，你看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也并不是马上就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然后到社会主义的。总理这样的现身说法自然令对方信服。

    周恩来同志在大寨人家里做客

　　张锡昌(前驻法国使馆参赞)：

　　国际社会称周总理是“解决外交难题的能手”，确实是这样。我参加的中法建交谈判就是总理外交艺术的杰出体现。

　　1963年10月，法总统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来谈中法建交，双方一共谈了6次，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国跟台湾的关系。富尔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又强调中法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该提任何先决条件，所以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必须首先跟台湾断交。于是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总理安排法国代表到内蒙、山西参观访问几天，并准备了一个新的方案，即中法在达成“三点默契”(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撤回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基础上先建交，然后法台再断交。这种模式在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法国也就成了唯一一个跟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跟台湾断交的国家。

　　柔如春风

　　三次披上缅甸服 清粥小菜化矛盾

　　胡传忠(前驻英国使馆参赞)：

　　总理的外交手段的确很灵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们访问大寨，并交待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当时，负责的人都不相信，说招待外宾怎么只有一个荤菜呢，于是又给准备了两个，但总的来说吃得还是比较简朴。

　　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了：“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你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从总理三穿缅甸服装上可看出他非常尊重他人。

　　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时恰逢缅甸的泼水节，缅甸总理吴努便要求全体中国人员穿上缅甸民族服装参加泼水节，周总理马上表示同意。第二次是在1961年1月份，周总理率领一个400多人的访问团去缅甸。1月4日是缅甸国庆节，缅甸领导人又提出要周总理穿缅甸民族服装出席国庆活动，周总理又同意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5日，吴努陪周总理参观缅甸的古都曼德勒时，希望周总理还能再穿一次缅甸的服装。为了曼德勒人民，总理又同意了。

　　在这次访问期间，吴努还提出要周总理和他一起为和尚们布施。本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做这些很不便，但是，总理经过考虑还是同意了，这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表明总理非常尊重他国的宗教信仰。

　　杨桂荣(外交部前西欧司司长)：

　　总理在平等待人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不仅对法国这样的大国，对一些小国也是非常尊重。我记得1973年7月刚果(布)总统恩古瓦比来中国访问时，我担任部分翻译工作。总理非常重视这次访问，同恩古瓦比进行了5次会谈，亲自陪他到外地访问，在飞机上、汽车里、饭桌上反复讲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强调中国重视非洲，珍视中非友谊与合作。

　　稳如泰山

　　巧对美记者提问 为礼宾定新规矩

　　梅光(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干部)：

　　谈到周总理的外交技巧，我记得有好几个小故事。解放初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不怀好意的外国记者问周总理：中国现在还有没有娼妓？面对这个挑衅性的提问，周总理沉稳地说：“有，在台湾。”仅仅四个字的回答，既客观又现实，令当时中外记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时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支美国产的派克笔，于是便用讽刺的口吻说：“请问总理阁下，你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生产的钢笔？”周总理风趣地说：“谈起这支笔，话就长了，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战利品，是他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我觉得这礼物也的确很有意义，就收下了。”这位美国记者讨了个没趣，满脸通红，无言以对。

　　还曾有一位美国记者问周总理：“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把脚下走的路叫马路？”周总理机智地回答说：“因为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马路。”这个美国记者接着问道：“我们美国人走的路都是仰着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走路都是低着头？”周总理微微一笑回答说：“有什么奇怪的呢？走下坡路的人总是爱仰起头来，走上坡路的人自然是低下头啦。”